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簡析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在某種程度上,政策分析是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大進步。像政府這樣龐大的實體收集各種各樣的數據,其中許多都應該遵循數學方法。但這種方法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定量方法
數字的確是有用的,並且還能為決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對此強調的有些過多。形式上的數學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責,認為它不切實際地運用於政策和政治的領域,而且政治問題也不必像嚴格的數字所要求的那麼理性。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應用數字,而在於它的抽象程度遠遠超出任何可想像的政策問題。沒有人會試圖將那些政策分析能起到良好效用的領域——例如有關交通問題的研究領域——與那些常常爭論不休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領域——如福利領域——區分開來。作為一套適用於所有領域的技術,若採用推銷或強行推銷的方式,實際上可能會降低該技術在本應有一定意義的領域中的運用效果。數字在最抽象的層次上發生效用的僅僅是某些政府領域。
獨立的公共政策學
公共政策學自創立後出現了從其淵源的公共行政學分離出來的趨勢,對於熱心的研究者而言,這是很自然的。現在它已有獨立的專業刊物和獨立的學術會議,雖然它和公共行政有共同的淵源,卻明顯缺乏共同之處。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旦這種不切實際的分離觀被放棄,那麼,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之間就無法劃定一個明顯的界限;同樣,在政策和行政之間也沒有一個明顯的界限。但學科的獨立產生了其他一些影響,它在官僚制組織中創立了與其他工作幾乎沒有共性的職業群體。在有些機構中,受過公共政策訓練的人可能會出人頭地,而在另外一些機構中,受過公共行政訓練的人則會脫穎而出。若沒有這種明顯的分化,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可能會有更大的影響。
過度強調決策
實際上,管理者根據分析過程進行決策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少,這也意味著對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訓練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較為深奧的技術訓練方面。成功的管理者與其說是一個分析家,不如說是一個組織者;與其說是一個技術專家,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官員。政策分析並非像假定的那樣通過分析可以獲得唯一的最佳結果,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方案,每一種方案根據可接受程度有其自身的成本與收益。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缺乏個性。從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於政治的和人際關系的因素。
沒有運用或運用欠缺
盡管存在大量關於政策分析和各種方法的著作,但也並沒有證據表明上面提出的那些正式的方法確實已得到採用。或者說,即使它們曾被遵循,但現在沒有被遵循。事實是,「許多關於公共決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並遠離政府的實際運作」(Lynn,1987,p.13)。除了決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動還包括其他因素,並且公共管理者所從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適用技術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適用」(E1more,1986)。實踐中並不存在「正確無誤」的決策方案,而試圖發現唯一的方案則等於接受了公共行政的過時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
在官僚制組織中,與大學中的公共政策教學大綱相反,政策分析似乎並沒有通過相關的驗證。當然,也有些職位是為公共政策分析人員設計的,任職者可能是受過正式政策訓練的人,但也可能不是。上級不斷地要求他們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並且要求快速組織和撰寫報告。從事正式分析的人員數目不僅較少,而且正在下降,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績效明顯地得到了提高。
理性模式
在帕特和斯普林格所說的政策研究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明顯地遵循了理性模式;但此後在政策研究的第三階段就發生了改變。林德布羅姆對這一理性模式做了較為充分的描述(Undblom,1968,p.13):
.面對一個既定的問題;
.理性人首先在其頭腦中確定他的目的、價值或目標,繼而進行分級排列或對它們加以組織;.然後列出實現其目標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並又調查各種備選政策所產生的所有重要的結果;.在這一階段,他能夠將每一項政策的結果與目標進行比較;.這樣可以選擇結果與目標最相匹配的政策。
這清楚地表明了政策的目標之所在。西蒙的著作中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Simon,1957),一個完全理性的決策過程需要進行大量的決策。個體不是做出一個完美的決策,而是將復雜的問題分解為許多小的、比較容易理解的部分,選擇最令人滿意的備選方案,避免出現不必要的不確定性,按照適當和有效的行為標准採取行動。這意味著「盡管個體是趨向理性的,但他們的理性受到有限的認知和情感能力的制約」(Lynn,1987,p.84)。
