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正义论研究方法的认识

‘壹’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科学。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实践方法论

纵观哲学史,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都涉及到方法论研究,而马克思一生则鲜有此类着作,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粗略陈述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究其原因,一些人认为,“说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方法论着作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部生吞活剥的方法论巨作,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统一,是一部科学方法论的典范”。这个说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却有两点不足:一是犯了范畴错误,即无论《资本论》包含多少方法论思想,都不能算是一部科学方法论着作。二是“科学方法论”并不就是最好的方法论。它具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内容。再者,马克思也从未褒奖过科学方法。他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后人给马克思的哲学冠以“科学方法论”并不是褒奖。因为他更注重的是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辩证法。这才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展示其旺盛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

（一）拯救人类的社会实践重于一般方法研究

在德国,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既是黑格尔哲学占优势的时代,也是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开始觉醒和对古典哲学产生巨大厌恶的时代。特别在一些科学家眼里:它充满空话和幻想,缺乏真正的知识和切实可靠的研究;它只能形成一连串粗鲁的经验错误,毫无价值的批判或不加任何评判的引文堆积;“即使您看一看现代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以及他们的同谋者,您也会由于他们的规定而毛发悚然。”这种把哲学当作远离社会现实的玄学,像康德那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也能够成为哲学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快就被他所唾弃。特别是1848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扫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借助新生阶级充满朝气的活力,推动德国的科学家深入自然,研究自然,投身社会,改造社会,试图改变德国的落后状态之后,这种气势磅礴的革命热情也就激励着哲学家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虚幻回到现实,不再企盼用高谈阔论和思辨的方法来解救一切。

由此,尽管马克思早年是一位忠诚的、习惯于沉思冥想的黑格尔信徒,然而,随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了悟,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明察洞鉴,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分析,自1841年之后在他的学位论文及笔记中就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那只是彼岸世界而非此岸世界的真理;那只是对天国而非对尘世的批判。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的“权利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整个哲学存在的缺陷,认为他的哲学是绝对的抽象,是纯粹的方法论概念。在1844年完成的《巴黎手稿》中,又继续对黑格尔进行了系统批判,并将其延伸到更广泛和更有争论性的青年黑格尔派(如《神圣家族》及《德意 志意识形态》)和普鲁东的着作中(如《哲学贫困》),明确认定:人生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幸福,而不是仅使自己获得安逸;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将是每个人最崇高的责任。关于从抽象的哲学研究回到对社会现实的虔心关注,他在给李斯基的一封信中给予了真切、清楚的表述:“对我来说,推动这种确有裨益的发展,呈递一部驳斥迄今为止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作品是十分重要的。为公众准备我的‘经济学’观点是必要的。我的经济学立场本身就处在以前的德国科学的对立面。”面对这个把普通劳动者变成魔鬼,剥夺其一切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停留在平静和安谧之中,我将要不断地怒吼”,“公开地向广大的世界挑战。”尤其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同这个腐朽不堪的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底自相矛盾和正在扬弃自身的混合物作斗争。“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从此马克思就不再是一般的只会呆在书斋里或讲台上,玩弄、臆造几个空疏无用的概念和名词的哲学家或是一个胆小怕事、苟且偷生的学者,而是终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战斗不止。他对于社会和人本身的关爱,探求人际间的各种现实关系,谋求解放全人类的道路,更胜于对一般的逻辑和方法的关照。1843年秋他到达巴黎后,就以极大热情投身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论争,身体力行“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1845年之后,他就被许多国家的反革命势力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遭受多次逐出、逮捕和审判。在五六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复兴时期,他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实际活动。尤其是1864年在伦敦创立着名的“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之后,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无私地奉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竭力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试图让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存的权利,彻底砸碎锁在他们身上的镣铐,使其实现人的真正本质。他是一位对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心、爱心的最博学的哲人;他的善良和人道可以说是学人中无与伦比的。他一生的志向决不是仅仅为别人的行为和实践创立一些抽象的方法论教条,而是要深入社会,亲自实践,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全身心地改造眼前的吃人社会。

