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史料是治学方法吗

‘壹’ 历史悲剧,对史料分析,应该坚持怎么样的治史态度

历史应该是客观真实的，历史研究者也应坚持客观真实的治史态度。历史要客观真实，而史料是客观真实的历史的基石史家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成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以公正的态度，从大量的史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贰’ 周谷城的治学论断

周谷城是我国当代着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在教学的同时着书立说，“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一生着述甚丰，专着10余种，论文200余篇。他治学可谓学域广阔，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学与治学活动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学阶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书、参加大革命以及卖文译书为生的阶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学与科研并行、政治与学术并进的阶段；1942至1949年的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但又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阶段；1950年至今的“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的阶段。本文限于篇幅，对其治学活动不作具体分析。而综观其数十年艰苦的探索与追求，已形成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其治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本文拟作深入论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识基础，注重知识的积累，这是周谷城治学的第一个突出特色。少时的周谷城读书很自觉，很刻苦，特别注重打好基础。6至9岁，他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还读完了《四书》《五经》，大多能理解背诵。为了了解世界，学习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他刻苦学习英语，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外国人来校演讲，他不仅认真听，还常常在自习室模仿其腔调，学得维妙维肖，同学们赐他以“洋文大家”之称。他还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求学期间，他还选读了许多西方名着。他曾利用一个暑假蛮读了英文本《迈尔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书读完时，看其它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这种“蛮读”法也是他读中国古籍的一个方法。
在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他自学了《十子全书》，对《老子》《庄子》等书兴趣犹浓。他对这些书钻得很深，这既了解了书中的思想观点，又活跃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师后，更加努力学习新文化、新学说。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报，特别喜欢阅读《新青年》及该刊介绍的马列主义丛书，同时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的书，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贫困的哲学》等，还阅读了西洋哲学书籍，如杜威、罗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着作。他通过认真思考后，倾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在湖南一师教书时，就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着。由于年青时期的周谷城注意打好知识基础，注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支持农民运动，写出了《论租谷》等文章，还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一书，在当时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总之，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这是周谷城之所以博大精深、学识渊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方法。独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提出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就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此问题，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
（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着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
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
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
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
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着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着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在治学中，周谷城很讲究独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说在史学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体同在一样，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是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离开的。如果不注意分析历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依靠制约，也就把握不住历史的整体。治史中，周谷城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中外历史，只有拿它们对照看看，就能使人们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他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一文中，把中国的封建社会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社会的许多特征作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发达，如社会的自由竞争，如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如学术的发达，如法制的出现如何处理它，如经典的纂集，如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如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节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这可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何处理它呢？
一是理论上要纠偏。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为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历时间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二是处理的办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往下移，这样，1600年的封建时代，对2400年的奴隶制时代，这样做，不仅从年代学的观点，而且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独立思考中，还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
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相互客气，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风，这可说是周谷城治学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时，周谷城就喜欢开展学习上的自由讨论。他曾组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自拟辩论题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辩论双方为北京高师与清华高师二代表队。周谷城任北京高师主辩人。当时到会者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自此后，周谷城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为看重。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争论问题，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写文章攻击周谷城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国教育历史的使命》一文中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观点是矛盾的。周谷城则在《教育杂志》发文反驳胡适，与之辩论。
再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6月），在《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学术界“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周谷城指出“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至于说到建国后周谷城所发动和参与的学术讨论，可谓规模更大，反响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周谷城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文章而引发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了新见，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不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全国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这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周文的围攻。然而，周谷城坚持辩论，以理服人。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还鼓励他“不要怕，要积极地写”发表己见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周谷城还就艺术观和美学家朱光潜作过认真的讨论，等等。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有一前提，这就是要“相互客气，明辨是非”。学术上的讨论切忌“霸道”作风，而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发文评论哲学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人》，评哲学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建国后，讨论我国的封建时代的划分时期问题，或参与史地学术问题的讨论，他都采慎重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以事实为据，充分说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评周谷城着〈中国通史〉》一文，对这部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周谷城并没有恼怒，或不审慎地予以批驳，他采取的是与作者认真商榷的态度。这一点，从所写的《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的内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静气地与作者逐条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据则是根据无可辨驳的事实，而不是强词夺理，只凭意气用事，以势压人。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但不贴标签，不搞教条主义。这是周谷城治学中一个显着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等于照搬照抄马列的词句，不顾史实来图解历史。周谷城最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做学术研究，总是力图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恰到好处地把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的论着中，可说随处可见。如他所写《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历史，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他认为过去许多历史书是依旧观点写出，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今天经济基础完全变了，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成了它的障碍，倘若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而无新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研究历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这一点，或注意不够，那谈不上为现实服务。显然，周谷城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中国之变化，提出西方国家，由于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扩张，由通商到军事侵略，到经济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国不受任何势力节制的封建军阀，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支配残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新势力，奴役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之变化。这段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作为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当时中国之国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彻的。
建国后，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学术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可说更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驳斥姚文元“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说法与事实是根本不相符的。因为，请问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它却是包括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识的，而且自始就包括不同种族的不同语言和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截至今日为止，它不仅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如果认为不同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亦即部分不能构成全体，那么统一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将不能存在了！因此，根据事实说，对立斗争的部分构成统一的整体是否认不了的。可见，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娴熟自如的。正是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故在“十年文革”中，尽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蔑批驳他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他都能不屑一顾，坚持真理，坚信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列主义，不向姚文元等人作任何的妥协。

