吉特林研究方法

⑴ 批判学派的形成过程

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欧洲，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辩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辩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着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着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着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凯里（G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着有《传播学》）、S.豪（Hall，着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着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着有《关于电视》Sur la 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着有《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 Dijk，着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们的着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⑵ 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着作有不少，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 the Message: News,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 Export of 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 Driven 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⑶ 高分急求跨文化理论的权威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文献综述更好！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读者来者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在因特网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与来自境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戏。如果说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则是“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少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页) 。然而，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着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兰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着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二、 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爱德华•霍尔其人
（一）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着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的生平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着作。

爱德华•霍尔生平和事业主要事件
时间 事件
1914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长大
1933-1937年 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
1936年 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
1938年 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42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
194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
1948-1950年 与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
1950-1955年 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
1959年 《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
1960-1963年 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
1967-1977年 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
1976年 《超越文化》一书发表
1977年 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1977至今 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
1983年 《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
1987年 《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三）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经历和专业背景
前面我们提到，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爱德华•霍尔能够开创跨文化传播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是分不开的。
爱德华•霍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自己所属“文化身份”是来自北欧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发现，他前后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宾文化有过较深的接触。这些经历使得他对各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也为他从事跨文化研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
爱德华•霍尔四岁时，举家搬迁到El Paso（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属于德克萨斯州），家里雇佣了一位来自Juarez（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的保姆，后来他们又搬迁回了圣路易丝。到了这里，保姆和她的两个女儿便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五岁时，霍尔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个幼儿园，后来在法国也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霍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我小时候经常碰到这类事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1933－1937年，霍尔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时候，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我发现他们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这段期间的接触让霍尔知晓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复杂性。” (Hall, 1992, 第76页)
1942-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期间领导了一个非裔美籍士兵组成的军团。他认为自己的领导工作非常具有创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因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们，并且常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们的利益。”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后来，霍尔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四个部分：(1) 文化人类学；(2) 语言学；(3) 动物行为学；(4)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
施拉姆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传播学的建立。他说拉斯韦尔、勒温、拉扎丝菲尔德、霍夫德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来到传播学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他们为传播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便像游牧民族一样离开了这片绿洲，继续其他领域的研究。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来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后，跟其他游牧学者相反，他留下来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来描绘跨文化传播学的建立。二战后，来自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马格丽特•••米德，卢丝•••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贝特森离开各自的研究领域，短暂地涉足这块人类当时很陌生的领域：有关文化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霍尔却留下来了，在这块文化与人类互动的交叉领域安家，并把这块领域叫做 “跨文化传播学”。
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已经让他产生了“跨文化” 这一概念，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教学工作期间，他就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这些思想进行了梳理后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该书已经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 ，“空间会说话” 。霍尔非常重视非言语传播问题，该书花了将近20%的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间便发行了505000册，还被众多着作、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转摘，前后被翻译成6种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在霍尔的努力耕耘下，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了，霍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创立者。
自跨文化传播学创建以后，这门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中还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方面的着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传播学》（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大量的跨文化传播着作和文章来看，霍尔依然在该学科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着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国学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交际）的着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着的《跨文化交流学》，胡文仲着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郭镇之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着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经在我国发行，并被麻争奇等译翻译并命名为《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1995年，我国还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2005年5月举办了第六次会议。可以说，霍尔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拓展的这一领域已经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国不断的影响日益扩大。

