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社會政策研究方法

① 什麼是政治學的社會學研究方法

制度研究法 制度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曾 以當時各城邦的政治制度為對象，對各種政體形式及政治原則進行了比較 和分析。在近代，制度研究法一直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 包括國家的憲法、政權組織形式、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以及政權機構內部 的制衡和分權關系、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關系等問題。運用制度研究法研 究政治現象的基本目的，是分析政治形式同政治原則之間的關系，即如何 通過建立和完善一種政治形式來實現某種政治原則。制度研究法在社會各 階級為自己設計政治生活模式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20 世紀 30 年代後， 隨著社會政治生活的日趨復雜化和大批新興學科的 出現，許多政治學研究者對制度研究法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制度研究 法忽視了對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的政治心理、動機的研究，並且僅僅局 限於對政治機構內部活動和法律條文進行分析，而這些並不能包括整個社 會的所有政治活動。他們主張政治學的研究重點應從政治制度轉移到政治 行為，提出用行為主義研究法取代制度研究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行 為主義研究法逐漸崛起並在 60 年代未期達到頂峰，使制度研究法受到很大 的沖擊。70 年代以後，行為主義研究法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制度研究法的 地位開始回升。但人們在運用制度研究法時，也引入了行為主義研究法中 諸如數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段。實際上，制度研究法和行為主義研究法 不是截然對立的，在對政治現象的分析方面，兩者各有長短。
「歷史比較法」就是通過兩種或幾種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來探索語言發展規律 的方法。缺點是不能聯系社會發展和語言的各個方面。歷史比較法是歷史教學中特別 是中學歷史教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方法，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是分析歷史事物 和評析歷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政治系統論
政治系統論 （Systems Approach） 的代表人物是戴維·伊斯頓。 在． 「什 么是政治」部分，我們已涉及過系統理論。任何系統都有一些要素，政治 系統的要素是輸入、輸出及反饋，這些也是政治系統理論的主要概念。從 輸入――輸出來分析政治系統，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宏觀的政治思維方法。 系統論主要關心的是系統內輸入與輸出的關系。但系統與環境的關系如何 處理？這是結構一功能分析所關心的問題。 政治系統論運用了系統論和控制論的一般原理，不注重實用國家這種 模糊的概念，而以政治系統為自己的基本研究對象，從宏觀角度對政治過 程，特別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中
的價值分配進行研究。它首先把政治看 成是一個既有層次分工而又有完整系統地有機整體，即政治系統，政治現
象是這個系統整體的組成部分，政治系統內部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和各 個要素以及系統內部和外部環境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 的。由此，政治系統論把政治的互動行為當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主張 以政治系統的平衡和穩定為目標，著重分析系統的平衡和自我維持。其主 要代表人物有戴維·伊斯頓、莫頓·卡普蘭等。
行為主義的產生和發展。20 世紀 30 年代後，在美國率先興起、形成一種與當代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等有密切關聯的政治學：行為主 義政治學。其主旨在於取代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它對當代西方 政治學有重要的影響。 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面臨著當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種危機，如帝國主義戰爭、聲勢 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少人無法解決和解釋這些危機， 因而把這些矛盾的產生歸結於「意識形態的斗爭」，試圖建立一門「精確的」政治科 學來排斥他們所斥責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為擺脫矛盾提供方策。行為主義便是 在這個歷史前提下應運而生的。 政治行為主義首先是一種與傳統政治學迥然不同的政治觀。行為學派斷定，古典 政治學理論的方法（如歷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機構方法）帶有道德和哲學色彩。 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須拋棄這種方法，對政治現象做「系統的、經驗的和因 果的解釋」，以便使政治學能夠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者 Robert Dahl 認為，行為主義是對傳統政治學極為不滿的一場反抗運動。 達爾在談到行為主義時確認：「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 賦予他們行為的意義有關。 行為主義根據觀察到和可觀察的行為來謀求解釋政治 現象。 」從對國家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的研究， 使政治學變成一種「非政治性的科學」， 不把國家及其體制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行為主義運動的主要結果。 哈羅德·D·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中的影響因素和被施加影響者，戴 維·杜魯門斷定，政治學應研究利益集團的政治和調節利益集團之間利益沖突的 過程；戴維·伊斯頓宣布政治學應研究「存在於任何社會當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統」 和「社會財富的權威性分配」。E·C·班費爾德（E·C·Banfield）聲稱政治學應研究 解決或討論問題的一般活動，如談判、辯論、討論、力量的運用和說服等。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政治行為主義已成為美國政治學領城內佔主導地位
的學術思 潮和方法論，並逐步得到其他國家政治學界的重視、研究或採納。這股學術思潮 主要借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門類的行為科學的理論成果，吸取 統計學和計算機等先進的數量分析和信息技術手段。 圍繞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決策 這個核心內容，觀察總結廣泛的政治現象，產生了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一系 列理論或分析模式，匯集成一股從觀點、內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於傳統政治 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學的新型政治科學。縱觀 70 余年的歷史跨度，政治行為主 義是我們了解現代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內容。 政治行為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 20 世紀初到 50 年代是形 成時期。 這期間， 一些政治學者開始撰文著書， 批評和譴責傳統政治學的形式—— 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張用新的手段和方法開展政治學研究。如英國政治學者卡拉