‘叁’ 吴承明的治学方法

吴承明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法；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经济学、社会学等分析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下，提出经济发展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可考察移民、贸易、交通等及核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及城市与市镇研究，有利于展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历史趋势是从区域到一体化的整合）、社会学方法（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及人口、心态等成为经济学的内容。可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他很欣赏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长、中、短时段的历史研究体系，惟其份量大，应分工进行。研究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和对所研究问题、现有资料的适用性。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集众家之长。
吴承明在治史方法上着意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西方史学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本体论上是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集中针对的是历史事实的认识论。先生说也应当承认认识的相对性，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他认为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部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着作，也首先要求检验资料和资料的正确性。但他也认为实证主义不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历史研究应当有价值评判。不过经济史学的价值分析颇难，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虑，即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则应当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还包括对后代及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引逻辑实证主义治史，要求从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此方法有许多局限性，结论往往是预言性的，并包含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是不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各种理论、学说纷纷传入中国。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系统论等新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学术界被借鉴和使用，在史学界也引起一场反思。吴承明先生从80年代初开始即多次在学术讨论会上谈经济史研究如何借鉴和使用这些方法，并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意见》，其后又发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一系列讨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分别从历史观和方法论、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等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了各种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利弊、如何具体使用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史无定法的宏论，被经济史学的后辈作为治史的座右铭。
蓄而不露、厚积薄发，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框架。吴先生坚实的历史学积淀与数理经济学功底，将经济学理论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市场入手对商品交换、价格、货币、人口等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构建起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新框架。《中国资本主与发展史》虽为吴承明与着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但是因为许涤新先生1988年不幸病逝，实际上从这部书的规划、设计、重点章节的撰写、修改全都由吴先生主持完成。而且由于这部书的编写时间历时20年，所以待书出版时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被挖掘出来，为了使这部巨着能够达到预期的高水平，第二卷和第三卷全部书稿都是吴先生亲自修改补充新的资料。
吴承明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是史无定法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研究经济史不要仅仅用经济学方法、数量方法，要关注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而且他还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先生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同时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以期从中西比较中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根源。
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他认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当时经济制度的怀疑，纯粹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怀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

