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

Ⅰ 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獨特視角呢，是一種什麼樣的微觀分析方法呢？張五常在1991年的這篇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章中開篇就講到了這種變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爾拉斯（Walras）範式中，所有的行動權利被隱含地假定為自由的、簡單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賣商和監督人的服務都被假定為不花任何費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師，沒有經紀人，沒有銀行，沒有官員，沒有企業家，沒有警察，而且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類組織。」而新古典大家馬歇爾又過於急噪，總是太想把經濟學象心理學、生物學那樣擠入科學的殿堂，雖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長期的與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迴避了許多問題。」在此以後，人們就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了經濟學大廈的工程建設，力圖從效用理論、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個方面將新古典的大廈夯實，使得經濟學以一種嚴謹的形式美展現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稱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科學，是最成熟的。然而，這一切在20世紀5、6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經提出了不確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費用範式和社會成本問題，哈耶克（1937，1945）的關於知識問題的討論，以及迪克萊特對反壟斷的口述傳統都對新古典造成了沖擊。正如科斯所批評的那樣，經濟學不應該只是一堆分析工具，盡管他們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應該是它的研究內容或論題，「我想經濟學家應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來，我們就不難看出新制度經濟學本身正是在不滿新古典日益成為一門抽象的語言而喪失了實際內容方面而興起的，這個學派既吸收了傳統的一些經濟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範式。 任何制度的運行都需要成本，價格機制也是制度之一種，它的運行同樣如此，但價格機制仍有它顯著的優越之處。
任何一個社會，人們都不再是自給自足的，人與人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因為資源相對於人類的需要來說總是不足，所以競爭和稀缺是同義的。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則，或稱為產權或稱為制度，無疑人們是無法走出霍布斯叢林的。這是一種困境。我們姑且不在此討論霍布斯、盧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為那顯然是屬於政治學的范疇，我們只來考慮分析制度的績效。討論績效，必然要假定人們已經走出了叢林狀態。
然而，即便產權確定了，卻有著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來表達產權人的需要，競爭的產權規則本身就是千差萬別的。這些方式中，價格機制只是其中的一種。只不過，它的績效最高，相對於租金消散所帶來的人們的成本來說，是最低的。我們從這里開始談起。
租金是對使用資源的一種支付，這種支付就是一定製度安排下我們為滿足最終享受收入而必須花費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專指地租。李嘉圖當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價格，它不隨人們的需求的改變而改變供給狀況，因為供給根本缺乏彈性。其實，相對於人們的需求而言，幾乎只要存在競爭就必然存在這種供給的缺乏彈性。那麼，對這些稀缺資源的分配就必須通過一種機制來完成。在歷史乃至現代，這樣的機制都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對稀缺的政治資源的分配，現在機關里的論資排輩現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實，這和男人憑氣力、女人憑容貌來排列本質上講並無二致。雖然這些制度在現實生活中一再為人們所行使，但人們的代價有的時候常常會十分高昂，這一代價就是租金的消散。我舉一個誇張的例子，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為進華府親近秋香假裝賣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則假裝賣身葬全家，二人都想進華府，但石榴姐手中卻只有一個名額，於是競爭勢在難免。石榴姐自稱心腸軟，見不得別人家慘，於是二人就制定了一個相互比誰更慘的競爭規則，結果大家都知道，兩個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為此打斷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們竟然因此而命喪黃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這和排隊成本一樣，只不過它更誇張，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只是要達到最後分配的目的，即一個均衡狀態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腸沒那麼軟，而是很黑，讓二人出價競爭，租金就不會消散，結局也不會這么悲慘。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不採用價格或使得價格扭曲的情況，總會有另一種規則來代替它，但是代價會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說：價格機制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發明，也許是所有發明中最偉大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有些時候人類偏就是選擇了非價格的配置規則，正如張五常（1974）所說「租金消散能導致均衡的觀點是一種機械演習，不是經濟學命題」，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於是，接下來就引出了年輕的科斯當年的問題。 如果象我們上一節所言，那麼價格機制就應該是最佳的，「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新古典辛苦了幾十年，無非也是想把這一思想更為理論化、系統化，基礎更為堅實。然而，真實世界比理論顯然要復雜的多，人類的智慧與上帝相比，也許根本就是上帝跟人類開的一個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學生科斯拿到獎學金從英國來到新大陸，並巧妙的參觀了福特的汽車公司——這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公司之一，於是科斯開始問了他的兩個問題：一、既然「黑板經濟學」告訴我們價格體系如此有效，那麼為什麼現代經濟里還有依賴行政命令運行的企業的存在呢？二、企業的邊界在哪裡，也就是說企業在市場的大海中在什麼樣的規模下被確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寫成四年後終於發表，這就是《企業的性質》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實在新古典經濟學家那裡並沒有對企業問題視而不見，新古典並不比古典經濟學更狹隘，但他認為，那些重視及解釋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奈特的觀點。
奈特利用風險和不確定性來作為工具進行分析，並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的產生。風險是人們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種不確定，但是人們可以根據過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性則意味著人類的無知，因為不確定性表示著人們根本無法預知沒有發生過的將來事件，它是嶄新的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根據這樣的分析工具，奈特認為，在現實世界中總有少數人，他們具有風險偏好的性質，勇於承擔責任，勇於拓新，勇於為利潤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絕大部分人是風險規避和中性的，他們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利讓風險偏好者指揮他們，但條件是偏好者-企業家要確定的保證他們的薪水，於是，公司就在這樣的權利劃分中成立了。這是《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認同，他一方面認為奈特也承認管理者（非企業家）也負有日常管理的責任，這一現象奈特無法解釋，奈特的分析無法給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認為如果僅僅只是風險偏好不同，那麼僱主和雇員之間也完全可以通過契約的方式來以市場完成之。
科斯認為，企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市場價格機制的運作並非是無成本的，這個成本就是價格發現的成本，只有這一成本小於企業的組織成本時，人們才會通過市場來完成。這個成本就是科斯首創，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這一概念我們稍後再談，下面我們還是先來科斯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規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是之後幾十年NIE乃至主流學者們不斷追問的一個問題。科斯的答案比較簡單，這就是那幾個著名的圈圈，他說，在一個城鎮的消費中心A的外圍有產業B、C，如果我們的企業處在外環C處，那麼在交易成本邊際上高於組織成本時，企業就在環內擴張，這就是規模效應，而這種擴張會帶來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增加管理的難度，以至於大於了市場交易成本，那麼企業的邊界在橫向上就會被確定；而向內環B的擴張也是如此，即與B的市場交易成本與合並後的組織成本相比較，邊界也可以通過邊際分析確定。應該說，科斯的這個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範式，而交易成本則是一個應該加以解釋的概念。許多經濟學家不滿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從這個角度來非難的，的確，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定義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這里的分析顯然會顯得空泛。後來的對縱向橫向一體化的分析幾十年間絡繹不絕，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資產專用性分析和套牢問題（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資產和剩餘控制權概念，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進一步討論了。 新制度經濟學採用的是動態分析法，而不是一般經濟學的靜態分析法，這個理論方法來自於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認為歷史是連貫的運動，而不是靜態的，傳統經濟學運用的是靜態分析法，這是新制度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之一。
作為二十世紀經濟學一支突起的異軍，新制度經濟學它的起點是大家公認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業的性質》。之後幾十年間，盡管有奧利弗·威廉姆茨等經濟學家呼籲人們重視這個方法，但經濟學家似乎對這篇文章視而不見，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兩篇宏文《社會的成本》問世之後，他的思想才逐漸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對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詞。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大經濟學家認為1937年的文章太過空泛，從邏輯上看雖然無懈可擊，畢竟難以操作。當然張五常先生肯定對此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後來1960年文章的源頭。
康芒斯、范博倫等老一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於制度的批判多是從社會道德倫理，科斯認為此舉降低了自身的價值作用，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過少。