二、方法是通过实践对事物自身逻辑的认识

虽然马克思关注现实,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社会规律的发现和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对方法论的思考。他深知方法是到达彼岸的桥梁,是实现成功的工具。因此他对以往的方法论并没有完全沉默,而是进行了普遍的反思。比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认定把方法仅仅作为一般性的反映是太专横了。他说:“我正在压缩我轻而易举就完成的一篇总论,因为经过缜密的思考后,每一个将证实产生结果的预言似乎都在使我混乱,而且那些一向追随我的读者全都决意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所以方法不应是某种抽象的、形式化的、翱翔于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上的程序。宁可说方法需要从对具体事物的详细研究中成型;而黑格尔的做法则相反,他把到达真理的途径和主观形式相混淆;违背了他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37年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表示要抛弃康德-费希特式的到达一门法学的形式化途径。从那以后,他进一步把方法看作一种抓住事物自身规律的逻辑。既然这种逻辑不是可确定的一种先验的东西,那么纯粹的、形式化的方法论在认识论中就不应该拥有地位。由此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了总批判。指出,在逻辑的科学对特殊的实在科学,如社会科学的关系中,黑格尔跌入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他把逻辑学所确立的纯粹逻辑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特殊群集中。这样,当他把社会实体纳入其预先制定的逻辑之下的时候,也就失去与事物本身的逻辑接触,特别是失去与市民社会和现代状态的逻辑接触。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形式逻辑,也批判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形式主义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比如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贬低FerdinandLassalle将黑格尔的逻辑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尝试。他说:“我在这种尝试的一个注释中,看到这个家伙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巨作中,象黑格尔一样介绍政治经济学。对他的伤害,使他开始懂得:第一次将辩证描述的观点带进一门科学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是批判而不是应用一种抽象的、完形的逻辑体系于这样一类的体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卷对马克思来说,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描述,只有通过对那种体系进行最彻底的经验的和概念的研究,才是可能的。辩证的描述必须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中形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制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反对将黑格尔的逻辑未加批判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法”应用于实在科学;反对把逻辑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介绍给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但他承认黑格尔的逻辑表达了有关辩证法的某种基础,且总是赞扬黑格尔拥有伟大的经验主义的和历史的意识。这种意识使他能够构造一种逻辑揭示如此多的有关他所探寻的具体科学的真理;使他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需要的许多东西,都能够出现在他手边的黑格尔着作中。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无人可以取代的精神武器,以至他在论及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一方面认为将黑格尔的逻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实在科学,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逻辑的神秘;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运用经过重新装饰的黑格尔的逻辑总是能够显示巨大的方法论能力。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的重新装饰,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可略见一斑。在那里,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从概念出发的抽象推理作用,倒是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证论,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事物浑沌的表象,没有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发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同时坚持走完两条道路:一是从具体到抽象,二是从抽象到具体。前者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后者是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再现为具体。只走前者,人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和表面的;只走后者,又必然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8](P.23)由此,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方法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想用新的方法论形式取代居先的形式化的方法论。二是一旦形成他的总批判,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东西留给一般方法,剩下的将是描述那正在探索的特殊科学,以与正在研究的对象的逻辑相一致。三是马克思对方法进行反思的积极结果,是通过特殊科学本身所捕捉到的实际形式。

