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行为分析的相关方法和技术

‘壹’ 信任因素的调查分析

在第4章的企业员工对信息系统接受行为的分析中，我们指出信任有助于员工对ERP系统有用与易用的认知，能够较好地促进员工的接受行为。Dyer认为战略联盟间的知识转移存在两种控制策略^[13]，即基于正式契约的正式控制（如契约、监督、运作模式）和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如信任程度、合作透明度、互动程度、互利行为）。尽管企业能够通过正式契约中的正式条款实现某些显性知识的转移，但对于更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转移却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隐性知识的转移更多的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的控制。

5.1.3.1 理论假设

如果知识接受方信任知识提供方，他就愿意接受所转移的知识；而对于知识提供方来说，信任对方则会减少防范成本，提高其转移知识的主动性。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有助于个人或组织进行知识共享或知识转移，减少对对方进行监督或防范的成本，实际上信任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激励机制^[14]。知识转移双方的信任关系，可以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声望建立起来的，或是通过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等构建的，也可能是依赖成员之间的社会背景（比如我国的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形成的。

（1）假设一：信任程度与知识转移容易程度呈正相关性

进行知识转移活动所必须面对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如何让人们愿意参与知识转移；二是如何让知识转移本身变得对参与者来说更容易^[15]。对于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系统实施方与企业已经具有正式契约关系，也就不存在双方是否愿意进行知识转移的事情，问题的重点是如何才能使知识更容易转移。由于隐性知识的内容难于表达性，很难通过由契约治理的市场交易来实现，而基于信任的社会控制比正式控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组织间的知识转移，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个人层次的关系、或投入足够的专用性资产，来提高实施人员与企业员工之间的信任水平，从而改善系统实施中的知识转移效率。

信任能够促进信息、经验、知识的交流，当知识转移双方互相信任时，人们将更愿意给予对方有用的知识，同时也将更愿意接受和吸收他人提供的知识。Tsai通过调查，验证了部门之间的可信性与资源交换具有显着的正向关系；Szulanski则从反面验证了不信任对于知识转移的消极作用，指出知识提供方缺乏可靠性是造成知识转移在前三个阶段中出现困难的主要因素^[16]。Andrews认为接受方感受到提供方的可靠性和提供方感受到接受方的可信性分别在知识的获取和共享过程中起着重要促进作用，信任在知识共享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正式的合作程序，因为如果没有信任知识共享就不可能发生^[17]。另一方面，知识转移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的模糊性，这使得知识转移双方都有可能作出导致对方受到损害、或者与对方预期不符的行为（尽管并非有意所为）。若双方相互间信任水平较高，则双方都更有可能将对方的行为归因于环境因素，原谅对方的不当行为，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更为牢固、持久。

（2）假设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有助于知识的理解与转移

知识转移双方拥有足够多的共同经历、经验、实践活动，是实现知识在双方之间有效转移的必要条件。尽管CAD、视频、互联网等先进沟通技术对知识转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双方没有某种背景的共同知识，人们要想分享他人的思维过程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知识往往蕴含于具体的情景中，并与人类的活动密切关联，离开了这些情景和人类活动，知识可能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共同知识来源于知识转移双方的背景文化与实践活动，而通过系统实施过程中双方之间的长期协作，可以帮助双方对知识的相互理解，并形成基于特定环境的共同知识。

通过知识转移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可以使双方有机会在多次互动过程中调整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以便对更多事物的表示达成一致。对知识提供方而言，与接受方有更多的共同知识，不仅使自己能够更清楚接受方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接受方运用知识的具体情景，而且能够更容易地向接受方解释被转移的知识，正如Reagans所证实的，“共同知识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呈正相关的关系”^[18]；对知识接受方而言，与提供方有更多的共同知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自身的接受能力，一是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和吸收提供方提供的知识，二是可以更好地了解提供方到底掌握何种知识，从而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知识转移的效率。

通过知识转移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可以使双方能够利用更多的交流渠道和媒介，而不同交流渠道和媒介传递的信息也是不同的，这样双方就可以根据内容的模糊性、复杂性选择不同的交流方式。在知识转移尤其是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如果知识转移双方没有足够丰富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媒介，那么提供方要想准确并且迅速地将知识转移给接受方是很困难的。从提供方角度看，他必须将所转移的知识用一种接受方能够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否则知识转移将难以实现；从接受方角度看，让对方明白自己的问题是获得知识的第一步，而向提供方清楚表达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也并非容易，这是因为接受方有时候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而有很多问题在接受者能够解决他们之前是很难用确切的语言描述的。

（3）假设三：实施伙伴与企业员工的关系越密切越容易实现知识转移

信任他人意味着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对方的控制之下，如果缺乏对他人行为的有效控制客观上就会引致风险，这就要求对被信任方的可信性有足够的预期，显然预期越高信任的程度也就会越强。中国人的信任行为还具有明显的“自己人”与“外人”的两分现象，而且只对自己人表现出较高的可信性^[19]。圈子里自己人的相互信任、合作互惠，对外人则往往采取排斥、不合作的行为，这种典型的中国“关系”对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既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20]。

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在社会生活实践基础上通过交往这种主客观矛盾运动的过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容程度和感情靠拢程度^[21]。情理规则和集体意识能支配个体的行动，一旦个体违背规则，他首先要付出“内化成本”（即良心的谴责）；但当把个体作为一个理性人来看时，他就会充分利用关系来获取资源，采用人情和相互回报机制保证互惠互利的均衡。企业信息化过程往往持续时间较长，而情感性的关系运作方法在长期合作中更受重视，一旦知识转移双方把对方看做是“自己人”，其转移的效率将会得到明显提高。

信任因素的调查项目及内容见表5.1。

表5.1 调查项目及内容

5.1.3.2 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信任关系对知识转移的作用，原计划采用E-m ail问卷方式对部分企业进行调查，在执行时样本返回率不但小（不足5%），而且过于集中于一些企业，导致样本缺少应有的代表性，因此数据的获取采用相关机构调查数据与E-m ail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的机构调查数据来源于2004年计世网对华北地区ERP市场的相关调查。调查企业类型为制造业和ERP系统集成商，调查项目如表5.1所示，每个问题的设计（或针对机构调查数据的整理）都按三级或三级尺度法进行。自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直接调查和机构数据整理所得有效样本共471份，其中E-m ail调查样本个数为127，全部样本共涉及85家企业。

