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社會學方法寫論文

① 社會學論文的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方法有兩大類，一類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的等等），目的是獲得事物之間相互關系的結論;另一類是實證研究，目的是獲得事物屬性的認識。實證研究又分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兩種方式。定性研究以觀察、訪談為主，通過歸納分析、從資料中發現、體驗式訪談和觀察得出關於事物屬性的結論。定量研究通過人工控制的環境，以假設演繹的題目，代表性的統計和實驗，得出關於事物屬性的結論。如果選題屬於實證性質，一般最好採用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以某一種方法為主，另一種方法為輔。
不論任何研究方法，沒有高低之分，要根據自己的選題決定採用哪一種。哲學、史學理論、文論方面的論文，採用思辨研究方法較為適合;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民族學、國際關系方面的論文，多數是實證研究。較為宏觀的數據，可以採用專業機構的調查材料。

② 不會寫小論文，求助~！關於《社會學研究方法》，題目為--論實證主義。

看來還沒怎麼接觸過學術論文吧？
建議先搜索學習一些相關的論文，總結規律，然後舉一反三。
題目是「論實證主義」的話 有些大而空，可以選取實證主義的某一個更具體的方面進行深入思考和寫作。
當你搜索了20-30篇這方面的文章，並仔細研讀之後，相信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思路了。
論文寫作中，採用別人的觀點不是不可以，反而是進行研究必須的。不過要注意兩點：一要表明引用出處，二要在引用完別人觀點之後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能全是別人的。

③ 社會學論文的寫作指導

(一)題名(Title,Topic)
題名又稱題目或標題。題名是以最恰當、最簡明的詞語反映論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內容的邏輯組合。
論文題目是一篇論文給出的涉及論文范圍與水平的第一個重要信息，也是必須考慮到有助於選定關鍵詞不達意和編制題錄、索引等二次文獻可以提做握供檢索的特定實用信息。 論文題目十分重要，必須用心斟酌選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話：「論文題目是文章的一半」。 對論文題目的要求是：准確得體：簡短精煉：外延和內涵恰如其分：醒目。
(二)作者姓名和單位(Author and department)
這一項屬於論文署名問題。署名一是為了表明文責自負，二是記錄作用的勞動成果，三是便於讀者與作者的聯系及文獻檢索(作者索引)。大致分為二種情形，即：單個作者論文和多作者論文。後者按署名順序列為第一缺態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研究工作與論文撰寫實際貢獻最大的列為第一作者，貢獻次之的，列為第二作者，余類推。註明作者所在單位同樣是為了便於讀者與作者的聯系。
(三)摘要(Abstract)
論文一般應有摘要，有些為了國際交流，還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論文內容不加註釋和評論的簡短陳述。其他用是不純扮慶閱讀論文全文即能獲得必要的信息。 摘要應包含以下內容：
①從事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內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獲得的基本結論和研究成果，突出論文的新見解;
④結論或結果的意義。
(四)關鍵詞(Key words)
關鍵詞屬於主題詞中的一類。主題詞除關鍵詞外，還包含有單元詞、標題詞的敘詞。
主題詞是用來描述文獻資料主題和給出檢索文獻資料的一種新型的情報檢索語言詞彙，正是由於它的出現和發展，才使得情報檢索計算機化(計算機檢索)成為可能。 主題詞是指以概念的特性關系來區分事物，用自然語言來表達，並且具有組配功能，用以准確顯示詞與詞之間的語義概念關系的動態性的詞或片語。

④ 社會學學年論文範文

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性的社會科學,關注於當下社會現實與社會問題,碩博士學位論文作為學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能夠直接反映一個學科的綜合研究水平與研究方向。下面是我為大家推薦的社會學學年論文，供大家參考。

