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舉例說明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應如何對待不同的文化
我想你應該知道Hofstede的理論，你可以結合它的理論來分析
舉個例子，比如日本的indivialism在他的模型裡面得分要低於法國很多，所以在更重視集體的日本，東京迪斯尼的培訓就比法國要容易得多，再加上法國人的Powerdistance得分要比日本高很多所以法國人普遍不相信晉升的可能，而日本就會相信，為了晉升會比法國人盡力得多。同時日本人在masculinity要比法國高很多也同時決定了日本人對工作的投入熱情要比法國人高。
你也可以繼續對比日法對美國的文化的態度來解釋員工motivation的區別。
說到對員工跨文化管理的問題你就不能避免提到人事管理的幾個重要部分，比如招聘，培訓，薪酬，在這幾個方面你可以通過Hofstede對兩國的分析結果來對比其文化方面的不同會如何影響具體的管理。
希望能幫到你
② 跨文化溝通有哪些表現形式或者可以分為幾大類
跨文化溝通是發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溝通。密切的跨文化溝通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徵。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跨國、跨文化的交往活動日益頻繁，不同文化背景人員的跨國往來與日俱增，大量跨國公司的出現使得勞動力的文化背景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跨文化交流的變得日益重要。與此同時，「跨文化溝通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在語言學和語言教學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們對跨文化溝通的各個層面展開了研究，並取得了大量的成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對文化差異的研究。文化差異沒有改變溝通的普遍性質，但是，文化因素的介入卻增加了溝通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從人類學家卡爾維羅·奧伯格(Kalvero Oberg)使「文化沖擊」（cultural shock）一詞大眾化開始，文化差異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點。這種關注是從兩個不同的層面展開的：一方面是對不同國家、民族、文化體系間的文化比較，比如東西方文化差異，中日文化差異、日美文化差異等等；另一方面，為了有效的進行上述文化比較和分析，學者們從千差萬別的文化中提取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維度。比較著名的如霍夫施泰德的四文化維度，萊恩和迪斯特芬諾的六文化維度，以及斯特羅姆.佩納斯的五文化維度。
在這個模型中，不同圖形表示不同文化；與文化圖形相似的較小圖形表示受到該文化影響的個人，兩者差異說明：個體的形成還受文化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箭頭表示文化之間的信息傳遞。信息圖案與個人圖案的一致性表示，當信息離開它被編碼的文化時，它包含著編碼者所要表達的意圖。但是當信息到達它將被解碼的文化時，解碼文化的影響也變成信息含義的一部分，原始信息的內含意義就被修改了。文化越相似，解碼的結果與編碼時的內含意義就越接近。
文化差異對溝通的影響的進一步具體化，是藉助於D.Hymes(1974)提出的溝通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的分析框架來進行的。總的來說，文化差異對溝通參與結構(participation structure)的每一個方面都產生影響。溝通參與結構總體歸納為八大項,由「SPEAKING 」一詞的八個字母來分別代表。其中：
