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六種)
古代文論中是否存在文學批評學?對這一問題,茅盾曾作過否定性的回答,他說:「中國自來只有文學作品而沒有文學批評論;文學的定義,文學的技術,在中國都不曾有過系統的說明。收在子部雜家裡的一些論文的書,如《文心雕龍》之類,其實不是論文學,或文學技術的東西。」(1)茅盾的這種以「西」繩「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並未得到大多數古代文論研究者的認同。這可以從20世紀早期古代文論研究者對《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 總述的分析中略窺一斑。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 總述雲:
文章莫盛於西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昔,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2)
嚴格地講,《四庫》「詩文評類」總述所作的是古典文學學術史的大致梳理,但如果以現代文學批評學的觀念來衡定傳統文學批評學的建設,「總述」中卻有著關於「文類批評」描述的批評學萌芽。也正基於此,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概說》「評論學」一章中將《四庫》「詩文評」五種著作「敷衍修正」為六種。即:一、品評作品者(梁鍾嶸之《詩品》)。二、記載關於作品之故實者(唐孟棨之《本事詩》)。三、論文學之體者(摯虞之《文章流別論》)。四、講說文學之理論者(唐釋皎然之《詩式》)。五、系統的論述者(梁劉勰之《文心雕龍》)。六、隨筆的雜錄者(宋歐陽修之《六一詩話》)。(3)
朱東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也對《四庫》所論作過闡發,他說: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嶸之書,一也。發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津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力為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覯焉。(4)
姑不論朱東潤與青木氏所作的分類是否完全正確,他們梳理出傳統詩文評的體裁體征,對於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中的批評文體論研究還是有貢獻的,而這種古代文學批評文體論的梳理與分析顯然也包含著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作為獨特存在樣式的肯認。
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作為一種不同於西方文學批評學的「另類」存在,可以說被大多數20世紀古代文論研究者所肯認。雖然這種肯認是以不同的話語形式來實現的,但肯認中卻所包含著一種集體潛意識,即:中國文學批評有其民族獨特性。這一點在20世紀早期的古代文論研究中可窺一斑。
陳鍾凡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對「文學批評」作了內涵上的界定:「詩文之有評論,自劉勰、鍾嶸以來,為書多矣,顧或研究文體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為例各殊,莫識準的。則以對於『批評』一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考遠西學者言『批評』之涵義有五:指正,一也;贊美,二也;判斷,三也;比較分類,四也;鑒賞,五也。若批評文學,則考驗文學作品之性質及其形式之學術也。」(5)從傾向上看,陳氏的文學批評觀念主要是以「西」繩「中」,卻也道出中西批評觀念之差異,潛意識還是認為中國文學有批評,且「為例各殊」,只是「莫識準的」,尚無清晰的觀念體系和統一的標准。
郭紹虞雖未曾對「文學批評」作過「義界」,不過,他認為「文學批評的轉變,恆隨文學上的演變為轉移,而有時文學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學批評之影響而改變」,且「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聯帶的關系」,(6)這卻是關於文學批評本體論的探本之論。郭氏還將上述觀念貫徹到他的批評史著作的寫作之中,以文學觀念的演變為準的書寫了中國文學批評從演進、復古到完成的歷史過程。
羅根澤對「文學批評」一詞作過較為嚴密的考辨。他認為「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 的譯語。Criticism的原意為裁判,後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於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他認為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必需採取廣義,否則就不是真的『中國文學批評』。」(7)在羅根澤看來,中國文學批評本來就是廣義的,側重文學理論,不側重文學裁判,其原因是,從批評著作看,劉勰的《文心雕龍》「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論文敘筆」,講明「文之樞紐」,其它的文學批評書,也大半「側重指導未來文學,不側重裁判過去文學」;從批評主體看,「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的裁判」(8);從批評的關注重心看,「中國人喜歡論列的不重在批評問題,而重在文學問題。」(9)總的來看,羅根澤也是傾向於以「西」繩「中」,但這種傾向卻透露出這樣的個中信息,即:中國文學批評不象西方文學批評那樣側重具體作品的分析、評析和判斷,而是一種在批評實踐中融合了文學理論探討的獨特體系,它與西方文學批評學在文學鑒賞、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之間有著嚴格區分的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羅根澤的分析事實上肯定了「中國文學批評」作為「另類」存在的獨特性,同時也對中國文學批評的主體,功能以及對象側重點作出了初步說明。