5.1.3.3 数据分析

假设Y为知识转移效果，X₁、X₂与x₃分别为相互信任、交流沟通和人际关系变量因素，则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式中：X_iX_j（i≠j）表示两因素的交叉影响；ε为随机误差。根据调查数据，利用SPSS进行拟合，结果如表5.2所示：

表5.2 模型拟合系数及检验

拟合结果表明假设一与假设二成立，而假设三不成立。相互信任、交流沟通对知识转移起着积极作用，与Szulanski、Reagans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也符合用户接受过程的分析结果。但人际关系对知识转移的效果并不明显，这与‘关系越好越易转移知识’的日常看法也并不一致，或者说即使实施伙伴成为圈里的自己人，知识转移的效果也并不一定强，这可能是因为“关系”往往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和谐的人际关系必将带来良好的氛围，促进知识转移双方的交流沟通、相互信任，减少知识转移的成本；其二，知识转移一方由于各种原因缺乏主动性时，另一方却碍于“面子”而无法加以督促，尤其对方与自己的主管具有一定交情时表现的尤为突出。实际上，尽管熟人之间的交易会因互相信任而降低交易成本，但也不排除中间有背叛行为的存在，当一方认为一次性的背叛所带来的收益远高于多次合作收益，并且背叛后又不会受到强制性的惩罚时，杀熟现象就有可能出现^[22]。

因此，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企业用户与实施伙伴的相互信任、有效沟通是促进知识转移最有效的方法，而依靠个人关系提高知识转移效率的办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实施效果的好坏还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贰’ 互相信任的博弈分析

有关信任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比如分析有关因素与信任之间的相关性；二是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分析参与人的利他因素对信任水平的影响，或采用博弈实验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这些又是建立在假设利他性和互利性存在的基础之上的。

4.2.2.1 互利性

个人的互利性表明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而且也在意他人的意图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愿意以一定的私人成本回报他人的善意或惩罚他人的恶意。在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模型包含了多重均衡的结果，均衡是以信任者与被信任者对对方的计算与预期为基础的，如图4.7（a）所示。如果双方预测对方都守信，交易双方都能实现最大收益，一方失信将使守信者受损，两者都不守信，结果只能是次优的。

图4.7 相互信任的博弈模型

尽管在重复博弈中囚徒困境模型的结果会有所改进，但由于互利行为是对他人善意行为的一种回报，即使自己受损失也会这样做，并不需要未来报酬作为激励，也就是说其能够支持一次性博弈中的信任合作。考虑到系统实施中的任何一方的不信任行为都会影响到整个项目效果，企业为此可能要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加以防范，尤其是在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下开发人员可能更愿意发挥某种奉献精神，即双方的初始行为都应是守信的，而且还受到相关合同的制约，从而可以重新设定参与人的支付，如图4.7（b）所示。

在图4.7（b）的博弈矩阵中，相互信任是最优策略，也是均衡解。除非一方观察到了对方的某种不可信任倾向，或者预期到对方遵守承诺的概率小于3/8，才有可能采取不信任策略以避免自身的更大风险。考虑到项目实施的不成功，对于企业员工所带来的损失有可能大于－5，若处罚力度（显性或隐性激励）也可能使开发人员失去更多的利益，这样双方都可能在对方任何行为下均采取信任的策略，达到博弈的最优解。这种最优策略的实现不仅需要合作氛围，也需要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关于基于相互信任的激励机制可参考3.3的推论。

4.2.2.2 利他性

利他性的存在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话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任何看起来出于对他人福利关心而采取的利他行为，如果进行深刻的分析，就可以证明其背后仍然是自利动机在起作用。但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认为利他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偏好，而不是自利的衍生品^[22]。由于实施ERP可带来生产率提高、操作的简化等，可假设员工为最终受益者，这样员工就有可能存在着利他行为，从而可令双方的博弈矩阵为图4.8（a）所示，这时不论开发商选择何种行为，员工选择“信任”都是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开发商努力行为对系统实施具有极强的正向作用，而系统实施失败又往往会影响到开发商以后相关项目的中标情况，这就会让具有战略思想的开发商更加注重实施效果，也就是说其有可能为了其长远发展而在实施项目中具有利他行为。这样具有利他行为的开发商的博弈矩阵可假设为图4.8（b）形式，其分析与员工利他行为类似。在3.3中，我们通过引入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变量，说明相互信任能够实现双方共赢。那么，能否将“利他行为”变量引入到委托－代理模型中，来验证ERP系统实施过程中的开发商与员工互惠互利呢？假设委托人（既可以是开发商也可以是员工）的期望收入为

图4.8 员工具有利他行为的博弈模型

V=E（π－（sπ））＝a-α－βa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与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式中：τ表示利他性的程度，τ取正值说明为委托人带来效用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利益，取负值代表为委托人增加效用却不能为自己引来效用。代理人就会根据情况来选择适当的努力a以最大化自己的预期效用，即得a＝（β＋τ）/2，而在双方总效用最大时有β＝（1-2kτ）/（1+2k），这样代理人利他性的程度满足：

，且V≥0

求解，可得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由此可见，当k<1/2时，τ＜0;k>1/2时，τ＞0。只有风险高于某一数据后，代理人的利他行为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效用，而且可以计算出这时的总效用高于标准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总效用

，而

。但随着k的增大τ、β和a都逐渐变小，并最终导致总效用趋于零；而在风险较小时，总效用要小于标准模型中的总效用，即利他性并不能为双方带来收益的增加。所以，利用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激励机制很难作用于利他行为，这是因为影响利他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距离越远利他产生的信任程度就会越小^[23]，而处于不同组织的员工与开发人员的社会距离不可能太近，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更多地体现于互利行为方面。

‘叁’ 怎么建立信任

‘肆’ 信任研究的几个大方向和主要观点（经济、社会、心理请进）

见 彭泗清（2004）分为4大方向
game theory 情景论
Roter 特质论
mayer et al 人际论
？？？ 文化论、制度论

zucker：信任发展3各阶段
1 血缘2熟人3制度
所以信任一般为3种 1 交往形成 2 身份 3 制度

现在国内关于人际与领导方式的欠缺中

在讨论这些学者的观点之前，我们先介绍西方社会科学中研究诚信或信任问题的主要取向。诚信、信任、信用与信誉这几个词汇的含义有差异，但是又紧密相关，虽然一些学者试图对它们作出清晰的区分，但是有关它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事实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这里回顾的是信任研究的主要取向。

