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學行疑恆五字治學方法

Ⅰ 繆鉞的治學瑣言

觸眼峰巒亂稠疊，回頭脈絡盡分明——繆鉞治學瑣言
我一生中讀書治學，從事於教育與科研工作，迄今年已遲暮，碌碌無成，撫躬自思，殊覺愧赧。常有中、青年學人問我在治學方面有何心得。我說：心得還不敢說，在數十年的實踐過程中，多少還有一點經驗。拉雜寫出，名曰瑣言。
首先，一個人要想做學問，先練基本功是必要的。對於一個想研治文史的人來說，基本功就是關於文字、聲韻、訓詁、校勘、目錄學的基本知識。
我原籍是江蘇溧陽而生長於北方，家居保定。我五、六歲時開始認字，七、八歲時，從外祖父鄒蘅衫公讀《論語》、《孟子》，要求背誦。當時我對於書中的意義並不理解，但是詞句是背熟了的。這是我養成背書習慣的開始，對我後來很有影響。自從九歲插班入小學一直到十八歲中學畢業，這十年中，是我治學練基本功、打基礎的時期。
我家中藏書頗多，又得到我父親與學校教師的辛勤教誨，所以我從小時起就養成閱讀古書的興趣與能力。我從幼小時識字以後，就讀文言書，學寫文言文，很自然地逐漸熟練掌握古代漢語。我在小學、中學肄業時，校課清簡，寒暑假長，我充分利用這許多空閑時間，廣泛閱讀古書，包括經、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少數是全讀、細讀的，而大多數則是選讀或略加翻檢。我在受教與自學過程中，逐漸懂得了一點治學方法。我父親說，目錄學是治學的門徑，教我先看《書目答問》，然後再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以這兩部書常置案頭，以供翻檢。在一個暑假中，我曾按照《書目答問》的體例，將家中藏書編了一本書目，我父親還寫了一篇序。我時常翻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了解許多古書作者的身世，書的版本、內容、體例及其長短得失。我父親又說，讀古書必須懂訓詁、校勘，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這方面造詣最精。所以我讀經書如《詩經》、《左傳》時，常檢讀《經義述聞》。王氏運用以聲音通訓詁的方法，對於古書中僻奧難解的詞句（其中有些是自漢朝以來的注家都沒有說清楚的），均能旁征曲喻，求得其本義確解。其見解之精闢，真能益人神智。段氏《說文解字注》，也是我經常檢閱的。讀段、王諸家之書，對於文字、訓詁，理解古書，雖然受益很大，但思想不免拘於字義章句之間，後來讀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我才懂得又有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使我的思想豁然開朗。
我愛好古典文學出於天性，曾選讀《莊子》、《楚辭》、《史記》、《昭明文選》、陶淵明、杜甫、李商隱、黃庭堅、吳偉業諸家詩集以及各種重要的文章、詩、詞選本，如姚鼐《古文辭類纂》、王士禛《古詩選》、姚鼐《今體詩鈔》、沈德潛《唐詩別裁》、張惠言《詞選》等等。雖不盡解，卻很愛讀，名篇佳什，經常背誦。又練習寫作古文、駢文、詩、詞等，通過實踐，更能了解古人創作的甘苦、藝術手法以及其作品中所蘊含的深意微旨。對於史書，《資治通鑒》是我最愛讀而且熟讀的。（當我十二、三歲肄業於高小時，國文教師張卓園先生經常指導我讀課外書籍，他特別指出《資治通鑒》的重要，要我讀時以朱筆斷句，並且在小本中記下疑難與心得。）各種筆記、詩話、小說、戲曲等，我也極喜瀏覽，不但增廣知識，且可以在研讀經史之後，娛情遣興，以資調劑。《聊齋志異》、《紅樓夢》、《西廂記》、《桃花扇》等，我都看過，對於《聊齋志異》，尤其讀得熟。
以上是我在十八歲中學畢業之前十年中閱讀古書的情況。這些收獲雖然還很微薄，但是給我此後治學打下了一點基礎，也培養了熟練地讀文言古書的能力。我能夠相當快地閱讀古書，對於書中辭句，可以直接理解，並不需要在腦中將它們譯為現代語言。我父親思想開明，他本著開卷有益的想法，讓我隨意讀家中藏書，未做過任何限制，只是經常指導我練基本功。學校的教師也鼓勵我課外多讀書。我這時期，在文字、訓詁、目錄學諸方面雖然得到一點知識，但讀書很雜，隨興所至，無所謂主攻方向，更談不到有什麼心得，也沒有想專門研治什麼。
我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受教於當時的碩學通人，開拓眼界，啟發思想，茅塞頓開，獲益甚大。後來因為我父親逝世，家中經濟困難，我遂輟學教書，贍養家人。在數十年的教書生活中，遊走四方，得到良師益友的教誨切磋，教學相長，繼續努力。
我的專業是文學與歷史。解放前，我在河南大學、浙江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書共十餘年，都是在中文系（只有在臨解放前的兩三年中，兼任川大歷史系的課），講授詩選、詞選、六朝文、杜詩、中國文學史等課程。解放後的三十餘年中，我一直在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古代史（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中國文學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史學名著選讀等課，並講授關於古典詩詞的專題。我經常是結合教學從事科研，進行撰著。
我從小讀書，就對於文學與歷史都很感興趣。後來讀書多了，更認識到，文史結合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古代許多著名學者往往如此，如司馬遷、班固、范曄、沈約、歐陽修、元好問等皆是。這種傳統一直保存下來。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與生平，必須熟習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謂知人論世；而研究歷史，如能聯系文學作品，探索當時人的心聲，則對於問題往往能有深刻而新穎的看法。我在教學與科研過程中，常是用文史結合的方法，觸類旁通，互相印證，涉獵既廣，探索漸深。我的專著與論文，多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寫出來的。
