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传播研究方法

1. 杨青青的戏曲纹样转媒体课题的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上海戏剧学院杨青青教授的相关戏曲纹样转媒体课题的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结合、信息研究与模拟研究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分析结合、理论研究与案例实践结合。

2. 河南九旬爷爷带00后孙女唱戏走红，老爷子在用怎样的形式传播戏曲文化

在一期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拿着一把手掌大小的芭蕉扇上台了，就在大家以为他要表演什么魔术时，一段流利的贯口和手里千变万化的小小扇子惊艳了现场观众，连坐在嘉宾席的谢霆锋也忍不住为其打起了节奏……只见男子将手里小小的芭蕉扇一把翻过来变成了一个彩色的纸翻花，在他单手的快速翻动下，再配上嘴里一口流利的贯口，手里的纸翻花灵巧的变换不一样的造型，栩栩如生，不断花中变花，物中变物，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3. 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戏曲

这可以从中国戏曲的发展中了解。

先秦时期(胚胎期)

它可以追溯到古代用来娱乐神灵的原始歌舞。正是这些歌舞表演造就了一批技艺高超的民间艺术家，并朝着歌剧的方向前进。从春秋战国到汉代，歌舞娱神在中逐渐演变。从汉魏到中，的唐，出现了以比赛为主的“摔跤”、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军戏”和以歌舞“踏浪摇娘”演奏的生活故事。这些都是崭露头角的戏剧。

现代(创新时期)

在五四运动前夕，梅兰芳表演了《浣纱记》 《邓粗姑》和其他新的时装表演，宣传民主思想。周信芳和程砚秋也创作了许多作品。另一方面，在粤剧改革的旗帜下名列前茅，主演着名作品《一缕麻》。他率先在中民族歌剧《中》中形成了集编、导、舞、声、美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机制。“这是中戏曲艺术中第一次启动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机制

4. 如何振兴中国的传统戏剧

衰落原因：

一、艺术创作上的问题

1.艺术家的技艺水平与艺术功底减弱，引发连锁反应。
不得不承认，戏曲和曲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声名最高的几位，和当年的万儿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从前看梅兰芳的万人空巷场面，现在大概只有陈奕迅和周杰伦能达到了。于是在当代商品社会，受到商业价值不足的影响，戏曲艺人经济收入严重降低。除了全国性的一些尚还能上得了电视参加的了戏曲颁奖的曲种，很多戏曲演员可是属于一边演出一边务农维持生计的，那这种练习和演出时间就会不同程度减少，所谓“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两日不练老师知道，三不练观众就能看出来”，技艺不精就是衰落的开始；
而且，很多民间艺术家由于思想文化水平和艺术创造力的局限性，导致无法形成标志性个人艺术风格、无法更好的使自己所表演的这门戏曲具备高记忆度的魅力展现，那这对于本来可能就没有太多戏曲欣赏知识的观众，形成一种“各种曲艺都差不多”的笼统印象。当今这么注重符号价值的社会，没特色绝对不行；活儿不好没人请着去演出，经济收入就微薄，导致艺术家的改行和传承人数的骤减。到现在，我研究的那八百年历史的大鼓艺术，传承人就3个了。

2.艺术传播方式太传统。戏曲和曲艺艺术“口传心授”的传统模式，与当代传媒社会传播方式现代化有矛盾，戏曲传承人在当代传播趋势大环境中自身推广方式方法也不足。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跟着传承人学习了大半年时间，可以说根本没有规范化与系统化的教授，而是只传授基本的艺术入门技巧，之后便让我这个弟子自己练习。比如从唱腔上看，表面上一板一眼非常简单和规律，但实际唱时，每句的开口处和腔的煞笔处都有不同的处理，即使有谱子也没办法完全套用，更何况一些处理更加灵活的部分，是没有准确曲谱可言的。所以想要按照乐谱自学拍子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必须得靠师傅口传身授，然后自己心领神会、细细揣摩。
而且还存在一种情况，叫做“丑不丑，一家手”，通常还得是一家人教一家人，因为潜移默化学习的时间也长，我这种机动的、零碎时间的学习，效果完全打折扣；
艺术家本身传播上也有问题，虽然其在网上传了视频、传了录音、传了文字、留了联系方式，但这些只是粗放式零散式的推广，而且其仅在个人空间发布的不够规范的研究成果，也无法令更多的专业人士与爱好者对这门艺术产生更多的关注兴趣与深入研究。
在商业开发方面，依然是进行个人零散的最传统和初级的下乡演出模式，而且是与其它众多艺术的杂烩性质演出，并未成立独立的机构或与商业性质的曲艺社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进行商业演出。

