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教學方法

A. 校勘的校勘方法

陳垣總結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種方法。
(1)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校，遇不同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者，即是此法。這是最基配段洞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優點是還祖本以本來面目，缺點是比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異同，不校是非，只要與祖本相異，即照祖本改正。
對校法的底本選擇，最佳者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寫定本。歷來各本都是從它直接或間接傳抄刊刻出來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這就是校勘珍貴宋元舊刊的原則。底本確定後，再考查所用對枝本與祖本的淵源遞增關系，校記異同作區別對待。與祖本同源之對枝傘主要作參答，與根本不同源之本的異同為校記重點，這樣才能使校記簡潔。
(2)本校法。即以本書前後行文互校互證，以決擇其異同，校正訛誤。此法適於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則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時一人之所作，則不能本書前後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舊文，西漢部分多用檔案，且又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統一異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顯著成績的宋吳經的《新唐書糾謬》和清汪輝祖的《元史本證》。其所糾謬可視為史學研究，但不能據此去改動原錯：因校勘是恢復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錯。
(3)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本書。凡本書內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法用力較勞，范圍較廣，非有較深閱歷者，難以運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書不嚴謹，常有刪節和改動，又類書、古許皆經過轉手，摘引亦多不嚴謹。除非大誤或有版本根據，一般不宜以他書校改本錯，可以備列異同寫入校勘記以供參考。
(4)理校法。即在無祖本或他本可據，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之時，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燃梁法。這種方法最難，也最容易出錯誤。陳垣說：「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校勘之事，看似雕蟲小培枯技，彷彿人人可為，實則確非易事，它要求從事校勘之人，應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識和深厚的文獻學功底，才能做好。

B. 陳垣治校以嚴格著稱，他的嚴格體現在那些方面

人生以品行為上，身體次之，學問又次之，金錢為下。

大學設教，在應社會之需求，養成高深學術之人才，以期將來致用於社會。所謂高深學術之人才，必須賴大學教育培養之。

教育工作的一個特點，是永遠和青年在一起，教師教育著青年，同時，青年也給教師以影響。

以全祖望的《鮚土奇亭集》作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這種「精神」是什麼？是在民族的危急關頭，我們的祖先反對民族壓迫的光榮傳統，喚起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斗爭的精神。

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於急著發表，好比剛蒸出的饅頭，須要把熱氣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或手熟不熟，才能知道。

凡論文必須有新發見，或新解釋，方於人有用。第一搜集材中差料，第二考證及整理材料，第三則聯綴成文。第一步工夫，須有長時間，第二步亦須有十分三時間，第三步則十分二時間可矣。草草成文，無佳文之可言也。

孝經曰：「士有凈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不陷於不義。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樂。」是之謂輔仁。

生平

陳垣（一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漢族，廣東江門新會人。字援庵，又字圓庵，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曾先後創建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孤兒工讀園、北京平民中學；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輔仁大學校長；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他一生從事教學七十四年，教過私塾、小學、中學、大學。他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才，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創立了不少新課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及《通鑒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距北京什剎海不遠，有一座灰磚灰瓦的四合院，兩扇大門油漆已斑駁，但「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門聯仍清晰可讀。這里是興華衫培嫌胡同13號，陳垣故居。

推開院門，一尊陳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裡的兩棵海棠樹已經長成合抱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陳垣常以「種樹者」自居。書房中高懸的「勵耘書屋」牌匾，訴說著主人的一生。

時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熱情地向大家介紹一位年過七旬的學者：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國寶」陳垣就此得名。

談起陳垣，似乎更多人聚焦於他的史學造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卻多少被人忽視。

91年人生，74載教書，涉足之廣獨一無二

1898年，廣州一家蒙館來了位小先生。這是陳垣第一次登上講台，因為文采出眾，在書館里常被「貼堂」，才被請來教書，那年，陳垣年僅18歲。

這位小先生年紀雖輕，膽子不小。開講頭天，竟然貼出告示，不打板，不體罰。一言既出，語驚四方。自古以來，書館的學生背不下來書挨板子似乎天經地義。陳垣自己也曾挨過板子，所以對體罰很反感。這個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長們的熱烈歡迎。