社會學學年論文 範文 一：社會學專業學年論文

內容摘要

2006年，惡搞 文化 在我國盛行，它們通過戲仿、拼貼、顛覆、解構等手法對主流文化進行象徵性的反叛，帶有明顯的亞文化特徵，又因其以網路等新興媒體進行傳播和擴散，生產者多為青年一代，我們稱之為網路亞文化或青年亞文化。本文試圖在亞文化的背景下解讀惡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響，同時從惡搞文化出發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現狀：人文關懷喪失，人文科學被邊緣化，新文學經典難產，知識分子缺乏文化自覺，主流媒體話語霸權引發的溝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戰略，重新培植中華民眾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覺，營造閱讀型、思考型的社會氛圍，正確發揮大眾傳媒的文化傳承作用，構建和諧的主流文化環境，弘揚一種健康和諧的文化氛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惡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亞文化 文化生存 大眾傳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戲仿電影《無極》製作的網路短片《一個饅頭引發差歲凱的血案》在網上流行，“惡搞”現象從此進入人們視野。隨後，五花八門的惡搞作品相繼出世。如惡搞視頻：《春運帝國》、《開國大典》飯店版;惡搞音頻：PK黃健翔、方言版《貓和老鼠》;惡搞圖片：聖鬥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靜蕾半裸油畫;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語文》、《水煮三國》等惡搞書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樣，創意怪誕，有意無意的大膽解構引發了觀眾會意的笑聲，因虛喚而贏得了大批的擁躉，同時也引起了主流媒體及學界的關注。迄今為止，人們關注較多的是惡搞作為一種媒介文化現象或網路亞文化現象對社會的意義，或肯定或擔憂。持肯定意見的人們認為，惡搞者(即不願被傳統信念培植的群體)通過戲仿、拼貼的方式來顛覆正統意識形態和解放思想，從而賦予文化產品一種全新的形象或內涵，具有重建人文價值的重大意義。而擔憂的人們則認為，對經典的、主流的文化進行嬉皮笑臉的甚至是惡意的改寫，滿足的是人們一時的低級趣味，從長遠看，不利於 傳統文化 及價值觀的傳承，應該制定相關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惡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認為的那般可愛(具有重建人文價值的重大意義)，還是如擔憂者想像的那樣可怕(滿足低級趣味，不利於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傳承)?撇開其利弊，本文力求從這一特有的亞文化現象出發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現狀，並對其現行生存觀及文化戰略進行思考，同時包含對大眾傳媒這一文化推手的審思。

一、亞文化背景下的惡搞文化

(一)亞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會中處主導地位的文化，為社會普遍認同;亞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個亞群體，是以主文化為參照物(也即與社會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對應的)的同一共生環境中的不同文化類型，是社會中居輔助的、次要的、邊緣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亞文化都是隸屬於文化這一大系統的子系統。[1]

在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研究的芝加哥學派首先提出了“亞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隨後，伯明翰學派針對當時英國輿論媒體把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描繪成“民間惡魔”的做法，提出了“亞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亞文化是伯明翰學派早期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學派在西方學術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認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戲仿電影《無極》製作的網路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在網上流行，“惡搞”現象從此進入人們視野。隨後，五花八門的惡搞作品相繼出世。如惡搞視頻：《春運帝國》、《開國大典》飯店版;惡搞音頻：PK黃健翔、方言版《貓和老鼠》;惡搞圖片：聖鬥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靜蕾半裸油雀棗畫;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語文》、《水煮三國》等惡搞書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樣，創意怪誕，有意無意的大膽解構引發了觀眾會意的笑聲，因而贏得了大批的擁躉，同時也引起了主流媒體及學界的關注。迄今為止，人們關注較多的是惡搞作為一種媒介文化現象或網路亞文化現象對社會的意義，或肯定或擔憂。持肯定意見的人們認為，惡搞者(即不願被傳統信念培植的群體)通過戲仿、拼貼的方式來顛覆正統意識形態和解放思想，從而賦予文化產品一種全新的形象或內涵，具有重建人文價值的重大意義。而擔憂的人們則認為，對經典的、主流的文化進行嬉皮笑臉的甚至是惡意的改寫，滿足的是人們一時的低級趣味，從長遠看，不利於傳統文化及價值觀的傳承，應該制定相關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惡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認為的那般可愛(具有重建人文價值的重大意義)，還是如擔憂者想像的那樣可怕(滿足低級趣味，不利於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傳承)?撇開其利弊，本文力求從這一特有的亞文化現象出發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現狀，並對其現行生存觀及文化戰略進行思考，同時包含對大眾傳媒這一文化推手的審思。

一、亞文化背景下的惡搞文化

(一)亞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會中處主導地位的文化，為社會普遍認同;亞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個亞群體，是以主文化為參照物(也即與社會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對應的)的同一共生環境中的不同文化類型，是社會中居輔助的、次要的、邊緣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亞文化都是隸屬於文化這一大系統的子系統。[1]