二、戏曲作品本身的问题

1.不得不说，相较于流行歌曲，戏曲本身所具备的难度、完善性与文雅性特征，都是具有演出创作难度的。那些个唱念做打和戏曲的程式化，真的是得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可是随着艺术家的减少，旧作品的“隐身”和新作品内涵不足导致经典作品匮乏。
即使黄金时代催生了极具个性魅力的艺术家，但无好作品傍身，再“真风采、大雅才”的艺术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随着一代风华正茂的艺术家谢幕，这一艺术是否也因缺乏经典作品而随之香消玉殒。
好作品是沉淀过的，而在这个娱乐时代，一些打着创新旗帜、使原本的戏曲本体丧失的新作品，导致艺术风格变味甚至走上歧途。

三、艺术欣赏的问题

1.信息化时代变迁造成受众集体人格与审美趣味、习惯的变化。公共空间的压缩导致受众集体人格的变化，过去人们爱在街头巷尾、戏园子里一大群人聚着看戏，不过现在人们好像更喜欢在家看电视。即使大家喜欢去影院看电影，不过那种播放的频率可不是艺术家现场演出所能及的；
当前物质、精神生活的丰富导致受众审美趣味与习惯变化。过去人们的娱乐方式少，没事的时候就爱听歌戏，在艺术形式选择多元化的今天，企图修改某种形式来涵盖一切观众面的设想肯定是不现实的。
而且，如今的年轻受众对于快节奏的艺术表演形式更为崇尚和喜爱，所以叙事缓慢的一些传统戏曲根本不受待见，现在连抒情歌曲的市场都不如电子乐大呢。比如我研究的那个，其中有个着名的花腔“论讲一回”，从前为其独具特色的花腔，使得整个唱腔显得悠扬婉转而节奏缓慢，而如今看来，四个字却可以拖唱出一分钟，一杯茶的功夫都出去了它依然在拖腔，心急的人听不出那韵味。

四、外部环境的问题

1.中华传统节日、时令节气与庙会集会意识的淡薄，导致戏曲演出土壤减少。中国群众自古看重节日的喜庆气氛，所以在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重要节日之时，唱大戏可是必不可少的助兴节目，各种戏曲形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下群众广叫好，有些甚至还要把戏班子请到自己家族来单演。可现在呢，购物，聚餐，去KTV唱歌，去温泉泡汤，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哪个选择不比看戏来的容易和洋气？

2.保护机制不健全。先是戏曲艺术保护的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和艺术科研“三足鼎立”稳定模式尚未形成，我们艺术学院在大学开设这么多年，戏曲专业几家有？再说政府这里，一直说保护而且也拨了款，可力度不到位啊。政府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艺术资源，可它的把控性却太强，比如一些资料的组织撰写，可经费批了却不给出版，出版了只在文化馆放那么几本做做样子，没能起到保护和推广的作用。有些政府积极申报自己地域内曲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申请上了便束之高阁，各种戏曲机构建立和开展活动不到位，同时政府对其没能进行大力的推广和扶植，也没能形成集合效应。

如何振兴：

1.政府保护和媒体宣传。政府多出政策倾斜，拨款和款项运用到位；媒体的播出和宣传力度可以适当增大，比如综合频道可以增开戏曲类节目，戏曲频道继续优化。而且借着现在国家推崇传统文化的东风，适度的进行推广。

2.高校与社会。高校可以在高雅艺术引进校园方面，来几场戏曲经典作品的演出，其实省剧团的水平演出就完全可以了，现场看戏的那种美感真的是非常感染人；社会上，有条件的城市，每周末的文化公益演出都可以安排戏曲的场次，免费领票，地方政府和商业赞助给文化买单，平时演唱会也那么多赠票，这种文化事业建设的事为什么不做。而且，艺术家你也要放下身段，适应现在社会的表现方式。

3.自身的创新。大家现在都明白，得青年人者得天下。所以戏曲你自身也得改革。比如说戏曲频道推出的戏曲改良娱乐节目《叮咯咙咚呛》。这档中韩明星跨界体验界真人秀节目并非“跑男”类节目的移植或嫁接，亦非其他真人秀节目的“借尸还魂”，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韩流不期而遇之后的首次碰撞和“亲密接触”。借中国传统戏曲打造如此格逼、艺术且个有人气的节目，《叮咯咙咚呛》的确是个史无前例的创举。节目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整体风格，抑或主题呈现上，都不乏原创性和前瞻性；再比如天津台的那档《国色天香》，也是传统和流行的跨界表现。