新會郊外的篁庄小學，1906年，陳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這里教過半年書。「我在這個學校是一攬子課都教。國文、算術，並兼教體操、唱歌……在那時，這些都是很新鮮的課程。學生們很歡迎我這個從廣州去的新老師。」他是那個守舊閉塞的小學堂里最新潮的教師，一般教師都穿沒有領子的長褂，陳垣卻穿著黃色操衣。

「不喜八股好泛覽」的陳垣在科舉失利後，抱著「唯有科學發達方能使中國擺脫落後」的想法，於1908年和友人一起創辦了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取名「光華」，寓意「光我華夏」，這是中國第一所民辦西醫高等學校。這里也是陳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對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認識的起點。陳垣不僅是光華的發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屆畢業生。所以在畢業文憑上，他以董事「陳援庵」的名字，簽發了給「陳垣」的畢業文憑。當時為了解決教學用具的缺乏，陳垣常常帶著學生到廣州郊外的亂墳崗上，去撿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凈作為教具，學生們非常喜歡這位「標新立異」的老師。

發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溫考》，是陳垣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此前，他已從廣州到北京從政4年，反過清廷、辦過革命畫報、參與過反美「拒約」運動、當過議員、做過教育次長……看透了官場泥濘之後，陳垣心中的幻想逐漸破滅，「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直覺得參加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

辦學對於陳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陳垣又創辦了北京孤兒工讀園，學校專收貧苦學生，不收學費。校門上掛著一副對聯「無私蓄，無私器，同惜公物；或勞心，或勞力，勿做遊民」，其辦學之意，可窺一斑。彼時，陳垣一人身兼校長、總務長、教務長等數職，還兼教國文、歷史等課程。不久，他在工讀園的基礎上創辦了平民中學，學校以功課好、紀律嚴而聞名於北平。

如火如荼辦教育的同時，1923年，陳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在中外學術界引起轟動，蔡元培贊其為「石破天驚之作」。

1929年，因王國維、梁啟超相繼逝世，陳寅恪向清華大學推薦陳垣為國學研究院導師，陳垣以「不足繼梁、王二先生之後」為詞懇辭，彼時陳垣已在輔仁大學任職。

91年人生，陳垣有74年在教書，想必他從未想過自己創造了一個奇跡。自其18歲始，先後教過蒙館、小學、中學、大學，創辦過孤兒工讀園、平民中學，做過46年的大學校長。其涉足教育領域亦是寬廣，在醫學教育、工讀教育、平民教育、師范教育等諸多領域都有過獨特貢獻。這在教育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給青年人戴上國學「眼鏡」，分清中西文化之精華和糟粕

陳垣之於輔仁，如同蔡元培之於北大，梅貽琦之於清華，張伯苓之於南開。論語有雲：「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輔仁大學因此得名。這所大學在教育史上頗具傳奇色彩，而傳奇的締造者乃陳垣。

1926年，輔仁大學（下稱輔仁）創始人英斂之在臨終之前將大學託付給了陳垣，自此，輔仁開始了「陳垣時代」，也由此迎來了它的輝煌期。直至1952年，輔仁與北京師范大學合並。

這所奉儒家經典為校訓的大學，卻是一所教會大學。其創始人英斂之起初主張「全盤西化」，彼時「西風東漸」正濃，傳統國學日漸式微。「五四」後，中國進入大規模輸入西學的時代，彼時的青年以學經濟、外語、技術為榮，對於國學則視之為無用糟粕。陳垣對此痛心不已，「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陳垣開始了在輔仁的「教育救國」計劃。

輔仁短短27年歷史，始終伴隨著來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陳垣則是這場博弈戰的掌舵者。在陳垣眼中，輔仁的學生應「於中國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於中國文字方面，有純熟之技能」。他認為，「有志之青年，決不可輕棄華文，不然，數典忘祖，將不知為何種族類」。

開設國文課是他在輔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國「種子」。在他看來，國文教育是給青年人一副「眼鏡」，有了「眼鏡」，你就可以看得更遠，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華和糟粕。