在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研究的芝加哥學派首先提出了“亞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隨後，伯明翰學派針對當時英國輿論媒體把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描繪成“民間惡魔”的做法，提出了“亞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亞文化是伯明翰學派早期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學派在西方學術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認

為，青少年中流行的亞文化構成了對體現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英國主流文化的一種象徵形式的反抗。“亞文化是與身處的階級語境相聯系的，青年亞文化產生於社會結構和文化之間的一個特別緊張點。它們可能反對或抵制主導的價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為亞文化研究的關鍵詞之一。伯明翰學派認為，二戰後英國出現的諸多青年亞文化是對支配階級和霸權的一種抵抗。這種抵抗，是對社會解構中的矛盾和集體存在但又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象徵性解決”的嘗試，代表著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對社會狀況進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與他們生活狀況之間的“想像性關系”。也即如亞文化研究者菲爾·科恩所說：“亞文化的潛在功能是表達和解決(盡管是想像式的)母體文化中仍潛藏著的懸而未決的矛盾„„無賴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頭仔(skinheads)，所有這些亞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現了一種嘗試，旨在恢復母體文化中一些被摧毀的社會凝聚力，把它們和來自其他階級成分的東西合並起來，象徵性地形成了面臨困境時的種種選擇。” [3]言外之意即是：哪裡有主文化的壓迫，哪裡就有亞文化的反抗。於是，惡搞者通過打破日常符號系統或霸權的規則，以挪用、改換和拼貼造成表意系統的失調，以此來實現“有意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後通過由此形成的風格對權威符碼和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形式進行間接的抵抗。

亞文化有時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進對抗的方式對主導文化構成挑戰，但這種直接對抗不會堅持很長時間。更多的時候，亞文化的抵抗是風格化的、儀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並將其自身從主流文化中剝離出來，但同時也努力自覺去適應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認為是頹廢和道德墮落的表現。亞文化的抵抗與反叛性主要體現在追求價值觀、時尚、風格等方面。

(二)惡搞文化的亞文化特徵

所謂“惡搞”，是指那些用一種平面乃至負面的心態和視角表達思想情感和情緒見解的文化行為。它的形式指向是針對某些已經被歷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論，它的內在邏輯和 方法 論特徵是顛覆與反叛，在審美趣味上，“惡搞”突出了戲仿、自嘲、反諷、褻瀆等多種現代與後現代的風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層面之外，惡搞也輻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

惡搞文化又稱Kuso文化，是一種以無厘頭的方式顛覆經典、張揚個性的典型網路亞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戲界傳入台灣，成為台灣BBS網路上一種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進入內地時多被意譯為“惡搞”，所指代的對象多為對游戲、照片的移植、拼湊和修改，較多表示人們用調侃、嘲笑或是游戲的心態對喜歡或不喜歡的作品進行結構另類創作的風格。惡搞文化帶有很明顯的娛樂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惡搞作品中，它們主要對中國傳統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標志性圖像進行花樣百出的惡搞。就其創作意圖來說一般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無傷大雅、可作生活潤滑劑的“惡搞”;另一類則是顛覆傳統篡改歷史的惡搞。綜觀當前的惡搞文化，它類似於這樣一種亞文化或“反文化”：通過離經叛道的、“有意為之”的交流，對主流文化的權威性表達了象徵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種形式的文化產品的常規，以期達到打破任何規律，質疑這些規律向人們提供的任何知識，顛覆這些知識所培植起來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時還大膽表達了人們對主流傳播文化的懷疑和厭惡，對強加於己身的東西之無奈，對主流文化中的虛假、惡俗感到痛恨。它們具有四個鮮明的特徵：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顛覆經典與權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對一本正經的主題進行近乎荒.唐的解構;通過網路等新興傳媒進行傳播和擴散;無厘頭的個性批評大多迅速演化為參與廣泛的大眾娛樂活動。[4]

從以上論述可知，惡搞文化對主文化(或主流價值觀)的顛覆(即所謂風格化、儀式性反抗)、復制、拼貼、解構的現代與後現代手法，娛樂至上的大眾狂歡等特徵，帶有非常強烈的亞文化色彩。加之惡搞文化是通過網路等新興傳媒進行傳播和擴散的，我們稱之為網路亞文化。又因其生產者多為青年一代，故而我們也可將其界定為一種“青年亞文化”。

