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科學史的方法論研究

㈠ 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目錄

前言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對象、性質和特徵
一、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對象
二、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性質
三、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特徵
第二節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一、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區別
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聯系
第三節科學研究方法論歷史發展概述
一、租告中國方法論的歷史概述
二、西方方法論的歷史概述
第四節學習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方法和意義
一、學習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方法
二、學習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意義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第二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
第一節科學實踐觀原則
一、從實踐來理解現實
二、實踐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意義
第二節唯物辯證法原則
一、客觀性和全面性
二、發展觀和矛盾觀
第三節歷史唯物主義原則
一、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理論
二、「世界歷史」概念及其方法論意義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第三章科學研究的發生方法論問題
第一節科學研究課題的發生認識論
一、科學研究課題始於問題
二、問題的發現與分類
第二節科學研究發生中確定課題、制定計劃、收集資料的方法論
一、課題的確定
二、科學研究計劃的制定
三、科學研究資料的收集和積累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第四章科學研究中的邏輯思維方法和非邏輯思維方法
第一節邏輯思維方法
一、歸納和演繹
二、分析和綜合
三、抽象和具體
四、類比和假說
第二節形象思維及其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
一、形象思維的內涵
二、形象思維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困高思維形式
三、形象思維的基本規律
四、形象思維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節靈感思維及其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
一、靈感思維及其特點
二、靈感思維與創新性思維
三、靈感思維的具體方法在科學實踐中的運用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第五章科學研究中的系統科學方法和數學方法
第一節系統科學方法
一、一般系統論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二、資訊理論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三、控制論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四、突變論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五、耗散結構理論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六、協同學的基本理論及其方法
第二節數學方法
一、數學是科學研究的工具
二、研究對象的量化和數學模型的建立
三、一些具體數學方法的介紹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第六章建立科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論
第汪型尺一節建立科學理論體系的一般原則
一、反映論原則
二、由知性思維向理性思維發展的原則
第二節建立科學理論體系的具體形式和方法
一、公理化方法
二、歷史方法
三、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第七章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和檢驗的方法論問題
第一節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方法論問題
一、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
二、科學理論的評價標准
第二節科學研究成果檢驗的方法論問題
一、理論的實踐檢驗
二、理論的邏輯檢驗
第三節理論的發展
一、理論發展的前提
二、理論發展的動力
三、理論發展的形式
復習思考題
參考書目
附錄方法論及其案例

㈡ 科學研究給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方法論

方法論，就是人們用什麼樣的方式、方法來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
正確的方法論，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最好的方法論，是解決問題的最系統最科學的方法論。其中，中國人最好理解的就是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巨大發展。
為什麼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是唯物辯證法中最好理解的呢？因為它是中國古代最樸素的方法論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最佳結合。
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如《易經》、《道德經》等，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著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是需要認真學習的。

㈢ 伽利略科學方法論的實質是什麼當代中國提倡嚴謹的科學作風有何意義

實質是通過精確、定量、客觀、可重復的實驗和理論的循環檢驗，逐漸提煉出物質運動的主要因素， 逐漸逼近可重復的客觀規律，從而使理論無限逼近客觀真理。換言之，伽利略的科學方法論把形而上學、 歸納推理等研究方法的本徵缺陷減小到了極限。

在中國倡導嚴謹的科學作風，可以讓我們養成「不唯書、不唯師、唯真理」的良好習慣，養成精確 定量客觀可重復的研究方法，也只有這樣，我們的科技才能發展得更快更健康。

(3)當代中國科學史的方法論研究擴展閱讀：

伽利略是近代科學的開創者，他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不僅具有科學進步的意義，更對方法論理論領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伽利略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尋找科學定律，糾正了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普遍採用的理性追求原因的方法，使近代科學研究方法應用於力學研究，他的科學方法論表現出科學是對人和自然的認識和思想。

伽利略的科學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重大飛躍，他的科學精神促成了「哥白尼革命」的完成，他的科學方法推動了科學認識的飛速發展，對現世有著重要的啟發和指導意義。

伽利略一方面堅持亞里士多德的歸納一一演繹方法，一方面又不迷信亞里士多德的結論，他在對物理，特別是對力學的研究中，將數學方法與實驗方法結合，創造了近代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被稱為「實證科學之父」、「實驗的自然科學的先驅」。

㈣ 科學方法論包括哪些方面

什麼是科學：
科學是用來解釋世界，不一定反映世界的本來面目 。人類是無法辨識什麼是真實世界的，科學只要能解釋和預測世界的現象，而且易於人類學習和理解，就已足夠。為此發展出了形式邏輯工具，尤其是數學工具，用以克服人腦的缺陷，用數學演算代替推理，使得推理變得准確和簡單。科學首先從簡單的現象出發，逐漸拓展研究范圍，擴展解釋邊界，用更少的理論解釋更多的現象，例如相對論包含牛頓力學，可以解釋更多的宏觀現象，標准模型解釋所有微觀粒子，物理學統一化學和生理學等。
研究方法：
先大量收集和記錄各種現象，然後分類，在類別內歸納和總結出共同的屬性，形成概念，做出嚴格定義，單位化，然後用數量描述該屬性的大小或強弱。用概念作為思考的基礎和元素，總結，思考或假設它們間的關系，列出數學關系式。根據這些基本的關系式，用演繹的方法推導出其他命題，找出容易驗證的命題，通過實驗觀察和檢測去驗證。一旦證偽就推翻重來，直到找不出反例。再次回頭整理，確定最基本的命題，然後通過演繹推理，主要是數學推導，演繹出整個命題體系，即形成理論體系。自然科學都要用數學語言推理，社會科學可能會用自然語言推理，但自然語言推理容易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概念沒有量化，導致推導過程中不自覺就把外延和內涵改變了，次要原因是邏輯規則不容易遵守，很容易陷入詭辯。如果採用量化概念，然後完全用數學工具去推導，可以保證推理過程中不失真，嚴格遵守邏輯規則，從而保證結論的正確。數學推理中，少部分可以直覺理解，有物理意義，但大部分的推導過程沒有物理意義，純粹是數學演算。
為什麼數學推導能保證結論正確？
首先我們要清楚數學的本質，數學是一種符號化的主要針對數量的形式邏輯系統，符號化數量化的概念可以保證推導過程中概念不失真，始終保持唯一的內涵和外延；形式化邏輯可以讓我們推導過程中只需記住和應用推導規則即可（主要是演算規則），大大節約思維和降低思考難度；而邏輯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秩序，它天然存在人的意識中。如：排中律，不矛盾律和同一律，人腦理所當然地知道，不需要習得。數學的本質是符號化的形式邏輯，這個本質就決定了數學是一種可靠的推導工具。但數學不是全能的，它擅長描述和推導概念元素間數量和幾何方面的關系，而概念的描述不一定能量化和幾何化的。如聲音可以用振動的頻率和波幅來描述，顏色可以用光的頻率來描述，但人的高興和悲傷就沒辦法用數量來描述。
科學理論的特徵：
§ 是一套從基本假設或公理推導出所有結論的系統，這樣的系統才能容易被人類掌握和應用，才有意義。
§ 結論是吻合事實的，是有明確判斷的，是可證偽的
§ 是一套解釋事實和預測未知現象的系統，不一定是事實的本質，只要能做到解釋和預測現象，不需符合人的常識和感官直覺。人的常識和感官直覺都是有局限的，一旦超出視野就會發現是錯誤的，所以科學理論的創立只能是根據發現的事實，假設數學公式去迎合，然後推導可以檢測的結論，不管數學公式和推導過程的物理意義和真實性。人類無法判斷理論的真實性，只能用理論近似地描述世界。
§ 科學理論的創造過程，先定義概念，概念是總結出的具有某類相同屬性的事物或現象，這個是通過歸納方法，分類和總結出概念是簡化人類思維的第一步。然後通過歸納，總結或試驗，找出公理或基本假設。公理或假設是沒辦法證明的命題，是針對某類現象的最基本命題。最後通過演繹方法推導整套結論。找出容易驗證和證偽的結論，做實驗或觀測，通過驗證就接受理論，只要有一個結論證偽，就拋棄這個理論。
§ 社會科學較為雜亂：其源頭有很多規則，有很多限制條件，信息雜亂，所以社會科學研究的起點常常要限定一個問題，然後針對這個問題，在一定限定條件下提出規則，然後推導出結論，再用調查去驗證，但針對的問題可以多種多樣，限定的條件各種各樣，所以最終的社會科學體系非常龐雜，系統性較差，不易掌握和理解，也特別容易出錯。過多限定條件下假定的規則，得出的數學公式，數學推導的結論，實用性極差，所以社會科學使用數學工具意義不大，一般做定性說明即可。但當今社會科學領域尤其經濟學，不用數學就不被承認是理論，這是不對的。還有些學科無法用數學工具，只能使用自然語言描述和推導，如法律學，生物學，軍事學等。
世界為什麼可以用演繹的理論去描述？
無論是從宇宙膨脹的事實，還是僅僅哲學思考，都能得出結論：世界一定是有起源的，起源應該是從空間上比較小的點開始，極小的點不可能擁有復雜的信息，所以演化的規律不會太復雜，一定是按最簡捷的路徑，按簡單的規則逐漸演進，組合，最終形成現今的復雜世界。人類發現的邏輯工具恰恰也是簡單規則加上演繹的系統，這樣用演繹的理論去描述世界就變得可行，而人類大腦恰巧也可以掌握這種邏輯工具。
科學和技術的關系
人類發展科學除了滿足好奇心外，更主要的是指導科技改善人類生活。但技術並不一定來源於科學，恰恰相反，科學最開始是總結技術現象而來的。技術是人類為達到某種目的，藉助器械利用一種或多種物理現象或效應，如鐵器是利用鐵的硬度，蒸汽機是利用燃燒煤加熱蒸汽，通過氣缸和連桿轉化為旋轉運動，電機是利用電磁感應讓轉子跟隨磁力線轉動，電腦是由電路組成邏輯門模擬二進制算術運算。
技術在最開始的時候是人類憑經驗弄出來的，沒有科學的指導，也不知道為什麼能行，如中國人建石拱橋，木匠的製作工藝和方法，甚至現在工廠里的技工，他們的很多加工方法也是經驗得來的。但在復雜的技術里就必須有科學指導，如感測器，就必須知道物理現象或化學反應的嚴格數量關系，如材料提純就必須知道原理和精確的控制條件，大型橋梁建設必須知道材料強度和應力計算。
復雜技術是基本技術的組合，每種基本技術又是利用一種或多種效應。技術創新一般是原有技術的新組合。科學發現新的效應或現象，發明低成本的裝置去實現，然後就會增加基本技術，從而實現更高層次的技術組合。
技術專家要做的是：掌握領域內的所有基本技術和器件，知道各種基本技術和器件的使用條件，使用的范圍，經濟性，可靠程度，然後就是搭積木式的組合。
科學家要做的是：發現和研究各種物理化學現象和效應，找出裡面的數量關系，發生的外在條件和環境要求，然後協助技術人員設計和製造低成本的器件去實現效應，並標准化，變成基本的元器件。
科學發展關鍵點：
§ 古希臘人德謨克利特想到物質有最小的單位原子構成，進而想到數量都可以用整數和比例數（即分數）來表示。
§ 畢達哥拉斯發現音樂與琴弦長度的關系，進而提出數是萬物的本源。
§ 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各種基本問題都做了思考，尤其是針對思維推導方法的思考，亞里士多德總結出了完整的形式邏輯方法。
§ 歐幾里得總結古希臘人和埃及人的大量幾何學知識和經驗，按照形式邏輯方法首創了公理化推導體系，從5個公理和5個公設推導出所有幾何命題，並發現大量未知命題。
§ 印度人發明十進制大大簡化了運算，拼音文字很容易想到用符號代替數字，進而發明符號化數學，即代數，然後自然就會發展出方程。
§ 笛卡爾通過坐標系讓代數方程和幾何互相轉化和表示。
§ 牛頓和萊布尼茨通過研究無窮小量發明微積分，從而針對連續變化的量也可以進行各種計算。這樣數學就擁有了強大威力，幾乎可以解決任何數量方面的計算問題和推理問題。
§ 對世界的認識開始都是根據人的最直觀的感覺，如地球是中心，受力才運動，重物比輕物墜落快。但直覺是不可靠的，推理才是更好的方法。通過測量天體運動數據，發現日心說能更簡單描述。伽利略通過做斜坡滾球實驗發現力和運動的關系。牛頓根據開普勒發現的天體運動規律，推導出萬有引力公式，並總結出一套公理化的力學體系。並通過海王星和冥王星的發現，證明了牛頓力學的正確。
§ 牛頓力學所假設的時空觀和決定論又大大推進了其他學科的發展，認為任何現象都有最基本的規律，而且很簡單，人腦可以掌握，找到這個規律，知道初始條件，就能推導出現在和未來。這種決定論思想首先促進了物理學的大發展，如熱力學，電磁學等，也大力促進了其他學科的發展，如經濟學，生物學等。
§ 接著發現了不可理解的光速恆定，據此愛因斯坦發展出相對論，並通過星光進動的檢測得到證明。
§ 光電效應又引出光量子來解釋，逐漸發展出量子論

