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酶活性分析的常用方法
一、量氣法
在封閉的反應系統中如有氣體變化,通過測量變化後的氣體體積或壓力很容易計算出氣體變化量,這是量氣法的基本原理。曾在檢驗科廣泛應用的Van-slyke測二氧化碳結合力的方法就是量氣法的一個典型例子。Warburg進一步加以發展,設計出專用於測定酶活性的華勃呼吸儀。這種儀器特別適用於測定那些在反應中產生或消耗氣體的酶,例如氧化酶反應涉及到O2的消耗,脫羧酶會產生CO2。但也不僅限於這些酶,科學家採用與CO2氣體保持平衡過的重碳酸鹽體系,可用來測定各種產生H+的酶反應,如各種還原酶,可使NADH變為NAD和H+,而H+會促使反應體系中重碳酸鹽變為CO2氣體。
二、比色法與分光光度法
在20世紀上半個世紀華勃儀得到研究實驗室廣泛的應用,並在酶學上得到豐碩的成果。但此法操作煩瑣,技術要求高而且靈敏度低。臨床常規中很少使用。多使用簡單易行的比色法測酶活性。在上半個世紀建立了一些適用於常規工作的測酶活性濃度的方法,如測定澱粉酶的Somogyi法,鹼性磷酸酶的Bodansky法、King法等等。這些方法都是在酶和底物作用一段時間後停止酶反應,加入各種化學試劑與產物或基質反應呈色,用比色計在可見光處比色,同時將被測物質作標准管或標准曲線,比較後計算出在此段時間內產物生成量或底物消耗量,從而求得反應速率v。
比色法從50年代起逐步被分光光度法所取代。這是因為分光光度法有以下幾個顯著優點:一是測定范圍不只局限在可見光,還可擴展到紫外和紅外部分。這就為擴大測定酶范圍提供了可能性。二是提供了尋找一類不需停止酶反應就可直接測定產物生成量或底物消耗量方法的可能性。例某一酶催化下列反應A->B+C,A、B、C三種物質用分光光度法的吸收光譜如圖17-1所示。
圖17-1 A、B、C三種物質的吸收曲線
可以看到C在560nm處有一吸收峰,而A和B在此處無吸光度變化因此無需停止酶反應,只要在560nm處測定吸光度變化就很容易計算出C的變化速度,而且C物質比A、B二物質有更高的吸收峰,即靈敏度最高。
這類方法中最成功的是Warburg在50年代利用NAD(P)H和NAD(P)吸收光譜差異建立的測酶活性濃度方法。NAD(P)H在340nm處有一吸收峰,而NAD(P)在此波段卻毫無吸光性。因此建立了一類和原來比色法截然不同方法。不需停止酶反應,在340nm根據吸光度變化,就可觀察到酶反應變化全過程。
第三個優點是不需要如比色法那樣,作標准管或標准曲線,因為分光光度計使用近似單色光的光源,在此條件下,某一特定物質的吸光度為常數,即人們所熟悉的摩爾吸光度(molar absorbance)。根據此值從吸光度△A/△T不難計算出酶催化反應速度v。
分光光度計的這些簡便、准確等特點使它在近年來已逐步取代比色法而成為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其缺點是需要精確帶恆溫裝置的分光光度計,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尚難推廣。
分光光度法的技術多樣化。設計得當可用於各種酶的測定。表17-2是一些可用於分光光度法的氧化還原物質特性。
除了前述的NAD(P)H系統可用於脫氫酶測定外,可利用黃素單核苷酸(FMN)和黃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來測定各種含這二個輔基的酶。它們的氧化型在450nm有一很強吸收峰,而還原型的吸光度很低,同樣細胞色素還原型在可見光有一個非常明顯和很窄的吸收峰,都使人們很容易用分光光度法研究這些酶的作用。上述物質主要用於氧化還原酶的測定。