(三)惡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響

1.惡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惡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歸根結底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文化虛無主義的影響和傳統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來對待傳統文化的偏激態度，尤其“破四舊”等極左思潮的長期肆虐，致使傳統文化幾乎體無完膚。近年來，經典性傳統文化在經濟大潮中被推向產業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無奈地同市場、收視率、門票、銷量接軌，以無厘頭的自我醜化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傳統教育依然老氣橫秋，不能在傳播優秀思想、構建並鞏固良好社會意識形態方面有所作為。

二是與開放的環境和多元文化有關。外國文化的大批量引進，使一部分人數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過分強調崇高，反而變成偽聖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們傾向於以嘲笑崇高為樂事。惡搞文化自娛也娛人的娛樂精神，追求個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現代意識契合了其消費需求。

三是社會具備傳播該文化的傳播技術和傳播 渠道 。當前流行的權威解構、草根至上和個性張揚的後現代文化是惡搞產生的生態環境;現代社會的人們追求輕松的個性化消費是惡搞產生的社會心理;惡搞凸顯了網路傳播的“娛樂”功能和“經濟”功能，從而得到了消費者和媒介的雙重肯定，具備了惡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費需求。而網路時代，數字化技術的廉價易得和網路平台的暢通無阻恰好給“惡搞”文化的製作、發布、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現實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話語權開始泛民主化。

2.惡搞文化的影響

有人認為，“惡搞”不是洪水猛獸，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與時俱進地給傳統文化注入富有時代感或現代性的血液，以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形式進行文化啟蒙。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警惕惡搞文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第一，惡搞嚴重摺損民族、文化脊樑。泛濫成災的惡搞文化，把英雄人物變成小混混甚至變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數典忘祖，它嚴重影響到人們對經典、歷史及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情感認同，使我們的民族失去了理想與信仰、失去了誠信與精神，而這將

是對民族脊樑和文化脊樑的嚴重摺損。

第二，惡搞導致文化膚淺化乃至消亡。進化論的傑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預言：如果文化淪為“惡搞”，那麼文化遲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將惡搞視為洪水猛獸不難理解，因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線的惡搞不僅在顛覆主流文化歷經多年建構起來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念，更在愚蠢地拔我們中華文化的根。

第三，惡搞導致文化原創力萎縮。倘若惡搞短片所出現的模糊隨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層次發展，就會使文化變成媚俗甚至惡俗的復製品，形成思想懶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會風氣，導致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原創力的萎縮。這對主流文化將是最致命的沖擊。

二、從惡搞文化出發考察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況

客觀地說，惡搞文化雖無厘頭，但未洞穿中國傳統文化道德底線的善意惡搞還是頗具創意的。惡搞文化受到歡迎證明了其魅力所在，與此同時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處於中心的、統治的地位，卻經常忽視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呼聲，使學術淪為鏡花水月的精英游戲，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淪為沒有良知的思考，嚴重缺乏對民生疾苦的深切關照。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數”傾訴的願望在惡搞文化興起的時刻膨脹了。《春運帝國》以“搞笑地對待認真的事，嚴肅地對待搞笑的事”這樣一種敘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國》的片斷，配以嚴肅的台詞，向人們講述了農民工 春節 回家買票難的這樣一個社會事實。有傳媒人士稱，我們平時看到的資訊並不是事實的全部，而是經主流媒體加工過濾過了的消息。所以，當面對諸如農民工春節買票難這樣一種現實時，主流媒體是絕不會以《春運帝國》那樣輕松調侃的方式對底層民眾的深沉苦痛進行如此酣暢淋漓的講述的。

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福娃主創者、美術家韓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屆“文化講壇”上曾精闢地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僅要有實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這個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藝術„„誰有權，誰錢多，誰就說了算。這就是沒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文化在市場經濟的指揮棒下，從來是“錢權說了算”，總是徘徊在“製造”與自我復制層面，因而我們的文化思想領域在改革開放多年後還是局限於一個狹小的籠子里，閉門造著沒思想沒精神沒內涵沒人文的文化，也即韓美林所說的“沒文化的文化”。

