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研究具體方法

A. 政府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從性質上看，政府經濟學屬於一門應用性理論學科。一方面將一般經濟理論從政府經濟行為的角度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以一般經濟理論為基礎，對政府經濟活動進行理論性分析與闡述。同時，它也是一門從政府經濟行為實踐中探索政府經濟活動運行規律並上升為理論，繼而又將理論應用於實踐，為實踐活動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指導實踐活動的理論學科。政府經濟學的這幾個特點，決定了政府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者，應當注意以下幾種方法。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創立的科學研究方法，是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必須遵循的科學的方法論。根據唯物辯證法，物質世界發生、發展、變化過程無不體現了如下三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按照唯物辯證法方法學習和研究政府經濟學,就是以唯物辯證法所揭示的物質世界運動的三大規律為基本線索,來把握和研究政府經濟活動過程的內部聯系及其政府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系,進而了解和掌握政府活動的規律性。
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學習和研究政府經濟學，首先應當正確理解掌握政府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范疇，這是理解政府經濟學一般原理的前提條件。例如，如果我們不理解「政府」的涵義，就無法進一步理解政府經濟學的內容、政府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等問題。其次，學習和研究政府經濟學應當理論聯系實際。政府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應用性理論學科，同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的一切理論與原理，都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並且經過在實踐中的應用、再應用而趨於完善。因此，學習政府經濟學應當密切結合實際，運用經濟學理論去分析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牢固掌握所學到的政府經濟學知識。 實證分析法和規范分析法實際上是兩種相互聯系、同時又相互區別的研究方法。一般說來，政府經濟學研究方法就是這兩種具體研究方法的統一。
所謂實證分析，是指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描述事物，說明研究對象究竟「是什麼」（What is it），或者究竟是什麼樣的。實證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對客觀存在物的驗證（即所謂「實證」）來概括和說明已有的結論是否正確。它的主要作用或者說重點，是「說」清楚事物的來龍去脈，進而做出事物究竟是什麼或者是什麼樣的結論。將實證分析法運用於政府經濟學，就是通過對政府經濟活動實際情況的分析與描述，講清楚政府經濟活動實際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活動，它對經濟已經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將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講清楚在各級政府之間政府職責、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究竟怎樣劃分，這種劃分對經濟、社會以及政府本身產生了什麼影響，講清楚有關政府的經濟政策是怎樣發揮作用的以及作用的結果怎樣，等等。
而規范分析則與實證分析不同，通過規范分析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應當是什麼」（What ought to be）。規范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在進行分析以前，要先確定相應的准則，然後，再依據這些准則來分析判斷研究對象所處的狀態是否符合這些准則，如果不符合，那麼，其偏離的程度如何，應當如何調整，等等。將規范分析方法運用於政府經濟學，就是要根據一系列准則，來分析和判斷現行政府經濟活動是否與既定準則相符合，如果不符合，那麼應當如何調整。至於如何運用規范化分析方法研究政府經濟行為，則要視具體的研究對象而定。例如，如果我們將規范分析方法用於對現行稅制的研究，就需要根據「效率」、「公平」等稅制設置原則，來分析和判斷現行稅制是否符合這些原則，如果不符合，那麼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偏離，今後應當如何調整稅制使之與上述原則要求相一致，等等。
實際上，對政府經濟學乃至所有經濟科學來說，實證分析方法和規范分析方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作為研究和敘述的方法，兩者只是適用的條件、服務的目的不同而已。換一個角度看，兩種方法又是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的。在政府經濟學研究當中，一方面，在運用規范分析方法研究某些問題時，常常需要運用實證分析方法論證研究對象與給定規則之間的符合程度；另一方面，在運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某類政府活動問題時，常常需要運用某些既定準則來驗證分析結果。此外，某些規范分析准則實際上也是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概括和總結出來的。 在學習政府經濟學的過程中，還應該應用比較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中外的比較，這樣我們才能夠對政府經濟活動現象以至政府經濟學理論有一個深入的理解。
建立於資本與市場的基礎之上，並與之相伴隨而發展起來的西方經濟理論與實踐，鮮明地反映和體現了資本與市場的要求和特點。在《國富論》發表後的200餘年間，西方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具體內容和研究形式、手段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包括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原理，也包括了幾百年社會化生產的管理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有許多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方面的運用。他們深深立足於市場經濟的要求，在自身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中，更好地適應於、服務於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體現著為私人資本服務的本性。
作為中國政府經濟學前身的財政學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借鑒前蘇聯的經驗和模式，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起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財政理論。由於中國的財政實踐基本上是計劃型的財政，因而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學也就具有計劃型的特點。因此，中西雙方的政府經濟學及其財政理論，在許多地方都存在根本的差異。如中西政府經濟之間有公有制為主導的政府經濟與私有制為主體的政府經濟、計劃型財政與市場型財政、「國家分配論」與「公共經濟論」等之別。
有比較才有借鑒，在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政府經濟學也必須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活動運行的規律問題，因此，正確地對西方政府經濟學進行分析並借鑒其中的合理之處，對於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還應該多學習一些經濟史。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著名的理財家和精闢的經濟思想，他們構成了一部豐富的歷史寶庫。盡管各個不同階段上政府經濟活動的背景、條件，乃至活動規模、活動方式本身同中國的政府經濟活動有很大差異，但是，其中不乏至今仍有借鑒意義的傑出的經濟學說、理財思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在學習政府經濟學過程中，如果能夠學習一點經濟史，將有利於進一步加深對政府經濟學有關原理的認識和理解。