S:「Setting」和「Scene」,即背景和場合。P:「Participant」,即參與者。參與者的年齡、性別、種族、職業、社會地位、出身背景特徵和因素,在具體的交際活動中對溝通的影響。E: 「Ends」,即參與者個人的交際目的,包括按慣例(即社會文化約定)所期待的結果(outcome)和各參與者的個人目的(goals)。A：「Act sequence」,即交際行為順序,包括信息的內容(話題)與內容的表述方式和形式。K:「Keys」,指基調,包括說話的語氣、表情、姿態等。認真的、嬉戲的、誇張的或嘲諷的,不動聲色的或帶有某些感情色彩的等等。I:「Instrumentalities」,即媒介和渠道,主要是指信息傳遞使用的是哪種語言或語言變體(如方言、語域等),是口說還是書寫。N:「Norms」,主要指人們交際時言語行為所必須遵循的各種規約。具體地說,就是交際參與者「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說,說的時候說什麼,對誰說,什麼時候、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說」等等。G:「Genres」,即體裁,指交際活動中話語的類型,如詩歌、寓言、神話、祈禱、笑話、謎語、詛咒、演講、書信、評論、公告等等。
再次是對跨文化溝通技巧的研究。參與結構是文化對交際的不成文的規定,交際雙方不一定都了解對方文化的參與結構,即使對自己文化中參與結構的具體狀況也可能並不清楚。這就需要交際雙方對交際中的不確定性有更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對「異常」情況持更為寬容、開放、靈活的態度,同時要善於運用各種溝通技巧來應付和解決問題。這些技巧包括：預設差異，避免文化中心主義，忍受模糊，處事靈活，幽默感，和具有冒險精神等等
以上的研究對我們進行跨文化溝通提供了很好的指導。但是，在實際中我們仍然會碰到這樣的情況：跨文化溝通參與者了解了彼此的文化差異，並且在溝通中也從各個方面尊重了這些差異，但是對差異的尊重不但沒有使溝通順利進行，反而引起了另外的問題。比如，一位中國教授到外教家裡做客,進門以後,外教問教授是否要喝點什麼,教授並不渴,回答說不用了。外教又一次要教授喝點什麼,教授又一次地謝絕了。外教說:「我知道你們中國人的習慣,你們說『不』的時候是希望對方能夠再一次提出來。沒關系,喝吧!」教授回答說:「我也知道你們美國人的習慣,當你們說『不』的時候,就代表直接拒絕了。我是按照你們的方式回答的。」
顯然，在上面的情景中，溝通的障礙並不在於對文化差異的忽視，相反，甚至可以說正是雙方對彼此文化差異的重視反而導致了問題的產生。可見，成功的跨文化溝通要求我們不但要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還要求我們了解文化差異在溝通中的作用機制。
二、文化差異對跨文化溝通的影響機制
進行跨文化溝通時，根據我們對對方文化的了解程度，可能出現三種情況：完全陌生；有一定了解，但過於簡化或不準確；比較全面的理解。在這三種情況下，文化差異可能影響溝通的方式是不同的，分別表現為文化遷移、文化定勢和逆文化遷移。
1、文化遷移
文化遷移,指跨文化溝通中,人們下意識地用本民族的文化標准和價值觀念來指導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並以此為標准來評判他人的言行和思想。下面的例子就比較典型的體現了文化遷移：一位美國人在秘魯子公司擔任生產經理，他堅信美國式的民主管理方法能夠提高秘魯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他從公司總部請來專家對子公司各車間的負責人進行培訓，教他們如何徵求工人的意見，並從中合理的部分加以採用。可是這種民主管理方法推行不久，秘魯工人就紛紛要求辭職。原因是，在秘魯以及整個拉美文化中，人們敬重權威，下屬不僅服從上司；而且還把上司看作是自己的主人，並希望上司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工人們認為，徵求工人的意見是上司自己不知道該做什麼，反過來問他們。既然上司無能，公司就沒有希望，不如提前離職，以便及時找到新的工作。但是生產經理對此不甚了解（或出於文化中心主義），以美國人崇尚個體主義，參與意識較強的觀念去揣度秘魯的員工，導致雙方溝通的失敗。
人們（有意或無意地）用自身的價值尺度去衡量他人的心理傾向是比較普遍的。一個人從孩提時起，就開始學習本文化群體的行為和思維方式，直到內在化和習慣化。從一種文化的角度看，假定另一種文化能選擇「更好的方式」去行事似乎是不合理的。因此，對各民族來講，常會把自己的文化置於被尊重的地位，用自己的標准去解釋和判斷其他文化的一切。極端之時還會表現出「己優他劣」的傾向，僵硬地接受文化上的同類，排斥文化上的異己。
