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律師的最佳方法

Ⅰ 結合刑事案件談談律師在審理過程中如何進行辯護

一、要善於准確歸納並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律師憑什麼為被告辯護?我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規定，只不過是該規定不僅對律師適用，對非律師的其他辯護人也同樣適用。
對於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我歸納出以下四類。
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可作「無罪辯護」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情形大致有三種：一是刑法不認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條法無明文不為罪，《刑法》第十三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為罪，《刑法》第十六條「不可抗力」或「不能預見」原因造成的危害行為不為罪；《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的無罪推定；二是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條年齡方面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判枯十六
周歲的除犯故意殺人、故意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項罪名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十八條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時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訴案件受害人不起訴或撤回起訴的，不予追究。
2、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齡方面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歲的，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後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國外受過刑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人或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等。
3、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一是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故意殺人罪辯成過失殺人罪：二是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貪污罪辯成非公職人員的職務侵佔罪；三是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四是時間差上的罪輕，《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以修訂後的《刑法》實施日1997年10月1日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從舊兼從輕原則處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輕，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團中的從犯、脅從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輕，根據數罪並罰原理，將數罪辯成一罪，以達到罪輕而從輕、減輕處罰的目的。
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累犯。實踐中公訴人要求酌定從重處罰的還有：(1)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相對於主犯，(2)教唆犯相對於被教唆犯，(3)慣犯相對於偶犯，(4)受過刑事處罰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構成累犯)相對於初犯，(5)拒不如實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贓或拒不交代贓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
相對於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悔孫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於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於碧沖鏈被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麼可讓律師說的了。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於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於被告的酌定情節。下面，我簡單羅列一下辯護中常作辯題的酌定情節，並藉助法院已公開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判決的先例，加以說明。
1、性質上的酌定情節。從法理上講，相對於直接故意的間接故意，相對於積極作為的消極不作為，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從輕處罰酌定情節。例如，司法實踐中同是受賄罪，對被動收賄者的處罰往往輕於主動索賄者，間接故意殺人的處罰也輕於直接故意殺人。
2、主觀惡性程度的酌定情節。民事糾紛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對於偶發的刑事犯罪，突發性犯罪相對於預謀性犯罪，出於義憤的犯罪相對於無緣無故的犯罪，處罰都輕重有別。
3、犯罪後因交代罪行或退贓而形成的酌定情節。例如，湛江走私受賄案中市委書記陳同慶受賄110萬元，茂名海關關長楊洪中受賄180萬元，依法應當判處死刑，但法院考慮他們積極退贓，兩人都被判了死緩，讓陳同慶和楊洪中「撿回一條命」。又如，陳同慶之子陳勵生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數額特別巨本該判處死刑，但法院以其「案發後投案自首並坦白交代罪行」為由，輕判其死緩，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數上的酌定情節。相對於慣犯的偶犯，相對於累犯的初犯，都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