5. 陈瘦竹戏剧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1940年10月，陈瘦竹应余上沅之邀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始从事戏剧研究，“偶然性的支配”成了其人生转折的“重大关键”①，而后戏剧研究成为其毕生事业，由此他也成为了戏剧研究领域的大家。陈瘦竹在戏剧理论、戏剧美学、外国戏剧史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研究、戏剧批评、戏剧翻译、戏剧创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从学术角度看，其对中国戏剧学研究方法所作的贡献相当重要。

一、泛读群书与专题考辨

陈瘦竹在戏剧理论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陈瘦竹之所以会对西方戏剧理论产生兴趣，实乃一偶然之机缘。陈瘦竹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后，校长余上沅希望其翻译英国亚拉岱斯·尼科尔(Allardyce Nicoll)的《戏剧理论》(The Theory of Drama)，且已和重庆商务印书馆谈妥出版。而此书便是把陈瘦竹引入戏剧理论研究殿堂的入场券。陈瘦竹认为“这是一部权威的戏剧理论专着”、也是“最有系统的戏剧理论着作”②。在翻译过程中，他参阅了尼科尔依据的克拉克(Barrett H. Clark)编译的《欧洲戏剧理论文选》(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通过以书找书之法，阅读范围亦一圈圈往外扩大，加之其正在教授专业课“剧本选读”，便又有意补阅了大量欧洲名剧。

在阅读群书基础上，陈瘦竹发现了西方不同戏剧理论派别对戏剧本体理解的差异性，在辨析差异性及分析其产生的缘由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其对于“戏剧性”(The Dramatic)来龙去脉之研究。其先有《戏剧定律》一文，分析何为“戏剧”？何为“戏剧性”？“戏剧性”何以成为戏剧最为本质的要素？何为布雨纳丹(Ferdinand Bruneti è re)之“戏剧性”？而布雨纳丹又是如何融亚里士多德、马修士、黑格尔之见解成一家之言？在此文中，陈瘦竹初步得出布雨纳丹理论要义所在，即“意志之动作，不仅为戏剧的基本要素，且各类戏剧的优劣，亦由此而定。”③然西方理论家对“戏剧性”的探讨并不止于布雨纳丹的“意志冲突说”，于是其又有《戏剧基于人生关键说》一文来探讨威廉·亚彻的“危机说”，威廉·亚彻否认冲突为全部戏剧作品所共有特征，且反对布雨雷丹的“意志冲突说”，认为“戏剧的本质在于人生中的重大关键”④。陈瘦竹一步步往后追，便又形成《戏剧普遍律》一文，他在文中着重分析了亨利·亚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如何批判威廉·亚彻(William Archer)的理论，怎样地调和布雨纳丹的“冲突说”及亚彻的“关键说”而得出“戏剧普遍律”，即剧本乃“悬疑与关键的连续，或冲突迫近与冲突剧烈的连续，这种连续，在一前后关联的组织从头至尾所包含的许多加速上升的顶点之中，向前进行”⑤。而后陈瘦竹认为“无论亚彻所谓'危机’或尼科尔所谓'震惊’，都不过是冲突所产生的某种局势和情绪，这种观点不能取代布雷纳丹'无冲突就无戏剧’的学说。”⑥且正是在梳理清楚“戏剧性”理论后，陈瘦竹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戏剧观，即戏剧是“演员在舞台上演给观众看的人生中冲突的故事”，且戏剧无冲突就不能成戏，因为戏剧的本质在于“戏剧性”。“戏剧性”是用来区别戏剧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名词，其为“构成戏剧动作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可以演出来给人看的东西”⑦。而这种戏剧观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一生对于戏剧的看法与理解。

显然，陈瘦竹的“戏剧性”研究，为其建构戏剧理论大厦打下了坚实的桩子，于是其在点的基础上开始展开面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一文便梳清了西方戏剧理论发展脉络，从希腊戏剧理论、罗马戏剧理论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理论，再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戏剧理论、浪漫主义戏剧理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戏剧理论，其不仅详细分析每一种戏剧理论产生的前因后果及其主张，且以作品为例详细解剖其重要观点，再加上《象征主义戏剧和现实生活》、《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思潮》、《谈荒诞派的衰落及其在我国的影响》三文，就成了一部较为简略但却丰厚的“西欧戏剧理论发展简史”。