科學家還設計出一系列人工合成酶的底物,用於其它酶的分光光度法測定。例如合成了很多對硝基酚的衍生物,用於各種水解酶的測定。鹼性磷酸酶底物磷酸對硝基酚就是一個成功例子。又如測芳香基硫酸酯酶,可使用人工合成的硫酸對硝基酚為底物,其分解產物的吸收峰由原來的278nm變為318nm,Webb成功地在330nm進行此酶監測
表17-2 一些氧化還原物質的特性
物質 波長(nm) 克分子吸光度
還原型 氧化型
NAD,NADP 340 6300 0
FMN 450 12200
FAD 450 11300
細胞色素C 550 29500 8300
亞甲藍(等消光點) 610 0 41000
二氫酚吲哚酚 600 0 21000
吩嗪甲酯硫酸 388 1500 22000
抗壞血酸 265 15100
連二亞硫酸鹽 314 8000 0
氰化鐵(亞鐵) 420 0 1020
分光光度法的上述原理還可以用於其它酶的測定,如烯醇化酶、延胡索酸水解酶的底物由於含不飽和鍵,在330nm處有很強吸收峰,而酶作用產物無此不飽和鍵。則不難在330nm處對這些酶進行直接測定。
此後在分光光度法的發展過程中又導入了酶偶聯技術。使得分光光度法幾乎能測定所有的酶。因此臨床實驗室工作者如不能很好掌握分光光度法的技術,不了解各種影響因素,要作好酶的測定是很困難的。
三、熒光法和同位素法
分光光度法有一個缺點,即靈敏度較低。有些標本中酶濃度很低時往往測不出來。此時可考慮改用熒光法,可將測定靈敏度提高2-3個數量級。如科學家合成了一系列甲基傘形酮的衍生物,可取代對硝基酚衍生物做為一些水解酶的底物,由於水解產物甲基傘形酮有強烈熒光,大大提高測定的靈敏度,就是分光光度法中最常用的NAD(P)H反應系統,也可改用熒光法,在340nm紫外線激發下NAD(P)H產生強烈的藍色熒光,而NAD(P)不被激發。此外,還可使用在熒光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時間分辨熒光法,例如北京醫院就曾利用此種靈敏度極高方法測定很難用其它方法檢測的腦脊液中微量的烯醇化酶。熒光法不易掌握,對所用的試劑、容器和儀器都要求很高,否則易產生非特異熒光干擾測定,或者引起熒光的淬滅使測定不準,故此種方法多用於研究實驗室,少用於常規實驗室。為提高靈敏度,還可使用同位素標記的底物進行酶測定,例如,有人以C12標記的乙醯膽鹼為底物測定膽鹼酯酶,在酶作用後以離子交換法分離出含C14的乙酸。同位素方法由於對人體有害,操作麻煩,目前已很少使用。
四、其它方法
離子選擇電極法,旋光法等有時用於測定特定的酶,當酶反應牽涉到有酸鹼變化時,很容易用pH儀直接觀察酶反應過程中H+的變化。直接用pH儀測酶反應有兩個缺點:一是隨pH變化,會偏離酶作用的最適pH值,不可避免地引起酶反應速度變慢。其二是如測定的標本不是純酶時標本中其他蛋白及其它有緩衡能力的物質將會影響所測pH變化的程度。此時如改用電位滴定儀則更為適合。此儀器可在酶反應過程中不斷向反應體系中加入酸或鹼以維持反應體系pH的恆定,而加入的酸鹼量只與體系中H+變化量相關,和反應體系中緩衡能力無關。
同樣如酶反應中有O2變化,可使用氧電極來監測酶反應過程,這可用來測定葡萄糖氧化酶活性,Chappell還成功地將此技術用於測線粒體的氧化能力。還曾有人嘗試用二氧化碳和氨電極測酶,由於這些電極反應時間較慢,不利於檢測酶反應速度。有些酶的反應物為光學異構體,則可根據旋光度變化來追蹤酶反應。某些反應物如羥基酸本身雖無旋光性,但與鉬結合後產生很高的旋光性。根據此特性建立了測定延胡索酸水合酶的方法。還有個別酶的測定使用了極譜法、高效液相色譜法等。總之,實驗室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據實驗室現有儀器和技術,創造性地建立一些新的測活性濃度的方法。
Ⅱ 請問測定AMP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活性都有什麼方法急!
可以通過分光光度計,或pH來測定!
