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的研究方法吳文藻

『壹』 在社會學的各種研究方法中有沒有高低之分在運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時應該注意什麼問題

不知道你說的高低之分是什麼意思？我覺得本質上方法只是個工具，是不會有什麼高低之分，只是不同的研究客體會適應不同的方法，方法千萬種無非是兩類：定量研究和質性研究，若非要弄個排列的話，我只能用難易程度給以排列：一般的質性研究——一般的定量研究——好的定量研究——好的質性研究，這是一個難度逐漸加大的序列！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時首先應該明白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像當初吳文藻、費孝通他們倡導的社區研究方法就很適合中國，畢竟我們國家太大了，差異也大，做定量的話代表性就不好把握，這是我們的國情。

『貳』 社會學家吳文藻簡介

中文名：吳文藻

國籍：中國

出生地：江蘇江陰

出生日期：1901年（辛丑年）12月20日

逝世日期：1985年（乙丑年）9月24日

職業：社會學家

畢業院校：清華學堂、達特茅斯學院

主要成就：中國社會學 民族學最早倡導者

代表作品：《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中國少數民族情況》

妻子：冰心

吳文藻人物經歷

1917年考入清華學堂。1923年赴美國留學，進入達特茅斯學院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後又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系，獲博士學位，並榮獲了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1929年6月與冰心（謝婉瑩）結婚，任燕京大學教授。 著名學者費孝通、林耀華、黃華節、瞿同祖、黃迪、李有義、陳永齡均曾師從吳文藻先生。

1938年在雲南大學任教。1939年創立社會學系，並建立了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站。

1940年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對邊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問題進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並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在此期間，吳文藻廣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文藻滿懷愛國熱忱，於1951年返回祖國。 1953年任民族學院教授、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後從事編譯工作。

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1980年被聘為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據吳文藻的遺囑，沒有進行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經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學從1996年開始設立吳文藻文化人類學獎學金以滑頌獎勵後進。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

1919年，吳文藻在清華學堂就學，五四運動的浪潮就激起了吳文藻的愛國熱情，吳文藻毅然加入，並積極書寫愛國反帝宣傳品。五四運動後，吳文藻閱讀了大量孫中山、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和教育，從而奠定了吳文藻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吳文藻先生對當時中國貧窮落後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認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於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落後，而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首先應該學習西方比較先進的科學與文化。在美國，吳文藻如飢似渴地學習現代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學習和研究之中。先後學習了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統計學、人口學、邏輯學、倫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眾多的課程，並且還擠出時間學習了法文和德文。

在吳文藻看來，西方社會的富強與科技進步，正是在於掌握了這些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中國要想強大起來，就必須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進技術與科學文化的人才。吳文藻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的思考，在吳文藻的博士論文《見於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里有著深刻的展現。除此之外，吳文藻還認為，中國社會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問題有待於研究，因此，吳文藻決心選擇社會學和民族學為終身專業，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這兩方面研究，提出改變中國社會落後狀態的合適方案。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支持下，吳文藻在博士學位尚未公布的情況下就回到了祖國。當年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設有「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原先採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吳文藻先生到任後，便親自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種漢文教材，並且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

1933年，吳文藻先生擔任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這一職務的獲得給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主張的吳先生帶來了更多便利。吳文藻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信談鄭為「社區研究」。吳文藻說，「社區研究」，就是對中國的國情「大家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考察邊疆的部落或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侍森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歷程；甚或對於靜態與動態兩種情況同時並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早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吳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吳先生當年所提出的這一目標仍然沒能實現。這當然有著其特殊的歷史原因。

