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料学研究方法

㈠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㈡ 史料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种偏向，似乎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违背历史主义原则倒无所谓，就是害怕说违背了阶级观点。似乎只要表面上强调阶级观点，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强调历史主义的话，就会被看成不那么革命，而是右倾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也来一个“宁‘左’勿右”，只提阶级观点，不提历史主义。这也是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的一种表现。
其实，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致的。
坚持阶级观点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坚持历史主义同样也是必要的。坚持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阶级观点。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对阶级观点有所忽视的话，应该说那不是历史主义原则本身有什么过错，而只能是研究者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正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是不会违背阶级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它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客观主义表面上标榜不带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它要求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它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历史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绝不是兼收并蓄。如果认为历史主义态度就是不加分析鉴别地把历史上的陈年老账统统摆出来，那是对历史主义的曲解。绝不能把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看成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
列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
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正确的，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出的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难道能说他们没有阶级观点吗？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应该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也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别的阶级

的立场上来看。尽管历史上的一些阶级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某一时期内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进步性，但是比起无产阶级来，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阶级偏见或者阶级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却不存在阶级局限性的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毫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于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夸大、掩盖或缩小，而是把历史现象弄得越清楚越能从中发现规律，因而对推动历史发展也就越有利。在无产阶级看来，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并不是简单的痛骂一顿，对于历史上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不仅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泪，就算完事了。这样作虽然无可非议，然而阶级观点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无产阶级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就应该肯定；反之，就应该否定。我们歌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不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简单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恰当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说，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如果离开了无产145阶级的立场，则既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没有真正的历史主义，或者只会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正是历史研究中产生种种错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
李鸿然艾力云
史论关系问题，是史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开展过多次讨论，其间有一定收获，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问题更被搞得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因此，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史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用它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领域面貌一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史学界便自然地开展了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论结合”的提法表述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史学工作者们当时能否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但都愿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有同志片面地强调理论的作用，把史料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资产阶级史学划上等号，谁强调史料，谁成了“白旗”，就要受到无情的批判。这场运动之后，“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现了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的怪现象。那么，历史课怎么教呢？历史科学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同志，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道，于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的主张。
“以论带史”的主张曾左右过当时的史学论坛，并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过不可小视的影响。怎样看待这一主张呢？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在反对那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这个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正确的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出发点；只有史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史学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论带史”颠倒了这种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将实践充当理论的图解；不是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而是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简单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它先有观点，后套材料，史料不过是某种观点的注脚，而这种观点又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不是唯物主义的治史主张，而是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
这种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去发空论。这

是连古人都懂得的常识。孔子就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并把史料看成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反对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结论的空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按照“以论带史”的方针治史，“无济于事”的“空话”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坛上出现了不少这种讲空话的文章。有些人以为摘引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写史学论着了，甚至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语录成了“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成了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呢？当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作了概括，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把史学论着变成语录汇编和语录注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它使“以论带史”逻辑地走向了“以论代史”。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学家否定了这种治史之道，但是当“左”倾思潮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治史之道总在困扰纠缠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只能固守在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点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封建社149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某些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采取的让步政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又该怎样进行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从经典作家的着作中去寻找答案，经典着作中没有写的，须以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作依据。若是有人提出一个经传未载的新观点，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据，也会被视为异端。要是谁发表了和领导人某一论点有出入的见解，更象是触犯了天条，便可能遭到讨伐。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使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内乱中，从所谓“史学革命”到什么“评法批儒”，为什么总有一些同志上当受骗，随声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但是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把本本视为神圣教条，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乃至领袖人物的一两句话看成金科玉律，所以当林彪、“四人帮”一伙高举本本整人或凭借领袖言论骗人的时候，这些同志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俘虏，接受他们的反动谬论，并以此为依据去宰割历史实际。我们决不能把革命队伍中的本本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混淆，也不能把“以论带史”与“影射史学”等同起来，但是应当承认，前者确实具有可供后者利用的地方，这就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影射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分析“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屏弃史学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义。