Ⅱ 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釋義
總起來說，就是以古典自由主義為價值，以公共選擇與制度分析為邏輯，在中國發展的背景下，著眼於治道變革，探索具體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務以及公共政策問題。具體的制度安排偏好是個人自由、公民權利、市場經濟、公共經濟、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憲政法治與民主制度，認為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源泉在於更多的個人自由，更適當的公民權利，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公共經濟，適當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憲政法治與民主制度構成的制度平台。

簡介
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經濟學家們就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在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來研究經濟問題。在一定情況下研究這種假定有利於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做深入地分析，但在許多情況下研究人類經濟行為遠比傳統經濟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設更為復雜。因此，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做為變數，把集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引入到了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建立了更為接近現實經濟活動的方法論。這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的研究中被廣泛地運用，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對中國轉型時期的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制度分析方法採取了結構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社會文化分析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揭示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特徵
總體來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徵主要有：

動態化特徵

即用進化或演進的眼光來看待經濟世界，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個突出特徵。其實質是用動態的在生物學意義上不斷發展變化的眼光來考察人類經濟行為。這種情況開始於制度經濟學家的鼻祖——凡勃侖(Veblen)，從他開始就明確地將對制度的分析納人到經濟學研究的框架中，更關心導致經濟系統發生變化的制度因素和制度變化的方向[1](P264)。制度分析方法特別看中制度的演進，而且認為促進制度演進的真正動因是技術的變化或技術的能動性，同時還認為技術變化和經濟政策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因此，這一研究方法說明，具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建立在對技術及其變化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同時說明，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是在制度演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因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制度演化的動態過程中去尋找問題形成的真正原因。

「非純粹經濟分析」的特徵

西方正統經濟學家在方法上，總是假定製度是既定的。由於對經濟活動作了這樣的簡化，經濟理論總是習慣於把經濟現象放在不超出經濟體系的范圍中進行考察，只研究經濟變數之間的相互關系，因而他們所關心的經濟行為是人們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去進行生產，經濟分析的基本問題是生產、有效的組織和財富的分配。但是制度分析方法始終堅持這樣一種信念：社會經濟是一個整體的系統，經濟系統中一切事物之間都相互關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這樣一來，所有內生條件中的某一條件變化後，其他條件也會隨著變化，這一系列的變化會使整個經濟系統朝著某種方向運動。由於制度分析方法堅持這種信念，所以他們關注經濟系統的整體。在研究經濟問題時既考慮那些「經濟因素」，又考慮那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並把那些諸如法律、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非經濟因素納入經濟研究的內生變數中。