5、實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節。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長楊衢青犯走私普通貨物罪，本該判死刑，法院考慮其「並非走私貨主」，乃輕判其死緩。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節。我國黽未實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慮上級法院和本院對同類案件的量刑，還要考慮同案各被告如何拉開檔次的問題。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兩級法院的判決書認定林春華、姜連生、張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時又認定姜連生的犯罪作用較林春華為次，張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連生稍次，結果判處林春華死刑、姜連生死緩、張瑞泉無期徒刑。我們評價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將主犯分成「嚴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種情形，量刑拉開了檔次。其他案件對從犯按排名順序拉開量刑檔次，也不在少數，實際上是將從犯分成了「嚴重的從犯」「一般的從犯」「次要的從犯」等多種情形。這也是刑事案件中，為何常出現主犯之間量刑不同、從犯之間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獄之苦的酌定情節。只要被告不會繼續發生危害社會的行為，對於量刑時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緩刑；對於《刑法》分則條款有管制刑的，辯護律師可建議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國《刑法》第六十三條還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一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雖不常用，但辯護律師仍不可忽視。
三、要敢辯、善辯和明辯。
敢辯與善辯、明辯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敢辯而不善辯，就會造成辯護可聽不可取；善辯而不敢辯，人們聽來會感覺辯護觀點圓滑有餘，份量不足；善辯而不明辯，其辯護結果則讓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辯、善辯、明辯結合在一起，則會讓人感知你的辯護既有獨立見解，又言詞得體，更是目標明確。據我所知，當事人對辯護律師最有意見的是不敢辯，最抱怨的是不明辯，最挑剔的則是不善辯。
先談敢辯。所謂敢辯，就是敢於講出或寫出辯護律師與眾不同並與控方分歧很大的獨立見解。把死罪辯成無罪，把重罪辯成輕罪，把同行公認為沒有辦法辯的案件辯得頭頭是道，這都是敢辯的表現。記得1998年11月，我擔任羅榮的辯護人出庭辯護，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均載文說羅榮是「貪污大鱷」——廣州市最大的貪污犯。起訴書指控羅榮利用其擔任鴻聯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便，將鴻聯公司2000多萬元財產無償移交給其任董事長的國奧公司，而國奧公司是三人開辦、羅榮獨佔全部股權的私人公司，羅榮的行為構成了貪污罪。我作為辯護人則在法庭上舉出26份書證說明，羅榮任董事長的國奧公司由省府一辦設立、資產和利潤屬於省府一辦所有，進而指出羅榮將鴻聯公司2000多萬元財產移交給國奧公司，屬企業法人之間的財產轉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於是羅榮私吞了，羅榮不構成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該案尚未作出一審判決。
再談談善辯問題。常看到審判長在法庭上這樣打斷或制止律師的發言：「請辯護人注意不要重復」或「請辯護人注意表達方式」等等，個別的出現過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辯論是否恰當而發生爭執的現象。
有人問我，參與張子強團伙案辯護最難的是什麼?我回答：是講司法管轄權問題。一方面，眾所周知，張子強團伙案尚未開庭公審，香港傳媒就對「司法管轄權」問題進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請了一流的律師，被告的親屬也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如果對「司法管轄權」問題一聲不吭，就無法向被告及其親屬乃至旁聽的人有個交代；另一方面，該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領導都關注，如果將「司法管轄權」說多了或說的方式不當，上級有關部門無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內地法院無管轄權還可能薄了審判人員的面子，造成審辯對立於辯不利。這就有個如何把握分寸講「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我當時就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轄權問題先後給市檢察院、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報告，建議將案件移送香港處理；二是在法庭辯論中，用少量篇幅簡明扼要地指出該案「犯罪後果地」在香港，該團伙中葉繼歡等人在香港僅判輕刑，建議法院從內地與香港定罪量刑輕重有別的角度考慮，要麼將全部案犯移交香港處理，要麼則將全部案犯移交廣州法院審判。這樣一來，台下的人認為我大膽地講了很多律師不敢講的司法管轄權問題，被告及其親屬對律師的態度由將信將疑轉變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認為我講的在理，上級領導、審判人員、公訴人都評價我作的辯護最好。