二、“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以论带史”的口号出现几年之后，史学界一些同志从实践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于是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锋相对，一个强调“论”，一个强调“史”。所谓“论从史出”，是说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结论或观点应当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于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研究历史不但需要有丰富的确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论从史出”这个口号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为一个全面的治史口号。
我们尊重历史学家在记录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那些带有科学意义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表现了作者所属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论”、“赞”、“评”里，而且也反映在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上。有时甚至简单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如“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也都包含着作者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我国古代史学中确曾有过“秉笔直书”，它是可供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之一。
所谓“秉笔直书”，是指某些优秀的史学家真实地记述了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记述并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大多数旧的史学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刘知几慨叹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事实上，大量的旧史料都带有阶级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对这样的史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强调“论从史出”，那怎么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呢？
有人曾说，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后加以科学的考订，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如果问题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如果问题超出这个范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历史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的，其中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订等等，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诚然，掌握足够的可靠的史料，才谈得上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这不等于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又恰恰在于后一方面。我们衡量历史研究的水平，不单看它拥有多少史料，主要还是看它根据这些史料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深度与广度。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史学家，曾对不少史料作了考订和排比，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对不少历史人物作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但是从全局来看，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对许多历史现象，他们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现出阶级偏见；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要么是茫然无知，要么就是作些主观武断的臆测。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深刻认识历史的本质，真正掌握历史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才达到科学的高度。这就启示我们，要发展历史科学，单讲“论从史出”
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史料；也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轻视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确凿的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两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两项基本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对立的。不从史料出发，搞本本主义，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义，也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这个指导和没有这个指导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许多优秀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都是史料、理论并重的。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过的史料，然而他们却得出了崭新的结论。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对这些史料作科学分析，因此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本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讲“论从史出”，他们就无法超过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论着更能说明问题。恩格斯的名着《德国农民战争》中，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料材，都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一书中借用的。戚美尔曼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的着作中处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着作，“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着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他是从史料出发论述问题的，论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整体来看，他的论述缺乏内在联系，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在有关问题上没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却深刻地阐明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战争的起源和结局，透彻地论述了参加这次153农民战争的党派的立场与理论，又一次发挥了由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部着作从同样的材料出发，结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却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同样应当从作者有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方面去寻找。“论从史出”本是可以作为唯物论口号的，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个口号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
三、还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批评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学风，批评了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

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段三十九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何等亲切！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这段话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针对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对史学研究无疑完全适用：”理论和实际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史论结合。据此，我们认为，治史方法还是概括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为好。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要求我们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史料，并且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对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不可抓取片断的事实去适应某个现成结论，而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同时对这些事实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还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被无数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是应当严格遵循的，违背了就会犯误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所做的个别结论，是根据特定的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我们不能死抱住这些结论不放，而应当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及时地改变那些必须改变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敢于从新的历史材料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后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为我们提供过伟大的示范。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着作之一，在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理论观点，对这本书的论点进行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列宁说：“我
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
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各项事业的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需要用新的结论和新的原理来代替那些过时了的旧结论和旧原理。这原是经典作家们生前用以发展他们理论的方法，也应是我们发展他们理论的一155个必要途径。今天，史学领域中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做到“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史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既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也需要努力做好资料工作，更需要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建国以后，史学领域出现的空谈理论、不务
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和满足于史料罗列、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倾向都没
有得到彻底纠正，十年内乱中“影射史学”造成的严重创伤也没有最后痊愈。
这几年虽然理论探讨逐步活跃，钻研史料日益认真，但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㈢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有哪些

1、观察法

教育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研究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在自然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观察，并作出准确，具体和详尽的记录，以便全面而正确地掌握所要研究的情况。观察法不限于肉眼观察，耳听手记，还可以利用视听工具，如录音机，录像机，电影机等作为手段。

2、文献法

通过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和文件来全面地正确地掌握所要研究的情况。查阅的文件最好是第一手材料。如果是第二手材料，必须鉴别其真伪后才可选用。

3、调查法

研究者有计划地通过亲身接触和广泛了解(包括口头或书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比较充分地掌握有关教育实际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在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找出科学的结论，以指导以后的教育实践活动。

调查法一般的是在自然的过程中进行的﹐通过访问﹑发问卷﹑开调查会﹑测验等方式去收集反映研究现象的材料。

3、统计法

通过观察、测验、调查、实验，把得到的大量数据材料进行统计分类，以求得对研究的教育现象作出数量分析的结果。

这是数理统计方法在教育方面的应用。统计法可用于对教育行政效率的检验，对教育经费的合理分配，对课程分量规定的测定，对学生的成绩的科学比较等等。在教育实际工作中，经常使用描述统计研究情况。