在「第三階段」,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們不要過分依賴理性模式。例如,巴頓和薩維基(Patton and SawicU,1986,p.25)指出:
如果理性模式能夠得以遵從,則許多理性決策必須進行修正,因為它們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一個理性的、邏輯的和技術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為政治體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採用。數據本身通常並不會講話,好的思想並不總會被採納。分析人員和決策者不斷地面臨著技術優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間的沖突。
此處有兩個問題。首先,巴頓和薩維基模式顯然類似於林德布羅姆的理性模式,盡管他們反對這樣的說法。其過程中的步驟是完全理性的:根據價值利益做出決定;提出備選方案並選擇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他們確實考慮到價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是其所遵循的各種步驟的邏輯性決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決定了理性。其次,由於被更為嚴密的經濟學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經退化成一個空架子。公共管理方法的關鍵的理論基礎乃是私營部門管理和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或公共選擇理論。它主張與經濟效益有關的利益最大化,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政策,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經濟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於公共政策制定,這是正式政策分析的一部分還是屬於某些獨立的領域,對這一點仍有爭議。假設公共政策人員來自於政治科學,它是較為獨立的,並且屬於一個十分不同的知識背景。
一種有缺陷的科學模式
對於政策分析所賴以立足的科學基礎,人們可能存有更大的爭議。當然,任何科學實踐,一定要有所要遵循的科學概念。我們有理由認為,公共政策分析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或至少是老式的科學模式基礎之上的。如上所述,經驗主義方法——它從政治科學中派生出來——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在於收集數據的技術被廣泛認同,大多數數據是通過抽樣調查獲得的。利用計算機軟體處理數據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並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義的所作所為使政治科學方法在政策領域中取得了一定進展。然而,這也意味著政策分析依賴的科學理論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學所運用的科學理論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帕特和斯普林格在其著作中曾提出第三種科學技能的概念,從中可以得到產生這一問題的線索(Putt and Springer,1989,p.24)。這就是「信息分析技能指導分析人員從經驗證據中得出結論」,這個問題無論是在政策分析中,還是在作為其理論來源的行為主義政治科學中都是很關鍵的。20世紀後半葉,大部分科學哲學一直都對各種數據無法得出結論的現象十分關注,這就是歸納科學固有的缺陷(Po叩er,1965)。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從一開始收集數據或抽樣調查就使用歸納法,即它是基於大量收集信息就能進行推理的理念。波伯和其他人認為,這種做法在自然科學領域是不行的,並由此推斷,建立在歸納過程基礎之上的社會科學也存在嚴重的缺陷。
盡管存在批評(例如,Deleon,1997),近年來經濟性公共政策的絕大多數成功明顯使用的是演繹法,即它是基於預測理論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能夠發現那些支持預測的證據,就可支持該理論。即使理論沒有得到證明,它也能繼續有效,因為它不能被證偽。作為歸納和演繹方法存在差異的例證,我們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交通問題來考察二者的不同。在交通擁擠的問題上,歸納方法會涉及:收集有關交通條件的數據,弄清這些數據所代表的意思並且從中得出結論。演繹法或公共選擇方法則會假定,存在某種人們想最大限度實現的利益;在交通問題中,這種利益可能是時間,因此就可能會作出預測:當人們試圖將用於交通的時間降低到最低限度時,會產生什麼樣的行為。這種預測並不試圖得出關於行為的解釋,而只是作為假定。
非民主化
在遵循理性模式對事實進行分析並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結果時,這種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決方案正好與目標對象和更廣泛的政治體系的需求相一致。而這種情況只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才能發生。登哈特認為,政策分析人員典型地將技術方案運用到突發事件的解決中去,並且「在此情況下,作為公共決策制定的基礎,對技術的關注將取代對政治和道德的關注,從而標准化問題將轉化為技術性問題」(Denhardt,198l,p.631)。因為有不願接受技術解決方案的人參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問題都很少會由技術方案決定。如果不是將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術方案強加給人們,則應該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預。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樣: 「政策分析的傳播者很少會因為對政府,進而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喪氣,因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過具體的計劃,也是通過程序來實現個人偏好的。」