漢·華萊士發表了 《政治學中的人性》 美國政治學者阿諸爾·F·本特利寫下了 ， 《政 府過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學的新方面》、哈羅德·D·拉斯韋爾也完 成了不少著作。這些人在構成行為學派的理論框架和原則以後，也就成為行為學 派的奠基人。他們呼籲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為，研究人性；斷定只有人才能成為 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據， 並主張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和技術嫁接到政治學研究 上來，強調應利用科學的方法對政治程序進行詳細調查和微觀研究。 大約從 19C 末到 20C30 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為主義在美國逐漸醞釀形成的時 期。 在美國，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於 19C 後半期。這段時間政治學研究 對象主要有兩個：（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機構的來源及其發展歷史；（2） 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法律體系， 研究憲法和有關法典如何規定政府機構的職能以及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系。 隨著 20C 初葉世界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和西方社會結構的改變，這種以政治制 度和法律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方法逐漸受到政治學者們的批評。 他們對前 人樹立的刻板的歷史敘述、邏輯推理及其它規范程式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轉而尋 找新的理論和方法。 政治行為主義的產生與以下幾個重要社會條件分不開。 首先是當時歐洲各類社會 科學的影響。從 19 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政治學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維利等歐洲 學者的強烈影響。得自歐洲一些著名大學的教學方法的啟發，許多美國學者開始 倡導政治學的科學性。20C30 年代，大批歐洲學者為逃避法西斯主義的迫害， 從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國，又為學術界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方法。他們當中有 些人後來在美國
政治學界占據了重要位置。 這一大批歐洲或歐洲式的社會科學家強調： 政治學必須藉助於社會學和心理學理 論，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現象。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分類思想對美國政治學界的 影響難以估價。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紹來馬克思、杜爾克海姆、弗洛伊德、韋 伯、 帕雷托、 莫斯卡、 米切爾斯的學說， 推動了後來政治行為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心理學研究成果對政治行為主義的啟迪和影響。巴甫洛夫（Pavrov）、約翰·華 生（John Waston）和 B·F·斯金納（B·F·Skinner）等心理學家創立的「行為心理 學」，注重運用刺激——反應模式解釋人類行為，強調研究可觀察的刺激因素， 這些思想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有觸類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可以 說是當時各門科學（首先在心理學）中發生的行為科學的一個邊緣產物。 其次， 是國際和國內的現實需要驅動美國的政治學學者更加重視並直接接觸普遍 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二戰當中，一大批政治學家走出校園和研究機構，親自 處理聯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過切身的經驗，他們察覺到 傳統理論與實際問題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著嚴重缺欠，舊有的學 園式結論不可能預測未來的政治局勢。這些迫使他們在方法論上檢討自己。在這 股日趨壯大的學術思潮帶動下， 一些影響力頗大的政治學家已開始在自己的著作 中主張：政治研究要關心現實。打破過去那種以圖書館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 面向人們的政治行為，特別要重視各種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運用實地調查和 統計分析的方法，努力對人們的政治抉擇作出預測並給以檢驗。 與此同時，美國各種社會勢力也出於長遠或近期的考慮，大力資助政治學團體的 研究活動， 因為搜集和分析大量實際資料要比局限於圖書館當中作研究所需的費 用大得多。大基金會通過資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項目，制約了學者們的注意力和思
想傾向。二戰後，各基金會進一步重視資助諸如選舉等短期行為科學研究項目及 一些跨學科研究。 最後，應該看到，行為主義之所以產生，是和美國注重實用傳統及現代西方哲學 的影響密切相聯的。20 世紀初葉，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方法論就啟發過許多政 治學家。 在現代哲學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邏輯實證主義。 其代表維也納學派主張： 一切理論都要有經驗上的根據， 由直接或間接的驗證預以證實或推翻；理論必須出於徹底的科學態度，並且有賴 於多學科的合作；哲學的任務是以語言分析為主要方法，達到對知識和科學的解 析等。在傳統和思潮的推動下，美國政治學界逐漸形成一股佔主流位置的觀點： 科學的實質在於收集客觀資料，收集政治生活的無情事實。這一觀點直接針對 19C 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說學術界認識到，要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光靠對法 律權利與義務作歷史的、邏輯的分析是不行的，社會知識的可靠性在於事實。這 樣，重事實而不重目標。重現狀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傾向。美國政治 學會 1903 年成立，早期的幾位會長都是主張政治學科學化的學者。20C20 年代 初，美國幾次全國政治學會議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利用新技術收集新情況、新資 料，而不注重理論的作用。學術界認為，事實會自己說話。 政治行為主義的形成，包含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在美國，對傳統的制度研究加 以批評的學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論著稱的社會科學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 府過程》（1908）中就抨擊當時的政治學是一門僵死的學問，只對政府脯機構 的最表面特徵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張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學變為 名符其實的科學。英國學者 G·華萊土在 1908 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 把政治動機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決定意義的新領域， 主張採用心理學與自然科 學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魯斯說過：「所需要的只是：事實、事實、事實。」這句 話典型地代表了那個時代政治學者最重視的東西。 布魯斯還贊揚科學及其嚴謹性， 這反映了當時美國知識界反對墨守傳統的共同態度。 繼本特利之後，對推動政治行為主義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爾斯·E·梅里安和 他帶動下的「芝加哥學派」。梅里安在 1921 年發表論文《政治學研究之現狀》， 正式提出廣泛應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人種學、生物學、統計學的技術 和成果改造政治學研究狀況。 美國學者一般都把這一年看作科學化運動開始的時 間標志。1925 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學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對學院式政治學的 批評和發展政治行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學」這個名詞。他 主張，政治學必須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把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 對象之一，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關系。梅里 安在 20 年代擔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後一、二十年當中，該系培養 了一批研究生，他們成了後來聞名全美的政治學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 的 H·F 戈斯耐爾、H·D·拉斯韋爾和 30 年代以來的第二代傳人凱伊、特魯曼、西 蒙、阿爾蒙德等。伊斯頓在 40 年代後期起到該系執教。本特利和亨廷頓也曾就 學於這所著名學府。人才匯聚，使這里儼然成為美國政治行為主義研究的中心。 在這種科學化思維萬式指導下，談學派的學者們都是面向實地工作，用以彌補以 往研究資料的匱乏，並積極借用其它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及手段，正式把行 為主義引進政治研究，帶動了行為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