正因为有纵观西欧戏剧理论发展史之气眼，陈瘦竹反过来进行具体问题研究时，便显得游刃有余。《亚里斯多德论悲剧》一文，对亚里士多德做简单的时代背景介绍后，便切入其艺术观——“艺术摹仿自然”的讨论，为解释何为“艺术”、何为“自然”、何为“摹仿”、何为“摹仿自然”等概念时，其引亚氏《气象学》里的“烹饪”说及《诗学》，并参考英国蒲乞尔博士(Samuel Henry Butcher)《亚里斯多德之诗与美术原理》为证说明，又比较其与柏拉图艺术观之不同为佐证；其后，其笔锋一转开始讨论瓦格纳(Richard Wagner)、亚匹世(Adolphe Appia)及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的“戏剧综合论”，而后指出这种观念实出自亚里士多德；然后才正式切题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而关于“悲剧”的概念，其就参考了特威宁(Twining)、勃克莱(Theodore Buckley)、蒲乞尔博士、刘开士(F. L. Lucas)的译文，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能随手拈来西方戏剧理论家如戴尼罗、施平格等对其的解释，因此其文不仅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何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亦变相地梳理了对亚氏悲剧观的研究及其影响。这就是陈瘦竹多读书的优势和因几十年如一日读书甚勤、思考甚切而获得的潜在根基与功力。

二、中西比较之眼光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出，陈瘦竹是以英语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治学工具，而对于这门工具的掌握与熟练运用，促使其发掘出许多重要的新材料。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治学工具又促使其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中西戏剧比较来建构新的理论体系。陈瘦竹着手翻译《戏剧理论》时，发现其书所论主要为英国戏剧，因此曾设想应该联系中国话剧来举例说明，“直到50年代初，这个意念忽又浮现在我脑际，是否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⑧

陈瘦竹的喜剧理论研究便是其设想的实现，比如《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说嘲弄》这两篇讨论喜剧因素的重要论文。《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在解释“幽默”与“机智”概念后，指出虽然“幽默中有机智，但机智并不是幽默”，但在“作品中幽默和机智常相结合”。而后以福斯塔夫(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为例详析戏剧中的幽默形象，而《无事生非》的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便是机智的典型。其后，陈瘦竹又告诉我们中国戏曲中，同样也有着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从元曲的《救风尘》、《望江亭》，明传奇的《狮吼记》，到现代戏曲如川剧《评雪辨踪》，再到话剧《一只马蜂》、《西望长安》等作品中亦存在。然而“嘲弄”(Irony)和“幽默”、“机智”在喜剧中很难截然分开，自19世纪以来欧洲便有许多有关“嘲弄”的专着，陈瘦竹在介绍其研究概况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戏剧中的“嘲弄”，把“嘲弄”(Irony)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开启了中国喜剧研究的新窗口。

正是在中西戏剧比较之开阔视野下，陈瘦竹开启了中国比较戏剧学的研究。《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是其中的一篇力作。陈瘦竹注意到虽然汤显祖(1550-1616)生活于明代末年，而莎士比亚(1564-1616)生活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然就时代而论，两人为同时代人，巧合的是两人又同年逝世，并且“两人都是诗人和剧作家，他们对于爱情不仅有深刻的理解和热烈的赞美，而且都写过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剧作”。因此他试图对16世纪末年文坛不朽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与《牡丹亭还魂记》(1598)进行比较研究。

“这两部名剧产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彼此并无文学姻缘和相互影响，很难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从两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同之处，还能看出一些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相似的剧作技法。”⑨

真是一语道破其方法，他着力于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处。两者所处的背景相同，且题材都非原创、有来源，此为两者相同之处；两者描写爱情的风格虽不同，一热烈奔放，一细致幽怨，然而两人揭示内心奥秘却殊途同归；又因两人所在国家的戏剧演出方式不同，故而两者戏剧冲突展开的方式、戏剧结构亦不同。

又如曹禺和外国戏剧的关系，一直是曹禺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李健吾早在1935年便指出曹禺的《雷雨》受到欧里庇得斯与拉辛的启发⑩，而曹禺受易卜生的影响亦是学界不讳言的事实，而后刘绍铭的博士论文《曹禺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亦主要讨论了曹禺与契诃夫、奥尼尔的关系。然陈瘦竹的《关于曹禺剧作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凭借其对欧洲近代戏剧的谙熟，把曹禺创作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变化放在了欧洲近代戏剧发展中考察，其不仅看到了巧凑剧(well-made play)对易卜生的影响，亦指出了巧凑剧、易卜生与《雷雨》的关系，这无疑是他的创新之处；而且，在详细地分析契诃夫创造的新形式及其剧作的情节、动作、人物和语言特色之后，再来分析曹禺《日出》与《北京人》，可谓是不证自明之法，我们不仅能清晰见出曹禺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变化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亦能清楚地看到契诃夫对曹禺风格之影响究竟在何处。

