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新聞研究的方法

Ⅰ 學習新聞學的基本方法

學習新聞學的基本方法如下：

新聞學是一門政治性、實踐性和科學性都很強的科學。所以，學習新聞理論的基本方法，就是理論聯系實際。 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各種新聞現象，結合新聞實踐經驗，取得規律性認識。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二點、打好扎實的理論根底，要求全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習不重在掌握個別詞句和具體結論，而重在掌握其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

Ⅱ 傳播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目前傳播學比較公認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調查研究法、內容分析法、控制實驗法、個案研究四個維度。
調查研究法是應用客觀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對某種社會現象，在確定的范圍內進行實地考察，並收集大量資料以統計分析，得出結論的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是文獻研究的一種類型，是對印刷文字、影片、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中顯性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一項研究技術。
控制實驗法是根據一定的目的，人為地設計一個特定的、非自然狀態的環境，在研究者控制下進行測驗的方法。
個案研究的價值在於深入全面地佔有研究對象的資料，可以提供許多材料與見解，供其他研究作基礎使用，由後續研究得出一般結論。
參考資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c6c59f0100zwyl.html

Ⅲ 新聞學的研究方向

新聞學研究起源於德國。17世紀末，德國的一些大學里有人以報業為研究對象撰寫學位論文。1845年，德國學者普爾茲出版了《德國新聞事業史》，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史專著。將新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並產生較大影響的是在20世紀的美國。20世紀初，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先後開設了新聞學系，傳授新聞學基礎知識，培訓新聞從業人員。新聞院系成為新聞學研究活躍的基地。在總體理論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是報刊的自由主義理論。它發端於17世紀末，開始盛行於19世紀。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被壟斷所取代、民主政治的矛盾日益顯露之後，這一理論受到嚴重的挑戰。至20世紀40年代，報刊的社會責任論應時而起。新聞業務工作是新聞學研究中更為廣泛的領域，廣為流行的是客觀主義報道理論，在進入20世紀中葉後，相繼出現解釋性報道和新新聞主義理論。由於這些理論不能回答新聞工作現實中所提出的問題，在西方新聞學界內部不斷興起批判潮流。大約自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開始出現傳播學的研究，這一研究已擴及全世界。傳播學的研究范疇比新聞學寬，它吸收了新聞學的研究成果，同時它也給新聞學的研究帶來重要影響。
新聞學首先是由外國傳教士傳來中國的。鴉片戰爭前後，他們在出版一批中、外文報刊的同時，也開始向中國讀者零星介紹報紙的觀念和知識。第 1篇新聞學的專文是《新聞紙略論》（1834），它簡略地敘述了報紙的起源、新聞自由和西方報刊出版的現狀等問題。外國傳教士的新聞論述，強調報刊在傳播西方文化知識、推進中外人士聯系的重要作用，反對清廷言論專制政策，其用意在為他們的報刊自由進入中國製造輿論。
1854年，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提出整套辦報方案，主張通過報紙發揮「收民心公議」的作用。這是中國人最早發表的有關報紙的論述。自 19世紀 70年代起，隨著中國人自辦報紙的興起，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報紙作用、功能的探討，日漸增多。王韜、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陳虯等一批改良主義思想家，紛紛著文闡述報紙在牖新知、開風氣、通民隱、達民情和發展工商業等方面的作用，要求把報紙作為推動國家富強的工具，同時對外報在華的壟斷地位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這些論述，和當時正在興起的要求社會改革的思想潮流緊密結合。在維新運動的辦報熱潮中，梁啟超等資產階級改良派強調了報紙決定國家盛衰的重要意義，突出了報紙的「去塞求通」、聯絡同黨、權衡國是的職能，顯示出維新派運用報刊發動改良主義政治運動的意向。
在這前後，任職外商報館的中國編撰人員也發表了不少探討報紙工作的文章。為適應商業報紙爭取讀者、擴大銷數的需要，他們著重闡述報紙應該反映庶民意見，兼錄閭里見聞和新奇之事，要使市民廣泛愛讀等原則。西方的「報紙興趣性」觀念開始在報界傳播。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後來廣為流傳的新聞用語「有聞必錄」被提了出來。
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新聞事業在政治斗爭和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益擴大，報刊數量的激增，對於新聞學的研究也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聞學開始被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進行全面探討了。在20世紀初，出現了第1批攻讀新聞學的留學生，外國新聞學著作被陸續翻譯出版，第1本譯成中文的新聞學著作是1903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聞學》。研究的領域則由報紙的性質、作用、功能等宏觀問題，向新聞采訪、新聞寫作、新聞體裁、編輯和廣告等業務工作方面擴展。西方的客觀報道學說和新聞寫作方面的新聞導語、「倒金字塔」 （新聞結構 ）、新聞要素等知識，也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來。關於報紙作用的觀念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過去把報紙當成是皇帝通民隱、達下情的工具的思想統治著大批知識分子的頭腦，21世紀已經把「監督政府」、「向導國民」看作是報紙的天職了。