几十年来�来自不同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与经济研究等 的研究者提出了无数的信任定义）但是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信任定义的不一致，反映了对信任的理解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信任研究的不同取向。大体来说，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信任研究中，存在以下五种取向。

第一，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

在社会心理学家多依奇（Deutsch，1958）的囚徒困境实验中，人际信任的有无以双方合作与否来反映，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会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信任被看作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

第二，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其代表人物有心理学家罗特（Rotter）、怀特曼（Wrightsman）等。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对人性的看法会使他（她）形成对他人的可信赖程度的通常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或信念。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有的人则倾向于怀疑他人。持这种取向的学者编制了很多量表来测量人们在人际信任特质上的个体差异。

第三，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

其代表人物有社会学家刘易斯（Lewis）和威格特（Weigert）等人。他们对信任的特点、维度、基本类型等进行了颇为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理性（rationality）和情感（emotionality）是人际信任中的两个重要维度，二者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信任，其中认知性信（cognitive trust，基于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信任）和情感性信任（emotional trust，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两种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大都是这两者的组合。他们还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都以认知性信任而非情感性信任为基础。

第四，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是建立在理性的法规制度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第五，将信任理解为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道德和习俗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如果说第一、二种取向是从个人的层面来看信任，第三种取向是从人际关系的层面来看信任，那么后两种取向就是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信任。其代表人物有卢曼（Luhmann）、巴伯（Barber）、祖克尔（Zucker）、福山（Fukuyama）等。这些学者都讨论了不同于“私人信任”（personal trust）的宏观层面的信任现象，但他们所用的术语不太一致，如“系统信任”（system trust,Luhmann1979）“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Zucker1986）“非私人信任”（impersonal trust,Shapiro1987）“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如Earle ＆Cvetkovich1995）等。近年来使用“社会信任”一词的学者似乎更多一些。

对社会信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将它看作法规制度的产物，认为人们之所以讲信任，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不敢作出违背信任的行为，人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这种理解即第四种取向。另外一些人认为社会信任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人们之所以守信或信任他人，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此即第五种取向。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这两种取向的综合，认为制度与文化价值观一起构成社会信任的基础。在有些理论中，文化价值观本身也是制度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理论中，第四和第五种观点也就合在一起。

采用前两种取向的多为心理学家。他们依照心理学的传统范式，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只关注信任的认知内容或行为表现，而不考虑社会环境的因素。这类研究已经受到不少批评。社会学家多采用后三种取向。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因此，不能将信任从社会与文化中抽离出来，而要将它当作一个不可还原的多维的社会实体来研究。经济学家对信任的理解接近后两种取向，但是他们往往更强调信任的理性基础与制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法规制度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第四种取向。

对于诚信的根基，前述四位学者的理解相当不同。大体来说，福山持第五种取向，认为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它产生于宗教、伦理、习俗等文化资源；张维迎持第四种取向，明确指出产权制度是信誉的基础；李向阳则同时采纳了第四和第五两种取向，认为文化规范与制度安排分别是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的主要基础；郑也夫的观点涉及多个层面，差不多涵盖了上述五种取向，而且还特别讨论了信任与合作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张维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诚信与信誉的。他的论述并没有从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出发，而是从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现实社会问题切入。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诚信危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信誉，市场秩序混乱，老百姓缺少安全感。对于诚信危机，不少人都停留在道德义愤的层面，把注意力集中在骂骗子上面，甚至把愤怒发泄到来自某些地域的民工或生意人身上，好像把骗子批倒批臭，或者把某些省份的人隔离开来，就可以万事大吉。张维迎指出，“许多看似道德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产权制度上找到答案。”企业的短期行为，扎根于我们现行的产权制度与政府管制上的弊端。通过多方面的论证，张维迎在书中阐释了一个核心思想：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

在张维迎的论述中，产权制度是一个比道德规范更基本的东西。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他的这个观点和福山对于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福山并不认为道德规范或文化价值观念是由理性的制度安排衍生出来的。福山指出，“法律、契约和理性经济为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还必须用相互关系、道德义务、对群体的责任以及信任来激活它们。而这些是建立在习俗而不是理性的算计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道德规范并不是依靠理性制度生长出来的，相反，理性制度要得以生存和有效地运作，还必须靠道德规范来支撑。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强调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福山指出，“群体的形成依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福山认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向人们展示的人类本质是不完全的，“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张维迎与福山的观点的分歧，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论述的焦点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李向阳的看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立论的不同。李向阳指出，在讨论信誉时，我们有必要区分个人信誉与集体信誉。“尽管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无论从它们的形成与维持机制来看，还是从它们的功能来看，两者都存在重要的差异。”就两者的决定机制来说，“个人信誉更多地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道德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等”，集体信誉以个人信誉为基础，但是不等于个人信誉的简单加总，“集体信誉的实现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采用李向阳的这种区分，我们不难发现：张维迎关注的是集体信誉，更具体一点说，是企业的信誉；福山讨论的虽然是社会总体的信任度，但是他的出发点是社会成员的信任行为，更接近个人信誉。如果李向阳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张维迎强调信誉的制度根基或产权基础、福山强调信任的文化道德基础就都是理所当然了。

针对中国社会目前的实际情况，我觉得张维迎的观点更有现实意义。福山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按照福山的观点，中国很难有效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而且，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诚信危机就得从重建文化道德观念开始。这种“从心开始”的观点在理论上很动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变成喊口号、走过场，弄得不好就只能去责怪祖宗。相反，从变革产权制度开始来根治企业的短期行为，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真正有效的途径，也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信任程度的可行之路。因此，张维迎提出的建设信誉的产权基础，可以成为中国社会重建诚信的一个突破口。

张维迎与福山的观点分歧，还牵涉到如何理解信任、理性与习俗三者的关系问题。这正是郑也夫在《信任论》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信任问题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信任论》对诚信的根基进行了相当系统的分析。郑也夫从当代生物学、博弈论、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吸收思想营养，讨论了人类信任行为的生物学根源、心理根源、制度基础（理性）以及文化基础（习俗）。同时，他还以“杀熟”现象为例，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缺乏信任的起因，包括生物学根源、制度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等。郑也夫还注意到了信任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信任的结构与特点很不一样，形成信任的根基也可能不同。传统社会中以私人信任为主，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社会信任。

