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制度費孝通研究方法

❶ 社會學考研必看的幾本書籍

1、[美]戴維·波普諾著 李強等譯：《社會學》（第十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本書是美國社會學教科書的權威讀本，已出版第十版。該書涵蓋了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包含社會學原理，如，社會、社會組織與個人、人的社會化、越軌、犯罪和社會控制；社會的分層研究，包括社會階級與貧困問題，民族、種族和少數民族問題，年齡和性別問題等。這些是美國社會較為關注的問題。本書還討論了「社會設置」，包括家庭、教育、宗教、權力和政府、經濟與勞動；討論了「社會環境和社會變遷」，包括人口與生態，城市、城市化與社會變遷、社會和文化變遷。
書中對各問題由淺入深的個案的分析方法對社會學研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書中所關注的問題，雖是以美國社會為範本，但對改革中的中國社會具有借鑒意義。
2、[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對於第四版《社會學》內容的修訂比本書以往所有版本都更為全面。書中所有的經驗數據都經過徹底的修訂和更新。像前三個版本一樣，作者努力使本書既具有可讀性和娛樂性，同時也處於本學科的最前沿。本書大量使用了學術研究的成果和專業期刊作為研究資料的來源，為了使教材盡可能具有時事性，也精選了一些報紙和雜志作為最新的資料來源。本書新增了許多部分。通過把新增內容與那些可靠的、經過檢驗的部分相結合，盡可能地保持了本書權威級社會學緒論的聲譽。本書的第一版出版於1989年，從幾個角度開辟了新領域。第四版的創新性在於它是包括了有關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其他變化是如何改變我們生活的透徹研究的第一本教材。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事實上遍布每一章。巨變時期也帶來其新的風險，風險也是本教材探討的一個持續的主題。
3、風笑天著：《社會學研究方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本書結合國內外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和高等學校社會學研究方法教學的實際，對社會學經驗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式進行了通俗簡明的介紹。在內容安排上，既兼顧到實際研究的邏輯程序，又兼顧到定量及定性研究方式和各種不同的資料收集方法及技術。作者還結合自己十幾年學習、實踐及教學的經驗，介紹了一些特定的方法和技巧。全書體系科學規范，內容取捨得當，語言簡明，適合高等學校的教學需要，同時也適合實際研究部門的人員自學及參考。
4、費孝通著：《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鄉土中國》本書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它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生育制度》生育，包括生與育兩層意思：生出一個人來，再把這個人培養成為社會成員，以接替由死亡造成的社會空缺。費孝通在民族調查和農村調查基礎上進行理論分析後，著作了《生育制度》來闡述社會怎樣新陳代謝、幾千年裡中國社會怎樣維持世代之間關系的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
5、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本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2002）、《當代中國社會流動》（2004）之後的第三個研究報告。2004年至今，課題組成員先後在四川、廣東、北京、福建、浙江、江蘇等地作了長期深入的調研。調研發現，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矛盾和問題正在凸現。因此，本書在對社會階層關系研究作出初步總結後，重點調查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動；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和現狀作了總體描述和分析。
6、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拓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本書由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專家鄭杭生編著，全書分體制條件定位、現狀前景分析、網路學理探討、學科制度建設等幾個部分對當代我國社會學的前沿問題進行論述，並將作者歷年的教學與研究中的一些書評推薦奉獻給大家，指明了我國社會學的發展方向，具有很高的社會學學術價值。

❷ 如何看待費孝通的《生育制度》，讀後有何見解

費孝通先生的邏輯應該是這樣。

1. 人是不能個人生活的，人是社會性的。
2. 社會架構需要人口的填充，生育是必要的。
3. 不能光生不養，故而需要撫育。
4. 既然要撫育，那就需要夫妻共同作用。
5. 故，要有一個制度，就是生育制度。

至少我目前的閱讀體驗，費的邏輯前提是：
1. 人必須生育。
2. 撫育孩子才是讓夫妻結合的主要因素。

那麼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不生孩子呢？沒有孩子的婚姻是不是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所以我只能說，費先生的所謂婚姻，是傳統社會的。並不適合今天。

作者：匿名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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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鄉土中國的寫作目的是什麼

2019年8月，國家教育部將社會學家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編入高中統編三科教材《高中語文（必修上）》第五單元。《鄉土中國》是費孝通的著名代表作之一，是他在20世紀40年代計劃中深入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三部曲之一，但由於戰爭、院系調整、社會學被取消等原因，他暢想的這三部曲未能如願以償。《鄉土中國》內容涉及傳統中國的基本特徵、農村生活、社會結構、家庭家族、道德規范、權力結構、社會變遷等內容，著作文字簡潔、語言流暢、淺顯易懂、雅俗共賞，是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代表作之一。2020年是費孝通教授誕辰110周年，這篇文章想追溯費孝通寫作《鄉土中國》前前後後的學術活動，理解這本書產生的歷史背景，以此作為紀念。
學者的認知方式除了取決於自己的知識積累和認知習慣，還取決於他（或她）所處的社會關系模式：他接觸了什麼人，與什麼人交流和學術碰撞了，引發了什麼思考等。換句話說，《鄉土中國》基於費孝通長期的實地研究、理論探索的積累，還基於他個人在當時的時間和空間結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模式。
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蹉跎歲月
從20世紀30年代末英倫歸國，到雲南的昆明、魁閣，美國芝加哥、波士頓等，再到英倫、清華，10年間，費孝通跨越中國南北、東西兩半球，歷經實地研究、國際交流、歷史研討，他活動的公共空間不斷變換，社會空間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個時間和空間上相互交錯的社會關系模式，《鄉土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時空結構變換中產生的。
從具體的社區研究到對整個中國社會整體把握是費孝通在大瑤山對瑤族進行的田野調查中與王同惠女士一起確立的認識中國社會的目標。《鄉土中國》這本小冊子是他從西南聯大回到清華園給研究生講授《鄉村社會學》的講稿匯集。為了講授這門課，他先是使用美國教材做參考書，後來覺得美國教材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又嘗試著使用自己過去在瑤山、江村、雲南三村的調查材料，抗戰後期，他還一度涉獵經濟問題，在報刊發表有關經濟的時評。1947年，他決定從社會結構入手來講鄉村社會問題，他寫道，要「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
在《鄉土中國》的《後記》中，他稱這是他工作的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瑤山開始的實地研究；第二個階段始於1946年前後的生育制度寫作和研究，《生育制度》是這個階段的第一本成果，《鄉土中國》則是第二本。在這個兩個階段中間，即1943年，他訪問了芝加哥大學，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農業和商業》改寫英文，翻譯成「EarthboundChina」一書，把《昆廠勞工》改寫成「ChinaEnterstheMachineAge」，他還訪問了哈佛大學等機構。
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費孝通的學術研究開始由田野工作轉向理論建構，從以專注學術研究轉向學術研究與時事評論寫作並舉。工作和政治等多種原因迫使他停止實地調查轉向理論建構和開展更多的教學工作。由於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同時兼課、日軍轟炸昆明被迫遷住鄉下等原因，從1940年10月至1945年初（這中間有一年赴美交流）的近5年間，他更側重授課和寫作。1993年在《個人·群體·社會》一文中，他說：「魁閣後期，由於兼任雲大和聯大兩校的教職以及當時政治局勢的緊張，我不便直接參與實地調查，所以有更多時間從事講課和寫作。也可以提到，當時直線上升的通貨膨脹使個人的實際收入不斷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了一個孩子的父親。我們在呈貢的農村裡賃房而居，樓底下就是豬圈，生活十分艱苦。因之，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謀收入，我這個書生能找到的生活補貼，只能靠我以寫作來換取稿費。我當時成了一個著名的多產作家。大後方的各大報紙雜志上經常發表我的文章，我幾乎每天都要寫，現貨現賣，所得稿費要佔我收入之半。」費孝通自少年時代開始寫作，20世紀40年代的環境進一步養成了他的寫作習慣，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寫作風格。