這樣就發展出越來越多的非常識非直觀的理論，無法通過感官經驗去理解，卻可以解釋和預測各種新現象。現在已經明確：人的常識和感覺是靠不住的，科學理論只是世界本來面目的近似描述，對新現象新事實用數學關系式去描述，然後推導出可檢測的結論去證明對錯，不要顧及可理解性。如遠距離的量子糾纏，時間反演，量子隧穿不需時間等。現在數學工具和各學科理論越來越復雜和難理解，一個人哪怕要掌握一個小分支也越來越難，當這個難度需要一個人要花30年時間或者更長時間去掌握後，科學的進步會大幅延緩。因為歷史上重要理論的創立人大多是年輕時做出的，人到老年腦力就不再勝任。如果人工智在未來可以縮短人的學習時間，並協助推理，科學進步仍可以較快速度進行，不過整體趨勢仍然是科學進展越來越慢。

㈤ 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

英國著名的研究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院士曾經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科學技術一直保持一個讓西方望塵莫及的發展水平，中國科學發現和發明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古代文明卻沒有能夠在亞洲產生出與此相應的現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什麼？」〔1〕這是李約瑟難題之一。筆者在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和前人相關資料後，想從古代中西科學特點的差異中來認識這一問題，力圖給出一個比較客觀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學技術比較觀之淺議

所謂科學技術的比較觀，就是對比較兩種科學技術所持的基本觀點、思路和方法，是關於對科學技術進行對比的方法論之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對一些事物做出選擇或比較，有些是直截了當的，如「甲比已好」，顯肆顫然主體把甲和已進行了對比後而說的；而有些是不經意的，我們能從語言和行動中推測出來主體所做出的結論或選擇是經過了比較的，但主體可能卻沒有明確表示其比較意向。如「甲優秀（或好）」單從這一句話，就可看出主體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經過比較後而說的。還有我們常常做出一些選擇，如 「捨生取義」 「舍近求遠」「舍魚而取熊掌」等這些都是經過主體比較了的。「捨身」是因為「義」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為「遠」比「近」更合適；「舍魚」是因為還有比「魚」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較是一種常見現象，念陸那麼我們在對事物進行比較時，應當注意些什麼問題，遵循那些基本原則呢？

（1）屬性相同。我們常說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較的兩種事物在屬性上應當是同類別的，不同類別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較（當然分類標准應當同一）。如把甲物體的質量和乙物體的體積做比較就是不合適的，我們不能區分出來二者在兩個不同屬性上的差異來。因此要比較兩個事物在某一屬性上的差異，必須就兩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屬性去比較才是有意義的。

（2）時期（階段）相同。在對兩個事物同一屬性進行比較時，有時這一屬性的歷史跨度比較長，中間可能分有幾個不同的階段，在不同階段事物的屬性也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對同一屬性領域的同一歷史階段去比較才是有意義的。如要比較中西科學特徵，由於科學的發展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同一地域在不同歷史階段科技狀況不同，同一歷史階段不同地域的科學發展也不相同，又由於中西歷史階段不完全對等，社會形態不統一，自然科學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會形態背景下進行，只能按照歷史時代來劃分整個科學史，根據科學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個科學史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與本文有關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對古代史歐洲還又分為上古時代和中古時代兩部分，我們統一把歐洲中世紀以前的歷史歸到裂高敗古代（包括中世紀時期），把中世紀以後的歷史統一歸到近代。拿歷史紀元來說，可能更准確些，即把17世紀以前統一劃到古代史，17世紀到19世紀為近代，19世紀以後為現代。

（3）堅持聯系的觀點。要分析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必須聯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學基礎，由於科學技術具有傳承性，後來的科學總是在先前的水平上發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斷這種聯系，而只片面討論某一歷史時期的科學和思想，這也是科學史的辯證法。

二 對中國科學發展在明清之際落後於西方的再認識

現代中國科技落後於西方，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其中關於落後的起始時間許多人認為始於明清之際，大約從中國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為止,中間有二百年左右的過度期。在此之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時期，科學技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中數學和三大發明（指南針、火葯、印刷術）也是當時世界科學技術的最高峰。宋元時期對應的歷史時間段是公元11世紀到14世紀，而這個時間段對應西方歐洲的卻是黑暗的中世紀。

（1） 歐洲中世紀簡況.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了封建社會, 歷史學通常把西羅馬滅亡到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千年稱為中世紀,而科學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臘羅馬文明結束到歐洲文藝復興這一千年的時期,大約是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歐洲科學由於遭到基督教神學的壓制和迫害淪為神學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奧秘的科學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義都會被斥為異端學說而遭到鎮壓。尤其是當基督教被立為國教以後,教會壟斷了文化教育，壟斷了整個精神生活。教會這種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它必然會敵視、壓制以對自然的自由探索為己任的科學。其中最突出的證據就是藏書達70萬冊，珍藏著人類古代文化和科學知識的世界第一大圖書館----亞歷山大圖書館曾兩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毀，以及由柏拉圖創建，持續了900多年的希臘學術大本營＿＿柏拉圖學院被封閉（公元529年），這標志著歐洲古典科學文化的終結和科學史意義上的歐洲「黑暗中世紀」的真正開始。直到11世紀十字軍東征發現了古希臘文明以後，情況才有所改變。在這種環境下，科學知識難有生根發芽的土壤，科學研究和技術發明當然阻力重重，停滯不前。