最後講明辯問題。有的辯護人說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聽著昏昏欲睡，而有的辯護人發言，全場靜氣，人人注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反差呢?這就看辯護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訴書認定某被告是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該被告的辯護律師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條有關從犯如何處罰的規定，他長篇大論說被告罪行輕得很，從輕處罰是不夠的，但直到發言完畢，還未講明既然對他的被告從輕處罰不夠，應如何處罰。其實，《刑法》對從犯的處罰方式有三種，一是從輕，二是減輕，三是免除處罰，既然從輕處罰不夠，而該案被告免除處罰又不可能，辯護律師就應直截了當地提出「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不宜東拉西扯，搞得法官和聽眾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條文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順序上有講究的，我們就應考慮相應的辯護意見。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中國領域外犯罪的，「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罪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里「免除處罰」擺在「減輕處罰」之前，律師為此類被告辯護，就可提出請求法院優先考慮「免除處罰。」
《刑法》上有的條文在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方面，用的是「可以」或「應當」，律師對於是「應當」而非「可以」的，就應當明確指出，以期判決對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辯、亂辯和錯辯。
所謂歪辯，就是歪曲事實、曲解法律、顛倒是非的辯護。舉個例子講，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訴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為沖擊了國內市場，給國內同類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害。而某辯護律師居然說，封閉國內市場不利於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競爭，被告的走私行為讓老百姓受到價格優惠，以較少的錢購更多的物，因此這種走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益無害的，甚至走在了開放市場的前頭……辯護律師這種「走私有功論」的辯解，顯然就是一種歪辯。如此歪辯，不僅公訴人、法官無法接受，連被告及其親屬也認為是徒勞的無聊辯護。
那麼，什麼又是亂辯呢?簡言之，前後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辯護就是亂辯。亂辯常見的情形有：前面才說他的被告不構成犯罪，後面又說他的被告是從犯，其錯誤表現在忽視了從犯的前提是構成犯罪；剛說全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准確，跟著又說對他的被告定罪證據如何不充分，事實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準確，這種錯誤表現在無視他的被告所作所為是全案的組成部分。
至於錯辯，簡言之是指錯誤的辯護。這類辯護本意也許是好的，但方式不對，結果則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綁架犯罪案辯護過程中， 有幾位辯護律師為了使其被告受到較輕處罰，本想說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輕，可能是沒有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結果他說相對本案的犯罪集團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結果馬上被主犯的辯護律定，因為起訴書認定該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沒有認定是集團犯罪，也沒有認定誰是首要分子，該律師將一般共同犯罪說成是嚴重的集團犯罪，將「主犯」說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處罰，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辯護人職責。
五、律師辯護應尊重委託人或被告意見。
違背被告意志辯護常見的情況有：被告要求作無罪辯護，而辯護人堅持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被告要求作改變定性之辯，而辯護人堅持按起訴之罪作罪輕之辯。
在某些律師看來，律師的辯護地位是獨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託人意志約束。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律師的辯護權產生於被告或被告近親屬之委託(最終得到被告確認)，而《律師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委託人可以拒絕律師為其繼續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律師擔任辯護」，但「律師接受委託後，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被告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這就表明，律師要拒絕為被告辯護必須要有「正當理由」，而委託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並不需要「正當理由」，委託人或被告有權以律師辯護不符合本人意志為由拒絕律師辯護。當委託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時，律師的辯護權即告終止，所以律師的辯護地位並非獨立。
以我體會，律師為被告辯護，應先征詢被告意見，或將律師的辯護思路與被告溝通商量，達成共識；律師在開庭前，應擬出辯護詞初稿徵求被告及委託人的意見，在法庭調查質證後對辯護詞作重大改變的，應再次交被告確認後方可呈送法院。
至於偶爾遇到被告與律師辯護意見不一的問題，我認為只要充分與被告溝通，絕大多數被告都會接受律師的辯護意見，或經反復溝通形成共識。若律師與被告對辯護意見有原則分歧，雖經溝通無法形成共識，則可建議被告另行委託辯護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強行發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辯護意見，否則被告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表明不同意乃至堅決反對律師辯護意見，甚至當庭拒絕律師辯護，對律師執業聲譽也是有害無益的。