❹ 費孝通的生育制度，求讀後感

書中第十章降到「社會性的斷乳」。「孩子早年的撫育需要父母的保護和供養，但是長到一定時候，孩子不能專門在父母的蔭庇中生活了。繼續這樣生活下去，會引起不良的結果，因之，在撫育過程的末期，必須有一度社會性的斷乳」。家庭具有暫時性，孩子長大了就要脫離原有的撫育團體去成家立業，脫離原有的父母子三角結構而要去和另外兩點結合成新的三角形，所以在原有的三角形中就得及早防範親子間持久的聯系。而現在的8090後社會性斷乳期被推的越來越遲，一個是父母的過分溺愛，另一個是自己內心的不成熟，對家庭有過分的依賴，拒絕長大，拒絕承擔責任。「一個在家庭環境里生活得太久的孩子，他會對家以外的競爭的環境失去適應的能力，會對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感到不適應，容易產生恐懼等心理問題。」八零後婚姻的保質期越來越短，九零後大學生的行為越來越非主流，我覺得造成這些問題的一部分責任是由於沒有進行正確的社會性斷乳。
而我作為當代大學生又是九零後中的一員，對社會性的斷乳對一般人有著更深的理解。社會性斷乳不當的直接後果是造成了現在的「草莓族」 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但卻承受不了挫折，一碰即爛，不善於團隊合作，主動性及積極性均較上一代差。國家為了減輕人口壓力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們成為家裡的獨生子女。由於家裡只有我們一個，自然我們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在家裡的呵護下長大，不讓做這不讓做那。因為家中過度保護與溺愛，讓這一代凡事都以自己的感覺為主，不但抗壓性低,過度自我為中心,崇尚物質、追求名牌的情況更是嚴重。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副教授黃洪基分析指出：「草莓族」大多生於改革開放以後，家庭物質條件較為富足，許多人還是獨生子女，從小被父母呵護備至，因此很少有真正不順心的事。在成長過程中，他們又多把精力集中在學習上，以致他們應試能力強，社會適應能力弱;業務水平出色，心理素質較差，碰到壓力甚至是很小的挫折就會像草莓一壓就扁。
我們在父母過度的保護下，缺乏的不僅僅是生活自理能力還有各種生存技能。作為一個實際年齡已經成熟，已經成人的大學生，我們應該在心理年齡上也要達到完全成熟，不能遇到一點點事就求助父母，同學間有點小矛盾也不會主動溝通，更有的同學失戀了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樣，心理素質極差。我們不要過分的依賴父母，背負起對這個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鍛煉自己的各種生存技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要為辛苦養育我們的父母做一些事情，回報他們對我們的養育之恩，真正的完成社會性的斷乳。而作為父母不應該過分的溺愛自己的子女，應該給我們製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成長，而且還要在生活中教會孩子各種生活基本技能，不能什麼都幫他們包辦。教會孩子為人處事的道理，讓他們有良好的溝通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父母的職責應該是教會孩子學會了什麼。而不是能給於了他什麼。因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啟蒙老師。
個人的基本需要是生存，而人類為了更高層次的生活需求而組成了社會。人類利用分工合作的原則大大降低了生活的難度。個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別的個人，而是各個人間互相配合別人行為的分工體系。這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了解和長久的配合。可是每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對他人情感和行為的長久性和穩固性的配合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所以，人類需要制定一套分工合作的體系，並使每個個體能根據自己在結構中所處的不同的位置來進行不同的工作以達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個體生存的穩定性，甚至生活質量的提高。可是社會分工結構的穩定和完整是靠著人來發生作用，當當下的社會結構中的某一部分出現問題而需要其他零件來修復或者完善的時候，就必須有其他的人員加入這個社會結構的體系中。也就是需要人類的生殖和種族的延續，這個時候生育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性的保障手段就有了它存在的必然性。