（2）對在中世紀時期中國科技領先的思考．

由於歐洲在中世紀特殊的社會環境，科學技術不可能在這時期有大的發展，出現倒退也是不足為怪的。相形之下，中國在從秦朝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之後，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約有2000年的歷史基本上都是平穩渡過的，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沒有太大的轉折和變化，科學技術的生存環境相對寬松，統治階級對科學技術至少還沒有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賢明,政策得當，科學技術還會出現蓬勃發展之勢。如中國的漢唐及宋元時期就是例證。如此說來，中國從漢唐以來長達近千年領先世界是有一定社會原因的，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制度無不有關.也就是說在中世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還是能適應科技發展的,從而出現了唐宋時期科技發達的史實；而歐洲此時卻一蹶不振,進入昏睡狀態。由於歐洲的停頓才顯示出中國科技的一枝獨秀。而我們的古人此時如果能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相對意義上的獨領風騷，是一種占天時之利而領先的話,那麼他們也許會冷靜分析，在這種沒有競爭對手的領先背後，是否還潛藏著制約科學發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於那樣盲目樂觀,以「泱泱大國舍我其誰」的態度而自居。這種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使中國從宋朝以後忽視科技的研究和發展,不思進取,滿於現狀。如果當時有人把中西科技作個比較,分析他們各自的優缺點,能認識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潛在的優點,中國科技還存在哪些不足,那麼中國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寫了。為此,我們就不能僅局限在明清之際找原因(明清時候科技落後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國人也漸漸認識到這種差距罷了),而應當從比較中西古代科技特點入手,查找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近代科學的特徵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學的突出特徵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學誕生於十五世紀下半葉,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學把自然界劃分為不同的領域和側面,例如分為動物界、植物界和礦物界或者分為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和生命運動等分門別類地加以研究。科學家已不再關心古代自然哲學所討論的那些諸如世界本原和運動的源泉問題,而是著眼於自然界的特殊的具體問題,探索各種運動形式的特殊規律.

（2）近代自然科學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

近代每一門自然科學都要依據觀察實驗所積累的材料對探討的自然現象提出理論上的解說和說明，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學者那樣依靠哲學思辨對自然界提出種種猜測,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樣僅僅追求某種實際的目標(如製造某種產品,改進某種技藝),他追求的是對自然界的理解。為了揭示現象背後的規律,要求必須把自然現象從實際的生產過程和技術實踐中抽取出來,在人為控制下加以研究,這就是近代自然科學所開創的實驗方法。科學實驗作為一種獨立的實踐活動從生產中分化出來,成為近代自然科學賴以發展的一個最切近的基礎。恩格斯在總結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時指出:「現代自然科學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學的直覺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並且大部分已經無結果的消逝了的發現相反,他唯一的達到了科學的、系統的和全面的發展」〔2〕。這段話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學與古代自然科學的重大差別。

四 中西古代科學特點之比較

1古希臘自然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比較

（1）古希臘自然哲學的特點

古希臘自然哲學包容哲學和早期各門自然科學,那時哲學和自然科學還沒有「分家」,沒有單獨分立的學科,後人為了研究方便把有關世界本原論以及對於運動一般規律的認識提列出來歸到哲學里,形成自然哲學獨特的認知領域。無論是關於物質構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說」還是阿拉克薩哥那的「種子說」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論」學說，都把對世界本原的認識後來轉移到對物質結構的認識層面上。後期的「原子論」的思想已經接近近代化學原子論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學原子論的創立者道爾頓承認他的原子論得益於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論」思想,大科學家牛頓也認為古代「原子論」對它的科學研究影響很大。這是因為從整體論到單元個體論，不僅僅是認識層次的變化,同時也是認識方法的變化。如果說整體論採用的是綜合法,那麼「原子論」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學總體採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對象從單個物質進入到單個分子,從單個分子又進入到單個原子,從單個原子又進入到原子核,從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質子、中子、電子),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誇克層子水平上了。認識層次的逐漸分化是近代科學的一大特點,而這個思想最初來源於古希臘的原子論,沒有原子論也就沒有今天的各種學科。

（2）中國古代哲學的特點：

中國古代哲學是帶有濃郁思辨性質的自然觀。如」陰陽說「主張陰陽和諧是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的內在原因；「五行說」則認為萬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組成,元素之間「相鄰相生，相間相剋」；柳宗元的「元氣說」認為萬物都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而成，氣「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運動變化的原因，張載認為「凡象，皆氣也」，並提出「一物兩體」「不有兩，則無一」的矛盾論觀點；王夫之的「方動方靜，方靜旋動，靜即含動，動不舍靜」理論闡述了動與靜的辯證關系。總之，我國古代自然觀更多討論的是世界的本原問題和對運動規律的思辯解說，純粹是各家的主觀臆測。對事物的認識是從整體角度考慮的，注重的是辨證統一。對問題的討論也只是泛泛而談，不作深究。由於思維方式的差異，在那時不可能出現象古希臘「原子論」那樣的思想，而且這些辯證思想與我國古代自然科學沒有多大的聯系,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中沒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醫學是個例外．

2．數學方面的比較

古希臘人喜愛幾何，注重數學推理和證明．許多哲學家同時也是大數學家，他們崇拜數學，尤以柏拉圖為最．他曾在他創辦的「柏拉圖學院」 門口寫有「不懂數學者不準入內」的牌子．到了後期，歐幾里德將所有幾何命題通過一組公設推導出來。他的《幾何原本》把古希臘數學推向理論最高峰，開創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數學理論首先達到體系化，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在古代中國，數學基本上是一門實用性科學，學科的發展隨生產實際的需要而變化，多為條塊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數領域；而在古希臘,數學不但著重於向理論方向發展，遵循嚴密的邏輯形式，而且創建了一些研究數學理論的基本方法，如歸謬法、歸納法、演繹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國古代數學在這方面卻是個空白，雖然中國古代數學成就不斐，但偏重於代數運算，演算法很高明，卻沒有形成一套理論體系，知識比較零散，各部分關聯性差，沒有形成體系,而且還集中在代數領域,幾何方面似乎羞於啟齒,即使計算結果的精確度異常的高。如祖沖之把圓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間。無論是《九章算術》,《周髀算經》，還是《海島算經》、《測圓海鏡》、《四元玉鑒》等都是在演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數字的准確。這與中國古代重視農業生產應用,重視天文觀測應用有關。

3邏輯方法的比較

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論述了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其中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系統化運用邏輯推理的範例，《工具論》為後來的科學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雖然我國戰國時期雜家代表作《呂氏春秋》中也採用了多種形式的邏輯推理，如二難推理、類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們的組合，但都僅限於社會學說領域，自然科學中沒有看到使用邏輯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談闊論中運用了邏輯推理，也難以保證邏輯推理就成為科學研究的普遍工具。史實是在中國古代的數學等自然科學中，找不到用邏輯推理形成公理化體系的著作。而近代科學誕生的標志是以科學實驗與數學證明的結合為特徵，這似乎與社會學說運用邏輯方法關系不大。把邏輯推理上升到理論層面上進行系統總結，這只有在古希臘科學中才能看到，而中國古代的科學缺少這種特殊的東西。

由此來看，東西方自然哲學的思想理論雖然有明顯的相似性，特別是對世界本原的看法，無論是中國的「五行說」，還是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很難說它們之間有什麼本質的差別。但是古希臘自然哲學遵循形式邏輯原則，力求形式的圓滿；而中國自然哲學遵循辯證邏輯原則,注重哲理的思辯,不考究命題在形式上的統一；西方科學有一種刨根究底,窮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單個因素的作用；而中國科學一直把和諧統一作為最高境界,注重整體的完整一致,忽視個體的力量。這種科學思維方式的差異,使古代的自然哲學走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種是自然哲學進一步理論化,形成嚴密的符號邏輯系統,並和嚴格的實驗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學理論；另一種是進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觀念相結合,形成遠離自然科學的倫理哲學。結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條道路，而中國走上了第二條道路，中國哲學最終成為封建統治階級說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學一開始就缺乏嚴密的理論指導,只憑經驗和需要選擇研究方向,所以難以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

4．古希臘有物理學,物理學研究初具成果和規模.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學專著，它使物理學成為一門學科而建立起來。阿基米德的貢獻不僅在於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於他總結了一套科學研究物理學的方法。他既重視觀察和實驗,又重視嚴格的邏輯推理；既分析物理現象,又注意用數學方法論證,在他那裡體現了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的完美結合。而近代自然科學的突出特徵就是實驗方法結合數學理論。由此可見,從阿基米德時期就已經有了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下,中國古代還沒有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實驗和嚴密的數學方法基礎上的物理學,沒有獨立的物理學科。盡管《墨經》中有關於光、磁、力等現象的記載,但只限於定性探討,似觀察記錄,未分析論證原因,沒有形成規律性認識。這和古希臘物理學相比,實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曇花一現,沒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學傳統遭到「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的政策扼殺,中途夭折，這是物理學的不幸,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墨學主張:「非攻」「兼愛」「尚賢」為統治階級所不齒。《莊子天下篇第三十三》說墨家:「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順----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3〕。墨家在封建社會諸子百家中，由於不諳世事,獨法自然,不群於政道,為統治階級所不屑,雖有點滴功績,但結果可悲,為後來弟子不循,故其漸趨衰滅,後繼無人,自絕於世。墨家學說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源地,此說絕跡,不可謂不是一大損失。封建統治階級以及文人學士樂於政道,尚治國安民之策,對無關其痛癢的「方伎」(技術)不予重視。李約瑟在研究了中國古代科技史後認為:「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發現某一重要工程師在工部任高級職務。這可能是由於真正的工作總是由文盲半文盲的匠人手工藝人去做,最大的發明家無意來自平民匠師手工藝者,他們從來不是官員,甚至連文人也不是-----有時甚至找不到這類人的姓名」〔4]。 18世紀法國傳教士認為,中國科技不發達,原因之一在於中國知識分子因為科技不能使他們陞官發財而不願從事科技。(墨子就是例證)加之,封建社會從明朝以後推行科舉八股制度,盡攬天下文才,這些文人多數只會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對科學技術知之甚少。而那些技藝精湛者,善於「天元術」者,未進縉紳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發揮。自始至終,封建統治階級精於治世,而疏於制「天」,這是中國傳統的缺陷。