1918年10月，出現了中國第1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紛紛設立新聞系，成立新聞學會，這對中國的新聞學研究是一重大推動。中國人自撰的新聞學著作相繼出版，有代表性的是徐寶璜的《新聞學》、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國人的新聞學論著，其基本理論和思想雖多來自西方，但根據該國情況和作者自己的經驗作了新的闡發。新聞自由、新聞價值和客觀報道諸學說，一時成為流行的研究論題。《中國報學史》是中國出版的第 1部系統敘述中國報刊歷史的專著，戈公振成為中國新聞事業史這門學科的奠基人。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時起，一直十分重視運用報刊進行革命斗爭。早期由於緊張的革命活動，中共黨報工作者還來不及開展新聞學研究，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形成了初步的無產階級的黨報觀念，即確認中國共產黨報刊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輿論工具，是指導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手段，黨報宣傳應當遵循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等。同時，還批判了報紙是「公共輿論機關」和抽象的新聞自由等思想觀點。
抗日戰爭前10年，是新聞學研究頗為活躍的時期，所出版的各類新聞學著作約有一百數十種之多。這期間，新聞學研究出現了重大分化。在國民黨統治區，自由主義新聞理論是多數新聞學者所奉行的原則，中國國民黨報人則致力於建立自己的黨報學說，創設所謂三民主義新聞理論，並提出「新聞一元主義」，以適應新聞統制政策的需要。1931年，中國左翼新聞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宣稱致力於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科學的新聞理論之闡揚，並創辦了新聞學刊物《集納批判》。這是中國進步新聞工作者為建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所作的最早嘗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報工作者也曾以列寧的辦報思想為指導，對無產階級黨報原則進行了探討。
自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至1949年9月，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新聞學著作超過百種，其思想理論體系仍是前一階段研究傾向的繼續。在周恩來領導下，1938年由范長江等人在武漢成立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新聞學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貢獻。當時由於國際聯系的加強，評介西方新聞事業的譯著一時增多。美國新聞自由研究委員會的《一個自由與負責的報紙》一書於1947年出版，次年中國報刊發表專文介紹，從此西方的「報刊的社會責任論」在中國開始傳播。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府遷往台北，台灣省出版的新聞學著作，50年代較少，60年代以來累計出版 500多種，其中大眾傳播學著作占較大比重。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學研究，在1942年延安整風中有重大發展。這次整風在新聞理論戰線上的一個突出收獲，就是清算了「左」的和右的思想影響，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新聞學研究工作的生動結合。自1942年2月起，延安《解放日報》（延安）發表了一系列社論和文章，其中包括胡喬木的《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陸定一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和博古的《黨報記者要注意些什麼問題》等文。這些文章論述了無產階級政黨報紙的黨性原則，強調黨報要忠實於黨的路線和政策，要反映人民的活動和意見、與人民大眾保持密切的聯系，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闡明了新聞本源是事實，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科學新聞觀；文章還批判了「無冕之王」、「有聞必錄」、「技術第一、新聞第二」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通過這次整風，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獲得全面發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黨報學說由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8年毛澤東作了《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隨後劉少奇作了《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這些談話總結了延安整風以來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經驗。在這兩個綱領性文獻的指引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得到新的發展，為迎接黨在新時期的新聞事業進行了准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處於執政黨的地位，國家很快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如何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延安整風以來所形成的黨報學說，是新聞學研究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黨的新聞事業如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何發揮經濟建設宣傳的作用，如何加強新聞的指導性、思想性，如何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系等問題又被提出來，並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展開。當時積極進行的一項工作，就是學習蘇聯新聞工作的理論與經驗，一批蘇聯新聞學著作被翻譯出版，大學新聞系廣泛採用蘇聯教材，中央級新聞單位相繼派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學習。所有這些，對豐富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思想內容，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出現了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於1956年 4月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接著劉少奇於同年5、6月間對部分新聞工作人員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報告和講話，對克服新聞實踐和研究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片面性、公式化等缺點，都具有指導意義。
