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葯直接發展建議
中葯用於治病和養生都是可以的，我認為前景很好，但前提是有一個好的中醫大夫來幫忙才行。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坐堂醫，俗話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如果他的水平足夠高，中葯的發展肯定會好。
B. 如今中國的中葯如何現代化
中葯的超微粉技術應用 中醫和中葯是傳統醫葯優秀文化不可分割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要繼承和弘揚中醫葯就必須首先對中醫葯有一個正確、客觀、全面、系統的理解與認識。過去一段時間以來自上而下過度強調了現代中葯研究、中葯現代化和中葯科技產業化的發展問題，而嚴重忽略了對現代中醫研究，中醫對中葯研究的主體指導地位以及中醫產業化開發的問題，出現了「鬍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軟」的政策導向問題。沒有在中醫與中葯的研究及發展方面實現平行互動。由於中葯西制、中葯西用、廢醫存葯傾向，並以中西結合為名而實行以西代中為實的策略，導致了如馬兜鈴酸事件、龍膽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湯事件等所謂「問題中葯」的社會爭議，接連不斷地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中葯信譽危機，這不僅對中葯產業經濟發展是一個信譽重創，而且在中國加入WTO後將為國外西葯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掃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揚中醫葯的口號下必須重新審視我們過去的政策導向及具體策略，必須以最大程度地滿足13億中國人民衛生保健的實際需求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必須站在為人類醫學生命科學做出更大貢獻的歷史高度。在促進中葯現代化研究與產業化發展的同時，一定要同時加強傳統中醫葯研究開發並推動中醫產業發展。 在發展中醫葯國際化之前首要目標應是中醫葯本土化發展的最大化。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本土是中醫葯文化的發源地，而且還因為中醫葯在中國最具廣泛的群眾基礎，也最具經濟可行性。中醫葯本土化發展應成為中醫葯國際戰略的重中之重，因為它是最大的經濟，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醫葯現代化應在中醫葯研究與研究中醫葯兩個方面同時展開，相互促進，互為條件。中醫葯國際化不僅是技術標準的國際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國際化。偏面追求唯技術論和唯成分論，只有加速中醫葯的消亡，我們這一代人將成為歷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傳統醫葯與現代醫葯之間實現東西方醫葯學雙向接軌，以文化輔軌，以理論接軌，以服務為基礎，以產品為載體，才能真正體現中醫葯的價值，才能真正實現中醫葯國際合作與發展戰略。 中葯現代研究方面應在中醫葯理論的指導下，應以復方中葯制劑的方劑學研究與開發為重點，創立具有中醫葯學科特色的現代中葯復方制劑質量控制及臨床療效兩大標准體系。中醫現代研究方面應在充分保留傳統中醫基礎理論內涵的同時，以中醫現代醫學生命科學表述研究為重點，創立具有中醫葯學科特色的現代中醫生命科學理論及其標准語言體系，尤其在經絡基礎研究及應用技術開發方面是中醫最具國際化發展機會的重大領域，應創立具有中國比較優勢的現代中醫經絡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大力開發具有巨大經濟與社會價值的全球經絡養生產業。 在繼承和弘揚中醫葯方面，除以往重視國家各大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的科技資源與技術力量之外，還應加強對民間中醫葯技術與人才資源的開發，尤其是對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民間驗方與治療技術及各醫院門診的內部制劑和協定處方的研究開發給予高度重視，在技術、資金以及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 中醫葯的靈魂在其獨特的先進文化，而中醫葯的活力在於其豐富的臨床醫學實踐經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療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醫葯人體臨床應用的醫學實踐研究更具有科研開發的可行性和應用推廣的實用性。過去以往比較重視對中葯新資源、新成分、新機理、新標準的葯學、分子生物學研究和實驗動物葯理學研究，卻對在生命整體水平上的醫學實踐及臨床比較學研究重視不夠。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證醫學研究又缺乏中醫葯學科特色及文化內涵，不能完整系統地體現中醫葯在疾病預防控制方面的技術優勢，需要在未來進一步開展具有中醫葯特色並充分體現中醫葯比較優勢的循證醫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將現代西方循證醫學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於中醫葯研究，否則將丟失對中醫葯循證醫學研究的科學價值和實際意義。盡管循證醫學的初衷有利於包括中醫葯在內的一切傳統醫學、自然醫學療法及成果在疾病臨床治療規范方案中的應用推廣，但不要因為所採用和實施的具體方案有誤而影響到我們最終目標實現。 