從歐洲古希臘文明和中國古代科學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臘科學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學的特徵，它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不在於給後人留下了偉大的物質文明,而在於給人們提供了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研究方法,這才是人類最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技術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理論思維」〔5〕。古希臘科學偏重理論思維,講究思維方式的特點，決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而中國古代科學在這方面卻先天不足,這不能不是制約它發展,與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這樣說來，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時期,根深蒂固的中國古代科技由於自身的缺陷，已經限制了它繼續發展的勢頭。這才是近代中國科學落後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 對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性再認識

一提到中世紀,人們總認為一團漆黑,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從時間上劃界,才能說清楚.科學史一般把中世紀時期分為兩段,公元11世紀以前的五百年為前期；11世紀至15世紀為後期。中世紀的前期，科學遭到教會血腥鎮壓,幾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紀後期,特別是當歐洲人從阿拉伯人那裡找到了他們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後,科學技術有了復甦，是中世紀的蘇醒期。

（1）古希臘文明失而復得

盡管中世紀教會的思想禁錮無以復加，但古希臘科學思想還是被人們偷偷地保存下來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創立並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發展的修道院制度，為歐洲在黑暗時期保存了少許文化知識，早期的修道院後來也變成了大學。羅馬貴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譯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綱要和注釋，是早期歐洲人所了解的僅有的希臘科學，科學以微弱而頑強的力量存活下來[6]。自十字軍東征從阿拉伯人那裡發現了古希臘文化以後,歐洲人在他們祖先的文明面前慚愧萬分,他們積極向阿拉伯人請教，學習東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辦譯館,開書院,走出去,請進來,到了13世紀就已經全部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如動力機械技術,熔煉鑄鐵技術,造船技術,火葯火炮技術等。這些技術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加速了歐洲人思想解放的進程，他們極力想沖破教會的束縛，重溫昔日的輝煌。所以中世紀並不是科學的大毀滅，它醞釀著一場科學革命即將到來。

十三世紀對應的時代大約是中國的元朝,此時正值朝代更替之際,社會動盪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國科技落後於西方的准確時間,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際，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紀就已開始了，因為此時中國人的思想和歐洲人相比已經遠遠落後了。盡管元朝還出現了富足繁榮的景象，但這是大宋時期全面發展的余輝,是發展的「慣性」結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車,一下子要讓它停下來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紀的歐洲卻像蓄勢待發的跑車，已經進入了比賽的場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風采了。

（2）世俗大學的建立為歐洲科技起飛和科學革命准備了力量．

十一世紀後期，義大利成立了歐洲歷史上第一所正規大學，此後，歐洲各地相繼出現了許多大學，如牛津大學（1168）和劍橋大學(1209)及巴黎大學(1200)等.至十四世紀末歐洲已有65所大學[7]。這些大學成為當時學習和交流科學技術的專門學術機構,為歐洲科技起飛,也為近代科技在歐洲的誕生准備了條件。從大學開設的課程來看,既包括人文學科,也包括自然學科,語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天文、音樂、法律、醫學等一應俱全,在校學生多達千人,學制5-6年,這些大學同時也為歐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軍。文藝復興運動的主將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如羅吉爾·培根、達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萬提斯、布魯諾等。而與此同時的中國高等教育還襲用以前的「程朱理學」，「四書」「五經」千古不變，「農醫天算」悉聽君便，自然科學始終屈從於人的實用意圖,不但起步較晚,而且時興時廢,完全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手中。那時連辦新式大學的想法都沒有,這不能不是一個差距。

（3）歐洲中世紀已有了近代科學實驗思想的先驅

在中世紀後期，繼古希臘阿基米德之後出現又一位科學思想的先驅者――――羅吉爾·培根。羅·培根的最偉大之處在於，在經院哲學盛行的時候，他大膽地卓有見識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學，特別是用實驗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說「聰明人通過實驗來認識理智和物質的原因，沒有實驗什麼東西也不能令人滿意地得到理解」。〔8〕羅·培根在重視實驗的同時也很重視數學，他認為經驗的材料必須用數學加以整理和論證，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離開數學。我們知道，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以及二者的結合，是近代自然科學賴以建立的支柱，這樣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裡已見開端，羅·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則的高度，如果說古希臘科學離近代科學已是一步之差，那麼中世紀後期就已到了科學的邊緣。由此可見，古希臘科學的理論優勢加上中世紀科學思想的先入為主，造就了近代科學誕生的溫床，科學選擇了歐洲正像歐洲選擇了科學作為文明復興的法寶一樣，都是理所當然的。

六 結束語

近代中國科學落後的原因既是一個謎，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不可能存在單一的終極原因。如果從科學自身去找原因，可能會最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如果把近代中國科學落後的原因分為外因和內因，那麼古代中西科學特點的差異就是內因；如果把近代中國科學落後的原因分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麼中西科學特徵的差異就是主因，科學自身的缺陷和封建統治階的不予重視是形成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根源，而科學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維方式的差異上，邏輯理論思維的欠缺是古代中國科學的制約因素。本文只從中西科學特點的差異探究這一難題，意在突出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對一個民族和地域的科學發展意義重大，希望有關部門能以之為鑒。

㈥ 科學方法論對於中國科學發展觀的影響

科學方法論與科學發展觀的關系
科學方法論與科學發展觀的關系 科學方法論是關於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方法論在不同層次上有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之分。關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論是哲學方法論；研究各門具體學科，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於許多有關領域的方法理論是一般科學方法論；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是具體科學方法論。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補充的對立統一關系；而哲學方法論在一定意義上說帶有決定性作用，它是各門科學方法論的概括和總結，是最一般的方法論，對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有著指導意義。科學發展觀是對方法論辯證的總結理論，兩者是統一的，發展的觀點。

一、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一科學的哲學方法論，它不僅是認識客觀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現實的武器。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樹立和答液啟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僅應從認識論意義上完整准確地把握科學發展觀的豐富內涵和基本要求，而且應從方法論意義上正確地領會和掌握科學發展觀所蘊涵的科學方法。

二、科學發展觀的內涵

發展觀是人們關於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麼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重大影響。科學發展觀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面臨的「為什麼發展」、「為誰發展」、「靠誰發展」和「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刻揭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和發展手段等，集中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發展觀深刻回答了「中國為什麼要發展」的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統籌兼顧、堅持均衡協調和可持續。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到，科學發展觀不是否定發展，而是鼓勵發展；不是不要發展，而是強調又快又好地發展。可以說，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對「發展是硬道理」和「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清如

三、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主體。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主體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思想。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將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回答了「為誰發展」這一核心問題。它明確要求把人民群眾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主體，牢固確立人民群眾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始終堅持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愛護人，解放人，發展人；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營造全體人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和歸宿。科學發展觀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戰略和發展目標，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

四、科學發展的根本方法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簡而言之，所謂全埋高面發展，就是注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所謂協調發展，就是各方面發展要相互銜接、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注重經濟建設的持續發展，又要注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滿足當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為子孫後代著想。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和系統論方法在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上的具體運用與發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關鍵在落實「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城鄉發展：正確處理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中的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建立有利於克服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統籌區域發展：正確處理發展中的不平衡與平衡的關系，建立區域之間資源合理配置機制和互動機制，發揮發達地區的帶動作用，加快後進地區的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整體進步的關系，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實現改革、發展、穩定的有機統一；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把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趨利避害，既發揮對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又防止由於對世界經濟的過度依賴而影響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㈦ 科學史的意義

科學史的意義就在於為科學本身服務。

科學史是科學和科學知識，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發展的研舉漏世究。通過20世紀後期（藝術與人文的歷史稱為獎學金的歷史。）

一階的科學史和二階的科學史是密切關聯的。我們稱之為「歷史」的東西，總是那些被人「講」出來的東西。每一種「歷正肢史敘述」的背後，都隱含著敘述者的一套歷史「觀念」。

這套「觀念」支配著歷史敘述者和歷史學家去選擇講什麼、不講什麼，支配著他們如何講、如何編排形形色色的歷史「事實」。

就科學史而言，這套觀念首先和主要的是「科學」的觀念，其次還有「歷史觀」，不同的「科學觀」和「歷史觀」決定了科學史敘述的不同范圍、不同內容和不同方式，就將寫出不同類型的科學史來。

