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論述文化人類學學科觀和研究方法，說明文化人類學者參與文化政策制定的意義
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是通過研究文化來理解人性的學科，或通過研究時空和結構中的異文化來理解人類共性、自性和他性的學科。
Ⅰ學科觀：
一田野調查
田野工作（field work）：人類學首要的方法與途徑，強調對地方性族群日常生活的直接加入，其經驗性調查的特徵通常是學會當地的語言，不少於一個年度周期（如一個農業或牧業周期）的居住時間，採納參與觀察的方法。
民族志(ethnography)/記述的民族學（Descriptive Ethnology）：是田野工作的結果之一，人類學的主要展示手段與形式，也就是在田野工作中對於文化實況的觀察與記錄。
二文化相對論（Cultuural Relativism）：直接涉及文化價值判斷的方法和理論，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核心。它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徵、個性。即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任何文化在價值上都是平等的，我們不能用普遍、共同、絕對的標准去衡量一種文化的價值。
三主位（emic approach）與客位(etic approach)
文化的客位研究：類似於語言學中音素的分析，研究者要站在被調查對象的局外立場，採用通行的文化概念和術語，對所觀察到的文化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並從研究者的角度建構理論體系，即所謂「從外部看文化」的研究。
文化的主位研究：如同語言學里音位的分析，是站在被調查對象的角度，研究者要用這個文化里特有的概念和術語來認識這一文化，用被調查對象自己的觀點去解釋他們自己的文化，即所謂「從內部看文化」的研究。
四文化整體觀/全貌觀(holism)/整合論(integration)：人類學的整體觀強調人類社會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對一個人類學家來說，一個特定文化的研究不僅包括了對政治、藝術、宗教、親屬關系、經濟的逐項研究，而且要把特定文化的各個方面與更大的生物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整合形成系統來研究，如我們只有對於某種習俗生存的廣泛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真正認識這種習俗的意義。
五文化比較觀：
比較研究的三種形式：一是共時性的比較，即對同一時代廣大區域內的資料（包括許多民族和文化）進行跨文化的人類學進行比較；二是歷時性比較，對同一區域內不同時代的資料進行比較，以揭示變遷的模式（可以是生物的、社會的或文化的進化模式）；三是跨文化比較研究，通過對所有收集到的、不同文化的樣本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得出跨文化比較的結論，驗證對人類行為的假設。
其他重要論題：
普同觀/文化普同論（universalism）：現代人類學的基礎之一就是關於人類的普同性認知，即世界上現存所有的人類都是同一種屬，任一人群都不比其他人群更為進化。
適應論（adaptation）：適應是指地球上的生物種群通過自身變化與周圍環境達成協調並繁衍下去的過程，人類和其它動物一樣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其適應包括生物性適應和文化適應。
Ⅱ研究方法:
⒈參與式觀察：人類學工作者最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之一，也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最基本方法，強調研究者的主動參與性，是對一個社區及其生活方式進行持續的研究。
⒉訪談：直接、深入地面對面的對話。
⒊問卷（questionnaire）：為觀察研究而採取的一種由調查對象填寫表格或者回答所列問題的方法，主要是在調查對象數目較大、覆蓋區域較為廣泛時採用的抽樣調查。
⒋口述史（oral history）：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是一門以口述史料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形態上與文字史學並列，在實質上與文字為主的史學一致的史學。
⒌個人生活史（life histories）：生活是是指研究者通過對報道人進行深度訪談，將報道人個人全部或部分的生活以口語或書寫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回顧式敘述。
⒍PRA（參與式農村評估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莊資源狀況、發展現狀、農戶意願，並評估其發展途徑的田野調查工具。
Ⅲ文化人類學者參與文化政策制定的意義
人類學者與社會其他部門不同，往往從弱勢群體和文化保護的角度出發，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進行反思，其參與可為相關部門提供冷性思考，以利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可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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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類文化學研究方法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兩種：跨文化比較分析和實地調查。早期的研究者主要依賴航海者、探險家和傳教士的民族志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到了19世紀末，實地調查的重要性被提升，F.博厄斯和B.K.馬林諾夫斯基等學者為此做出了顯著貢獻。實地調查現在是文化人類學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而跨文化比較研究方法也更為嚴謹和全面，開始廣泛使用數理統計和電子計算機來處理民族志資料。
文化人類學在多個領域發揮了關鍵作用，它有助於消除迷信，打破神學思想的束縛，促使人們以客觀和科學的態度認識自身行為，減少民族間的偏見，增進相互理解和團結，進而推動人類社會的繁榮和發展。
「部落自然法」這一概念，描繪了各民族間共享的普遍原則。維柯以「本性即生育」為核心，研究了地中海沿岸民族的原始文化，發現宗教、婚姻制度和喪葬制度（類似於我國「周禮」的祭禮、婚禮和葬禮）在不同民族歷史中具有的共同性。維柯認為，這些是人類文化生活的根基，標志著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也是區分人類與動物、彰顯人性的主要特徵。這些共同的來源，即「部落自然法」，由所有人的自然理性規定，是自發且必然的習俗或傾向。它源自不同民族之間共享的認識，是人類起源方式決定的普遍人性基礎。
人類學研究領域兩大分科之一。1901年，美國考古學家W.H.霍姆斯創用這一專稱，旨在研究人類的文化史，以區別於研究人類自然史的體質人類學 (physical an-thropology)。在英國稱為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目前西方有把二者合並為社會文化人類學(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趨勢。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相當或相近。在歐洲大陸，人類學一詞專指體質人類學，民族學一詞指社會文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