4、行为法

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主要用于观察和访问，了解儿童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探求关于儿童行为的规律，从而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儿童修改他的行为，故也称为行为修改法。现代行为修改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他主张控制情境，采用褒奖和强化的方法，来修改儿童的行为。

5、历史法

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分析研究，去认识教育发展的规律性，用以指导今天的教育工作。历史研究须广泛地查阅文献，它同文献法有关，但不能等同文献法。文献法不一定研究某一现象的全部过程，历史研究法也不限于只查阅文献。历史研究法的步骤是，史料的收集。

㈣ 如何理解史学即史料学

论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
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史料学派诞生少一十
世纪一十年代末至二十年代初.山J几观察视
角的不同.人们对它还有不同的称呼.如新
考据学派、科学史学派等。其代表人物便是
当时颇有影响的傅斯年.他主掌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摩卜石集了一批志趣相
近的史学精英.历史语言研究所理所当然成
为史料学派的主阵地。
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在当
时国势不振、列强群据.时人为救国多有语
不惊人死不体.常作振聋发啧之言的情况卜.
也许不算太过新奇。但在史学领域.它把传
统史学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评论、史J的编
撰等一概拒之门外.独尊史料学.震动之大.
可想}fi!知。但后来的影响证明这种给史学重
新定位的观l从步{非无稽之谈.它的提出自有
其深刻的原因。
理论来源
首先是当时国内普遍兴起的“科学热’，。
近代中国长期领教了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所带
来的巨大冲击.伴随着痛彻肺腑的创伤.一
改过去视其为“奇技淫巧”的无知.完全臣
服少科学的魅力之卜。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
动中.科学与L心主同时)I举.成为新文化运
动中向旧社会开刀的锋利武器.其势锐不可
挡.影响遍及各领域。当时就读少北大、热
衷少接受各种新事物的傅斯年也深受触动.
对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扫
除因循守旧、了无创新的学风怀有浓厚的兴
趣与强烈的使命感。他主持之卜的《新潮》
杂志也经常刊登一些关”几自然科学的文章。
北大学业完成后.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的感召卜.1920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启’费留学
名额.赴英德学习。在伦敦大学研究院他跟
史培曼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物学.后又
兼及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
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勃朗克的量r论所吸
引。对少这种偏重自然科学的原因.其好友
罗家伦解释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
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
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
想从自然科学里而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fi!外.
ifu N.想从里而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f } 1 c P. 20)在
西方学术纠缠不清的有关“历史是科学还是
艺术’，的讨论中.他对探讨过程似乎从来都
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坚定了要将中国的历
史学建成科学历史学的信念.要以考订史料
的学术实践来说话:历史学是科学。
其次是基”几傅斯年深厚国学素养。傅家
堪称是诗}J传家。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
清朝入主北京后的第一位状兀.傅家因此以
‘开代文章第一家”If1J闻名山左。至其祖父傅
淦.虽博通经史.但淡泊名利.无意科举。
然If1J他对傅斯年却寄望甚厚.5岁时便把他送
进私塾.放学回家再课以家学。至1905年傅
斯年10岁时.就己经修毕十二经.此后进入
小学堂.放学回家仍被督促学习儒家典籍。
直到1908年他被其父生前一学生带至人津读
J.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其它学科上。小
时候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度接触.为傅斯年
日后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许多人形容他
为通才.一方而是指日后自觉主动去学的自
然科学知识.另一方而就是小时候所学到的
传统文化知识。与其同在德国留学的内兄.
精研数学、数理逻辑、历史、音乐、法理.
最后成为弹道专家的俞大维十分佩服他.曾
私卜对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J ",
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他的重要作品《性
命占训辩证》收集了占代典籍中有关性、命
的词条达一力一多个.以比较的方式说明原训
及字义的演变.显示出他对占籍的熟悉程度
非同寻常。正是基”几对占籍的了解.他对占
代的史学及史学家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认为
从司马迁至司马光中国史学处J几进步之中.
因为他们的着述能广泛收集各种史料.尽量
使史学走向客观.If1J后的史学家大多只注意
在着J的体例上因循前人.使用别人的材料
If1J不注重自己扩充占有史料.导致史学发生
退步。后来的历史上.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
颇得他的推崇.当时的史家阎若墟、钱大听
等人也深为他所钦佩。因为他们的这种治学
方法“很有l从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
方法”of21
再次是德国朗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
如果说在留学过程中.傅斯年企图通过对自
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涉猎.为科学治史作方法
上的准备.那么对他的“史学就是史料学’，
观l从形成具有直接关系的则是朗克学派的实
证主义史学。朗克在其旱期着作《拉]一和条
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认为“历史指定给木J
任务是:批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J几未来。
可是木}J{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
它的日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f1!
己。; f -}l ( P. 178)其实质就是:叙事是历史学的最
高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也仅仅就是通过自
己的研究不断地接近历史的原貌。这种观l从
对傅斯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史学的
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