有學者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的崛起沒有帶來文化的復興，也沒有造就一種新的文化。相反，經歷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洗禮的中國越來越難以見到傳統的痕跡，傳統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業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失去文

化傳統的文明。[6]而且，改革開放後20多年來的中西交流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價值在西方文化與價值的沖擊下被逐步解構，中國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兩個極端：在一部分人中國家認同感嚴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國家認同感卻病態地強化了。[7]這兩種夾雜著過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負心理的中國人暴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關懷在商業化大潮中逐漸喪失

諸如《邊城》、《芙蓉鎮》、《白鹿原》等充滿人文關懷的文學作品在當今文學界已門可羅雀。現代人處於競爭激烈的經濟浪潮中，尋找精神慰藉和心靈憩息地的願望幾乎成為一種奢望。任何文化一旦離開其存在的社會歷史背景而言其真偽、對錯都是扯談。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學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變得脆弱。而文學作品裡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營養，一旦文學變得營養不良，包裝誘人的“洋快餐”、創意怪誕的惡搞文化一出現就會激起人們強烈的慾望。而狂吃“洋快餐”、濫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惡搞”文化(這里的惡搞是指那些顛覆傳統、篡改歷史的“惡搞”)的結果是，中國民眾將成為精神貧血的對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漸趨紊亂。中國文化的精髓也勢必在一定程度上處於無人問津的尷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如果在面對公共領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還無動於衷的話，中國文化就只能不斷衰竭下去，因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帶來的弊端已然影響著整個社會態度與表述空間了，而不單單限於文化領域的沖擊了。

2.知識分子缺乏承擔闡釋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覺

從一般意義上說，人文知識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煉者、言說者、解釋者和承擔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國漢學家顧彬引發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事件大討論，拷問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損害而堅持正義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說者、承擔者的責任失職。“德國有屬於自己的聲音，屬於中國的聲音在哪裡?”各大媒體風傳顧彬這樣質問中國知識分子。後來證實這是中國媒體對顧彬言論的過度闡釋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體卻誤打誤撞，借顧彬的口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解釋者——知識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其位不謀其政，只能臨淵羨魚不能退而結網，這恰恰是當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命運和文化的悲劇。

作家、評論家們昧著良心成為經濟的依附和幫凶，使僅有的文化警醒意識淪落為諂媚與吹捧的媚俗。馮驥才在談到如何延續傳統文化時這樣說：“務必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傳統文化建設一定不能依靠市場，在尚無足夠的文化自覺之前，傳統文化建設要靠外力推動，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堅持向子孫傳播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們非但沒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傳播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的文化自覺，還無奈

地到了作家李銳所說的：“我們有了先鋒，有了新潮，有了大師，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論，三流的作品，就是沒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厭煩，自己的幽默”[9]時刻，中國文化的原創力伴隨著可怕的速度不斷萎縮，作家、評論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國知識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擔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與自覺。我們的民族文化血性及個性愈顯單薄蒼白，抵禦外來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來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臨嚴峻挑戰。

⑤ 跪求運用社會學的知識來寫一篇社會現象的論文

跪求運用社會學的知識來寫一篇社會現象的論文
研究文論形態及現象的形成，方法顯然是重要的。文學主體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後不久就赫喚模然成了一種令人矚目的理論現象。從特定角度看，這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知識社會學事件。相較於「內在理路」和社會歷史研究法，運用知識社會學方法對這一理論現象的搭沒形成進行考察，能夠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一些新思路。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之下，可以較為明顯地見出主體性文論現象與和枝緩1980年代哲學領域里的主體性問題討論一道在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史中的意義和價值。當然，這一理論本身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⑥ 怎麼寫英國留學社會學論文

