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创造方法的突破体现在哪里

① 试论屈原《离骚》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离骚
《离骚》(注：《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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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 高一必修2《离骚》赏析

题目，美丽的夕阳 我很喜欢看夕阳。因为太阳最灿烂最美丽的时候就是当它想人们告别的那一刹那。今天，我又坐在窗前看那美丽的夕阳了，它的光辉仍是那样绚烂，同时又显得柔和。他就像顽皮的孩子，玩了一天，累了，但仍是很高兴。看周围的云彩，都被它映照得五颜六色的，好似穿上了晚礼服，正在举行送别酒会似的。它又像慈祥的伯伯，观赏了一天的风景，很开心用它的笑脸告诉人们：“虽然我要走了，但是我愿意把最动人最耀眼的光芒献给你们！”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从日出到日落，就好似从人生开始到结束。黄昏时分，就像是壮年走到老年，他们也许经历了人生的许多风雨，现在正安度晚年。虽然那种情景普普通通，但它正是我最向往的安宁和恬静。夕阳把它最后的光芒洒向了人间，屋顶上，树梢上，行人的身上......它的光芒无处不在，给人们带来了安详和快乐。它以红彤彤的笑脸向我们作辉煌的告别。小草弯了弯腰，花儿点了点头，忽忙的行人也都禁不住向那美妙绝伦的夕阳看上一眼。对于夕阳自己来说，这就足够了，虽然短暂，但它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美好，可以安心地走了。你看，他就像跳水运动员那样，以一个轻快敏捷，水波不动的优美姿势入了水，最后一缕霞光了伴随着它离去......夕阳，真的很美！

③ 简述《离骚》的艺术成就

1、开创文人鲜明个性的创作

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还基本上属于群性的创作，一般说来，它们内容比较单纯，句式和篇幅也比较短，特别由于是群众创作，因而还缺少全面反映诗人性格的作品。

屈原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伟大诗人的名字，出现了集中反映诗人全部思想感情和个性的诗篇。

2、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离骚》是一篇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吸收和发展了古代人民口头创作——古代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离骚的前半部分，着重写诗人对于自己经历和遭遇的描写。

但诗人在表现手法并不是完全实写的，而是把自己生活上的经历和感情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以新奇的比喻，夸张的描写。

表现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鄙龌龊，表现了光明与黑暗的势不两立，从而把一个时代的面貌整个呈现出来，启发人的认识，给人以正确的爱憎，激励人的心灵。

在后半部分，诗人更完全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意境，写出了他的深刻的内心世界。诗中用上天下地描写，希望和失望的回旋反复，尽情地吐露了诗人的郁闷。

3、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比兴手法运用独具特色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具体表现为：在广度上，它较多地应用比喻，构成庞大的比兴系统。

在深度上，较之《诗经》更为注意比兴中“此物”与“彼物”的内在联系，用作比喻的事物与全篇所表达的内容统一，富有象征性。

如诗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

4、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形成了一种新诗体（形式和语言）

《离骚》的形式吸收和借鉴了南方楚地的民歌而成，但它有吸收了当时蓬勃发展着的新体散文的笔法，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

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容含量，又增强了表现力。它采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入诗，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用得最普遍的“兮”，便是在当时民间诗歌，特别是楚地民歌中经常出现的口语，这一词语既增强了诗中咏叹的抒情气氛，又极大地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性和音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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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

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着《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

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象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后世影响：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

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

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人日本，19世纪开始传人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④ 《离骚》中的比兴手法有何突出的艺术魅力

这里主要介绍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明是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作品。但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提到的《招魂》，王逸认为是宋玉作，后来的许多研究者认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对于上述所列创作，清代以还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不全是屈子之作。尽管争议纷坛，然而其主要作品大都公认是屈原的创作。

长诗《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文学史家詹安泰曾朗确指出：“在我国古代文学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把一生的政治斗争的实践过程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具有像政治论文一样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雄丽诗篇可以和《离骚》媲美的。”《离骡》确实为一篇个牲极强的诗章。