② 什麼是政策分析
政策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政策分析卻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一些政治學家把微觀經濟學多年來對效率(O/I)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的方法運用於社會政治領域,建立了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政策科學。這種理性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指為了解決存在的問題,根據掌握的事實或數據運用科學的方法與手段,尋求最佳的對策。 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有這樣一個假設前提,即固定的資源或投入,經由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徑,能夠獲得最高的產出。政治學家以此為據,先設定明確的目標或產出,然後尋求如何可以增加效率,即以最低的投入或最少的資源達到事先確立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政策分析最初實際上只是一種效率研究,它僅限於有助於決策的分析工作。 政策分析的前期准備要涉及問題的確認和資料的收集,政策分析的最終目的是為決策者提供決策的依據。這種政策分析從50年代開始首先在軍事領域得到運用,而在社會一般決策領域的普及則是60年代的事情。在這個時期,美目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其他一些以政策分析為主要工作的機構都是以這種政策分析的理念開展其研究工作的。這類基於理性原則的政策分析(投入一產出分析)在政策分析領域影響甚大,它構築了現代政策分析的基礎架構。 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人們很難把政策分析僅限於政策方案的選擇過程,而不考慮政策過程的其他環節。隨著政策科學的不斷發展,對政策分析一詞的解釋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版本,各種學派所強調的研究重點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的確,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為設計的邏輯進行,所以,學科發展過程中出現概念問題的鴨嘴獸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政策分析的范圍目前看似已擴展到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諸多因素,人們視其為「在政策領域創造、溝通和應用社會知識的復雜過程」。當政策分析一詞被用作學科名稱時,它所代表的含義就更為廣闊。 公共政策關注的是社會和公眾的問題,那麼這些問題是怎樣被定義和構建的?它們又是如何進入政府政策議程的?政府對此做了些什麼和沒有做什麼?為什麼要這么去做或為什麼不這么去做?這么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為什麼會有這些結果?怎樣對政策進行評估和修正?怎樣進行貫徹和執行?這種對於公共政策本質、起因和結果的研究構築了當今公共政策分析的主流。
正如美國匹茲堡大學威廉·鄧恩教授在其《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一書中所總結的那樣:「政策分析是針對整個政策制定過程並在政策制定的各個環節中創造知識的一項活動。為創造和獲得這種知識,政策分析家必須對公共政策的產生原因、結果及其執行情況展開認真的分析和調查。盡管如此,調查中得來的知識仍然不全面,除非這些知識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們為之服務的廣大公眾所知曉。只有當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知識與關於政策制定過程的知識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時,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權力主體,以及公共決策的目標群體才能夠利用政策分析的成果改善政策制定過程及其政策執行結果。」
③ 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公共政策學主要包括五個基本范疇,即:政策戰略、政策分析、政策制定系統的改進、政策評估和政策科學的發展。其內容,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融合了經濟學、工商管理學、法學、心理學等多種學科相關的知識和方法。
公共政策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應用學科。是一個綜合地運用各種知識和方法來研究政策系統和政策過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實質、原因和結果的學科,以提供政策相關知識,改善公共決策系統,提高公共政策質量的一門學問。
學習公共政策學,可以培養五種能力:
1、掌握公共政策學的基本理論和專業知識;
2、掌握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模型路徑,掌握具體的決策與分析技術;
3、熟悉公共政策制定的主體和途徑,了解我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歷史經驗、教訓;