寫社會學論文，大家可以按照以下方法進行寫作：
(一)主題的寫法 社會學論文只能有一個主題，這個主題要具體到問題的基層，而不是問題所屬的領域，更不是問題所在的學科，換言之，研究的主題切忌過大。
(二)題目的寫法 社會學論文題目應簡明扼要地反映論文工作的主要內容，切忌籠統。由於別人要通過你論文題目中的關鍵詞來檢索你的論文，所以用語精確是非常重要的。論文題目應該是對研究對象的精確具體的描述，這種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研究結論，因此，我們的論文題目不僅應告訴讀者這本論文研究了什麼問題，更要告訴讀者這個研究得出的結論。
(三)摘要的寫法 社會學論文的摘要，是對論文研究內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會根據摘要檢索一篇學位論文，因此摘要應包括:對問題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對使用的方法和研究過程進行的簡要介紹、對研究結論的簡要概括等內容。摘要應具有獨立性、自明性，應是一篇完整的論文。 通過閱讀論文摘飢雀要，讀者應該能夠對論文的研究方法及結論有一個整體性的了解，因此摘要的寫法應力求精確簡明。
(四)引言的寫法 一篇學位論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幾個部分:1、問題的提出;2、選題背景及意義;3、文獻綜述;4、研究方法;5、論文結構安排。
(五)結論的寫法 結論是對論文主要研究結果、論點的提煉與概括，應准確、簡明，完整，有條理，使人看後就能全面了解論文的意義、目的和工作內容。主要闡述自己的創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學術領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義。同時，要嚴格區分自己取得的成果與導師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拿寬果。
對於英國社會學論文的寫作，平時同學們除了在課堂上應該認真的聽講之外，還需要在課余時間多多了解一些社會動態的新聞，因為社會學的理論知識往往很多都沒有具體的一些論證，只有不斷地向前去開展發掘，所以留學社會學的同學們在平時可要多多留心社會新聞了。

以上資料由51 e整理，希望對您有所幫消肢亮助。

⑦ 文學社會學論文怎麼寫

主陵畢迅要還是先選好題目尺此，好的題目是成功的一半啊，然後參考一下別人的寫法和創新的地方，像世界文學研究，社會科學前沿這樣的刊物數啟

⑧ 社會學論文怎麼寫啊

一次作業嘛，不算論文，還攔碼是蠻簡單的。

你就從文化社會學、社會網路、社凱漏會化、社會群體幾個角度來寫就好，每個寫一段，內容就是把原理寫寫，然後舉例說明。比如文化社會學認為，XXXX，原理說完，開始比著原理拿自己舉例，正是「我」xxxx的文化才造簡孫哪就了獨一無二的我。反正就是理論+舉例，最後稍微總結就好。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你可以只從一個角度寫，比如社會化角度，然後詳細的把每個社會化階段的理論說一說，在結合自己的實際，啰嗦一下。這種方式需要對該理論有較深厚的把握。

⑨ 社會學論文範例

社會學作為人文社科專業,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論教學、田野調查等領域,社會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成為深化社會學專業改革的必經途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社會學論文範例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社會學論文範例篇1

淺析虐待老人問題的社會根源

“由於生理性衰老塵野這一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成員和群體在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繫上的重新調整等原因”[1]，老年群體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在物質資源佔有和政治權利保障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這不僅限制了老年群體對於自身需求和願望的滿足，而且其利益訴求也容易受到忽視和侵害，甚至當利益受到侵害時，老年人往往出於畏懼、“家醜不可外揚”等心理，不能勇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文以中國現實社會情境為研究基點分析了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特質表現和治理困境，並且通過對相關理論研究進行梳理和反思，從“個體化”理論和風險社會視角深入挖掘這一問題的社會性根源，並以此為前提從減輕個體不安全感與促進社會整合角度規劃治理路徑，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幫助遭受虐待行為的老年群體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一、失控：社會結構雙重變遷下虐待老人問題的獨特形態

發達國家虐待老人事件的產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數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口結構老化這一普遍性原因外，該問明雀題的“井噴”還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與改革開放前的欠發達的社會相比，在社會轉型速度呈加速狀態的現代社會中，中國虐待老人問題無論是“在發生機制和問題性質，還是在數量規模、表現形式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呈現出新特點”[2]，致使該問題難以得到有效預防和控制，“失控”已經成為其特殊標識。基於我國當前“社會轉型化”和“人口老齡化”兩種同步性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筆者總結了我國虐待老人問題相比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形態。