在繼承和弘揚中醫葯方面不僅要重視科技與產業化發展，而且更要努力並加快培養與未來中醫葯發展相適應的能夠真正領會中醫葯真諦，有堅實的中醫理論與實踐功底，又具有現代生命科學廣泛知識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須從加強中醫葯的傳統文化教育入手，不僅要繼續重視和加強中醫葯高等教育，而且還要努力發展傳統醫學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從小學開始就要將祖國醫學養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質教育之中。因此，繼承和弘揚中醫葯不僅是中醫葯行業內的頭等大事，也是全民族發展的大事，應在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高度給予重新認識和政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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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談談中葯現狀的認識及現代中葯發展方向的理解
中葯現代化長期以來是中醫葯工作者心中的理想。數十年來，無數專家、學者孜孜以求探索著中葯的現代化之路。近年來國家發布了《中葯現代化發展綱要》，更加掀起了中醫葯學者致力於中醫葯現代化的熱情。
然而如何才是中葯現代化的發展方向？這也是中醫葯工作者們不斷探討和爭論的焦點。因而在中葯現代化的進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觀點。
不少人認為中葯現代化就是要弄清中葯的有效成分，搞植物提取物，進入世界主流醫葯市場，與國際接軌。甚至於認為中葯現代化就是要開發結構清楚、葯理葯效明確的Ⅰ類中葯。這在近年已形成了一些「共識」。以至國家有關政策提出「中葯現代化就是要研究開發象青蒿素這樣的Ⅰ類新中葯」，「十五期間重點支持三、五個結構清楚、葯理葯效明確的Ⅰ類中葯創新葯物的臨床研究」等。
另有一些人認為，在這樣的觀點指導下，中葯將逐漸演變成脫離中醫葯理論指導的「現代天然葯物」。如果這就是中葯的現代化，那在今後的發展中究竟需不需要中醫？中醫是否該自然消亡？這實在是中醫葯存亡的大事！因而指出，這實際上是中葯西化，使中醫葯的發展走入誤區，正在把中醫葯逼進死胡同。
所謂中葯，是指納入中醫葯理論體系、能夠按中醫理論使用的葯品。我們認為中葯現代化就是把當代最新科技、手段、方法、設備融入中葯研究、生產、應用，從而發展完善中醫葯的一個過程，其目的不是要把中葯西化為「西葯」。天江葯業首倡的中葯配方顆粒飲片劑型改革項目就突出體現了這樣的發展思路。中葯配方顆粒是在中醫葯理論的指導下，通過現代技術與設備，將傳統飲片的劑型進行改良，以充分保留原飲片的性味與功效為前提，既保留了傳統中葯飲片的精華，又對之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與補充，充分體現了「繼承不泥古，發展不離宗」的學術思想。適應了當今社會發展與醫療發展的需求。雖然現在仍有不少反對的人和觀點，阻力還很大，但我們堅信中葯配方顆粒的出現為中葯的現代化帶來了曙光，已經－－也應該成為中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中醫葯學與西醫葯學各為兩大醫療保健體系。兩者理論與實踐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為證偽的標准，更不能拿西醫葯當作中醫葯的歷史審判庭。應該改變長期以來對中醫葯的政策歧視，從政策、經費投入等諸多方面真正讓中醫葯與西醫葯同步。為使中葯更好地走向國際化，在中葯質量標准與規范上，我們必須制定適合於中葯，而又明確區別於西葯的標准。積極探索制定既符合中葯特點，又能為國際普遍認可，能夠實現「安全、有效、穩定、可控」的中葯質量標准體系和評價體系。
中葯現代化與現代中葯科技產業化，不僅是一場傳統中葯的新技術革命，更是一次現代中葯的新文化運動。中葯的現代化必須在遵循中醫葯傳統理論精髓和繼承中醫葯臨床實踐自身特色的基礎上，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生命科學發展的成果和現代高科技手段，多學科融合、多技術結合，形成具有時代特色的中醫葯理論體系，為中葯研究開發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在促進傳統中醫葯技術進步與科技創新的同時，突出體現其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獨特文化內涵。
D. 中草葯的應用是怎麼如何發展起來的
我國是世界中葯材應用最廣泛、葯源最豐富的國家。早在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在生活與生產過程中，得以接觸並了解某些植物或動物對人體可能產生的影響。
為了同疾病作斗爭，上述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啟示人們對某些自然產物的治病效果和毒性作用予以注意並加以利用。經過無數次零星的、分散的，但卻是有意識的試驗觀察，口嘗身受，人們逐步創造並積累起一些用葯上的豐富的經驗，人們創造性地賦予了天然物物性(陰陽、寒涼、溫熱)、物味(酸、苦、甘、辛、咸)和物間關系的獨特理論，並創立了中葯學，形成了早期的葯物療法。隨著歷史的發展和醫學的進步，葯物品種逐步增加，之後，人們又發現幾味葯合用效果更好而形成復方制劑。
E. 我國中葯現代化發展的具體措施有哪些
傳統中葯多年以來，為人們的醫療健康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在逐步改進提高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在新的形勢要求下，在醫葯新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也顯露出一些存在的問題。
1.1 葯材來源欠規范 中葯講究「道地」葯材，即使同一品種，其不同的產地、不同採收期、不同種植方式和不同的加工炮製方法等都會影響到葯材的質量和葯效。當前，一些中葯材沒有集中的產地，多呈散在種植、採集與加工。有些中葯的安全性、質量可控性、重現性和有效性等還缺乏完整可靠的科學數據，對此應引起高度重視。中葯質量標准不規范有待強化，中葯資源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所以有關部門提出了強化落實GAP的議題。此外在中成葯的命名上也不太規范，要著力解決同方異名，同名異方及同品種中成葯地方標准問題。與此同時，在控制中葯的重金屬含量和除掉農葯殘留方面的問題也有待解決。