❺ 如何理解費孝通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親和性

一、文化主體性———貫穿費孝通學術生涯的思考主題
費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覺」，並且對其基本理念多次進行闡發和宣傳，逐漸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具有深邃內涵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1］並將文化自覺的歷程精煉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的十六字名言，他強調這既是人類學的發展前途，也是當今世界跨文化對話與溝通、聯手發展，以創造「和而不同」的一體世界文化的重要原則。
費孝通還認為，文化自覺並非僅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時代要求，而是產生於中國追求現代化的一百多年歷史中，在中西文化接觸與碰撞之下、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革的時代大潮中，被裹挾於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在面對西方文化時，對本民族文化地位、命運與發展方向的思考中逐漸產生的。在他看來，置身於世界發展的大環境裡面，中國走上現代化工業道路是必然的趨勢。但是西方的模式有西方的背景，「西方的辦法從來不可能完全適合於中國情況」［2］195，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必定會帶來擾亂中國原有文化系統平衡的後果。因此，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看待與理解本土的傳統文化，如何正確認識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彰顯中國文化自身的主體性等問題，就成為費孝通學術思考的重點。
費孝通強調，「文化自覺」的目的不在於其他，而是「文化主體性」，即對現代化的「自主的適應」［3］。這種「自主的適應」，首先是指要明確認識自己所屬文化的方方面面，正確理解自己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位置，把握其發展趨勢;其次是要發掘本民族文化中與現代化規律相契合的因素，依據本民族文化來具體設計現代化道路，或者當出現無法契合的情況時，在主動參與現代化時重塑自身文化的個性。
文化自覺本質上是對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對現代化訴求時的能動性的理性認知，惟其如此，「文化主體性」才成為可能［4］。因此，文化自覺與文化主體性是緊密相關的，前者是手段和條件，後者才是更為基本的追求目標。
文化自覺和文化主體性的理念雖然顯見於費孝通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所發表的各類文章與講話之中，但實則具有極深的思想淵源，它既是費孝通對他之前的兩代知識分子對全球化趨勢中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思考的延續，同時，它也貫穿於費孝通的學術生命歷程之中。可以說，費孝通一生的學術思考與實踐均是圍繞這一主題進行的，即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堅持文化自覺，探尋與發掘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諸多學者對費孝通的文化自覺和文化主體性的理念內涵進行了深入分析，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如鄭杭生的《費孝通先生對當代中國社會學所做貢獻的再認識》、蘇國勛的《社會學與文化自覺———學習費孝通「文化自覺」概念的一些體會》、沈關寶的《從學以致用、文野之別到文化自覺———費孝通老師的文化功能論》等;另一些學者則在此基礎上，對費孝通的文化主體性理念及其在某些研究領域中的運用展開了有益探討，如李友梅的《文化主體性及其困境———費孝通文化觀的社會學分析》、耿敬的《文化自主性與邊區的現代化———費孝通邊區開發思想研究》等。
不同於以往的大多數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其實早在費孝通關於家庭領域的探索中，他就對文化主體性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且這一思考為他在其他研究領域中凸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基於費孝通的家庭研究一直以來未能受到學術界的足夠重視，而費孝通在家庭研究實踐中所展示的文化自覺理念與文化主體性思考，也因之受到不應有的忽略，本文將聚焦於費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對於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文化主體性的具體思考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費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對於文化主體性的認識和把握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世紀40年代左右，致力於文化特性的提煉，總結以家庭為基礎的中國文化的特徵;二是20世紀80年代，著重於對文化自主適應性的具體把握，以家庭為例探索中國文化在現代化變遷中的自主適應性。以下將主要從上述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二、中國傳統家庭的特徵:文化特性的提煉
在第一階段，即20世紀40年代的學術研究中，費孝通積極嘗試運用實地研究方法來探究中國文化的實質。在此時期，他著力於在家庭共性分析以及中西家庭比較的基礎之上，對中國家庭的獨特特徵進行具體的考察和精煉的概括，並以此為基礎認識和探索中國社會的特徵及其可能的發展趨勢。
1．運用實地研究方法考察中國家庭
在費孝通一生所進行的研究中，家庭是他最早涉及的一個研究領域，是他關注中國社會變遷的第一個切入點。早在燕京大學求學時，費孝通即著手研究家庭變遷問題，成果集中呈現於他的學士學位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中。
在該文中，費孝通試圖通過親迎(現在叫迎親，即新婿親自前往女家迎娶新娘的儀式)這一風俗習慣的變遷為例，來探討中國文化乃至社會的變遷。雖然費孝通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得出親迎「三區論」的重要成果，但由於對歷史研究法將文化視為獨立、可自由流動要素的觀點不太認同，對於僅憑難以考證的歷史資料來推斷、還原歷史演化過程的研究邏輯無法達成他認識中國社會這個主要目標的期望，費孝通轉而接受功能學派的實地研究方法，將文化放回至社會現實中來理解與分析，將家庭作為中國文化系統中基本而又重要的一個層面進行觀察與認識。在瑤山、江村及雲南三村等地的實地研究中，費孝通通過對中國農民日常生活的細致考察與思考，富有洞察力地概括中國傳統家庭的特徵;同時，通過對英美家庭的考察，以及將其與中國家庭進行比較，進一步提煉和凸顯中國傳統家庭的獨特性。相關成果及主要觀點集中呈現於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初訪美國》、《美國人的性格》等著作與文章之中。
2．在跨文化背景中認識中國家庭的特徵
在費孝通看來，在個人承擔生育任務的社會里，家庭是完成社會繼替任務的重要的「文化活動體系」［5］99，但是這一基本原則在不同的社會里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他主要通過跨文化的比較來呈現，在以生育為最基本和核心任務的共通原則下，中西家庭在履行這一原則的具體形式上的差異，並且在此過程中重點突出中國家庭的特性。
(1)家庭的功能。費孝通指出，西方家庭以生育和情感為主要功能，其餘事務由其他專門的社會群體來承擔。相比較而言，中國家庭的功能則要復雜得多，不僅擔負著生育的功能，同時還擔負著政治、經濟、宗教等多項功能，成為了一個事業綜合體。在生育功能的履行上，在中國的鄉土社會有著特定的文化引導和控制，比如「香火」的觀念和「養兒防老」的信念，將新成員的生、育與家庭、家族乃至社會綿延相關聯起來。在經濟功能上，中國的鄉土家庭是一個基本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農村中的基本社會群體就是家，一個擴大的家。這個群體的成員佔有共同的財產，有共同的收支預算，他們通過勞動的分工過著共同的生活。」［6］21
在情感功能上，由於生育之外的這些事業以效率為先，所以家庭更講究組織紀律以實現這諸多功能，而非家庭成員間的情感滿足。此外，中國家庭還特具一項功能，即養老功能。費孝通指出，中西社會在生育和撫育子女上並沒有差別，但「贍養老人在西方並不成為子女必須負擔的義務，而在中國卻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7］40
他將中西的區別總結為「接力模式」與「反饋模式」。西方的「接力模式」為:F1→F2→F3→Fn(F代表世代，→代表撫育)，即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撫育丙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中國的「反饋模式」為:F1＜=＞F2＜=＞F3＜=＞Fn(＜=＞代表撫育和贍養)，即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乙代撫育丙代，丙代贍養乙代，下一代對上一代都要反饋［7］40，並且這一贍養功能在中國社會得到了「孝道」倫理文化、相關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和強力支持。