② 社會研究的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簡述
（一）統計調查。統計調查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使用結構式的調查方法收集資料，一是在對大量個案作分類比較的基礎上進行統計分析。由於資料的格式是統一的，將所有被調查到的個案資料匯總就能得到一些統計數字，因此統計調查得來的資料一般都可以進行定量分析。這種分析可描述調查樣本的一般狀況，也可以進行分類描述。在分類比較的基礎上，研究者還可以探求變數之間的因果關系。統計調查法可用於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也可用於探索性研究。這種方法與抽樣調查相結合，成為理論檢驗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
（二）實地研究。實地研究是不帶假設直接到社會生活中去收集資料，然後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從經驗資料中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實地研究得到的資料通常是無法統計匯總的文字資料，如觀察、訪問記錄，除此之外同時還包括未形成文字的感性材料，如現場的體驗和感性認識。實地研究與單純的調查區別在於，它不僅僅是收集資料的活動，還需要對資料進行整理和思維加工，從中概括出理性認識。實地研究主要運用歸納法，研究從觀察開始，然後得出暫時性的結論。這種結論又知道研究者進一步觀察，獲取新的資料，再得出新的結論或完善原有的結論。實地研究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通常集中關注於某一個案，主要採用無結構的觀察和訪問來進行資料收集。
（三）實驗。通過實驗法收集到的資料與統計調查很相似，都可以分類匯總和統計。兩者的主要區別是：（1）統計調查是在自然環境中，而實驗是在人為控制的環境中觀測或詢問；（2）統計調