明確承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作為系統性存在的是方孝岳。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導言中認為中國的文學批評學「可以說向來已成了一個系統」,除《四庫全書總目》所提「詩文評」專類外,「凡是輯錄詩文的總集,都應該歸在批評學之內」,因為「選錄詩文的人,都各人顯出一種鑒別去取的眼光,這正是具體的批評之表現」,「再者總集之為批評學,還在詩文評專書發生之先」,「我們如果再從勢力影響上來講,總集的勢力,又遠在詩文評專書之上。」(10)方氏所論,要點有二:一是承認古代文學批評學系統的存在,二是在批評文體論中為「總集」張目。後來為數不少的學者將批評研究的目光轉向「詩文評」外的「總集」、「文選」等,或許又同方氏的張目有關。例如,王瑤在《中國文學批評與總集》一文中就認為「詩文評」專書「從它對當時讀者和作者所發生的影響說,這些書並沒有發生過如現代人所整理出的那麼多的理論的指導作用,一般人只是當作說部閑書來看待的。……就影響上來考察,對讀者和作者發生『文學批評』的效果的,倒是『總集』;那作用和影響是遠超過詩話之類的書籍的。」(11)又如,穆克宏在其《昭明文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江慶柏在其專文《論古代文學選本的意義》中都對選本中所體現的文學批評思想進行了發掘。(12)
朱自清則直接肯定了中國文學批評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歷史。他在《詩文評的發展》一文中認為,《詩品》、《文心雕龍》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固然是較為系統的文學批評,而「制藝選家的眉批總評」、選本與總集的箋注和序跋、別集中的書札和序跋、詩話、文話、摘句、史傳文苑傳或文學傳中的墓誌等等都與文學批評相關,「所謂文學裁判,在中國雖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卻也有著古久的淵源和廣遠的分布。這似乎是不容忽視的。」(13)在梳理這種批評文體的基礎上,朱自清還對「文學批評」與「詩文評」之間的關系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展;現在通稱為『文學批評』,因為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但論到發展,還不能抹殺那個老名字。」(14)
實際上,真正要確定中國文學批評的「另類」存在特徵,早期側重於「批評」義界與批評文體區別的這類研究尚未觸及到問題的核心,還必得去發掘其獨特性何在,才能使問題得以明晰,因此,探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式的民族特色便成了邏輯的必然。縱觀20世紀關於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式之民族特色的探討,大致有如下幾種看法:
1、「人化文評」。錢鍾書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一文中認為「中國文評」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我們在西洋文評里,沒有見到同規模的人化現象;我們更可以說,我們自己用西洋文字寫批評的時候,常感覺到缺乏人化的成語」。在錢鍾書看來,「人化文評」的理論好處就在於「打通內容外表,具有整體特徵。」(15)這是較早從古代文論的「自我參照」進入到中西文論的「雙向參照」的關於古代文學批評特色的論述。
2、「文體論式的文學批評」。郭紹虞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文學批評作了現代意義上的廣、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學批評包括文藝理論,狹義則指對文學的評論。在他看來,「中國古典文學批評,既不同於狹義的文學批評,也不等於文藝理論,好似只限於正統文學的詩論或文論」,郭氏稱之為「文體論式的文學批評。」(16)
3、「比較式批評」。洪申我認為,傳統「點」、「悟」式批評並非「研幾探微般的分析,不精密也不周密,再加上比喻的不確定性」,致使「如何恰當地評價作品便有了先天的缺憾。」作為彌補,古人常將作家作品進行對照比較,並漸成習慣,由此,「比較式批評」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個特色。這種批評包括不同時代、地區文學的比較,也包括不同作家的比較批評,並與古典文學創作相互關聯。(17)
4、史、論、評相結合的批評。楊明照通過考察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曹丕的「文氣」說、《文賦》、《文心雕龍》、文學選本、詩話、詞話、小說評點等,認為「以作家為基礎、以史、論、評結合在一起的批評,形成了中國古代文論顯著的民族特色」,並且「這種從下而上的,由鑒賞經驗的概括總結而構成的詩學體系,與西方從上而下的,由先驗的演繹推論而構成的詩學體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18)
