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诸葛亮和高祖在用人方面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
叶罗丽魔法，揭开神秘的面纱
Ⅱ 刘备跟诸葛亮哪个会用人
刘备更会用人。
诸葛亮自己有才能，但在用人上问题极大，所以才造就了蜀国缺乏人才的局面。
对于诸葛亮，我们总是接受他的正面形象的一面，这样来评价他，我们一时不易接受。我们正是要透过世俗的观点来看到更为深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深刻起来。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一对明君贤相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明君贤相为什么最后不能统一全国，重续汉祚呢?为什么只能让后人空自叹嗟呢?杜甫诗云:“出师末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汨满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后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杰出的人材。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以前，戎马半生，没有挣得落脚之地，茌遇到诸葛亮之后，就能破曹操，驻荆州，取西川，建国号，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诸葛亮似乎总是一人在支撑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刘、关、张、赵几员大将，讲老实话，就是这几员大将给人的感觉也是勇气大于才能，这与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群，猛将如云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难道真的是诸葛亮时运不济，不能像曹操那样 “巧遇”人材吗?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正所谓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诸葛亮有过许多人材，只是他不善于使用而已。因此，诸葛亮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材。我们谨举魏延和马谡的例子来说明。
魏延，字文长，义阳 (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
魏延是长沙的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在随从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露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军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民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结果却委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担此重任，导致了“一军尽惊”，使得人们议论纷纷。
刘备也完全明白这种情况，他为了树立魏延的威望，刘备特意召开群臣大会，让魏延在会上陈述自己镇守汉中的方法。刘备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魏延的气魄使三军折服，魏延也因此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着名大将张郜、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8年 (公元231年)，魏延升为西征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魏延最终没有发挥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杀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唯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唯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
“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成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己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伟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讳、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作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神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在战略上谁是谁非另当别论，但由于杨仪护送着诸葛亮的遗体，又拿着尚方宝剑，自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如果看看杨仪对魏延的态度和日后的作为也许就不难明白杨仪假公济私和实现个人野心的企图了。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 “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 “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哪
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 “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 “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 “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
从马谡的被斩更可以看出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我们在看“诸葛亮挥汨斩马谡”一节的时候，往往只看到诸葛亮执法如山而又极重情义的一面，更为他的自贬三级的自责精神所感动，却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杀马谡，马谡初犯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斩，是不是可以让马谡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将马谡培养成具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大将。
扬长避短是用人的要诀，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马谡其人的长处在于参谋，而不是独挡一面地指挥实际作战。对出谋略，诸葛亮也十分欣赏，有时俩人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马谡的建议而七擒孟获、安定西南的。对于马谡的缺点，刘备看得最为清楚，刘备临死时，就曾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君其察之。”刘备当时驻兵永安，他把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后事，并专门提出了马谡的问题，可见刘备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诸葛亮强得多。但诸葛亮偏偏忘记了这一点，专门用其所短。
如果诸葛亮不忘刘备的嘱咐，以马谡为“参军”，不把马谡推到主将的位置上，马谡的确可以才尽其长，发挥好自己的参谋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着魏延、吴懿等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将不用，却偏偏 "违众拔谡"，让马谡当了北伐的先锋官。这真是弃马谡之长而用其短，结果是“失街亭”。
仿佛诸葛亮是没有错的，三国时期只有“空营计”而无“空城记”，后人为了替诸葛亮遮丑，生生编出一个“空城计”来，盛赞诸葛亮的智谋。其实，即使真的有“空城记”，那诸葛亮也是 “事后诸葛亮”了。
“挥泪斩马谡”的关键问题是，马谡初次为主将，失了街亭，确实应负军责，但一定要杀头吗?因为导致马谡失败的主因并不完全在马谡本身，而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打了一次败仗就要杀头，当时许多重要官员都不赞成。是杀马谡还是让其戴罪立功，争论相当激烈，蒋琬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当时是合适的。然而，诸葛亮又一次违背了众人的意见，杀了马谡。诸葛亮杀马谡时是“挥泪”的，其实，他是否 “挥泪”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十万大军也流了泪:“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军爱戴马谡，为马谡之死感到惋借。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一个人，能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吗?能起到震慑军心的作用吗?是不是有点让三军寒心呢?
其实，对诸葛亮杀马谡这件事，历代都有不同看法。晋人习凿齿意见说:“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也。”这话说得可谓入木三分!
马谡被杀时，年仅三十八岁。在当时蜀国的文臣武将中，马谡可称得上极为难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崭露头角，就死于非命，实在可惜!