③ 社會學研究方法&社會研究方法 的區別

第四章 社會過程研究方法

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的發展，使社會展現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揭示了這一過程的內容、實質和規律，為我們具體研究社會歷史現象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
一、 人類社會是一個過程
（一） 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
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每一事物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凡是在歷史上產生的東西，最終都要在歷史上消亡。一個過程的結束，就是另一個過程的開始。正是這種有限的、無始無終的、永恆發展的物質世界。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我們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人類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是歷史的產物。人類社會「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那隻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
人的認識也是一個過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那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正如歷史不具有最終的性質一樣，人類的認識也不具有最終的性質。「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一樣，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
恩格斯說：「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這一論述，為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二） 社會歷史過程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
社會歷史的發展是漸進與飛躍的統一，即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社會的發展總是從量變開始，在量變階段，社會面貌總的說是穩定的，表現出自身發展的連續性；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便引起質變、飛躍，新質代替舊質，漸進性過程「中斷」，表現出發展的非連續性。發展史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只有不間斷的量的積累，才有間斷性的質的飛躍。
堅持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對於我們正確把握歷史過程中各個階段的聯系和區別，採取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階段的社會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毛澤東說：「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三） 社會歷史過程的前進行和曲折性
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而道路是曲折的、迂迴的，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新事物否定舊事物，不是對舊事物的簡單拋棄，而是有所拋棄、有所發揚，有所否定，有所肯定，即辯證的否定。舊事物中積極的東西作為新事物的要素而成為新事物的要素而成為新事物的組成部分。特別是經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個周期之後，第三階段的食物擊中了前兩個階段食物各自的積極因素，成為更高級、更完善的食物。因此，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
然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矛盾雙方斗爭此消彼長或次長比的復雜性，由於人們認識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反復性，決定了事物的前進運動並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迂迴的，表現為波浪式發展、螺旋式上升。列寧說，歷史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不可能那樣筆直又筆直。毛澤東說：「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
堅持前進性和曲折性相統一的歷史觀，既要反對歷史循環論，又要反對歷史直線論。堅持新生事物不可戰勝的歷史辯證法，牢牢把握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同時在實踐中自覺走曲折前進的道路。
二、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與主體選擇性
（一）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
恩格斯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這些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盡管歷史活動是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這是因為：
第一，「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力量，都是以往活動的產物。人們擁有的生產能力決定與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
第二，歷史是一個合力。歷史「最終的結果總是從需索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於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二）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選擇性
自然界的發展是自發的、盲目的、無意識的；社會發展則是自覺地、有意識的。二者的區別，集中表現為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具有選擇性。這種選擇性包括選擇「做什麼」和「怎麼做」，即包括選擇實踐目標、實踐手段、實踐方法等。主題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於實踐活動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這種選擇並非只有非此即彼的正確選擇或錯誤選擇，還包括最優選擇、次優選擇等。同樣是正確選擇，是最優的還是次優的，對於加速或延緩歷史的發展，也有重大的影響。
（三）社會歷史過程是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
主體選擇性與客觀規律性的統一，就是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
人們只有把握客觀規律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當人們沒有認識必然性的時候，必然性是盲目的，外在於人的；當人們認識並把握了必然性的時候，就可以利用必然性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
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體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統一性，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選擇性體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多樣性。社會歷史過程作為客觀規律性與主體選擇性的統一，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是科學的、辯證的決定論。
三、研究社會歷史過程的若乾重要方法
（一）歷史主義的方法
認識社會歷史，離不開現代人的眼光。但是，後人在認識既往的社會歷史時，必須從特定的歷史時代、歷史條件和歷史環境出發，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放到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加以認識。列寧說：「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能離開歷史過程和歷史條件，用個人的好惡、主觀的模式等，去剪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歷史的真實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的真實，二是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的真實。我們要把這兩種真實統一起來，離開了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的真實，無從發現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而僅僅認識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又遠遠不夠，還必須透過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把握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正如恩格斯所說：「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
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既要反對否定一切的歷史虛無主義，又要反對肯定一切的歷史復古主義。對於歷史遺產 要採取批判繼承的科學態度。
（二）科學預見的方法
對未來的預測、關注和把握，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識活動的表現。研究社會過程、認識社會規律的目的在於通過對社會歷史的正確認識和把握來解決當前和今後面臨的歷史課題，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趨勢、過程和階段，確立和設計未來社會發展的目標，宣召和選擇實現目標的有效手段和路徑，從而增強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自覺性，避免盲目性和被動型，做到在某一時間和過程發生之間未雨綢繆，掌握主動。
科學預見之所以可能，在於社會歷史過程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必然性總是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現，而大量偶然性中又存在著某種必然性。正如恩格斯所說：「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裡面的形式。」透過偶然認識必然，便可以預見事物發展的趨勢和前程。
（三）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馬克思說：「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研究社會歷史過程必須堅持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歷史是人類社會自身的客觀進程，邏輯則是對這一進程和歷史順序的認識和把握。社會歷史過程是邏輯的基礎，邏輯是社會歷史進程在人類思維中的再現。因此，二者具有同一性。
但是，由於「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它，那就勢必不僅會注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因此，邏輯對歷史的反應不是機械的、照鏡子式的反映，而是在科學抽象基礎上對歷史進程的本質和規律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邏輯反映歷史又高於歷史，只有上升
到邏輯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歷史的本質和規律。因此，以科學抽象和邏輯的方式把我社會歷史進程，就其實質來說，依然是歷史的方式，它「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堅持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觀點，既要反對把歷史碎片化、否認歷史發展規律的錯誤傾向，又要反對從邏輯出發剪裁歷史、用邏輯統一歷史的錯誤傾向。