(2)家庭結構和關系。費孝通指出，由於所承擔的功能較少，因此西方的家庭結構也比較簡單，呈現出父母子的三角結構，即核心家庭———主要包含夫婦和親子兩對關系，並以夫妻軸為中心，強調夫婦之間的情感契洽。而在中國，由於家庭是一個功能綜合的事業體，因此家庭的結構比較復雜，且富有彈性，家庭的規模和結構依事業的大小而定，小到等同於核心家庭，大到可以沿父系差序擴大，成為「小家族」［5］38。但同時，大家庭制度在中國社會現實中並不通行，主幹家庭和核心家庭是中國家庭的最主要家庭結構，尤其是主幹家庭在中國社會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家庭關繫上，由於生育之外的這些功能具有長期延續的需要，所以在家庭關繫上以親子為主軸，以確保其綿續性;在家庭成員之間，如夫婦之間強調事務的合作，而不是情感的表達。
通過細致的比較分析，費孝通從性質上對中西家庭進行了區分，他將西方家庭稱為「生活堡壘」［5］41，而中國家庭稱為講求長期性和綿延性的「事業社群」［5］41。與西方家庭比較起來，中國傳統家庭在功能上更為綜合，結構上更為復雜，關繫上偏於縱向，有著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
另需指出的是，由於家庭是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群體，因此費孝通並非簡單停留在對於中國家庭的分析上面，而是將這一分析擴展至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化特徵的剖析之中。如夫婦之間輕感情的狀態與中國社會「男女有別」的特徵，香火觀念、祖先崇拜與中國社會注重歷史性的特徵，親子間的「教化性權力」與中國社會「長老統治」的特徵，親屬關系的差序性與中國社會結構「差序格局」的特徵，等等。上述這些方面的擴展對於費孝通進一步分析中國社會及其變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中國家庭的變遷趨勢:本土文化自主適應性的具體把握
在第二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中，費孝通致力於通過長時間跨度的縱向比較與分析，認識與把握中國家庭的現代化變動軌跡，並著重呈現在此變動過程中，中國傳統家庭在結構、功能、關系等方面，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變化的自主適應過程。
1．從共同趨勢探索到變遷差異性的把握
其實在第一階段中，費孝通也進行了家庭變遷的分析。一是通過歷史研究法分析家庭的變遷規律，但由於不太認同歷史法的分析邏輯，費孝通並沒有將相關研究進一步深入下去。二是通過中西家庭比較:一方面分析中國家庭的特徵，另一方面將西方家庭視為現代化的一端，通過比較從而對中國家庭可能的變遷趨勢做出概略判斷。他認為工業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此趨勢下，中國家庭在某些方面會趨近於西方家庭，如家庭功能將會簡化、經濟功能將會從家庭中轉移出去、夫婦之間的情感因素將會變得更加重要，等等［5］147［8］307。這些觀點大都散見於費孝通對於中西家庭比較的相關論述之中。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費孝通主要是通過實地研究和比較研究等方法，側重考察在半個世紀的現代化變遷過程中，中國家庭在結構、功能、關系等方面所表現出的適應性、能動性與持續性，分析中更關注包括經濟因素在內的、多方面因素與家庭變遷之間的關系。如果說第一階段，費孝通主要是探索中西變遷的共同性趨勢的話，那麼第二階段則側重於探索中西家庭變遷的差異性，致力於挖掘中國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異於現代化「標准模式」的特性，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自主適應過程，以質疑西方理論的普適性。
2．現代化變遷過程中，中國家庭的自主適應性表現
首先，費孝通對中國農村家庭結構與現代化、工業化的關系展開深入分析。在他看來，中國的主幹家庭與工業化、現代化具有某種程度的適應性，核心家庭並非是工業化、現代化的直接產物。現代化不僅是技術上的，也體現在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組織、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繫上。
以古德、帕森斯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夫婦家庭或核心家庭是與工業社會最為適應的家庭結構形態［9］［10］。這一觀點曾作為家庭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而被普遍接受。但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開始該觀點受到了家庭史學家的挑戰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後面這些學者通過研究提出:在西方社會過去幾百年中，在大多數社會里，核心家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同時，現代化與家庭之間存在著相互適應和相互影響的關系，家庭變遷的動力除經濟因素以外，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其他因素也會產生重要影響［11］。費孝通對以江村為代表的中國農村家庭進行了系統考察和追蹤研究，他利用中國的經驗材料回應了上述爭論，並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當代家庭史學家的新觀點。
費孝通通過對江村1936至1984年的實地調查資料進行比較後指出，主幹家庭和核心家庭是江村占據主導地位的兩類家庭類型，在大多數年份中穩居第一和第二位。而在近50年的變遷中，尤其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以及實行鄉村工業之後，以江村為代表的農村家庭結構呈現出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核心家庭的數目並沒有出現激增，而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平穩、小幅增長;二是主幹家庭不僅保持穩定，還出現了核心家庭合並為主幹家庭的趨勢，從而使其依舊是江村占據第一位的家庭結構類型。
費孝通指出，核心家庭的增長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因為人口的自然增長，有一個以上兒子的家庭傾向於分裂出一個或幾個核心家庭;另一方面是因為原有主幹家庭的分裂。傳統社會中兩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是導致分家的主要原因，而在現代化過程中導致主幹家庭分裂為核心家庭的因素則有經濟和政策的原因。經濟上，家庭成員不管是子代還是親代能夠通過工廠工作或副業勞動獲得獨立經濟地位時，一般不會再互相依賴，而是會傾向於分裂為核心家庭;在政策上，鄉村工業化過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如「一戶一工」及按戶規定建築用的土地面積等等，也會導致核心家庭的增加，以獲取最大化的家庭利益［12］348－350。但工業化的過程對核心家庭的影響並不是特別顯著，因此核心家庭的數目只是出現了小幅度的增長。
相比較核心家庭的增幅，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作為傳統代表的主幹家庭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出現了增加，並且是占據份額最多的家庭結構類型。費孝通通過對江村的考察指出了其中的兩個主要原因。其一，中國傳統的孝道倫理在現實生活中的體現，「在意識上，江村農民把主幹家庭而不是把聯合家庭或核心家庭作為他們主要的家庭結構。」［12］349其二，工業化的影響。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主幹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狀態中，凝固力略高於分化力，農村體制改革對家庭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2］350。費孝通指出，主幹家庭結構與「離土不離鄉」的政策是相適應的，給處於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村家庭帶來了經濟上的互惠，在生產上可以在家庭內實現工業農業的相互結合，在消費上可以節省生活資料。具體優勢表現為:第一，主幹家庭可以保證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提高生產效率。第二，它可以保證在農閑季節能騰出勞動力出外從事非農田的生產活動，諸如打零工、運輸、販運，增加家庭收人。第三，它可以保證家庭里的日常勞務的運轉［12］349－350。
基於這些優勢，費孝通認為隨著鄉鎮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核心家庭合並為主幹家庭的趨勢會持續，或者原本打算分家的主幹家庭將不會分裂，工業化對於家庭結構的影響將進一步體現出來，主幹家庭是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家庭結構類型。
我在考慮，假定我們真的走上西方的道路，應該表現為小家庭數目的增長。而當前我們中國三代人的直系家庭也在增長，這說明了什麼?究竟是核心家庭還是三代直系家庭成為我國家庭的基本模式呢?我覺得，在中國人的思想里，只要具備共同居住的條件，一般則傾向於有一對已結婚的子女同父母住在一起……城市的核心家庭增多，我認為是戶口政策的限制。［13］41