1956年 4月，中共中央為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後，新聞學的研究日趨活躍。這時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環繞在新形勢下黨如何辦好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展開的。1956年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事業局積極進行了新聞改革。當時的新聞學研究工作和廣泛進行的新聞改革，起了相互推進的作用。
由於貫徹全黨辦報的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新聞學研究有了更大規模的開展，不僅有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參加，還有成千上萬的積極分子、通訊員以及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人、黨的宣傳工作者參加。許多新聞單位還出版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新聞專業刊物，新聞理論戰線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1957年發生了擴大化的反右派斗爭，特別是其後連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新聞事業受到了嚴重摧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17 年的新聞工作成就和理論研究成果被全部否定，還提出了新聞媒介是所謂「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工具」等謬論，影響惡劣。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新聞事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各地和許多新聞單位相繼成立了新聞學術團體和新聞研究機構，高等院校設立的新聞院、系和專業逾50個，新聞學的研究十分活躍。新聞學研究在清除林彪、「四人幫」反動新聞觀點和糾正「左」的錯誤的同時，對新時期一些重大的新聞理論問題，如新聞事業的性質與作用、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與人民性、新聞真實性、新聞指導性、新聞傳播與宣傳的關系、新聞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對待西方傳播學的態度等，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中國新聞史的研究獲得大面積的豐收。僅10年間，出版的新聞學著作達數百種，發表的文章數以萬計，發行的新聞期刊遍及全國，與中國的台灣、香港等地區和世界各國的新聞學術交流日趨頻繁，這是中國歷史上新聞學研究最為興旺的時期。可是，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新聞學研究也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提出了人民性高於黨性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否定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新聞界已在冷靜反思，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進一步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國新聞界在總結經驗教訓時，體會最深的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毫不動搖地遵循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來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制定的關於中國新聞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就是：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反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其實質就是要否定和擺脫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必須堅持發揮充當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全面、准確地宣傳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必須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反映社會生活的主流，鼓舞人民銳意進取，形成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輿論環境；必須堅持只要在國際上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根本對立，在國內一定范圍內還存在階級斗爭，新聞自由就不能不帶有階級性，並不存在絕對的毫無限制的「新聞自由」的觀點；必須堅持真實性的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深入調查研究，真實、准確地反映生活；必須堅持輿論陣地牢牢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裡，因為領導權究竟掌握在什麼人手裡，關繫到黨和國家的命運，關繫到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成敗。這些基本原則的正確性已為實際生活所充分證明。
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是在一個生產力比較不發達的大國中建立和發展的，它的歷史還不長。它的新聞學是在不斷認真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的。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前進，新聞學研究工作的一個更加充實、更加健康發展的新時期即將到來。
（薩空了先生生前曾參與撰寫本文最初階段的討論）

Ⅳ 新聞心理學的新聞心理學的研究方法

新聞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論和具體研究方法。方法論又分為一般方法論和專門方法論。 （1）客觀性原則。堅持客觀性原則是指在新聞心理學的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2）整體性原則。整體性原准則又稱系統性原則，是指把新聞活動的傳、受雙方的各種心理活動視為一個整體結構進行研究，揭示新聞心理學發展的總體規律。
（3）發展性原則。人的心理活動不是靜態的，而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即使是比較穩的個性心理特徵，在長時間的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也會或多或少地有所改變
（4）揚棄的原則。在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