此前，诸葛亮从未斩杀过大将，马谡之死似乎成了一种标志，即诸葛亮已经力不从心，已经失去了入蜀前的锐气。他不能完成先帝托付的事业，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大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使自己尽快适应各种角色和环境，当然，个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难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适应性会弥补某些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
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 成为大材。
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其材充其量不过可作偏将军而已，用这样的人做国家柱石，岂不危哉！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妇孺皆知，但如果只用诸葛亮一个人，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在一生中选拔使用了许多人材，并十分善于通过使用人材来稳定政治局面，从而获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关于这一点，在他进入成都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建安十九年到二十四年 (公元214一219年)5年间，刘备打败了刘璋，占有了成都，取得了汉中，奠定了自己鼎立西南的基础，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要想进一步发展，也即是要称帝，还有很多困难。道理十分简单，虽然政敌瓦解了，但刘璋在蜀地经营了许多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再加上刘璋也是汉家宗室，刘备入蜀又是刘璋请来的，刘璋既拨兵马，又给粮草，应该说对刘备十分尽心，所以刘备一时间很难收服人。
刘备知道，要想收服人心，最重要的是与刘璋的旧部搞好关系，通过任用刘璋故旧中有才能的人来获取刘璋故旧的支持。
刘璋的旧部很多，成份也很复杂，虽然风气比较腐败，官吏大多都比较无能，但也并不是没有人材，刘备对此了解很少。针对这种情况，刘璋的旧部法正，及时提出了意见。他说：“现今主公始创大业，需要收伏人心，许靖的资格很老，与蔡邕、孔融是一辈人，他曾是刘璋的蜀郡太守，您认为他立场不坚定而看不起他，抛弃不用。但是，他的声誉播流四海。您如果不对他以礼相待，天下之人会说主公不重视贤人。应该加以敬重，以起到造成影响的作用。”(《三国志•蜀书•法正》)法正的及时提醒，可以说正是当时最需要做的地方，使刘备避免了一次很大的失误。
不久，许靖做了刘备的长史，继而又被提升为司徒。由于他的资历老，故旧多，名声大，在被起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蜀人对刘备有了好感，连曹操政权中的一些名人，如三公华歆、王朗等人，也不敢对刘备政权小看了。
李严是刘璋旧部的着名人物，应该说还是相当有才能的，他当过都令、护军，在蜀郡很有威望。在刘备攻刘璋时，他临阵投降刘备，刘备拜他为“裨将军”，紧接着又任他为“兴业将军”。刘备临死时，到永安去接受托孤的只有他和诸葛亮两人。足见刘备对他的器重。至于他以后品行不端，那是后事。在当时任用李严，对于稳定蜀郡的人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争取原来核心统治集团成员的支持尤为重要。吴懿、费观和刘璋是儿女亲家的关系，吴懿是刘璋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影响很大，吴懿的妹妹又是刘璋的哥哥刘瑁的妻子，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刘备对他们大加封赏，安排了在刘璋时期还要重要的官职。尤其有意思的是，刘备又打起了结亲这张牌，在刘瑁病死，吴懿的妹妹寡居的情况下，刘备就与吴懿的妹妹结了婚。其结果自然是争取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对刘巴的重用也极富戏剧性。刘巴一直激烈地反对刘备，在刘备取得蜀郡以前，就表示过坚决不与刘备合作。刘巴是荆州人，在曹操大兵南下攻占荆州时，别人跟着刘备向南逃，而他偏偏掉头向北投奔了曹操。曹操败于赤壁之后，荆州六郡又落到了刘备的手里，刘巴被困在了荆州，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附刘备，刘巴加以拒绝了，并远跑到交趾 (今广东、广西一带)，后来又从交趾往西投靠了刘璋。刘备本来是知道此事的，并对刘巴的态度深表不满。真是阴差阳错，刘巴刚到西川，刘璋就灭亡了，刘备怕刘巴遇害，在围攻成都时，特意下了一道命令：“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刘备最后找到了刘巴，十分高兴。刘已在刘备的诚心感召下，终于归附。刘备立即将他封为“将军西曹掾”，不几年又让他代法正当了尚书令。据说，张飞对刘巴非常敬重，虽然刘巴多次轻慢他，他也不敢发脾气。当然，这与刘巴的为官清正有关。
对于法正的使用也意味深长。法正是奉命将刘备请接进蜀来的人，刘备战败刘璋，应该说他的功劳最大。他本身又富有智计，后来成为刘备集团中仅次于诸葛亮的智囊人物。他对刘备的影响很大，以致诸葛亮在不能阻挡刘备伐吴时想起了法正，慨叹地说:“如果法孝直 (法正)尚在，必能阻止主公。”在刘备攻下成都后，就封他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但是，法正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缺点，及是打击报复人往往不计后果，为此他枉杀了好几个人。状子告到刘备那里，刘备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撤了法正的职，就会失去左膀右臂，如果惩治他，就无法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怎么办呢？刘备审时度势，没有惩治他。
Ⅲ 诸葛亮与吴用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都是军师,但诸葛亮是有战略思想的军师,也是有杰出政治才能的人物,吴用就只是出谋划策的军师.