熟讀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點經驗。重要的書，必須熟讀、精讀，最好能背誦（背誦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瀏覽是不夠的。司馬光說：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呂祖謙《呂氏家塾讀書記》）蘇軾也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送安敦秀才失解西歸》）朱熹也說：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又說：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丘濬《朱子學的》朱子論讀書法條）這些都是古人治學的經驗之談，書一定要精讀熟讀。
我從幼小時起就養成背書的習慣。上文已提到，七、八歲時，外祖父教我讀《論語》、《孟子》，就要求背誦。讀高小時，國文教師講授古人文章，要求背誦，每星期背一篇。我自己讀書時，對於重要篇章，常是熟讀成誦，至於精美的文章或詩詞，更是喜歡反復朗誦，如同唱歌一樣，牢記在心（我十六、七歲時，能背誦《離騷》全文）。習慣久了，成為自然，記憶力亦愈用愈強，感覺背書非但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種樂趣。讀書能夠背誦，確是受用無窮。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漸漸能理解了；原先自以為已經理解的，再通過背誦，更能深入體會作者的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瀏覽過的書，雖然也有印象，但總是不牢固，容易遺忘，要用時它也不來，而熟讀成誦的書，則變為自己的東西，召之即來，運用自如，在思考問題時，也容易聯想，左右逢源。
熟讀還必須與深思結合起來。讀書不僅是要多獲知識，而且應深入思索，發現疑難，加以解決，此即所謂讀書得間，也就是所謂有心得。朱熹在這方面有精闢的論述，他說：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又說：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
讀書發現疑難問題之後，最初往往感到迷悶，未必即能解決。這就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識，以比勘、聯想的方法，尋找線索，深入追蹤，再多看資料，多方論證。自己最初的假設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部分對部分錯的。這樣，如剝蕉葉，如解連環，一層一層的深入下去，常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獲得可靠的創見。這種探索是很費力的，解決一個問題，往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一旦獲得解決，也是很大的快樂。古人治學，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經驗之談。汪中說：記誦之學，無過人者，獨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舉無疑滯，鉤深致隱，思若有神。（劉咸炘輯《汪容甫遺文·與達官書》）惲敬也說：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傳記載，百不得一，在讀書者委蛇以入之，綜前後異同以處之，蓋未有無間隙可尋討者。（《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節集書後》）他們所說的要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綜前後異同以處之，也就是閻若璩所謂：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潛邱札記》卷二）這就要求學者既有廣博的知識，又有豐富的聯想，觀察銳敏，思路靈活。
治學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還是不夠的，同時，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遠，從大處著眼。黃庭堅說，陳師道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後山詩注》卷首王雲題記）所謂知天下之脈絡，就是要求有遠見通識。司馬遷說自己寫《史記》要通古今之變，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常對所培養的魏晉南北朝史專業研究生說：你們研究的專業雖然是魏晉南北朝史，但是你們如果局限於這個范圍之內，魏晉南北朝時期中的許多問題，你們還是難以探索深透，必須上溯先秦、兩漢，下貫唐宋，才能看得更深、更遠、更透徹。
古人治學的良好經驗與方法，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但是還必須通過自己的長期實踐，才能體會到其中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我曾經寫過一首《夜讀》詩，自述讀書治學之經驗。
少時佇興親書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觸眼峰巒亂稠疊，回頭脈絡盡分明。
九原隨會猶能作，並世揚雲敢互輕？後世視今今視昔，夜燈下筆悟平生。
解放後，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知道只有運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能對許多學術問題做出更為科學的論斷。不過，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合豐富的資料，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問題，還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這方面學習的還很不夠，應當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