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法 制度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曾 以當時各城邦的政治制度為對象，對各種政體形式及政治原則進行了比較 和分析。在近代，制度研究法一直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 包括國家的憲法、政權組織形式、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以及政權機構內部 的制衡和分權關系、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關系等問題。運用制度研究法研 究政治現象的基本目的，是分析政治形式同政治原則之間的關系，即如何 通過建立和完善一種政治形式來實現某種政治原則。制度研究法在社會各 階級為自己設計政治生活模式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20 世紀 30 年代後， 隨著社會政治生活的日趨復雜化和大批新興學科的 出現，許多政治學研究者對制度研究法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制度研究 法忽視了對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的政治心理、動機的研究，並且僅僅局 限於對政治機構內部活動和法律條文進行分析，而這些並不能包括整個社 會的所有政治活動。他們主張政治學的研究重點應從政治制度轉移到政治 行為，提出用行為主義研究法取代制度研究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行 為主義研究法逐漸崛起並在 60 年代未期達到頂峰，使制度研究法受到很大 的沖擊。70 年代以後，行為主義研究法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制度研究法的 地位開始回升。但人們在運用制度研究法時，也引入了行為主義研究法中 諸如數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段。實際上，制度研究法和行為主義研究法 不是截然對立的，在對政治現象的分析方面，兩者各有長短。
「歷史比較法」就是通過兩種或幾種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來探索語言發展規律 的方法。缺點是不能聯系社會發展和語言的各個方面。歷史比較法是歷史教學中特別 是中學歷史教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方法，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是分析歷史事物 和評析歷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政治系統論
政治系統論 （Systems Approach） 的代表人物是戴維·伊斯頓。 在． 「什 么是政治」部分，我們已涉及過系統理論。任何系統都有一些要素，政治 系統的要素是輸入、輸出及反饋，這些也是政治系統理論的主要概念。從 輸入――輸出來分析政治系統，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宏觀的政治思維方法。 系統論主要關心的是系統內輸入與輸出的關系。但系統與環境的關系如何 處理？這是結構一功能分析所關心的問題。 政治系統論運用了系統論和控制論的一般原理，不注重實用國家這種 模糊的概念，而以政治系統為自己的基本研究對象，從宏觀角度對政治過 程，特別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中
的價值分配進行研究。它首先把政治看 成是一個既有層次分工而又有完整系統地有機整體，即政治系統，政治現
象是這個系統整體的組成部分，政治系統內部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和各 個要素以及系統內部和外部環境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 的。由此，政治系統論把政治的互動行為當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主張 以政治系統的平衡和穩定為目標，著重分析系統的平衡和自我維持。其主 要代表人物有戴維·伊斯頓、莫頓·卡普蘭等。
行為主義的產生和發展。20 世紀 30 年代後，在美國率先興起、形成一種與當代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等有密切關聯的政治學：行為主 義政治學。其主旨在於取代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它對當代西方 政治學有重要的影響。 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面臨著當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種危機，如帝國主義戰爭、聲勢 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少人無法解決和解釋這些危機， 因而把這些矛盾的產生歸結於「意識形態的斗爭」，試圖建立一門「精確的」政治科 學來排斥他們所斥責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為擺脫矛盾提供方策。行為主義便是 在這個歷史前提下應運而生的。 政治行為主義首先是一種與傳統政治學迥然不同的政治觀。行為學派斷定，古典 政治學理論的方法（如歷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機構方法）帶有道德和哲學色彩。 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須拋棄這種方法，對政治現象做「系統的、經驗的和因 果的解釋」，以便使政治學能夠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者 Robert Dahl 認為，行為主義是對傳統政治學極為不滿的一場反抗運動。 達爾在談到行為主義時確認：「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 賦予他們行為的意義有關。 行為主義根據觀察到和可觀察的行為來謀求解釋政治 現象。 」從對國家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的研究， 使政治學變成一種「非政治性的科學」， 不把國家及其體制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行為主義運動的主要結果。 哈羅德·D·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中的影響因素和被施加影響者，戴 維·杜魯門斷定，政治學應研究利益集團的政治和調節利益集團之間利益沖突的 過程；戴維·伊斯頓宣布政治學應研究「存在於任何社會當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統」 和「社會財富的權威性分配」。E·C·班費爾德（E·C·Banfield）聲稱政治學應研究 解決或討論問題的一般活動，如談判、辯論、討論、力量的運用和說服等。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政治行為主義已成為美國政治學領城內佔主導地位