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
或那个主义。>f41cP5)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就明
确提出了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
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
J赞，、“科学的东方学”。f 51( P. 266)他主持历史语
言研究所时.也忌作“空论”(指历史理论的
研究).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说:
“木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
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
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f 51 ( P. 276)因此
手卜诸人也多为偏重治史料之才.如陈寅烙、
毛J水等。据史语所的人十后来回忆.傅斯
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
派”。其后的学术实践中也处处有朗克学派观
点的痕迹可寻。
二、理论价值
“史学便是史料学”观l从.当年提出时就
曾遭人质疑.后至60- 70年代在台湾还不断
遭人非议.在大陆9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有
关近现代史学史的着作中甚至都不见了傅斯
年及史料学派的踪迹。如果说质疑与非议还
说明至少围绕这种观l从仍有不同意见.还有
人能够看到它的价值所在.例如蒋祖怡说:
“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话.这种话我不敢承认.
但我却不能否认史料与史学关系之密切.因
为史料史是研究文学者所必须取资的材
};}. o,> } 61 ( P. 149) I f IJ将其一笔勾销.则无异J-.否定
了它的存在.这对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
上曾有过较大成绩的学派似乎不太公平。我
们应该正视其价值。
1,“史学便是史料学”首先强调的是史料
的重要性。这有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如前所述.傅斯年认为中国史学
从司马光之后少有进步.主要是后世的史家
不再象司马迁“传信存疑.以别史料”.不再
象司马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能够利用
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 } 51 ( PP. 225- 256)大多只
是用别人的材料.承袭前人史}J体例来着史.
搞出的只是“化石的史学”.If1J要改变史学发
展的这种不良趋势.只有从史料上卜功夫。
因此他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希望通过
强调对史料的重视.从If1J使传统史学走出过
去那种重视史}J编纂.轻视史料搜集整理的
误区。
第一对史料的强调使近现代史料学迎
来了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之前.曾有
工国维主张将地卜文物资料与占代文献资料
相互印证的“一重证据法”.陈寅烙主张的
‘诗文互证法”.If1J傅斯年对史料搜集与扩充
的重视则为这些方法提供了史料上的支持。
对少史料.傅斯年以自己的独到看法.提出
了二个原则:“(一)儿能直接研究的材料.
便进步。儿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
创造之系统.If1J不繁1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
事实.便退步。(一)儿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
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二)儿一
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
步。不能的.则退步。”其中第一l从就是强调
要史学工作者要“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
到史籍材料以外的东西.……如地卜材料的
彝器、甲骨、简版、明器”等等。}51(PP.256- 258)
他认为“占代历史.多靠占物去研究.因为
除却占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
料”.If1J我国过去的考占学结果却没有应用到
历史上去。中国史学要有大的进展.必须抛
弃以往那种“纸上的考占’，.从田野考占中去
找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从1928年到1937
年.史语所在傅斯年亲自领导卜对安阳殷墟
进行了大小巧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
物.为中国上占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1富的
原始材料将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1928年在马衡的呼吁卜.傅斯年通过蔡兀培
为史语所买卜了几经周折、深为日木人所凯
觑的清内阁大库档案.JI在其主持卜进行了
多年整理.至建国前夕共编成《明清史料》
甲、乙、丙、!-编四十册.从!f1!使那些几欲
损毁.进If1J又险些被外国人掠走的珍贵史料
得以保存.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工作奉献了极
为重要的材料。不可否认.这些与傅斯年注
重扩充史料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2 ,“史学便是史料学”内在包含着要建立
科学史学的观点
第一排除史学中的非科学因素。他认
为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史料学之外的诸如着
史、历史哲学等虽然要以客观的史料为基础.
或者在客观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但是在
叙述及抽象的过程中.不可能避免使用艺术
的手法或加入其它主观的、非科学的因素.
这就导致了它们不能成为科学。因为“历史
木是一个破罐r.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
真山我们一齐整齐了.便有我们的主观分数
加进去了’，。所以.史学当中只有进行史料的
搜集整理与考订史料的史料学最能成为科学。
那么要建立科学的史学.毫无疑问.当然要
将含有不科学因素的其它的部分拒之门外。
第一引进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认为地质学、地理学、考占学、生物学、
气象学、人文学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
的工具。举其J If1J言:“占史学在现在之需要
测量的木领及地质气象常识.步{不少少航海
学>。 fsl(P.260)后来他在此工作上虽然没有彪炳
后世的成绩.但在当时的研究中就能考虑到
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认识到某些自然科学方法也适用”几历史研究.
历史学可以建成一门科学的学科.己经实属
不易。
3,“史学便是史料学”反映了傅斯年对科
学的坚定信念。一战之后.许多原先强烈主
张要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看到西方的科学
成就最终以战争这样一种态势展现”几世人而
前时.失望之情溢”几言表(典型的记述可见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一些原木就持文
化保守思想.坚持中国文化中心论的人十此
时趁机进行非科学的宣传.以证明中国文化
优”几西方文化.甚至可以成为西方文化的救
世祖。当年柳治微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中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极中和之道德.