通過研究，費孝通以中國的事實闡明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並非只有核心家庭與現代化相適應，中國社會的主幹家庭結構與現代化、工業化之間也具有某種程度的適應性。傳統的家庭結構並非一定會成為現代化的阻力，相反卻蘊含著與現代化、工業化相契合的因素，其以特有的方式適應中國社會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並產生正向作用。主幹家庭結構是中國農民以其自有的方式，應對工業化、現代化趨勢，並依據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等現實進行的以確保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的、策略性的選擇。
其次，費孝通對中國家庭關系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變遷進行了仔細考察，並指出中國親子關系中的反饋模式在近半個世紀的變遷中並沒有發生趨同於現代西方文化的實質改變。
在西方的經典現代化理論中，由於家庭結構簡化，夫婦關繫上升為家庭關系的主軸，夫婦之間更重情感契合。費孝通將西方的這種家庭關系模式在親子之間的表現概括為「接力模式」，而中國的傳統社會親子之間則是「反饋模式」。他認為，「反饋模式」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傳統社會不僅有各種如「孝道」、「香火」、「養兒防老」等觀念加以維持，還有社會輿論的支持，子女必須從經濟、精神兩方面對父母盡到贍養的義務。而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在倫理觀念和社會輿論之外，更有了相關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和強化保障。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家庭結構類型呈現多樣化的變化，但是親子之間的「反饋模式」，不僅存在於主幹家庭中，也存在於已經分家的核心家庭等其他家庭結構類型中，這一模式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維持［7］54－55。
值得注意的是，與傳統社會比較而言，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上述反饋模式所包含的具體贍養方式和內容發生了一定變化，這主要表現在經濟贍養和精神贍養兩方面。
在經濟供養方面，在集體所有制時期，贍養主要是生活資料上，如糧食和稻禾等供養，並且得到了集體組織的保證;在家庭聯產責任制下，通過子代與親代在工廠工作、田地勞作和家務勞動之間的合並經營、互惠互助實現對父母的供養［12］350。
在精神贍養方面，費孝通側重分析了由工業化所帶來的婦女地位上升，對於贍養方式和內容所帶來的變化。由於沒有繼承權，所以贍養父母並不是女兒的義務，但是當她作為媳婦之後，從精神上贍養公婆則成了她的主要義務，換句話說，媳婦在子代對親代的精神贍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傳統社會中，「禮教」規范使得媳婦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被迫順從於公婆而實現了精神贍養。而到了集體所有制以及家庭聯產制後，媳婦通過參與集體勞動以及工廠工作獲得了獨立的勞動者身份，擁有了經濟的自主權，婆媳之間關系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有可能由生產和家務上的合作互惠培養出的友愛感情，也有可能因婆媳矛盾激化直接導致分家，並使得精神贍養受到影響而變得復雜化。「所以如果還要保證老年人不獨守空巢，看來兩代之間，特別是婆媳之間需要建立新的和睦基礎。」［7］55
通過上述分析，費孝通指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家庭結構類型變得多樣化，具體的贍養方式和內容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是，「反饋」特徵得到了延續，並且得到了經濟、法律、倫理等方面的某種保障和強化，依舊是中國親子關系區別於西方的主要特點。換言之，中國親子關系並沒有發生由「反饋模式」向「接力模式」的轉變，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以新的方式繼續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
通過對中國家庭在結構、關系與功能等方面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變遷的實證研究與思考，費孝通不僅追蹤了中國農村家庭在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將近半個世紀的變遷過程，而且也反思了這一變遷趨勢與西方「標准趨勢」之間的差異，探討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他認為，中國社會必然會走上工業化、現代化之路，但是在具體的變遷過程中，中國社會傳統的組織、結構與文化等並不一定是阻礙因素，相反，它們不僅會在變遷中存續下來，甚至還會以靈活的形式對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費孝通的研究，既以中國的事實說明了中國家庭在現代化過程中獨特變遷趨勢，指出現代化並非只有一種標准化的、普適性的模式和路徑，也明確強調了地方性文化知識與現代化之間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實現有機契合，中國傳統的文化不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維護了自身的持續性，也以能動的方式適應現代化的變遷，傳統和現代之間並非是截然的對立或二分的，「事物的現代性特徵離不開傳統，一切現代性都可以在傳統中找到根源」［14］。
四、結論與討論
對家庭變遷的關注始終貫穿於費孝通的家庭研究之中，無論是早期關於婚姻家庭風俗的歷史研究，還是後來以功能論為指導的實地研究和比較研究，費孝通都嘗試對中國家庭的特徵及其變遷趨勢進行系統有效地把握。通過對中國家庭特徵的分析和精煉，費孝通精闢總結了中國傳統家庭的特徵，並在此基礎上探索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與形成基礎;通過對變動軌跡的追蹤研究，費孝通深刻認識了中國家庭的現代化變遷趨勢，以及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性、能動性。而這一系列研究，雖然源自於西方的功能論理論及實證研究方法，但是根植於費孝通對於中國農民生活的密切觀察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根植於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變遷路徑的深度關切。他在家庭研究中對西方功能論的本土化綜合與創新，他在跨文化背景下對中國家庭特徵的提煉，他在現代化變遷趨勢下對中國家庭獨特變遷軌跡的把握，等等，這些努力都鮮明地體現了費孝通在學術研究中對文化自覺的踐行，以及對現代化過程中民族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彰顯。
家庭研究不僅是費孝通學術研究生涯中最早專注並持續關注的研究領域，而且也是他認識中國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根基。家庭是中國社會尤其是傳統社會最基本的群體，家庭的結構特徵直接體現和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結構與文化特徵。一方面，費孝通由中國社會最基本結構———家庭出發，以分析中國社會的結構特徵;另一方面，他又通過對家庭變遷過程的研究，來把握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文化主體性問題。
雖然他選擇了西學框架，但是將考察和研究深深植根於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從變動的家庭和社會事實中，既看到了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文化的獨特優勢和傳承性，也指出了西方文化、理論模式的非普適性，並在晚年將其進一步提升為在世界文化碰撞之下，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以及與世界文化共處原則的思考。從前文來看，實際上他的這一思考，在其早期的家庭變遷研究中即已初露端倪，繼而在後續的諸多研究中———如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世界文化「美美與共」願景的表述等得到進一步的升華和凝練。因此不妨說，家庭研究既是費孝通學術生命歷程中，運用文化自覺理念、把握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初步研究實踐，同時也促進了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中文化自主性的理解，為他在後來的社區研究、發展模式研究、世界文化多元一體研究等方面更加深入貫徹文化自覺、發掘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奠定了重要基礎。
費孝通的學術生命緊密圍繞中國社會的現代變遷、文化定位、未來路向等問題，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浸透著文化自覺意識，他在學術研究生涯各個階段中的努力都體現著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不懈探索。費孝通在學術實踐中的身體力行不但為我國學者樹立了學習的楷模，他的文化自覺、「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也不斷地啟發著當今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對於「中西」、「今古」與「理實」［15］三層基本關系的認真思考與合理處置。