1.2 產品科技含量低 我國的葯物進出口額中，中葯佔有一定的份額，而在中葯出口中，中葯材和初加工的標准提取物等粗製品出口卻佔了很大的比重。2000年據海關統計，我國醫葯進出口創歷史最高水平，全年進出口額達64億美元，出口38億美元，進口26億美元，出大於進。而同期我國中葯進出口總額為8.73億美元，其中出口4.15億美元，進口4.58億美元，即中葯進口已經大於出口0.43億美元。從中葯出口的結構看，純中葯材出口2.67億美元，佔64.3%，其餘為中成葯或提取物。原中葯材出口佔中葯出口額的2/3，反映了我們出口的中葯產品科技含量低，而進口的「洋中葯」卻多是價格昂貴的中成葯，對此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反思。
1.3 出口混亂多頭化 我國在中葯出口方面，由於受利益驅動影響和外貿權的下放，各自為戰，各自為政，多渠道出口，有的外商還直接到中國來抓葯源。由於大家都向國外出口中葯材或標准提取物，互相之間惡性競爭，到頭來，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有報道，銀杏葉標准提取物在1997年時，頗受青睞，每公斤300美元。到了2000年僅三四年時間，價格就急劇下降到每公斤30美元。受提取物價格下降的影響，每公斤銀杏葉的價格也由1995～1996年間的16元下降到1999年的5元左右，比較效益大幅度下降，使我國銀杏集中種植區的農民和加工廠家蒙受很大的經濟損失，有些農民忍痛砍樹。本來我們在銀杏提取物的出口方面占據優勢，供不應求。但現在卻是我們自己把自己打敗了，自我落價扼殺了民族葯業，拱手相讓成全了外商。
1.4 傳統劑型需改進 提高中醫葯學術水平的防病能力，是中醫葯事業發展的根本。中葯是我國在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在知識產權方面領先於世界的產品。天然葯物近年來以其毒副作用小、價廉易得、療效可靠和抗葯性低而逐步受到大家的重視和關注，但我們的丸、散、膏、丹等劑型方式和質量標准跟不上形勢要求。好葯、好的療效同樣需要有好的包裝和宣傳，中葯在與世界接軌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我國原料葯材的不同來源，植物原料葯中含有的不同組份，使對中葯製品的質量標准和質量控制面臨很大的挑戰。另外由於中西方文化上的差異，中醫用古老的亞洲哲學來解釋中葯的理論和功效，卻很難被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猶如電影《刮痧》中所介紹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對中醫葯理論我們要「繼承不泥古，發揮不離宗」，在傳統劑型等方面要注重加以改進提高。
F. 關於加快中醫葯特色發展的政策措施
法律分析：一、夯實中醫葯人才基礎；二、提高中葯產業發展活力；三、增強中醫葯發展動力；四、完善中西醫結合制度；五、實施中醫葯發展重大工程；六、提高中醫葯發展效益；七、營造中醫葯發展良好環境。
法律依據：《關於加快中醫葯特色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一、夯實中醫葯人才基礎；二、提高中葯產業發展活力；三、增強中醫葯發展動力；四、完善中西醫結合制度；五、實施中醫葯發展重大工程；六、提高中醫葯發展效益；七、營造中醫葯發展良好環境。
G. 請教下中葯的傳承與發展
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中國傳統文化是指在中國文化歷史發展過程中，自夏、商、周以來至鴉片戰爭前，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文化，是世代相傳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命脈，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也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始終把文化建設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戰略地位。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戰鬥力量，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醫葯文化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創新文化的潛質。中醫學是中國傳統科學中沿用至今的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醫學，它具有系統的理論體系，獨特的診療方法和顯著的臨床療效等特徵，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始終擔負著促進健康的重要角色，是中華民族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智慧結晶，它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發揮著主要的作用。中醫的整體觀明確提出，天人合一，人是一個整體，人與社會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也是一個整體，只有人體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協調，才能達到平衡狀態。