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测量原理与方法

Ⅰ 企业文化测量的企业文化测量的实施步骤

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理论观点，进行企业文化测量，首先要通过现场观察、现场访谈、调查问卷和查阅文献资料等定性研究的方法，了解目前企业文化状况和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感知状况，借此构造出企业文化测量的整体框架，形成企业文化测量模型。然后，运用量表等定量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企业现有文化的优劣性，并对企业文化的差距进行总结性概括，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具体而言，企业文化测量分以下四个步骤：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已有的测量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结合现场观察、现场访谈等方式，总结提炼出可以用于企业文化测量的多个企业文化维度以供参考。然后经过征求专家意见，从备选的文化维度中挑选出适合进行企业文化测量的内容形成企业文化量表，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的问题，
一种是采用标准化量表形式，针对各个维度设计价值观及管理行为特点方面的条目，让测试对象按企业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评价。
另一种是提一些简单的开放性的问题让员工进行回答。量表的设计首先要根据企业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测量维度再针对各个测量维度编制测量题目。 丹尼森企业文化调查模型建立在四个文化特性基础之上，这四个文化特性分别是：相容性、连续性、适应性以及使命感。
这四个文化特性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有着必然的联系，譬如：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率、产品开发、销售增长额、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等。通过挖掘每一个特性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环节以及管理行为和员工行为的影响，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文化特性作用于企业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内在机理。
丹尼森企业文化调查模型建立了一个企业文化测量标准体系，是一个由500多家企业及组织的调查结果构成的数据库，数据库有60个项目的标准平均值和12个指标的标准值。通过将被调查企业或组织的调查结果与这套标准数值进行比较，得到百分位数。从百分位数可以看出，被调查企业的文化状况处在怎样的水平，有哪些优势以及不足。 1、运用德尼森企业文化模型可以把某一企业的文化分别与较好和较差经营业绩的企业的文化进行对比，以明确该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2、可以对业务单位或部门进行考察，以了解该组织内的亚文化；
3、可以测量企业现存的文化以及考察该企业文化如何在提高经营业绩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4、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提出改进企业文化的方案，以及提高经营业绩的具体建议；
5、可以为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变革提供决策依据；
6、可以更好地促进合并及重组过程等等。 丹尼森企业文化模型可以广泛运用于各种企业、团队以及个人。如：一般性商业公司、正经历合并和收购的企业、面临产业调整的企业、新任的CEO、新成立的企业、处于衰落的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企业、面临顾客服务挑战的企业等等。

Ⅱ 企业文化测评的方法有哪些

企业文化测评是为建设企业文化，总的来说企业文化测评包括企业文化诊断以及应用两大功能。企业文化测评需求包括组织氛围、员工满意度、企业文化现状、员工价值观取向不同维度。

丹尼森的组织文化模型

衡量组织文化最有效、最实用的模型之一是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着名教授丹尼尔.丹尼森（Daniel Denison）创建的“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丹尼森的组织文化模型是在对大量的公司研究后，总结出组织文化的四个特征：适应性、使命、参与性和一致性。

参与性（involvement）：涉及员工的工作能力、主人翁精神（ownership）和责任感的培养。公司在这一文化特征上的得分，反映了公司对培养员工、与员工进行沟通，以及使员工参与并承担工作的重视程度。

一致性（consistency）：用以衡量公司是否拥有一个强大且富有凝聚力的内部文化。

适应性（adaptability）：主要是指公司对外部环境（包括客户和市场）中的各种信号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使命（mission）：用于判断公司是一味注重眼前利益，还是着眼于制定系统的战略行动计划。

上述四个特征中，每个又各有三个维度，12个维度分别相应地对市场份额和销售额的增长、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资产收益率、投资回报率和销售回报率等业绩指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组织气氛测评

组织气氛测评通过问卷来使人们了解组织气氛或工作环境以及组织气氛是如何产生又是怎样对人们的工作产生影响。

1、组织气氛的涵义、测量与对企业的意义：组织气氛不是员工满意度，也不是盖洛普公司着名的Q12测量方法。它们之间的异同在哪里？组织气氛决定企业70%的绩效，组织气氛测量的方法与时间以及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2、组织气氛的维度：包括进取性、责任性、明确性、灵活性、奖励性、凝聚性等六个维度。

3、组织气氛建设的方法：

1）进取性：建立进取的文化，追求卓越的精神与导向

2）责任性：建立自主性的工作流程，鼓励承担责任，适度的风险容忍机制

3）明确性：建立企业愿景、方向与目标，明确组织对岗位的目标与期望

4）灵活性：建立官僚最小化的流程，鼓励创新

5）奖励性：建立绩效导向，加强认可与表扬，赏罚分明，令行禁止

6）凝聚性：通过团队活动、工作环境、人际互助关系等树立合作与奉献精神，通过营造外部竞争与庆贺胜利等方式营造团队自豪感。

4、组织气氛的测度与诊断辅导：包括问卷测度与分析、诊断与建议、跟踪改进

员工满意度测评

员工满意度调查（Employees Satisfaction Survey）是一种科学的管理工具，它通常以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员工对企业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员工满意度调查主要功能有：