的學術思 潮和方法論，並逐步得到其他國家政治學界的重視、研究或採納。這股學術思潮 主要借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門類的行為科學的理論成果，吸取 統計學和計算機等先進的數量分析和信息技術手段。 圍繞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決策 這個核心內容，觀察總結廣泛的政治現象，產生了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一系 列理論或分析模式，匯集成一股從觀點、內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於傳統政治 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學的新型政治科學。縱觀 70 余年的歷史跨度，政治行為主 義是我們了解現代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內容。 政治行為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 20 世紀初到 50 年代是形 成時期。 這期間， 一些政治學者開始撰文著書， 批評和譴責傳統政治學的形式—— 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張用新的手段和方法開展政治學研究。如英國政治學者卡拉
漢·華萊士發表了 《政治學中的人性》 美國政治學者阿諸爾·F·本特利寫下了 ， 《政 府過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學的新方面》、哈羅德·D·拉斯韋爾也完 成了不少著作。這些人在構成行為學派的理論框架和原則以後，也就成為行為學 派的奠基人。他們呼籲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為，研究人性；斷定只有人才能成為 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據， 並主張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和技術嫁接到政治學研究 上來，強調應利用科學的方法對政治程序進行詳細調查和微觀研究。 大約從 19C 末到 20C30 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為主義在美國逐漸醞釀形成的時 期。 在美國，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於 19C 後半期。這段時間政治學研究 對象主要有兩個：（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機構的來源及其發展歷史；（2） 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法律體系， 研究憲法和有關法典如何規定政府機構的職能以及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系。 隨著 20C 初葉世界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和西方社會結構的改變，這種以政治制 度和法律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方法逐漸受到政治學者們的批評。 他們對前 人樹立的刻板的歷史敘述、邏輯推理及其它規范程式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轉而尋 找新的理論和方法。 政治行為主義的產生與以下幾個重要社會條件分不開。 首先是當時歐洲各類社會 科學的影響。從 19 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政治學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維利等歐洲 學者的強烈影響。得自歐洲一些著名大學的教學方法的啟發，許多美國學者開始 倡導政治學的科學性。20C30 年代，大批歐洲學者為逃避法西斯主義的迫害， 從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國，又為學術界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方法。他們當中有 些人後來在美國
政治學界占據了重要位置。 這一大批歐洲或歐洲式的社會科學家強調： 政治學必須藉助於社會學和心理學理 論，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現象。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分類思想對美國政治學界的 影響難以估價。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紹來馬克思、杜爾克海姆、弗洛伊德、韋 伯、 帕雷托、 莫斯卡、 米切爾斯的學說， 推動了後來政治行為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心理學研究成果對政治行為主義的啟迪和影響。巴甫洛夫（Pavrov）、約翰·華 生（John Waston）和 B·F·斯金納（B·F·Skinner）等心理學家創立的「行為心理 學」，注重運用刺激——反應模式解釋人類行為，強調研究可觀察的刺激因素， 這些思想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有觸類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可以 說是當時各門科學（首先在心理學）中發生的行為科學的一個邊緣產物。 其次， 是國際和國內的現實需要驅動美國的政治學學者更加重視並直接接觸普遍 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二戰當中，一大批政治學家走出校園和研究機構，親自 處理聯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過切身的經驗，他們察覺到 傳統理論與實際問題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著嚴重缺欠，舊有的學 園式結論不可能預測未來的政治局勢。這些迫使他們在方法論上檢討自己。在這 股日趨壯大的學術思潮帶動下， 一些影響力頗大的政治學家已開始在自己的著作 中主張：政治研究要關心現實。打破過去那種以圖書館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 面向人們的政治行為，特別要重視各種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運用實地調查和 統計分析的方法，努力對人們的政治抉擇作出預測並給以檢驗。 與此同時，美國各種社會勢力也出於長遠或近期的考慮，大力資助政治學團體的 研究活動， 因為搜集和分析大量實際資料要比局限於圖書館當中作研究所需的費 用大得多。大基金會通過資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項目，制約了學者們的注意力和思
