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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麟教学方法

发布时间:2022-07-06 22:53:41

❶ 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幼儿教育,提倡适合国情的中国化幼儿教育。

2、反对死教育,提倡活教育。

(1)教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2)教育方法、教育原则: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3)幼儿园课程理论:课程的中心——环境,课程的结构——五指活动,课程的实施——单元教学、整个教学法、游戏式的教学。

3、重视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

(1)张宗麟教学方法扩展阅读

1923年秋,陈鹤琴在自家寓所里创办了中国首个幼教试验基地——南京鼓楼幼稚园。自此,他家的客厅成了12个流浪儿的课堂。

他架起小黑板,摆上小板凳,让女儿当小先生,教流浪儿识字、唱歌;他和孩子们一起做识字游戏;他在音乐声中拿起“新年老人”的拐杖,走到台前,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小兵丁”,一边唱着,一边以手杖作枪,举枪、瞄准、射击……

当时,儿童教育在中国还是一片荒漠,在学制上尚无地位,少数几个幼教机构,都由教会主办。于是,这位师从杜威的教育学硕士归国后,在南京创办了5个实验学校和幼稚园,又最先在高校开设儿童心理学。

有人背后议论:“堂堂大学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陈鹤琴却说:“我就是要从小孩教起。”

❷ 张宗麟的社会课程理论和实践对学前教育学的现实意义

学习学前教育学的意义
1.可以掌握学前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及开展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初步方法

2.帮助学生了解托儿所、幼儿园实际,培养热爱儿童、热爱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要思想

拓展资料
学前教育学是研究学前年龄阶段儿童教育规律的科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的学前教育学研究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3~6岁幼儿教育的一般原理和幼儿园教育的任务、原则、学前教育学内容和方法,也包括学前家庭教育的要求和内容。

学前年龄阶段的划分在各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为 2~5、6岁,也有的国家为初生到5、6岁或7岁。3岁前是儿童身心发展比较重要的阶段,与3~6岁儿童教育有密切联系,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把两者统称为学前教育较为恰当。