④ 如何評判一項社會政策的好壞

政策的評價方法進行論述。

一、對比分析法

對比分析法是一種將政策執行前後的有關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從而判定政策價值、提出政策建議的一種分析方法。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評價方法，直接從客觀的實際變化得出政策的好壞。

二、成本收益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通過對政策實施所需投人的全部成本和因政策實施帶來的全部效益進行計算、對比，從而確定政策價值的。它是一個普遍的方法，前提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社會當中存在很多主體，尤其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總要力圖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人們之所以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要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法有以下三個特徵：自利性、經濟性、計算性。

首先介紹自利性，根據西方經濟學的概念，社會中的個體以「經濟人」的形式存在，即追求自身利益，誠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經濟人」，也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在實現自身職能的過程中，會表現出兩種相對的屬性，即公共性和自利性。在實現其公共性的過程中，政府自身、政府部門和行政人員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傾向，即政府自身的利益。其中，公共性總是制約自身利益，公共性總是有沖破公共性桎梏的沖動。如果政府能夠通過正常、合理、公開、公正的方式來滿足自身的利益，我們可以說這種自利是在合理的范圍內的。合理的利己績效有效地激勵了政府及其管理人員高效、負責任地開展工作。然而，一旦政府的利己行為超出合理限度，惡意擴張，就會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經濟性就是指預計政策的結果是帶來收益的而不是虧損。計算性是指通過計算的方法來得出想要的結果。

三、模糊綜合評價

在政策效果評價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是不少指標因不易精確地描述而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因而給評價帶來了困難。對於這類問題，常用的方法便是模糊綜合評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通過確立相關因素，建立數學模型，然後通過抽樣評定和加權評定，得出綜合評價結果。具體的說，它是一種基於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價方法，該綜合評價法根據模糊數學的隸屬度理論把定性評價轉化為定量評價，即用模糊數學對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事物或對象做出一個總體的評價。它具有結果清晰，系統性強的特點，能較好地解決模糊的、難以量化的問題，適合各種非確定性問題的解決。由於評價因素的復雜性、評價對象的層次性、評價標准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評價影響因素的模糊性或不確定性、定性指標難以定量化等一系列問題，使得人們難以用絕對的「非此即彼」來准確的描述客觀現實，經常存在著「亦此亦彼」的模糊現象，其描述也多用自然語言來表達，而自然語言最大的特點是它的模糊性，而這種模糊性很難用經典數學模型加以統一量度。