5、「點、悟」式美學批評。葉維廉認為,「中國傳統的批評是屬於『點、悟』式的批評,以不破壞詩的『機心』為理想,在結構上,用『言簡而意繁』及『點到而止』去激起讀者意識中詩的活動,使詩的意境重現,是一種近乎詩的結構」,「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說的批評來看,它們仍是只提供與詩『本身』的『藝術』,與其『內在機樞』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屬於美學的批評,直接與創作的經營及其達成的趣味有關,不是浪費筆墨在『東家一筆大膽假設、西家一筆小心求證』的累積詳舉,那是種雖由作品出發而結果離作品本身的藝術性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辯證批評;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敘、證、辯、結』那種辯證修辭的程序。」(19)吳承學在《傳統文學批評方式的歷史發展》一文中將古代文學風格批評分為「總體的感覺判斷」和「形象化的描述」兩類,這兩類批評的內涵同葉氏所說的「點」、「悟」式批評也極有相似之處。(20)
6、「印象式批評」(尤其體現在對詩話詞話批評方式的評價中)。葉嘉瑩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覺的而不是理論的,是詩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點式的而不是整體式的。」(21)黃維梁在《中國古典文論新探》中對楊鴻烈、郭紹虞、劉若愚等人評論中國詩話詞話的「印象式實際批評手法」進行了批評(22)。他指出:「中國印象式批評手法、用語寥寥,重直覺感悟,籠統概括」,這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大特色,但「亦不乏有體系、重解析的印象式之外的著述,《峴佣說詩》、《白雨齋詞話》等屬之。另一方面,精簡切當的印象式描述,乃不可或缺的批評手法之一,其價值實在不容抹殺 。」(23)
7、「創造性的批評」。孫蓉蓉認為古代文學批評不僅內容極其豐富,而且形式多樣,語言生動,手法靈活,言簡意賅,非常講究自身的藝術性。這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大特色。這種藝術性表現在:或以賦、駢文、絕句、詩詞曲等文學體裁來表現鑒賞與批評;或以形象描述的語言來批評對象;或以具體詩句點悟抽象理論。基於此,孫蓉蓉認為「我國古代藝術性的文學批評其實是一種『創造性』的批評,它同文學創作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別,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學創作,是一種批評的文學。」(24)
8、「東方藝術批評模式」。中國傳統藝術批評有無深度模式與潛體系?蒲震元在《中國藝術批評模式初探》一文中不僅給予了肯定性的回答,還對其民族特色作了如下描述:「這是一種以人與天調為基礎、在象、氣、道逐層升華而又融通合一的多層次批評中,體現中華民族深層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體性的東方藝術批評模式。或曰一種合天人、倡中和、明品級、顯優劣、通道藝、重體驗、示範式、標圓覽的東方藝術批評模式(尤以合天人、通道藝、標圓覽為主要標志)。」作者認為其特徵有六:一,其哲學根基是一種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諧理論;二,積淀著民族群體綜合經驗的主體內傾超越型思維傾向;三,「有著獨特的深層理論結構」;四,「多樣化的理論存在形態」;五,「鮮明的美學特色」(融思辨於情思的體驗性批評,善於運用「議論常情韻以行」的話語表達方式等);六,「偏於情感體驗,理論抽象的級別不夠。」(25)
總的來看,在對傳統文學批評方式的探討中,「另類」存在之肯認和民族特色之闡發構成了古代文學批評學研究中的話語主調,這一話語主調的活動特徵體現在兩種比較中:一、中西比較,以西方文學批評方式作顯在的比較對象;二、古今比較,以現代文學批評學體系與觀念為潛在的比較背景。其話語路徑則大致是由對批評文體論的剖析轉入到對批評方式論的總結。
❷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該怎樣研究
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古為今用的方針,通過系統地介紹先秦兩漢時期的主要作家作品、文學樣式,使學生能認識並牢固掌握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規律,熟識此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增加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並為此後其他階段文學史的學習打下一個較好的基礎。
古代文學專業考試門類:
1.政治
2.英語或俄語或日語
3.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世界文學,文藝理論中的任意一種)
4.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
❸ 諧音古詩的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法
涉及古詩詞、美學、教學法等方面知識,采純嫌用理論與實踐做殲手相結合的方式, 對學生、課堂和教師加以分析,對小學古詩詞教學進行初改鬧步研究。 2.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❹ 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獻學層面,文藝學層面,文化學層面,人本學層面,哲學層面。
詳參:尚永亮《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五個層面》
❺ 學習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方法是什麼
多閱讀些史書就OK了!既能學習古歷史,又有先說趣味!