(一)老年群體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現地域和城鄉的“階梯式”分布形態

由於生理機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經濟和照料服務上的較強依賴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對劣勢，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顯的普遍性。2010年，我國家庭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為13.3%，呈現階段性增長的趨勢，遠高於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經演變為高危性的社會問題之一。而且，我國農村家庭內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顯著高於城市(農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發生率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區為21.8%，高於全國其他地區，而京津滬地區最低，僅為5.4%。我國區域和城鄉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養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是虐待老人問題呈現“東少西多、鄉增市減”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問題形成的根源難以確定，社會影響的“公共性”和“社會性”開始凸顯

在現代社會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勢(體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關系的緊張(代際沖突、子女拒絕承擔贍養義務)等因素的復合和集中加劇了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風險。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傳統風險要素可能會演化為新的風險或者相互交融，極大地增加了虐待行為發生的不確定性，相應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也面臨更大挑戰。而從問題的預防和控制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以“孝”為其精神內核，一旦違反孝道必然會受到古代法律的嚴厲制裁，從而有效預防和遏制該問題的產生和加劇。但隨著傳統社會控制手段在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沖擊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關系導致自我調節功能弱化，使得對於這類問題的控制力和約束力大為減弱，其影響也擴散至家庭邊界之外，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

二、虐待老人問題的治理困境：心理沖突與保護機制失效的交織

一方面，受虐老人對施虐者存在復雜心理。多數虐待老人事件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基於“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系，受虐老人出於保護子女的情感，往往將之歸於自己管教不嚴或教育不當，把責任歸於自身。並且受“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有些老人往往擔心這類事件的傳播會損害家庭的聲譽，而不願主動向相關部門尋求幫助。此外，“養兒防老、老來從子”的依賴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派槐喊心理上嚴重依賴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賴於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們將無法繼續獲得照料，因而在尋求幫助前會感到擔憂，多數選擇忍氣吞聲，接受被虐待的現實。

另一方面，事前預防和事後處置的社會控制措施相對缺乏。道德與法律作為規范人類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兩種手段，具備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國現有法律對有關虐待老人的規定，主要見於《憲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條文中，對虐待老人的概念闡釋和類型界定十分模糊，導致難以在法律上對這類行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門對涉老案件也不夠重視，執行乏力，未能使判決得到有效落實;有的基層幹部常常將虐待老人行為看作是“家內事”而聽之任之，責任意識嚴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為核心的傳統價值體系和道德系統日漸式微而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形成和完備之際，施虐者的行為缺乏心理約束，尊老敬老意識淡薄。而社會輿論作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難以對其施虐行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無法從源頭上遏制該問題的發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視角和策略規劃的重構與再造

對於現代虐待老人現象的形成原因，國內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理論分析。國外學者認為虐待老人與家庭暴力類似，強調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個體因素。在美國學者對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較為流行的解釋有壓力論、暴力循環論、個人行為論和老人無能論[3]。而國內一些學者則更關注個人在家庭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關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論”認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會環境和經濟情況的反映，老年人對照顧者的過於依賴的關系及社會孤立都會導致老年虐待風險的產生[4]。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對虐老問題的原因闡釋過程中，無論是主張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觀因素，還是強調個體與個體、社會的互動關系狀態，都反映出“單向化”的研究取向，即僅從“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會”等思維路徑探究問題。這種個體化思維和單向式視角很容易忽視對於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構成的虐待事實中主客體互動關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中出現了某種差異性分布，因此社會文化類型背景應作為分析該問題發生機制的一項關鍵因素。 這種由文化背景所決定的原因闡釋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後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國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通過向其提供包括機構支持、社工服務在內的涉及廣泛的專業領域和不同的社會資源的綜合性社會支持來實現[3]。美國在解決公共性的社會問題上弱化了政府作為直接“干預者”的角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的作用，依靠社會中介機制實現問題的自我解決。但是這種對策設計機制在我國缺乏社會資源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支持，“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導致社會資源分配處於不均衡狀態，長期“抑制了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成長”[5]，因而依靠社會服務來解決虐待老人問題很難取得理想效果。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可能導致“政府社區治理的行為失范嚴重，表現為越位、缺位和錯位”[6]等現象，難以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護，對於施虐者的法律懲處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難以落實，導致問題的進一步積聚和惡化。

因此，當前解決虐待老人問題治理困境的關鍵，在於拓展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視野和深度，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背景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制度層次和文化領域挖掘其社會性根源，從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議。