‘肆’ 如何理解史学即史料学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
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史料学派诞生少一十
世纪一十年代末至二十年代初.山J几观察视
角的不同.人们对它还有不同的称呼.如新
考据学派、科学史学派等。其代表人物便是
当时颇有影响的傅斯年.他主掌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摩卜石集了一批志趣相
近的史学精英.历史语言研究所理所当然成
为史料学派的主阵地。
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在当
时国势不振、列强群据.时人为救国多有语
不惊人死不体.常作振聋发啧之言的情况卜.
也许不算太过新奇。但在史学领域.它把传
统史学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评论、史J的编
撰等一概拒之门外.独尊史料学.震动之大.
可想}fi!知。但后来的影响证明这种给史学重
新定位的观l从步{非无稽之谈.它的提出自有
其深刻的原因。
理论来源
首先是当时国内普遍兴起的“科学热’，。
近代中国长期领教了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所带
来的巨大冲击.伴随着痛彻肺腑的创伤.一
改过去视其为“奇技淫巧”的无知.完全臣
服少科学的魅力之卜。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
动中.科学与L心主同时)I举.成为新文化运
动中向旧社会开刀的锋利武器.其势锐不可
挡.影响遍及各领域。当时就读少北大、热
衷少接受各种新事物的傅斯年也深受触动.
对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扫
除因循守旧、了无创新的学风怀有浓厚的兴
趣与强烈的使命感。他主持之卜的《新潮》
杂志也经常刊登一些关”几自然科学的文章。
北大学业完成后.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的感召卜.1920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启’费留学
名额.赴英德学习。在伦敦大学研究院他跟
史培曼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物学.后又
兼及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
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勃朗克的量r论所吸
引。对少这种偏重自然科学的原因.其好友
罗家伦解释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
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
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
想从自然科学里而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fi!外.
ifu N.想从里而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f } 1 c P. 20)在
西方学术纠缠不清的有关“历史是科学还是
艺术’，的讨论中.他对探讨过程似乎从来都
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坚定了要将中国的历
史学建成科学历史学的信念.要以考订史料
的学术实践来说话:历史学是科学。
其次是基”几傅斯年深厚国学素养。傅家
堪称是诗}J传家。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
清朝入主北京后的第一位状兀.傅家因此以
‘开代文章第一家”If1J闻名山左。至其祖父傅
淦.虽博通经史.但淡泊名利.无意科举。
然If1J他对傅斯年却寄望甚厚.5岁时便把他送
进私塾.放学回家再课以家学。至1905年傅
斯年10岁时.就己经修毕十二经.此后进入
小学堂.放学回家仍被督促学习儒家典籍。
直到1908年他被其父生前一学生带至人津读
J.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其它学科上。小
时候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度接触.为傅斯年
日后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许多人形容他
为通才.一方而是指日后自觉主动去学的自
然科学知识.另一方而就是小时候所学到的
传统文化知识。与其同在德国留学的内兄.
精研数学、数理逻辑、历史、音乐、法理.
最后成为弹道专家的俞大维十分佩服他.曾
私卜对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J ",
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他的重要作品《性
命占训辩证》收集了占代典籍中有关性、命
的词条达一力一多个.以比较的方式说明原训
及字义的演变.显示出他对占籍的熟悉程度
非同寻常。正是基”几对占籍的了解.他对占
代的史学及史学家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认为
从司马迁至司马光中国史学处J几进步之中.
因为他们的着述能广泛收集各种史料.尽量
使史学走向客观.If1J后的史学家大多只注意
在着J的体例上因循前人.使用别人的材料
If1J不注重自己扩充占有史料.导致史学发生
退步。后来的历史上.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
颇得他的推崇.当时的史家阎若墟、钱大听
等人也深为他所钦佩。因为他们的这种治学
方法“很有l从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
方法”of21
再次是德国朗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
如果说在留学过程中.傅斯年企图通过对自
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涉猎.为科学治史作方法
上的准备.那么对他的“史学就是史料学’，
观l从形成具有直接关系的则是朗克学派的实
证主义史学。朗克在其旱期着作《拉]一和条
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认为“历史指定给木J
任务是:批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J几未来。
可是木}J{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
它的日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f1!
己。; f -}l ( P. 178)其实质就是:叙事是历史学的最
高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也仅仅就是通过自
己的研究不断地接近历史的原貌。这种观l从
对傅斯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史学的
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
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
或那个主义。>f41cP5)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就明
确提出了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
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
J赞，、“科学的东方学”。f 51( P. 266)他主持历史语
言研究所时.也忌作“空论”(指历史理论的