当然，四位学者的着作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论点。把这几本书放在一起读，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伍’ 心理学上是如何进行行为分析的

行为分析behavior analysis
人类行为分析
亨特的人类行为学
瓦尔特·亨特（1889—1953）生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曾就读于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策源地芝加哥大学，也是安吉尔和卡尔的学生。他曾在德克萨斯、堪萨斯、克拉克和布朗大学工作。主要着作有《动物和儿童的延迟反应》（1914）、《心理学与人类行为学》（1926）。他从事动物和人类的实验工作，对学生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有重要贡献，他的延迟反应和时间迷津的实验最为有名。1931年亨特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亨特认为，心理学已由争论心理学是什么和是怎样的思辨时代进入了实验时代，心理学已走上了客观地研究人类行为的道路。心理学应当努力地描述和解释、预测和控制有机体对外在的，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外显行为。他同其他的行为主义者一样，力求避免应用带有心灵色彩的术语。他认为“心理学 ”（Psychology）一词源自古希腊的“灵魂”（Psyche）一词，也就是所谓的“心灵”（Soul）。所以他杜撰“人类行为学 ”（Anthroponomy）一词来取代心理学，其中“Anthropo”是指人，“Nomy”是指控制人的行为之法则。
亨特从新实在论观点出发，极力否定心物差异，认为在解释心物关系时，既可以坚持唯物的一元论，也可以坚持唯心的一元论。因为就一元论看来，心与物无本质区别。他认为，意识或经验对于心理学家只是别人所称谓环境的另一个名称。从而把意识同意识的对象相等同。他还主张要把所有对意识的叙述改译为刺激和反应的术语。
亨特通过对白鼠、狗、浣熊等动物和儿童的延迟反应实验，为其行为主义观点提供依据。实验是让被试学会由一定地点走向几只箱子中有亮光的一个，当这一只箱子发光时，不让被试立即走去，而是要等亮光熄灭一定时间后才能走去，被试之所以在亮光熄灭后能够正确走向发过亮光的箱子，传统的解释是被试的反应不是由当前的刺激所引起，而是由光亮的意象，这种观念的东西所引起的。亨特在实验中发现，动物和幼儿在延迟时间内必须保持亮光未熄灭时的身体姿势，才能使反应正确完成。因此，他得出了结论，所谓起作用的观念意象，其实不过是身体的特定姿势所产生的动觉，正是这种姿势成了被试完成某一反应的信号。亨特还推测一定还有许多不能为主试看到的机体内部变化，来作为记号，起所谓观念性的意象作用。于是，传统心理学中所谓的心理状态，也就溶解在包括言语动作在内的身体动作状态之中了。心理、意识也就不存在了。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领域的新学派——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人类行为学方面提出了不少革命性的、颇有争议的观点。他还为治疗行为方面的疾病建立了一套新的体系。)
行为分析是什么？
应用行为分析法( Applied Behaviour Analysis, 简称ABA ) 是将目标任务（即教学的知识、技能、行为、习惯等）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顺序分解成一系列的较小的或者相互相对独立的步骤，然后采用适当的强化方法，按照任务分解确定的顺序逐步训练每一小步骤，直到儿童掌握所有步骤，最终可以独立完成任务，并且在其他场合下能够应用其所学会的知识、技能。它以操作制约的原理和方法为核心去更易儿童的行为，按儿童的学习目标，设计情境和选定可影响该目标行为的增强物，并以他们自发的反应行为，建立新的适应行为，消除或改善因孤独症征状而引致的不当行为。
1．情境设计
开始训练时，需要找一个视觉和听觉刺激很少的、相对固定的环境。比如，一对一的个别训练室，在那儿放一个小桌子和两个小椅子（椅子的高度必须以能相互对视为准），地上铺有地毯；房间布置要尽量简单，以暗色调为主，但光线要充足，周围不要有可以吸引儿童注意力的物品，甚至连墙壁也只要白墙即可，条件允许的话可在墙壁的适当位置安装能做观察用的单向透视镜；教学中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指导者从旁协助教学；根据课程设计需要，室内可置必要之教材教具。
2．指导课题
依据个别的教育治疗目标，一次进行一个孤独症儿童行为治疗目标。
3．指导方式
① 一对一的个别训练一对一教学，这是主要形式，适用于参与能力、模仿、语言、认知和精细动作等项目的训练，生活自理、听一步指令、粗大动作等项目。训练时一定要选准可以影响儿童行为能力发展的增强物；随着儿童在一对一的个别训练中行为的获得和儿童能力的发展状况，逐步将儿童带入小组或团体中做泛化指导，使得个别指导中所习得的行为得以在团体或生活实际中发展。
② 以活动为基础的教学，这适用于教儿童同他人游戏、交往、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等项目。
③ 偶发事件中的教学，在生活（家庭、社会等）中，尤其是社会交往、社会适应等活动，抓住机会促使儿童运用已会的知识、技能和展示已养成的行为、习惯；抓住机会自然地教给儿童知识、技能、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4．时间要求
每周在家里有30—40个小时的训练，就是说每星期6—7天的训练，每天5—6个小时；每次训练的时间要根据儿童的年龄、整体水平（注意力、身体状况、情绪、刻板行为等等）综合决定。两岁半以前的儿童，主要以活动为基础的教学，一般每次要10—15分钟；三—四岁的儿童每次15—20分钟；四—五岁的儿童，每次要20—25分钟；五岁以上的儿童，一般每次要30分钟左右；学龄前儿童，一般每次要35分钟，学龄期儿童每次要40分钟左右。从安排来讲，最好、有效的是每周上20—40小时一对一的操作练习课，逐步乏化，尽快开始加入小组或集体操作练习课。
5．应用行为分析法的特点
① 目标分解 即把任务（知识、技能、行为、习惯等）分成若干很小的步骤 。比如，学习洗手：打开水龙头----淋湿双手----拿肥皂----抹肥皂----把肥皂放回原位----搓手（搓手心----交叉搓手背）----用水冲洗双手 ----清洗手心、手背----关水龙头----把手擦干。再比如，要教儿童学会配对物品或图片：先要教他学习相配一模一样的物品。先把一件物品（比如，一支杯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把一支同样的杯子给儿童，并说：“把它放在一样的东西旁”（配对）。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使用“提示”和“强化”来促使儿童正确反应，完成要求。学会了这第一步之后，第二步就要在桌子上摆放两件物品（比如，一支杯子和一个球），儿童就须在摆放之前辨别和区分。由于儿童已经练习过前面的内容，第二步就会容易一些。ABA把每项技能分成很小的步骤练习，就是为了使儿童在学习中更容易得到成功，尽量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减少挫折感。训练中儿童必须先学会每项技能的第一步，才可以开始学第二步。
② 使用提示帮助为了促使儿童对指令作出（正确）的反应，必须使用提示帮助（这包括手把手练习、语言提示、手势和操作示范等提示）。传统的教育过程往往不包括向ABA这样的提示形式。教一个非孤独症儿童时，他可能通过观察来学习，比如问他“今天是星期几？”他不会回答，或者回答不正确时，可以再询问另一个儿童。如果别的儿童回答正确，那么正常儿童下次也就可以回答出来了。但是孤独症儿童就不一样了，所以必需给他们以提示，给他们多次的机会自己作出反应，再多次得到强化。 ABA这种方法更强调对儿童指令后，儿童须马上做出反应。因此，提示的技术就更具意义。比如，教一个儿童学会完成两步的指令（“拍拍手、拍拍桌子”，或者 “站起来，把书放在桌子上”……）时，儿童很可能只听从第一项动作指令或后面一项指令，所以，给出指令后，马上示范或手把手提示——让他先完成第一项动作指令，再完成第二项动作指令。有了这样的提示，儿童才对指令可能做出正确的反应。只要他能够完成了指令（那怕是提示后完成的），还是要对他做出的正确反应给予强化。如果反应不对或不能准确完成则给予示范和帮助提示，并通过反复的练习促使儿童成功，以后逐渐减少对儿童的提示，直到无需提示儿童也能正确做出反应。
③ 强化 ABA强调任何一种行为变化都和它自身的结果有关联。如果一个儿童叫了“妈妈”，妈妈马上高兴的对他笑、并拥抱他，儿童可能因此会更多地叫妈妈。妈妈对儿童的态度强化了儿童的行为。强化的目的是让儿童更愿意配合，更喜欢训练。开始对孤独症儿童训练时，往往能够使用的只是初级强化物，它包括食物、饮料等，在使用初级强化方式（给予食物、饮料）时，也要使用表扬等，逐渐可以引导儿童接受次级强化手段——如表扬、赞赏，拥抱等。教儿童较难的技能项目时，就要使用最好的强化物（儿童最想要的）。强化物可以放在放在使儿童能够看到的地方，让他明确听指令就会有好处。但是不要说“如果你听话，指出那个是公园，就给你吃糖”。这样好像是在讨价还价。最好是通过儿童在完成了应有的反应得到强化的经验，让他来接受你的这种操作方式。在使用赞赏时，除了说“很好”、“真棒”以外，也应该明确地表明你所强化、表扬的是什么行为。比如，在儿童进行对名词的理解的训练时，指令是“把火车给我”，儿童果真把火车拿给你了，结果（强化）可以这样说：“真好，把火车给了老师”即具体说明了什么样的动作反应“真好”。
④ 反复练习 因为使用了强化和提示，儿童才愿意反复进行练习。因为反复进行练习，儿童才能 更快、更好地掌握新的技能。重复多次的练习，对儿童掌握技能是特别重要的。在美国ABA老师训练新的技能时一般给儿童10次（包括有提示或不提示）练习的机会。这样可以每天了解有百分之几的反应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的是错的。在反复练习时，要寻找各种不同的材料和例子，使儿童所学的技能够得到泛化，另外也可增加儿童的兴趣，如“水果分类”，就可以把不同的水果或它们的图片放在一起排好，引导儿童找出苹果、西瓜等。