B. 1.為什麼要研究經濟史

研究世界經濟史就是研究各個國家不同時代隱洞的生產和交換關系，不僅對於財經工作者有重大的意義，對於各行業人士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經濟史學是按照歷史發展的縱向線索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或者是專門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歷史上某一時段的狀灶祥枯態，並從中探索經濟的規律性的科學。世界經濟史1500年的歷史為我們展示了全球經濟不同歷史事情的發展狀況，以及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革，對研究人類的生產活動規律以及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研究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深刻認識東西方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和諧與沖突，更有利於我們全面了解和認識世界。

中國相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具有後發優勢，後發優勢就是積極吸取西方發達國家20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經驗，揚長避短，有利地發展國家經濟。如果研究經濟的人士，不去認真研究世界經濟史，就無法了解近現代經濟發展的規律與趨勢，就無法認清產業革命與科技創新對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更無法認識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所以研究世界經濟史就是深入研究與探討世界經濟發展規律。

其次，世界經濟史較為詳細地記錄了近現代資本主義各個時期的發展情況，可以清晰地審視資本主義發展的五個主要階段國家政經軍的變化。從資本主義萌芽到國家資本主義的五個發展階段中，各個時期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是如何興衰的，對研究國家發展有極其重要的借鑒作用。世界經濟史不僅是研究國家政經軍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研究國家、城市與行業發展的重要路線圖之一，不了解這些，你就看不清社會制度變革與資本主義游戲規則，也看不清當前全球化、城市化、產業化與結構調整等各方面的問題，更無法看清社會兩極化、福利化等深層次的問題。所以研究世界經濟史，是以史為鑒，通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比，取長補短，可以探索出一條更符合中國的發展之路。

而對於廣大群眾來說，如果能夠研究世界經濟史，會擴大自己宴液的視野，會增廣見聞，能夠非常清晰看到國內的很多產業的發展與金融創新等其實都是對發達國家的復制，所以越早研究世界經濟史，越有利於自己發現掘金之地，會通過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積極累積個人財富。如果你對世界經濟史有研究，你會較早的對貨幣、商品、貿易、關稅、企業的供產銷、借貸、銀行業、貨幣制度、房地產業、金融市場、匯率、經濟危機等等各方面經濟知識與問題有超前的認識，不僅利於你投資各行業，還會讓你的思維走在行業發展之前。

C. 經濟史的基本特徵

1.經濟史描述再現人類社會的經濟歷盯物史
2.在以上基礎上分析解釋經濟活動的規律
3.經含岩濟史研究方法的特徵：以經驗歸納法與歷史分析法研究人類活動和歷史經濟發展。經濟史學綜合採用歷史的、統計的方法並應用經濟學理論分析歷史現象和組織制度。 研究課題包括商業史、財凱老液政金融史和社會歷史的交叉方面，例如人口史和勞動史。數量的（計量的）經濟史也指歷史計量學。

D. 對經濟史的認識

「經濟、經濟史、經濟學」這三個概念的區分是學好經濟史的前提、基礎。經濟史是以經驗的歸納法和歷史的分析法來對人類的活動以及歷史的經濟發展進行研究，它的研究對象是歷史的社會生產的發生、發展以及演變的規律。對余則於它的研究不但可以有效的提高自身修養，還能激發人們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經濟史和經濟學這兩門學問是相得益彰的，經濟史豎陵棚的學習可以有效的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一種不一樣的視角，經濟史的內容中有著反對脫離事實的抽象，這有助於讓經濟學真正回歸到社會科學這一類來。現在很多汪兄經濟分析中犯下的錯誤，說著是因為其他條件的欠缺而導致，但視乎大多數都是因為缺乏歷史的知識、經驗，經濟史的研究可以有效的給經濟學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已經合格的資料。