研究).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说:
“木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
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
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f 51 ( P. 276)因此
手卜诸人也多为偏重治史料之才.如陈寅烙、
毛J水等。据史语所的人十后来回忆.傅斯
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
派”。其后的学术实践中也处处有朗克学派观
点的痕迹可寻。
二、理论价值
“史学便是史料学”观l从.当年提出时就
曾遭人质疑.后至60- 70年代在台湾还不断
遭人非议.在大陆9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有
关近现代史学史的着作中甚至都不见了傅斯
年及史料学派的踪迹。如果说质疑与非议还
说明至少围绕这种观l从仍有不同意见.还有
人能够看到它的价值所在.例如蒋祖怡说:
“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话.这种话我不敢承认.
但我却不能否认史料与史学关系之密切.因
为史料史是研究文学者所必须取资的材
};}. o,> } 61 ( P. 149) I f IJ将其一笔勾销.则无异J-.否定
了它的存在.这对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
上曾有过较大成绩的学派似乎不太公平。我
们应该正视其价值。
1,“史学便是史料学”首先强调的是史料
的重要性。这有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如前所述.傅斯年认为中国史学
从司马光之后少有进步.主要是后世的史家
不再象司马迁“传信存疑.以别史料”.不再
象司马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能够利用
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 } 51 ( PP. 225- 256)大多只
是用别人的材料.承袭前人史}J体例来着史.
搞出的只是“化石的史学”.If1J要改变史学发
展的这种不良趋势.只有从史料上卜功夫。
因此他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希望通过
强调对史料的重视.从If1J使传统史学走出过
去那种重视史}J编纂.轻视史料搜集整理的
误区。
第一对史料的强调使近现代史料学迎
来了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之前.曾有
工国维主张将地卜文物资料与占代文献资料
相互印证的“一重证据法”.陈寅烙主张的
‘诗文互证法”.If1J傅斯年对史料搜集与扩充
的重视则为这些方法提供了史料上的支持。
对少史料.傅斯年以自己的独到看法.提出
了二个原则:“(一)儿能直接研究的材料.
便进步。儿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
创造之系统.If1J不繁1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
事实.便退步。(一)儿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
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二)儿一
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
步。不能的.则退步。”其中第一l从就是强调
要史学工作者要“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
到史籍材料以外的东西.……如地卜材料的
彝器、甲骨、简版、明器”等等。}51(PP.256- 258)
他认为“占代历史.多靠占物去研究.因为
除却占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
料”.If1J我国过去的考占学结果却没有应用到
历史上去。中国史学要有大的进展.必须抛
弃以往那种“纸上的考占’，.从田野考占中去
找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从1928年到1937
年.史语所在傅斯年亲自领导卜对安阳殷墟
进行了大小巧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
物.为中国上占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1富的
原始材料将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1928年在马衡的呼吁卜.傅斯年通过蔡兀培
为史语所买卜了几经周折、深为日木人所凯
觑的清内阁大库档案.JI在其主持卜进行了
多年整理.至建国前夕共编成《明清史料》
甲、乙、丙、!-编四十册.从!f1!使那些几欲
损毁.进If1J又险些被外国人掠走的珍贵史料
得以保存.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工作奉献了极
为重要的材料。不可否认.这些与傅斯年注
重扩充史料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2 ,“史学便是史料学”内在包含着要建立
科学史学的观点
第一排除史学中的非科学因素。他认
为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史料学之外的诸如着
史、历史哲学等虽然要以客观的史料为基础.
或者在客观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但是在
叙述及抽象的过程中.不可能避免使用艺术
的手法或加入其它主观的、非科学的因素.
这就导致了它们不能成为科学。因为“历史
木是一个破罐r.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
真山我们一齐整齐了.便有我们的主观分数
加进去了’，。所以.史学当中只有进行史料的
搜集整理与考订史料的史料学最能成为科学。
那么要建立科学的史学.毫无疑问.当然要
将含有不科学因素的其它的部分拒之门外。
第一引进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认为地质学、地理学、考占学、生物学、
气象学、人文学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
的工具。举其J If1J言:“占史学在现在之需要
测量的木领及地质气象常识.步{不少少航海
学>。 fsl(P.260)后来他在此工作上虽然没有彪炳
后世的成绩.但在当时的研究中就能考虑到
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认识到某些自然科学方法也适用”几历史研究.
历史学可以建成一门科学的学科.己经实属
不易。
3,“史学便是史料学”反映了傅斯年对科
学的坚定信念。一战之后.许多原先强烈主
张要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看到西方的科学
成就最终以战争这样一种态势展现”几世人而
前时.失望之情溢”几言表(典型的记述可见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一些原木就持文
化保守思想.坚持中国文化中心论的人十此
时趁机进行非科学的宣传.以证明中国文化
优”几西方文化.甚至可以成为西方文化的救
世祖。当年柳治微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中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极中和之道德.
极高尚之文学”.“今虽礼教陵迟.然Ifu流风
未沫.……此正西方个人主义之药石也”。f }l
而对如此非科学的思潮.傅斯年却不为所动.
仍坚持要建设科学的史学.用行动体现了他
对科学坚信不移.对科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伟