磷酸腺苷
AMP—Adenosine monophosphate,翻譯為腺嘌呤核糖核苷酸,也稱為腺苷一磷酸或一磷酸腺苷。由一分子腺嘌呤、一分子核糖組成的腺苷,以及一分子磷酸組成。是在機體內由ATP與ADP釋放能量之後形成的。可以繼續結合磷酸基團形成二磷酸腺苷(ADP)和三磷酸腺苷(ATP)
[編輯本段]氨苄西林
AMP—氨苄西林(Ampicillin的縮寫),是一種抗生素.為廣譜半合成青黴素,毒性極低。抗菌譜與青黴素相似,對青黴素敏感的細菌效力較低,對草綠色鏈球菌的抗菌作用與青黴素相仿或略強。對白喉桿菌、破傷風桿菌和放線菌其效能基本和青黴素相同。對腸球菌及李司忒菌的作用則優於苄青黴素。對耐葯葡萄球菌及其它能產生青黴素酶的細菌均無抗菌作用。對革蘭陰性菌有效,但易產生耐葯性。
主要用於敏感菌所致的泌尿系統、呼吸系統、膽道、腸道感染以及腦膜炎、心內膜炎等。
[編輯本段]其他
HTML代碼中&符號的縮寫便是AMP
APM=Actions Per Minute 就是每分鍾操作的次數。它統計的操作包括了滑鼠每次的左擊,右擊以及每次的鍵盤敲擊。多見於星際爭霸和魔獸爭霸3(WAR3)這兩款游戲中 APM的高低往往象徵著玩家操作的精細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玩家的水平
AMP Amplifier 放大器
amplifier ['æmplifaiə] n. 放大器,擴音機
AMP-EN Amplifier Enable 放大器啟動端
AMP-N Amplifier Negative 音頻放大器信號負
AMP-P Amplifier Positive 音頻放大器信號正
AMPC Amplifier Control 放大器控制
Ⅲ MRSA的耐葯機制是什麼
MRSA、MRSE的知識介紹
MRSA——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MRSE——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
1.什麼是耐甲氧西林?
「耐甲氧西林」是指對所有耐酶青黴素(甲氧西林、奈夫西林、苯唑西林、氯唑西林和雙氯西林)耐葯而且對所有β—內醯胺類抗生素耐葯,包括所有頭孢菌素、含酶抑制劑的頭孢菌素、亞胺培南.另外,甲氧西林耐葯的出現通常伴隨著四環素、紅黴素、克林黴素和氨基糖甙類抗生素的耐葯.所以現在臨床醫生和微生物學家把MRSA/MRSE列為「多重耐葯葡萄球菌」.
2.怎樣識別MRSA/MRSE?
NCCLS(美國國家臨床實驗室標准化委員會)1999年標准化文件規定,葯敏實驗中葡萄球菌如果對苯唑西林耐葯即為MRSA/MRSE.這些菌株對目前所有的β—內醯胺類抗生素耐葯.
3.MRSA/MRSE是如何傳播的?如何預防和控制流行?
關於MRSA/MRSE傳播機制有幾個說法:直接接觸、空氣傳播和環境污染.然而在大多數爆發流行中的主要傳播方式是通過人的手從一個病人傳播到另一個病人.醫護人員的手是重要傳播途徑.MRSA/MRSE攜帶者同樣也在MRSA/MRSE的傳播中扮演著一個角色,例如,氣管切開、燒傷和大面積傷口感染MRSA/MRSE的病人攜帶者有大量的細菌,同時有較大的可能性造成細菌擴散.
預防和控制流行措施:(1)醫護人員在接觸下一個病人前應認真洗手,這是非常有效而難以落實的預防措施;(2)及時有效地應用萬古黴素治療感染;(3)患者病癒後及早出院.
4.MRSA、MRSE感染如何選擇抗生素進行治療?
目前對MRSA、MRSE和腸球菌屬的嚴重感染,萬古黴素(穩可信)是治療的首要選擇.穩可信是FDA唯一批准應用於治療MRSA、MRSE感染的抗生素.
(二)G-:
1、ESBLS(產超廣譜酶的革蘭氏陰性桿菌)
①多見於G-桿菌的腸桿菌科,肺炎克雷伯菌最常見.
②加入β-內醯胺酶類葯物耐葯,如青黴素類,I、Ⅱ、Ⅲ代頭孢菌素,氨曲南耐葯,敏感的有頭黴素,碳青黴烯類,β內醯胺/β內醯胺酶抑制劑,阿米卡星.
③在體外試驗中,該酶使Ⅲ代頭孢菌素,氨曲南的抑菌環縮小,但並不一定在耐葯范圍.
④加入β-內醯酶抑制劑克拉維酸後,可使抑菌環擴大.