长诗《离骚》，是诗人追求理想而不得的一曲痛苦悲歌。在全诗三大部分的结构中，第一部分自叙身世、志向、遭谗被疏的经历；第二部分借助幻想，神游天地，向尧舜陈辞，叩天门，求下女，问卜灵氛巫咸，在这极尽想象夸张，驾驭神话，开阖抑扬之变的描写中，再。现了诗人心灵深处的痛苦、矛盾，但其不变者就是对理想的不断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出诗人那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第三部分乃是抒情诗的高潮。当描写到诗中主人公在太空中神游(实际上也是精神上的漫游)时，“涉升皇之赫戏今，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今，蜷曲顾而不行。”这里凸现了诗人不忍离去，不愿离去，又回归到苦难沉重的故国大地。那千缕柔情的乡国之思，故国之爱；那百折不回的抗争精神，持守和实现“美政”的时代使命感，在抒情诗的高潮中完美地得以充分发挥和实现。在长诗《离骚》的尾声中，可以说体现了诗人崇高人格与奋斗精神的升华，决心以死抗争黑暗势力，以生命殉自己的理想。

《离骚》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与使命感。“恐美人之迟暮”、“哀民生之多艰”、“虽体解吾犹未变”，从诗人心路历程所反反复复再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完美人格，构成了屈原赋感人的悲剧魅力。也正是《离骚》中所反映出来的屈子精神，激励后世有作为的士人建功立业和不辱“以道自任”的勇气和气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离骚》的艺术魅力是不朽的。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它第一次塑造出闪耀个性光辉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就是诗人自我的形象。这一形象的突出特点就是至死不渝地持守理想的追求，一生为之拼搏的典型形象；他爱憎分明，情感奔放。他干缕柔情，一腔热血，他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的憎与爱常常到了沸点。这恐怕应该成为我们读《离骚》，把握屈子精神的一把钥匙。其次，《离骚》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超奇伟的想象力，不仅令人惊叹且对后世影响甚深。梁启超在《屈原研究》中说：“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写实感。实感自然是文学的主要生命，但文学还有第二个生命，曰想象力。从想象中活跳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在长诗《离骚》里，诗人为读者展示出来的天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实；“女须詈予”、“就重华陈辞”、“叩天门”、“下界求女”、“问卜灵氛巫咸”、痛快淋漓地神游以及飘风云霓、驱龙驾凤的描写，无不使读者惊心动魄，目不暇接，回肠荡气。使读者体味蕴含其中的诗人那种深沉的激愤、苦痛与追求的心灵世界，并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诗人这种独特的文学表现力真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文学史上后来的一些大家无不效法其精神，开辟其新的途径。第三，诗人屈原还从《诗经》中所形成的传统的“比兴”文学手段，发展为象征手法的运用。楚辞和《离骚》中“香草”、“美人”世界的象征蕴含成为中国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优秀传统。

在屈原的作品中，《天问》是一篇独特的四言诗作。所谓“天问”，就是问天。通观全文，“天问”，乃是对宇宙间事物兴衰、消长、发展变化现象及其原因的发问。全文不停顿地提出170多个问题，表明了屈子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他探求真理的精神。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诗人“呵壁问天”，情感激越的不少发问中，蕴含着诗人对历史演变、古史传说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精神。在这愤感情感的抒发与追问中，体现着诗人那深邃的哲理思考。这种哲理思索与情感抒发的融合，乃是屈原诗歌创作的突出个性。

屈原的《九歌》共11首诗，则再现一番别开生面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组神话诗，一般都认为是在屈原被放逐中写下的。在屈子遭放逐之中，诗人有更多地接触民间的机会，故尔能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或再创造，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祭歌形式，创造出这样一组优美的神话抒情诗。楚地“重淫祀”，信鬼神，表现人、神之恋的巫歌巫舞，确实为楚地祭歌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伟大诗人屈原正是借用它抒发了自身对真善美的炽热的向往与追求，在描绘那种种缠绵悱侧的爱情悲剧的情节发展中，渗透着诗人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感悟。如《湘君》、《湘夫人》中的约而不能相见的悲苦惆怅；《山鬼》中，倾吐山中女神对所恋情人的忘情的疑虑和思想矛盾：“君思我今不得闲”、“君思我今然疑作”，以至最终热恋的追求化为悲苦失恋的泡影：“雷填填今雨暝暝，猨啾啾兮{犭穴}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屈原《九歌》的艺术魅力在于：诗人的优美的文辞，细腻曲折的情感抒发，把读者带进一片恍惚迷离的神话世界。诗人的情感就蕴含其中，“似花还是非花”，从人神恋爱的种种悲剧结局中，从《国殇》“子魂魄今为鬼雄”的赞颂中，都可再现诗人的某种精神和心灵世界。然而绝不能像王逸所云：“托以讽谏”；也不能如朱熹所说：“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这样坐实《九歌》的意蕴，乃是抹煞了屈原《九歌》的审美价值。