(7)當代中國科學史的方法論研究擴展閱讀：

科學史就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凡有文明的地方，就可以寫出它的科學史來。就此而言，我們可以有「美洲的瑪雅科學史」、「非洲科學史」、「少數民族科學史」，當然也可以有「中國科學史」。但是，這樣定義的科學史也有兩種可能。

假定科學作為「人類」的自然知識有一種主導搜團的、本質的形態，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或先或後的靠近這種主導形態——生活在現代的人們很容易認同這個主導形態就是西方的科學，特別是西方近代的科學——科學史就是記載自然知識的這一主導形態的發展歷程。

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因而科學史可以而且應該寫成科學與其它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史。科學思想史通常也稱內史，科學社會史則稱外史。如果說內史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相對比較確定的話，那麼外史則多種多樣。

㈧ 科學方法論論文(急用

【內容提要】本文著重分析了科學方法論的五種困境：對歸納邏輯的反對、反對方法、當代科學方法論 家的自悖、元方法論的困境以及對評價規則的質疑，指出認清這些困境的目的在於尋求科學 哲 學更深層的理論變革和發展機遇。
【關鍵詞】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反歸納/逆歸納/自悖/元方法論標准/無合理性原則

【正文】
綜觀整個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方面，許多不斷涌現的新觀念和新理論 ，尤其是以波普爾的否證論、庫恩的範式理論為代表的一些科學方法論既為科學哲學本身帶 來 勃勃生機，同時又表現出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成功地應用於數學、經濟學、管理學、社 會學、法理學、接受美學、語言學、歷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領域，使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與境或視野；而另一方面，從整體上看，自20世紀80年代末，科學哲學卻開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響一般，往日的輝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學哲學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蕭條的情 況？這已成為當今科學哲學家十分關注的論題之一。
在筆者看來，這種境況的原因，在於科學哲學在20世紀後期的發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時難以擺脫。然而，正是對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學哲學理論變革和發展的新 契機，就象19世紀末的物理學危機引發了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一樣。因此，目前關鍵的問 題 是，困境在哪裡？我們應如何認識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對當代科學方法論的五種重要困境加 以討論，（註：鑒於學界對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內容比較熟悉，在此僅對這三種困境只作簡要的 補充性說明。）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科學家的信念不是武斷的信念，而是嘗試性的信念，它不依據權威，不依據直觀，而建 立在證據的基礎上。」[1]伯特蘭·羅素的這一精闢論斷道出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 在。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構想，標準的科學方法論，一是含有正統的意思，最符合人們思想 中科學方法的「本來面目」或經典模型；二是這種構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論吸引過來，並成 為這些方法論所仿效的對象。該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唯科學方法之用方顯科學本色，科學 方法是科學活動的標志，是科學合理性的保證。憑借科學方法，科學家的認識活動就可取得 成功。這里的科學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規范性的實證法，尤其是歸納推理，在科學發展與科 學 證明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產生於20世紀初）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羅素在內的邏輯原子主義者、邏輯實證主義者、邏輯經驗主義者、一些科學家及社會科學家等），並統治了人們的思想近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戰。許多的 方法論之爭都是針對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而發的。
困境1：對歸納邏輯的反對與辯護
繼20世紀初「劍橋發明」（註：「劍橋發明」一詞是拉卡托斯用來指在經典的歸納主義之後發展起來的「或然性歸納邏輯」。它始於W.E.Johnson，後來C.D.Broad與J.M.Keynes出席Johnson舉辦的講座，並發展了他的思想。）之後，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進一步闡發歸納原理對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賴欣巴赫說：「這個原理決定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從科學中排除這個原理就等於剝奪了科學決定其理論的真偽的能力。顯然，沒有這個原理，科學就不再有權利將它的 理論和詩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創作區別開來了。」[2]自20世紀初至50年代，他們建立的概 率主義歸納邏輯成為了眾多科學哲學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波普爾首先立足於他的否證哲學進行有力的批評，力圖重新 解決「休謨問題」（歸納問題）與「康德問題」（劃界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爾的名聲就在於它對歸納法的批判」，但波普爾竟對什麼是歸納都從未明晰 地說明過，並且前期與後期哲學在歸納問題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認為，歸納邏輯的原始目 的是「從懷疑論中拯救科學知識」，存在著某種歸納原則或擬歸納原理可以把「實在論的形 而上學與方法論的評價、逼真性與確認性聯系起來」。[3]
自稱是反歸納隊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認為拉卡托斯的歸納進步觀站 不住腳，因為確認評價只報道過去業績，而逼真評價僅包含將來業績，我們無法從確認評價 推進到逼真評價。他拒絕所有的非演繹推理，認為一切非演繹推理都具有非轉化性。科學知 識可分為多個層次——層次0（感覺報告）、層次1（簡單陳述）、層次2（經驗概括）、層次3（精確的經驗規律）、層次4（科學理論），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從低級層次到較高層次的「歸納 上升」。但從層次0到層次1將包含一個「跳躍」。艾耶爾曾提出，這種「跳躍」可由某種非 歸納性的並能為人們接受的推理來實現。沃特金斯把艾耶爾的這種推理稱為「某種擬歸納推 理」[4]，並認為波普爾令人遺憾地走向「徹底的」或極端的懷疑論[5]。對於歸納問題，沃 特金斯試圖提供一種實用主義的解決方案，並宣稱這種方案要比他在《科學與懷疑論》中提 出的論點更為簡單和更好。[6]
為擺脫歸納邏輯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紀80 年代對卡爾納普傳統進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舉邏輯作為科學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來重新闡釋其它形式的歸納邏輯（如科恩的消去式歸納邏輯）。她堅持一種比卡爾納普允許 更多隨條件變化的並處於有限形式中的歸納邏輯，「歸納的核心在於它是一種對綜合性理論 系統的研究沒有保證獲得實用主義知識的最佳途徑。」[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義歸納邏輯。他認為，許多科學哲學家只注意培根歸納的方法論意義，卻忽視了它 的邏輯方面——證據的性質及命題之間歸納支持的邏輯關系，他力圖用一種成熟的現代邏輯 形式重建培根的歸納。這種新培根式歸納邏輯包含了兩個主要因素：(A)相關變數的方法， 該方法表明歸納支持因不同的證據而有不同的等級；(B)一般模態邏輯，「它可以達到對非 外延性的多個等級的形式化」，[8]因為二值等級形式捕獲不到非外延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這種模態邏輯可把歸納支持的等級表示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階梯。
赫斯、科恩等人還試圖為歸納邏輯提供廣泛的成功應用，如科恩出色地將自己的新歸納論 應用到如醫學、心理學等一些領域中去，並得出結論：非標准形式的歸納推理也具有與其它 歸納相同的結構([8],P.26)。
對上述爭論，牛頓-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拋棄歸納的波普爾與勉強使用 歸納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們各自的方法論與科學目的之間的紐帶」[9]，在波普爾的 體系中存在著一種否證法與逼真性之間的二難困境。牛頓-史密斯著重闡述了包含「在最終 檢驗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歸納」(meta-inction)觀。([9],pp.224～225)
困境2：反對方法和方法論危機
科學歷史主義的興起促成了這樣一種新觀念：科學哲學家必須正確對待科學的歷史。這種 觀念挑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兩個最有影響的方法論鋼領（即歸納主義和波普爾綱領）。庫恩 本人雖然提出幾種評價標准（精確性、簡單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這些標准「比喻為像『深 思熟慮而後行』之類簡單而無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的選擇取決於主觀因 素與客觀因素的混合，取決於共同標准和個人標準的混合。
費耶阿本德質疑以往的科學方法研究在實際科學中的可行性，認為探求一種指導科學家從 事理論選擇的規則系統的努力雖然具有悠久的傳統，但卻是失敗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庫恩更 為激進的圖景：(1)「逆歸納」，他認為邏輯經驗論的「證明」式歸納與波普的「證偽」式 歸納是歸納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提出了「逆歸納」(counter-in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與歸納相對立的方向上行進，在此歸納僅是一個參照物而已。「我們可以通過逆 歸 納法來推進科學」，這就要求我們做兩件事：一是提出與公認的並得到高度確證的理論不一 致的新理論（註：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新假說必須與公認的理論相一致。費耶阿本德反對這種一致性條件，譬如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與伽利略自由落體定律並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對前者來說是一個變數，而對後者則是常數。一個科學家要想使自己的觀點包含更多的經驗內容，就必須引進其它的理論觀點，採取理論多元論的立場。），反駁一個理論的證據往往不是藉助於事實，而在於提出新理論。理論的進步 並不是一個一致理論的系列，而是一個「日益增長的互不相容的各種可取理論的海洋」。他 認為，專家和外行業余愛好者、誠實者與說謊者一起參與爭論會促進科學的進步和文化的繁 榮。二是提出與充分確鑿的事實不一致的假說。一個理論所以與證據相沖突，不是因為它不 正確，而是因為證據被污染。要批判這種證據就應當發明一種新的觀念體系。「第一步跨出 這一循環，或者創造一種新的概念體系，如一個新理論，它與極小心確立的觀察結果相沖突 ，並挫敗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論原則，或從科學之外，從宗教、從神話、從不勝任者的思想， 或從瘋子的思想漫遊中引入這樣一個體系。這一步又是逆歸納的，可見，逆歸納既是一個事 實——離開它科學不能生存，又是科學游戲中一種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動。」[11](2) 說服人的技巧。庫恩曾以「常規科學」意指知識發展中平穩的和邏輯的間歇。費耶阿本德則 乾脆否定這種「常規科學」的存在，認為科學決定的作出、理論的接受是一種說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論支持者的威望、年齡、及參與爭論的技巧等（註：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伽利略的成功並不在於他的觀察和實驗(在《恆星的使者》中對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遠鏡觀察月球的演示是失敗的)，而在於他宣傳自己學說的技巧，他說：「伽利略這個善於耍滑頭的人比起我們通常對這位肅然起敬的、執著的『真理探索者』來說是一個遠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實際上是反對科學方法的唯一合法性，並不是取消方法。他堅持各種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論。
此外，奎因、普特南、羅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據各自的理由堅持，人們所能做的只 不過是描述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容許我們去發掘具有規范性特 征的方法論的餘地。在這一系列質疑之下，標準的科學方法淪陷於危機。
困境3：當代科學方法論家的自悖
科學方法論危機「令人沮喪，但要取消方法論還為時早了點」[12]，科學方法論者們試圖 拯救和重建科學方法論，但結果處於自悖的困境中，這里僅以其中三位為例來說明（參見[19 ]，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勸科學家作出新穎的預見：如果預見正確，就認為你的理論是進 步的；如果錯誤，就進行拯救理論硬核的活動；如果不能作出長時間跨度的任何成功預見， 那麼你的研究綱領是退化的，應當拋棄。如何知道哪一種方法論是進步的呢？拉卡托斯認為 ，一種方法論應說明「偉大科學家的價值判斷」，而要滿足這種說明就必須對方法論作出某 種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寫一種歷史性案例研究時，一個人應採用下列程序(1)給出 一種理性重建，(2)盡力將這種合理性重建與實際歷史相比較，並批判缺乏歷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實際歷史。」[13]人們不必關心特殊反常的價值判斷，拉卡托斯更「強 調科學研究綱領與方法論研究綱領之間深遠的類比，並且強調像『經驗陳述』可被推翻一樣 ，規范的『基礎論斷』也可被方法論推翻。」[14]即通過規范的方法論來重建科學史，以便 使科學史盡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這里，拉卡托斯強調的是方法論的規范性、重要性和優先 性。