發生文化遷移的主要原因在於對文化差異的不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遷移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文化遷移也可能是有意識的，這主要是由於文化中心主義。了解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取向的差異是消除文化遷移的必要前提。只有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習俗、信仰、價值觀及它們的內涵,才能真正完成思想感情的交流。
實際上，盡管文化上存在先進和落後之分，但是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獨特價值,這種價值是與其特殊環境相匹配的,一種文化現象的產生、存在和發展與人們生活的具體歷史條件相聯系的。成功的跨文化溝通要求我們必須培養移情的能力：即在傳遞信息前，先把自己置身於接受者的立場上；接受信息時，先體認發送者的價值觀、態度和經歷、參照點、成長和背景。設身處地體會別人的處境和遭遇，從而產生感情上共鳴的能力。
除了避免文化中心主義外，預設差異也是避免文化遷移的重要方法。即，在沒有證實彼此的相似性前，先假設存在差異，提高文化敏感性，注意隨時根據文化因素調整自己的觀察角度。預設差異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要保持思想的開放性和動態性。一定的先有觀念，固然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但是預設差異要求我們必須首先將這些現有觀念當作一種假設，而不是真理，必須仔細評價接受者提供的反饋，並隨時根據實際情況對它們加以修正。
2、文化定勢
定勢也稱作定型(stereotype)，最早是由W. Lippman在《大眾輿論》(1922)中首先採用的術語,指的是人們對另一群體成員所持有的簡單化看法。文化定勢可能是由於過度泛化而導致，即斷言群體中的每一成員都具有整個群體的文化特徵。也可能是由於忽視文化具有動態性和變遷性而引起。
例如,以前許多學者認為漢英語言在稱贊應對方面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認為中國人崇尚謙虛,喜歡否定別人對自己的稱贊來顯示自己謙遜的一面。許多人在提到漢語中的稱贊應對時,總是習慣性的將「哪裡,哪裡」,「過獎了」作為典型的應對方式。這種認識可能會在兩種引起誤解。首先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採取這種應對,因此碰到「不謙虛」的應對可能就會不理解。其次，盡管以前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人比較傾向於拒絕別人的稱贊,但是最近的研究結果卻表明中國人在這方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會在接受的同時還是會盡量避免顯示出自我稱贊。
由於人信息處理能力的有限，為了幫助不同文化的人們相互了解,就必須概括文化差異,建立某種文化定型，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定程度的文化定勢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些定型對於差異的「過分概括」或「標簽化」又可能人為地製造屏障,妨礙文化間的交流和理解。這並不是說文化定勢總是錯誤的，文化定勢中通常蘊涵著許多准確的文化觀察。但是文化定勢很容易以期待文化的形式影響我們對文化現象的理解。「人們看到他們所希望看到的」。人們不但更容易被符合我們期望的東西所吸引，並且往往會對事物做出符合我們期望的解釋。
文化定勢可能將我們的認識局限於一個或兩個凸現的維度，妨礙我們對其他同等重要方面的觀察，使我們對客觀存在的差異渾然不覺，從而導致跨文化溝通的失敗。研究顯示，各個領域的專家與該領域的初學者不同，並不在於專家忽略了腳本和原型的作用，而在於他們通過與該領域的人和事長期接觸，從而形成了更為復雜具體和准確的腳本和原型。即問題不在於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能避免定勢，關鍵是如何不囿於定勢，意識到自己現有的認識可能存在的非完備性或可錯性。在交往實踐不斷獲得更為全面准確的觀察。
3、逆文化遷移
文化差異是導致跨文化溝通出現障礙的主要因素。因此，盡可能全面地了解文化差異是人們關注的重點。但是了解了對方的文化特徵，也不一定就會避免障礙的產生。下面是一般的溝通過程圖。
顯然，完美的溝通是實現思想1和思想2的完全一致，但是思想本身是不能傳遞的，它必須中介於符號。這樣，只有溝通雙方對同一符號做同樣理解，既A的編碼規則=B的解碼規則時，思想1=思想2的情況才可能出現。