❻ 傳統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傳統曾經遭到意識形態的閹割,以致於我們除了做些典籍的貴族式研究,很難看到傳統的蹤影。以前的國學熱仍舊是一種旁觀者式的復歸傳統,畢竟我們的習俗、文化傳承方式,以及各類文物被文革所破壞。如今,長期處於「傳統」迷惘的上一代、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對全球化的沖擊。看到很多人為中國加入全球化而歡欣鼓舞,心中頗多感慨。要知道,傳統的困境又將進入「全球化」旗幟下西方現代文明的「合法」侵襲。本來,任何文化尤其弱勢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擊,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很多國家都有文化委員會(Council),包括西方國家,還有相關的法律,這是政府層面的。反觀中國,政府除了由於某些領導人的偏好做些弘揚民族文化的表示,並沒有對傳統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慮和保護。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場選擇,若大的中國對於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萬人民幣的政府資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僅僅為了旅遊來假造歷史,對地方風俗、古跡的保護非常有限。傳統文化類學術機構的正常運作缺乏資金和規范,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學者像中國這樣忙於建立所謂的新學科,在處理傳統學科與現代課程的關系方面缺乏經驗。藏於民間的傳統文化,一天天衰弱,學者與民間的關系還是那麼遙遠。希望政府、學術機構(學者)和民間力量合作,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有並豐富我們的傳統文化。
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涵的認識。該學科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文獻學理論與方法而形成的學科。其內涵包括以下層次:傳統的「小學」層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書,即中國文化元典;歷史地理學和官職等;在此基礎上,才進入各個歷史階段、各種體裁的專門研究。二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培養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的體會。首先要熱愛本專業,認識所從事專業的重要性。該學科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一定要通過古籍整理的實踐培養研究生。
一、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涵的認識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因為它涉及的內容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而對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遙遠的不說,從孔老夫子序《書》、記《禮》、正《樂》、訂《詩》、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說也有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了。但是中國古代文獻學家大多偏重於實踐,不重視理論的探討,所以除了唐初劉知幾《史通》、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少數幾部帶有理論探討性質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獻學理論著作要算鄭鶴聲出版於1933年的《中國文獻學概要》(商務印書館)。但作為一門學科體系的確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內涵到底是什麼,各家的認識並不一致,這一點,我們從全國高校研究生招生目錄的古典文獻學專業方向設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為古典文獻學是有關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與整理的學科,因此與古代文化各個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關系,比如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內涵都與中國古典文獻學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一定有自己獨特的內涵。
我的理解,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文獻學理論與方法而形成的學科,它為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以及其它涉古學科提供有關典籍的基本理論知識和文獻處理方法。所以它更測重「橫」的規律的探討,而不是像古代文學那樣更重視「史」的規律的研究。
就其內涵的層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層次:第一是傳統的「小學」層面,即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這是古典文獻學的基礎。第二層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書,即中國文化元典,像《尚書》《周易》《詩經》《左傳》《老子》《論語》《莊子》《孟子》《荀子》《楚辭》等。第三是歷史地理學和官職等,呂思勉曾說,歷史地理學和官職之學是研究中國學問的兩把鑰匙。在此基礎上,才進入各個歷史階段、各種體裁的專門研究。第四層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基礎學科,包括:古典文學基本資料的整理,如文學作品總集、歷代作家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寫作家傳記、文學活動編年、作品系年、以及寫作本事、流派演變的記述與考證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如古代文學家辭典、文學書錄、詩詞曲語詞辭典、戲曲小說俗語辭典、文學典籍專書辭典、斷代文學語言辭典等。這些研究是各類專題研究賴以進行的基本條件,具有相對的長期穩定的特點。
中國古典文獻的內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專門之學,一個人當然不可能樣樣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碩儒也是學有專攻的。但是在個人專門從事的學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學術,考鏡源流」,能夠處於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為濃縮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各層次知識的《古典文獻學》這門課,應當是碩士研究生的理論必修課。學習這門課的目的,就是要關注、跟蹤相關學科的進展情況。這樣,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問題,可以知道到哪裡去尋找最重要、最權威的資料。