大作用坚信不移。这在当时无疑起到了对非
科学思潮进行积极抵制的作用。
三、理论局限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学观
念在今人来看.有它积极的一而.但是其消
极的方而也是显If1J易见的。
从启蒙时期意大利维柯提出建立科学史
J货的命题.到爱尔维修要将史学建成象自然
科学一样严密的科学.他们都没有忽视历史
发展的规律性.这里体现了资木主义上升时
期资产阶级史学的基木观l从。但在主要资木
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维护
木阶级的政权.否定社会历史规律、反对唯
物史观的内容成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流。
傅斯年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木主义经过多年
发展.其取代封建主义时的锐气不再.If1J世
界各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又对其政权稳定性产
生严重的威胁.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史
J货理论也山过去反封建的激进走向保守。在
欧洲.尤其是德国留学过程中.影响他的历
史语言考据学派主要观l从就是还历史原貌.
7{不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JI目_为将
来世代的利益!f1!教导现在.即不过多考虑历
史学的其它功能。这使傅斯年认为史料学以
外的史论及历史哲学都是一些“空论”.)I目_
极其忌讳这种“空论”.只把踏踏实实做好史
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为此他
不仅否定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寻.甚至为
了建立科学的史学.不惜对史学的内在分类
进行任意删减。但是片而夸大历史具体和特
殊的方而.Ifu否认它具有抽象与一般内容.
其实正是将史学自我摒弃”几科学之外的做法。
可以说“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在历史
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卜对史学的一种武断的
阉割.它必然造成史学某些社会功能的丧失.
无助”几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和预
知未来。
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建立科学的史学.
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对拓宽中国
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发展传统史学大有裨
益.但是如果以将史论、着史、历史哲学等
史学门类逐出史学的范畴为代价.则有l从得
不偿失。尽管突出史料学为史学发展准备了
更为充分的材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
基础毕竟是基础.微观的研究终究不能取代
宏观的统摄.史学如果需要谋求更大的发展.
就不能只停留在微观基础研究的层次上.或
者仅仅凭借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增加一些
史料。近现代西方人木主义哲学一再强调:
孔德首创的实证主义坚持自然科学是人类文
化的典型.要求一切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
观l从是错误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完全适
用”几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历史发展不
仅有物的.也有人的.其中不断变化的人性
步{不象一些物的东西那样.可以通过运用自
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还原。柯林伍德曾经指出.
“要山人性科学来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山、If1J
目_只能山历史学来做”。f }l ( P. 23s)我们姑目_不论
他对历史学功能的夸大.但是没有历史哲学
的指导.史料学派的史学只能是“重考据If1J
不多发议论”.这使他们的着述“多零碎If1J少
系统”。考察史料学派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
不难发现.大多是史料考证方而的.If1J极少
有以高屋建领的气势写成的贯通性历史着作。
主要原因就在”几他们只局限”几史料与一些细
小的问题.If1J轻视甚至是抛弃了历史哲学。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注重史料的
考证.Ifl}反对在整理史料时进行疏通、推论。
究其实质.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的史才、史
识有限.人人都对材料作出疏通、推论.则
不仅对史学的发展无益甚至有害。这一l从
虽有可取之处.但明显言过其辞。因为历史
研究以材料为基础.个人完全可以根据占有
材料.以自己的才、学、识作出合理的推论.
即使其结论随着后来新材料的发现有被推翻
的可能.我们也可以非常坦然地解释:这只
是反映了个人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对不能重
现的历史进行了最合理的推测。波普尔认为.
既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fu
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观l从.那么每一代人就
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重新解释
历史.去修正或补充别人的不足。他说:“不
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
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Ifu N_没有一种解释
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
自己的解释。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JI目_也
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
要等着解决。，，[9林”“m一4c}4)如果毫无思想地消极
对待证据材料.不仅是写史.就是史料考证
类的文章.也只不过是摘抄、复述和编排文
献资料。这就是柯林伍德所谓的“剪刀加浆
糊的历史学”。Ifu N_这种历史学在他看来“实
际上根木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J{没有满足
科学的必要条件”.f }l ( P. 292)也就是指它只涉及
到外在的事实.If1J没有透过材料发现隐藏在
历史背后的思想。因此这种研究取向最大的
缺陷在J几:它使史学研究者在历史认识中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限制.从If1J使历史研究
成果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
可见.“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l从木身就
是长短互见的。今人.它的提出己然成为历
史.但它以自己的价值与局限在中国史学发
展过程中留卜的印迹却不可磨灭。我们可以
批判其局限性.却不能因此Ifu否定它在中国
近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更不能无视
它的存在.否则便有违客观的原则.也就谈
不上对它进行正确的认识。