❸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在中国的传播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盛行,是从杜威在1919年——1921年访华期间开始的。杜威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于1919年4月30日来华,在十三个省进行了数百场讲学。他的讲演被迅速汇编成讲演集出版,并成为畅销书,他的主要教育论着也被迅速翻译出版。一时间,中国教育界掀起了杜威热。此外,孟禄、克伯屈等实用主义教育家也分别于1921年和1927年来华讲学和调研,他们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直接指导中国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此同时,杜威的弟子及一大批留学过西方,接受了西方新观念的人,如陶行知、陈鹤琴、胡适、蒋梦麟、蔡元培等,也大力传播、实践甚至发展杜威的教育思想。如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提出了以活教育为特色的幼儿教育思想;胡适多次撰文介绍杜威的观点;陈独秀评价“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讲演,……是在教育学” ;罗廷光(又名罗炳之)等认为杜威的演讲影响巨大。总之,这一时期有很多教育家或学者受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教育界成了最时髦的观点,一些深受其影响的教育家或教育学者师生关系的思想观点体现了这一特点。笔者在分析了当时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教育家或教育学者的一些论述后,从中梳理、总结出以下一些观点:
(一)批判旧教育一味强调教师权威、压制儿童
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当时我国大多数教育家把他们新型师生关系的理论或思想建立在对旧教育猛烈批判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在旧教育中,教师高高在上,学生个性受到压制,没有任何地位。他们对旧教育的师道尊严深恶痛绝,认为应该打倒教师的权威。1920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中激愤地写道:“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张宗麟于1931年专门写了《打倒师威》一文,文章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教师形象:“手拿教鞭,坐着虎皮,装起一副判官式的冷脸孔,搭起又酸又臭的空架子,吓得天真活泼的孩子都象小鬼罪犯”。文章从教师为什么要摆师威,打倒师威的理由,怎样打倒师威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大声疾呼:“打倒师威,建设师爱!”陶行知认为:“大人赐给小孩子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日里听了恐怖的话,夜里还要做恐怖的梦咧。为小孩子造成这样的恐怖世界已是不可宽恕,他还叫小孩子屈伏在恐怖之神之前,以造成不抵抗之劣根性,那更是罪大恶极了”。因此,他呼吁打破这个恐怖和奴隶的世界。恽代英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也说:从前的教育对儿童是“一味的压抑,一味的阻止”,以至于“现在的一般人,办事能力不很丰富,遇有事情发生,不能措置裕如”[6]。当然,中国传统教育的情况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重视教师的权威,实际上很多人也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和谐。因此,这时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如同家人父子一样融洽,现在的师生关系反而只在媒介的学校上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发生关系。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批评那些师生关系冷漠的教育,主张在师生之间建立融洽的充满亲情的关系。
(二)强调以学生为本位
当时中国的很多人受实用主义儿童中心论的影响,主张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处于指导者、协助者的地位。如1919年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指出,“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有人在总结新教育的特征时指出,各种新教育的趋势,无不以儿童为本位或中心,包括教师在内的一切因素,都要以儿童的兴趣与努力为中心,都是为儿童而存在的,教师只是一个指导者。“优良的教师,须设法使他自己变成不需要。他退居在后面,看儿童生活着,生长着;在需要的时候,方去帮助他们”。这些事实说明,实用主义所主张的学生本位或儿童中心的思想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时尚,已经为一般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所接受。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无疑是对传统教育中教师本位和社会本位的颠覆。
(三)主张建立合作、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在批判封建师道尊严、强调学生本位的同时,力主建立合作、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不少教育家的论述中,都体现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主张的师生民主、平等、合作的观点。张宗麟指出,“无论何物,能经过师生合作而成者,愈有意味”。“教师也是游戏分子之一,要站在儿童队伍里共同玩”。他认为,朋友制是教育学上的新趋势。“教师对于学生素来是师严道尊的,学生在学的时候,绝对服从师命;教师所注重的是装货箱,不必问学生要不要……教师哪里是至尊呢?不过是学生的朋友罢了。”认为除了极少数的习惯训练,“其他诸事,教师都是从旁指导,从来没有直接的命令”。罗廷光也认为,“成功的教师,必是和学生沆瀣一气,和洽无间的”。陶行知在写给师范生的话中号召他们变成小孩子,与孩子们成为朋友。他还认为师生共生活,共甘苦的方法才是真正的教育,师生之间的隔阂才能完全打通,从而建立相亲相爱的关系,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和真正的人格教育。在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定义下,“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的严格的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当然,不少教育家在讲到师生民主平等的同时,也指出教师的领导或指导作用:“无论若何,教师在学生环境中终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教师是全群儿童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小领袖,处处要……能不失发号施令的势力”[4](P210)。
(四)教师要关爱学生、与学生为友
中国当时的教育家或教育学者们认为,教师的态度对学生至关重要,教师首先应爱学生,还要把学生当作朋友。陶行知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一个老师放下架子,视学生如弟妹,对学生所施的爱的教育。张宗麟认为,小学教师对学生好的态度比具有高深的学问更重要。为了搞好师生关系,他提出小学教师对儿童的态度应是:要有微笑的面孔、和谐的声音、自然而和蔼的神情,要多用“请”字,少用“不”字,不讲过分的话,要身先小朋友干等等[4](P835-839)。罗廷光认为:“教师的态度,对于训练学生至有关系……从任何方面说,教师终无教学生怕他的理由。他如果是位好的教师,该始终保持着‘友谊’的态度,以诚心感动学生。他主张教师“最要能忍耐。”,要能忍耐儿童的好问、好动和顽皮[12]。陈鹤琴也指出:“幼稚园的教师应当作儿童的朋友”。还有人对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其对教师的期望,结果表明,学生“希望师生的生活能打成一片……尝够了‘鞭打的责罚’,要求‘和善的规劝’……希望从教鞭下冷眼里讥笑中跳出一个仁爱恳挚的慈母来”。
(五)教师应向学生学习
在师生平等、儿童中心等实用主义教育观点的影响下,中国当时不少教育家提出了教师应向学生学习的口号。陈独秀说:“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他认为这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他还用医生处方必须根据病人病情的例子,说明“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陶行知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主张者。他说:“师范生应该拜小朋友做师傅,也如同孙行者的本领比唐僧大倒要做唐僧的徒弟。小朋友是我们的总指导。不愿受小朋友指导的人不配指导小朋友。”[10](P595)“不愿拜小孩子做先生的人,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末,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你只须承认小孩有教你的能力,你不久就会发现小孩能教你的事情多着咧。”认为教师应向学生学习,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所少有的。这彻底打破了师道尊严,去掉了教师神秘的权威面纱。