二、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培養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的體會
首先要熱愛本專業、了解學習本專業的意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專業和經濟效益關系十分密切。申請科研立項,申請經費資助,申報科研獎勵,幾乎每一項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創造經濟效益」的問題。對研究學習古典文獻學專業的人來說,遇到這類表格,往往十分尷尬,不知不覺當中,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的意義產生了懷疑,減少了學習的信心。所以,應當給同學講清楚,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傳統是它的根。傳統典籍,則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因而傳統文化的研究是一項尋求民族之根、築造民族靈魂的偉大工作,它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大廈的基礎。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其文明傳承沒有間斷,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試想,如果我們用的不是方塊表義漢字,而是拼音文字,那麼,我們面對粵語寫的小說、吳語寫的詩歌、閩南語寫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經過九曲重譯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是一個民族,那是無法理解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所謂實踐性強,主要指的在大量閱讀原典基礎上的整理實踐。理論再多,那怕講的頭頭是道,不親自拿著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燈,殘宵不倦,最終只能是紙上談兵。所以,碩士研究生期間,在老師的指導下,認真仔細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潛到典籍的最低處,了解它生成的最細微因素,就如同從事生物研究者對其研究對象進行細胞解剖一樣。
當然,中國古典文獻學並不排斥理論,實際上,沒有理論,我們面對的古籍只能是一盤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論的偉大魔力。當前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界,理論的建樹處於低谷。古典文獻學的學習和研究應當努力擺脫對一切現成理論的依傍,盡量從材料中發現問題。研究者應當沉潛於史料的寶藏之中,並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提煉出理論結晶。研究的靈感應當來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實證去證實現成的理論,而是從大量的古籍整理實踐中提煉出自己的理論。
❼ 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哲學意義上的方法概念,是指研究主體在把握對象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手段、工具、途徑的總和。而研究方法的理論便是方法論。文學理論也有自己的方法體系,也有自己的方法論。
文學理論的方法體系總的說來包括三個層面,即哲學方法的層面,科學方法的層面,專業方法的層面。
(1)哲學方法的層面。哲學方法是在總體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具體學科都具有指導的意義,因此哲學方法是文學理論方法體系的最高層次,也是這一體系的理論基礎,它包括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邏輯的與歷史的相統一的方法,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等等;
(2)科學方法的層面。這是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逐漸形成的方法,以其橫斷性和交叉性而為文學理論所吸收和借鑒,它處於中間層次而對文學理論准確地把握研究對象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突變論、耗散結構理論、模糊數學理論等方法;
(3)專業方法的層面。這是適用於文藝學自身專業特點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從自身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傳統方法,如賞析方法、考證方法、評點方法等,也有從其他學科中移植過來,後來逐步固定下來的方法,這些方法比較具體,也最接近文藝學的研究對象,如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
這里對於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不準備作專門解釋,只就幾種常用的專業方法作一些介紹:
(一)經驗方法
經驗方法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所採用的重要方法,其特點在於憑感受,憑體會,通過鑒賞、體驗、玩味而悟出某些道理,在其結論之中包含著大量感悟和猜測的成分,而這一切大都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因此我國許多古代文論家往往本身就是文學家和藝術家。這種經驗方法十分注重提煉和遵循法式和規則,以相對固定的理論範式來規范和指導文學創作,並從而建立某種師承和學統,像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王驥德的《曲律》,直至金聖嘆的《讀第五才子書法》、《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等,都表現出這一理論傾向。它在闡發文學理論時習慣採用具象性的說理方法,很少運用以邏輯性見長的推理和演繹方法,而是採用比喻、訓詁、比附、類推、暗示等手法,如劉勰以人體比喻文章的「風骨」:「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劉勰:《文心雕龍?風骨》。)又如《毛詩序》用訓詁手法來說明文學的社會功能:「風者,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再有,經驗方法在提煉和運用概念、范疇時往往體現出素樸的辯證法思想,它所使用的概念范疇許多是相互對應的,在事物內部不同矛盾方面的相互對立和聯系之中揭示文學的本質、規律,像文與道、文與質、形與神、風與骨、意與境、情與理等都是如此,而且其運用的概念范疇常常表現一種渾整性,傾向於對事物進行總體把握,例如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結構」就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作為形式因素的「結構」,而是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內容的一個渾整的概念。另外,我國古代文論常常採取感性化的敘述方式,其中有的方式是詩化的,如論詩詩,有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陸游的《論詩詩》、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等;有的是散文化的,如隨筆、序跋、書信、評點、注釋等。