通过“员工满意度调查”这个行为，企业向员工表示对其的重视；

搭建一个新的沟通平台，为更多真实的信息铺设一个反馈的渠道；

系统的、有重点的了解员工对企业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和意见；

明确企业最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即管理的重点；

检测企业重要的管理举措在员工之间的反映。

企业文化现状评估测评

1997年，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了一套企业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Organizational Culture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其中包括用于组织分析的模型和用于企业文化研究的步骤。其模型包括七个方面：

（1）社会——经济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竞争等；

（2）管理哲学（包括使命、价值观、原则等）

（3）对工作情景的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决策过程等）

（4）对工作情景的知觉（包括对工作的知觉和对管理的知觉）

（5）反应：组织行为（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动机和归属感等）

（6）企业经营业绩（质和量两方面）

（7）个人和组织变量（包括年龄、职位、个人价值观等）

Ⅲ 如何测量和评估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能力的评估首先要解决概念化的问题（Fantini 2009）。准确地界定跨文化能力的意义、辨析其构成要素之后，研究者才能确切地知道要评估什么。其次，研究者需要确定评估的对象与目标，找到与之匹配的方法和合适的工具，然后再组织人员进行测量与分析。由于跨文化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任何单一的视角、方法与工具都有局限性，因此研究者应该尽量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与工具对其进行评估（Deardorff 2015）。
除了评估的基本原则，评估方法的探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近五十年中，学者们不断发展各种有效的评估方法，建立严谨科学的探索程序。常见的评估方法包括：访谈（interview）、问卷（questionnaire）、个案研究（case study）、观察（observation）、前测/后测实验法（pre-/post-test）、叙事日记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 dairies）和文件夹（portfolio）等（Deardorff 2006；Fantini 2009）。
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定性与定量两种性质的评估。定性评估是指用语言而非数字来描述信息、判断事实的方法；定量评估是指以数字统计来显示信息、判断事实的方法。访谈是典型的定性评估方法，问卷与实验法是典型的定量评估方法。从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现有文献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大多数学者采用定量评估方法，其后定性评估方法的使用有所增加，但现在前者仍居多数（Takai 2015）。理论上讲，任何方法都可以用于跨文化能力评估，但不同的方法各有所长，使用时应该与评估的目标相匹配。例如，评估比较容易量化的文化知识或交际行为可以采用问卷，但评估比较复杂的批判思维或解释能力时，访谈、个案研究或文件夹则更为合适。一般而言，为了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需要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评估方法（Byram 1997；Deardorff 2009，2015；Fantini 2009）。
目前，跨文化能力评估方法的一个显着特征是西方实证主义的主导性。实证主义认为，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独立于认知它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可观察现象的研究之上；对事物最小单元的观察是最有意义的研究目标；局部研究的总和等于整个研究过程（Smith 1988）。在跨文化能力评估中，实证主义要求研究者通过严格的科学程序，排除个人主观的见解，对可观察的交际行为做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获得普遍适用的评价与判断。对于那些通过个人体察、感悟、思辨等非实证的方法得到的观点，西方学界一般不接受或不承认。
实证主义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用客观的事实和量化的数据评价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水平，评估的结果可以推而广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局限性是人为地分解事物，评估的系统性较差，对于评估一些难以量化的跨文化能力要素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刻意地回避。但这些不足并没有撼动它的主导地位，至今大多数跨文化能力的评估，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仍然倾向于采用实证的方法。在2000年之前，中国学者较少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跨文化能力。近十几年来，它逐渐被中国学者接受，并开始流行起来。这种趋势要求我们系统地学习与掌握各种实证研究方法与统计原理，按照科学的规范评估跨文化能力；与此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方案，努力消除实证研究的偏差，更准确地评估跨文化能力。
目前，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的分布具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其一，以自评工具为主；其二，评估行为与知识的工具居多；其三，非西方学者开发的工具较少。学者们建构的一百多个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大多数是自评问卷量表（Kealey 2015；Takai 2015）。自评工具能够较好地评估跨文化能力的有效性，但其缺陷是人们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评估的结果不太准确（Hinner 2014）。他评工具更客观一些，但他人有时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受测者，评估结果也会产生偏差。鉴于跨文化能力的复杂性，使用一种评估工具一般无法做到全面、深入的测评，需要通过多种工具的综合评估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Ⅳ 考古学家怎样测定文物的时代,急用