(六)主张根据学生个性心理特点开展教育活动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特别强调重视儿童的兴趣、需要等个性特点,中国的许多教育家或学者受其影响,强调教育教学要从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出发。如陈独秀主张“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罗廷光在《普通教学法》、《教学通论》等着述中,主张教师要从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出发来进行教学,还专门介绍了适应个性的教学法。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杜威、克伯屈等人的理论的影子。 陈鹤琴提出:“我们应研究儿童的心理,施行教育当根据他的心理才好。”蔡元培认为:“处处要使学生自动……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不过看各人的个性,去帮助他们作业罢了。”张宗麟说:“世界上没有万能的教师,更没有完备的工具;我们只希望儿童能自己发生问题,自己努力设法解决问题,决不希望代儿童解决许多问题”。他还在《幼稚教育概论》(1926年版)中强调儿童的自动,认为“教师不过做备咨询之人。”这些观点的共同点都主张教师只是一个启发者、指导者,只应站到学生的旁边或身后,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要来给儿童予必要的指导。
为使教育教学能够适合儿童个性心理特点,这一时期的教育家或教育科学工作者都比较注重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或亲自研究儿童的身心特点。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研究的重视,与实用主义教育重视儿童及其心理特点的思想的影响是有联系的。
(七)主张解放儿童,注重启发教育
针对旧教育压制学生的弊端,在儿童中心论的影响下,这时的教育家们主张解放儿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反对注入式教育,主张启发教育。张宗麟认为,应解放儿童的口。1931年,他以此为题目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儿童有说话的要求与能力,但是,“儿童总是不很有发言权的。老实说,不让儿童发问,不根据儿童发问的方法,都可以称他是‘注入法’。”因此,他认为应该解放儿童的口,要让儿童发问,教师要运用启发式教育方法,不到不得已,不把答案告诉学生。 “教师是最后裁决者,儿童的问题,应由儿童自己去解决,到儿童的确不能解决时,教师才可从旁启发引导”[4](P162)。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启发的教育,“启发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并且认为,只有有了这种新方法新精神,才可以得新教育,造就新人才。陈鹤琴指出,“我们做教师的,应时时刻刻希望儿童成为一个自动研究者,不能教他自居于被动的接受的地位。教师应常常停留在儿童后面,指挥儿童怎样学习……切忌站在儿童前面,领导他们做,有时竟代做”。
总之,当时的教育理论界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都主张批判师道尊严,强调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要向学生学习,要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合作、友爱的关系,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实施启发式的教育。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影响下,教育实践中的师生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在幼儿教育方面,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教育家在幼儿教育教育实践中,与儿童建立了父子亲人般的亲密关系。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设计教学法”等新式教学法曾经风靡全国,这些方法强调学生的自发活动,强调儿童中心,努力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移,教师变成指导学生的角色,传统的师道尊严关系也变成了师生之间的合作、平等关系。同时,受杜威思想影响明显的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也在当时颇有影响,打破了教师和学生身份在传统中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高等教育上,许多学校的师生之间充满平等、民主的氛围,这以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最为典型。 历史虽然已是陈迹,但却留下了许多足供后人长久挖掘的财富。历史研究不仅要进行事实研究,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价值研究。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在时代的旗帜下反思或挖掘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是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八十年前的教育前辈们所研究的师生关系问题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所借鉴的思想理论,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和所作的实践方面的探索,都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借鉴。
实用主义主张的师生平等、民主、合作与解放儿童的思想观点在教育史上确实起到了哥白尼似的作用。可以说,它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过度的师道尊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中国摆脱传统教育中专制的、不合理的师生关系,解放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在中国师生关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的缺点也早已遭到人们的批评,如过分重视学,有忽视教的倾向;过于注重学生的活动,忽视课堂教学;过于注重学生的实际经验,忽视知识的传授;对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估计太低等。这些缺点不但在国外受到广泛的注意,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少教育家如罗廷光、庄泽宣等都在其着作中提到设计教学法有缺乏系统化,学生所获知识流于粗浅和浮泛的缺点。有一个叫朱瑞琰的人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教学做合一有轻视读书的流弊”,“不能得人类全部的经验”[10](P34)。还有人认为,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有其优点,不应该用设计教学法完全取代它,其含有真理的地方则应保存[15}。尽管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偏激之处,矫枉有时难免过正,但对当时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制思想的冲击、对中国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更不能忽视。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一)处理好外来与本土的关系