‘陆’ 急求《我凭什么信任你—当前的信任危机与对策》这篇文章

pdf版：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adminchen/bookmark/368325.html
全文如下：
－－－－－－－－－－
我凭什么信任你 —当前的信任危机与对策

彭泗清(北京大学)

近几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已经成为一种危害力极大的病毒,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害.这种病毒的发
作,使社会上弥漫着不信任的情绪,导致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这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对于社会生活,就象空气对于生命一样重要.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行,就要求人们对
生活中的一切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否则,人们就会提心吊胆,草木皆兵.试想一下,如果我
们看到美酒,首先想到的不是甘甜可口,而是它会不会让人双目失明;如果我们看到微笑,
第一个联想不是友善,而是笑里藏刀;如果我们踏上外观宏伟的大桥,第一反应不是闲庭信
步的轻松,而是如履薄冰的紧张(担心它突然坍塌);如果我们去医院做阑尾手术,却总害
怕胃被切掉;如果我们在马路上救助一个遭遇车祸的陌生人,却被他的亲友当作肇事者......
那么,我们还能够正常地生活吗 可惜的是,这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如果",却早已是一个
个众所周知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一 信任危机的六种表现
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的泛滥,也就是说,在我们
的生活中,不少东西,不少人本身的可信度很低,不值得信任;二是不信任心态的普遍化,
即人们对很多事物和个人不信任,包括对一些本来值得信任的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的
心态,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心理后果,它对社会生活的危害,可能比这
些现象本身还要严重.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不信任心态的各种表现.
1 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
现在,不少人在购买商品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不是假货 无论是对街头小店,还
是对国营大店,人们都有这种担心.社会上,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靠制假贩假为生.制假的
技术越来越高明,一些假冒商品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贩假的手段越来越巧妙,一些
假货在流通领域通行无阻,甚至比正牌商品还顺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地方利益纵容造假行
为,一些执法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包庇造假贩假者.1992年3月,《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曾经以"疯狂的黑潮"来形容遍及全国的假冒行为.几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打假"的
力度,推行"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但是,这种黑潮却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打假专
业户"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值得注意的是,假冒伪劣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大,由日用消费品
(假烟假酒,假名牌服装,假化妆品,假电器等),到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
假钢材等);由小件商品,到大型工程(如前不久震惊全国的重庆塌桥事故,杭州劣质堤防,
还有不少祸国殃民的豆腐渣工程);由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如盗版书以及一些虽是正版
但错误百出的书籍);由对普通老百姓的欺骗,到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欺骗(例如一些人用
假文凭,假证件骗取工作,一些企业用假报关单骗取国家外汇,用假合资证明骗取优惠政策,
用假发票偷税漏税等,此外,假币伪钞的问题也已经相当严重).
假冒伪劣在服务领域也同样存在.在全国,无证经营的"江湖医生"的广告到处可见.
在北京,一些人经常在居民楼里散发各种"小广告",冒用国营煤气天然气公司的名义,贩
卖质次价高的服务.即使是由正规厂家或机构提供的服务,也存在乱收费和质量差等问题.
客观地说,近年来,名牌产品和优质服务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假
冒伪劣的波及面很广,也由于真假难辨,良莠难分,很多人只好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抱着
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2 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不信任,并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外人不信任
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导致了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如生产厂家和销售服务人员
的不信任.一些不法分子和不法厂商的坑蒙拐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对市场的
信心,破坏了很多行业的信誉,使不少坚持规范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和个人也被殃及.更为严
重的是,这种状况使不少人产生"人心不古"的感慨,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是唯利是
图,从而对陌生人抱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态度.有一段顺口溜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
"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人
宰人".
3 对熟人甚至对亲朋好友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与熟人之间和亲友之间越来越多地卷入经济交换有关.长久以来,人们一直
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把亲朋好友当作值得信赖的力量.对于熟人,人们也相
信"兔子不吃窝边草",认为熟人之间不会发生坑蒙拐骗的行为.然而,在今天,人们突然
发现熟人甚至亲朋好友也并不那么可靠."杀熟"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合伙办公司的好朋
友反目为仇的故事也时有所闻.对熟人和亲友之间朴素的信任感破坏得最为严重的可能是传
销活动.传销本来是一种很好的销售方式,但是当它被引入中国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
畸形发展,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传销网络往往是依靠熟人和亲友关系建立起来的,病态
的传销使很多人上当受骗,而直接的骗子,即传销者的上线,往往是熟人或亲友.
4 对管理者及执法者的不信任
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泛滥,是与一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的贪赃枉法相辅相成的.在不少
地方,"打假"成了"假打",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与制假贩假者相互勾结,对社会巧取豪夺.
一些官员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社会上曾经流传一段名为"十种人"的顺口溜,
描写了不同领域中的腐败分子:"第一种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第二种人大盖帽,吃
了原告吃被告,......"这段顺口溜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一些
管理者和执法者的不信任情绪.
5 对法规制度的不信任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很大,各种地方性,行业性的法规也在逐步建立,各
类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制度也日益健全.但是,由于法规制度本身还不完善,也由于法规的执
行过程存在问题,如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等,使得不少时候,法规制度还难以落实,在一些
地方,法制只是一纸空文.法规已经很多,但是法治还离我们很远.一些人总认为制度是死
的,人是活的.法律的权威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相应地,不少人对法规制度也持一种不
信任的态度.
6 对基本价值观的不信任
这是最深层的不信任.当人们觉得人心不古的时候,对人性也就会产生怀疑.一些过去
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也会动摇.例如,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将诚实,善良,互助,同
情,守法等当作个人必备的基本道德,但是,近年来,这些道德观念成为一些文学作品调侃
的对象,它们的正当性受到挑战.有些学者指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渴望堕落"的心态;
有些人提出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口号;有些人试图发展一套背离原有的价值观念的
生活方式.
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里,也难免出现不信任的情况,但是,其不信任往往针对明确的
对象,局限于具体的特定的范围,不会扩大化.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当前的中国,不
信任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浅层的不信任发展到深层的不信任,由局部的,个
别的不信任扩大为普遍的不信任,由理性的,依赖证据的不信任转变成情绪性的,不自觉的,
无条件的不信任.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深化和扩大化,使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信任危机.那
么,不信任为什么会深化 为什么会扩大化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信任是如
何产生和维持的.
二 信任的产生和维持
信任问题自古就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信任象空气一样被当
作理所当然的存在, 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出现,没有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在
1950年代, 心理学家开始对人际信任进行实验研究.近十几年来, 信任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
界的一个热门课题.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任行为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任,一是人际信任,二是社会信任.人际信任以个人
因素和私人关系为基础,是根据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产
生的信任.它的影响因素包括对对方的人品和能力的了解,双方的熟悉程度,双方个人背景
的相似性,双方关系的好坏等.社会信任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 是建立在法理(法
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对社会信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
些人将它看作法规制度的产物, 认为人们之所以守信用, 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 不敢
作出背信弃义的行为, 之所以信任他人, 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另外一些人认
为社会信任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 人们之所以守信用或信任他人, 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
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这两种理解事实上对应着两种不同类
型的社会信任,前者是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后者是道德性的社会信任.
在传统社会中,信任行为的主要形态是人际信任和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很显然,人际信