极高尚之文学”.“今虽礼教陵迟.然Ifu流风
未沫.……此正西方个人主义之药石也”。f }l
而对如此非科学的思潮.傅斯年却不为所动.
仍坚持要建设科学的史学.用行动体现了他
对科学坚信不移.对科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伟
大作用坚信不移。这在当时无疑起到了对非
科学思潮进行积极抵制的作用。
三、理论局限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学观
念在今人来看.有它积极的一而.但是其消
极的方而也是显If1J易见的。
从启蒙时期意大利维柯提出建立科学史
J货的命题.到爱尔维修要将史学建成象自然
科学一样严密的科学.他们都没有忽视历史
发展的规律性.这里体现了资木主义上升时
期资产阶级史学的基木观l从。但在主要资木
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维护
木阶级的政权.否定社会历史规律、反对唯
物史观的内容成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流。
傅斯年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木主义经过多年
发展.其取代封建主义时的锐气不再.If1J世
界各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又对其政权稳定性产
生严重的威胁.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史
J货理论也山过去反封建的激进走向保守。在
欧洲.尤其是德国留学过程中.影响他的历
史语言考据学派主要观l从就是还历史原貌.
7{不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JI目_为将
来世代的利益!f1!教导现在.即不过多考虑历
史学的其它功能。这使傅斯年认为史料学以
外的史论及历史哲学都是一些“空论”.)I目_
极其忌讳这种“空论”.只把踏踏实实做好史
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为此他
不仅否定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寻.甚至为
了建立科学的史学.不惜对史学的内在分类
进行任意删减。但是片而夸大历史具体和特
殊的方而.Ifu否认它具有抽象与一般内容.
其实正是将史学自我摒弃”几科学之外的做法。
可以说“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在历史
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卜对史学的一种武断的
阉割.它必然造成史学某些社会功能的丧失.
无助”几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和预
知未来。
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建立科学的史学.
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对拓宽中国
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发展传统史学大有裨
益.但是如果以将史论、着史、历史哲学等
史学门类逐出史学的范畴为代价.则有l从得
不偿失。尽管突出史料学为史学发展准备了
更为充分的材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
基础毕竟是基础.微观的研究终究不能取代
宏观的统摄.史学如果需要谋求更大的发展.
就不能只停留在微观基础研究的层次上.或
者仅仅凭借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增加一些
史料。近现代西方人木主义哲学一再强调:
孔德首创的实证主义坚持自然科学是人类文
化的典型.要求一切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
观l从是错误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完全适
用”几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历史发展不
仅有物的.也有人的.其中不断变化的人性
步{不象一些物的东西那样.可以通过运用自
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还原。柯林伍德曾经指出.
“要山人性科学来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山、If1J
目_只能山历史学来做”。f }l ( P. 23s)我们姑目_不论
他对历史学功能的夸大.但是没有历史哲学
的指导.史料学派的史学只能是“重考据If1J
不多发议论”.这使他们的着述“多零碎If1J少
系统”。考察史料学派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
不难发现.大多是史料考证方而的.If1J极少
有以高屋建领的气势写成的贯通性历史着作。
主要原因就在”几他们只局限”几史料与一些细
小的问题.If1J轻视甚至是抛弃了历史哲学。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注重史料的
考证.Ifl}反对在整理史料时进行疏通、推论。
究其实质.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的史才、史
识有限.人人都对材料作出疏通、推论.则
不仅对史学的发展无益甚至有害。这一l从
虽有可取之处.但明显言过其辞。因为历史
研究以材料为基础.个人完全可以根据占有
材料.以自己的才、学、识作出合理的推论.
即使其结论随着后来新材料的发现有被推翻
的可能.我们也可以非常坦然地解释:这只
是反映了个人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对不能重
现的历史进行了最合理的推测。波普尔认为.
既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fu
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观l从.那么每一代人就
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重新解释
历史.去修正或补充别人的不足。他说:“不
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
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Ifu N_没有一种解释
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
自己的解释。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JI目_也
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
要等着解决。，，[9林”“m一4c}4)如果毫无思想地消极
对待证据材料.不仅是写史.就是史料考证
类的文章.也只不过是摘抄、复述和编排文
献资料。这就是柯林伍德所谓的“剪刀加浆
糊的历史学”。Ifu N_这种历史学在他看来“实
际上根木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J{没有满足
科学的必要条件”.f }l ( P. 292)也就是指它只涉及
到外在的事实.If1J没有透过材料发现隐藏在
历史背后的思想。因此这种研究取向最大的
缺陷在J几:它使史学研究者在历史认识中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限制.从If1J使历史研究
成果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
可见.“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l从木身就
是长短互见的。今人.它的提出己然成为历
史.但它以自己的价值与局限在中国史学发
展过程中留卜的印迹却不可磨灭。我们可以
批判其局限性.却不能因此Ifu否定它在中国
近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更不能无视
它的存在.否则便有违客观的原则.也就谈
不上对它进行正确的认识。