⑤由質粒介導的,通常由β-內醯胺酶基因(TEM-1,TEM-2,SHV-1)突變而來.
(超廣譜β-內醯胺酶(ESBL)是能水解頭孢噻肟、頭孢他啶、頭孢曲松等及氨曲南等單環類抗生素,並介導細菌對這些抗生素耐葯的β-內醯胺酶.肺炎克雷伯菌是最常見的產ESBL菌株,常引起醫院感染暴發流行.產ESBL菌株流行機制很復雜,可同時存在流行菌株的擴散以及質粒或耐葯基因的轉移.目前的研究表明,肺炎克雷伯菌產生的ESBL主要為TEM和SHV類β-內醯胺酶.以往ESBL主要存在於常見腸內菌如:克雷伯桿菌、大腸桿菌.但現在連沙門(氏)菌、變形桿菌屬、檸檬酸桿菌、摩根氏桿菌、 黏質沙雷氏菌、赤痢志賀氏桿菌、綠膿桿菌及不動桿菌也都有發現.此外,這些細菌不只具有一個ESBL基因,有時同一菌株可具有數個ESBL基因.目前ESBL被分為9類:TEM,SHV ,OXA,CTX-M (對cefotaximes水解能力很強),PER,VEB,GES,TLA, BES.)
超廣譜β—內醯胺酶(ESBLs)知識介紹
1.什麼是ESBLs?
ESBLs是英文Extended—Spectyumβ—Lactamase縮寫,中文意思是超廣譜β—內醯胺酶,屬質粒介導,它是當前抗生素出現的新的耐葯趨勢之一.
2.產ESBLs菌株的耐葯特點?
如果臨床出現產ESBLs菌株,則對第三代頭孢菌素(它們是頭孢噻肟、頭孢他啶、頭孢哌酮、頭孢曲松等)耐葯,及對單環醯胺類抗生素(氨曲南)耐葯.ESBLs在實驗室有一專門的檢測方法,如果病人的葯敏報告單已註明為產ESBLs菌株,則表明已經實驗室確證.如果病人葯敏報告單未註明為產ESBLs菌株,三代頭孢菌素和單環醯胺類抗生素中有一種MIC≥2ug/ml,或符合CAZ≤22mm、ATM≤27mm、CTX≤27mm、CRO≤25mm其中一個,則提示菌株可能產超廣譜β—內醯胺酶,這種情況下,即使實驗室報告為敏感的第三代頭孢菌素和單環醯胺類抗生素,在臨床也不推薦使用.
3.哪些細菌容易產生ESBLs?
目前大腸埃希氏菌(大腸桿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是最常見ESBLs菌株的細菌,其次,陰溝腸桿菌、粘質沙雷氏菌、弗勞地枸櫞酸菌、銅綠假單胞菌也可出現產ESBLs菌株的細菌.
4.細菌為什麼會產生β—內醯胺酶?
由於菌株產生β—內醯胺酶水解青黴素G和氨苄青黴素.細菌所產生的重要抗生素滅活酶主要有β—內醯胺酶和氨基糖類抗生素鈍化酶.β—內醯胺酶能裂解青黴素族和頭孢菌素族抗生素的基本結構β—內醯胺環,從而使其喪失抗菌活性.大部分金黃色葡萄球菌,部分流感嗜血桿菌、淋病奈瑟氏菌、革蘭氏陰性厭氧菌和少數肺炎鏈球菌能產生β—內醯胺酶從而對青黴素G和氨苄青黴素等耐葯.
5.促使ESBLs出現和傳播的因素及臨床預防?
應用第三代頭孢菌素治療是導致產ESBLs菌株出現及傳播的主要因素,此外,尚有其它因素.
若臨床出現產ESBLs菌株,會在病人和醫院之間及不同菌株之間相互傳播,導致臨床高死亡率及高比率持續性定殖,應充分引起注意.
6.產ESBLs菌株如何選擇抗生素進行治療?
一旦確定為產ESBLs菌株,應立即停止使用第三代頭孢菌素(頭孢噻肟、頭孢他啶、頭孢哌酮、頭孢曲松等)及單環醯胺類抗生素(氨曲南)進行治療.
對付產ESBLs菌株,最有效的抗生素為碳青黴烯類(泰能),其次,頭孢西丁及含酶抑制劑的復合劑、氨基糖類等.