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上述特點有明顯的長處,它能夠完整地、辯證地把握對象,而不至於在人為的分析解剖之中割裂和肢解對象,它能夠從感性層面直接深化到理性的層面,在理解問題時充分發揮主體性,包括靈感、悟性、直覺和才情,避免了抽象的理論推演所造成的刻板和機械。當然它也存在著弱點,如缺乏系統性、體系性,很難形成那種邏輯嚴密、系統完備的理論體系;它所提出的概念范疇的內涵也不太明確、不太確定,很難作定量分析和科學的驗證;其特有的敘述形式也往往造成理論上的模稜兩可和含糊不清。總之這種經驗方法的長處應當在今天繼續得到發揚光大,而其不足之處則有望在現代思維的幫助之下得到扭轉和改進。
(二)社會學方法
文學的社會學方法的形成由來已久,但是文藝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產生卻是在近代的事。1800年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出版《從社會制度與文學的關系論文學》(中譯本名為《論文學》)一書是其標志。該書開了「以文學以外的因素來解釋文學」的先例,用斯達爾夫人的話來說,該書旨在「考察宗教、風尚和法律對文學的影響以及文學對宗教、風尚和法律的影響」(斯達爾夫人:《論文學?緒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來法國學者丹納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元素說,即以一定種族內在的遺傳因素,地理、氣候、政治、立法、戰爭、宗教等外在條件,以及作為後天因素的時代精神來解釋文藝的產生和演變。與他們兩人同時代的還有聖伯甫、居約、左拉等人就此提出過重要的見解。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為文學社會學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出發點,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提出過系統的文學社會學理論,但他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文學現象的有關論述卻為文學社會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至今仍然不失其經典意義。其後學梅林、拉法格、普列漢諾夫等人也在這條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文學社會學方法的基本要點在於確認文學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文學的兩頭關聯著社會生活,一方面它來自社會生活,受到社會生活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通往社會生活,反過來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因此文學社會學主張將文學放在整個社會生活的大背景前來加以考察,考察社會生活對文學產生什麼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而文學反過來對於社會生活又產生什麼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目前文學社會學的發展極為迅猛,其學科領域不斷得到拓展,其學術成果也十分令人矚目,例如在文藝生產、文藝傳播、文藝消費、文藝政策、文藝管理、文藝預測等方面的研究,對於現代社會的優化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正在受到日益廣泛的重視。
必須指出的是,在文學社會學發展史上經歷過重大的曲折和失誤,這就提醒我們,在文學社會學的理論研究和實際運用中要謹防庸俗社會學的傾向,切忌將文學現象與社會現象作簡單的比附,把物質經濟生活對於文學的制約看成直接的決定作用,將文學簡單地從屬於政治和經濟需要,而忽視了文學自身的審美特點和藝術本性,否則將給文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殷鑒不遠。而當代西方文學社會學將文學理論社會學化、自然科學化的苗頭的出現則向我們提出了警示,使我們不能不對此引起重視,即文學理論在吸取社會學的成果和方法時必須守持自己的本位,社會學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學理論的研究,社會學的方法也不能代替文學理論的方法,文學理論對於文學的社會屬性的研究仍然需要與對其審美屬性的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
(三)心理學方法
德國心理學家馮特於1879年在萊比錫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標志著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心理學的誕生。此後,心理學滲透到各個學科,也對文學研究產生了影響,逐步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以文學與心理學的交叉滲透為主要特點,它要藉助心理學的原理、原則和范疇來研究文學現象,如心理學根據人的表象運動的規律來研究文學創作中想像和聯想的特點和作用;它也要藉助心理學所特有的方式、技術和手段來進行文學研究,如採用問卷調查、個案測試、數據統計等來研究文學的社會功用和讀者群體的價值取向。
在運用心理學方法時也要避免機械地將心理學的理論搬用於文學研究之中,而忽視文學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內容的傾向,在現代學術思潮中產生重大影響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就犯有這樣的毛病,他將該學說中的重要范疇如「情結」、「本我」、「力比多」、「升華」等直接搬用於文學研究,得出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都是出於作者的「戀母情結」的結論。這顯然是武斷的、不符合事實的。可見文學心理學方法的運用最好還是要與文學社會學的方法結合起來,才能達致合乎科學的結論。
(四)形式主義方法
這是20世紀西方文論中盛行的一種文學研究方法,從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到英美新批評派,再到法國結構主義,再到嗣後的解構主義,乃是貫穿本世紀之始終的重要思潮。