㈤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与方法

发掘隐没史料、辑佚、鉴别真伪善否、校勘、训诂等，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主要任务。 中国古代有依托他人姓名着述的书，称为伪书。要研究一部着作的哲学意义及其社会作用，确定该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很重要，这种工作称为“辨伪”和“证真”。鉴别真伪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从本书内容进行分析，看书中的事实、谥号、避讳、制度、官称、习惯用语、文体等是否符合作者的时代；二是与历史记载相对照，看有无不可圆说的矛盾处。此外，出土文献往往可以起到确证的作用。盲目相信是真品或怀疑一切古书，在鉴别真伪过程中，是容易出现的两种偏向，清代有过疑古之风，不加分析地认为古书皆伪，为真伪的鉴别造成了混乱。具体分析是对待伪书的科学方法。要辨明是全伪还是部分伪、伪在何处、是人名伪还是时代伪，为准确评价该书的价值提供出准确的时代、作者及内容，就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同一着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鉴别是否善本也是史料学的任务之一。善本书的标准大致有：①无删节、无缺页的“足本”；②经专家校勘注释的“精本”：③作者本人的稿本或过录本、初印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版过许多古书新印本，其中有些书籍经过精心整理和校释，其使用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向视为珍本的旧刊，在鉴别善本的过程中也需给以重视。 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需要精确了解古籍的原意，所以史料学有训诂的任务。“训”、“诂”二字出于最古的辞典《尔雅》。晋代郭璞注《尔雅》说:“释古今之异言曰诂。”宋代邢昺作疏说：“道物之貌以告人曰训。”训诂的基该方法:①广证博考，寻求古训通义。寻求先秦古典字义，要依据《尔雅》、《说文解字》，考查比较重要的古代注解， 如汉代贾逵、 服虔的《左传注》；马融、郑玄的经注；高诱的《淮南子注》等。清代阮元的《经籍纂诂》、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都是重要的参考书。唐宋以后的文章典故增多，可查清人编纂的《佩文韵府》和《辞源》、《辞海》。使用中国哲学史史料，重在了解字义，训诂也是为了说明其意，遇有假借字，只要点明其通用意义即可，一般情况无须寻求本字。②注意本篇文意，力求贯通。中国古字一般都有多义，判定该词在本篇的意义须以上下文意而定，求得上下贯通。③注意旁证和反证，避免主观臆断。判断一词的意义，除了主要证据之外,还须有旁证，避免以孤证下判断。同时要注意是否有反证，一个确凿的反证就足以推翻某一结论。对于似是而非的反证也须加以分析和说明。力求以证定论，避免想当然。
实事求是是从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博览群书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严谨的态度和历史的观点至关重要。一个证据可证的范围有一定限度，不随意扩大，也不随意缩小；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证据不足时不轻下判断，这是从事史料学研究的基该方法和科学态度。中国古代典籍都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待史料，不用其他时代的思想和观点去涂改史料，不把后人的思想观点灌注于前人留下的史料中。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学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前人在发掘、辑佚、鉴别、校勘和训诂各个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一些规律，为形成科学的史料学奠定了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哲学史界的学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分析、比较和再研究，探求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对象、范围、任务和方法，汇集和系统介绍中国历代哲学史料，并已有所着述，使其越来越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学科之一。

