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比较

1. 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

主要是研究和认识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集团的行为表现、结构体系、基本特点、政治思潮，并探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当代国际政治已发展为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结构体系，国际政治参与者日益增多，各种矛盾与竞争日益深化，新科技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因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它主要包括：
第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整体上，探索国际关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特别在当代，应对国际多元政治中的国际关系及其种种表现，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认识，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外交实践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国际关系史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与国（包括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而着重的是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第三，国际关系现状研究。它主要是探讨和分析当前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战略格局、重大国际问题的形成与症结、国际形势发展的态势与特点、各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并预测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 国际政治学一般包括这样一些研究领域：
①国际体系。当代国际体系由 190多个主权国家组成。与国内社会不同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凌驾其上的政府，也缺乏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对国际体系的研究,集中于国际政治的结构,即各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分化组合、集团政治、政治均势与格局、权力中心或“极”的形成与演变。
②战争与和平。防止国际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的中心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爆发战争的具体原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途径、国际危机处理、军备控制与裁军、集体安全、核武器的作用、核战略的演变等。有的学者还着重研究各国的对外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
③国家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如国家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外交决策过程、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家力量的综合分析、国力对外交的制约、意识形态和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不同外交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纳入国家对外政策这一研究领域。
④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革命的巨大冲击，国际政治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各国对外政策也越来越受到本国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需求的制约。诸如能源、人口、环境、粮食、禁毒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在国际合作趋势加强的同时，南北矛盾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范围扩大，孕育着新的国际矛盾和冲突，许多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⑤国际关系中的准则和法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原则等都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它们的具体实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则是国际政治学者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⑥国际组织。世界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显着的作用，同主权国家一起构成国际政治的行为体。20世纪80年代后，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乃至有政治影响的跨国公司急剧增加，其功能、结构、决策过程、运行机制、政治作用、发展方向等，都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 1．国际政治系统论。50 年代后期，系统论被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国际政治学家开始运用系统论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研究国际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革。
2．国际政治沟通论。 60 年代以后科学行为主义方法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沟通论源于控制论，强调政治系统与其他诸系统一样，是一个借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利用而实现维持、变化和控制的过程。
3．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原是一种数学的运筹学方法，20 世纪 40 年代被应用到经济学中，用来分析经济和贸易竞争。50 年代以后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常见的国际政治博弈论模型有“小鸡游戏”、“囚犯的困境”等。
4．国际合作机制论。最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出“国际合作机制”概念的是约翰·鲁杰，他把国际合作机制定义为已经被一部分国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期望、规则和规定、计划、组织的能量和财政义务。
5．公共选择范式。公共选择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主要是运用现代的或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新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之一。公共选择范式主要是通过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对政治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6．比较政治经济方法。 主要用来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2. 国际关系研究有哪些方法论

想要谈论此问题必须搞清什么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是指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分析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利益.无论制定什么方案,采取什么行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例如利比压这一事件,涉及到利比压、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家,那么我们看待问题决不能停留在外表现象.西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考虑到中东问题,.这里战略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西方国家的行动不仅考虑这些问题,还有政治纠纷.他们企图通过战争来控制这个国家,使亲西方的政府上台.所以我们看待国际问题必须从这一高度来看待

3. 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博弈论
基础力量模型
国际机制研究方法
比较政治经济学

