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貧富差距的解決方法

⑴ 社會貧富差距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如何才能夠改善

現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太大了，我們如何減少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

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在新中國成立開始時，需要開發各界生活。在政府的計劃下，有些人鼓勵一些人和地區，富饒，從而實現共同的繁榮。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的經濟已經取得了穩定的增長，但仍然存在統一的社會資源配置，造成人們的收入水平差距差距，而富人越來越豐富，窮人保持原始外觀，甚至變得差。

第三，改善社會保障制度，重點關注負重

只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持續改進，增加了低收入人民的幫助。在稅收方面，您可以考慮收入不均勻，薪酬水平的人口，加強資本稅收，不斷完善稅收制度。減少養老金，醫療保健領域弱勢群體的要求，並沒有開立更優惠政策，從而減少弱勢群體的壓力。財富和貧困必須是兩個相對的概念，無論什麼樣的生活，為了更好地生活，它沒有載入，只能轉發。

⑵ 針對貧富差距問題，提到（）條應對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405元提升到2015年的31790.3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60.2元提升到10772元，城鄉收入的差距在絕對量上不斷的擴大，二者之間的差距已由244.8元上升至21018.3元，二者之間的相對差距雖然在近幾年出現下滑的態勢，城鄉收入比由2009年的最高點3.33下降至2015年的2.95，但是相對差距依然保持在較高的位置，同時城鄉收入比也超過了1979年的2.52。現階段城鄉收入比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人口因素造成的，近年來中國農村人口增長呈下降趨勢，農村人口不斷的向城鎮轉移，城鎮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向城鎮轉移的這部分人口並沒有獲得較高的收入，因此會拉低城鎮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同時也會使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鎮二元結構演化，從而造成城鎮內部的貧富差距更加突出。
解決方法
（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在合理保護資本合法權益的前提下，規范和約束資本行為，建立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的工資增長機制，加強工會力量，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縮小雇員與經理層的收入差距，增強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同時需要規范國有壟斷性行業的勞動者報酬，提高非壟斷性行業的勞動者報酬。
（二）強化稅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加快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逐步轉向以家庭為單位課征所得稅，充分考慮家庭異質性問題，建立個稅綜合資料庫，健全財產稅稅收體系，進一步完善財產稅的稅基、稅種和稅率，加強對資本所得的徵收力度，盡快實現房產信息登記聯網制度，適時開征房產稅、遺產稅，重點向擁有多套房產的人群征稅，減緩貧富差距向代際間的傳遞，降低弱勢行業的稅負標准，減輕低收入人群的稅負壓力。
（三）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預算體系，加強保障資金的監管，確保資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積極引入民間資本，穩定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來源，鼓勵企業積極從事各項慈善事業，健全公益財產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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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當下社會階層的固化，貧富差距的加大，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有些人認為如今的社會階層已經固化住了，貧富差距慢慢的拉大。如果想改變這一現象，就必須讓社會階層流動起來。至於怎麼流動，當然是要靠教育了，教育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讓一個人從草根逆襲成為中產人士。但如今教育資源的分配也是比較不均勻的，大城市的孩子可以接受到全面精英的教育，而小鄉村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很單薄的。這種問題需要上層人士去進行考慮，而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只有努力學習才能真正的實現階層的跨越。

總結

即使社會階層固化，也有一些精英人士或者天才能夠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為中層或者上層人士。但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是碌碌無為過一生的。

⑷ 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貧富差距在我們國現在發展來說還是非常嚴重的，並且我們也可以看到每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時候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其實是非常大的。而我認為貧富差距其實對於發展經濟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並且這個現象也同樣是我們要去改變的。而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現在在非常努力的改變這個局面的。我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可以去做出努力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個人的付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國家發展經濟而努力，並且也可以去做一些公益的，幫助到更多貧困的人。因此這個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⑸ 如何解決當今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

方法一：提升高收入者征稅。完善個稅制度，縮小收入差距。

採取歐美國家的做法，對低收入者減免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者加征個人所得稅，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設置2000元的免徵額太低了。

方法二：推動消費稅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費支出。

方法三：適時開征物業稅，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

方法四：研究徵收遺產稅，避免財富過度集中。

方法五：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方法六：加強城鄉扶貧工作，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

方法七：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著力解決民生問題。

方法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社會保障支出。

方法九：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⑹ 如何解決我國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