20世紀初，漢學研究外勝於內的局面讓許多中國學者倍感恥辱。陳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說：「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陳垣的學生柴德庚、劉乃和多次聽到陳垣在課堂上講：「每當我接到日本寄來的研究中國歷史的論文時，我就感到像一顆炸彈扔到我的書桌。」他深深意識到國文教育是重振漢學之基礎、中西文化交流之橋梁、民族精神之核心。

大一的國文課由校長陳垣親自主持，並選用了一批學有根底的教師講授，余遜、柴德賡、周祖謨、啟功等都是當時的授課老師，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成就很高的學者。啟功曾回憶說：「學年末全校大一國文會考，陳垣先生親自出題，不但是學生的會考，也是教師們的會考。」受中西傳統文化熏染，輔仁形成了嚴謹踏實的學風，有順口溜謂之：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輔仁是個和尚廟，六根不凈莫報名。輔仁校風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對於西學，陳垣也同樣倍加重視。輔仁的教員中，外籍教師比例為30%。中西結合的教師和管理隊伍為融匯貫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如今，走進什剎海旁的輔仁大學舊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頂、漢白玉須彌座、紅色雕花窗欞、蹲伏的石獅依然彰顯著濃郁的中式風格，這所由陳垣從美國請來的建築師墨菲，採用西方新工藝、新材料設計建造的校園，被譽為舊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築之一。即使是校舍，也無不顯現出陳垣的理念——會通中西，美美與共。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終極目標是「美美與共」，而不是「襲取人之皮毛，犧牲其所可貴，買櫝還珠，邯鄲學步」。

「甩手」校長只攥緊兩件事：教學、師資

輔仁的「陳垣時代」有一個獨特的印記，那就是校長「甩手」不管校務。

輔仁作為一所教會大學，辦學權、管理權實際掌控在教會手中，因此陳垣形容自己是一個「甩手校長」，並不參與大學具體管理。但有兩件事，他卻緊緊攥在手中，絲毫不敢放鬆——教學、師資。靠著這兩個「杠桿」，陳垣將輔仁推上了20世紀初與北大、清華、燕京並稱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陳垣為輔仁攬賢的法寶，陳垣選拔人才，不因循守舊，沒有門戶之見，兼容並包，唯才是舉，唯才是用。

「中學生」啟功「三出兩進」輔仁的故事為人熟知。啟功曾說，在他一生當中，有幸遇到好幾位恩師，但「終生的大恩師」只有一位，就是陳垣先生。如啟功般，只受過舊學教育，沒有進過現代大學，甚至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自學成才的輔仁教授並不鮮見。

現代著名目錄學家、古典文獻學家余嘉錫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陳垣發現並延聘為輔仁教授就有一個小故事。當時，陳垣在北大歷史系兼課，發現課堂上一位名叫余遜的學生作業甚精，一經詢問才知其家學淵源。陳垣愛才如命的「嗜好」立即發作，經過多方輾轉，1930年，陳垣終於聘得余遜的父親、在湖南老宅設館授徒的余嘉錫為輔仁講師，並不到一年升任其為教授，這在當時成為京城一段奇談。與余嘉錫經歷相仿的還有倫明、於省吾、唐蘭、溥雪齋、陸開鈞等一批舊學先賢。

據統計，1925年—1948年，輔仁聘請了總計950名教員，其中不乏語言學大師劉復、沈兼士，金石學家馬衡，歷史學家鄧之誠，語言學家魏建功、陸宗達、羅常培等一批聲名遠播的大師。曾擔任校長秘書的台靜農曾說：「因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結識的學人多，一旦有機會，他就將他們推薦出來。」

然而，陳垣並不是見「賢」就攬。1933年，陳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輔仁執教，開設哲學史等課程，陳垣回信說，輔仁史學系所缺的是「斷代史教員」，直言弟子不太適合來輔仁執教。

他重視基礎教學，開設了在史學界開風氣的兩門課程——「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這兩門課程對於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開學習歷史大門的兩把鑰匙。90年後的今天，國內歷史教育界依然在開設這被奉為經典的「兩課」。

他對教師教學態度要求之嚴格，也讓當下校長難以企及。啟功曾回憶起陳垣對他耳提面命的九條「上課守則」，第一條就是：一個人站在講台上要有一個樣子，和學生的臉是對立的，但感情不可對立。「板書每行四五字，絕不寫到黑板下框處，怕後邊坐的學生看不見。」陳垣對教學的細致認真，從上課板書這樣的細節，可見一斑。啟功說：「老校長教導我的樣子，我現在蘸著眼淚也能畫出來。」