2、AmpC(產AmpC酶的革蘭氏陰性桿菌)
①AmpC酶是染色體介導的,多存在於G-桿菌的腸桿菌屬中,尤其是陰溝腸桿菌,產氣腸桿菌,弗L勞地枸緣酸桿菌、粘質沙雷菌中.
②對頭黴素,I、II、III代頭孢,青黴素、氨曲南、β-內醯胺/β-內醯胺酶抑制劑耐葯,對碳青黴烯類敏感.
③AmpC酶與ESBL的區別:AmpC酶與ESBL都對碳青黴烯類敏感.但ESBLS對頭黴素和β-內醯胺/β-內胺酶抑制劑也敏感,對4代頭孢大多數不敏感,而AmpC酶對頭黴素和β-內醯胺/β-內醯胺酶抑制劑不敏感,對4代頭孢敏感.
(這類酶與超廣譜β-內醯胺酶(ESBL)的區別在於克拉維酸等酶抑制劑對前者並無大的影響,而對後者往往能抑制其活力.前者對頭孢西丁耐葯,而後者相反.1型β-內醯胺酶可分染色體介導和質粒介導,通常具有可誘導性質,一旦形成去阻遏表達則可持續高產此種β-內醯胺酶.1989年Bauernfeid等首次報道在漢城發現的一株革蘭陰性菌的1 型β-內醯胺酶基因位於可轉移的質粒上(質粒AmpC),這種新的耐葯表型因其較快的傳播速度和較強的耐葯性,開始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在以每年發現1~2個新酶的速度持續增加.同時在臨床常規葯敏檢測中發現,質粒AmpC對β-內醯胺類葯物的表型有時並不一定耐葯.所以,對於質粒介導AmpC酶的實驗室檢測顯得尤為重要.目前,頭孢西丁三維試驗能檢測AmpC酶.)
AmpC酶的耐葯機制:
AmpC酶是由染色體介導的β內醯胺酶,屬於Bush分類1組(C類),在自然狀態下細菌產生此種酶的量很少,但某些細菌如陰溝腸桿菌、弗氏枸櫞酸桿菌等在β內醯胺類抗生素(尤其是頭孢西叮、亞胺配能和克拉維酸)的作用下可大量誘導AmpC酶的產生,而且其調控基因的突變率很高,突變後將使酶持續大量產生,導致細菌對除碳青酶烯類之外的所有β內醯胺類抗生素耐葯.AmpC酶的誘導機制很復雜,共涉及四個連續基因,即ampC、ampR、ampD和ampG,並與細菌細胞壁肽聚糖的循環合成有關.近年來此耐葯基因已開始向質粒擴散,給臨床帶來更嚴峻的挑戰.近年也有少數質粒介導的AmpC酶在不同國家被發現.AmpC酶屬於Class C類酶又稱頭孢菌素酶,它是Bush1類β內醯胺酶的典型代表,能水解青黴素類,一代、二代和三代頭孢菌素類和單環類,不被克拉維酸抑制,體外試驗尚能誘導細菌產AmpC酶,舒巴坦和他唑巴坦的抑制效果非常有限,但硼酸類化合物和氯唑西林體外有較好的抑製作用.AmpC酶可分為誘導型,去阻遏持續高產型和質粒型.絕大多數革蘭陰性桿菌都具有產生AmpC酶的能力,通常情況產酶量很少,在臨床上並不形成耐葯,但一旦細菌阻遏AmpC酶產生的基因發生突變,細菌就可持續高產AmpC酶,出現對絕大多數β內醯胺抗生素的耐葯.此外還應注意到在傳統認為只產AmpC酶的腸桿菌屬細菌中,ESBL可能並不少見,細菌一旦同時具有高產AmpC酶及產ESBL的能力,其耐葯性將極其嚴重.