《九章》共9首诗，“后人辑之”，“非出于一时之言也。”其中，《橘颂》为早年作品，四言诗。通篇赞颂橘树“独立不迁”的美好品德，象征诗人不改其志的高尚人格，表达了诗人热爱乡土和为故国献身的精神。《幅颂》是中国诗歌史上早期最成熟的一篇咏物诗。《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悲回风》、《怀沙》都是其着名之作。通观《九章》，可见诗人屈原一生的行迹，是诗人一生血泪的生动记录，历来被称为现实主义杰作。

还须提到的两篇作品是《招魂》与《远游》。此二篇作品，历来争议颇多，我们认可这两篇的作者是屈原。

《招魂》为屈原所作。当怀王为秦所骗入秦，生死不明之时，而屈原也被流放于江南之野。诗人借招怀王之魂，融合着想象中的怀王“离殃”和自身的愁苦，抒发了自己对君王和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情思。《招魂》为一篇情感丰富，想象奇特，铺叙多变，结构完美的独特诗篇。它借助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却是一篇化腐朽为神奇的佳作。它是招王者之魂，然而更重要的是象征寄寓诗人的情思，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十分明显，在方法上给汉代的铺张扬厉的辞赋以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汉代叙物言情之赋，比如枚乘《七发》的影响更为直接。使其成为由楚辞发展到汉赋的重要桥梁。

《远游》是屈原思想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关于《远游》论争的核心乃是屈原有否道家的神仙出世思想?如何考察诗作中的这种思想内含?我们认为，屈原在《远游》并非讴歌“真仙”的乐趣，而是从诗人心底负荷的时代苦闷中，进发出无法遏止的忧愤。可以说，《远游》是一篇愤然出世之想尽情发挥、诗人忧虑现象的悲愤诗。还可以说，屈子《远游》开启了汉晋以还游仙诗“词多慨慷”，“寄托咏怀”传统的先河。

屈原的精湛清新的创作，在艺术上获得不朽的成就，鲁迅先生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更精练地指出屈原创作不同的艺术风采：“《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环诡而慧巧；《招魂》耀艳而深华；故能气往烁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我国文学创作虽然尚处在早期阶段，然而在诗歌领域由于《诗经》、《楚辞》的出现，已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历来《诗》《骚》并称，对后代影响是巨大的。

⑤ 屈原在《离骚》中所创造的象征手法是什么

象征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在屈原的《离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诗人运用了大量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的文学意象，使自己进入到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达到了对现实的超越。象征具有超越形象自身的寓意性。美国学者劳·坡林指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过它所说的。[1]而象征作为一种抒情话语常见的修辞方式，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就已经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即是其中的一例。
《离骚》中香草、美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比喻系统，使诗歌形象生动鲜明。而香草、美人作为诗歌的意象，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产生新的元素。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过程，都有它的昨天、今天、明天。[2]屈原生活过的楚地，一度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在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则为后人概括成“信巫鬼，重淫祀”[3]。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的膜拜，同时也培育了他们善于想象的浪漫情怀。当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时，楚地的这种巫风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屈原在这种环境中着成的《离骚》却又有另一番风味。在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下，屈原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他高洁的治世情怀和对君王的一片赤诚表现得非常强烈和感人。《离骚》中虽然有大量的神话传说，但是这些传说中的事物大多是诗人自比，在整篇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达到诗人忠君爱国的理想和抱负。例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世浑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在这里，作者以托媒求女比喻通君侧的贤人，以“鸩”、“鸠”来比喻媒人的不可靠。诗人愤世嫉俗，对君王身边的奸佞嗤之以鼻，同时又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自怜自伤。通过比喻烘托比较完整的形象，便于去领悟其中蕴含的深意。而这种象征手法往往与比喻相联系，它们往往围绕一个中心形象的塑造，相得益彰。比喻是借用他物来表现事物的修辞方法，而象征是以具体事物间接表现思想感情。[4]象征往往包含了很多比喻。屈原以“美人”象征君王，以“香草”象征贤人，同时与“香草”象征的美好事物对比，以恶禽、臭物（如鸩、鸠）象征奸佞，表现诗人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势力的不屈精神，这种象征性还为文人所尊奉。如曹植在《洛神赋》中“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显然也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5]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力，使得这种“香草”、“美人”的象征意象结合着他本人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6]
屈原《离骚》中象征手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同样值得研究。首先，就表现内容来说，对君王的怀念和怨怼，对先贤的崇敬和钦佩，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鞭挞，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以及激昂、沉郁、痛恨、怜悯等等情感，诗人都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象征手法，而抒发得淋漓尽致。[7]如“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抑志而弥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归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表现了屈原对祖国的拳拳之情；又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充分体现了一个刚直不阿忠心耿耿的贤臣形象；再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表现了诗人期待一位有着高尚品德的理想中的君王。诗人称赞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列举了吕望、百里奚等身处贱位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讽谏国君。王国维这样评价屈原：“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8]诗人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然于物外的胸襟和理想，在浊世之中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般独自开放。这种在长期流放生活中积蓄的悲痛与孤独，屈原情不自禁地借助诗歌倾泻出来。
其次，《离骚》中象征手法的多样性也令人惊羡。如直接象征：“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间接象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诗人通过这些感人至深的象征来自喻，使得《离骚》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后人可以从中感受到屈原满腔热忱追求“美政”而最终失败的失望和孤独，也激励了各个时代的仁人志士致力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富强。
象征手法在《离骚》中的成功运用，不仅使得诗歌大放异彩，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李泽厚在谈到屈原《楚辞》的审美特征时说：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想象丰富奇异，还没有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9]这种丰富的想象、浪漫的精神以及屈原的砥砺不懈、特立高洁的情操都使得后世文人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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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请谈谈《离骚) 在诗歌内容和艺术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并举例说明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求详细点的）