任只能存在于熟人之间,因此它的范围比较小,往往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在传统农业社会,
人们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子中,单靠人际信任和朴素的道德规范就可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
行.传统社会中的商品和服务往往由手工作坊提供,对它们的信任也以人际信任为基础,人
们看重的是生产经营者的信誉,注重的往往是带有个人特色的"老字号"和"老师傅".在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由法制产生信任的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人们可以基于非个人
性的社会规章制度, 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他人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社会化程度很高,个人化色彩很淡,对它们的信任也
不可能以人际信任为基础,而必须依赖于标准化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在今天,人们同样注
重生产经营者的信誉,企业也力图创造名牌,但是,建立信誉的方式与传统社会不同,靠的
主要是制度因素,如比行业标准更高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对人
的信任,还是对物的信任,都必须借助法制手段.当然,人际信任并没有从现代社会中消失,
私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还是以相互的了解和情感的关联为基础,但是,
在某种程度上,法制因素已经渗透到现代的人际信任之中,例如,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传统
社会主要靠习俗来制约,现代社会则有一系列的法律来规范,一些现代夫妻,不仅有山盟海
誓,还有婚姻合同.
三 信任危机的根源
上面的讨论表明,建立和维持信任的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个人因素与私人关系,二是
法规制度,三是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中,这三种机制各有用武之地,在不少场合还需要它
们的相互配合.这三种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决定了社会中信任水平的高低.考察一下中国社
会中这些信任建立机制的情况,就不难找出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根源.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
统社会中的信任模式.
1 中国传统信任模式的特点和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来建立, 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
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
中国传统的人际信任很有特色,它靠双方关系中的义务关联来保证人际信任,靠个人尽
力履行义务,并将义务扩大化来发展信任.在传统的人际交往中,交往双方的地位往往是不
对等的,人们被教导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真诚奉献,耻于索取",而不要主动表达
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自己的权利.这种道德规范对个人的要求非常高,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
有其它措施相配合,它可能带来两个负面的效果:其一,真诚奉献者的权利可能得不到有效
的保障,而不守规范的人可能坐享其成,即所谓的好人吃亏,小人得势,其实际效果往往是
鼓励违背规范;其二,如果要求个人服从这种规范的社会压力很大,一些道德水准达不到这
种高境界的人可能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成为所谓的伪君子.由于从外表行为很难辨别真伪,
人们就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作为对策,这种防人之心使得人际信任往往
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建立,而且局限于小范围内.
在中国传统的信任行为中,普遍性的社会信任不是靠法规制度来建立,而是试图通过道
德楷模的示范,如"君子","圣贤","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来形成.这种机制要有效
地运转,必须具备很多条件,例如,带头的榜样必须是无私的真诚的奉献者,而且得到群众
的认可;榜样的行为必须是最有影响力的,即没有其他相反的力量来与榜样抗衡;群众必须
真诚地学英雄,见行动.这种机制当然有它的优点,如果行之有效,它具有很大的社会动员
作用.但是,这种机制过分依赖个别道德精英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行为,以道德高尚和纯洁作
为信任的一个重要基础,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机制可能是相当脆弱的,
一方面,它对道德精英过分苛求,使他们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并可能使社会上最优秀的
分子得到最差的待遇,造成极其荒谬的不公平,结果使绝大多数的人不敢成为真正的道德精
英,妨碍了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当社会上扮演道德精英角色的人出现问题时,
整个信任体系就可能崩溃,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可能引发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也有很多的法规制度,但是却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因此也就缺乏法制
性的社会信任.在注重人治的社会中,规章制度能否深入人心,往往是由法规制定者和执行
者的个人行为的道德性来决定的.法规制度本身的权威没有独立地建立起来.所以,人们对
基本价值观的信任,对法规制度的信任都是以对法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信任为前提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应该是道德精英.但是,
现实与理想往往相距甚远.
2 目前的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
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
起来.
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
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
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
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
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
入歧途.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
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
心.
其次,在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
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
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
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
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
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还非常缺乏.在现代社会中,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健全法制并落实法治,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社会信任才能获得根本性的保证.广义地说,
法治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些人将当前的信任危机归咎为所谓的道德滑坡,这种说法当
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法治,道德滑坡就不可能滑那么厉害,退一万步,即
使道德水平降到最低点,人们的行为也会因为法治的约束而滑不下来.可以说,法规不健全
和法治不落实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假冒伪劣之所
以屡禁不止,与我国目前很多行业的标准化水平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有关.在发达国家,
推行标准化是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的重要措施.如果对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
具体的严格的统一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且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全过程的严格检查
和监督,那么,假冒伪劣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四 重建信任的对策
根据上面的分析,信任的重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加强各个领域中的制度化建设,并树立法规制度的独立权威.对产品和服务,要
全面推行标准化管理;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要制定行业规范;对管理者和执法者,要制
定详细的工作规章.而且,这些标准,规范和规章,都应该向全社会公开,让人们知晓.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由过去主要依赖于人的道德自律,转变为主要依赖于客观的制约措施.值
得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例如,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推行
"政府采购",用公开透明的招标方法来购买政府部门所需的物资,从制度上杜绝了此领域
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第二,健全监督机制.监督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内部监督包括自我监督,如生
产厂家自己的质量监测,和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外部监督则是指由有公信力而且有
控制力的第三者来实行监督.目前,尤其需要加强外部监督.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内部监
督就可能流于形式.例如,在以前,我国医疗事故的鉴定主要由医院自身来执行,或者由卫
生主管部门来负责,由于一些医院及其主管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往往将本来应该由医院
方面承担的责任推卸给患者,结果引起很强烈的不满.近年来,一些地方对此做了改革,由
法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局外人"与医方一起组成鉴定小组,大大提高了鉴定的公正
性.此外,我国去年推出的特派稽查员工作,由于从制度上保证了稽查员的独立性,如直属
国务院领导,稽查期间的吃住和交通全部自己解决,不准从企业接受任何"好处"等,已经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必须指出的是,外部监督应该是多层次
的,监督者也应该接受监督.这就要求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广度
和深度.
第三,将道德建立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在社会生活中,如果道德规范过于理想,要求
人达到一个高不可攀的水平,那么,这种道德就会很脆弱,甚至很虚假.如果将道德建立在
一个很理想的基础上,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少数精英人物苦苦地追求高尚的道德,而大
多数人表里不一,实际行为处于很低的道德水平.只有建立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才能使大
多数社会成员都达到正常的道德水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实道德基础是平等互利,而不
是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是一种高贵的品德,个人可以以此来要求自己,但是社会不应该以此
来要求所有人.
第四,调整人际交往的规则,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人际信任.在新的条件下,人际信任
很难再靠某一方的以身作则来维持,很多时候也不可能靠传统的人际资源来保证.我们应该
树立平等互利的意识,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在新的基础上,增加人际信任的程度.
如何解决信任危机,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信任心态的转变,更需
要我们长期的努力.只有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全社会的信任水平才可能恢
复正常.