形式主義方法的要點在於強調文學以形式為本位,認為形式並不是內容的附庸,它本身就是獨立自足的,並不受到內容的限制,與社會、歷史、文化、道德、宗教無關。這種方法以文本為中心,對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和讀者存而不論,認為主張從文本以外的因素出發去研究文本只是一種謬見。於是文學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內容、文學的社會作用、文學發展的社會根源等等,都被排除在這種方法的視野之外。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來說就是:「藝術永遠是獨立於生活的,它的顏色從不反映飄揚在城堡上空的旗幟的顏色。」(什克洛夫斯基:《文藝散論?沉思和分析》第6頁。莫斯科,1961年版。)例如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它強調文學應具有「文學性」,體現「陌生化」原則。所謂「文學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為文學作品的東西」(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羅斯詩歌》第11頁。布拉格,1921年版。),它不在內容,而在語言技巧、修辭手法、結構布局等。所謂「陌生化」,就是通過形式因素的強化、重疊、顛倒、濃縮、扭曲、延緩而使文學語言對日常語言產生疏遠和變異,從而收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說:「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技巧的藝術》,《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四篇論文》第12頁。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1965年版。),總之,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強調文學的本質在於形式,而文學的魅力在於形式的變化。另外,它還強調對作品進行深入細致的閱讀和賞析(也就是所謂「細讀」),從而體會出作品的文字形式的音韻、格律、節奏和意蘊。而新批評派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吸收了現象學文論的意見,將作品分為五個層面,即(1)聲音層面;(2)意義單元;(3)意象和隱喻;(4)象徵和象徵系統;(5)形式與技巧。這對於傳統的「內容-形式」二分法無疑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形式主義方法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堅持研究的客觀性,重視對於作品形式因素的細致賞析等主張,都有可借鑒之處,但它存在著非歷史主義的缺陷,最好的辦法仍然是將它與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結合起來。
(五)比較文學方法
比較文學方法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古羅馬,古羅馬人強調摹仿古希臘人,羅馬重要作家維吉爾、奧維德等人的作品大都是對於希臘文學的摹仿,因此在古羅馬文論家賀拉斯、麥克羅皮斯的論著中,都主張將維吉爾、奧維德等人的作品與其希臘原作加以比較,揭示其摹仿之處和從屬關系。這里已經包含著比較文學的萌芽。近代以來,受到其他一些學科比較方法(如「比較解剖學」、「比較語言學」)的影響,比較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研究方法終於形成,法國人諾埃爾和拉普拉斯於1816年出版了一部文學作品選集,題名為《比較文學教程》,這是「比較文學」這一名稱的首次出現。
比較文學旨在對於跨國家、跨地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學現象進行對比或類比研究,從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復雜關系中界定出各自的特點,尋求共同發展的途徑。在比較文學中影響較大的兩個派別是注重影響研究(交叉研究)的法國學派和注重平行研究的美國學派。
法國學派的研究方法比較嚴謹,同時也比較拘泥,它往往將研究范圍限於同一文化系統之內,而且限於存在著直接接觸和事實聯系的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學現象,它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實證和考據,帶有較強的實證主義傾向。法國學者基亞在《比較文學》一書中的這一段話可以昭示其宗旨:「比較文學是國際間的文學關系史,比較文學家跨越語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視著兩國或幾國文學之間主題、書籍、情感之交流。」(基亞:《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第79-8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這就開啟了影響研究的方法論。例如通過實證考據研究元人李行道的雜劇《包待制智賺灰闌記》的創作受到佛經、可蘭經、聖經的影響,而該劇又影響了後來布萊希特的劇作《高加索灰闌記》,便是採用影響研究方法的一例。法國學派有時陷於對比較對象之間事實聯系的煩瑣考證,而忽視對於文學現象的美學分析,特別是囿於歐洲文化系統的狹小范圍內討論問題,並且將法國視為歐洲文學的中心和輻射源,存在著歐洲中心論的傾向,因此存在著局限性。
美國學派就是在否定法國學派上述局限性的基礎上,在二次大戰以後異軍突起的,它主張對於文學進行跨文化和跨學科的研究,特別是注重對於無實際接觸、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的研究。如果說法國學派是以比較對象之間的實際聯系為研究的出發點的話,那麼美國學派則以比較對象所包含的問題為研究的出發點,正像奧爾德里奇所說,該學派注意的是「兩部沒有必然關聯的作品之間在風格、結構、語氣或觀念上所表現的類同現象」。(奧爾德里奇:《比較文學論文選集》,《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第1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僅尋找比較對象之間的共同之處,而且也尋找它們的不同之處。總之,這一派別強調平行和對照,以問題為中心,對眾多的文學問題以及相關的知識和信仰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值得重視的是,這一學派打破了法國學派的歐洲中心論,力圖勾劃出一幅世界文學發展的總體圖景,特別是有人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認為只有把歐美文學與中國文學結合起來加以理解和思考時,才能真正解決重大的理論問題。這無疑代表了比較文學的一種積極的方向。
目前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正在蓬勃展開,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許多拓展和創新,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的問題,總之,在我國比較文學的前景是美好的。