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對波普爾的試錯法不屑一顧，但他對研究觀領中硬核的解釋卻是 「實際上硬核並不是一出現就是全副武裝的……它通過長期的預備性的試錯過程而緩慢地發 展。」([13]，p.26)這樣，我們如何通過襁褓中的硬核來確立研究綱領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無 錯的硬性？又如何通過硬核來形成對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規范力量？對於一個研究綱領 比另一個研究綱領更進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認為我們無法接受其中一個研究綱領，進步並不 意味 著 接受；相應地，我們無法憑借方法論來得知科學家接受或拋棄哪個理論，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論已失去了它的規范能力。
2.勞丹的自悖
勞丹(A) 在《進步及其問題》(1977)中，拉里·勞丹提出了與吉爾(A)不同的觀點。當在 闡明歷史與方法論的相互關系時，勞丹採取了一種直覺主義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頓力學、拒斥亞里士多德力學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後接受廣義相對論是 合理的；……我將要主張的是存在著一組廣泛的人們所堅持並相似於上述情形的規范判 斷，這組判斷構成了我將稱之為我們偏愛的關於科學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覺(PI)。我們關於這 類情形的直覺可用作評價不同的規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試金石。」在勞丹那裡，這種前分析知 覺的標準是固定不變的，它成為方法論的一種根基。
勞丹(B) 前分析直覺本身畢竟是變化的，受制於一些歷史條件。勞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開始拋棄他的前分析直覺標准，宣稱我們必須完全擺脫對直覺的任何依賴；而致力於建構一 種聯結規范性與描述性的規范自然主義(normative naturalism)。
3.吉爾的自悖
吉爾(A) 自20世紀60年代歷史學派興起以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實的 鬥士。吉爾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堅持科學的哲學與科學史之間的關系不是緊密的，而是一種 基 於利害關系的結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許多反對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密 切相連的觀點，譬如，他認為循環性問題對理論選擇標準的任何歷史途徑而言都帶有尖銳 的挑戰性。他說：「設想……歷史對理論的理性選擇提供經驗證據。在這一情形中，這一說 明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結論，或廣泛地說是一種理論。但要在歷史證據的基礎上選擇一種關 於理論選擇的理論，一個人就必須總是具有某些理論選擇的標准。」[15]這里，吉爾堅持從 歷史中獲取准則就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論證，結果只能導致一種惡性循環。
吉爾(B) 進入20世紀80年代，自然主義激流勇進，吉爾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為 歷史反對者的吉爾現在卻是歷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爾在《走向一種統一的科學理論》(198 4)一文中明確指出，方法論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就是理論模型與經驗證據之間的這種標准關 系」[16]。按吉爾的自然主義，科學對經驗世界建構理論，哲學則對科學世界進行理論化。 這兩種理論化遵從相同的方式，都具有歷史性的特徵。
對上述的自悖，科學哲學家大多採取了批評的態度。拉卡托斯在(A)中對歷史的理性重建無 疑受到許多科學歷史主義者的反對，如霍爾頓(Gerald Holton)認為拉卡托斯的這種觀點令 人難以接受。庫恩則稱這種觀點「一點也不是歷史，而是製作實例的哲學。」而拉卡托斯在 (B)中對方法論規范能力的取消無疑是較(A)更加遠離科學方法論。
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認為，勞丹、吉爾提出的自然主義經不起推敲，因為自然不 會欺騙，不會犯錯誤。而科學家卻不然，他完全可能這么做。再如，引力理論不允許一個真 實的逆實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確理論之下卻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為，正如在我們 正 確的道德信念（即謀殺是錯的）之下仍存在著謀殺者的謀殺活動一樣。吉爾從(A)到(B)的轉變 表明他從對科學方法論的堅持變為對歷史因素的側重。與吉爾相反，勞丹從(A)到(B)的轉變 則說明他進一步疏遠歷史而親近（方法論的）規范性。
困境4：元方法論層次上的困境與無合理性原則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方法論的重心開始向元方法論轉移。
什麼有資格構成科學方法的標准？這一問題是促成科學方法論重心轉移的核心問題之一。西 格爾認為，要為科學方法尋求一種確定的唯一程序是錯誤的，不存在確保科學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對證據的承諾。[17]多數當代科學方法論者對元方法論研究的必要性確信無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勞丹否定元方法論存在的價值。他認為，歷史主義學派的元方法論是，對一 種科學方法的評價要依據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過去科學家的選擇再現為合理的，而這種元方 法論沒有正確對待這樣的事實：科學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異，尤其在不同於我們的 科學時期時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學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隨時間發生變化，我們就沒有理 由 希望用我們的方法去衍涵關於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動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東西。無論 合理性是什麼，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動者與特定與境。勞丹認為，元方法論就是方法論的認識 論，它如果存在則不應視為絕對命令，而應看作假言命令，我們在競爭的方法論中進行選擇 的方式與我們在競爭的經驗理論中選擇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們不需要關於方法論的一 種 特殊認識論。([12]，pp.19-31)勞丹雖然宣稱否定元方法論，但事實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論（註：對此許多科學哲學家都給予了肯定。西格爾(1990)、沃勒爾(1988)、多普爾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對勞丹的元方法論作出了各自的評論。）。勞丹建立的網狀模型理論本身就是對一種元方法論理論的建構，並引起了元方法論 層次上的一系列爭論。沃勒爾尖銳地指出，勞丹的網狀模型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二難困境： 「或者存在著一個方法論原則的不變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變動的。有這樣的一介M[*] ，網狀模型則是舊的塔式模型的一種精緻論述或注釋性變換；若沒有這樣一個M[*]，該模型 陷入相對主義。無論那一種方式，勞丹的『第三』選擇都作為一種獨立的、具有競爭性的立 場而被排除。」[18]
羅伯特·布朗認為元方法論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內容：「(1)公正地對待歷史，(2)公正地對 待概念性東西。」[19]他認為，勞丹與拉卡托斯的科學哲學都試圖對(1)給出必要而充分的 條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驗的方法論者集中於(2)。他們都是片面的。基於科學的實 際 歷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種規范的元方法論標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論使 其理論性重建與規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學史片段，同時與相關的獨立的社會理論相諧調， 那麼該方法論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認為，上述標准作為評價相互競爭的方法論提供了一種元標准。這種標准具有許多值 得我們贊賞的優點：首先，這一元標准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即科學史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被 認為是理性的。該標准使科學史中的合理性擴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稱該標准(R) 克服了勞丹的前直覺觀點的所有弱點，如，非比較性、基礎主義、對直覺的依賴性、歷史在 檢驗中的無地位性。第三，這種元標准在形式上相似於寬容性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 。寬容性原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真理性，而(R)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合理性。第四，這 種 元標准被一種無合理性原則所支持。
無合理性原則(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種類似於寬容性原則的方法論原則，即從人 類活動的可能選擇性解釋中選擇一個更好的解釋。無合理性原則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 當面臨在一項活動的合理解釋與其它解釋（如心理學與社會學說明）之間進行選擇時，我們應 選擇合理性的解釋。好的解釋就是一種活動原因，是一種好的理由，譬如，對為何愛因斯坦 在1905年拋棄牛頓的理論，我們有兩種相互競爭的解釋：一是認為愛因斯坦這樣做是因為他 的狹義相對論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證據；二是認為愛因斯坦拋棄牛頓理論是因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輩，並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間、代代之間沖突的情景。對這兩種解釋，無合理 性原則告訴我們應選擇理性的那一種，即愛因斯坦依據第一種理由去活動。第二層，無合理 性原則並非堅持惟有心理——社會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說人們通常對一定活動找不到理性的 解釋，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必須訴諸於心理——社會（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來，元標准(R)與無合理性原則都試圖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這是兩者的共同之 處。因此，元標准(R)可以從無合理性那裡得到支持。但兩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標准(R)是 一 種在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之間進行選擇的標准，無合理性原則卻假設了一種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質疑「評價規則的恆定性論題」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繹邏輯的有效不變的通則一樣，20世紀初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國約定論者都極力尋求歸納邏輯的不變原理或統治科學理論評價的恆 定規則。這種規則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爭論的關於世界本體的形而上學假設，同時又必須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論性的。無論是歸納推理還是演繹推理，都可能有時是無效的，科 學評價有時也是錯誤的，甚至某種不正確的評價可能貫穿於整個歷史過程之中。但這些無效 的推理過程卻不能危及到推理規則本身的合理性，同樣這些不正確的評價過程也不能危及評 價規則的正確性。評價理論的方法論規則是先驗的，並不因經驗的不同、過程的不同、時間 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標準的科學方法論構架之下的理論評價規則的恆定性論題。
針對這一恆定性論題，亨普爾(C.Hempel)提出質疑。他認為，某些方法論規則在時間上是 相對的。譬如，正如已擯棄宇稱守恆定理一樣，我們也應拋棄麥克斯韋關於時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這些准則及其時間相對性取決於我們的世界觀。亨普爾得出結論：「必須拋 棄合理性理論選擇的一切標准都無時間的觀念。」[20]勞丹在《科學與假設》(1981)中通過 追溯假說方法的歷史演進，批評了科學方法永恆不變性觀念，他既堅持科學方法的共時性， 又堅持科學方法的歷時性（即可變性、歷史性）。
綜上所述，上述科學方法論的五種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層面或在不同的理論進程中與科學 合理性的「二難困境」[23]發生著某種關聯。譬如，困境1是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呈 現的必要前奏，困境5則是這種「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規則與歷史之間關繫上的一種反 映，沒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現就沒有科學合理性對歷史因素的內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這種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內在邏輯與歷史之間 關系（不諧調的、矛盾的）上的一種體現。以上概述的五種困境僅僅是對科學哲學困境的初步 探討，有待於更為深入的研究。
論點摘編
科學的「真」與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國社會科學》/2002.1
以西方現代理性精神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祉，尤其是發展到20世紀，這 已成為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全球性現象。這表明，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確立的現代理性主義 思想方式，向人類敞開了對人類生存極具意義的一個方面，即科學的「真」是人類能夠更好 地生活於世的基本保證，體現出可貴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學的「真」並不等於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雖然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卻不能為人類提供這種生活何以值得過下 去的理由。從這一意義上說，啟蒙運動的任務尚未完成。今天人類面臨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學技術已不可抗拒、無可避免地成為人類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啟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當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務就是不懈地揭示這片黑暗。

