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和研究內容

① 胡樂明研究成果

胡樂明是一位在多個經濟理論領域有著深厚研究和教學經驗的學者。他的研究成果在權威期刊如《人民日報》、《經濟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研究》上發表，共計50餘項，其中包括對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入探討，以及對西方國家國家資本主義實踐的科學解讀。他的理論成果「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國模式」在2009年《經濟研究》第11期上發表，還參與了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教材的編寫工作。

在西方經濟理論分析上，胡樂明系統地評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基礎，並提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對抗工具理性主義的觀點，其相關論著如《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西方主流與多學科視角》獲得上海市優秀社科成果二等獎。他與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合作，對現代西方制度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等作品。

在實踐研究方面，胡樂明關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企業職工權益保護、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公共財政問題，主導完成了多項重要課題，如《關於我國企業職工權益保護狀況的調研報告》和《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沿海地區外經外貿的影響》等。

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上，胡樂明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主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深入探討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並參與了關於科學發展觀的研究項目，其研究成果多次獲獎，如山東省軟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② 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獨特視角呢，是一種什麼樣的微觀分析方法呢？張五常在1991年的這篇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章中開篇就講到了這種變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爾拉斯（Walras）範式中，所有的行動權利被隱含地假定為自由的、簡單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賣商和監督人的服務都被假定為不花任何費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師，沒有經紀人，沒有銀行，沒有官員，沒有企業家，沒有警察，而且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類組織。」而新古典大家馬歇爾又過於急噪，總是太想把經濟學象心理學、生物學那樣擠入科學的殿堂，雖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長期的與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迴避了許多問題。」在此以後，人們就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了經濟學大廈的工程建設，力圖從效用理論、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個方面將新古典的大廈夯實，使得經濟學以一種嚴謹的形式美展現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稱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科學，是最成熟的。然而，這一切在20世紀5、6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經提出了不確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費用範式和社會成本問題，哈耶克（1937，1945）的關於知識問題的討論，以及迪克萊特對反壟斷的口述傳統都對新古典造成了沖擊。正如科斯所批評的那樣，經濟學不應該只是一堆分析工具，盡管他們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應該是它的研究內容或論題，「我想經濟學家應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來，我們就不難看出新制度經濟學本身正是在不滿新古典日益成為一門抽象的語言而喪失了實際內容方面而興起的，這個學派既吸收了傳統的一些經濟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範式。 任何制度的運行都需要成本，價格機制也是制度之一種，它的運行同樣如此，但價格機制仍有它顯著的優越之處。
任何一個社會，人們都不再是自給自足的，人與人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因為資源相對於人類的需要來說總是不足，所以競爭和稀缺是同義的。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則，或稱為產權或稱為制度，無疑人們是無法走出霍布斯叢林的。這是一種困境。我們姑且不在此討論霍布斯、盧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為那顯然是屬於政治學的范疇，我們只來考慮分析制度的績效。討論績效，必然要假定人們已經走出了叢林狀態。
然而，即便產權確定了，卻有著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來表達產權人的需要，競爭的產權規則本身就是千差萬別的。這些方式中，價格機制只是其中的一種。只不過，它的績效最高，相對於租金消散所帶來的人們的成本來說，是最低的。我們從這里開始談起。
租金是對使用資源的一種支付，這種支付就是一定製度安排下我們為滿足最終享受收入而必須花費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專指地租。李嘉圖當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價格，它不隨人們的需求的改變而改變供給狀況，因為供給根本缺乏彈性。其實，相對於人們的需求而言，幾乎只要存在競爭就必然存在這種供給的缺乏彈性。那麼，對這些稀缺資源的分配就必須通過一種機制來完成。在歷史乃至現代，這樣的機制都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對稀缺的政治資源的分配，現在機關里的論資排輩現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實，這和男人憑氣力、女人憑容貌來排列本質上講並無二致。雖然這些制度在現實生活中一再為人們所行使，但人們的代價有的時候常常會十分高昂，這一代價就是租金的消散。我舉一個誇張的例子，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為進華府親近秋香假裝賣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則假裝賣身葬全家，二人都想進華府，但石榴姐手中卻只有一個名額，於是競爭勢在難免。