4.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理解。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往往不尽相同。 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是受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研究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时，必须全面把握制约发展的各种因素。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中，隐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以阶级分析方法看，在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后，国际政治斗争的本质特点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殖民主义是阶级压迫的扩大和延伸，它形成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殖民制度；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是爆发世界大战的根源。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学者提出的依附论。他们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参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结果是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外围”(指发展中国家)受“中心”（指发达国家）的剥削，资源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心”，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陷入难以逆转的依附状态。还有人指出跨国的资产阶级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权，跨国公司在其“整合”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国际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将本人所属民族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相互勾结，并同跨国公司所在国的统治者结成特殊的联盟。从世界范围内看，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对立；在一个国家内部，又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同被剥削人民的矛盾和对抗。 国际系统或体系是比国际结构含义更为广泛的一个传统概念。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系统论，是西方学者在行为主义流行的60年代首先采用的。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影响较大的相互依赖论和一体化理论，是在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分析方法所研究的，可以是由所有主权国家组成的全球系统，可以是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系统，也可以是某一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经营网络系统。全球系统包含若干个地区系统，后者是前者的子系统；某个国家的政治系统是地区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子系统，这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系统又是该国政治系统的子系统。每个层次的系统都有其特征，可能是松散的、严密的、稳定的、不稳定的，但都力图保持某种均衡，针对内外变化进行调整。每个系统都有其边界，使它与活动环境相区别。每个系统又有其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有信息网络和输入、输出。某一系统（如国家政府）的输出（如执行政策造成的后果）都会形成反馈，作为输入重新进入该系统，如此循环往复。
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大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看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其中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变量若发生变化，其他变量或变量组合就会同时变化或接连发生变化。国际系统是由无数个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社会系统组成的。它们之间又有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每个国际事件都必然有两个根源，一个来自参与事件的社会系统，另一个来自有关系统之间的一连串相互作用。同样，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另一方面也是该国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系统的比较方法主要描述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者力图揭示在类似的国际条件下，某种现象的重复发生，告诫人们重视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
80年代后期,国外一些学者热衷于“案例研究”,他们按照一般的调查方法设计出调查提纲，带着同一组问题去考察许多不同的案例,希望通过案例的比较分析,建立一些模式，得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如在国际冲突的研究中，一些历史学家同政治学家合作，分析历史上的若干事例，企图找出哪些因素容易将国际矛盾和危机激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其他形式的比较研究包括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的比较、各国对外政策的比较、决策过程的比较、国际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比较、对外交产生影响的政治文化的比较等。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使国际政治学同比较政治学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实证方法是传统的规范方法的对立面。所谓“规范方法”指的是强调价值判断和道义原则，坚持对历史和现实政治进行主观上的定性分析。实证方法的特点是着重从客观事实中取证，通过数据、公式、图表、模拟等方式显示国际关系的规律性,认为定量分析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但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最常见的定量分析见于对各国综合国力的评估。模拟方法则常用于军事战略的研究。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综合国力的量化研究和战略模拟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定量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同定性方法相结合，这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者的共识。

5.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

尽管现实主义者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都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但它们对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根源的认识又是不同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人性。它认为人性本恶，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受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无法避免的。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更多的是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不同，“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的关系。”“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际体系由于缺乏国家之上的权威而导致互相的不安全、冲突及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依赖。国际体系的性质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不断发生。国家可以通过外交和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缓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
其次，现实主义也可被视为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视为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可能持有上述现实主义的那种哲学悲观主义，但当他们努力阐述有关主权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理论概念时，就往往超越这种悲观主义。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力图建立能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然而这两类现实主义学者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者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他们对国际法、道义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到机制的价值持怀疑主义态度。可见，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认识到，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许多相关理论组成的集合体；而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多样性，结果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了。虽然安全研究中的见解经常受哲学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当代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争论却是围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上的问题而展开的。
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常不一致，但他们在下述有关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核心理念。首先，他们相信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国际政治的研究将集中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较少注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不可能取得国家那样重要的地位。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威视为国际政治中最显着的特征。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必然是行动的准则”，国家必须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竞争是这种无政府体系的必然结果。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但也表现在经济和其它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国家都深切地关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对于他国的相对优势，这种关切引导着国家的行为，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较难达成。第三，现实主义者认定，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权力，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尔兹强调权力不过是实现安全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第四，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统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它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对外政策目标，考虑各种政策方案的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它会仔细权衡可供选择的各项行动成本，并寻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尽管这样做还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选择的足够的信息。以上述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者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的一致认识或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理论。虽然每一现实主义者都接受这些核心假定，但由于他们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了某些不同的解释，形成了现实主义者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异。

6. 博弈论在国际政治方法论的运用

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运用于国际关系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性选择强调的是行为体怎样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以及如何选择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这些利益。例如，在研究国际危机时，人们可以应用博弈论设计各种模型。世纪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通过分析行为体的目标寻求行为来解释其对外政策的任何一种实证方法，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