‘柒’ 大数据技术中，关于用户行为分析方面的有哪些技术

做用户行为分析的基础是获得用户行为数据，例如用户页面停留时间、跳转来源等等。这些信息有些能直接拿到，有些是需要做一些计算才能拿到的。一般来说用户访问时的一些信息都是以日志的形式打到web容器的日志空间中去，这其中包含了最通用的一些访问信息以及一些自定义的日志打点。

题主提到了大数据技术中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那么可以假定网站或者App的访问量是比较傲多的。由于系统流量比较大，计算维度又比较多，后续数据消费者的需求增长比较快，所以对计算分析平台有了一定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1.负载能力。流量增大以后带来的压力是多方面的，比如网络带宽的压力、计算复杂度带来的压力、存储上的压力等等。一般来说这些都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会对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比如计算实时性下降、消息出现了堆积、OOM等等。为了解决这一现象，一般来说会选择一些分布式的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引入分布式计算框架storm、spark，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等。
2.实时性。在系统资源捉襟见肘时消息的实时性会立即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部分算法失效（例如对计算和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行为分析后，反馈到推荐系统上，当整体响应时间过场时会严重影响推荐效果和准确度）。对于这个情况来说可能会选择storm这种具有高实时性的分布式流式计算框架来完成任务。
3.系统管理和平台化相关技术手段。在大数据情景下，企业内数据环境和应用环境都是比较复杂的，用户行为分析应用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就要求用户行为分析这种多变的应用在复杂环境中能有效生存，这包括算法数据材料的获得、系统运维、系统任务调度、系统资源调度等等，相关的技术很多时候要求团队自研，但也有ganglia、yarn、mesos这类开源系统可以参考或者直接使用。
4.数据链路。企业技术环境一般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层一层交错在一起，远不是一句MVC三层架构能够概括得了的，为了避免消息流通呈复杂的网状结构，一般会考虑应用服务化、企业服务总线（ESB）及消息总线来做传输，有兴趣的话题主可以网络一下这几个方向的技术和开源工具。
5.应用快速生成工具。我个人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应用都摆脱不了一个快速开发的要求，用户行为分析也是如此，这时候要考虑对接一些开源的分布式数据分析算法库而不是通过自己去实现，比如像spark ml，mahout这类的库用得好能减少很多工作量。