【參考文獻】
[1]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6頁。
[2]波珀：《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
[3]I.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J.Worra nd G. Curre(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56.
[4]J.Watkins,Science and Scep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1984.
[5]J.Watkins,"Hume,Carnap and Popper",in Lakatos(ed.)The Problem of Inctive Logic,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8,pp.277-278.
[6]J.Watkins,"A Neo-Popperian Advance on popper?",in W.H.Newton-Smith & Jiang Tianji(eds.)Popper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pp.138-157.
[7]M.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Harvest er Press,Sussex,1980,p.184.
[8]L.J.Cohen,"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in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 soph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Nol.21,1991,p.25.
[9]W.H.Newton-Smith,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London:Routledge,1981,p.268.
[10]Larry Laudan,Science and Values.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na Press,198 4,p.30.
[11]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London:New Left Books,1975,p.68.
[12]Larry Laudan,"Progress or Rationality?The Prospects for Normative Naturali sm",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4,1987,p.19.
[13]I.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138.

㈨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對象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解放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既是其世界觀,又是其方法論。在此基礎上,它具體化為從實踐出發的方法、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社會矛盾分析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社會認識與評價方法、世界歷史的研究方法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邏輯和歷史一致的方法、歸納與演繹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主客觀相統一的辯證方法、歷史合力的研究方法、「人本」和「物本」相統一的方法等。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個創造性的開放體系,人類在社會認識和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馬克思主義都應該積極地予以借鑒和吸收。

(9)當代中國科學史的方法論研究擴展閱讀

馬克思主義（Marxism）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簡稱，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覆蓋了馬克思本人關於未來社會形態——科學社會主義的全部觀點和全部學說。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包含兩個組成部分，即為現代唯物主義和現代科學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產物。它主要是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英、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而創立的嶄新的無產階級思想的科學體系。

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包含兩部分內容，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即政權理論部分)，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包含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內容，科學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結構設計；第二部分內容，科學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行原理設計。

㈩ 歷史研究方法名詞解釋

1.史學概論有那些名詞解釋

史學方法論：或稱歷史科學方法論、歷史研究方法論。

它並不指任何單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關於史學方法的理論，或者說，它是一種可以用於歷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論，抑或可以說，拿一定的世界觀來觀察、分析、解決歷史問題便是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也可稱之為「方法學」。

從另一個角度說，史學方法論也可以理解為論史學方法。 32.神話：人類最早的幻想性口頭散文作品。

神話產生的基礎是遠古時代生產力水平低下和人們為爭取生存、提高生產能力而產生的認識自然、支配自然的積極要求。神話中充滿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勞動者的願望和世界萬物的生長變化都蒙上一層奇異的色彩。

2.歷史名詞解釋

牧首

東正教的最高教職。又稱宗主教。東正教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統一的中心和首腦，在拜占庭亡之前，該教的宗教日常事務由君士坦丁堡牧區、亞歷山大牧區、安提阿牧區、耶路撒冷牧區的四大牧首共同管理。在各自主教會成立之後，君士坦丁堡牧首名義上具有首席地位。東正教的宗座稱為牧首。名義上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爾）大牧首處於首席地位，但實際上莫斯科大牧首、耶路撒冷大牧首、安提阿大牧首、亞力山大里亞大牧首並不受其節制，而且這些大牧首對非本國的正教會轄區的影響也很有限。

阿訇，

波斯語，意為老師或學者。 *** *** 對主持 *** 寺宗教事務人員的稱呼。一般分為「開學阿訇和散班阿訇」兩種，前者是指全面執掌 *** 寺教務工作的 *** ，亦稱為正任阿訇。後者是指只具備阿訇職稱，而未被聘請為正任阿訇的 *** 。阿訇是經數年 *** 教育與培訓，通熟《古蘭經》與聖訓，精通 *** 的種種法律與法規，並具備《古蘭經》與聖訓的真精神——做人的完美品德，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勸善戒惡，品德高尚的 *** 。

伊瑪目，

系 *** 語單詞的漢語音譯，英語音譯為Imam，是對領導者的尊稱。在當代，含義為領袖、表率、率領者、楷模、祈禱主持，

毛拉（Mawla）

*** 教職稱謂。舊譯「滿拉」、「莫洛」、「毛喇」、「曼拉」。毛拉有可能間接來源於波斯語Mullah (Persian： ملا)其來源於 *** 語Mawla， 用來稱呼 *** 教的教士。 *** 語音譯，原意為「保護者」、「主人」、「主子」。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載有「主啊！吾人之保護者」一語，其中「保護者」一詞的原文即為「毛拉」（Mawla）。隨著 *** 教的傳播和發展，今為由 *** 寺經堂大學或經學院「穿衣」畢業，具有較高宗教學識的宗教人員—的通稱。

3.求歷史名詞解釋

1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約公元前87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

2知曉過去和未渣虧來的變化，自成一個學派3《新史學》，是梁啟超所撰的一篇長文，它是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試圖建立新的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標志。4殷墟是中國商代後期都城遺址，位於中國河南安陽市西北殷都區小屯村，橫跨洹河兩岸。

5是一種源自中國古代天子依爵位高低將領土分封與宗室或功臣做為食邑的制度；在此一制度下，諸侯、領主或大地主能強行索取土地收入，並且能在其領地上行使 *** 職權。 6尚書》又稱《書》、《書經》，為一部多體裁文獻匯編，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

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7《春秋三傳》即《左氏春秋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8「古史層累說」是顧頡剛古史學說中最先提出，是主要核心與靈魂，也是最為重要的方法體系。就具體的古史研究而言，顧頡剛的獨創性主要表現在提出了「古史層累說」，這既是一種歷史觀，又是一種歷史研究方法，可以說這是在「層累地造成古史」觀支配下的方法論體系。

9喪家狗比喻無所依歸的狼狽相。典故出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

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凱漏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盯梁爛形狀，末也。

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10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即嬴政。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

11何謂「編戶齊民」 ①被西漢 *** 正式編入戶藉的自耕農、傭工、雇農等，稱為編戶齊民。 ②編戶齊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賦稅制度。