E. 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

王亞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從30年代起，他就從中國經濟史入手，探索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大膽創新，獨樹一幟，完整系統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經濟論」。他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分為領主經濟和地主經濟兩大階段，而以地主經濟形態和半封建生產方式作為一個仿首整體，從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全面系統的、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研究，來解釋中告虛國社會襪大燃經濟史長期爭論的「停滯發展」問題，被稱為是「對30年代以來討論的小結」。這在1949年前的中國經濟史學界是一個突出的科學研究成果，它的理論貢獻移動圖片具有深遠意義，並為國際史學界所矚目。

F. 中國經濟史的主要簡介

本書注意運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結合，以歷史戚岩旅分析為主；二是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以實證分析為主；三是具體分析與抽象分析相結合，以具體分析為主；四是單獨分析與比高凳較分析相結合，以單獨分析棗顫為主：五是實際分析與理論分析相結合，以實際分析為主；六是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而是以實際資料收集多少而定。

G. 經濟學與經濟史的關系

經濟學史和經濟史的關系是既相似而又有所區別。

經濟學史和經濟史都悉耐首是屬於歷史的睜數研究。

其研究的方法相同，但研究的對象不同。

經濟學史以經濟理論之發展為主要對象，而經濟史則以經濟現象之事實或歷史為研究對象。

經濟學史是理論和思想之史的研究，而經濟史則是說明事實的沿革。

經濟理論和思想是被一定社會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是一定時代的產物。

反之，一定時代的生產關系，雖不是根本決定於經濟理論和思想，但亦受其影響，有時甚至會被其左右。

所以經濟學史和經濟史的關系非常密切，就象地租的演變(經濟史)和地租理論的歷史(經濟學史)之間的區別與關聯那樣。

(7)經濟史研究具體方法擴展閱讀

經濟史描述再現人類社會的經濟歷史；分析解釋經濟活動的規律；

經畝野濟史研究方法的特徵：以經驗歸納法與歷史分析法研究人類活動和歷史經濟發展。

經濟史學綜合採用歷史的、統計的方法並應用經濟學理論分析歷史現象和組織制度。

研究課題包括商業史、財政金融史和社會歷史的交叉方面，例如人口史和勞動史。

數量的（計量的）經濟史也指歷史計量學。

H. 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什麼與史學研究對象有何區別

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其也是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討傳統經濟的現代化過程與建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之間歷史的連續性，力圖揭示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及規律。中國經濟史學從創立至今，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果。
經濟史只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其由於它的特殊性而被人們提出來單獨研究。
附：經濟史的研究方法 （相關資料）
史學研究必須以歷史資料為基礎，同時又要使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論應當佔有與歷史資料同等重要的地位"（註：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由於經濟史的特殊性，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是經濟史研究的兩大基本方法。
（一）歷史學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說經濟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餘的部分分離出來"（註：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第65頁。）。由於經濟史是史學的一部分，因此史學方法當然也是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而言，是由於以下原因：
首先，傳統的史學長於現象描述，因此也被視為"藝術"而非"科學"。而將過去的經濟實踐清楚地描繪出來並展示給世人，乃是經濟史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此方面，沒有其他方法可取代傳統的史學方法。
其次，經濟制度、經濟事件等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這恰恰又正是史學方法之所長。對經濟制度、經濟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過去經濟實踐的基礎，因此離開了史學方法就談不上經濟史研究。
再次，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對經濟史研究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胡適曾批評中國的傳統史學說："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以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註：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台灣里仁書局1982年版，第19頁。）傅斯年更加強調史料學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史學便是史料學"，原因是"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註：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於《傅斯年全集》第2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5、6頁）。吳承明則指出：史料是史學的根本，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證，論從史出，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治史者必須從治史料開始，不治史料而徑談歷史者，非史學家。由於史料並非史實，必須經過考據、整理，庶幾接近史實，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可以說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從乾嘉學派到蘭克學派，中外史家都力圖通過考證分析，弄清歷史記載的真偽和可靠程度（註：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經濟史研究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也是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無論何人研究經濟史，都必須掌握歷史學的基本方法（註：例如趙岡估計南宋中國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高達1/5，而該估計的基礎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據《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說的杭州胡椒消費量對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個推測（即杭州城市人口多達500萬甚至600-700萬）。