❻ 費孝通教授，20世紀30年代用的什麼研究方法

對於中國的社會調查在中國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即用實證方法、
通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直接接觸中吸取研究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進而按照自己的認識想方設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對於自己發展道路的理解。

❼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讀書筆記 費孝通

《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中國所謂的家，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似乎比夫與妻的關系更重要。家的基本特徵是已婚的兒子中往往有一個不離開他們的父母，父母中如有一人亡故，更是如此。

農村中，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傳宗接代。…如果當媳婦的沒有能力完成她的職責，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將她遺棄而無需任何賠償。婦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後，社會地位才得到完全確認，姻親關系才開始有效。

按照當地的習慣，孩子長大後就要分家產。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為二，就意味著兩個兒子都要貧困。通常的辦法是溺嬰或流產。殺害女嬰就更為經常。

懷孕的婦女被認為處於特殊地位並免除了她各項家務勞動。這是因為人們對性有一種不潔凈的意識。(p38)
——讀書時認為這種原因可能是因為對傳宗接代的重視，後來回想，農村地區似乎是有，比如孕婦不能進廚房、不能碰炊具之類的習俗，看來的確是認為其不潔凈的原因。

(當地)挑選(兒媳)時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身體健康，能生育後代；二是養蠶繅絲的技術。這表明了對一個兒媳婦所要求的兩個主要職能，即，能綿續家世及對家中經濟有所貢獻。(p44)

人們相信，人間的姻緣是由月下老人用肉眼看不見的紅線綠線牽在一起的。在結婚儀式上也象徵性地用紅綠綢帶來表示這種結合…人類本身無能為力的感覺，引起了這種宗教信仰，並藉此減輕現實的壓力。(p46)

兩種不同的「表親」婚姻：一個女孩子嫁給她父親的姊妹的兒子，叫做「上山丫頭」，「上山」意味著家庭的興旺。一個女孩子嫁給她母親的兄弟的兒子，叫做「回鄉丫頭」，就是一個女孩又回到她的本地，這被認為是對這家不利的。(p49)

「小媳婦」制度(即童養媳)是受到輕視的，因為它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產生的，而且通常是貧困的人家才這么做。此外，它使姻親聯系鬆散，影響親屬結構的正常功能。(p52)

每當其他成員從其他來源得到收入時，必須把錢交給家長，他們需要什麼時，要求家長去買。這是一種非常集權的經濟。但實際上，掙錢的人通常保留他或她的全部或部分收入。…最終往往成為沖突的緣由。(p57)

若干「家」聯合在一起形成了較大的地域群體。大群體的形成取決於居住在一個較廣區域里的人的共同利益。(p81)

使神道高興或是不去觸怒神道的願望是一種對人們日常行為很重要的控制。標准就看是遵奉還是違犯傳統的禁忌。禁忌分三類：第一類是以敬谷為基礎的，第二牽是和有關性的事物都是臟污的意識聯系在一起的。第三類禁忌和尊敬知識相聯系。(p82)

節儉僅僅為不同生活標准提出了一個上限，當一個人未能達到公認的正常生活標准時，這個上限也就失去了意義。人們憑藉慷慨相助和盡親屬義務的思想去幫助生活困難的人，使他們的生活標准不至於同公認的標准相差太遠。(p96)

帳簿只能說明村民依賴外界商品供應的程度，而這種依賴程度並不一定能夠表明生活水準。例如在正常情況下，村民不會去買米，因為他們有儲備。只有在家庭經濟困難，儲存的大米已被賣光時，村民才去買米來吃。(p107)

對(插秧)這種單調枯燥的工作加點節奏是有益的，為保持這種節奏，農民常常唱著有節奏的歌曲。隨之發展而成專門的秧歌。(p131)