想傾向。二戰後，各基金會進一步重視資助諸如選舉等短期行為科學研究項目及 一些跨學科研究。 最後，應該看到，行為主義之所以產生，是和美國注重實用傳統及現代西方哲學 的影響密切相聯的。20 世紀初葉，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方法論就啟發過許多政 治學家。 在現代哲學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邏輯實證主義。 其代表維也納學派主張： 一切理論都要有經驗上的根據， 由直接或間接的驗證預以證實或推翻；理論必須出於徹底的科學態度，並且有賴 於多學科的合作；哲學的任務是以語言分析為主要方法，達到對知識和科學的解 析等。在傳統和思潮的推動下，美國政治學界逐漸形成一股佔主流位置的觀點： 科學的實質在於收集客觀資料，收集政治生活的無情事實。這一觀點直接針對 19C 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說學術界認識到，要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光靠對法 律權利與義務作歷史的、邏輯的分析是不行的，社會知識的可靠性在於事實。這 樣，重事實而不重目標。重現狀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傾向。美國政治 學會 1903 年成立，早期的幾位會長都是主張政治學科學化的學者。20C20 年代 初，美國幾次全國政治學會議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利用新技術收集新情況、新資 料，而不注重理論的作用。學術界認為，事實會自己說話。 政治行為主義的形成，包含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在美國，對傳統的制度研究加 以批評的學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論著稱的社會科學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 府過程》（1908）中就抨擊當時的政治學是一門僵死的學問，只對政府脯機構 的最表面特徵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張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學變為 名符其實的科學。英國學者 G·華萊土在 1908 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 把政治動機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決定意義的新領域， 主張採用心理學與自然科 學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魯斯說過：「所需要的只是：事實、事實、事實。」這句 話典型地代表了那個時代政治學者最重視的東西。 布魯斯還贊揚科學及其嚴謹性， 這反映了當時美國知識界反對墨守傳統的共同態度。 繼本特利之後，對推動政治行為主義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爾斯·E·梅里安和 他帶動下的「芝加哥學派」。梅里安在 1921 年發表論文《政治學研究之現狀》， 正式提出廣泛應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人種學、生物學、統計學的技術 和成果改造政治學研究狀況。 美國學者一般都把這一年看作科學化運動開始的時 間標志。1925 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學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對學院式政治學的 批評和發展政治行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學」這個名詞。他 主張，政治學必須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把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 對象之一，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關系。梅里 安在 20 年代擔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後一、二十年當中，該系培養 了一批研究生，他們成了後來聞名全美的政治學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 的 H·F 戈斯耐爾、H·D·拉斯韋爾和 30 年代以來的第二代傳人凱伊、特魯曼、西 蒙、阿爾蒙德等。伊斯頓在 40 年代後期起到該系執教。本特利和亨廷頓也曾就 學於這所著名學府。人才匯聚，使這里儼然成為美國政治行為主義研究的中心。 在這種科學化思維萬式指導下，談學派的學者們都是面向實地工作，用以彌補以 往研究資料的匱乏，並積極借用其它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及手段，正式把行 為主義引進政治研究，帶動了行為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
㈡ 行為主義時期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二次世界大戰後，行為主義政治
學迅速崛起，它反對傳統的制度研究方法，注重創立經驗方
法。70年代以後，行為主義政治學進入了一個相對蕭條的時
期 ，它過分強調技術手段 ， 忽視價值因素的傾向受到批判。
人們反省行為主義專注純 粹 學 術卻喪失了價值方向的缺點，
乃提出「政治學的新革命」，即政治學的再理論化、再意識
形態化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政治學進入了後行為主
義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