麥迪森藉助於史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茲(Etienne Balaz)對南宋杭州人口數量所作的考證，指出霍氏之說嚴重不符史實，因而趙氏據此所得出的結論也"證據極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運用以上方法進行研究，並不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基本特徵之一。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價值，因為是否需要理論，乃是由研究的對象與目的所決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學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論，在於我們到底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般現象，那麼就與理論（經濟學理論或其他社會理論）有關。否則，通常就與理論無關"；而"歷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連貫的理論作為前途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歷史過程"（註：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對於任何一個經濟史學家來說，傳統的史學方法都是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認的是，傳統史學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總結20世紀上半葉國際史學的發展時，把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歷史主義學派的不足作了歸納（註：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頁。）。吳承明對此作了進一步討論，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面：(1)史學是敘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羅列，或用單線因果關系將它們聯系起來，而缺乏整體性、結構性的研究；(2)強調歷史事件、人物和國家的特殊性和個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於過去的普遍規律；(3)在考察史料時採用歸納法和實證論，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不能在邏輯上肯定認識的真實性；在解釋史料和做判斷時，由於缺乏公理原則和強調個性，就主要憑史學家的主觀推理和直覺：(4)或是根據倫理、道德取向來評議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認為一切是受時間、地點和歷史環境決定，無絕對的善惡；(5)脫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研究歷史，認為歷史學的惟一目的是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註：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於傳統史學方法存在上述問題，只依靠它們是難以深入研究經濟史的。如吳承明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確無誤，仍然不能保證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傳統史學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歸納法，而歸納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規定范圍，所得結論都是單稱命題，難以概括全體；雖然可以用概率論方法作些補救，但難用於歷史。因此不求助於其他學科的方法，是無法深入研究經濟史的。
（二）經濟學方法
從對《檢討》的反應來看，在一些學者心目中，經濟學的方法主要就是統計學的方法。這種想法不足為奇。希克斯說："凡是一種歷史理論可能適用的歷史現象，從我們對其興趣而言，都可認為其具有統計學特徵。經濟史上的大多數現象（無論我們如何廣泛地看），都確實具有這些特徵。我們要問的經濟史的問題，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徵的類別。"但是希氏接著指出："從本質上來說，這並非經濟史與其他歷史之間的差別"，因為"在史學的任何分支中，我們都會發現自己在尋求統計學上的一致性。區別在於我們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註：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經濟學方法等同於統計學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對於那些可以獲得大量數據的研究對象（註：例如王業鍵所收集的清代的米價數據、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數據，都數以十萬計。），只有依靠統計學方法，才能進行研究。但是對於那些數據不豐的研究對象，統計學方法就難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學方法對於古代經濟史研究並無多大用處。但是我們要強調：經濟學方法決不僅只是統計學方法，而經濟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經濟學方法也有多種。在許多情況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統計學方法更為重要。
首先，經濟學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經濟學為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論框架。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註：轉引自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如果沒有經濟學提供的思維方法和構想技術，是無法進行經濟史研究的。一些經濟史學者拒絕經濟學理論，但實際上他們也在不自覺地使用某種理論。至於這些理論是否正確，他們卻並不去考慮。正因如此，他們往往在無意之中會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典型的例子如畝產量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在我國人口稠密的東部地區，自清代中期以來，由於可耕地開墾殆盡，增加農業產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畝產量。不少學者囿於這種習以為常的觀念，把提高畝產量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惟一手段（註：在《檢討》中討論勞動生產率時，我以糧食畝產量增加作為判別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指標。這樣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條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釋。有的學者忽視了我所作的說明，從而對拙文產生誤解，認為我所說的勞動生產率就是糧食畝產量。其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從經濟學觀點來看，畝產量與勞動生產率並非同一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取決於勞動、資源、技術等要素相互關系的變化。在耕地資源豐富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通過"廣種薄收"的方法達到。相反，在勞動力供給過多的情況下，畝產量雖然達到很高的水平，但卻可能恰恰表現了"內卷化"（或"過密化"）下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註：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機制"和黃宗智"農業過密化"理論，都說的是這種情況。