貧富差距過大時更應注重社會公平 當前，一方面，貧富差距已經過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條件的改善允許國家加大調節力度。因此，必須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但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巨大差異；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優勝劣汰；國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實施的某些傾斜政策；不合理的戰略思維和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國家和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不力；等等。以歷史的觀點看分配關系，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能認為，貧富差距的任何擴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從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到市場經濟的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體現了現實的公平性。只有體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為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才屬於分配不公。 現階段的分配不公有兩個相互聯系的綜合標志：一是基尼系數過大，二是貧困人口過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是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向「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應當明確，提法的某些改變基本屬於政策性調整，而不是基本分配製度和基本分配原則的變化，更不意味著在犧牲效率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決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與再分配有關，也與初次分配有關。在目前的體制下，初次分配並不是基本上由市場機制決定，還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資率過低和利潤率過高，就是屬於分配不公；至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也不能認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樣，再分配不僅要解決公平問題，而且也要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進而解決效率和發展的問題。因此，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既要調整再分配關系，又要調整初次分配關系。所有的問題―――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發展和改革中解決。 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規律 有人認為，我國「一部分先富」的任務已經完成，今後的任務是「共同富裕」，中央「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先富』轉向更為實際的『共富』」。這種認識筆者以為同樣是不恰當的。鄧小平同志反復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當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先富的地區要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逐步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貧窮。鄧小平所說的由「部分先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不僅是我國正確的發展道路，而且是一條客觀規律。「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階段，而是通過「部分先富」達到「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的過程中，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成分；在「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實現以前，始終表現為「部分先富」。 「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充分積累。在我國現階段，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既要承認勞動差別，又要承認資產差別。也就是說，不僅要默認勞動能力是每個人的天然特權，而且要承認對象化的、積累起來的勞動（物質財富）同樣是每個人的合法權利。前者要求同量勞動相交換，要求同量勞動獲得同量報酬；後者要求財富轉化為資本，並實現價值增殖。只有這樣，才既能夠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又能夠調動資本所有者和企業主的積極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以及採取市場經濟形式，就是體現了上述利益要求。在這種經濟制度和經濟形式中，收入的較大差別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來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調節，富裕起來的人會越來越多，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⑺ 怎麼完全解決貧富差距！！

1、消除行業間收入的差距，實行收支2條線。 2、明顯提高最低工資標准，最低工資要接近平均工資線。3、在高工資和壟斷行業還嫌工資低的人建議調離本企業。 4、成立專門獨立機構調查行業工資並且長期公開發布。 5、對於嚴重侵犯職工權益和違法的企業法人要立即判刑和媒體曝光（不能罰款了事）。6、把縮小貧富差距列入地方領導考核指標中，監管和控制行業的利潤率，過高利潤要用稅務形式上交。7、公開壟斷部門和公務員工資，這種高工資還嫌低可以走人（這點要大力宣傳)。 要知道貧富差距過大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只是社會分工不同貧富差距卻如此之大，這也是政權更迭的主要原因和隱患。

⑻ 怎樣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社會發展必然伴隨財富分化，但貧富差距擴大之快確實到了驚人的地步。除了公益性托底、國防軍工、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行業之外，一般絕大多數民用、民生行業都必須對財富優勢群體設定一個最大獲利上限。也就是說，一個老闆或優勢能人或企業賺多少錢必須和其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比例，不能說老闆或優勢能人只知道自己賺大錢而不帶動其它能力一般的人共同致富，那絕對不行。因為人性的慾望是無窮的，但衡量社會財富的貨幣量是一個有限的數值。所以就必須用制度的方式來平衡某些重大風險。現在貧富差距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對（非公益性托底、國防軍工、非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行業）獲利設定一個上限，有些富人擁有十多億以上的財富，按正常生活標准他的下一代都能養活一輩子了。這些富豪還想積累更多的財富而不承擔社會責任也不帶動其它人一起致富，這就太不合理了。當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採用小步快跑的方式漸進推進。否則一遇到經濟增長瓶頸，國家就只有靠發行貨幣、增加基建投入來刺激，這樣永遠治不了本。

⑼ 當今中國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來緩解貧富差距

措施一：完善個稅制度，縮小收入差距

總體上，我國的稅收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較為明顯，而其調節個體收入差距的功能則未得到有效發揮，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上。由於個人所得稅直接對個人的財產收入征稅，而所有的社會財富分配最終都體現為個人收入的分配，因而個稅制度對於調節收入差距、縮小貧富差距具有直接而顯著的效果。

但是，我國稅收制度存在的兩方面問題嚴重削弱了個人所得稅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我國的稅制結構不合理，稅收過於依賴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而作為直接稅的個人所得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比重過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財政收入中，個人所得稅僅佔6.6%；另一方面，個稅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的缺陷。

因此，我國一方面應優化稅制結構，在總體稅負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量中的比重；同時，應推動《個人所得稅法》改革，科學合理地選擇課稅單位，實現個人所得稅由分類課征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轉變，合理設計稅率、調整稅率級距，以加大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

措施二：推動消費稅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費支出

消費稅是對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徵收的，而應稅消費品的購買者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即相當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費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調節社會分配的不公，並且部分彌補個人所得稅對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靈的不足。但我國當前的消費稅征稅范圍較小，稅率結構不合理，並且採用價內稅的徵收方式，制約了消費稅作用的充分發揮。鑒於此，我國應研究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如對娛樂消費、高檔服裝、境外旅遊、豪華遊艇、高檔別墅等消費項目，可以考慮納入征稅范圍之內；對於奢侈品消費，可以適當提高稅率；而在徵收方式上，宜將當前較為隱蔽的價內徵收改革為價外徵收，以提高其徵收效果。