7. 请问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权力分析方法

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在中国的研究比其他理论流派有优势，一是在时间上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比西方要晚了整整一个甲子，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比之下要同步得多。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流派或学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果按这个时间算起，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诞生于国际关系学科形成后的半个多世纪，而它在中国的引进则几乎是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同步的；二是从研究传统上说，在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彻底分家，政治经济学就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还难以改变，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在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初感到了某种深深的忧虑，深怕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1]而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结合研究是我们的传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是每个学生都知道的。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后，除了加上了“国际”两个字外，人们对它一点都不感到陌生，甚至有某种亲切之感。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能够迅速走红的一个原因，它符合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和从接受教育以来形成的世界观。 ( http://www.tecn.cn )
尽管至少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但基于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以及个人有限的理解和领悟能力，笔者认为，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一、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流派，还是一个单独的交叉性学科？对此我们的认识还不太统一。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着述一般都会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学派，或者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领域。[2]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又有很多理论流派分支，而且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叉性特别明显，它是国际关系学难以一家涵盖的，同样也是国际经济学难以完全覆盖的，因此也有学者主张它应该成为单独一个学科。 ( http://www.tecn.cn )
在笔者看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和国际关系并列的学科似有不妥，因为：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属于国际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其解决的方法属于国际关系的方法。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以及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四个主要领域的权力分配格局，从概念和方法以及问题上都努力形成独立的体系，[3]但实际上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身动力和演进逻辑的领域；第二，从国内外看，目前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大多是国际关系学者，高校设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甚至系也大多分布在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院系里，这一方面说明它仍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界感兴趣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研究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第三，一个学科下面还应该有数个专业，但国际政治经济学下面还只能说有不同的理论，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大家比较公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流派，以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赖论、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中心－外围理论等，也很难说已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专业，只能说是各成一家之言的理论；第四，学科的交叉不等于形成了新的学科，一个学科的形成有它自身的历史和相对比较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交叉只能说传统的学科形成了新的生长点，融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工具；第五，国际政治经济学门下理论流派和分枝繁多并不构成它要自成一学科的理由。地区一体化也有很多理论来解释，但许多人把地区主义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把地区一体化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也有很多不同理论，但没人把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作为单独一个学科。 ( http://www.tecn.cn )
因此，在笔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领域。另外，它还不应该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把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或最多把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之一来考虑，如政府投资，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无处不在并不相符。 ( http://www.tecn.cn )
二、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存在泛化现象。一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来理解，这一点上面已有讨论；二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认为只要利用政治和经济互相影响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就可算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甚至只要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譬如，有学者把国际制度理论也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笔者想来想去，觉得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这么说，那就是罗伯特·基欧汉用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指出预期收益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国家愿意接受国际制度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理解就太泛化了一点，我们也许甚至可以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提出，只要是遵循理性分析的方法，都可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国际关系当前三大流派，除了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归入国际政治经济学门下了。当然，这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把自由制度主义看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三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简单地表述为国际政治的经济化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化，因此只要分析一下美日经济关系，似乎就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或者在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中提到一下经济的因素，也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完全不理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独有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所分析的特有问题领域；四是认为只要借用了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或原理，如外部性、公共产品、边际效益等，就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不管它研究的问题是否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罗伯特·吉尔平的界定，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探讨与外交或国际关系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问题，如国际贸易、发展援助、汇率、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合作等。标志着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宣告之作的书名就叫《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4]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国际经济关系，只是它用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方法和视角，而不是经济学的。苏珊·斯特兰奇也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要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5] ( http://www.tecn.cn )
三、从上一界定出发，那么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或发展后劲的匮乏，因为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史）方面存在知识不足。罗伯特·吉尔平自己也承认最初对国际贸易、金融关系及类似的概念所知甚少，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广泛阅读经济学着作，求教于经济学同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相比之下，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明显。尽管如本文一开始所指出的，我们有政治和经济结合研究的传统从未中断的优势，但如果我们对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政治对经济有影响，经济对政治有影响的层面上，那么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永远无法取得进步，在创造性的发展方面就会显得非常艰难。如上面所提到过的，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泛化某种程度上也与此不无关系。 ( http://www.tecn.cn )
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已几乎到了显学的程度，尤其是因为它离经济学——“社会科学中的皇冠”——最近，容易给喜欢逻辑、追求理性的学生产生诱惑魅力，但真正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有中国立场和视角的研究还很缺乏。例如，最近炒得很热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中国外交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国际关系学界对此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还不多见。再譬如说能源问题，它同样是国际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但真正有学理性的研究也很匮乏。其他的事例有：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问题，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保护问题等，可谓不胜枚举。 ( http://www.tecn.cn )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绝无否定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绩，只是限于篇幅，这里没把成绩拿出来谈，而是集中谈了笔者所认识到的这方面的不足，以期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 http://www.tecn.cn )

注释：
[1]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页。
[2]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3]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参见彭澎：“从政治经济学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1期。
[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19页。

8. 国际政治学的三大主流有哪些 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着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着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着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着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