㈥ 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 谈一下对类型电影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口号在电影史学界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激烈论辩后，仍是众声喧哗，新的言说似乎仍在策论阶段而无有架构；随着社会上“电影热”的普遍升温，许多高校开设了电影史课程，然而得到公认的中国电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纪60年代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编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几乎没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权威教材，其传统史观也面临着新现象、新问题、新方法的多重检视，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写中国电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国当代电影史研究领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史观变迁，重新书写成为必需

长期以来，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对某些电影的主张、电影运动、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颇，对某些电影导演、电影现象和电影思潮的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该说的还有遗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影视互动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诉记者。所以，长期以来，电影学界形成了内地有内地电影史，台湾有台湾电影史，香港有香港电影史的状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非常有必要。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宋家玲等学者表示。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星提出，由于史观的变迁，对史料的选择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如果再不重新书写，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公正的文献，让大家来考察和评价，也是重写电影史的意义，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过去，对于电影我们过于偏重它的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现在它变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方式。《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主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在编着《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把电影看成是一个产业，所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贾磊磊说。

直面问题，当代影史脱俗出新

目前的电影学界，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论，而撰写相关的当代电影史注定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国电影史应该分为哪几个时期？还有，对中国电影类型的认识，目前只是约定俗成，从学术角度来看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的难点就是，“对电影作品、电影导演的评价，对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的评价，包括某一时期电影的观念、思想、认识，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诉记者。比如，对“十七年电影”（即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的评价，直到现在电影学界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历史的时代、国家的时代、政治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和产业的时代。周星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划分观点的提出，在电影学研究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可以解决从前电影分期过于简单、形式化的问题。“以一个时代电影的总体特征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类，力图凸显一个时代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十多位学者20年来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贾磊磊说。同时，在类型的划分上，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并非按照预先的逻辑强加给电影史，并非完全按照类型或者完全按照题材，而是按照中国电影的具体存在方式寻找各个章节的内在逻辑，将中国当代电影分为了时政、都市、农村、军事、戏曲、惊险、武侠、古装'历史'传奇、儿童等部分。“确实具有类型电影划分的参考价值。”宋家玲评价。

教材建设，联合协作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在电影学界得到公认的权威教材几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为何呢？

“缺乏联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诉记者，近些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出版，但几乎都特别简单，偏重于常识性的介绍，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电影创作的发展情况，多是相关教师为了应付各自高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有的质量很成问题，暴露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学科，比如中文、戏剧等等，在其史学学科的构建上具有系统、科学、全局性的特点，现在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权威机构牵头，相关高校研究力量联合协作，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大家认可，而且经过不断修订，越来越成熟。但中国电影史教材这一块，好像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学者们表示，作为教材，特别是史学一类的教材，不能各说各的，误导学生。