文化差異從溝通的角度來講，也就是對符號編碼或解碼規則的不一致。靜態地來看，在一次具體的溝通過程中：如果雙方對對方的文化都一無所知，顯然會出現以己度人的情況，「誤把他鄉做故鄉」，發生文化遷移，即在未證實A的編碼規則=B的解碼規則一致時，假定了思想1=思想2；但是如果雙方都對對方的文化很了解，並在假定對方編碼或解碼方式不變的前提下，去適應對方，即發送者A將自己的編碼規則調整為B的，同時接受者B也將自己的解碼規則調整為A的，編碼和解碼規則不一致問題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只有當其中的一方編碼或解碼方式不變，另一方主動適應同時採用A或B的，或者雙方共同商定採用新的規則C時，溝通才可能順利進行。
前文中國教授與外教的對話就屬於第二種情況，很明顯，障礙的起因不在於溝通雙方對文化差異的無知或忽視，而在於溝通雙方同時放棄了自己的立場，而採取了對方的立場，使編碼與解碼方式出現了新的不一致。這與文化遷移很相似，但是卻以反向的形式出現，因此稱之為逆文化遷移。
在實際溝通中，上面幾種問題常常會同時出現。比如，在具體實施跨文化管理之前，管理人員通常會接受相應的異文化培訓。經過這種文化培訓,他們對異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在頭腦中建立起一種在培訓基礎上形成的他們所認為的該文化,即期待文化。由於這種了解通常是比較簡括的，因而在溝通中就可能出現文化定勢；同樣這種了解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因而在差異意識的空白處，管理人員還是會有意無意地受到原文化的影響，產生文化遷移；隨著管理人員與員工互相了解的深入，出於真誠溝通的願望，他們很可能會互相體恤，但是如果不能就彼此的參與結構達成一致，那麼就可能出現逆文化遷移的狀況。
應該提到的是，單獨了解文化差異的作用機制，並不會對跨文化溝通產生幫助。只有在了解文化差異三種作用機制的前提下，一方面在實際過程中不斷加深對文化差異的了解；一方面，在溝通過程中保持問題意識，綜合運用各種溝通技巧，不斷地化解差異，才會不斷推動跨文化溝通的順利進行。
③ 如何進行跨文化談判
入世後的中國，涉及國際商貿的談判與日俱增，如何進行有效的跨文化談判的命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文化差異對跨國談判而言，是極其重要而又繁瑣的變數。正如原中美合資天津奧的斯電梯公司的一位美方代表所言 ，「中國夥伴在談判桌上表現出與我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中國人對合同或協議的看法，對合作夥伴選擇的標准，對知識和軟體的看法等等，都與我們不同，談判有時會因此陷入困境……」(引自 1988 年第 4 期《哈佛商評》)。對此，美國一位資深企業家甚至斷言：「如果能有效地克服文化障礙，美國對華投資、貿易量可以比現在增加兩倍。」(出處同上)。
從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和任何企業一樣，跨國公司要在東道國從事商務活動均需要下列成本。進入市場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履約成本和仲裁成本。然而，有效的跨文化溝通談判可以大大節約國際交易的費用。
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研究生院(J.L. Kellogg Graate School of Management，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爭端解決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創始成員——珍妮.M.布萊特 (Jeanne M.Brett)， 致力於研究、講學和咨詢全球環境中的談判策略，成果頗豐並因此獲得「小德威特.W.巴查南(Dewitt W.Buchanan Jr.) 爭端解決與組織傑出教授」稱號。她的新著《全球談判：跨文化交易談判、爭端解決和決策制定》(Negotiating Globally：How to Negotiate Deals ，Resolve Disputes ，and Make Decisions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提供了一個清晰的、通用的分析框架，幫助談判人在談判桌上出現文化差異時管理文化差異。深刻的思想往往是簡單的。為便於理解，在這里，將布萊特的關於跨文化談判的理論與操作體系的內容和特色概述為下文的「一個核心理念」、「兩種談判結果」、「三對文化范疇」和「四項談判策略」。