因此，傳承和發展中醫葯文化，對科學地認識健康與疾病的關系，弘揚中醫學術，充分發揮中醫葯在健康事業發展中的作用，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環境相協調，相統一，促進中醫學沿著正確，健康的方向發展，對人類的健康事業和構建世界新醫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2011年12月國家中醫葯管理局發布的，《關於加強中醫葯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中醫葯文化是中醫葯學的根基和靈魂，是中醫葯事業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中醫葯學術創新進步的不竭源泉，也是中醫葯行業凝聚力量，振奮精神，彰顯形象的重要抓手。中醫葯文化核心價值體系和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著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和價值取向，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優良品質。我們要增強傳承和發展中醫葯文化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深入探討中醫葯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內容和方法，傳承創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醫特點、行業特徵並體現時代精神的中醫葯文化核心價值體系，充分認識和把握加強中醫葯文化健身的重大意義。
H. 中葯要如何發展
中葯行業發展趨勢分析 海外市場需求不斷上升
中葯企業經營現狀分析
2014-2018年品牌中葯收入增速始終維持在10%以上，2017
年開始逐季提升，2018Q1受流感影響收入增速大幅提高至20%以上。14-18年品牌中葯利潤增速維持在10%-30%，業績穩定。
而非品牌中葯17年開始收入增速有所下降，且利潤有所下滑。17年開始，品牌與非品牌中葯凈利率水平呈現分化趨勢，品牌中葯企業盈利能力持續提升。
中國中醫葯大健康產業市場規模分析預測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葯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中醫葯大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17500億元，同比增長21.1%。我們預計到2018年中國中醫葯大健康產業市場規模將達到20780億元，未來五年(2018-2022)年均復合增長率約為16.04%，2022年中醫葯大健康產業市場規模將達到37680億元。
中國中葯材市場規模分析
2010年我國中葯材行業市場規模僅為232億元。到2016年我國中葯材行業市場規模達到了670億元。
2017年我國中葯材行業市場規模約746億元，同比2016年的670億元增長了11.3%。
1、政策支持
2017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葯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中醫葯特點的重大制度創新，奠定未來中醫葯發展基礎。《「十三五」中醫葯科技創新專項規劃》，提出加快推動中醫葯的傳承與創新，實現中醫葯事業振興發展，並提出「完善中醫葯國際標准，形成不少於50項葯典標准和100項行業標准，實現20-30個中成葯品種的葯物注冊以及5-10個中成葯品種在歐美的葯品注冊;加強中醫葯研究的國際合作」等戰略目標，為中醫葯產品的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2、市場需求大
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與城鎮化、老齡化人口結構使得國民對醫葯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提升，疾病譜的變化也造成了醫葯消費結構的變化，過去以各類急性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為主的疾病譜患病率逐步下降，逐步被以心腦血管類疾病、消化類疾病為代表的各類與人們不良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慢性病所取代，而中成葯對這些慢性病的治療效果已被不斷的實踐驗證，因此國內對中成葯的需求在未來將顯著提高。另一方面，《中醫葯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提出要加強中醫葯的國際貿易，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推進，中醫葯的海外市場需求也會逐步上升。
3、中醫葯+互聯網+人工智慧
近年來，智能葯房開始進入大中型醫療機構，在中西醫領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能有效保障患者的用葯安全。智能中葯房系統的出現，更是解決了中醫醫療機構葯房需要「確保中葯配方顆粒與傳統中葯湯劑的葯效一致」、「提升配葯效率」、「方便患者服用中葯與提升用葯依從性」等痛點和棘手的問題。
4、推進中醫葯供給側改革
在中醫葯產業領域，從六大方面推進中醫葯供給側改革：從消費需求看，人們對中醫葯服務無論是質和量都產生了「井噴式」的需求，多元化、個性化特徵日益明顯;從服務領域看，中醫葯服務正由主要提供葯事服務和醫療服務向提供融葯事、醫療、預防、保健、養生、康復於一體、全鏈條服務的方向發展;從服務供給看，中醫葯服務正從主要由政府舉辦向由政府和市場共同舉辦發展;從服務模式看，中醫葯服務正由以疾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發展;從服務產品來看，中醫養生產品、小型保健理療設備等正越來越多地進入家庭;從國際形勢來看，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重視開發和利用中醫葯，對國內發展形成倒逼態勢。
未來，國家將著力推進中醫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發展中醫葯健康服務，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I. 中醫如何發展