陳垣還把西方大學的教學方法帶到輔仁，對學生要求極為苛刻。受業弟子董鼐曾回憶說：「每次上課，必指定看十多本參考書，只這一手兒，就把系內學生逼得雞飛狗跳了；何況考試時，他絕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題目，都是課外的，沒瀏覽過參考書，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雲。」因此，不少學生中途被淘汰。在學界傳為佳話的陳門四翰林「南書房四行走」——余遜、柴德賡、啟功、周祖謨，就是在如此嚴格的要求下，成為各自領域的大家。

陳垣培育的人才可謂精英輩出，有科學家、實業家、社會活動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學生還都是接過了「援庵先生」的教鞭，從事教育工作。僅以歷史學家為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各著名大學歷史學的系主任，幾乎都是他的學生。大家在一起開學科研討會，就如同「師門聚會」。

許多年後，有關大學「校長職業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討論如火如荼之時，回望陳垣「甩手」校長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哲意不禁讓人感慨。

2002年，有兩座銅像在北京師范大學同時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長陳垣。他們在地理位置上一東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書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印象：祖父的家書「函授」

■陳智超 口述 祁雪晶 采訪整理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則。他常說「教」和「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種環境氛圍里自然養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響下，除早年去世的兩位外，全都從事教育工作，有大學教授、中學校長、中學教員，還有圖書館員。

我父親陳樂素與我都是研究歷史的，陳氏一門連續三代成為史學家，在學界傳為美談，實際上祖父從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來，不管是祖父對父親，還是父親對我，都從未提過自己的孩子應學習歷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學研究之路，可以用6個字概括：第一是「開明」，第二是「啟發」，第三是「責任」，可以說純粹依賴開明家風的鼓勵和長輩的啟發。

對我父親，祖父以引導為主。父親7歲的時候，祖父用《三國演義》給他做學習文史的啟蒙讀物，讓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現的人名和地名寫在書眉上，還要記熟。等到父親大一點的時候，就讓我父親幫他抄寫一些相關歷史資料，通過這樣的辦法培養他的興趣和讀書方法。

我父親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太多當面接受祖父教誨的機會，我亦如此。更多時候，祖父是通過家書教育我們。在後人眼中，我們也有一個可以親耳聆聽祖父授業的「大學」——家書「函授」。

祖父的家書，不外乎兩個內容。一為惦念家人的關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們為人、為師、為學的道理，後者更甚。因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體驗，至今讀起來還覺得真切。

祖父在家書中多次傳授自己的經驗。他曾說：「教書之法，要充分預備，寧可備而不用，不可不備也。又對學生多誇獎，生其興趣。……教書以誠懇為主，無論寬嚴，總要用心，使學生得益。」1939年，我父親在香港一女子中學任教。那段時間祖父與父親書信往來頻繁，家書就成了祖父給父親授課的「講堂」。

在這個特別的課堂上，大至教學理念、教學態度，小至備課、學生管理、課堂管理、課業批閱等細枝末節的事情，都有細致入微的指導。祖父常說對學生應多鼓勵、多誇獎，要讓學生產生興趣，教學上出現問題，責任在於教師，而不在於學生。現在許多人教書教不好，總是責怪學生素質差，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親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學任教後，祖父又針對大學教學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指導意見：「教大學（要自己勞）與教中學（要對學生勞）不同，亦須注意」，「教書最好能教學相長，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後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導下，父親在浙江大學的課程頗受學生喜愛，特別是具有陳門特色的「史源學實習」課。

祖父在強調教學的同時，還對教研結合有諸多叮囑。「教課之下，應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語，幸切記。總要留一點日子為自己修養之地。」