4、運用現代公共政策原理和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5、具備公共政策問題界定能力,公共政策方案規劃和抉擇能力,公共政策執行能力和公共政策評估能力。
④ 運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對某個實際案例進行較為詳細分析
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權益損失及其保障。失地農民的產生和現狀:城市化必定向農民征地,因而導致失地農民產生。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大批農民的田地被徵佔。
據國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0年,全國非農建設佔用耕地226.44萬公頃(3395萬畝),其中通過行政手段征地160萬公頃(2400萬畝)。
這些僅是依法審批的徵用數,尚沒有把那些違法侵佔、突破指標和一些鄉村私下賣地包括在內。據統計,違法佔地佔合法征地的比例一般為20~3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0%。
這意味著1987~2000年實際征佔耕地數為4000萬畝以上,按人均佔有耕地0.8畝計算,那麼建設佔用耕地導致失地農民有5000萬之多。
(4)政策分析的方法擴展閱讀
公共政策的特徵:
1、價值相關性。與政策的價值相聯系的是其利益相關性,多數公共政策都涉及到對以利益為核心的社會價值的分配。
2、合法性。政策的合法性應該通過法定程序獲得,這種法定程序可以通過立法機關通過,或者經過得到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的有關部門的認容可。
3、權威性。公共政策的權威性與其合法性緊密相關,而權威性又與強制力相聯系。
⑤ 政策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研究的內容當然是公共政策問題
研究方法較多:一種是被稱為B途徑,就是用工商管理的一些方法進行,比如目標管理、戰略管理等分析框架,其中戰略管理是前沿
另一種方法是P途徑,即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比較用的多的方法論是公共選擇理論、委託代理理論等
具體的方法有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方法
想具體了解的話 你可以參閱 中國人大版陳振民編的《公共管理學》 武大黎民編的《公共管理》具體的決策理論方法可以看武大編的《公共部門決策理論與方法》
⑥ 什麼是政策分析政策分析有哪些研究途徑
政策分析:
對政策的調研、制訂、分析、篩選、實施和評價的全過程進行研究的方法,又稱政策科學。政策分析的核心問題是對備選政策的效果、本質及其產生原因進行分析。它是在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運籌學和系統分析側重於對系統進行定量分析,政策分析則側重於對問題的性質進行分析,從而發現新的政策方案和解決途徑。
①收集信息,確定應考慮的因素及其中無法控制、純由環境決定的因素。②用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數據來分析要素間的關系。③建立目標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④建立模型,常用的政策模型有:理性模型,經濟合理模型,啟發式模型,程序決策模型,超理性模型,突變模型等。⑤對不同的政策方案進行評價。
⑦ 簡述政策分析的五種基本模式
全面理性模式 泛指決策者能夠依據完整而綜合全面的資料作出合理性的決策。
有限理性模式 是西蒙和馬奇在批評全面理性模式及對行政決策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其要點是: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對備選方案的選擇,所追求的不是最優的方案,而是次優或令人滿意的答案。
漸進模式 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政策分析家林德布洛姆提出的。這一政策大意是,政策制定所根據的是過去的經驗,經過漸進變遷的過程,從而獲得共同一致的政策。
混合掃描模式 是由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A.埃澤奧尼提出的。他在《混合掃描理論:決策的第三種方法》一文中,對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模式以及傳統的全面性模式加以批判,提出第三種方法——「混合掃描」理論
最優化模式 是德洛爾在批評全面理性模式和漸進模式並吸收這兩種模式因素的基礎上提出的帶有綜合性質的模式。
⑧ 如何理解公共政策分析的三種模式
內容—過程分析模式
這是美國學者麥考爾與韋伯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強調公共政策分析應集中在內容與過程的分析上,主張使用規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兩種方法。
系統分析模式
這是美國行政學家沃爾夫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強調政策分析既要重視對政策制定的分析,也應加強對政策執行的分析。
信息轉換分析模式
這一模式是由美國學者鄧恩提出的。該模式認為,公共政策分析主要是事實、價值、規范三大問題,由此產生了經驗方法、評價方法、規范方法三種分析方法。
⑨ 政策分析的定義
政策分析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
對政策的調研、制訂、分析、篩選、實施和評價的全過程進行研究的方法,又稱政策科學。政策分析的核心問題是對備選政策的效果、本質及其產生原因進行分析。它是在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運籌學和系統分析側重於對系統進行定量分析,政策分析則側重於對問題的性質進行分析,從而發現新的政策方案和解決途徑。
詳見http://ke..com/view/4829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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