『叄』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學術淵源

（一）自西方傳來的學科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保存著豐富的民族學和社會學遺產，歷代也出現了不少用今天的說法可以稱之為古代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人物。但是，作為獨立的和現代的學科，民族學和社會學都是20世紀初從西方傳來的。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中國的一些教會大學及與西方聯系較多的大學首先設立了民族學和社會學專業。如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嶺南大學、輔仁大學及中法大學等。在國立大學中，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較早設立了該專業。人類學又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部分。在美、英等國所說的文化人類學（Culture Anthropology），在歐洲大陸的德、法等國被稱為民族學（Ethnology），雖然淵源有所區別，內涵是相同的。
當時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課程大多設在社會學系內。最早開設這些課程的大多是從西方留學歸國的學者。潘光旦、吳文藻、楊成志等人都是較早（20世紀20年代）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民族學）家。
20世紀20年代，歷史學派、進化學派，特別是功能學派的理論在西方民族學和社會學界盛極一時，在西方留學的這些中國學者也基本上成為這些學派的信奉者。但是，當他們回到中國並用這些理論研究中國社會時，在學科理論和方法上都逐漸發展出了一些中國本土的特色。
潘光旦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師從歷史學派大師博厄斯，並受著名的進化學派民族學家摩爾根（L.H.Morgan）很大的影響。吳文藻留學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期間，該校人類學系幾乎集中了當時美國最著名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界的精英。如歷史學派的創始人博厄斯（F.Boas），還有本尼迪克特（R.F.Benediet）、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他們都是名震國際人類學界的大師級教授。楊成志則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得民族學博士學位，並接受了功能學派理論。
潘光旦、吳文藻、楊成志等人都全面掌握了西方人類學和社會學最前沿的理論和方法。吳文藻的博士論文還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近十年最優秀外國留學生獎。回國後他們又分別在清華、燕京和中山大學任教，培養了一批日後成為著名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家的學者。如費孝通、林耀華和李有義等人。
（二）功能學派和社區研究
20世紀20年代，吳文藻回國後不久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該系學生有費孝通、林耀華、李有義等人。當時，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還處於照搬模仿西方的階段。吳文藻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國化的教學改革方案。他的中國化主張包括了三個方悔含凳面的工作：第一，確定一種有效的理論框架；第二，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對中國的研究實踐；第三，進一步培養能獨立從事研究的人才。
在理論框架方面，他選擇了英國的功能學派。他說：「功能學派是社會人類學中最先進，亦是現今學術界最有力的一個學派。」（「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載《社會研究》111、112期，1936年）在中國社會的研究實踐問題上，他提出了將社會學與民族學的方法相結合的社區研究法。此兩點以後幾十年一直貫穿於他和他的學生的研究中。 至今，將社會學與民族學的方法緊密結合仍然是我們學院最鮮明的傳統。碧旅為了培養更多人才，吳文藻先生於1937年送他的學生費孝通和林耀華分別到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留學。老茄
費孝通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時，他的導師是功能學派的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林耀華的老師是哈佛大學的胡頓（E.A.Hooton）等人。二人回國後，分別在吳文藻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和潘光旦任系主任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
（三）邊疆與少數民族研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策劃鼓動滿蒙獨立，中國出現邊疆危機。吳文藻先生審時度勢，提出在社會學、民族學界將邊疆和少數民族研究作為重點。為此，他先後將其學生李有義、林耀華、費孝通和陳永齡派到西藏、四川涼山、廣西大瑤山和新疆去作調查。此後李有義成為中國藏學研究的主要開創者之一，林耀華的《涼山彝家》和費孝通的《花籃瑤社會組織》都成為民族學研究的經典，陳永齡先生自此從事新疆民族研究幾十年。日後當這批學者集中於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時，繼續其研究傳統，並由此促成了中國民族學界重視研究邊疆及少數民族的特點。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四）三代師生齊聚研究部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學術淵源主要傳承自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中從事民族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在20世紀50-60年代，他們是站在中國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界最前列的一批頂尖級人物。這批學者中的多數來自原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民族學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51年分為民族學系和勞動系）。在20世紀50年代初，三代學者來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以下是他們的師生序列和學術傳承的關系：
第一代： 潘光旦、吳文藻
第二代： 費孝通、林耀華、李有義
第三代： 陳永齡、宋蜀華、施聯朱、陳鳳賢、王輔仁、王曉義、吳恆、黃淑娉、朱寧。
從20世紀的50年代到90年代，他們相繼是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界的領軍人物。
原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楊成志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與吳文藻先生並稱中國人類學、社會學界的「南楊北吳」，此時也作為研究部的第一代學者來到研究部。
（五）薪火相傳
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研究部至今天的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已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早在20世紀30-40年代逐漸形成的學術傳統今天仍在繼續並已得到發揚光大。這些傳統就是：第一，在教學與科研中將民族學與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提倡實證性的社區研究；第二，將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作為研究的重點；第三，結合中國的國情，在研究中重視歷史的角度。
至於研究的理論，2006年10月，著名人類學家喬健教授撰文指出，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界已形成了以費孝通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功能學派，這是在理論上對功能學派的發展，是對國際民族學、社會學理論的重要貢獻。（「試說費孝通的歷史功能論」，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