祖父對子女讀書、做學問總是大力支持，他對父親的教育，也隨著父親對我的教育沿承了下來。他對我們的教育主要是通過身教示範，在潛移默化中啟發我們的自覺性。

我選擇學歷史，也是受到父親的啟發。父親寫《宋史藝文志考證》，要先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藝文志》或《宋志》，父親就讓七八歲的我和二姐兩個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來就用紅筆做記號，這是第一遍。第二遍讓我們兩人交換檢查，如果發現了對方的錯誤，就給一個獎品。本來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於有這樣一種競爭，激發了我們的積極性。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啟發、熏陶，培養了我對史學的興趣。

家書，在那個戰亂紛飛、新思想萌發的年代，不僅反映出了祖父與父親鴻儒間的探討，也有父子之間的談心。在這些家書中，祖父忽而是充滿殷殷關愛的慈父，忽而是嚴謹認真、充滿熱愛和激情的良師。一句句教誨、一聲聲叮嚀，無論對於專業學者、師者還是一個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啟示。（陳智超系陳垣長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對話：要反思什麼是真正的會通中西

■通訊員 祁雪晶

陳垣留給我們怎樣的精神遺產？筆者就此走訪了北京師范大學的兩位學者——陳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和教育學部教授孫邦華。

筆者：從教育家的角度而言，你認為陳垣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孫邦華：就校長角色而言，陳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樣是一個思想家型的大學校長，也不像張伯苓那樣是一個管理者型的校長。前者用西方現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學，後者事必躬親，將管理藝術發揮到了極致。陳垣的教育理念體現在他教學、治校、為學、育人的方方面面。如大學教育必須堅持會通中西的辦學宗旨；堅持以培養精英人才為目標和高標准要求；大學的學術研究也應該重質而不是重量，一流大學要有一流的學術研究水平及成果；大學管理者應該懂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理，對大學的影響重在精神力，不必做一個低層次的事務性校長。

周少川：陳垣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觀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流傳依然歷久彌新。他強調基礎教育，尤其是國文教育，源自於他樸素的理念——中國文化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致力於能力培養，讓教師、學生都動起手來，源自於教育家「知行合一」的信念；他重視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重視師范教育更是一個教育家的本色體現。

筆者：陳垣教育理念是否都沿承至今？

周少川：談起對陳垣理念的沿承，我重點說一些遺憾的地方。舉一例，援庵先生開設的「史源學實習」課程，開始於1938年，在近代史學轉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由於師資的問題，1948年後就不再開設此課了。1980年後，陳樂素先生子承父業，又開了這門課，其弟子也有零星地開了此門課程的，但在大多數高校的歷史專業，都沒有開設這門課程了。如今許多學者呼籲歷史教學必須有「史源學實習」課，我個人也非常贊同這個呼聲。實際上，陳垣其他很多理念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很好地實現，所以我們有必要仔細梳理他的教育理念，以供後來者借鑒學習。

筆者：陳垣的辦學經驗對當下大學改革有什麼啟迪？

孫邦華：當下大學教育改革也存在一種「西學東漸」的趨勢。言及改革，各高校紛紛走出國門去歐美國家「取西經」，很多大學也把國際化作為建設一流大學的目標之一。在忙著取經的時候，需要冷靜地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會通中西？」多招收一些留學生，引進幾個候鳥式的「外教」，請幾位外國專家做講座就是「會通中西」了嗎？「會通中西」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基礎之上的，「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終極目標是「美美與共」，而不是「襲取人之皮毛，犧牲其所可貴，買櫝還珠，邯鄲學步」。我認為一流大學的建設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中國的一流大學要有中國風格、中國特色、中國氣派。

周少川：現今許多大學都在搞通識教育，其理念實際上與陳垣重視基礎教育，注重人格培養和能力培養相通。但在我看來，有些高校的通識教育改革是完全失敗的，其餘大部分也都流於形式，成為了功利化的通識教育。陳垣先生在人才培養中貫徹一個理念——教育是激發人性的過程，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健全人的仁、義、禮、智、信，讓人的真善美本性得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當下許多大學的通識教育，以為有一些可以修身養性的通識教育模塊課程，就可以達到使學生「博」的目的，實際上很多課程都淪為「混學分」的課程。總而言之，通識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改革的征程依舊任重而道遠。