Ⅱ 怎麼保障律師辯護權

法律分析：保障律師辯護權的方法如下：

第一，完善律師參與權，將律師辯護延伸至偵查程序。

第二，完善律師調查取證權。

第三，完善律師的閱卷權。

第四，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依據：瞎胡《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四十條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第四十一條 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圓高民法院調取。

第四十二條 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第四十三條 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磨腔攔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Ⅲ 律師如何做好刑事辯護

刑事辯護是目前很多律師不願意涉足的業務，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刑事領域里權力的高度集中，對比其他國家的刑事訴訟法，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在刑事訴訟領域權力是集中在司法機關的手裡，譬如律師的會見權，毫無疑問，律師越早接觸到當事人，越能夠給當事人提供有效的幫助，但是在我們國家真，真正意義上的會見權一直要到移送審查起訴之後，而在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案件已經塵埃落定，當事人(包括律師)想為自己辯護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了，至於在其他方面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更多了，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總之，刑事辯護是目前律師業務里最為令人棘手的一項業務。 但是，自由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作為維護公民合法權利的律師，絕不能避重就輕，拒絕為當事人辯護。那麼如何做好刑事辯護呢，筆者認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辯護： 刑辯第一辯證據之辯 證據是法官判定一切案件的基礎，所以在所有的案件當中，證據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在刑事案件當中怎麼強調證據的作用都不過分，證據就好像是一根根木頭，公訴機關就是用這一根根的木頭搭建一座證明法罪嫌疑人有罪的大廈，如果律師能夠將構建這個大廈的木頭擊斷，其效果可想而知。實際上，絕大多數無罪辯護成功的案例都是在證據上擊垮了公訴機關，使得公訴機關的指控不能成立而獲得成功的。這一點也是目前絕大多數辯護律師沒有認真作的一項工作，很多律師作刑事辯護時，就是會見一下犯罪嫌疑人，然後開庭時發表一點辯護意見，根本不去做細致的調查取證工作，而沒有證據支持的辯護意見要想取得司法機關的認可和採納其難度可想而知，這樣的辯護其結果自然難以令人滿意。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這樣一個原則：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這個原則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逐漸演化為重證據、不信辯解，絕大多數的司法人員從內心都會排斥犯罪嫌疑人的辯解，認為犯罪嫌疑人所說的純屬狡辯，因此也就不屑於聽取當事人的辯解。在這灶則樣的一種大的司法背景下，犯罪嫌疑人的辯解往往不會被作為證據使用，辯護律師要想說服司法機關，絕不能單純依靠犯罪嫌疑人自己的辯解，而需要拿出有效的證據來，證明犯罪嫌疑人的辯解是合理的、成立的。 刑辯第二辯邏輯之辯 前所述，證據基轎就像是一根根的木頭，公訴機關就是用這一根根的木頭搭建一座證明法罪嫌疑人有罪的大廈，那麼，公訴機關是如何將這一根根的木頭搭建成大廈的呢，這裡面就需要一個連接木頭的榫頭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邏輯。只有運用邏輯，公訴機關才能夠將一個個的證據組合起來，最終推導出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結論，這也就是公訴人在法庭上通常說的證據之間互相印證、形成了證據鎖鏈，足以證實犯罪事實。那麼，作為辯護律師，就需要充分運用自己的邏輯知識，找出對方在邏輯推理過程中的問題，從而擊斷公訴機關的證據鎖鏈，這就需要辯護律師需要極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思辨思維能力，能夠從對方的邏輯中找到錯誤的地方，很多時候，公訴機關提供了大量的證據材料，這些證據在表面上看是很扎實的、很充分的，但是作為律師，卻絕不能就這樣被表面的現象所迷惑，要能夠靜下心來，逐一分析證據，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問題，並最終取得好的效果。 筆者曾經有一個成功的辯護案例，案情很簡單，甲乙二人與甲的鄰居因瑣事打架，甲乙各持一把刀圍毆鄰居，結果鄰居左右肩均被砍傷，其中左肩重傷，後乙被起訴，乙也說不清是否是自己砍傷對方的，公訴機關的所有證據都指向乙，但是筆者在法庭辯護中提出，當時乙站立的位置在受害人的右側，甲站在左側，受害人左肩的傷不可能是乙砍傷的，所以乙應該不構成犯罪。筆者的辯護觀點一經提出，法官及公訴人都很意外，顯然他們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隨後時間不長，乙就被無罪釋放。顯然，這個案例的成功只能說是邏輯上的勝利。 刑辯第三辯定性之辯 對於某一個行為來說，是否構成犯罪，需要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但是一部刑法，區區幾百條，不可能將現實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逐一細化並規定出來，所以，這裡面就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問題：對於事實和證據，公訴機關和辯護律師都不存在爭議，但是對於該行為是否構成搏辯肆犯罪或者構成的是何種犯罪(如是貪污還是職務侵佔)，常常發生巨大的爭論，這種爭論就是法律界所說的定性問題。 定性問題無疑也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這裡面牽涉到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或者構成的是輕罪還是重罪的問題，例如數額一樣的情況下，貪污罪的刑期就比職務侵佔要重，所以定性問題也是辯護律師應該關注的重點環節。 定性的問題牽涉到對法律條文的具體理解和使用，這就需要辯護律師要有較高的法律素養，要能夠言之有物、以理服人，通過對法律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詮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修養說服法官和公訴機關，最終取得有利於被告人的結果。 刑辯第四辯情節之辯 在辯護律師通過對上述各個方面進行審視和研究之後，如果沒有發現有利的辯護角度，那麼就意味著被告人確實要面臨著刑事處罰了。這個時候，辯護律師就需要尋找有利於辯護人的情節來減輕被告人的罪責，使被告人獲得較輕的處罰。 所謂情節，一般是指那些能夠影響到被告人處罰輕重的客觀事實，可以分為法定情節和酌定情節，從輕情節和從重情節等等。作為辯護律師，顯然需要尋找的是能夠減輕被告人處罰的情節，一般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尋找： 1、 是否有自首、立功等法定的情節。 2、 是否有前因，被害人是否有過錯。 3、 主觀動機是否惡劣。 4、 被告人一貫表現是否良好。是否是初犯偶犯等。 有效的情節之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被告人的罪責，辯護律師在不能夠推翻公訴機關指控的前提下，務必要盡力尋找有利於被告人的情節，為辯護人提供有效地幫助。