承認人的力量有限，轉而產生了種種巫術，但巫術並不代替科學。它只是用來對付自然災害的一種手段。它不排除其他手段。科學和巫術同時被用來達到一個現實的目的。(p133)

巫術不是一個自發的個人的行動，而是一種有組織的制度。有一個固定的人，他擁有魔力並負責施展巫術。其次，有一套傳統的禮儀來喚起超自然的干預。最後還有一些神話來維護這種禮儀和巫術師的能力。(p133)

對人們的期望來說，土地具有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恐懼、憂慮、期待、安慰以及愛護等感情，使人們和土地間的關系復雜起來了。人們總是不能肯定土地將給人帶來些什麼。人們利用土地來堅持自己的權利，征服未知世界，並表達成功的喜悅。(p144)

土地，那相對的用之不盡的性質使人們的生活有相對的保障。雖然有壞年景，但土地從不使人們的幻想徹底破滅，因為將來豐收的希望總是存在，並且這種希望是常常能實現的。(p144)

雖然不能認為頻繁的土地劃分就是農田不相鄰的起源，但這種劃分確實加大了土地的分散程度。…狹窄的地帶和分散的地塊妨礙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礙了採用其他集體耕作方式。這是中國農業技術落後的首要原因。(p153)

關於中國農民的開支有四類：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禮儀費用，生產資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稅等。…看來，農民的開支中最嚴峻的是最後一種。(p212)

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並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p213)

需要說明的是，《江村經濟》的附錄中包括一篇叫<江村通訊>的文章，裡面對整個研究進行了概述，重要章節的內容得到總結，並記錄了費孝通先生研究的心得，個人感覺很像是學術論文的前言，只是費老放在了後面而已。不可錯過。(p225)

❽ 費孝通的社會學研究的觀點

費孝通（1910~2005年） 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江蘇吳江人。著作有《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及譯文《文化論》、《人文類型》、《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等。

費孝通社會學研究的觀點是，從不說「你該怎麼做」，他認為，學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話告訴他們還不明白的道理，這讓他的觀點極易被基層接受。
另外，社會學有兩種研究方式：一種運用資料進行分析，一種是在實地調查，費孝通選擇後者。費孝通認定：這一生的目標是了解中國的社會，依靠自己觀察的最可靠的資料進行科學研究，去治療來自社會的病痛。

通過調查研究，費孝通提出了「小城鎮建設」、「鄉鎮企業」、「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理論。
1、發展農業企業，農工相輔。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英文名就叫《中國農民的生活》。他認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是，農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飢餓問題」。他認為，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並總結為「人多地少，農工相輔」。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江村經濟》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步入世界人類學著名學者行列，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2、促進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他不斷進行農村調查。他又回到1936年調查蠶農合作社和絲廠情況的那個村莊，再三再四地去觀察、記錄那裡的歷史變化，並寫文章揭示農村恢復家庭副業和興辦集體小工廠的重大意義。他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多種多樣的工業不宜集中在少數城市，而應當設法盡量分散到廣大農村中去。這樣可使國家經濟結構中增加工業比重時人口不至於過分集中，在農工相輔、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實現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這是費孝通40年代在《鄉土重建》中表達過的觀點在80年代初期的重申，為此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及時的理論支持。

3、提出發展小城鎮。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使中國農村出現的可喜變化，費孝通又敏銳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鎮的課題，並親自帶隊進行專題調查。他在大量而深入的調查基礎上寫出的《小城鎮，大問題》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廣大農村基層幹部、學術界和高層決策人士的普遍重視。10年之後，全國范圍內的小城鎮建設形成高潮。

4、加強區域發展。從80年代後期，費孝通的實地調查課題由農村、小城鎮擴大到區域發展。1987年，他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主席。1988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此後的十餘年中，他把盟務、國務、教務和學術研究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先後對我國西北地區、西南地區、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中原經濟協作區、淮海經濟協作區、東北地區、京九鐵路沿線地區等進行實地調查，並就所調查的每個區域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策略，為改善我國的生產力布局、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協調發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