三、社会理论批判是实践方法论的灵魂

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的哲学中始终充满着批判的风格和战斗的精神。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他思考的则主要是如何改变世界。既然如此,在方法上他的独到之处就是,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始终是他的哲学特色。也正是在企图去除往日的哲学即宗教的意义上,马克思才坚持:哲学应该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应该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而且他所谓的和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包括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和哲学方法本身的批判,都是对现实方法的反思和反映,而不是凭空臆造。比如,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着中,都是从批判前人,审查历史,批判地掌握前人的成就,批判地克服前人的观点而开始自己的创作过程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同样不是从正面论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从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说作为论证的起点;在1857～1858年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中,他也是从批判巴师夏、凯里和达里蒙等人的着作入手,试图在其后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真正的经济学规律的。在这里,马克思很清楚:“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为一切批判都是辩证的扬弃,都是革命的序曲,本质上都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俗话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一切巨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无情和猛烈的批判作为前奏。批判的意识、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精神自古以来都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法宝。为什么“批判”会具有如此重要作用呢?这显然是由其本质决定的。所谓批判就是评价和审断,就是揭露和解决矛盾。它需要怀疑、发问、研究、尝试、摸索、实践、比较和鉴别,需要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一个人只有具备批判精神,才可能洞鉴古今,明察秋毫,远见卓识,防患未然。反过来,若没有怀疑和批判,就容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保守僵化,将平庸之作看作是宏篇巨制,将凡人之举当作是神工妙力。没有批判就没有创见,没有自由和自我;就容易受欺骗和被奴役。

马克思认为,近代以来,人类首先应该批判的是毒害人们的精神鸦片——宗教。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宗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幻想和荒诞、谬误和欺骗。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宗教。不是人类远离天国,而是天国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宗教给予人类的是一个被幻觉颠倒了的世界。宗教就是这个被颠倒的世界的总理论。它包罗万象、自相矛盾,毫无批判,只有信仰和服从,只有上帝,没有自我。而对宗教的批判,一经摘取那装饰在人类精神中的虚幻的花朵,就会陆续砸烂捆绑在人类肉体和灵魂上的各种锁链。这正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就是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就是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这种批判显然不会只停留在理论上,最终要由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的一生虽然主要进行的是理论的批判,但他更关注武器的批判。无论是哪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都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比如1848年他支持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1849年他支持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对于1870年的法国革命,他尽管事先警告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起义一旦发生,他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且在革命失败后,对巴黎公社作了一个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革命的估价。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精神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且得到高度评价。譬如在霍克海默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中开创的批判传统,“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设,而且是创造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是仅仅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四、社会历史实践是其方法论特点

追索实践概念的成型根源,应该是从康德和黑格尔开始的。只是他们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可知论或唯心论色彩。康德一方面没有把实践看作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没有认识到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另一方面把人类实践主要限于伦理学,要人们拒绝激烈的政治革命,温文尔雅地追求道德完善,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无制约的对象的全体,就是所谓的‘至善’。”黑格尔虽然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且把真理看作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认为“前者就是认知真理的冲力,亦即认识活动本身——理念的理论活动。后者就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理念的实践活动。”这两种密不可分的活动常常是消灭主观和客观片面性的两种手段。但是他的实践依然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而马克思的实践方法论的最大功绩就是既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将它从理念世界拉回到世俗世界,也把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纳入人类实践,导入认识过程;认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材料决非人的主观所固有,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但“他又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而是处处把实践和历史看作是实现人和自然统一性的中介。在他那里,外部世界既是人的实践要素,又是存在着的万物总体。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和实践的产物,由于给物质世界打上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因为“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于人说来也是无”;“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于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的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反过来,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也是因为人们对实在的认识主要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在人的一切认识中,“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因此承认社会要素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相反,坚持外部自然及其规律对社会中介的先在性,在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涉及到究竟是肯定物质、实践第一还是精神、理论第一的哲学基本问题。而马克思在这里显然坚持了唯物论立场,并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新唯物主义。以至马克思眼里的自然和物质也就不同于以往一切唯物论者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实践主体总是使认识对象,自然界或物质材料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这样,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物质对象或自然界是最高的存在原则。再说,人在实践中,所接触的物质本身也从未是绝对的抽象,总是从质、量、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速度等各方面都给予具体规定了的存在形态。物质的普遍性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来说,只存在于具体和特殊之中。物质的实在性只存在于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不存在脱离具体规律独立存在的自在实体。自然和人都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且只有用感性直观来规定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客观的。人作为思维主体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在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够认识自然与人本身。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过来,一切理论若离开实践就是“纯粹的经院哲学”。不论自然概念还是社会概念,都首先不是从思辨或物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规定的。比如各种对立理论之间的矛盾解决,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有效地将构成人类认识的诸要素统一起来,并作为它们相互转化的中介。无论是人的局部经验概括还是特殊领域的理论认识,或最普遍的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断地将实践对象统摄在自己的目的之下,从对存在着的现实进行解释转向对它进行变革,致使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也创造客观世界。所以实践既是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也是检验哲学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标志。