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并未因为其老,就得到了很好解决。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一百年前,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教育思想,不少人鞭挞中国传统之师道尊严,力主以儿童为中心,并把其运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上;一百年后,又由于各种西方理论的传入,我们再次批判传统教育中的种种弊端,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合作关系,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师生关系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最大。后现代主义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师生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交往关系,师生之间应进行平等的对话,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师生之间是一种合作、平等、民主的关系,教师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所有这些观点(在这些观点里也能看到杜威思想的影子)都在我们的新课改中,在铺天盖地的论文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些观点当然都有它的道理,而且中国和世界一样,其发展趋势必定是实现充分但又和谐的自由和民主,所以师生关系走向民主平等也是必然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在面对西方的教育思想时应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师生关系上也是如此。闭关自守、民粹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全部奉行拿来主义也不行。这个问题其实在当年就有人注意到了:“仅为教育形式之模仿,非徒无益,其弊害实不可胜言。盖一国有一国之传统文化与其民族精神,较之他国,虽不无相似之点,但断断不能相同。”在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上,确实存在传统教育留下的弊端,需要借鉴国外的相关思想理论来加以改变。但我们在学习借鉴外来的思想观点的同时,又如何体现我们的民族性?也是一个值得深思和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任何外来思想并不一定都是完全或绝对正确的,我们还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即使是其精华,也还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以形成适合我国的实际、体现我国的特色、更有利于指导我国实践的新的思想理论。就师生关系来说,我们固然要学习国外的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等思想,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学生对老师必要的尊重、老师对学生必要的管理、教导、规范、要求等符合我国教育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的。只不过如何使两方面的优势实现最佳的结合,还需要认真研究。
(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杜威在批判传统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吸取了其中一些合理的观点。我国教育家当时对传统教育中师生关系,特别是师道尊严的批判,也很激烈,大有全部否定之势,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观点也体现了对中国优良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主张解放儿童、尊重儿童、根据儿童天性特点施教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早已有之。我国传统师生关系中确实有“师道尊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尊师重道、教学相长、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倡导师生亲如父子与朋友等优良传统。对于“师道尊严”这样的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应全盘否定。“师道尊严”源自《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其意是说对于为学或教育来说,尊敬老师很不容易、也很重要。只有尊敬老师,老师所传授的正确的道理才能受到尊重,正确的道理受到了尊重或重视,人们就会尊重学问、重视教育。因此,即使是天子,都非常尊重老师。就其本意来说,尊重老师,重视老师所传授的正确的道理及相关的知识、重视教育,应该无可厚非。只不过历史上有些俚俗之师既无师之德、也无师之才,不能以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来激发学生好学乐学,只靠施加高压来强迫学生学习。在他们那里,尊师已经成了束缚学生的绳索。因此,不批判传统教育中的弊端,我们的教育就无以进步;不继承和发扬传统教育中的精华部分,我们的教育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师道尊严”对当时教育所造成的破坏还记忆犹新,应当作为前车之鉴。因此,如何在深入研究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基础上,使二者的精华有机结合并进一步升华,形成高于二者的思想理论,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三)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师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地位
这是师生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和教育实践界还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一些人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地位,认为师生之间是“我与你”、“人与人”的那种民主、平等的关系,但这只是从人际关系的一般意义上来谈的,没能体现师生关系的特殊性。而且,把教师与学生的平等绝对化也是不正确的。当然,教育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而就学生自身的发展成长来看,其自身内在的因素是其发展成长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是教育的中心和主体。教师的各种工作都要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恰当地加以组织,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关爱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之能够顺利发展成长。但是,作为学生来说,总是在某些方面甚至许多方面比较蒙昧,需要老师的引导。而一般来说,老师之所以成其为老师,总是在某些方面比学生先知先觉一些或较有经验一些,能够为学生提供有益的引导。就多数学生特别是幼少儿童的天性来说,如果没有老师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往往会怠于学问与修养而日趋下流。从这些意义来说,老师在整个教育中的引导作用甚至主导作用不能低估。“否定或淡化师与生的规定性的关系,其结果都会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思考师生关系的特质,不能绝对否定某方面的地位与作用而片面强调另一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师生双方应该互相尊重,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使学生获得最好的发展。
(四)处理好教育教学中教与学的关系
师生关系如何,直接体现在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在历史上乃至现在,人们总是在强调教师的“教”与强调学生的“学”的两个极端间跳来跳去。要在教与学之间找一个绝对最佳的结合点是很难的,但走任何一个极端显然都不正确。传统教育中的以教为中心是不正确的,那么,绝对的以学为中心,是否有放任自流之弊呢?因此,如何把握教与学二者间相对合理的平衡点是我们研究和处理师生关系的重要任务。
(五)应该探讨与师生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与师生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如教学的本质问题等。如果说教学的本质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失之偏颇,那么认为教学的本质是交往就一定有道理吗?在老师引导下的系统知识的获得与学生在自主活动中经验的获得的关系是什么?顺应儿童天性与老师的规范管理、从严要求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在师生之间建立平等、民主、友爱的关系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了,才可能建构比较科学的师生关系。
总之,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师生关系理论、所积累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的需要,认真总结、借鉴和进一步升华这些理论观点及实践经验,我们就有可能形成更科学的师生关系理论,就能够更加恰当地处理教育实践中的师生关系,我们的教育就会更加和谐、更具活力。