再如郭沫若成名虽早，然郭沫若戏剧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相应的关注。而陈瘦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郭沫若在创作历史悲剧中接受了适合其时代要求和与其创作个性相接近的剧作家——歌德与席勒的影响，于是，《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所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一文在娓娓道来歌德、席勒在其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与创作之后，详析了郭沫若的历史观、历史剧观与其剧作之关系，由此郭沫若、歌德、席勒三者之间的关系便自然显明明了。

三、在外国文化系统和文学发展中研究外国戏剧

由于陈瘦竹以英语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工具，通过它能十分便捷地查看英文原始资料，加之1949年后，他在南京大学任教，所讲授的乃为“文学方面各种课程”(11)。因此，在从事戏剧研究时，其亦注意到文学思潮与戏剧思潮之关系，自觉地把戏剧思潮、戏剧现象还原到其时的文学思潮与文学变革之中，把其放置于戏剧整体变革之中。

常人论之梅特林克独创的“静的戏剧”(Static Drama)时，一般是力图解释其理论内涵，指出其是一种专写心灵世界的戏剧而已。然陈瘦竹却把“静的戏剧”放置于整个西方戏剧史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他指出“静的戏剧这个名词，虽由梅特林克初次提出，但是静默(Silence)在戏剧上的妙用，却是古已有之。”(12)他梳理了从埃斯库罗斯到狄德罗对于“静默”的运用，然其紧接着告诉我们这种“静默”与“静默戏剧”有本质区别，并指出近代戏剧的转向是近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根本上排斥外部动作，力图“从人生的表面一直挖掘到心理的灵魂的世界中去”，“探究到真实(The True)方面”，而不满足停留在现实(The Real)上。同时，陈瘦竹亦指出，对于梅特林克戏剧观的理解不应只看到“静的戏剧”这一面，因为梅特林克42岁时曾对其早年主张进行反思，其承认动作依然是舞台上最崇高的法则及最根本的要求。可见，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考虑与分析，陈瘦竹对“静默戏剧”的考察十分深刻而具有洞察力，《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远远超出其时人们对“静的戏剧”研究的水平。而在论及自然主义戏剧时，陈瘦竹则把它与自然主义思想、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联系起来，在分析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主张前，先剖析其自然主义小说理论。而在讨论自然主义戏剧理论时，亦与自然主义前的戏剧变革联系起来，指出自然主义戏剧的最大贡献便在于革新了演出方法，在这点上他又发现自然主义戏剧主张其实是狄德罗理论的引申，如此这般给予自然主义戏剧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又如，在研究雨果《欧那尼》时，陈瘦竹在讨论完何为“法国浪漫运动”之后，再来分析何为雨果的浪漫主义主张——“怪诞”说，随后才再浓彩重墨地全面分析《欧那尼》，从演出到剧作情节、结构……这样他不仅说清楚了奇情剧、莎士比亚、古典主义与其之关系，亦让人明白了何以浪漫主义派能凭借《欧那尼》打败古典主义派(13)。而在研究王尔德的喜剧时，陈瘦竹把王尔德置于英国喜剧发展长流中去，在交代王尔德其人、其怪异行为、其所处年代以及唯美运动始末后，给予研究对象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再来分析王尔德美学思想及戏剧创作，这样陈瘦竹不仅对王尔德作品的把握准确到位，且对其戏剧思想的挖掘入木三分。其对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等的研究，莫不如此，囿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运用”

在1949年前，陈瘦竹无论是做戏剧理论研究，还是外国戏剧研究，其都立足于戏剧本体，从戏剧本身出发，强调“在剧中求剧识”的重要性，《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自然主义戏剧论》、《新浪漫派剧作家罗斯当》、《戏剧批评家莱辛》等都曾是轰动一时的好文章。然而，人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自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对学界、思想界的影响远甚于前，马克思主义方法几乎成了各门学科通行的研究方法。陈瘦竹亦“受到”影响，50年代初，其曾设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由于此言出自陈瘦竹之文《戏剧理论文集·后记》，如果我们不假思索，便会真以为他1949年后便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其主导方法。然本文在综观其全部论文后发现，此言恐怕只是陈瘦竹的“障眼法”而已，他在写于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戏剧》、《左联时期的戏剧》等文中，确实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来讨论一些戏剧现象，这些论文的局部也似乎真的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而从其作于八十年代的论文之细微处亦能看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但尽管如此，陈瘦竹并未从整体上扭转其原来的研究思路与治学方式，这点在老一辈学者中尤属难能可贵。