❾ 生育制度怎麼樣

上《家庭社會學》，首先講了家庭的起源，偶不由得想起以前看過的《生育制度》和林惠祥的《文化人類學》，關於家庭的起源各有不同的說法，卻又記不真切，又趕緊到圖書館重新借回來，再看了一回，大致有些心得 首先是課本的說法，課本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家庭社會學》一書，關於的家庭的起源我整理了一下，大致如此，首先是雜亂性交（即群婚，形式為毫無禁忌的性行為），然後是血婚制（形式為，同輩人形成夫妻圈子，即排除了不同輩分的性交，但不排除同輩的兄弟姐妹之間的性行為），接著是伙婚制（即一列男性和一列不是自己姊妹的女性通婚，反之亦然，也就是血婚制的縮小），最後是偶婚制（特點是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過不穩定的婚姻生活） 這是課本中的婚姻形態的變化，我以為有些不妥當 婚姻應該是一種社會行為，是一種具有社會含義的事情，和性行為是分開的，因此，男子與女子的性關系並不決定其婚姻關系，即使是最禮教森嚴的時代，婚姻絕對穩定，也無法杜絕婚外的性行為，由此可見，原始社會中任意而自由的性關系不代表了自由的婚姻關系。這便涉及到了婚姻的定義，依照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的觀點，婚姻是為了種族繁衍子女撫育而建立的一種關系，因為人類的繁衍和生長需要的是一種雙系撫育（即女兒不能沒有母親的教導，兒子亦同），這樣說來，首先群婚就是不婚姻，把它認做是婚姻的起源也是不妥當的。再次，在撫育方式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排除了親戚間的性交（血婚到伙婚）不代表婚姻方式發生了變化。性的混亂也許是存在的，但不能說是代替了個別家庭的存在 費孝通的認為父母其實是分為社會性的和生物性的兩種，在初民社會中，對於生物性的父母，尤其是生物性的父親是不看重的，而看重的是社會性的。 在許多社會都有婚姻的儀式，其實是指定了撫養孩子的男女雙方，而且通過各種繁復昂貴的儀式表示了這種關系的牢固性，甚是有些地方的所謂的「買賣婚」，僅僅是維持婚姻的一份押款。 另外，真正意義上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幾乎是不存在的，以中國古代的一夫多妻為例，在諸多妻子中是有一個主妻的，其他的是妾，即使是妾所生的孩子也視作是主妻所生，妾的地位只是提供性服務的奴僕一類 但對於瀘沽湖的阿注走婚，我不是十分明白，據說是男女成年以後各自尋找阿注，也就是夥伴一類的，在完成性交之後各自散去，仍然各住各家，也就是說，男子不撫養自己的孩子而是撫養自己姐妹的孩子，那麼這種關系中，依費孝通的觀點，婚姻是為了撫育後代建立的，那麼豈不是女子和自己的兄弟為夫婦，而這種夫婦又是沒有性生活的，這聽上去很奇怪。但是又聽說在瀘沽湖的摩梭人中在走婚一段時間以後，是有婚禮和長時間固定的夫婦的，只是不排斥夫婦為外的性行為而已，困惑 群婚最有力的證據是親屬的稱謂，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對於父親以及父親的同輩都稱為父親，把母親以及母親同輩的都稱為母親，以此可見，以前的婚姻關系是按照輩劃分的的（血婚制），即同輩人為婚姻集團，均可發生性關系，但是對於父親尚可這樣說，但是對於母親，辨認自己所生的子女是不困難的，並不需要把所有的同輩的都稱為自己的子女，所以，這種稱呼僅僅是由於一種血緣的親族關系，而不是根於性的關系（見《文化人類學》） 課本上關於婦女的「贖身」被認為是群婚向偶婚的過度，即婦女向巫師，宗教頭目等貢獻自己的初夜，因為婦女歸屬於個人（偶婚），觸犯了團體的利益（群婚），因此要貢獻初夜等，但是人類學上通常的解釋是對於血液，原始人有一種恐懼，因為只有巫師等人有能力避免邪惡。我個人不大傾向於贖身說，覺得群婚看不出對婦女本身有什麼不利，擁有一個丈夫和擁有許多丈夫相比，在原始社會看不出有什麼有利於婦女本身的地方。因此即使是要贖身，也是婦女委身於的對方通過財產等向團體贖，而不是如課本所說的「通過自我獻身，以取得擁有一個丈夫的權利」 其二，關於母權，母系 以前一直認為在父權社會存在之前是存在一個母權社會的，也就是婦女掌握了絕大部分的權力，處於首領地位，如同現在的父權社會，而僅僅是把現在的男性換成了女性，如同父權最嚴酷的時期，女性被當作是工具，在母權時期，男性則是類似於雄蜂一類的工具。 但是，看了《生育制度》和《文化人類學》之後，他們的觀點並不如此，母系不等於母權。沒有任何一個初民社會，也就是沒有任何現已知道的原始部落是女性掌握所有的權力的，而母系指的僅僅是母親這方的男性掌握巨大的權力，比如直到現在舅權在很多地方仍是很重要的。同時母系指的也是從母居，也就是在男女雙方結婚以後，男子到女子一方居住，財產的傳遞也是按照母系計算的。 而母權，僅僅是進化論者推論出來的原始狀態 其三，對於內婚 課本上是說內婚是血婚的遺存，但是就現在的情況而言，施行內婚的，往往只是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於是通常是文明較為高的地方，如印度的種姓內通婚，古羅馬的皇室內通婚等等，所以把內婚解釋為血婚的遺存，有點勉強 其四，關於亂倫的禁忌 根據費孝通的觀點，是由於親屬之間的性行為也就是現在所謂的亂倫容易導致社會系統和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比如甲乙本是父女，發生了性關系，稱為夫婦之後，一方面對於他們二人之間的相處規范發生變化，不容易處理，對於別人以什麼身份和角色處理和他們的關系也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我以為，此說甚至有理 因為這個禁止亂倫，貌似比因為生產力的發展雲雲，更直接 超級混亂啊，讀了三本書，看了一堆對立的觀點，於是自己變得有點小混亂～ 總結一下，課本上的觀點我是不太贊同的，純屬個人偏見，因為課本言必提馬克思恩格斯，其實他們的觀點只是全盤採用了摩爾根的觀點，摩爾根固然是強人，可是他畢竟是1818年的人物啦，人類學又是一門講究實證的學問，時到如今多少原始部落比當時更加為人們所了解，多少資料的出現，難道關於家庭的起源就沒有點新發現？據費孝通《生育制度》里說的，在非洲的一些文明很低下的原始部落中是嚴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 而且，在摩爾根的時代，人類學的許多材料並不是來自於學者的實地考察，而是來自於一些探險家和商人的游記，這些東西有多少可信性，其實值得懷疑。還有，課本在引用其他人的著作上是有缺陷的，比如引用韋斯特馬克的話，居然不引用他的原文，而是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里提到的韋斯特馬克的話，這種很間接引用的做法我覺得是不準確的，很容易出現偏差 另外，書中對於自己提出的亂婚到血婚到伙婚到偶婚的變化原因並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觀點，翻來覆去就是生產力的增長，我覺得這種原因的概括實在很傻～ 順便，自從知道了《生育制度》是典型的功能主義學派的作品之後，即以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研究生育問題，看這本書就更直接和顯然了，非常有意思。簡言之，就是所有的問題都是以在系統中的功能來研究為什麼存在，了解了功能主義的最基本的視角，然後從這個根本處來看這本書，覺得比第一次看更深入些～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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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生育制度

作者：費孝通

豆瓣評分：9.3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份：2018-6

頁數：297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本關於家庭社會學的著作，曾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作者根據抗日戰爭時期自己在大學授課時的講義整理、編寫而成。書中主要論述了家庭所擔負的有關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論問題。但本書所論述的不止是生育，凡是與種族延續有關的一套活動體系都討論到了。其中包括：配偶的選擇、婚姻關系、家庭組織、雙系撫育、父母的權力、世代的隔膜、社會繼替、親屬的擴展等等。作者在書中對這些問題的剖析的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對我們如何處理家庭婚姻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仍然很有教育意義。

作者簡介：

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吳江區）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28年考入東吳大學醫預科，1938年獲得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博士學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1年接受英國人類學會頒發的該年度赫胥黎獎章，1982年被選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院士，1988年獲聯合國大英網路全書獎。著有《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美國人的性格》等。其中《江村經濟》一書被其博士生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