因此，建立在模糊集合基礎上的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從多個指標對被評價事物隸屬等級狀況進行綜合性評判，它把被評判事物的變化區間做出劃分，一方面可以顧及對象的層次性，使得評價標准、影響因素的模糊性得以體現；另一方面在評價中又可以充分發揮人的經驗，使評價結果更客觀，符合實際情況。該方法做到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結合，擴大信息量，使評價數度得以提高，評價結論可信。傳統的綜合評價方法很多，應用也較為廣泛，但是沒有一種方法能夠適合各種場所，解決所有問題，每一種方法都有其側重點和主要應用領域。如果要解決新的領域內產生的新問題，模糊綜合法顯然更為合適。

⑤ 社會政策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什麼是政策研究，很多人都無法清楚的說明。很多時候這些批評者所謂的政策研究就是指與政治有關的研究。這無疑是對政策研究的誤解。政策研究雖然常常涉及政治，但它與政治研究有分別。

政策研究有一些不同的特點，使它不同於一般的研究。梅耶和格林伍德將它定義為："以經驗研究達到驗證促進某些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的實證研究" 。

因此，政策研究是面向目標的，即，它是幫助實現某些目標的手段。它通常涉及評價實現目標的替代手段。但是這也不一定如此，政策研究可以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階段進行。在不同政策制定階段進行的政策研究將會有不同的政策研究方法。

政策研究是指導決策

政策研究必須採取一種系統性的視角，考慮整個受決策影響的社會單位。

任何社會單位；一個政府部門、學校、家庭或任何其他社會的單位都必然依靠自己，並在同一時間隸屬更大的系統。影響他們的政策也必然影響他們隸屬的大社會系統。這是任何政策研究必須始終牢記的。

不過，不論在任何階段進行的政策研究總是聚焦於行動，而不只是為了提高我們對某事的知識或理論。

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指導決策或行動，以制定可能採取的行動或評估替代手段。

政策研究也是跨學科的，以便考慮到政策涉及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以系統性的角度來看，政策研究也必須了解政策對整個系統的影響。這兩個特性將政策研究與應用社會科學分別出來。

英語教數理政策最復雜

政策研究同時是規范性和實證性的。它是規范性的，因為它涉及價值取向。價值取向來自復雜的利益和思想意識形態的互動。政策研究受到這種復雜的利益和思想意識形態的相互影響。它不單單是對政策的有效性的評價或評估替代政策的成效，它必須面對相互競爭的利益和思想意識形態。但它也是實證的，因為它必須在這環境中找到有效的行動或目標。因此，政策研究是在復雜的相互作用的利益和思想意識形態中找到有效的行動和目標的研究。

研究方法或方法論是整體研究設計與目的。研究技術可以被理解為收集和分析數據的技術。不過，研究技術也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以容易造成混淆。

⑥ 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

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一般經過3個步驟：①單純的描述，即觀察一個個政治制度的整體或其各個部分，諸如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政府機構、政黨制度以及其他的政治設施。②整理資料，即對各種現象進行分析綜合和分類處理。③探求各種可變因素中的關系，以發現政治現象的一般性規律。
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是一種多視角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一些政治學家運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比較研究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國家的政治。他們發現，在這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裡，議會制度、官僚政治、政黨政治和利益集團等特徵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他們致力於尋求一種功能等價物，以探究這些國家的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過程。行為主義政治學從政治過程和非政治過程的視角，對不同政治體系下的政策制訂、政治黨派、利益集團、傳播手段和輿論以及選舉和民意進行了動態性的比較。奧地利精神病學家S.弗洛伊德等人創立的精神分析觀點，影響到比較政治學領域，形成了比較政治學的一種文化人格研究視角。它注重不同國家的政治面貌和公共政策，試圖通過橫切研究法，研究社會精英和社會名流集團等，來探討民眾對於政治體制的功能和特徵的認識和態度模式。一些以歷史社會學和社會學理論研究比較政治學的學者，還致力於創建某種理論構架，以利於整理那些零碎的、特殊的經驗主義研究的成果和觀點。

⑦ 社會政策的研究方法有哪幾類

簡述現代社會研究方法的特徵① 經驗型。所謂經驗性方法，是指研究者通過直接接觸社會實際而獲得關於社會現實的第一手資料的手法，其具體方法包括訪談、觀察、實驗等。② 理論性。所謂理論性特徵，是指在現代社會研究的方法體系中，注重理論對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