陈瘦竹翻译《戏剧理论》时，很是欣赏此书，对“其中一些唯心主义观点”亦“赞同”(14)。的确，此书对陈瘦竹影响非同小可，其书大体分为“西欧戏剧理论”、“悲剧”、“喜剧”、“悲喜剧”四块，但前三者是其讨论重点。陈瘦竹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三块，而其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研究，可以视为其新的扩展。且陈瘦竹研究的主要方法亦不外乎是采纳了尼科尔的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对两千多年来戏剧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做了系统与详尽的论述，且即便是对作品进行分析，尼科尔和陈瘦竹也是着眼于艺术上的分析。

据本文统计，收入《陈瘦竹戏剧论集》的文章共97篇，其中写于1942-1948年间的有28篇(15)，1949-1977年间的有23篇，1978-1989年间的有47篇。陈瘦竹在1949年前，基本上是按照尼科尔的思路展开研究与讨论的。因“文革”的关系，其在1966-1977年间被批斗摧残、劳改，性命几难保，写作更不可能，且几十年来所积攒的三十多万字札记亦被毁。从1949-1965年的文章中，确实能看得出来陈瘦竹曾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写于1950年的《剧本创作问题》中已有“人类的历史，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的生活，是从矛盾到统一的发展过程”等字句，而在谈及“冲突”概念时，其也引用了列宁、恩格斯有关“冲突”的解释。而《文学和戏剧》(1961年)一文已认为“任何艺术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论戏剧冲突》(1961年)、《谈戏剧冲突》(1962年)两文所受的影响便更为显明。其实这种影响在八十年代也没有全然泯灭，如写于1988年的《悲剧从何处来——50至80年代英美悲剧观念述评》中便有“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悲剧创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基本上还占统治地位”(16)等字句。

但陈瘦竹在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自觉地运用，而是有意识地添加的，他并没有根据形势之需要而随意改变其戏剧观，其在《论戏剧冲突》中反对“今天的戏剧可以不再需要写冲突”之观念，而提倡“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他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戏剧观点也是为了给其论点以强有力的支撑，他曾耿直地指出当时讨论“社会矛盾和戏剧冲突”的误区。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戏剧——论李健吾同志所谓“经济制约对戏剧的影响”》一文中，陈瘦竹虽承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觉得“经济制约对戏剧的影响”说法并不准确，其认为“研究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不仅要从经济基础出发，而且还应看到各种上层建筑对文艺的影响”，并从戏剧本身的角度指出李健吾的论据——对于希腊戏剧中的歌舞队兴废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其认为歌舞队的逐渐消失是古希腊戏剧性和动作性逐渐加强的结果，与戏剧的盛衰并无必然联系。而前文所述作于1962年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一文，亦为实事求是分析欧洲理论发展经过之力作，并无牵强附会之处。

看陈瘦竹的文章，给人一种感觉，他无论是讨论戏剧理论中的概念，抑或是品评剧作家，还是讨论戏剧发展史问题，不但材料、论据、谱系、观点等清晰明了，而且行文灵活自如，在旁征博引中谈笑自如地解决问题，读到最后便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然其在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辩证法讨论问题时，却给人一种窘迫的感觉，其行文用意格外让人费解，似乎只是为了运用而平添几笔，并未使他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新角度。

因此，现在我们读陈瘦竹八十年代的文章，并无隔阂，我们发现其依然承续了其四十年代的风格与治学方式，如《象征主义戏剧和现实生活》、《悲剧从何处来》、《悲剧往何处去》、《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等，它们依然是立足于戏剧本体研究，依然是采用历史与美学的方法，切切实实地讨论戏剧史、戏剧理论问题。如陈瘦竹与高行健商榷“戏剧观”一事便是旁证。陈瘦竹对荒诞派戏剧是素有研究的，《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思潮》一文便客观地梳理了荒诞派戏剧发展及其理论主张，然而其却不主张其时戏剧界把荒诞派原装搬到中国舞台，因而他非常严肃地指出“因为《车站》的作者学习《等待戈多》，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宝贵的经验”(17)。其后他又在《〈论戏剧观〉读后》一文中陈述其不赞成这种“戏剧观”之原因，其认为虽然可以“借鉴其中某些形式和技法”，但因为“戏剧观念不只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故无论是何种戏剧观，一定要考虑到舞台的因素。陈瘦竹一直坚持他的“戏剧观”，而这种“戏剧观”自四十年代形成后便没有更改过，其认为戏剧的本质在于动作，冲突，而结构再如何创新也不能抛开塑造人物，因为人物永远是结构的中心，而戏剧归结到底还是需要集中冲突的。因此，陈瘦竹与高行健的分歧不是守旧与革新的冲突，亦不是左与右的冲突，而是“戏剧观”不同、对戏剧本质的理解不同，显然此次论争能从侧面证明陈瘦竹对其戏剧观念的坚持。