用碳14
一.14C测年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自然界中碳有两种稳定同位素12C，13C和放射性同位素14C。14C是由宇宙射线和大气上层中的气体原子发生核反应而生成的，这些生成的14C不断地扩散到整个大气层、生物圈、沉积物和海洋等交换贮存库中。由于14C也在不断衰变，因此在各交换贮存库中的14C含量将会达到平衡。处于这种交换状态的含碳物质一旦脱离交换且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则其中的14C不再得到补充，只会按衰变规律逐渐减少。假定长期以来宇宙射线的强度没有改变，即14C的产生率不变，则只要测出该含碳物质中14C减少的程度，就可以按照基本的衰变公式推算出考古事件或地质事件的年代。

常规14C测年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其原理已为大家所熟知，即通过测量样品的放射性活度来确定样品年代，如常用液体闪烁计数器等核物理仪器探测并计数样品中14C衰变发射出的β粒子。

用加速器质谱方法（AMS）进行14C测年是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项核分析技术。这项技术将14C离子加速到百万电子伏特以上的能量，通过各种手段分离干扰粒子后，用重离子探测器直接对14C原子进行计数。和常规14C测年方法相比，AMS具有样品用量少和测量时间短的优点，特别适合珍贵样品的测量。常规14C衰变法测年所需样品含碳量一般为1-5g ，而AMS仅需1-5mg左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测量含碳0.1mg以下的样品。AMS测量现代炭样品达到1%的精度只需10-20分钟，常规衰变法需10个小时以上。当然，和常规14C测年方法相比，AMS也有设备耗资大，测量过程复杂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无论常规法对放射性活度的测量和AMS对14C原子的计数都是相对测量，需要和两个基准样品进行比较。一是本底样，即应该不含任何14C的样品。由于各种因素如样品的沾污等，本底样的14C测量结果并不是绝对为零，在进行其他样品的测量时要减去这一本底，以确保反映样品中真实的14C水平。另一个是现代碳标准，其14C含量应相当于处于交换状态下含碳物质的14C水平。现代碳标准的选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作讨论。北京大学14C实验室采用的是中国糖碳标准。

二. 14C测年误差

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当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时，最关心的是14C测年的精确性有多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4C测年的误差，除决定于实验室的技术因素，14C测年工作者的水平外，也强烈地决定于被测年样品本身的情况，甚至同样的样品还依赖于样品的年代。14C测年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的不完全成立也导致测年误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四十年代该方法建立以来14C工作者和考古、地质学家共同努力的主要目标也正是在提高测年的精确度和扩大样品的适宜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无论是常规的，或加速器质谱14C课题组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来降低实验误差。
14C测年结果一般代表被测样品的形成年龄，但样品形成年龄与样品所在考古单元形成的年代并非同一概念。举例来说发掘一房址，用其中残存的粮食、炭化果核测年可代表房子被废弃的年代，而奠基用的动物遗骸，墙泥中掺和的草茎等物的14C年龄则接近房子的建造年代。此外木头、人骨本身有相当长的寿命，精确测年时要考虑这个因素。

14C测年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若干万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或者说其14C/12C同位素丰度比是恒定不变的。但这个假设只是近似成立。通过对约一万年来其生长年代确切已知的树轮样品的系统14C测年，阐明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建立了14C测年的树轮校正曲线。校正量除最大幅度达800年的8000年长周期外，还需考虑振幅和周期均约为百年的短期涨落，短期涨落的幅度和周期是不很规则的。为了得到确切的年代，样品的14C测年结果要根据树轮校正曲线作校正。我们知道14C测年结果本身是必然有实验误差的，譬如说加减50年，这是指68% 的置信区间为100年。对于单个样品单个14C数据而言，树轮校正修正了因长期变化所导致的误差，提高了测年的准确度。但是由于短期涨落的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改进测年数据的精密度，误差表达式中的加减值反而会增加。 举例来说郑州大河村某样品的14C年龄为距今（5170 ± 80）年，其68% 的置信区间为距今5090--5250年，区间宽度160年。经树轮校正后，校正年龄（又称日历年龄）68% 的置信区间为距今5774--5989年，它更接近真实年龄，但校正年龄的68% 的置信区间的宽度变大了，达215年。这里我们看到准确度和精密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人们希望同时有高准确度和高精密度，或简称高精确度。为此需要用所谓的系列样品。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正是采用系列样品测年以提高精确度的。最理想的系列样品是树木本身。如有一段树桩，其年轮可数达120年。现按序每10年取样测年，得到12个有序的，真实年龄相隔各10年的14C年龄组。把这组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去对比，如果实验本身的误差不大，那么这组数据必然会与树轮校正曲线上的某一段，而且也只能唯一地与这一段相吻合，从而该段树桩的生长年代也就能相当精确地测定，最理想情况下误差仅几年。考古所仇士华先生曾用这种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的方法，通过测长白山地区一炭化木头的年龄来确定长白山火山喷发的年代。