⑷ 什么是哥伦比亚学派

学派简介
经典文本，拒绝停滞不前，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哥伦比亚“学派”的经典着作。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建立了所谓的“传播研究”，同时也遭到强烈诟病。芝加哥学派抨击哥伦比亚学派的“心理和实证主义偏见”，谴责其提出的“有限效果论”；法兰克福学派拒绝承认受众的好恶会影响人们对于文化工业的理解；英国文化研究则指出，通过询问受众如何“使用”媒介来界定媒介的功能是无稽之谈。托德·吉特林更是对拉扎斯菲尔德的“主导范式”大加挞伐，认为该范式刻意贬低媒介的说服效果，无异于为媒介及其代理人开脱责任。
学派风格
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哥伦比亚学派并不满足于通过内容来推断效果，而是开创性地建立起一整套考察受众态度与行为的方法论；第二，哥伦比亚学派的大部分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法，自然也就冷落了民族志研究等质化分析法；第三，尽管大部分成果具有学术价值，但有不少项目的确接受了商业赞助；第四，无论他人是否接受，拉扎斯菲尔德的确提出了媒介在影响受众观念、态度和行为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有限度。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不少对哥伦比亚学派口诛笔伐的批评家自己或多或少地转向了“接受”研究。换言之，这些人还是最终继承了拉扎斯菲尔德学派的观点，开始强调受众释码过程的自主性。
哥伦比亚学派的媒介效果地图范围广大，从反对种族仇视广告到电视引入中东地区后产生的效应，几乎包罗万象；其思想与研究亦远远超过“即时效果”的范畴。另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绝不仅止于观察受众“用”媒介做了什么。事实上，从海外移居至美国的批判学者阿多诺、洛文塔尔以及克拉考尔在哥伦比亚均很受欢迎。泰玛·利比斯，在重温赫佐格对于肥皂剧听众的着名研究时即发现了哥伦比亚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西蒙森和韦曼在重读拉扎斯菲尔德与莫顿的经典着述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拉扎斯菲尔德于默顿的文着着重讨论了媒介如何导致受众的“服从”，如何发挥“地位赋予”功能，如何通过营造“虚假的专注”来迫使受众从政治领域全面撤退（亦即媒介的“麻醉负功能”）。
研究领域
哥伦比亚学派从事过的课题种类繁多，从最早的广播研究，到20年后对医生如何采用新的考察。若无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框架，如此大规模的经验调查是绝计无法完成的。在拉扎斯菲尔德的传记作者看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最重要的创新莫过于设计了一整套用于社会调查的实验室系统。早在维也纳时，他即开始了这一项目，后又将其带到美国，并渐次“输出”至欧洲及各地。他领导下的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广泛涉猎各类议题，使后人得以清晰地见证“传播科学研究”与“观念及态度研究”如何在哥伦比亚茁壮成长。

⑸ 批判学派为什么要舍弃大众文化的提法而代之以文化工业这个术语

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欧洲，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辩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辩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着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着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着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凯里（G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⑹ 推荐一些做媒体的书

专家媒体隆重推荐《做新闻》一书“《做新闻》是一部关于新闻媒介研究的开拓性着作，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又有可靠的实证支持，不仅丰富了我们关于大众媒介的知识，而且加深了我们对现代美国文化的理解。”
刘易斯·科塞（Lewis A.Coser），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杰出教授，美国当代着名社会学家，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着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用‘解释社会学’的观点，说明新闻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是新闻专业人员按照日常工作惯例完成的产品……《做新闻》的思想发人深省。”
查尔斯·惠特尼（D.Charles Whitney），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系教授
“《做新闻》对新闻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最为全面的论述。作者用民族方法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了新闻是现实的建构的命题，观点明确、令人信服。”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做新闻》对新闻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富有远见、入木三分的理论分析。作者能够把实地考察跟哲学思考以及理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堪称典范。对新闻研究人员来说，此书的观点富有启迪，不可不读。”
查尔斯·兄·班茨（Charles R.Bantz），印第安纳大学一普渡大学一印第安纳坡利斯分校校长