❹ 论述“五四”运动时期幼儿教育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其意义。

1、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以中国学生为主的,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五四运动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

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五四运动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2、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巴黎和约”的签订,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3、特点:

(一)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它不同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它彻底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

(二)真正的群众运动。它既没有像康梁那样企图依靠一个傀儡皇帝来救国,也没有像辛亥革命那样单纯借助军阀力量来实现共和。而是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了群众。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4)张宗麟教学方法扩展阅读

五四的根本精神,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进步,科学,民主。一说:不屈不挠、忧国忧民、乐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❺ “整个教学法”是由谁提出的

“整个教学法”是由B陈鹤琴提出的

❻ 试述张宗麟有关幼儿园社会化课程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有什么意义

在幼儿园教育中,需要树立“师幼共同生活”的理念。教师不是仅仅照护幼儿的生活,而是参与幼儿的生活,与幼儿共同生活,在此过程中理解儿童的生活需求和向往,把握幼儿的生活趣味,变审视儿童生活为体会和反思儿童与自己的生活。在与幼儿共同生活中,教师要充实幼儿的生活环境,扩展生活的范围,创造活动的机会和条件,让幼儿不断获得新的经验。共同生活意味着教师要感受幼儿的心灵,向幼儿学习,让幼儿成为课程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其实,《指南》里面也有许多生活的观念:第 一,发现生活中的事物和资源。生活中有许多生活的事物和资源可以用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要到生活中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课程资源。第 二,要努力让幼儿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这是重要的学习。许多学习只有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的过程当中,才真正是有效的。第 三,要利用生活中的机遇和条件。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机遇,如交往的机遇、操作的机遇等,需要我们去充分把握和有效利用。第 四,形成生活中的习惯和规则。幼儿园里的习惯和规则不是教师给予的,应该是跟幼儿共同商量决定的。 “我们提倡的幼稚园课程,首先应注意的是实际行为,凡扫地、抹桌、熬糖、炒米花以及养鸡、养蚕、种玉蜀黍和各种小花,能够实际行动的,都应让他们实际去行动。在行动中所得的认识,才是真实的知识;在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在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制驭环境的能力。我郑重地再说一句,幼童一定先有了直接经验,然后才可以补充想象。”着名幼儿教育专家张雪门认为,“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这份课程也和一般的课程一样,包括了工作、游戏、音乐、故事等材料,然而这完全根据于生活:它从生活而来,从生活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在今日以教材为中心的气氛中,我们特别提倡行为课程。” 我曾经在一所幼儿园里看到一片竹林,离竹林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棵竹笋。一位教师带了一队孩子正在参观。我就问:“竹林在那边,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棵竹笋?”接下来,他们围绕我的问题开展了探索活动,他们发现越是靠近竹林竹笋越多,越是远离竹林竹笋越少。他们把地挖开,挖开以后在地里就看到了竹根,发现原来在地底下有竹根不断地往前延伸,所以其他地方才会出现竹笋。这些发现是孩子们通过动手、观察和推理去获得的。这就是探究式的学习,等他们再去看竹笋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了。 因此,幼儿教师要充分把握一日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和条件。锻炼身体、学习语言、社会性的发展都要通过生活的机会。现在许多幼儿园都有科学发现室,但内容过于规制化,设备过于高档化,基本上是中学的实验器材,这些科学发现室是不可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科学经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科学发现室和器材,而是生活中的科学我们怎么去把握,生活中的科学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在生活中,还有许多美的东西,要感受生活中的美。生活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来源。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操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幼儿不断积累经验,并运用于新的学习活动,形成受益终身的学习态度和能力。直接经验对幼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孩子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去思考、发现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经验。