中醫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在與大自然作斗爭中就創造了原始醫學。人們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發現某些食物能減輕或消除某些病症,這就是發現和應用中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礎上,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塊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過反復實踐和改進,逐漸產生了熱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為生產工具的過程中,發現人體某一部位受到刺傷後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從而創造了運用砭石、骨針治療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進而形成了經絡學說。 中醫理論主要來源於對實踐的總結,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問世。該書系統總結了在此之前的治療經驗和醫學理論,結合當時的其他自然科學成就,運用樸素的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初步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難經》是一部與《黃帝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籍,成書於漢之前,相傳系秦越人所著。其內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之不足。 秦漢以來,內外交通日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荔枝核等,漸為內地醫家所採用。東南亞等地的葯材也不斷進入中國,從而豐富人們的葯材知識。《神農本草經》就是當時流傳下來的、中國現存最早的葯物學專著。它總結了漢以前人們的葯物知識,載葯365種,並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氣五味等葯物學理論。長期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該書所載葯效大多是正確的，如麻黃治喘，黃連治痢，海藻治癭等。 公元三世紀，東漢著名醫家張仲景在深入鑽研《素問》、《針經》、《難經》等古典醫籍的基礎上，廣泛採集眾人的有效葯方，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傷寒雜病論》。該書以六經辨傷寒，以臟腑辨雜病，確立了中醫學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與治療原則，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後世又將該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其中，《傷寒論》載方113首（實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糧丸有方無葯），《金匱要略》載方262首，除去重復，兩書實收劑269首，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譽為「方書之祖」。 西晉醫家皇甫謐（公元215～282）將《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的基本內容，進行重新歸類編排，撰成《針灸甲乙經》12卷，128篇。該書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書，其內容包括臟腑、經絡、腧穴、病機、診斷、針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書中經過考查確定了當時的腧穴總數和穴位349個（包括單穴49個，雙穴300個），論述了各部穴位的適應證與禁忌，總結了操作手法等，對世界針灸醫學影響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醫葯職令時規定，本書為醫學士必修書。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體編寫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病因證候學專著。全書共50卷，分67門，載列證候1，700餘條，分別論述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狀。其中對一些疾病的病因及發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較詳盡而科學。例如：對某些寄生蟲的感染，已明確指出與飲食有關；認為絛蟲病系吃不熟的肉類所致。書中還記載了腸吻合術、人工流產、拔牙等手術，說明當時的外科手術已達到較高水平。隋唐時期，由於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繁榮，內外交通發達，外來葯物日益增多，用葯經驗不斷豐富，對葯物學成就進一步總結已成為當時的客觀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組織蘇敬等二十餘人集體編修本草,於公元659年完稿,名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這是中國古代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葯典。它比歐州紐倫堡政府公元1542年頒行的《紐倫堡葯典》早883年。該書共54卷，包括本草、葯圖、圖經三部分，載葯850種，在國外影響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書的傳抄本規定為學醫的必讀課本。 