当然，陈瘦竹也未能全然洗净其所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且陈瘦竹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其价值观确实有所改变。他在四十年代多是分析作品的艺术性，然在八十年代，其亦注意分析剧作家的思想倾向性，“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在文中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又如在研究悲剧时，他忍不住要联系中国实际唱点高调绕上几笔，比如：“当前我国亿万人民正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而斗争，那么悲剧所歌颂的叱咤风云和崇高善良的正面人物形象，将会给我们以巨大精神力量，鼓舞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然而，文末所说的“悲剧人物”形象其实并不符合其文中所讨论的“悲剧人物”内涵，本文以为加上如此恐怕更多是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考虑罢了。

五、戏剧批评的新样式

陈瘦竹曾提出“应用历史的、比较的和艺术的方法研究文学，这样的文学评论就有立体感、透视力和审美性”。所谓“运用历史手法，必然要求将作家同其作品放在当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从相似或相异的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作家所接受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成效得失以及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文学不是抽象的思想材料，而是生动的艺术作品，必须以情动人，使人在美感中接受教育。我们将某一作家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时，除思想外，必须强调艺术分析，细致分析创作过程、结构方式、遣词造句以及语言的色彩和音律，充分揭示其美学特征。”(18)的确，陈瘦竹以“历史观念与美学观念相结合研究中国现代戏剧文学”，提高了“现代戏剧文学研究学科的理论品位”(19)。

那么，陈瘦竹又是如何进入剧本分析的呢？他提出在展开剧本分析之前，首先要学会看剧本，那怎样看呢？陈瘦竹十分赞同英国玛乔丽·包尔顿的剧本为“走动的文学”之观点，即“剧本并不真正是专供阅读的文学作品。真的剧本是立体的，它是在我们眼前走动的和说话的文学”。因戏剧的生命在舞台，陈瘦竹去剧专任教后，便意识到“必须建立演出观点和培养舞台敏感，才能正确分析剧本”(20)。在长期摸索中，陈瘦竹总结出科学的读剧方法：“我的经验是分三步：一、竖过来看；二、拆开来看；三、合起来看。”所谓“竖起来看”，即“看剧本时如同看演出一样”，“尽可能地联系演出情况，要将剧本的语言形象，变为演出中的舞台形象”。而“拆开来看”，即“根据主要剧中人的上下场而将每一幕分成若干场面加以分析”，在这样的细细分析研究中，便可以对于剧本的主题、语言的特色、编剧的技巧及剧作家的风格逐步深入理解。而“合起来看”，就是“将各场各幕中的戏剧冲突贯串起来，将主题思想的各个侧面集中起来”(21)，而其根本目的便在于深刻理解剧中人。

由于独特的研究方法加上科学的剧本阅读法，陈瘦竹在展开戏剧评论时，每每点面兼顾，既能放之于宏观背景之下，又能聚焦于一点上，因此其对剧作的分析，不仅能细致到位，亦常常能挖出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如陈瘦竹在讨论完《郭沫若的历史剧》、《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又把郭沫若置身于世界戏剧发展之中来讨论其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认为其“不仅在我国话剧创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在现代世界剧坛上也大放异彩”(22)。因自易卜生和奥尼尔后，欧洲近代悲剧渐趋衰落，后又走向荒诞派如《等待戈多》等，因此他便认为郭沫若这种崇高阳刚的悲剧，在“悲剧衰亡”论笼罩的世界剧坛，具有着肯定意义的。