C. 史學名家的治史歷程與方法這門課怎麼樣

史學名家的治史歷程與方法這門課好。為北師大歷史學院主推慕課，建設歷時三年之久。主要介紹了陳垣、劉乃和、白壽彝、何茲全及劉家和五位史學名家的為人為師為學的歷程，其中滲透了相關重要治史理論、思想和方法，對年輕一代學者具有極強的教化意義。《史學名家的治史歷程與方法》課程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姜海軍主管負責建設，歷時三年之久。該課程一共分為五個部分。
1、陳垣生平。本部分的主講人陳智超老師是陳垣先生之孫，自小受家風浸染，接受史學熏陶。陳智超老師曾主編《陳垣全集》，發表了一系列陳垣研究的相關論文，在推動陳垣研究緩敏方面做出了扎實的貢獻。本課程是陳智超老師對陳智超老師的祖父陳垣先生生平的介紹。
2、白壽彝的史學成就和治學風格。本部分主講人是北態行京師范大學歷史擾閉枝學院瞿林東教授，林東教授是白壽彝先生的首批研究生，多年來一直傳承著白壽彝先生學風，並在白先生之後，開辟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這一嶄新的研究領域。
3、劉乃和。本部分主講人周少川老師是劉乃和先生的第一屆研究生，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教授，著有《弘揚勵耘精神開創史學新風——淺談劉乃和先生的史學成就》等回憶劉乃和先生的文章。本課程是周少川老師對周少川老師的老師劉乃和先生的高尚品格與優良學風的介紹。
4、何茲全與大時代。該部分由何茲全先生博士生、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寧欣教授講授，通過回顧何先生的生前經歷和主要事跡，生動展現了大時代下何先生的學術選擇和人格堅守，完整呈現了何茲全先生立體而又飽滿的愛國一書生的形象。
5、劉家和先生歷史比較研究的思想與方法。該部分由劉家和先生的博士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蔣重躍教授講授，通過回顧劉先生的求學、工作和研究等事跡，系統地介紹了劉家和先生歷史比較研究的思想與方法的萌發、形成與成熟階段，並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展現了劉家和先生的學術特點與方法。