石榴姐自稱心腸軟，見不得別人家慘，於是二人就制定了一個相互比誰更慘的競爭規則，結果大家都知道，兩個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為此打斷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們竟然因此而命喪黃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這和排隊成本一樣，只不過它更誇張，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只是要達到最後分配的目的，即一個均衡狀態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腸沒那麼軟，而是很黑，讓二人出價競爭，租金就不會消散，結局也不會這么悲慘。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不採用價格或使得價格扭曲的情況，總會有另一種規則來代替它，但是代價會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說：價格機制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發明，也許是所有發明中最偉大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有些時候人類偏就是選擇了非價格的配置規則，正如張五常（1974）所說「租金消散能導致均衡的觀點是一種機械演習，不是經濟學命題」，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於是，接下來就引出了年輕的科斯當年的問題。 如果象我們上一節所言，那麼價格機制就應該是最佳的，「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新古典辛苦了幾十年，無非也是想把這一思想更為理論化、系統化，基礎更為堅實。然而，真實世界比理論顯然要復雜的多，人類的智慧與上帝相比，也許根本就是上帝跟人類開的一個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學生科斯拿到獎學金從英國來到新大陸，並巧妙的參觀了福特的汽車公司——這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公司之一，於是科斯開始問了他的兩個問題：一、既然「黑板經濟學」告訴我們價格體系如此有效，那麼為什麼現代經濟里還有依賴行政命令運行的企業的存在呢？二、企業的邊界在哪裡，也就是說企業在市場的大海中在什麼樣的規模下被確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寫成四年後終於發表，這就是《企業的性質》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實在新古典經濟學家那裡並沒有對企業問題視而不見，新古典並不比古典經濟學更狹隘，但他認為，那些重視及解釋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奈特的觀點。
奈特利用風險和不確定性來作為工具進行分析，並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的產生。風險是人們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種不確定，但是人們可以根據過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性則意味著人類的無知，因為不確定性表示著人們根本無法預知沒有發生過的將來事件，它是嶄新的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根據這樣的分析工具，奈特認為，在現實世界中總有少數人，他們具有風險偏好的性質，勇於承擔責任，勇於拓新，勇於為利潤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絕大部分人是風險規避和中性的，他們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利讓風險偏好者指揮他們，但條件是偏好者-企業家要確定的保證他們的薪水，於是，公司就在這樣的權利劃分中成立了。這是《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認同，他一方面認為奈特也承認管理者（非企業家）也負有日常管理的責任，這一現象奈特無法解釋，奈特的分析無法給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認為如果僅僅只是風險偏好不同，那麼僱主和雇員之間也完全可以通過契約的方式來以市場完成之。
科斯認為，企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市場價格機制的運作並非是無成本的，這個成本就是價格發現的成本，只有這一成本小於企業的組織成本時，人們才會通過市場來完成。這個成本就是科斯首創，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這一概念我們稍後再談，下面我們還是先來科斯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規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是之後幾十年NIE乃至主流學者們不斷追問的一個問題。科斯的答案比較簡單，這就是那幾個著名的圈圈，他說，在一個城鎮的消費中心A的外圍有產業B、C，如果我們的企業處在外環C處，那麼在交易成本邊際上高於組織成本時，企業就在環內擴張，這就是規模效應，而這種擴張會帶來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增加管理的難度，以至於大於了市場交易成本，那麼企業的邊界在橫向上就會被確定；而向內環B的擴張也是如此，即與B的市場交易成本與合並後的組織成本相比較，邊界也可以通過邊際分析確定。應該說，科斯的這個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範式，而交易成本則是一個應該加以解釋的概念。許多經濟學家不滿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從這個角度來非難的，的確，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定義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這里的分析顯然會顯得空泛。後來的對縱向橫向一體化的分析幾十年間絡繹不絕，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資產專用性分析和套牢問題（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資產和剩餘控制權概念，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進一步討論了。 新制度經濟學採用的是動態分析法，而不是一般經濟學的靜態分析法，這個理論方法來自於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認為歷史是連貫的運動，而不是靜態的，傳統經濟學運用的是靜態分析法，這是新制度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之一。
作為二十世紀經濟學一支突起的異軍，新制度經濟學它的起點是大家公認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業的性質》。之後幾十年間，盡管有奧利弗·威廉姆茨等經濟學家呼籲人們重視這個方法，但經濟學家似乎對這篇文章視而不見，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兩篇宏文《社會的成本》問世之後，他的思想才逐漸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對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詞。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大經濟學家認為1937年的文章太過空泛，從邏輯上看雖然無懈可擊，畢竟難以操作。當然張五常先生肯定對此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後來1960年文章的源頭。
康芒斯、范博倫等老一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於制度的批判多是從社會道德倫理，科斯認為此舉降低了自身的價值作用，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過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