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財政學的方法論基礎是什麼
規范分析法。在財政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規范分析法。規范分亂敏析法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及的概或念念，應該屬於方法論的一種。但不僅僅應用於經濟學中，在衫陪困實際很多場合下都有應用，十分廣泛。
[關鍵詞]財富源泉；福利；市場機制；非市場機制；牛頓方法
在1950年以前，財政學科通常被命名為「財政學（PublicFinance）」；之後，學者們更喜歡用「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稱；也有學者採用「政府經濟學」（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的名稱。從學科發展的情況來看，「公共部門經濟學」的名稱更恰當些。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本質上是歷史的和發展變化的。因此，研究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似乎是「學說史」的任務。要把「對象和方法」截然區分開來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別敘述的方法卻是適當的。本文討論這個問題，目的是想搞清財政學研究對象和方法演變的原因、現狀和趨勢。
一、財政學的研究對象
財政學的發展和經濟學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從經濟學的源流發展來看，把經濟學轉為「科學」的第一人是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同樣被認為是財政學的開山之作。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學說稱為「古典經濟學」。從斯密的《國富論》來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是財富」和「怎樣國富」的問題。斯密在創立科學經濟學的時候，可以說是屬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也即「工業化」的開始時期。這里的「工業化」是指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從它來到世間就是以「交換」為前提的，但從起源來看，最初的交換並不是「資本主義方式」的，什麼方式最有利於「工業化」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工業化」還包括農業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但從農業經營方式的起源來看，最初卻不需要交換。如何把農業納入交換經濟，進而納入「工業化」的軌道，同樣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上述的說明已經隱含了斯密的社會發展觀：資本主義方式最有利於「工業化」。因此，在這里，「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是可以作為等同的概念來使用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最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農業人口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斯密時期，全球人口只有8億（1750），農業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例高達95%[1]（第180頁），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業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並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話來說，解決「溫飽」問題是社會的當務之急，物質產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當時在「制度」安排上卻是不利於「工業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於「貿易自由」的制度障礙很多；在不成文的社會意識形態中，貴金屬就是「財富」的重商主義觀點占統治地位，嚴重影響「貿易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財富」就是「價值」的著名論點；並指出「市場經濟」是「國富」的原因。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但斯密的「價值」只限於物質生產領域，並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是「生產性」的。他認為政府公共部門、教育、文藝等部門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是「非生產性」的。因此，他的市場經濟只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生產方式。他倡導「廉價政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上述表明，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是比較狹窄的，他的財政學是作為他理解的「市場經濟」的外生變數來看待的。他把「國家」擬人化，即把國家行為看作自然人一樣地理性行為，重點分析稅收對「市場經濟」的影響，主張政府對「市場經濟」「不作為」。這可以稱之為斯密傳統。
西方的「工業化」時期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也是工場手工業全面轉入機器大工業時期（蒸汽機普及時期），也就是斯密「市場經濟」的全面確立時期。這一時期在歐洲大約起於1750年左右，止於1860年左右，但發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國，大約在1830年就結束了，而歐洲大陸則要遲30年左右。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研究中，英國和歐洲大陸呈現出明顯的不同。這與經濟學家的民族感情、社會環境、所關注的經濟問題的側重點不同有關。當時德國相對落後，意識到「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國的經濟學家是反斯密傳統的，比如德國的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應該說，歷史學派在強調國家的經濟作用的時候也沒有把「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內生變數來看待。