措施三：適時開征物業稅，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

作為大宗財產的房屋一般是個人財產的「大頭」，對房產的佔有情況往往也體現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情況，因此，對房產征稅乃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時，通過對個人住房尤其是高檔住房、多套住房，對其持有環節開征物業稅，可以加大投機購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從而抑制投機性購房，抑制房地產價格的非理性過快上漲，使一般民眾能夠買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

措施四：研究徵收遺產稅，避免財富過度集中

遺產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徵收，可以有效實現「劫富濟貧」的目的，防止財富通過代際積累不斷集中。據悉，全世界目前大約有2/3的國家和地區徵收遺產稅，其主要徵收對象只是少數高收入者。我國於2004年曾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但其爭議較大，立法進展比較緩慢。鑒於我國目前貧富差距問題突出、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級的高收入者，我國應加快研究開征遺產稅。

財政支出 二次分配中共享社會財富

措施五：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一個重要體現，在於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較大，要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就需要在城鄉、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多做文章。應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在財政支出安排上應把「三農」投入作為重中之重，特別應對農村人口佔比多的地區加大財政投入；繼續改進和完善有關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統籌區域經濟平衡協調發展的財稅政策和財稅法律制度，加大對廣大農村地區、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地區振興等方面的財稅政策和財力支持力度。

措施六：加強城鄉扶貧工作，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

貧困人口的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是社會財富分配公平與否的一個直接體現。長期以來，貧困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聯合國的報告，2009年我國尚有2.1億、約15.9%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為了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和諧，未來我國仍需進一步加強扶貧工作、加大扶貧投入。為此，需繼續加大對農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種糧補貼、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用機器補貼和家電購買等方面的補貼水平，擴大實施補貼項目的范圍；繼續擴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圍，提高保障標准。

措施七：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著力解決民生問題

要緩解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就需要我們著力解決廣大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優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並隨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而逐步提高社會事業發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就當前而言，在財政支出安排上要重點解決好醫療、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防止「因病返貧」、「因住返貧」「因學返貧」問題。相應地，還需要從嚴控制行政機關成本，減少和規范會議經費、人員招待費、出國考察費等方面的開支，加強對行政辦公費的審計監督，防止一般性行政開支膨脹和浪費，進而把更多的財政資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進內需方面。

措施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社會保障支出

當前我國財政支出在社會保障上事業上的投入亦顯不足，這制約了社會保障制度對於調節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方面作用的發揮。如在2009年，社會保障支出在我國中央財政支出結構中的比重僅為7.5%，而美國超過三成，德國則超過五成，相形之下，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無疑。為了有效緩解貧富差距、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我國應充分發揮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社會優撫制度在彌補市場分配存在的不足、維護社會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斷完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險事業的投入。

措施九：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在我國當前的分稅制結構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財力，而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則顯得捉襟見肘。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財力的充沛對於在調劑餘缺、實現調控本來是一件益事，但由於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足、轉移支付秩序不夠規范，反而形成了財力上「層層向上集中、層層對下截留」的效果，以至於「省市有錢修廣場、縣鄉無錢建小學」的現象屢見不鮮，這就使得財政在調節貧富差距、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鑒於此，我們應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財力分配中的比重，並加大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的轉移支付力度，以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

首先，中國可以給所有公民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進一步放寬戶口制度，給農村人口更多機會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從長遠看，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通過給流動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服務，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動。在一定時期內，對接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城市給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慮的政策。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也非常有用。
第二，進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通過擴大目前僅限於城市的醫療保險覆蓋面，可以改善所有人獲得基礎醫療服務的境況。也可以考慮在農村地區推廣醫療保險，中央財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勵更多的人加入這一計劃。
第三，建立更有針對性、覆蓋面更廣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能防止貧困，還能帶動經濟增長。中國仍需改進低保對象的確定，目前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農村低保政策，農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資源。
由於中國高度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政府間財政關系對於獲得更加公平的服務至關重要。總體上說，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佔GDP的22％，有足夠的資源來確保所有公民獲得基本服務。但是，這些資源在全國的分布不均。近年來，中央政府增加了對最貧窮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即便如此，貧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國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貧窮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斷擴大。縮小差距並保證重新被分配的財政資源得到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間所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
在財政支出方面，中國應該考慮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續性。例如，最近實行的農業補貼政策。中國應對目前正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安全網加以細致的設計和定位，使保障體系有足夠的和可持續的資金，並鼓勵人們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應避免「貧困邊緣」群體最終比貧困群體更窮的境況，因為貧困群體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顧，避免這樣的貧困陷阱對鼓勵貧困群體就業是非常重要的。據《財經時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