誘導型AmpC酶:當細菌未接觸有誘導力的β內醯胺類抗生素時,染色體的ampC基因被基因阻遏子抑制,產酶處於基線水平.當使用有誘導力的抗生素治療時,產生了暫時的去阻遏現象.AmpC基因自由表達,使得細菌暫時產生過量的β內醯胺酶.一旦去除抗生素,大多數情況下產酶水平水逐漸恢復到基線水平.臨床應用β內醯胺類抗生素阻斷了細菌細胞壁五肽交朕橋連接,引起肽聚糖合成紊亂,產生大量肽聚糖片斷,當革蘭陰性菌周質間隙或胞漿中肽聚糖片段的量超過AmpD蛋白循環利用能力時,感受器或跨膜轉運系統AmpG蛋白可傳遞或攝取肽聚肽聚糖片段的刺激信號,使AmpR蛋白形成激活子,激活ampC基因轉錄及ampR基因自我轉錄,誘導細菌產生AmpC酶.大腸埃希菌的AmpC酶低水平表達,它缺少ampR基因而不能誘導產酶[21].
去阻遏持續高產AmpC酶:在產誘導型AmpC酶的革蘭陰性菌中,可發生較高頻率的調節基因自發突變,調節基因的作用受到抑制[22],AmpD調節基因突變產生有缺陷的AmpD蛋白,使菌株去阻遏持續高產AmpC酶,亦可產生高誘導型或溫度敏感型AmpC酶[23].
質粒型AmpC酶:20世紀80年代以前,AmpC酶多數報道為染色體型,20世紀80年代後有許多文獻證實大量使用三代頭孢菌素與AmpC酶的產生有密切關系.質粒型AmpC酶的出現與頭黴菌素(如頭孢西丁和頭孢替坦),加β內醯胺酶抑制劑復合抗生素使用量增多產生的選擇壓力有一定的關系,從分子大小、結構、等電點、生化特性等非常類似於染色體酶,這種酶較超廣譜β內醯胺酶有更廣泛的耐葯譜,又不能酶抑制劑類破壞[24、25].
1988年,Papanicolaou等首次在肺炎克雷伯菌的質粒上捕獲到頭孢菌素酶,這種耐葯性可以轉移,並與陰溝腸桿菌ampC基因同源.1994年,在弗勞地枸櫞酸桿菌中發現攜帶頭孢菌素酶的耐葯質粒,可以轉移至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並編碼產生AmpC酶,形成質粒型AmpC酶,增加了傳播力.目前質粒介導的AmpC酶種類也在不斷地增加,現已發現了26種質粒AmpC酶[25].
隨著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新的β內醯胺酶類抗生素的廣泛使用,產AmpC酶的革蘭陰性桿菌已逐漸成為醫院感染的流行菌[4].1978年首次報道了應用新的β內醯胺類抗生素過程中篩選出產生高水平染色體酶的變異株[26],它幾乎對當前所有的β內醯胺類抗生素(除亞胺培南外)耐葯.這種耐葯性已在腸桿菌屬、弗勞地枸櫞酸桿菌、摩根菌屬、粘質沙雷菌、銅綠假單胞菌等臨床分離株中報道,並涉及每一種新的頭孢菌素類、部分青黴素類和氨曲南[27].這類報道大多數是腸桿菌屬細菌引起的感染.在美國,腸桿菌屬造成的醫院感染菌血症佔5%至7%;在ICU,分別占常見呼吸道感染的第三位,尿路感染第五位,手術傷口感染第四位[28].其中最常見是陰溝腸桿菌和產所腸桿菌感染,特別當存在以下危險因素時,如長期住院(尤其ICU),嚴重的基礎疾病,各種原因的免疫抑制、高齡、導管裝置、抗生素使用等.腸桿菌屬感染的爆發流行主要發生在大量使用頭孢菌素和其他廣譜β內醯胺類抗生素的腫瘤病房或新生兒、心臟外科的ICU.造成感染爆發流行的多種細菌來源於病人自身的腸道菌群.正是由於使用原有的或新的頭孢菌素而形成的選擇性壓力,腸桿菌屬細菌逐漸成為腸道菌中的優勢菌,最終造成許多病人感染.不僅產AmpC酶的腸桿菌科細菌在醫院的流行呈上升趨勢,而且這些細菌形成多重耐葯的趨勢也不斷上升.1991年,Chow等[27]對129例成年人研究發現,在腸桿菌屬細菌所致的菌血症中,使用第三代頭孢菌素治療比使用氨基糖苷類或其他β內醯胺類治療更容易導致多重耐葯性的產生.這主要與新的頭孢菌素的使用增加,以及醫院的規模和病人數密切相關.但這種趨勢是可以改變的,當減少或終止頭孢菌素類的使用時,可減少產誘導酶的腸桿菌科細菌的流行和耐葯菌株的出現[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