马克思的方法论特征不仅在于把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还将历史与现实、人和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中“历史”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尤为重要。他对于历史和世界的意义的阐释,既不同于叔本华的所谓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实的堆积,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从属于理念或目的。他认为这个世界包含的全部能动意义,无非是人类通过各种行为、实践调节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而达到的目的。即使人类社会能够从较恶的社会进达于较善的社会,也不需要增加任何外在目的,只能从历史发展的史实中去寻找一系列解释上的联系。因为人的本质是残酷地隶属于维持其生存的物质条件的。人类当前只有首先从理论上把自己作为自身的原因来看待,才能达到其本质和实在的现实统一。为此马克思关心的主要是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在这个“绝对第一的基质”中,一切都已经同社会实践产生的认识和事物交织在一起。这样它也就不是绝对的第一,而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亦即人对于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现实的一切都是从作为存在物的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正是从社会实践的具体性而不是从有关物质的抽象体出发,唯物主义才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彼此合乎规律的产生是不证自明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尽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有其特殊性,但自然史和社会史却在差异中达到统一。相对于人类,“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作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然而形而上学唯物论却没有看到两者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人类史只是自然史的附属,是生物学规律的一种纯粹现象。而马克思则认为现实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一般的自然史或人类史。现实中不存在自然和社会的绝对分离。在人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作为合规律的、一般领域的自然,总是同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人在一定历史结构中产生的目标相联系。“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肉体活动是连接这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的愈趋有效的环节。”

所以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后果,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劳动、资本、乃至科学的异化都将成为不堪忍受的力量约束着人的主观性,限定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描述,只有通过对那种体系进行最彻底的经验主义的和概念的研究,才是可能的。辩证的描述必须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中形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制的辩证法。”

‘贰’ 谈谈对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二、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

三、静态分析和 比较静态分析 动态分析 （中级微观常用比较静态）

四、经济模型

1 。静态分析
在均衡分析中，一般假定自变量是已知的和既定的，来考察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的条件和在均衡状态下的情况，这种分析称作静态分析。
2.比较静态分析
对变化前后两套自变量条件下的因变量值进行比较，不考察从原均衡状态到新均衡状态的变化过程。这种分析方法称作比较静态分析。
3.动态分析
（1）含义：考察两个均衡状态之间的变化过程，这种方法称作动态分析
（2）作用：了解外界条件变化后，经济活动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所需要的时间、经过的路径等

对于 四、经济模型

必要性：高度简化，解决最本质的问题。
需要区别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另外需要牢记： 模型只是一种工具 不要成为单纯的数学游戏

‘叁’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人类对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到农业社会的史鉴、从早期欧洲的神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每一个阶段对社会科学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认识基础之上，是对前者进行思辨的结果。 近代以来对自然的认识逐步走上了实证化的道路，自然科学从人类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专门和独立的学科。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认识方法扩展到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社会认识走上了追求客观性的道路，实证性理论与方法主导了社会认识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学主义成为当代社会认识的一种重要思潮。 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寻自然规律和客观真理为目标。社会科学是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它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力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社会生活做出科学的说明与合理的评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它的偶然性和独特性更大。加上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中的人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更加灵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涉及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使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种：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观察法、文献法等。

‘肆’ 如何认识政治哲学研究方法与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政治哲学研究方法-规律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规则