‘伍’ 历史学研究中有没有一个研究方法叫“史料实证法”

有的。毕竟有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
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学家是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痕迹进行研究的。史料及史料处理于是便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及史料处理的选择反映了史学本身的演进。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政治、人物活动为重点的史学，其材料来源便也主要是各类叙述性的文字材料。19世纪的实证史学流派表明这种传统史学达到了顶峰：在史料组成上，实证史学家搜集了政府、私人各类档案、文件、公文信函、财政纪录、文契、外交文件、司法纪录等各类与政治事件、人物活动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史料;在史料处理中，实证史学家与文献考据学派结合而对史料进行内证、外证两方面的考证。
外证即是依靠碑铭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等辅助学科来消除史料的错误，辨别其真伪，同时确定其年代、日期。内证分析史料内容的完整性、统一性并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比较、对照以确定其可靠性和价值。在这一考证步骤结束之后，史学家便将这些史料根据日期及揭示的事件信息顺序加以联贯，编写成书。

‘陆’ 什么是史料分析法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得出最合理的结果

‘柒’ 如何进行史料分析

进行史料分析可以从：阅读好史料，增强对史料的理解力、联系课文内容，找到突破口、抓住关键，理出要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相关介绍具体如下：

1、要阅读好史料，增强对史料的理解力。要根据所提供的材料和题目的要求，认真阅读，求得正确的理解。不能单凭一词半语就作结论，要克服泛泛而读、不求甚解、随意作答的心理因素。

2、要联系课文内容，找到突破口。将所提供的材料先确定范围，放入所学的编、章、节、目中去考虑，然后整体回忆作答。史料分析的内容，不管难度有多大，隐秘性有多深，都可以从课本中找到痕迹和突破口，抓住突破口顺藤摸瓜，问题就迎刃而解。

3、要抓住关键，理出要点。把有关内容根据题意有所取舍，有所提炼，内容要点化，不要把整段史料课文内容全盘照抄。还要根据史料分析要求，突破现象求本质，抓住关键语句，归纳出正确的鲜明的观点进行分析。

(7)分析史料是治学方法吗扩展阅读：

史料分析的技巧：

1、反复读两遍：第一遍粗读，了解大意。了解材料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注意各段材料的联系，读出材料叙述的核心内容，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考生在找出材料中心内容后，要围绕这个中心确认材料涉及的内容或对课本知识进行迁移，找到解题的突破口。

3、与教材联系，迁移教材知识：根据史料所述内容和后面的问题，联系教材中相应的知识进行分析、回答。一般来说，材料或者是教材内容的再现，或者是教材内容的补充或延伸，或者是教材没有提到的新情景。

尽管材料有可能是新的，但不管多新，必定与教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把材料中的重点信息与教材的史实、观点相对照，确认材料与教材的哪章、哪节相关联，这样便将材料与教材挂靠在一起，挂靠准了，解析的大方向便明确了。

‘捌’ 什么是“史料分析”

看看下面的资料 希望能给你些启发:
史料

史料是指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以及第二手史料 (secondary source)。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但二者的界限经常并不明确（例如史记就很难说是一手或二手史料）。一般中文所称史料，主要是指第一手史料而言。