同时，由于电影学科形态的特殊性，非常强调对直观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占有。非常遗憾的是，“有些部门的史料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周星说。显然，如果仅仅是从纸面到纸面地研究电影，权威电影史教材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电影全史的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贾磊磊告诉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出资调集了该院影视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国内当代电影史学的专家共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写，每个人，每几个人，只是侧重于这50年来电影的某个题材、某个类型，才可能保证新中国以来的电影，编写者完全看过，才可能保证电影史写作的质量

㈦ 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史学常识。

主要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法总结
一.主要史学范式(史观)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文明史范式(通史顺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例:请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共同发展。”?
全球史范式(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例:请分析16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是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并以此分析其对欧洲及世界发展的影响。
近(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例:请从现代化范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的历史，以此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例:请从革命史范式出发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历史(提示:分析社会主要矛盾)

二.史料的分类
一般可分为:
1，实物史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物件
如:遗迹，遗址，遗物，出土文物等
2，文献(文字)史料:一切以文字形式记录的资料
如:官私史书，文书档案，地方史志，传记谱牒，文集日记，野史笔记，报刊，杂志，信件等
3，口述史料:神话，传说，故事，史诗，俗谚，遗训，回忆录，对话录，采访记，座谈录音等
4，图片、影像史料:
如:新闻图片，照片，纪录片，影视资料等
另一种分法:
1，第一手史料:实物史料，原始的图片、影像史料，真实的口述史料，部分文献史料
2，第二手史料:文献史料，口述史料，部分图片、影像史料
三.获取史料的途径
1.去图书馆或相关机构查阅档案、文字史料、图片史料
2.参访当事人或目击者获得口述史料
3.观看纪录片的影视资料
4.到当事人活动过的地方探访遗迹或获取实物资料
5.现场考古(或考古现场的实迹复原)
四.影响史学观点和史料运用的几个主要因素
1.研究者的立场不同;
2.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3.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
4.时代的局限性等。
五.运用史料时，要保持结论的客观性，在史料选择上应坚持的方法或原则
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选取第一手(原始)史料
坚持正确的史学观点
选取客观、公正、正确的史料
对史料要合理利用，做到史论结合
搜集更多的史料，对多种史料进行甄选、辨别

六.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理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来合理的生产关系也会逐渐落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时，生产关系就必须作出调整或变革(表现为统治者的改革或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
(2)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科技的进步)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工具(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例1:铁犁牛耕--私田出现、井田制瓦解--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导致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
例2:第一次工业革命--自由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垄断组织间的自由竞争加剧生产力与生产关间矛盾--罗斯福新政。
例3:斯大林模式的前期和后期
例4: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工业进步;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
阶级斗争理论
(1)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的相应的对立阶级。
(2)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任何阶级的措施、观点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注意选择题中的“根本目的”)
例:分封制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百家争鸣中的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法家--新兴地主阶级;孔子、道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墨家--小生产者、社会下层;孟子荀子--地主阶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例1: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
例2: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出现壮大--市民文学、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思想出现。
例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㈧ 历史学研究中有没有一个研究方法叫“史料实证法”

有的。毕竟有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
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学家是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痕迹进行研究的。史料及史料处理于是便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及史料处理的选择反映了史学本身的演进。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政治、人物活动为重点的史学，其材料来源便也主要是各类叙述性的文字材料。19世纪的实证史学流派表明这种传统史学达到了顶峰：在史料组成上，实证史学家搜集了政府、私人各类档案、文件、公文信函、财政纪录、文契、外交文件、司法纪录等各类与政治事件、人物活动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史料;在史料处理中，实证史学家与文献考据学派结合而对史料进行内证、外证两方面的考证。
外证即是依靠碑铭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等辅助学科来消除史料的错误，辨别其真伪，同时确定其年代、日期。内证分析史料内容的完整性、统一性并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比较、对照以确定其可靠性和价值。在这一考证步骤结束之后，史学家便将这些史料根据日期及揭示的事件信息顺序加以联贯，编写成书。

㈨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解决方案1：
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
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
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
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
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着录。
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
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
《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
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
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
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
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
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
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
《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
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
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
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
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
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
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
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
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
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
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
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
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
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
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
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
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
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
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
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
解决方案2：
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方案3：
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