唐代醫家孫思邈（公元581～682）集畢生之精力，著成《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為30卷，合方論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載方2，571首。二書還對臨床各科、針灸、食療、預防、養生等均有論述。尤其在營養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認為癭病（指甲狀腺腫類疾病）是因人們久居山區，長期飲用一種不好的水所致，勸告人們不要久居這些地方；對夜盲病人，採用動物肝臟治療等。公元752年，王燾著成《外台秘要》，全書共40卷，1，104門（據今核實為1，048門），載方6，000餘首，可謂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 宋代對中醫教育比較重視。宋政府設立「太醫局」，作為培養中醫人材的最高機構。學生所學課程包括《素問》、《難經》、《傷寒論》和《諸病源候論》等。教學方法也有很大改進，如針灸醫官王惟一曾設計鑄造銅人兩具（公元1026年），精細刻制了十二經脈和354個穴位，作為針灸教學和考試醫師之用。考試時，試官將銅人穴位注水，外用蠟封。受試者如取穴正確，可針進水出。是這中國醫學教育事業的創舉。公元1057年，宋政府專設「校正醫書局」，有計劃地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了搜集、整理、考證和校勘，歷時十餘年，約在1068～1077年陸續進行。目前我們所能讀到的《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針灸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經過此次校訂、刊行後流傳下來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紀的金元時代，中醫學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劉完素（公元1120～1200），認為傷寒（泛指發熱性疾病）的各處症狀多與「火熱」有關，因而在治療上多用寒涼葯物，被後世稱之為「寒涼派」：張從正（約公元1156～1228），認為病由外邪侵入人體所生，一經致病，就應祛邪，故治療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後世稱之為「攻下派」；李東垣（公元1180～1251），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治療時重在溫補脾胃，因脾在五行學說中屬「土」故被後世稱之為「補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認為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即認為人體常常陽氣過盛，陰氣不足），治療疾病應以養陰降火為主，被後世稱之為「養陰派」。 明代醫葯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親自上山采葯，廣泛地到各地調查，搞清了許多葯用植物的生長形態，並對某些動物葯進行解剖或追蹤觀察，對葯用礦物進行比較和煉制，參考文獻800餘種，歷時27年之久，寫成了《本草綱目》，收載葯物1，892種，附方10，000多個，對中國和世界葯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大約在公元十一世紀，中醫即開始應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成為世界醫學免疫學的先驅。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由於傳染病的不斷流行，人們在同傳染病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了溫病學派。如明代吳有性認為傳染病的發生，「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之為「戾氣」。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自口鼻而入，無論體質強弱，觸之皆病。這就突破了中醫學歷來認為的病邪是由體表進入人體的傳統理論，在細菌學尚未出現的十七世紀中葉，這無疑是一偉大創舉。到了清代，中醫在治療溫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發熱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葉桂的《溫熱論》、薛雪的《濕熱條辨》、吳瑭的《溫病條辨》及王士雄的《溫熱經緯》等。 清代醫家王清任(1968～1831)根據屍體解剖和臨床經驗寫成《醫林改錯》,改正了古代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錯誤,強調了解剖知識對醫生的重要性,並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與治療方法。 近百年來，隨著西醫在中國廣泛地傳播，形成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並存的局面。一些醫家逐漸認識到中西醫各有所長，因此試圖把兩種學術加以匯通，逐漸形成了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朱沛文約19世紀中葉）之《華洋臟腑圖像合纂》；張錫純（1860-1933）之《醫學衷中參西錄》等。 中醫葯學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並以顯著的療效、濃郁的民族特色、獨特的診療方法、系統的理論體系、浩瀚的文獻史料,屹立於世界醫學之林,成為人類醫學寶庫的共同財富。中醫葯學歷數千年而不衰,顯示了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它與現代醫葯共同構成了我國衛生事業,是中國醫葯衛生事業所具有的特色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