12中國古代繼宗法分封制度之後出現的以郡統縣的兩級地方行政制度。盛行於秦漢。

郡縣制是古代中央集權制在地方政權上的體現，它形成於戰國時期。13 項籍，字羽，通常被稱作項羽，中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家及著名政治人物。

中國軍事思想「勇戰派」代表人物，秦末起義軍領袖。下相（今江蘇宿遷市）人，故都彭城（今江蘇徐州）。

14即對民眾使用儒學進行統治，同時使用法學（即酷刑）來對付威脅統治的人。在漢朝，一般認為是儒、法、道（黃老之說）並施的。

漢宣帝曾教育他的兒子時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15五斗米道又稱正一道、天師道、正一盟威之道，是道教最早的一個派別。據史書記載，在東漢順帝時期，由張道陵在蜀郡鶴鳴山（今四川成都市大邑縣北）創立。

16永嘉之亂後，由於對司馬政權的大力支持和艱苦經營，琅玡王氏被司馬睿稱為「第一望族」，並欲與之平分天下，王氏勢力最大時候，朝中官員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與王家相關的人，真正的是「王與馬，共天下」。17元和十四年是開塔的時期，唐憲宗要迎佛骨入宮內供養三日。

韓愈聽到這一消息，寫下《諫迎佛骨》，上奏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歷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

18古時學生的入學大禮。在古代，凡是新入學的生員，都需進行稱為「入冸」的入學儀式。

《禮記·王制》記載：「學童首先換上學服，拜筆、入泮池、跨壁橋，然後上大成殿，拜孔子，行入學禮。」19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人稱王陽明。

漢族，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餘姚市）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書法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等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封侯爵。

20中國古代對交易中介人的主要稱謂，有過駔儈，牙人，經紀等多種，其中牙人是始見於唐代而為後代所長期沿用的一種主要稱呼。21珠璣古巷位於距離南雄市區東北方向10公里遠的珠璣鎮，珠璣巷又名沙水鎮，在沙水河西側。

珠璣巷是一個具有一千一百多年歷史的古巷。它得名於唐敬宗年間。

22大禮議是指發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間的一場規模巨大、曠日持久的爭論，為明朝嘉靖年間因明世宗生父稱號問題引起的政治紛爭，發生於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時。當時，世宗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武宗舊臣們之間關於以誰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發生了爭議和斗爭，歷時三年（1521年至1524年）。

23中國古代官府對城區規劃和市場管理的制度。亦稱市坊制。

24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個教派的融和。25《朱子家禮》是朱熹所著的主講綱常倫理，禮節禮儀的書。

全書共分五卷，分別為通禮、冠禮、昏（婚）禮、喪禮和祭禮。26「援禮入法」是將傳統等級制度和禮制規范的原則貫徹到國家法律之中，依據人們的身份地位與社會關系來斷案量刑。

27中國封建社會是由父系家族組成的社會，以父宗為重。其親屬范圍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後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孫的九個世代，通常稱為本宗九族。

在此。

4.名詞解釋1,史學概論；2、歷史本體論；3、歷史認識論；4、歷史方法

1. 是一本書，本書基本是一本「史學入門手冊」，介紹本學科基本的概念和范疇，結合大量普通歷史學家的論著，介紹查找資料的門徑，選題的操作，史料的閱讀和理解；講述考訂史實，分析歷史現象，寫作合格論著的方法。在此基礎上，介紹史學傳統，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試圖溝通中西，搭建中西史家開展對話的共同平台。 本書是大學歷史學科本科生基礎課教材，分章節講述了歷史學的性質，學科特點，從事歷史學研究需要訓練，簡要介紹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

2.歷史本體論：也即是對客觀歷史本質的反思。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則是對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在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和研究方法上的理論思考。也有學者把史學本體論稱為歷史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稱為歷史學理論或史學理論

3. 歷史認識論是關於歷史認識的理論，它與歷史本體論、歷史方法論或史學方法論共同構成了歷史哲學。具體說來，它是關於歷史認識主體認識其客體的過程、特徵、方法等等的理論，它主要涉及歷史認識主體（人、特別是史學家）和歷史認識客體（即客觀歷史）各自的特點，二者之間的關系，涉及歷史認識過程的特點、歷史認識正誤的原因及其檢驗方法，還涉及歷史認識如何對實踐乃至對現實發展進程的影響。

4.覃正愛撰著的《歷史方法論》（中南大學出版社出版）針對目前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注重理論而忽視方法的傾向，結合學術界關於唯物主義方法的討論，並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維方法進行研究，構建了與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相一致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體系，從而使作為世界觀的歷史唯物主義與作為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達到了內在的統一。

該書構建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體系包括四種方法即研究評價方法、科學預測方法、社會改造方法和理論建構方法。各種方法既具有歷史理論根據，又具有內在的嚴密的邏輯聯系。其中研究評價方法是基礎，科學預測方法是核心，社會改造方法是關鍵，理論建構方法是體系建設的需要。該書作為一本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專著，具有相當的創意和深度，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一個新視角，有利於深化歷史唯物主義研究。

5.名詞解釋「方法研究」

方法是人們進行工作和生活所運用的整體手段的組成部分，不論在工廠、工作單位和學校，人們都要使用方法來完成自己所要做的任何事情。好的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減少物質、能源、時間以及資金的消耗和浪費，從而降低成本：可以減人的精力的消耗，減少遭受損傷和工傷的概率；可以幫助人們利用有限的資源求得最高的產出，以提高生產率。

方法研究的定義是：對現有的或擬議的工作（加工、製造、裝配、操作）方法進行系統的記錄和嚴格的考查，作為開發和應用更容易、更有效的工作方法以及降低成本的一種手段。

方法研究的目的 1、改進工藝和程式 2、改進工廠、車間和工作場所的平面布置 3、改進整個工廠和設備的設計 4、經濟的利用人力，減少不必的疲勞 5、改進物料、機器和人力的利用，提高生產率 6、改善實際工作環境，實現文明生產 7、降低勞動強度 方法研究的特點 1、求新意識——永不自滿，永無止境的求新意識是方法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不以現行的工作方法為滿足，力圖改進、不斷創新。 2、方法研究的指導思想──挖掘企業內部潛力力求在不投資（不增加人、機、物）或少投資的情況下，獲得大的經濟利益。著遠的企業內部的挖潛。 3、方法研究的著眼點──系統整體優化 方法研究首先著眼於整個工作系統、生活系統的整體優化（程式分析），然後再深入的解決關鍵的局部問題（操作分析），再進而解決微觀問題（動作分析），從而達到系統整體優化目的。

6.歷史名詞解釋大全

中國古代史名詞解釋.txt43風帆，不掛在桅桿上，是一塊無用的布；桅桿，不掛上風帆，是一根平常的柱；理想，不付諸行動是虛無縹緲的霧；行動，而沒有理想，是徒走沒有盡頭的路。

44成功的門往往虛掩著，只要你勇敢去推，它就會豁然洞開。中國古代史名詞解釋（全）1.舊石器時代：人類歷史的最早階段，時間大體與地質上的更新世相當。

中國的舊石器時代開始於大約250萬年以前，在大約一萬多年前結束。其主要特徵是人類的生產工具主要為打制石器，更為先進的細石器和磨製石器尚未出現。

這一時代是人類自身發展的時代，從猿人進化為直立人，經過早期智人，再進化為晚期智人，最後成為現代人。這一時期人類的生活來源主。

7.史學名詞解釋

因取義的廣狹不同，史學的定義從內涵上可歸納為兩種。廣義的「史學」是對「史」進行同時合訓而產生的「史有二義」的統一體，包括：（1）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和（2）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不包括前者，而專指後者。

狹義上的史學是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的屬於觀念形態的東西的統一體。就其性質而言，因歷史學家們考察的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而有「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知識體系」說、「科學」說、「藝術」說和「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整合」說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人們一般從廣義上來界定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一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一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一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敘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在西方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定義或解說中，History具體所指為何，一般應視具體的文本語境而定。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大體說來，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史學概念可能始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公元319年（東晉太興二年）。在當時和其後一個半世紀間，人們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是，史學擺脫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敘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要而言之，在中國古代，人們對史學概念的解說所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是：史學是一門關於如何認識、敘述或編纂過去的事件的專門性、技藝性的學問。這種認識與西方近代歷史學家「歷史學是藝術」的界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作為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的「歷史」與作為一種專門性學問的人們對它進行認識、描述的活動及其結果的「史學」，最後實現了初步的分離，這是古代歷史學家經過數千年探索的結果，亦是他們在史學認識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脫胎而來，所以，盡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麼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范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一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訓、並行分訓和同時合訓而「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著。因此，近人對史學的定義，並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徹底分割克麗歐女神的雙面性。當他們在定義「史者何」或「歷史何謂」的時候，實際上不是在確定「歷史」的定義，而是在確定「史學」的定義；有時則同時合訓而兼具兩義。如果從歷史本體論角度來分析，人們難免會把他們的定義當做是從觀念形態上來界說「歷史」概念，從而得出他們的歷史觀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結論。如果我們從他們解說的實際內容和文本的整體語境來分析，則不難看出，他們正是從狹義上確定了史學的內涵。例如，近代國學大師、「新史學」革命首倡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這里的「史」，很明顯是指「史學」；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所闡述的內容，亦是如何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而不是論述歷史是什麼的問題。當然，多數史家則採用傳統的同時合訓的方法。例如，杜維運說：「一般來講，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往事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