‘捌’ 行为分析的常用思路和方法有哪些

举动阐发的话固然是举动学呀！楼上说的“表明一个举动为什么产生”，是探究这个举动背后的“生理”，那包括的方面可就多了。

要阐发一个举动，起重要定义一个举动，要明白、详细、客观地形貌一个举动。

耽搁，不是一个举动定义，顶多算一个举动代号。“邻近任务的克制日期，而任务还没完成当事人却举行与任务无关的举动且很大概导致任务无法准期完成”可以举动当作耽搁举动的一种定义（着实我这个定义也不太好啦！）。

定义举动是必须的，不然就“打人”来说，拿榔头敲断腿算“打人”，扇耳光算“打人”，相互推搡也大概算“打人”，但是敲断腿和推一下是一回事吗？不弄明白详细是哪个举动，能阐发出个结果来吗？

要是只是本身玩玩，定义完一个举动，就可以利用abc理论对这个举动举行阐发了。

由于举动你和我已经通过定义确定了，下面只需根据举动找到其特定的条件和结果即可。

条件，就思量举动产生前，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以及四周环境，从中找出和举动具有特定接洽的，即要是没了这个条件，举动就不会产生。条件可以是多重因素的组合。

结果的话，顾名思义，便是举动产生后孕育产生的结果。可以思量举动产生后又产生了什么，当事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克制或躲避了什么，以及举动产生前后的变革等。结果可以是多重组合，可以是天然的结果也可以是人为添加的结果。

比如你和我前面定义的耽搁举动，条件大概是是“当事人有任务，任务是未完成的，有难度的或当事人不喜好的，克制日期很近了”大概“在家中”。

举动是“当事人举行与完成任务无关的很大概导致任务逾期的举动”。这里要细致结果不是“当事人任务未准期完成”这么大略，而是即时结果“克制了面对任务的枯燥”“告急感情得到舒缓”“领会到意见意义性”“得到完成事物的成绩感”“愧疚感”和延时结果“任务逾期的处罚”。

如许一阐发，你和我就可以看到，不是当事人懒，这种标签着实可骇，而是当前条件下，综合比较起来完成任务不如耽搁更具吸引力。记取，天下没有一个懒人，每个人私家都在他能明白的范畴内做出最优选择。

而你和我要变化举动，便是从这个三段同等性动手举行操纵。

还是耽搁举动的例子。

你和我可以对条件举行操纵，低落任务难度，增长任务意见意义性，乃至直接克制孕育产生任务，都可以使耽搁举动有所淘汰。很多时间仅仅把在家里/宿舍改为在公司/学校/图书馆就可以大大淘汰耽搁举动。大概砸了手机（结果颇佳）？大概高段位的可以熬炼本身到对任务本身产生兴趣，对任务的挑衅弥漫豪情等，当时间做任务成为了享受，也就没什么耽搁不耽搁了。

你和我也可以像认知举动一样对举动操纵（实际上是把条件与另一种盼望举动连接起来），比如通过训练，作育出任务一下达立即就实行，并且只有在实行完任务的环境下才从事其他活动的风俗。比如大门生下课后不是回宿舍，不是去用饭，而是立即去自习室/图书馆造作业。

你和我也可以对结果操纵，比如定时完成，可与女友做羞羞哒事变，完不可一个月别想碰她，比如每次耽搁后宿舍开批斗大会且有耽搁者包洗全部人袜子一周，比如耽搁一次就饿三顿（真没几个人私家为了办理耽搁题目试过饿几顿的，绝逼好使）。大概牛逼点的，直接作育出对耽搁举动的发自心田深处的讨厌。对结果操纵的时间只管即便包管每次举动出现都市出现相应的结果，也便是说，要加上和女朋侪羞这个结果的话，就要包管每次定时完成任务都能羞，每次耽搁都市一个月碰不到她。不然早上完成能羞，来日诰日完不可也能羞，如许就不切合三段同等性，就不是举动的结果了，对举动的变化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在举动学面前目今，耽搁症算个p，你和我有一万种要领办理它。

找几个举动多练反复，学会找准特定的条件和结果，你就可以明白很多一样平常举动啦！

比如父母喝止孩子哭闹这个征象。

先看孩子，由于某种刺激（条件）引发孩子哭闹的举动，得到的结果是“父母的叱责非难”“必要得不到餍足”，那么下次遇到这个刺激孩子就不太会哭闹了。要细致，孩子不哭闹了，不是他的题目办理了，而是克制了哭闹孕育产生的题目，而本来的题目从未得到办理，可以想象，长期下去，会孕育产生多糟糕的影响。

再看父母，条件是孩子哭闹，举动是喝止孩子，结果是克制了孩子哭闹孕育产生的困扰，以后孩子哭闹父母更乐意采取喝止的举动，而不是存眷孩子的题目。同样，不是父母“教诲”了孩子而是打击了孩子，不是孩子变“听话”了，而是孩子学会了躲避，学会了克制本身的感觉而克制父母的打击。长期下去，对一个孩子的生理的影响可见一斑。

再比如“背城借一”“卧薪尝胆”都可以看作应用举动学原理对条件举行操纵，引发了盼望举动。

另有很多例子啦，根本上任何举动都可以用abc理论阐发一下的，还是盼望大家任意抓个举动亲身尝尝吧！

以上便是举动学上的abc理论底子和阐发要领了。

更多内容请参考《举动改正——原理与要领（第五版）》

我上面的全部内容都因此后书来滴！我第一次刷的时间但是废了老大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