以其丰富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加之犀利的笔锋，陈瘦竹所写的戏剧批评已不再是单纯的“戏剧评论”，其不仅纠正了时人惯以评论小说的方法评论戏剧之弊病或品评式的戏剧评论，还建立起了新的戏剧批评模式，把戏剧批评往科学化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比如“他的田汉研究(1958年作，1960年出版)'在田汉研究史上是一个创举。它意味着田汉的话剧研究已经由零星的片断的研究进入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它结束了过去只重单篇鉴赏的局面，开创了综合研究的新路’”(23)。在《田汉的剧作》一文中，陈瘦竹把对田汉剧作的分析与田汉的生平经历结合起来，在勾勒出其剧作发展线条的同时，亦展开细部剖析，把田汉放在其所处年代，把其剧作放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笔锋犀利，既深刻又合情合理，即便今天读来，有些观点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不失其研究价值。而后，《关于田汉剧作评价问题》、《且说〈南归〉》两文则把田汉研究置于世界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开拓了田汉研究者的视野，陈瘦竹首次注意到了外国学者康斯坦丁·董葆中对田汉的研究，其力图改变国内学者对田汉的轻视态度，又极力纠正外国学者对其评价的偏颇之处，可见其对田汉研究的水准提高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又如，其时对丁西林喜剧的研究十分零散，陈瘦竹在1957年写了《丁西林德喜剧》一文，对丁西林喜剧艺术作出了完整而客观的评价与分析。其按年代与题材把丁西林的喜剧分为两个时期，注意到时代影响了其剧作风格，指出后期的剧作因时代环境的变化，时已进入抗战时期，因此它们比初期的喜剧更具有现实性。而后，陈瘦竹进入到对其精湛的语言与结构艺术之分析，尤其指出其结构的巧妙性——“善于将矛盾推到极端，造成似乎难以打开的僵局，然后很巧妙地翻将过来，在抑扬反正之间，产生很强烈的喜剧效果”，而“戏剧的嘲弄”又加强了喜剧效果。然陈瘦竹并不满足于此，其常常保持着对其所关注问题的强劲兴趣。其亦注意到国外学者刘绍铭博士的丁西林研究文章《作为情境喜剧的〈压迫〉：丁西林》，在赞扬刘绍铭细致分析的方法之后，却不赞同他的丁西林受法国巧凑剧影响之观点，指出“戏剧情境是剧中人物在某种环境中所形成的某种矛盾或统一的关系，情境随着人物关系而有变化”，他先详细解剖《压迫》的结构，然后才绕到“巧凑剧”的渊源与流变，指出《压迫》是世态喜剧或机智剧，而非“情境喜剧”或“巧凑剧”。在此文中，陈瘦竹深厚的理论功底及细部剖析能力，无疑为此篇驳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6. 戏曲是以怎样的形式来传递的

在中国5000年的文化里，中国戏曲的方式和形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相当长的封建时期 ，中国戏曲主要是以演出传播和剧本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对戏曲艺术的影响非常大。戏曲集结了音乐、美术、绘画、舞蹈等多种艺术于一体，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表演方式受到了大家的认同，随着时间的发展，戏曲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

如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报纸、杂志，甚至现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戏曲。随着国家的重视，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戏曲的编排，创新戏曲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充实，这也是戏曲的另一种传递方式剧本传播。广播媒体传递信息非常快，戏曲艺术得以不断发展，打破了之前的空间限制，接受更方便，适合不同层次的听众。戏曲也开始走向电视和电影，戏曲不断与现在的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风潮。

7. 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剧序》开宗明义一段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其后的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也不能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而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瓶限。可以说....
我们常说,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淡论什么?》)
(1)文章认为,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其理由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 2 )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折。
[答案要点]
(1)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相提并论的原因是:戏曲作品是通俗文化，经典文学是精英文化，从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角度无法进行比较。例如元曲，经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戏曲创作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
(2)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的方法应该是:突破纯文学研究的狭窄视野,综合衡量,拓宽研究领域，多考虑戏曲本身的特点和时代历史背景。
第一，要综合衡量，不要从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角度进行比较。
第二，要考虑戏曲本身的特点。戏曲经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戏曲创作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要考虑和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如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和演出实践等。
第三，拓宽研究领域。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不能只侧重于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而要关注更多的因素如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
第四，多考虑时代历史背景。要突破原来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文化产业市场化，对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进行切身的认识和体会，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

8. 用跨界思维，来更好促进戏曲传播，什么方法比较有效

戏剧作为古老得民间文明，在此布景下应该积极地走出国门，向全世界人们展现戏剧得魅力，然后扩展我国戏剧在海外得传达力和影响力，协助世界各国人们加强对戏曲得了解。

我国戏剧是我国传统文明中灿烂得珍宝，它既是我国的，也是世界的，包含了多种文明形式。因此，在进行我国戏剧对外传达时，我们需要从多角度出发，清晰传达得主体和传达对象，丰厚传达得途径，进而使我国戏剧真正走出去，建立全新得文明形象，发扬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