‘伍’ 原始哲学对我们有何启发与帮助

易经贯穿全书的就是一个易字，它既是书的要领又可说是大千世界事物百态现象的一个浓缩．
你看过蛇吞象的图把，那就见过其中的尾和头相接触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是任何至理和宇宙演化的一个不变的道理的一个表达．
俗话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都蕴涵了一个宇宙变化的根源，那就是任何事物都是向高级变化的（当然是从开始了），直到一个空前的繁荣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顶峰，然后就走下坡路．也就是，举个列，就像封建王朝的创立，兴盛和衰亡，同时，也不可只把眼光停留在一个王朝，这个理论也适用于整个封建社会，诶，到此，你应该明白，其实，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就象潮起潮落，日升月降，人生物死，原始的落后，封建的愚昧，资本社会的金钱＼工业的兴盛，再进一步的社会的先进和文明（相对的）．
易经是几千年前先辈总结自然界最常规的现象而后总结出的规律，它的本身既是来自大千世界，所以，我们学习它时应该从自己和外界入手，而不是先把自己放入书里再来看外面．这是一个先后顺序。
易经的卜卦，
别把它看得太神秘，因为它本身和我们人就是物物相通的．这里说的通是气的通，就像两个异性之间有本能的好感.吸引力似的．当然这是难以用科学文字描述的。
它的卜的前提要卜者心诚，就像塔罗牌，你只要用心去测，自然结果会符合你的现状态．
易经说白了，就是一个从外界的气的转换，就像一个人，做任何事都是体内的气的使然，气是万物之主，不过就我所知，我们只可知道其一些规律，不可太强求．它本身就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天天再用．
易经通道，道德经，道化自然，万物唯气，气转万物！祝你对易经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参考资料：20几年生活

‘陆’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课程，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坚持正确的学习方法。

一、要注重掌握科学体系、 基本概念和范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逻辑结构严密的学科，有着系统而丰富的内容。学习这门课程，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理论体系，深刻把握理论原则和科学原理，从而切实提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要注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效途径。要把学习和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学习深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何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三、注重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又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结论都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总结和概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努力掌握理论原理，而且要普于向实践学习，通过深人观察和了解社会经济现象，获得丰富生动的实际感受，从而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

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自觉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把所学的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不断深化理论学习、检验所学理论。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实践中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

四、注重学习比较和借鉴人类创造的经济学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就是充分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认真考察了18、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进程。可以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知识，是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方法。它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求实事求是，不是从概念、原则出发，而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现象剖析出隐藏在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并揭示经济运动规律。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经济形态都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生、发展并为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的出发点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如K.马克思强调的,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页）。

‘柒’ 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最高层次，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或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这一根本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层次是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逻辑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说的“抽象力”，就是指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说的这种运用抽象力分析经济形式的方法，就是逻辑方法。恩格斯认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有人把这种研究方法叫做辩证逻辑方法。马克思的逻辑方法，是由一系列功能各异、相互联系的具体方法构成的方法论体系，包括抽象和具体、简单和复杂、整体和个体、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一般和特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逻辑和历史、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等。其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方法或科学抽象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这样两个辩证认识过程。它透过事物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现象和发展过程，经过科学分析揭示出内在本质联系，从而达到对具体整体的理性的、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商品这个细胞形式，对商品的内在属性、外在形式做了周密的研究，然后逐步上升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认识。 第三层次是叙述方法，或说明方法，即建立科学范畴体系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可见，由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的过程，就是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 总之，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所采取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最终做出反映经济现象本质的抽象规定。而《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与上述思维的行程正好相反，它是由本质到现象，由内容到形式，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最终由抽象的规定再重新回到具体的综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思维活动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是，前后两个“具体”的含义有着本质的差别，前一个具体“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后一个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捌’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着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

‘玖’ 如何认识政治哲学研究方法与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政治现象的过程中采用的原则、程序和技术手段。社会政治现象错综复杂，不同的研究者因受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的指导，在研究活动中所遵循的原则、程序和使用的技术手段互不相同，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学理论和观念。政治学研究方法不仅对政治学研究是重要的，对认识和判断不同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学理论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