考古遗址按地层采集的样品，或者从一系列有明确叠压或打破关系的墓葬中采集的样品也可看作系列样品。当然从精确14C测年的角度看，这类系列样品远不如真正的树轮样品那样理想。因为前后样品间的确切年代间隔是不知道的，而且样品的年龄与其所在考古单元的年代不一定等同，此外在晚期的地层中有可能采集到前面各期的样品。系列考古样品测年所得的14C年龄系列也可以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以得到树轮校正年龄，但鉴于上述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所得的校正年龄的误差也相应要大得多。考古工作者有理由问，考古系列样品14C年龄作树轮校正后的误差究竟有多大。但给予回答时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而且对误差的估计也难免有主观的成分。考古系列样品14C年龄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时，是可以把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样品已有的知识引进综合考虑的，如果这些知识是正确的，这有助于提高最终校正年代的精确度。譬如一个遗址被分成四期八段，每一段的年代跨度是否是均匀的，有那几段可能跨度更长些，甚至四期的绝对年代跨度有多少年，这些先验的知识在14C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时是很有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14C测年课题组正是这样做的，在解决文明起源研究课题中的年代学问题时我们也准备这样做。这里也再次看到14C测年工作者与考古工作者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三. 北京大学14C实验室

北京大学考古系于1975年建成国内第一个液体闪烁方法的碳十四测年实验室。该方法后来在全国得到推广，目前国内所有常规碳十四实验室都用液体闪烁方法。1989年因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立碳十四测年用的糖碳标准，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多年来，实验室已测定与发表考古碳十四年代数据约1500个，占国内考古碳十四年代数据的约三分之一。例如系统测定了浙江河姆渡，湖南彭头山等早期稻作农业遗址的年代，把我国最早的稻作农业的年代推到七千多年以前，把榫卯建筑结构的年代推到六千多年。最近又测定了河南贾湖遗址的年代，表明那里发现的七孔骨笛有七千多年之久，这些多为研究我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学标尺。

近三年来实验室集中力量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测年项目，并为此作了实验室改造，测年的可靠性和精确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规定了标准化的制样和测量条件， 严格控制和长期监测主要测量仪器Paccard 液体闪烁计数器的工作稳定性，并采用了道比法来校正被测样品苯和标准样品苯之间可能存在的纯度差异导致的测年误差。目前测量的随机误差可控制在0.5%以下。

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于1993年建成了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以下简称PKUAMS）。PKUAMS以EN串行静电加速器为主器，由离子源与注入系统、高能分析与传输系统、粒子探测系统和数据获取与分析系统构成。主要测量14C、10Be和26Al等宇宙成因核素，14C测量灵敏度达到6´ 10-15，相当于测年上限为四万三千年，10Be和26Al的测量灵敏度也达到10-14以上。主要应用领域为地球科学、考古学、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PKUAMS自1993年建成并投入运行以来，共测量样品近千个，在上述各领域中取得了一系列应用成果。获1995年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中国分析测试学会奖一等奖。 PKUAMS还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并为美国、法国、荷兰、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测样服务。

PKUAMS在考古学领域中完成了多项应用工作，如广西桂林庙岩遗址样品14C年代测定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是考古学中的重要问题。1988年广西桂林庙岩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但由于遗址中部分层位样品量很少，用常规方法很难得到样品的年代，致使距今9250年到19350之间的年代数据出现空缺。PKUAMS发挥了所需样品量小的优势，补足了这些数据，从而给出了完整的层位年代序列。通过仔细研究遗址相关层位的文物，可以认为距今2到1万年之间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的时期。

PKUAMS还测量了从不同地点出土的陶片的年代，其中广西庙岩和湖南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年代距今为一万五千年和一万四千年。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并被测定的最古老的陶片，为研究世界制陶史提供了重要材料。经PKUAMS测定的甘肃东灰山出土的炭化小麦年龄为4200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

为满足“夏商周断代工程”高精度14C测年要求，PKUAMS从199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PKUAMS新的离子源、注入系统、加速器输电与分压系统、电源与电控系统、数据获取与测量控制系统等先后建成并进行了调试。1998年为确保系统稳定对实验室进行了改造，实现了温度、湿度调节与市电稳定等功能。经过半年多艰苦的全线调试和实验研究，测量精度达到了好于0. 5%的水平，并通过了标准样品测试检验，测量结果与标准值的一致性很好，偏差在测量误差之内。1998年12月开始测量首批“夏商周断代工程”样品。目前，已测“夏商周断代工程”样品近百个，测量方法的进一步改进研究也在继续进行之中。

总之，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改进提高，北京大学的常规和加速器质谱14C实验室都达到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水平。我们希望这两个实验室能为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