❼ 陈鹤琴学前教育理论和主要观点

陈鹤琴,我国着名的儿童教育家,“中国幼教之父”。于 1923 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创立了“活教育”理念,一生致力于探索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道路。

1.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幼儿教育,提倡适合国情的中国化幼儿教育

2.反对死教育,提倡活教育

活教育的三大目标是——①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②做中教、做中学、做中

求进步;③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

(1)教育观。

陈鹤琴先生指出,要遵照活教育的精神办幼儿园,必须“以自动代替被动”,幼儿“自

动的学习、自发的学习”,自己去动手用脑获得知识,教师必须尊重幼儿的自主性,不能搞

传统的注入式,消极地管束幼儿。

(2)教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3)教育方法: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4)教育内容: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育,与实际紧密结合。

(5)教育原则

陈鹤琴先生提出的活教育的 17 条原则,如“凡幼儿能做的,让他自己做;凡幼儿能想

的,让他自己想”等,体现了尊重幼儿的主体性,重视幼儿动手动脑,重视直接经验的价值

等思想,奠定了幼儿园教育原则的基础。

3.幼儿园课程理论

(1)课程的中心

陈鹤琴先生反对幼儿园课程脱离实际,主张根据儿童的环境——自然的环境,社会的环境作幼稚园课程系统的中心,让儿童能充分地与实物和人接触,获得直接经验;

(2)课程的结构

把课程内容划分为“健康、社会、科学、艺术、文学”是一个整体,被称为“五指活动”

(3)课程的实施

强调以幼儿经验、身心发展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作为选择教材的标准;反对实行分科教学,提倡综合的单元教学,以社会自然为中心的“整个教学法”;主张游戏式的教学。

4.重视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

❽ 幼儿园分享课的教育意义

未来社会在强调个性张扬自我表现的同时,更注重团队合作及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我们的幼儿缺乏分享意识和交往能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独占精神成为了形成良好社会性发展的很大障碍。 正是这些因素,让很多孩子存在着自私、孤僻、任性,独占心强、以自我为中心、不合群、合作意识差等性格问题,影响了其心智的成长,导致个性不成熟难以适应社会。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社会领域中明确指出:教育孩子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等。“快乐分享”,利用幼儿园的集体活动帮助幼儿学会“与人分享”,消退自我中心的心态,促进每个孩子健康和谐发展。 由于孩子年龄小,缺乏社会交往经验,在分享活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互相争抢、攻击的现象,这时就需要我们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帮助,引导幼儿萌生与同伴分享玩具的意识,并能乐意分享。教会孩子友好的交往技能和一些礼貌用语,如:“我们两个一起玩好吗”、“咱们交换可以吗”等交往方式,并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遇到的困难,处理和同伴之间的矛盾,学会轮流、交换与合作,引导幼儿从被动交往逐渐过渡到主动交往,提高交往能力。以及学习各种与同伴合作分享的方法,在尝试中体验一起玩的快乐。

❾ 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普及教育的措施有哪些

教人要从小教起。幼儿比如幼苗,必须培养得宜,方能发荣滋长。否则幼年受了损伤,即不夭折,也难成材。所以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是我们最关心的—个问题。依我看来,进行幼稚教育之普及要有三个步骤。