常用的史料的种类如下：

文字史料
史书：距离要研究的时代较近的人所写的史书，是研究当时的重要史料，例如汉书之于汉代历史，通典对于唐代制度的历史。明清的地方志对各地区历史的研究等。
档案文书类：尤其对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很有帮助。例如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借资料、唐代的法律条文、明清档案、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等。

思想或学术着作：反映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学术的发展。如由孟子中可看到战国时代人的想观念，借由黄帝内经可了解中国古代人的医学以及对人的身体的认识。皇朝经世文篇反映了清代人的政治社会思想以及政治社会上的问题等等。

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内容虽有虚构之处，但常可反映当时人的生活、想法以及观念等，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如从世说新语看六朝人的思想及生活，由元杂剧看元代人的观念及生活，从金瓶梅观察晚明文化及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如古代的农民历、商店的帐薄、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由于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东西，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及想法。
报刊杂志：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一般性报纸有助了解一些事件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从不同观点对此事的了解，娱乐性的报刊则可以观察当时人的文化和生活。

口述史料：多用于现代史的研究，借由对尚在人世的当时人访问口述而获得对历史更直接深入的了解。
其他：包括如碑刻、墓志、家谱等等。

非文字史料：

图像类：如绘划、壁划、刺绣图案等，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的生活及审美观等，图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有助于研究宋代城市生活的的清明上河图
实物类：包括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饰品、钱币、墓葬，用以探讨当时人的生活、及观念等等。这类的史料，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风俗类：借由对于当今流传风俗文化的观察，作为讨论历史现像的依据，
例如由现今对遗留的民间信仰仪式研究为线索，来了解其在古代的情形。或由现在仍存在的原始民族的研究，来推断早期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玖’ 如何提高学生分析史料的能力