Ⅳ 一審辯護工作的步驟和方法

一、辯護律師的辯護職責：根據具體案件案情提搜派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二、辯護律師的權利：

1、為犯茄蠢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

2、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

3、委託事項違法、委託人利用律師提供的服務從事違法活動或者委託人故意隱瞞與案件有關的重要事實的，律師有權拒絕辯護。

4、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託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

5、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豎敗人，不被監聽。

6、受委託的律師自案件橘做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

7、受委託的律師自案世納賀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8、受委託的律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9、律師可以憑律師執業證書余伍顫和律師事務所證明，自行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10、律師擔任辯護人的，其辯護的權利依法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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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做好刑事辯護律師需要哪些基礎知識

刑事辯護技巧具體包括哪些知識
一、要善於准確歸納並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我國《律師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規定,只不過是該規定不僅對律師適用,對非律師的其他辯護人也同樣適用。對於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我歸納出以下四類。
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
2、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
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後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
3、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
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一是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辯成過失殺人罪:二是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辯成非公職人員的;三是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
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
二、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
相對於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
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於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
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於被皮唯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麼可讓律師說的了。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於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於被告的酌定情節。
下面,我簡單羅列一下辯護中常作辯題的酌定情節,並藉助法院已公開的特大走私受賄案判決的先例,加以說明。
1、性質上的酌定情節。
從法理上講,相對於直接故意的間接故意,相對於積極作為的消極不作為,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從輕處罰酌定情節。例如,司法實踐中同是,對被動收賄者的處罰往往輕於主動索賄者,間接故意殺人的處罰也輕於直接故意殺人。
2、主觀惡性程度的酌定情節。
民事糾紛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對於偶發的刑事犯罪,突發性犯罪相對於預謀性犯罪,出於義憤的犯罪相對於無緣無故的犯罪,處罰都輕重有別。
3、犯罪後因交代罪行或退贓而形成的酌定情節。
4、犯罪次數上的酌定情節。相對於慣犯的偶犯,相對於累犯的初犯,都是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
5、實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節。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節。
7、可免牢獄之苦的酌定情節。
三、要敢辯、善辯和明辯。
敢辯與善辯、明辯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敢辯而不善辯,就會造成辯護可聽不可取;善辯而不敢辯,人們聽來會感覺辯護觀點圓滑有餘,份量不足;善辯而不明辯,其辯護結果則讓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
若把敢辯、善辯、明辯結合在一起,則會讓人感知你的辯護既有獨立見解,又言詞得體燃虛培,更是目標明確。據我所知,當事人對辯護律師最有意見的是不敢辯,最抱怨的是不明辯,最挑剔的則是不善辯。先談敢辯。
四、切忌歪辯、亂辯和錯辯。
所謂歪辯,就是歪曲事實、曲解法律、顛倒是非的辯護。舉個例子講,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訴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為沖擊了國內市場譽唯,給國內同類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害。
而某辯護律師居然說,封閉國內市場不利於我國企業開展國際競爭,被告的走私行為讓老百姓受到價格優惠,以較少的錢購更多的物,因此這種走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益無害的,甚至走在了開放市場的前頭辯護律師這種「走私有功論」的辯解,顯然就是一種歪辯。
如此歪辯,不僅公訴人、法官無法接受,連被告及其親屬也認為是徒勞的無聊辯護那麼,什麼又是亂辯呢?簡言之,前後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辯護就是亂辯。
五、律師辯護應尊重委託人或被告意見。
違背被告意志辯護常見的情況有:被告要求作無罪辯護,而辯護人堅持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被告要求作改變定性之辯,而辯護人堅持按起訴之罪作罪輕之辯。在某些律師看來,律師的辯護地位是獨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託人意志約束。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
因為律師的辯護權產生於被告或被告近親屬之委託(最終得到被告確認),而《律師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委託人可以拒絕律師為其繼續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律師擔任辯護」,但「律師接受委託後,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被告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
實踐中,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刑事辯護的往往都是專業的律師,因為相比普通人律師更加清楚要如何進行辯護,對辯護技巧掌握的也比較熟練。由這類人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進行辯護是很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