(一)改变我们的态度一般人的态度总以小孩子的教育不关重要;早学一两年,或迟学一两年,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很漠视小孩子的需要,能力,兴味,情感。因此,便不知不觉的漠视了他们的教育,把他们付托给老妈子,付托给街上的伙伴。在这种心理之下,幼稚园是不会发达的。我们要想提倡幼稚园必须根本化除这种漠视小孩子的态度。我们必须唤醒国人明白幼年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
关心幼儿的父母,明白幼稚教育之重要,并且愿意送子女进幼稚园。但是他们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也是要不得的。这成见就是不愿他们的子女与贫苦人家的子女为伍。他们以为自己的子女是好的,贫苦人家的子女是不好的。他们以为贫苦人家的子女进了幼稚园便要把他们的子女带坏了。
因此,幼稚园便成了富贵人家和伪知识阶级的专利品。我们应当知道民国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就没有人下人。人中人是要从孩中孩造就出来的。教育者的使命是要运用好孩子化坏孩子,不应当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分开,更不应当以为富贵人家的孩子是好孩子,贫苦人家的孩子是坏孩子;尤其不可迁就富贵人家的意见排斥贫苦人家的儿女。富贵人家及伪知识阶级的父母倘不愿把新生子女做新中国被打倒之候补者,就应当把自己的子女和不幸的人家的子女放在一个幼稚园里去受陶冶。办理幼稚园的先生倘若不愿把幼稚园当作富贵太太们打麻将时用之临时托儿所,便应当把整个的幼稚园献给全社会的儿童。可是这样一来,幼稚园教师便须明白他们的使命,不是随随便便的放任,乃是要运用好孩子化坏孩子,运用坏孩子的好处化好孩子的坏处。
承认幼年生活教育之重要,是普及幼稚园之出发点;承认幼稚园为全社会幼儿的教育场所,是普及正当幼稚园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得到这两种态度,幼稚园才有普及的希望。
(二)改变幼稚园的办法幼稚园的办法是费钱的,不想法节省,必不容易普及。最需要幼稚园的地方是乡村与女工区。女工区的幼稚园,还可由工厂担负经费,纵使用费太多,尚易筹措。乡间是民穷财尽,费钱较少之小学尚且不易普及,何况费钱加倍的幼稚园呢?所以在乡间推行幼稚园好比是牵只骆驼穿针眼。我们必须向着省钱的方针去谋根本改造,幼稚园才有下乡的希望,才有普及的希望。
(三)改变训练教师的制度 普及教育的最大难关是教师的训练。我们要想普及幼稚教育至少需要教师一百五十万人。这是一个最难的问题;因为不但是经费浩大,并且训练不得其法,受了办理幼稚园的训练,不一定去办幼稚园,或者是去办出一个不合国情的幼稚园,那就糟了。幼稚师范是要办的,但幼稚师范必须根本改造才能培养新幼稚园之师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专靠正式幼稚师范去培养全部的师资。我们现在探得一条新途径,很能使我们乐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幼稚师范院在燕子矶设了一所乡村幼稚园,叫做第二中心幼稚园,开办之初便收了三位徒弟,跟着幼稚教师徐先生学办幼稚园,张宗麟先生任指导。前天他和我谈起,幼稚园的徒弟制似可推行到小学里去,并且可以解除乡村小学教员的一个大问题一一生活寂寞。我说:“这是的的确确的。徒弟制不但能解除生活寂寞,并且能促进普及教育之进行。”普及小学教育及幼稚教育非行徒弟制不可。倘以优良幼稚园为中心,每所每年训练两三位徒弟,那么,多办一所幼稚园,即是多加一所训练师资的地方,这是再好没有的办法。我看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徒弟,行行都普及。木匠到处都有,他是怎样办到这个地步的?徒弟制。裁缝匠,泥水匠,石匠、铁匠,和三万万四千万种田匠,那一行不是这样普及的呢?老实说,教学做合一主义便是沥清过的徒弟制。徒弟制的流弊是:劳力而不劳心,师傅不肯完全传授,对于徒弟之虐待。假使我们能采徒弟制之精华而除去它的流弊,必定是很有成效的。若把这种办法应用到幼稚园里来,我是深信它能帮助幼稚教育普及的。我和陈鹤琴先生近来有一次很畅快的谈话。他主张拿鼓楼幼稚园来试一试。鼓楼幼稚园是最富研究性的,现在发了宏愿要招收徒弟来做推广幼稚师资之试验,是再好没有的了。
以上所说的普及幼稚教育的三个步骤,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的,一定有许多遗漏的地方。关心幼儿幸福的同志,倘以别的好方法见教,那就感激不尽了。
(原载1928年2月29日《乡教丛讯》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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