四、個體化與風險社會的共生互構：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歷史變遷

(一)現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會學家鮑曼對“個體化社會”的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關於“個體化”含義的理解上，他認為個體化社會的結構形態是“社會形塑了其成員的個體性，個體則在他們通過交往編織成的相互依存之網中，採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們的生活行動造就了社會”[7]。並指出個體化“所承載的是個體的解放，即從歸屬於自己、通過遺傳獲得、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等的確定性中解放出來。這種變化被正確地看作現代的境況中最明顯和最有潛在優勢的特徵”[8]。但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與傳統知識結構、固有信仰和社會規范“脫鉤”，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價是安全感開始喪失。風險社會在社會轉型期“碎片化”社會結構中其威脅也呈幾何級增長，解放了的個體的御險能力也迅速降低，並且“社會變遷中集體規范的缺乏勢必在價值觀和心理層面影響到個體安全”[9]，原本為個體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為依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單位制)的瓦解使現代人的社會心理出現劇變，“心靈安全”的喪失成為現代社會影響個體心智結構的突出問題。

(二)個體化社會的本土化表達：自我主義與制度變革

由於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經濟模式”，使處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交織融合的時代特徵，中國社會“個體化”的發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種異變，在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義傳統、轉型期的制度環境”[10]等本土傳統和現實狀況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個體”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這種以“己”為中心所構築的關系網路是依據個體來確定生活邊界並作為風險屏障，顯然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精神，並且與西方“團體格局”中具有明確權利義務關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鮮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總體性社會”在劇烈的制度變革推動下將大量組織化的個體推向社會領域，被單位制和組織化生活所模塑的個體精神世界受到強烈沖擊。不僅個體與社會聯系紐帶出現斷裂，而且在既無傳統儒家孝道倫理又無集體主義約束的情況下，衍生出大量“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無視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的“無公德個人”[11]，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民社會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可見，中國個體化社會的到來在使個體充分解放的同時，道德性缺失也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不斷膨脹的自我主義導致封閉穩定的家庭結構逐漸喪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機制的缺失，使家庭關系在持續緊張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時代治理導向

消除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往往要通過在“自己的自我規范和社會責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進而建構起“本體性安全”，即“大多數人對其自我認同之連續性以及對他們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恆常性所具有的信心，這是一種對人與物的可靠性感受。”[13]這意味著必須通過培育公民“責任倫理”來加強社會團結，重構和諧穩定的家庭關系，消除個體化所帶來的負向效應，最終塑造具有強烈公共道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從而破解個體與家庭張力的時代難題。

(一)依靠制度建設完善老年群體的法律保障系統

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於現代國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為目標的政府在職能應用上應淡化行政色彩，推動“管理”向“治理”升級，強化在基層社會問題領域的服務性功能。具體而言，要以制度為先，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老年人權益保障》在禁止和預防各種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規定和懲罰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堅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嚴格執法是治理該問題的關鍵環節。政府應協同立法、司法等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優化執法效率，提高執法水平，著眼於實際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靈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應用性和嵌入性，切實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努力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和服務性社會組織建設

“社區”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溝通渠道的橋梁，能夠依靠其地緣性優勢吸收政府的相關資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並及時將問題反饋給上級部門，從而使問題得到有效處理和解決。社區在“社會治理”的政治語境中的協同治理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得到法律形式的認定和自治權力的讓與，政府與社區對於“權力蛋糕”應進行合理分配，對基層社會事務的處置許可權也應進行制度化界定。同時，必須充分發揮社區建設的自主性，針對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引導服務型社會組織深入到社區內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區內部設置公益性或營利性的醫療機構和法律求助咨詢中心，為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相對處於弱勢的老年群體搭建問題反映平台，及時、有效地介入到問題家庭的矛盾之中，減輕事件發現不及時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反應效率和解決效果。

(三)推動具有中國意蘊的時代性家庭倫理的建構和發揚

我們必須著眼於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內核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精髓進行“流程再造”，重點挖掘和創造體現時代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行為規范，提升家庭生活對於每一個原子化個體的吸附力，從而彌合個體與家庭、社會之間的“斷裂”狀態。通過對傳統倫理的“揚棄”並與現代價值觀念加以融合，對於中國“家文化”的復歸和弘揚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於喚起公眾對於老年群體社會地位和價值的認同和尊重，從而為防止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奠定心理基礎，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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