「工業化」完成之後，用今天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已由「溫飽」轉入「小康」。社會關注的問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精神需求處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學說史的角度看，1890年馬歇爾發表代表作《經濟學原理》宣告古典經濟學的終結，同時，馬歇爾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但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風氣在1860年前後就形成了。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中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第一卷）、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1）、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原理》（1871）、社會政策協會的成立（1871），「是明顯標志著另一個時期到來的一些事件」。馬歇爾拓寬了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他認為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勞務」也是有價值的，也是「生產性」的。這樣，就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大到非物質生產領域，但他同樣認為政府部門的勞動是「非生產性」的。同時，馬歇爾也注意到「工業組織」的制度變遷，社會分工更為發達，從生產到消費的環節越來越多，經濟研究不應該再從「供給」出發，而應該從「需求」出發。他認為，斯密只強調自由競爭是不夠的，競爭也有缺點，合作也有優點。不僅如此，「國富」光憑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已經遠遠不夠了，需要人們深入認識，自覺「駕馭」。他認為社會發展不像斯密所說的那樣「自然而然」，而有「人為」選擇的作用。因此，他認為斯密理論中關於「自然工資」、「自然利潤」、「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貼切的，應把「自然」改為「正常」。這個「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潤」、「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後發展起來的宏觀理論中對經濟狀況的分析也採用「常態」和「非常態」的概念。他認為「純粹」的經濟學只研究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不可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盡管對經濟有重大影響，比如政治問題，不屬於「純粹」經濟學的范疇。這就是說，「政治問題」、「國家問題」對於「純粹經濟學」來說，只是外生變數。從此古典經濟學喜歡使用的「政治經濟學」的名稱被「經濟學」替代。這一切就是相對於古典經濟學的「新」，並形成「馬歇爾傳統」，但理論的「本體」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時期劃到1936年，即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那一年。我以為不妥，「新古典」時期的終結年代應該以1950年左右為界。凱恩斯在主流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很高，名聲很大。我以為從經濟學說的角度看，凱恩斯的「名聲」大大超過了他的學術貢獻。從學術成就上看，他仍然應該被納入「新古典學派」，但標志著新古典學派的終結。他的名聲之所以那樣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創立的宏觀理論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根據。從1930年代以後，政府幹預經濟的力度日益加強，導致20世紀40年代發展為「混合經濟」。二是二戰以後直至1970年，資本主義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於1930年代的危機給西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於是人們把「政府幹預」以後的經濟增長「歸功」於凱恩斯。三是凱恩斯是英國財政部的高官，參與重大經濟政策，包括國際經濟組織的策劃。而他的老師馬歇爾卻是純粹的學者，凱恩斯可能是開經濟學家直接參與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這是政治決策發生明顯變化的重要標志。凱恩斯以後，英國在經濟學方面「原創性」成果最多且領先的地位也結束了。
馬歇爾有兩個著名學生：一個是庇古（1877—1959），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一個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們不迷信老師劃定的經濟學研究范圍，一個把社會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學的大雅之堂；另一個把宏觀問題請進經濟學的殿堂。但在對市場經濟的「本體」認識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經濟分析方法的「本體」上仍然是「馬歇爾」的。因此，把他們列入「新古典學派」是適當的。
這就是說，新古典學派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大領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質生產領域」的「市場經濟」拓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盈利性部門。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領域成為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三條主線，沒有統一的理論模型，三者之間的關系很有一點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凱恩斯學說確實名噪一時，主流派甚至一度認為微觀問題已經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會的注意力幾乎主要被宏觀問題所吸引。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場機制的事情，即「市場經濟」的事情：「公平」和「穩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場機制」的事情。而對於「市場經濟」來說，政府卻只是作為外生變數來處理，並沒有從微觀上研究「非市場」的「機制」問題。但社會關注的問題不是理論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論家需要以他對社會進步的思考、以他獨特的知識積累、以他特有的熱情和敏銳、以他超群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來「捕捉」和「研究」有關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當時社會所「不關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論家在「耐得住寂寞」狀態下進行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僅比凱恩斯的《通論》遲了一年，可是在很長時期「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40年以後才名聲大噪，被譽為新制度學派的創始人。科斯的論文實際上把「企業組織」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回答了「企業組織」的「性質和原因」。在傳統的「效率」研究中，「企業組織」歷來是作為「價值」的外生變數來看待的，科斯卻把它內生化，並提出「交易費用」的著名觀點，從而確立了「企業組織」在經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