見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黃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我們可以對經濟史上的一些問題作出更為合理的判斷。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於有了"最好的耕犁"（江東犁）和因"人多地少"導致的充足的勞動力，就會導致"精耕細作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呢？（註：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頁。在分析精耕細作的發展問題時他還指出："這種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進和增加鋫刀這個墾田利器外，還必須有充足的勞動力，這兩條缺少任何一條都是不能成功的。"）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來看，"精耕細作"指的是勞動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東犁則代表了一種節省勞動的技術。勞動力的供給與勞動密集型的耕作之間通常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而與節省勞動的生產工具之間則通常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註：大衛?勒旺(David Levine)對此作了明確的說明："由於勞動便宜而且供給充分，人們不願進行資本投資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工資低，原始的生產技術仍是最有利可圖的；低水平的技術，導致勞動集約化。"見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通常採用的是節省土地的技術，而非使用節省勞動的技術（註：白馥蘭也指出："技藝趨向型"技術和"機械型"技術都能增加單位農田的產量，但前者可視為土地的替代物，後者則可視為勞動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間作出合理的選擇，必須考慮在一種具體的情況下，何種投入能夠最大地提高產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農民在使用江東犁時，首先會計算使用的成本與收益，並與被使用這種耕犁而被節省下來的勞動的收益進行比較。如果比較的結果是不合算，那麼就不會使用之（註：這一點，明末宋應星已說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於人耕，但是在蘇州一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見《天工開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沒有發達的農村工業，使用江東犁節省下來的勞力也就沒有了出路。在此情況下，農民為什麼要使用江東犁呢？
再次，對於比較具體的問題來說，經濟學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難以進行研究。畝產量問題是許多學者在讀了《檢討》之後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這里我們就以此為例來討論一下使用經濟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問題。
按照范贊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總結，近年來歐洲經濟史學界研究近代以前畝產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幾種：(1)在義大利和東歐，主要是使用種子與產量之比的材料進行分析；(2)在法國、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國，主要是使用什一稅作為農業生產率的指標；(3)在英國以及法蘭德斯，越來越集中於從遺囑中獲得的有關資料來估計作物畝產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資料作為農業生產率的一個指標（註：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ctivity in Europe,1500-1800.）。簡言之，主要的差別在於資料類型的不同。至於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統計學方法。事實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國的畝產量的基本資料（田稅、地租、家譜、分家文書、農書等），大體也屬於上述類型。因此在中國畝產量研究中，統計學方法也是一種重要方法，但適用范圍十分有限，原因是有關數字不夠豐富，而且許多數字自身存在著各種問題。宋代畝產量記載不多，更難使用統計學方法研究畝產量，因此必須求助於其他的經濟學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國糧食畝產量時，使用了一種宏觀分析方法：首先對一個地區人口和耕地的數量、種植制度以及人均糧食消費水平、用作交納賦稅的糧食的數量以及輸出入的糧食的數量等一一進行研究，然後以所得結果為據，求出一個平均畝產量。很明顯，只要人口等各種數據沒有大錯，那麼這個平均畝產量也不會離開實際情況太遠。同時，又從各種史料中大量收集畝產量數字並加以考證，選出其中比較可靠者，與上面得到的結果進行比較，並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調整和修正，從而得出一個最接近實際情況的數字（註：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這種方法對明後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後）江南的水稻畝產量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果是：明後期（17世紀初期）江南的水稻畝產量大約為1.6石米，清中期（19世紀中期）則約為2.3石米；亦即後者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長幅度大致為44%（參閱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這個結論與許多學者得出的結論差別頗大。）。雖然這個數字也不可能絕對准確，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結果來說，應當是更接近實際情況。這種方法對於研究宋代江南糧食畝產量肯定也會很有幫助。宋代江南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人們主要追求的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非價值，即使剝削也有一定限度。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可能大大低於和超過社會對這些產品的使用價值的總需求。這就為宋代江南畝產量的估計確定了一個可能的范圍。倘若我們的估計超出了這個可能的范圍，那麼肯定是有問題的。
最後，我還要指出：經濟學方法也有自身的適用范圍，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勝任的工作。例如計量分析是經濟學的優勢，但並非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學者讀了《檢討》之後問：為什麼你不為"什麼是經濟革命"提出一個明確的"量化"標准呢？我的回答是：為"經濟革命"提出一個"量化"的標准很困難，因為"經濟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重大技術進步的出現，而重大技術進步本身並非一種可以"量化"的現象。此外，宋代江南有關史料匱缺，也使得計量分析非常困難（註：例如麥迪森已指出：8-13世紀中國農業中心轉移到南方水稻地區並實行多種作物種植，導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於資料不足，無法量化。見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頁。）。因此要對宋代江南的經濟進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經超出經濟學力所能及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