Ⅳ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
诸葛亮“用人之道”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仅谋略过人，在选人、用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善于从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来考察识别人才。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是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志趣。人们是用思想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对大是大非问题的看法也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人只有具备坚定的信仰，才能不怕困难、不惧艰辛，也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场、观念和志趣。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即要专门考察对方的应变能力。在诸葛亮看来，在诸多智能因素中，应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在当今社会，“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一个领导者面临的形势、问题和情况瞬息万变，一些突发事件对官员的应变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有具有能够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才能担当重任。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是要考察对方的见识。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看他的见识是否独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些毫无计谋、遇事便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终究力不从心，无法左右大局。只有那些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从战术上处理问题的领导干部，才能真正为老百姓带来切实的好处。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卫星电视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一个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一个面对困难畏惧退缩的人，不可能惩恶扬善，也不可能为了百姓的利益勇往直前。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sdxw_0722向对方劝酒，待他醉后再观察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酒后吐真言，要了解一个人，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时候。一些人挖空心思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往往在酒醉之后将卑鄙无耻的灵魂暴露无遗。看看今天那些贪官污吏，哪个不是得意忘形，甚至肆无忌惮，就像一个醉汉一样失去了清醒的头脑，从而低估了我党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诱对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廉官，而非贪官。是富贵不能淫还是见利忘义，往往是判别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品行高低的重要标准，事实证明，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不可能利国利民，反而会危害国家利益、损害政府威信、伤害百姓感情。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与对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说到做到，是否讲究信用。“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就不值得别人信赖。自古以来，诚信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一个不诚信的人不是真正的人才，也是没有资格成为领导干部的。
Ⅳ 刘邦和诸葛亮，两人的性格特点个各类介绍。。。两个的优点，缺点
刘邦：优点：1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做敢当。
2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粘糊。
3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
缺点：1贪图富贵，吃喝享乐，打败秦之后，想长住秦的宫殿享受美酒，美女。
2功成名就，建立了汉王朝之后，听从小人谗言杀了开国功臣韩信 。
3刘邦不看重礼教，所以他不讲信誉，他与项羽立盟后马上撕毁条约。
诸葛亮：优点：1.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
2在治军方面，诸葛亮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主张以法治军，讲究为将之道。
3.作战时，诸葛亮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每战力求速决；重视后勤，常年 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每次退却时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 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缺点：1用人上的失误。首先是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性格高傲，刚而自矜，有勇无谋。
2对于人才的限制。诸葛亮辅政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看上去很令人钦佩，但无意中却限制了人才的发展。
Ⅵ 诸葛亮的用人
如果你想简短些，可以条一两条看看了哈，嘿嘿
诸葛亮对人材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夫治国者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这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贤才”对国家的重要程度。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要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材。
这里试对诸葛亮的用人特点和用人原则加以总结。
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德才皆备”的眼光来衡量人材。
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忠诚则又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洪传》）。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之人，都可以提拔之。因此，忠诚与否，是诸葛亮衡量人材是否有德的核心内容。
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人之长，对人材不责其全备。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许靖原为刘璋手下为官。刘备入蜀后，先后封其为左将军长史、太傅和司徒。但其实以许靖的真才实学，并不足以当此重任。法正曾说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刘备本来不想用许靖，可法正却劝刘备道：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诸葛亮也有相类似的意思。他向刘备谏道：“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见《诸葛亮集。文集。称许靖》）许靖此人的名气很大，又与魏国名士陈纪、袁涣、华歆、王朗亲善。诸葛亮本人也“皆为之拜”。（见《许靖传》）。