绝大多数的学生误认为：学好历史只要会背书就行了。所以，学习历史的一般方法就是死记硬背。这样的结果，不但扼杀了很多同学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无法真正培养学生应有的分析能力、综合归纳能力、史实运用能力等。直接的结果就是，考试时大部分学生遇到大量史料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乱答一气，完全把所学知识抛之脑后，成绩结果可想而知。研究近几年的中考题就可以发现，题目越来越灵活，直接考死记硬背的知识越来越少，绝大部分题目（不管是选择题还是文字题）要通过知识的迁移，结合史料，进行分析，解答。
那么造成学生在史料分析这一环节上能力不足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做弥补？
一、原因
1、传统课堂教学对史料运用的忽略
旧教材课本教材的编排，大部分是按照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影响、评价的编年体顺序进行编排。每节课都有相应的一两段材料来对课本史实进行补充说明与扩展。但，这对浩瀚的历史史料大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进行史料的补充，那么学生在课堂上接触的史料会少之又少。课堂之外，大部分学生又只习惯于背课上现成的历史结论和历史史实。所以，一遇到考试，往往难以将所学的知识与提供的历史史料进行挂钩。
2、学生课后作业落实不够
大部分学生对历史作业的态度是：钩钩选择题，看看问答题。遇到老师要检查了，就抄抄问答题。对问答题中出现的史料很少有认真阅读并做出解答再对照答案进行分析的。时间一长，真正到了考试，学生看到材料往往一眼扫过就开始下笔答题。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下笔万言，离题万里。
3、学生心理准备不足。
因为平时接触的史料少，真正训练的时间少，所以，大部分学生形成了一个习惯：畏惧史料。一看到一堆的史料就开始害怕，尤其是古代史中的一些古文史料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这次初三第一次考试中有一道史料题，材料有一定难度，但答案很简单，只要从材料中认真阅读，提炼归纳出来就可以。但，结果是，部分学生史料看都没看，纯粹根据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回答，答不对题，更有小部分同学完全空白。试后问为什么，学生答：材料看不懂，所以肯定不会做。
4、学生没有掌握一些答题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对于史料题，不管是选择题还是问答题，还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学生在这一方面还相对欠缺。比如，审题不清。还没有读清楚题目要求和材料就匆匆作答，这是大部分学生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这次考试中的材料28题中的第1问，题目要求是回答西汉的史实，结果很多学生从西汉一直答到唐朝。此外，对材料题的基本题型，及相应的解答方法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
二、解决的方法与措施
1、首先，教师在课堂上应适当补充史料
教师在课堂授课的过程中，尽可能补充一定的史料，做到“论从史出”，尤其是对一些重难点，尽量通过史料，让学生分析，然后归纳，做出结论。这样不但能加深理解，而且，因为是通过分析得出的观点，那么一些需要记忆的史实就很容易掌握了。
比如：古代史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有关对老子、孔子及百家争鸣的各派思想掌握，必须通过补充相应的史料让学生来理解各派思想的核心，特点，应该怎样来区分。这样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有关这些思想家其他的史料的时候，才能够准确的根据其思想的特点判断出正确的答案。
2、落实作业。
指导学生利用好手中的资料。认真完成作业，从作业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材料的能力。并将材料的相关答案收起，定期抽出部分题目进行分析解答。
3、多进行相关材料的训练和心理的指导，让学生不再害怕史料。
4、指导学生掌握做题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史料题的设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类，问题比较简单，只要求从材料中找准信息点来回答，甚至不必加工。如这次初三考试28题第一问，30题第四问，问题的答案全部来自材料中。
第二类，依据史料，结合所学的知识对有关问题进行说明、论证。
这类题目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要灵活运用平时掌握的理论、知识、技能去解答。
第三类，理论联系实际的题目。要求考生以史为鉴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
回答这类题目，要求考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知识的迁移，各学科知识的渗透，并且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其次，要采取科学的解析方法。
史料题分析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一、认真阅读
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题意，首先要将史料的意思弄明白。初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文言文，现代文的阅读能力，但关键是要认真，要有耐心。认真阅读史料，除了阅读正文而外，还要注意阅读史料的按语和尾注。这些要素提示我们把这段史料还原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下，有助于我们联想相关的历史知识，正确答题。
至于史料的正文部分至少要读三遍。第一遍泛读即整体阅读。疏通文字，把握史料的基本内容。阅读的过程中，划出中心句或关键句，概括出史料的主要意思。对似懂非懂的内容要联系上下文，再把它和中学课本中的有关知识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达到正确理解史料的目的。
第二遍阅读是针对文后的题目，有选择地阅读，是精读。这次阅读实际上是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整理的过程。要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特别是要挖掘材料间的隐性联系。
史料后的题目做完后，进行第三遍阅读。这次仍是通读史料，检查一下有没有把握住史料的主要内容，有没有疏漏的地方。这一次阅读是拾遗补阙。
二、仔细审题
教会学生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审题。如果说认真阅读史料是准确答题的基础，那么仔细审题则是关键。不少同学不会审题。特别是考试时遇到一些材料长，信息密度大，文字又比较艰深的史料题。一看材料，心里发慌，手脚自然就乱了。还没答题心理就打了败仗。于是，匆忙地将材料和题目看一下，还没有理解清楚题意，就草率答题。其结果，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殊不知，审明题意是正确答题的前提。只有仔细审题，正确理解题意，才能准确回答，不至于答非所问。
仔细审题，首先要看清题目有几问。其次要抓住题干中的关键词语如时间、背景、措施、意义等去理解，还要注意有没有字数的限制，问题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遇到评价某人或某物，必须客观。一般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评述。另外有些题目的回答，还要考生学会知识的迁移，深层次、多角度、实质性地分析。
三、准确表述
理解史料原意后，就要根据题目的要求有针对性的回答，千万不能丢、漏要点。这一步的关键是靠船下篙，扣紧问题回答。对史料里的有效信息要进行整合、概括。表述时做到语言准确、逻辑严谨、层次分明。
当然，影响史料分析能力的因素有许多。要想提高史料分析能力，也不是三两天所能奏效的，功在平时。平常要多做一些史料分析题的训练，熟能生巧。另外，还有待于语文阅读水平、辨证思维能力的提高。
总之，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法、科学的思维、有效的训练，史料分析能力的提高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关键的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们都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落实。

‘拾’ 考据学按照按治学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哪几派

按治学方法的不同，他们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擅长从研究古文字人手，重视音训，以求经义；另一派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擅长“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尤精小学，治学从文字、音韵入手，了解和判断经学的含义，以独断与精辟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