⑺ 《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传播学派

人类的历史非常悠久，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作为现代人的祖先的类人猿个体，已经大约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上生活了六百多万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并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的文化。但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文化人类学，却只有短短一百年的时间。研究对象的如此古老与研究学科如此年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人们对研究这门新兴学科既充满了诱惑、魅力，也充满了未知和生机。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知道了许多我不曾知道的。对人类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这让自己受益匪浅。文化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化成果。我们人类的进步就是文化创造和发展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每个人在享受着前人的文化成果时，我们却没有心思去思考，什么是文化。这种现实在人类的发展进程的几百万年间，一直是如此。古人不必关心什么是文化，是因为文化对他们来说，那是简单的衣食住行，古人说：食色，性也，便是明证。因此，我们的文化学，直到最近几百年里才蹒跚着走上人类学术的舞台，就是因为当人们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时，我们倒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了。人类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流逝了对自我发现的机会，又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熟，并最终睁开了智慧的眼睛审视自我。
通过学习我也知道了思考文化，思考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事，人与环境，人与历史等的关系。也明白了文化不但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文化而存在。文化决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介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文化之下，人既是世界的主宰，同时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人是环境的动物，正是环境塑造了人类。人类也是在改造着环境。如果说原始的文化是如何去适应环境，那么，今天的文化就是如何去改造自然，并使环境和人类的文化和谐相处，长久共存。
——传统决定着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传统是每一个文化类型存在的精华，没有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将在现实中迷失自我。
——人类是历史演化的产物，几百万年的发展进程，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使我们能够审视自我，寻找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足迹，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过去的存在，我们过去祖先的一句话，既是我们的文化。
——文化就是创造。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能够去创造我们的自己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文化。我们还能把它一一代地传下去，并积累成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历史。人类的发展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发展和创造。没有创造也就没有文化的生命。文化停止了，我们的人类的发展也就丧失了，那么我们就离自己的末日不远了。
这只是我学习的一些浅见，也明白了一点而己。文化人类学是当今人类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是人类学的分支。它关系到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教育等。文化在被创造之后，它不仅为人类服务，同时，由于它所具的独特方式和个性，它的作用也是很不一般的。 传播学批判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形成的传播学研究学派。批判学派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传播制度持批判立场。批判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批判学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国传播研究的缺点，而且能从另一个角度对复杂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但其观点也经常有失偏颇，他们的研究容易走向“头重脚轻”的极端。传播学批判学派-介绍 传播学教程
传播学批判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兴起。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它实际上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又包含了许多派别。这些流派各持一说、自成一派，但它们又一个共同的倾向，都反对美国的经验学派。 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基本特征是：（1）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促销文化”已经极为常见，甚至成为了一种倾向，大众传媒是如何表现和强化“促销文化”的成为重要的课题；（2）传媒以何种方式和手段剥夺了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应当成为研究的焦点；（3）用何种方法和途径来使人们被剥夺的基本价值得以恢复，乃是研究的目的。可见，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无论是在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的方法上都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随着社会传播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上的碰撞与交流，这两大学派在方法论上已经互有借鉴，但是他们在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仍然是水火不容。批判学派从宏观入手，强调用一种整体的眼光把大众传播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尤其重视大众传播制度与整个社会、政治统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的方法多为思辨的、定性的、批判的方法。其社会观也是坚持认为现有社会具有种种弊端，主张以激烈的社会变革来突破现状。他们也经常采纳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批评学派反对只注重微观效果分析的经验学派，认为他们的研究非常肤浅，分析的只是社会的表象而非传播的本质。批判学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国传播研究的缺点，而且能从另一个角度对复杂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但其观点也经常有失偏颇，他们的研究容易走向“头重脚轻”的极端。而他们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也不同于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美国批判学派 麦克卢汉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着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Ｃ.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Ｂ.罗森伯格（Rosenberg）、Ｄ.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20世纪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Ｊ.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Ｈ.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着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着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Ｈ.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Ｊ.凯里（Carey）、Ｔ.吉特林（Gitlin）、Ｍ.里尔（Real）、Ｌ.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 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20世纪40年代Ｌ.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传播学批判学派-欧洲批判学派 狱中书简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Ｒ.威廉斯（Williams，着有《传播学》）、Ｓ.豪（Hall，着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Ｎ.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Ｊ.哈贝马斯（Habermas，着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Ｍ.福柯（Foucault）、Ｐ.布尔迪厄（Bourdieu，着有《关于电视》Sur la Television）、Ｒ.巴尔特（Barthes，着有《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Ｔ.凡迪克（van Dijk，着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们的着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理论来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１，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２，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 in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３，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４，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福柯
代表人物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着名：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英国文化学家Ｓ.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代理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 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网络全书式的理论大家，着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传播学批判学派-区别 传播学史
美国传统学派
①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传播制度 ②为大众传播媒介充分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功能服务 ③实用性、经验性明显。
欧洲批判学派
①从哲学、社会学质化分析角度探讨传播与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②利用对现有的传播状况的研究改变既有事实社会变化。 研究焦点美国传统学派
欧洲批判学派
①关心为谁传播之类问题 ②传播体制的研究，传播者和传播与社会结构各要素的关系（宏观） ③落脚点在传播意义上。
研究方法美国传统学派
主要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强调定量分析，注重实证经验微观。
欧洲批判学派
主要采用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方法，强调定性分析，不排斥定量分析、注重思辩、理论宏观、全面。社会观美国传统学派
资本主义是多元社会、只要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即可消除社会矛盾，认为媒体可以帮助改进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制度。
欧洲批判学派
传播制度本身并不合理，大众传媒本质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对大多数人实现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必须批判。传播学批判学派-评价 哈贝马斯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着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着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