再如同魏延、杨仪。魏延虽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但其“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诸葛亮驻汉中时，”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杨仪虽也“性狷狭”，但他却也有真才实学，刘备与他在谈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之时，总被杨仪的高见而大为高兴。有“规画他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的好处。因此“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军戎节度，取办于仪”（见《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诸葛亮本人在每次考虑到此二人时，也总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见《杨仪传》）。“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此外还包括法正的心胸不宽、“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见《法正传》）；何诋的“好声色、不治节俭”（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李严的“腹有鳞甲”（见《三国志。蜀书。陈震传》）；张裔的“性不公平”（见《杨洪传》），诸葛亮都能正确对待，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诸葛亮用人的第三个特点和原则，在于能够充分识别人材、发掘人材。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刘备在一次的游观中，突然来到了广都，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喝得大醉，刘备非常生气，要加罪与蒋琬。诸葛亮深知蒋琬其人的才干，他劝刘备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这和庞统当年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果然不出诸葛亮之料，蒋琬的确是一个治国的大才，他后来被前后任为尚书郎、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曾经秘密地对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蒋琬传》）。在诸葛亮死后，他更与费文伟等人一起，挑起了治理蜀国的重担。
何诋的情况与蒋琬也差不多。何诋字君肃，自幼寒贫，为人宽厚通济。开始时任督军从事。他也和庞统、蒋琬相类似，整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诸葛亮听说后，决定来一次突然“袭击”，亲自考察一番。其他人都为何诋捏一把汗。何诋当听说诸葛亮要亲自下来考察他的工作时，急忙连夜张灯审问犯人，解读有关诉状。在诸葛亮第二天早上来到前，何诋只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就把所有案子都暗记于胸，“答对解释，无所凝滞”，诸葛亮本人对此也很惊讶。为此，他不仅未免何诋的官，而且还提拔何诋为成都县令。后来郫县县令的职位有所空缺，诸葛亮又让何诋一人兼任两职。何诋本人也没有浪费诸葛亮给他表现的机会，努力工作，正确断案。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可见，诸葛亮在识人上也是很有其独到之处的。
诸葛亮的第四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能不问资历的深浅，不以官位的高低，不以是否是降将来区别看待人材，只要有才的便用。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裨将军。王平本人没什么文化，“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简直是一个“文盲”了。但他又非常聪明，写信时令他人代笔，自己口授，所写的内容还“皆有意理”。而且他虽不识字，但别人讲的《史记》、《汉书》，他听完后，都知道其中的大概意思。往往与别人谈论时“不失其指”。并且他由于“生长戎旅”，还很富有作战经验。街亭之战中，作为马谡的参军，他曾数次谏阻过马谡，不要“违亮节度”；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后出师表》中的“突将、无前、青羌、CONG、叟”，指的就是这种部队。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维。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城人。姜维原来是魏国的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收降了他。诸葛亮也并未由于姜维是个降将，而对他有所歧视。姜维也很争气，当蜀军由于一出祁山失利后，姜维只身一人，丢下老母与蜀军一起撤往汉中。后来姜维受到他母亲的来信，“令求当时”。姜维则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见《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引孙盛《杂记》）。诸葛亮对姜维大为器重，辟姜维为仓曹掾，加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那时姜维不过二十七岁。后来诸葛亮对张裔、蒋琬评论姜维，说姜维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还说：“须（使姜维）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官，觐见主上。”（见《姜维传》）。等姜维训练军士完毕后，又迁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蜀国后期的中流砥柱。
诸葛亮的第五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积极培养和锻炼人才。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蒋琬。诸葛亮为了能让蒋琬尽快地成长起来，就有意识地往蒋琬身上“加压”，使他得到应有的锻炼。诸葛亮开府时，提拔蒋琬为东曹掾，举茂才。蒋琬本人表求推辞，想要把这个位子让给刘邕、阴化、庞延、廖淳。诸葛亮就对蒋琬说：“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见《蒋琬传》）其意为：“我本来顾忌到我与你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怕这样推举你会受到别人的非议。但这样一来，别的被举荐的人心里会感到不安，其他远近之人也会对此不解。所以你更应该接受这次推举，并用你的实际功绩，来表明这次的选举是非常公正的。”后来诸葛亮又让蒋琬与张裔统留丞相府府事。建兴八年，张裔去世后，又让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让蒋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受到锻炼与提高。
还有就是费文伟和董允两人。
费文伟是江夏人。诸葛亮在南征胜利归来后，群臣于数十里外迎接，而且大多数的年龄和地位都要高过费文伟。而诸葛亮只把费文伟叫来，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车，于是众人“莫不易观”。自此之后，诸葛亮让费文伟为昭信校尉，多次出使东吴。让他在与东吴的外交工作中，努力发挥和锻炼其才干。后来，又迁他为侍中、参军。建兴八年，又转为右护军，后又为司马之职。随诸葛亮进入汉中，参与北伐之事。（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董允字休昭，是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上书《出师表》。上面写道：“侍中郭攸之、费文伟、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到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被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费文伟任参军后，诸葛亮又马上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在诸葛亮的细心培养下，蒋琬、费文伟、董允很快都生长了起来，担起了治理蜀国的重任。后来蜀人么诸葛亮、蒋琬、费文伟、董允四人为四相，一号“四英”（见《董允传》。裴注引《华阳国志》）
诸葛亮第六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在于能对人材的缺点给予必要的批评和帮助。