方法論的集體主義特徵

從經濟學的方法論史來看，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有兩種途徑；一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二是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他們認為最有效的社。正統經濟學是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而制度經濟學則帶有強烈的方法論集體主義色彩，他們關心的不是個人或某個企業的行為而關心的是制度這一集體行動的結果或集體行動對個人選擇的控制和約束。「因此，制度經濟學家們傾向於避免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並且戒絕在缺乏制度的體現而強調均衡、最優和純粹市場的模型中進行解難研究。」[2](P932)所以制度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康芒斯(Commous)把「制度」定義為：「集體對個體行動控制的邏輯。」他們認為對制度這一集體行動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個人的經濟行為。

具體化特徵

制度經濟學家在研究方法上帶有具體化的特點，他們著重研究微觀經濟制度，並更多地從現象上和形式上進行分析。所以其理論核心總是圍繞著制度的內涵和構成、制度變遷和創新、產權制度和國家理論這些具體的制度范疇。在制度的內涵與構成分析上，使用「制度安排」將制度內涵具體化，認為制度安排是約束特定經濟行為和關系的一整套行為規則。在制度變遷的研究中，具體涉及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分析。在產權制度的研究中，以具體的產權制度為典型、分析了產權制度的起源和功能以及產權制度的演進。在產權制度的激勵問題研究中，從具體的經濟目標出發，去研究如何制定具體的制度和規則以保證行為主體進行創新活動。

運用
制度分析方法的產生是經濟學方法論史上的一次革命。由於這一分析方法注重從現象和形式上進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觀實用性，它針對了當代外部性經濟問題的解決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被廣泛運用於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其運用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制度分析方法

1、在治理外部性經濟問題中的運用 經濟活動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市場機制的故障，是指個人或企業的行為直接地影響了他人而又不需要為此種影響付出代價或給予補償的情況。當有害外部性存在時市場配置是無效的。面對大量外部性經濟問題的出現，正統經濟學家們對此束手無策，而制度經濟學家運用其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治理這種市場故障的對策，這些措施有：

1)通過產權制度的界定治理外部性經濟問題。這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Coase)所提出來的，他認為政府只需要通過產權制度安排這一簡單的辦法就可以解決這些市場故障。這種辦法被稱為科斯定律，他指出：當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響交易雙方的決策時只要產權被界定清楚，就能解決市場故障，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3](P226)

2)通過政府最大程度的干涉來治理外部性，其實質是通過政府制定完善的規則來約束外部性經濟問題的出現。其主張有兩方面：一是主張政府制定一些限制污染的標准，個人和企業可在一定的范圍中釋放污染。二是主張政府制定詳細的規則和說明，指出污染達到什麼標准時就會給人類造成危害，從而引導企業自覺地在一定范圍內排污。

3)通過稅金或補償來治理外部性經濟問題。主張建立一種稅收制度，而且這種稅收制度採取累進制原則，污染少，賦稅少，污染大，賦稅大，通過稅收限制個人或企業造成環境污染。或者政府也可以通過獎勵的辦法限制污染，如通過減稅的方式鼓勵企業採取有效措施控制或限制污染。

2、在經濟機制設計研究中的運用

經濟機制設計理論是當代經濟學正在發展的一個新領域，也是制度研究方法典型運用的一個例子。他所討論的問題是：對於任意跟定的社會目標，在自由選擇、自由交換和分散化決策的條件下如何設計一個經濟規則(政策、條例等)來達到既定的社會目標。他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是信息問題。二是激勵問題[4](Pl53)。

傳統經濟理論通常把經濟機制看成給定的前提下，從人的利己主義行為動機出發，從市場角度來探討資源的配置。而經濟機制設計理論應用制度分析方法把制度設計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個主要的內生因素，從制度設計出發，探求形成資源配置的經濟機制。這種研究方法被運用到經濟理論研究的許多方面：在判斷一個經濟機制優劣時，看他能否以較少的信息成本，產生激勵相容。在一個具有雙層委託代理制的企業中，如何設計一個機制，使代理者在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能實現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

3、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

在傳統經濟史研究中，人們在方法上格外推崇史料的收集、整理與考證，使經濟史成為了一種史料的堆砌。道格拉斯·諾斯(North) 則運用制度研究方法，獨辟蹊徑，力求運用制度變遷來解釋經濟增長，在制度結構變遷的研究中來解釋經濟增長、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等問題，改變了自斯密以來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相分離的現象，將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熔為一爐在經濟增長問題的解釋中，主張應當把制度看成是經濟增長的一個變數，意識到了制度會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社會如果投有實現經濟增長，那就是因為投有從制度方面為經濟方面的創新活動提供激勵，也就是說投有從制度方面去保證創新活動的行為主體應得到最低限度的報償或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