總之,上述幾種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論背景和操作原則,在把握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時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徑,顯示出自己的優長之處,同時它們又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的建設方面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因此都值得重視,值得借鑒和吸取,而在具體操作中最佳的選擇是對其加以融會貫通和綜合利用。
❽ 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怎麼界
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分界,學術界的共識是:1919年五四櫻做腔運動以前屬脊衫於中國古代,在此以後到1949年10月1日為中國現代,1949年建胡衫國以後為中國當代。
❾ 張文利的代表著作
1.《理禪融會與宋詩研究》(獨著),悔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8月。
2.《蘇軾在關中》(獨著),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
3. 《魏了翁文學研究》(獨著),中華書局,2008年11月。
4. 《唐宋詩分類選講》(參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
5.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參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
代表性論文:
1.《鶴山壽詞考述》,《文學遺產》2006年第5期。
2.《論宋代理學家的詞及理學對宋詞的影響》,《文學遺產》2008年第5期。
3.《宋詞中的雙城敘事》,《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
4.《孔孟與宋代理學家人格理想之比較》,《文史哲》2003年第2期。
5.《哲理與詩性的完美結合—論宋代理趣詩》,《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主持重要課題:
1.宋代理學與文學的關聯性研究——以書院為中心的考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9年。
2.魏了翁詩詞編年箋注,全國高校古委會直接資助項目,2006年。
3.魏了翁文學研究,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2005年。
4.蘇軾關中時期文學研究,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明仿劃課題,2004年。
5.蘇軾關中時期文學與行實考索,西安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2006年。
6.宋代詩學的哲學觀照,陝西省教育廳專項基金項目,2004年。
參加國際、國內外學術會議:
2005.8 赴日本參加中、日、韓唐代長安與文學國際研討會。
2005.9 參加宋代文學研究會第四次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8 參加國際詞學研討會。
獲獎情況:
西北大學青年教師講課比賽一等獎(2003年)
西北大學優秀教案展評一等獎(2007年)
西安市第五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6年)
陝西省第八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7年)
西安市第六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09年)
陝西省第九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碧槐襲成果三等獎(2009年)
❿ 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方法和現狀如何呢
提起中華傳統文化, 很多人會聯想到詩詞歌賦, 其實中華傳統文化不限於此, 具體來說, 它是對中華民族從古至今的文化和社會現象的一種描述, 其發展的過程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優良美德, 形式不僅只有語言, 還涉及到文字、民俗或者節日等, 中華傳統文化離我們的生活並不遙遠, 甚至它早就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 其生命力極為頑強, 才能生生不息的從古代傳至現代, 直到笑飢今天, 中華傳統文化仍然是國家和人民最為高貴的財富。雖然詩詞歌賦對於中華傳統文化來說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卻是中華傳統文化即為關鍵和重要的一部分, 語文學習少不了詩詞歌賦的學習, 因此語文也是一種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的工具, 其涵蓋的內容不僅有詩詞歌賦, 更包含了文字、文學以及文化等知識, 在日常學習的過程中, 教師引導學生通過聽說讀寫學習這些文化和知識, 拓展學生自身的文化內涵。
二、漢搏升棗語言文學現狀分析
1. 學習漢語言文學是時代的需求
自改革開放以後, 我國的經濟水平持續升高, 綜合國力水平也在穩步提升, 但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卻顯示出不對稱的現象。自改革開放開始, 中國的發展形勢一直是重經濟, 輕文化, 這樣的發展勢必會導致很多社會問題的發生。同時也凸顯出漢語言文學的發展和中華文化弘揚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在新經濟時代背景下, 為了保證中華傳統文化可以穩定、快速的發展, 國家和學校必須加強漢語言文學的研究和投入。
2. 漢語言文學專業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漢語言文化專業研究的對象大多是語言文學, 在教授漢語言文化的過程中, 學校和教師應該重點培養漢語言文學基礎知識, 同時有意識的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 保證學生可以通曉漢語文學基礎知識的同時, 具備一定的綜合素養水平, 同時要求學生具備語言文學的研究能力, 保證時刻准備投身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播中去。
3. 漢語言文學相關專業的不斷提升
在普通高等院校的文科專業中, 漢語言文學專業是最常見的專業, 同時也是基礎專業, 另外, 該專業是開設最早的專業之一。為了適應各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需求, 中國漢語言文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於高校中。在當前時代背景下, 漢語言文基拆學已經完成了改革, 在教學過程中, 越來越重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而且還向著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 漢語言文學不斷的積累和沉澱, 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