张裔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点我已在上文中讲到过。但张裔也有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心胸不宽，好忌恨人。他本来与杨洪和关系很好，但后来却因为几件小事，而反目成仇，而且责任还出在他本人身上。再有，他与岑述的关系也很不好，到了相互忿恨的地步。对此，诸葛亮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张裔。诸葛亮说：“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害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见《杨洪传》）其大意为：“你过去在陌下被我军打败，我当时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吃饭也吃不香。后来你又在南方流浪，我又很为你的的处境而悲叹，睡觉也睡不安稳。你一回来，就马上委你以重，共同参与国政。我还自以为与你的交情坚如磐石。既然交情坚如磐石，举荐对方的仇人以获取帮助，举荐对方的至亲以明大公无私，这些都不用向对方解释，取得对方的理解。更何况我现在只是重视岑述，你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再有，如刘巴。刘巴字子初，零陵人。他为人高傲不群。刘表接连几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就。曹操定荆州后，刘巴“北诣曹公，被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后来刘备夺得此三郡和占有益州后，刘巴一开始都不愿仕刘备。刘备以“若有害巴者，诛及三族。”的命令（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以及诸葛亮的数次极力推荐，终于使刘巴感动，被刘备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称汉中王后，又以刘巴为尚书，法正亡后再代法正为尚书令。刘巴总是很自负，有些看不起人。他与张飞的关系曾一度紧张，刘巴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诸葛亮就帮助刘巴道：“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由以上六点可见，诸葛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高明的。在以上提到的这些人中，许多都成了蜀国后期的栋梁之材，中流砥柱。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用人的不拘一格，才会使只拥有一州之地的弱蜀，在与强魏与东吴的较量中，没有因为土地缺乏的原因，而人材太过缺乏。对于这一点，诸葛亮本人是功不可没的！
Ⅶ 诸葛亮和高祖在用人方面有何异同
诸葛亮和高祖在用人方面的异同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有着自己人格方面的自自的不同所创造出来
Ⅷ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哪些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_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_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_魏书_武帝纪》）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_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光的“秉心公亮”，陈露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_蜀书_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津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_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_蜀书_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的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_蜀书_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往，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逸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杨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_蜀书_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费_、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_“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_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_、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着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三国志_蜀书_法正传》），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着，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三国志蜀书_杜微传》）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懦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缘，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_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_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_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_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观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见《诸葛亮集_文集》卷4）。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察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宰，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以上见《诸葛亮集_文集》卷3）。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Ⅸ 诸葛亮和刘邦都强调了什么、你有什么看法详见下文：
要注重贤才，要信任贤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Ⅹ 刘邦和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强调了什么
诸葛亮当权期间，反刘备依靠大族的政策，开始实行法治，大力打击益洲派的豪强；由于川中战乱没中原那严重，加上刘焉父子纵容大族，所以豪强势力还是十分强大，收益不错但是为后来的李严不供粮草埋下伏笔。诸葛亮很善于发现、培养、利用人才，如蒋琬、费文伟、董允等，诸葛亮的识人方面，杨洪、何诋的例子一直为后人所乐道；诸葛亮也注意提拔敌方投降过来的人才，如姜维、王平。诸葛亮大力起用荆洲派人才，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过分强调以“奉职循理”作为衡量优劣、取舍的标准，因而忽略了人才的多样性，尤其是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如街亭用的马谡、四相中的蒋琬、费文伟、董允都是荆洲派。
由于诸葛亮的人才政策局限，加上刘蜀中生代人才大部分在夷陵之战中消亡，无奈后来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悲惨局面。
刘邦的用人之道
刘邦在用人方面确实有他独到的地方，在谋略方面，他比不上张良、陈平；在打仗方面，他比不上韩信、彭越；在治理国家上，他不及萧何。然而，刘邦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人才，知道把手下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刘邦的用人之道，其精妙之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刘邦的用人之道
一：知人善任
二：不拘一格
三：不计前嫌
四：坦诚相待
五：用人不疑
六：论功行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