一個核心理念：跨文化談判
文化 (cu1ture)， 涉及了人類生活的廣大方面。按通常的定義，文化即詳指並受限於在共同生活中起著實質性作用的物質存在，諸如房屋、工農業生產中的用具和機器、運輸方式、戰爭器具等構成社會生活中的物質基礎等；同時，文化又是一種積淀物，是知識、經驗、信仰、價值觀、處世態度、賦義方法、社會階層的結構、社會角色、宗教、時間觀念、空間關系觀念、宇宙觀以及物質財富等等的積淀，是一個大的群體通過若干代的個人和群體努力而獲取的。這些共同接受並採用的言行模式和溝通體式，使我們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內，生活於具有一定技術技能的、受到一定地理環境限制的社會之中。
布萊特在該書中所討論的文化屬於此種民族文化范疇，並主要泛指社會群體的獨有特徵，既包括心理要素，即群體成員共享的價值觀和規范，也包括社會結構要素：作為社會交往背景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體制等。當雙方跨越文化進行談判的時候，雙方都把各自的文化擺到了談判桌上。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常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影響人們的談判態度與談判行為。這種效應好似「以石投水」， 石子激起漣漪， 向整個池面漾去，文化就彌漫在整個水面之中，並且滲透在談判的方方面面。
布萊特認為，基於出發點考慮，跨文化談判擁有三種類型：交易談判 (deal- making negotiations，)即買和賣的談判；決策談判 (decision-making negotiations)， 即當存在多種可能和沖突性選擇的時候達成協議的過程；爭端解決談判(dispute resolution negotiations)， 解決由於提出的求償遭拒絕所產生沖突的談判。
布萊特認為，此三種談判分別要求擁有不同的跨文化談判策略，這一點又超越了傳統論述，因為在傳統的關於跨文化談判的文獻中，此三者經常被混為一談。布萊特還認為，無論何種談判，存有三大受到廣泛研究的文化特徵與談判策略在不同文化間的變異有關：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平等主義與等級主義的文化價值觀；溝通的低背景規范與高背景規范等——三方面正構成了跨文化談判困惑的淵源之所在。有效的跨文化談判不僅能夠化解矛盾，而且還能走向協同(synergy)。
兩種談判結果：分配性與整合性協議
布萊特認為，談判的實質既可是索取價值，也可以是創造價值。這樣，就存在兩種談判結果：分配性的與整合性協議。所謂分配性協議 (Distributive agreement)， 指的是分配一定量資源的談判協議；整合性協議 (Integrative agreement) 指的是擴大了可分配的資源，使其大於一方佔有所有資源或兩方在所有問題上妥協 (割裂差異) 時可以分配的資源。
布萊特認為，令雙方都滿意的談判在於對協議進行評價，而不是對協議的分類。不能期待或找到一份整合性協議的談判人可能對一份分配性協議也相當滿意。然而，最成功的跨文化談判產生的結果，其所達成的協議一般既是一份整合性又是分配性的協議，這份協議把增加了的資源總量分配給談判雙方。所以，跨文化談判它不僅是價值索取型談判 (Value-claiming negotiation)， 還可以是價值創造型談判(Value-creating negotiation)。這取決於跨文化談判者對文化的關切、處理，以及對跨文化談判策略的運用程度。
三對文化范疇：利益、權利與權力
布萊特在《全球談判》一書中著重分析了利益、權利、權力三對文化范疇對談判 (尤其是爭端解決談判) 的影響：
首先，利益文化范疇涉及利益與優先事項。利益 (interests) 是構成談判人立場基礎的需要或原因。優先事項 (priorities) 反映各種利益或立場的相對重要性。布萊特建議當考慮利益和文化時，務必牢記以下觀念：文化影響了自身利益對於集體利益的相對重要性，而且這兩種不同的利益的相對重要性導致了不同的結果；當與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爭端方談判時不要低估了集體利益的重要性，當與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爭端方談判時不要低估了自身利益的重要性；「為什麼」是發現跨文化利益的基本問題。來自高語境文化的談判者可能會對直接問題感覺不適，你提出建議來發現利益之所在會比較好些；當了解了利益，除了放棄低優先順序利益來得到高優先順序利益外，可以達成許多類型的一致。