影响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 艺术写真 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网络全书。

⑦ 《离骚》的艺术成就

第一、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第二、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第三、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第四、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⑧ 屈原《离骚》的艺术成就有 （ ）

选BCD
B：创作手法的突破，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C：表现手法上的开拓：比兴手法的运用，形成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格局
D：诗歌形式、语言：打破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

⑨ 《离骚》的浪漫主义艺术表现手法表现在哪些方面

《离骚》发展了抒情诗的艺术，把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作为诗歌的主要艺术目标。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诗经》中的多数作品是抒情诗，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的基础，培养了我国古典诗以抒情为主的艺术传统。

但《诗经》，特别是《诗经》中的民歌，多数是集体创作，它们往往是触景而发，即兴抒情，所塑造的也就是某种特定情形下的人物形象，比较单纯。

《离骚》就不同了，它以巨大的篇幅塑造着诗人的自我形象，因此它就有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诗人自己的性格、爱好、理想、追求和斗争。

我们知道，关于屈原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的比较少，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诗人的形象，甚至于他的生平，主要是根据对他的作品一一首先是《离骚》的研究得出来的在具体的方法上：诗人善于用周围的环境气氛来烘托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使之更鲜明突出。

⑩ 屈原 离骚 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爱国主义：屈原在仕途上因奸馋被逐，眼见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多艰但他空有满身才华﹑满腔抱负的情况下发愤而抒的。因此《离骚》中很多地方都抒发了屈原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比如说“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表现了宗国故土怀有深沉的情愫，虽屡次遭馋被逐，却是宁死不肯离去。“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则表现的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之先后兮，及前人之踵武”反映了他不计个人安危，为祖国富强和政治修明而终生奋斗的政治目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则体现出他特别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与锻炼，终生汲汲于自身人格美得追求。西方有位名人说过“把（自然界）这些与人类心灵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他们相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是外在事物内化，内在事物外化，是自然变思想，思想变成自然”。《离骚》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其中涉及到的香草种类繁多，屈原不仅以香草来代替品德高尚得才兼备的人。同时也以恶草来比喻奸佞。这就达到一种外物与内心的融合，使他自己高尚不屈的品格得以通过美好的事物（香草）彰显出来。这就大大的拓展了作品反映作者心灵世界的能力。
浪漫主义：《离骚》也是符合这些特点的，全篇感情奔放、想象奇特、文采华美有丰富的想象与艺术形象。无论是“求女”“漫游”“求仆”，无论是“灵氛”“女媭”都一一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能驾驭四条五龙拉的风车，能够命令全凤鸟能够常人所无能做之事，能游常人所不能到达之地，而这一切都体现着屈原作为浪漫主义者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唯一合理性。撇开从西方引进的浪漫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古代文人不谈，但是从《离骚》所表达的内容上讲似乎也不是一个“浪漫主义”就可以到尽的。他的作品也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