權利 (rights) 是公正、合約、法律或先例的標准。布萊特建議在考慮權利與文化時，要記住下列觀念：文化影響了爭端方對權利標準的依靠的強烈程度，以及他們更願意採用的權利標准；由於有許多不同的權利標准，也因為文化中不同的方面支持不同的標准，所以，很難知道哪個標准會被爭端另一方接受；由於爭端的一方不太可能提出對自己無利可言的權利標准，所以權利標准不可信；使用權利標准解決爭端的成功的關鍵是，要麼提出爭端另一方同意認為公平的標准，要麼提供新的可靠的信息使提出的標准看上去公平。
權力 (power)， 指的是影響他人接受自己願望的能力。布萊特建議考慮權力和文化時，應牢記下述觀念：爭端中的權力與交易中的權力在一個重要方面有所區別：與爭端方的 BATNA 有所聯系。所謂 BATNA(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是指談判協議的最佳替代方案。如果不能達成整合性協議，非常重要的是要考慮另一方可能對你做些什麼，而不是考慮 BATNAD 考慮你的 WATNA(最壞替代方案)， 而不是 BATNA。文化影響著地位被用作權力的基礎的程度，第三方可能被召來解決問題。
四項談判策略：對峙、信息、影響和激勵
在談判策略中處理文化差異需要在是否調整你的策略以利於對方或堅持己見中做出決定。有時候沒有選擇的機會。而有時維持你所偏好的策略會使你在談判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基本的策略有四種：
(1) 對峙 (Confrontation)。談判人之 間的對峙，或者是直接的 (面對面或利用電子媒介)， 或者是間接的 (通過第三方或非語言行為)。在爭端解決談判中，想想什麼樣的第三方可能站在他的立場上。考慮一下其他對你的利益也許更有所幫助的第三方。當在跨國團隊中做決定的時候，處理程序性沖突和人際沖突方面，間接對峙也許比直接對峙更有效。然而，如果這項任務需要團隊所有成員的知識、技能和承諾，那麼出現的沖突就需要直接面對了。
(2)信息(information)。信息對談判就像貨幣一樣重要。有關 BATNA、地位和其他公平標準的信息影響分配性協議。有關利益和優先事項的信息影響整合性協議。當談判人不理解另一方傳達的信息時，整合性潛力就幾乎總是只能留在談判桌上，有時談判就會陷入僵局。如果你更喜歡直接共享信息，那麼當與喜歡間接信息共享或其他冒著被利用風險的人談判的時候，就要注意調整你的策略了。直接共享信息的好處是當它像我們所預期的那樣發揮作用的時候，所謂的快速信任感就建立起來了。當談判雙方表明了各自的利益立場，而那些利益又得到了尊重，雙方便開始在互重互惠的基礎上發展彼此之間的關系。如果沒有互惠，那麼泄露了最多信息的談判方就有可能得到最壞的結果。提建議並不能快速建立信任，這是因為該過程不需要揭示信息這一首要的敏
感步驟。但是建議又是極其有用的。它們把整合性與分配性結果聯系起來。如果談判雙方對於各自的偏好和優先權樂意開誠布公，那麼談判就很容易達成整合性協議。
(3) 影響 (influence)。影響力是影響談判另一方接受你願望的能力。在社會交往中有很多不同的影響力基礎，但有兩個基礎對談判似乎特別重要：BATNA 和公平標准。談判人的 BATNA 越糟糕，談判人對達成協議的依賴程度就越大，迫使對方讓步的影響力就越小。公平標准 (fairness standards) 是披著公平外衣的決策規則。規則可以是先例，可以是合同或法律，還可以是社會地位 (如年齡或經驗) 或社會意識形態 (如公平、平等或需要)。如果你來自於一個有著等級文化的國家，傾向於影響其他談判方，是在跟一個來自平等文化國家的人談判，而他們希望在談判中把影響力降到最低，要注意談判中有可能發生沖突而陷入僵局。如果談判雙方把注意力集中在誰對誰錯或誰有最大的權力，是否這種權力與地位有關等問題上面，沖突就會愈演愈烈。
(4) 激勵 (motivation)。激勵都與談判人利益有關。談判人可能關心自我利益 (se1f- interests)、談判對方的利益、或延伸到當前談判桌外的集體利益 (collective interests)。如果你來自於一個有著集體主義文化的國家，傾向於與圈內成員合作，而與國外成員競爭，那麼當你跨文化談判時，若不進行策略上的調整，則很可能處於下風。合作的談判者善於整合，但卻冒著讓步的危險，只能達成分配性協議。高自我目標、權利感以及好的備選方案激勵談判者去尋找變通的解決辦法，進而可能達成整合性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