D. 資治通鑒怎麼學

應該怎樣讀《資治通鑒》？
－－讀《資治通鑒介紹》產生的問題
《資治通鑒》是文史類讀書人的必讀書，其價值自不必贅述。但是，這樣一部大書，該怎樣去讀呢？
《資治通鑒》我看過一遍－－只能算看過而已，不敢說讀過－－正文大致都無遺漏，但比較短的考異和一半左右的胡注都跳過去沒看。至於卷末的《通鑒釋文辯誤》，則一頁沒翻。
近來計劃秋後認真讀一遍《資治通鑒》，帶著「該怎樣去讀？」這個問題，作了些准備工作。其間，讀了柴徳賡先生的《資治通鑒介紹》，我覺得此書對我的幫助很大。讀後，進一步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故在此向大家請教。
《介紹》是本小冊子，性質為面向初學者的普及讀物，正與我的水平相稱，故祥拿而受到的教益特別大。這是一九六三年柴徳賡先生的講課記錄稿，講得深入淺出，非八十年代以來很多堂堂的「通鑒學」著作可比。讀此書時有親炙傳授的感覺，師承傳授所授受的治學方法本質就是一些讀書的經驗體會，這一般在哪裡都找不到，故而格外值得珍視。
其中第九節正是「怎樣讀《通鑒》」。概述如下，〔*〕是我的感想。
一、基本方法：
首先，「不是翻書，而是念書，就是一句一句地念。」〔是念，而非看〕而不能一行行地看。
念的過程中要點〔現在的標點本其實也可以照樣點的，況且標點本的正文和胡注都有個別錯誤〕，重要或感興趣的內容要圈〔可用劃線代替〕。
念的過程中，心要閑，多思考。不能趕任務。
二、手頭准備好工具書：
《二十史閏朔表》〔此表漢太初前那段是錯誤的，可參用《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
《通鑒地理今釋》、《地名大辭典》、《中國地圖集》〔今天可以偷懶了，用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甚至可以用2CD的電子版，查詢效率會提高很多〕
《辭源》
三、整體起碼要讀三遍：
第一遍：一句一句點完，加眉批標題。〔這樣自然放慢了速度，讀時就仔細，且有概況有理解，讀得扎實〕要十目一行，不能一目十行。
第二遍：查正史（主要是列傳）核對資料。核對中理解《通鑒》的書法，同時對歷史了解得更豐富全面。
第三遍：對《通鑒》有自己的心得，有議論。
鈔卡片，為了整理保存資料方便，且加深理解。〔鈔書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不單為了整理資料，同時也是對重要段落的精讀。鈔書實為最精的精讀，甚至有過於背誦之處。看是一行行看，念則是一句句念，鈔乃是一字字鈔，很多精微之處往往在鈔寫中有所發現領悟。〕
以上就是我對《介紹》第九節的概括。
柴先生出於陳垣先生門下。精讀重要典籍，查溯史料來源，這都是陳垣先生對後學大力提倡的治學入門方法。
為什麼讀第一遍不要去過多思考議論呢？陳垣先生說：「讀書少的人，好發議論。」以我的經驗，當日讀第一遍時也加了些評點考據，現在再看，多是淺薄可笑的，自以為創見的地方，往往是出於孤陋寡聞或是誤會了文意導致的。
我的第一遍比柴先生要求的第一遍差得太遠，但不甘心再把第一遍的工作重作一次，仿宴碼而想把一二兩遍中的任務合在我的此次重讀中完成。由此，我產生的新問題就是：第二遍究竟該怎麼讀？細節柴先生沒說。有些問題可以預想：核對材料的過程中如何保證《通鑒》的主線呢？是僅僅查相關的一點，還是通讀全篇呢？全篇地讀，無法保證通鑒的主線；部分地讀，效率太低。前四史比較熟悉還好說，《晉書》以下則會很難辦。
陳垣先生談查證前人著作說：「一備哪、看其根據是否正確：版本異同、記載先後、徵引繁簡；二、看其引證是否充分；三、看其敘述有無錯誤：人名、地名、年代、數目、官名；四、看其判斷是否正確。」這可以作為參考，但我還是不清楚在讀《通鑒》對讀正史時，具體該怎麼做。
我向大家請教的問題就是：查正史核對資料，這種「橫通」的讀法，究竟具體如何操作？
近日還看了一些書：可巧其中有個具體用《通鑒》對讀正史的例證－－《資治通鑒唐紀勘誤》，周紹良著。
作者和柴徳賡先生一樣，也是陳垣先生的門人，但他只在門下學了一年。在此書的後序里作者說，陳先生在入門時要求他精讀《通鑒》，一字一句不能放過，必須徹底讀通，不能有一個破句。看來他們這種研讀《通鑒》的方法同出於陳門。（近世名家授徒，大多從點讀某種大部頭古籍開始。）
作者採取了一種簡易的辦法：《通鑒》，他只選讀了史料價值最高的《唐紀》；參讀《兩唐書》，他只用了本紀對讀，根本沒有涉及列傳。
限於條件，選讀固然無可厚非，但他僅用本紀對讀的方法雖然簡明易行，但我覺得這種參讀意思不大，和單讀《通鑒》差不多。本紀當日作通鑒長編時必曾作為主要的參考資料，其異同當是司馬溫公去取的結果。
書名《勘誤》有些名不副實。雖有千餘條，多為異同而已，恐多是溫公所刊正之處。作者非但沒有理解通鑒的去取之道，反而以之為可疑，因作勘誤。此書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此類，真正的勘誤，不過數十條，（序中列舉了其中的主要部分）其餘都是價值不高的「本紀考異」。（遠不如《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岑仲勉）此書只讀那篇長序就可以了，精華盡在其中。
我覺得，作者對陳先生的第一個作業完成得不好，這部書雖經修訂，整體的確只是學生筆記的水平。作者的成績不好，從反面說明只用本紀對讀是不恰當的，起碼要旁通列傳。
這個具體對讀的例子總體是不成功的，所以還是沒能幫我解決「怎樣對讀」的問題。
小弟獻上一疑：司馬光當年撰書是為了讓大家這么來讀的嗎？竊以為陳先生的讀法是學人的讀法，這種讀法當然不可廢，而且是非常有必要。但是恐怕不符合著者的本意。
下面列出近期讀的幾種關於《通鑒》的書籍，必然遺漏了很多重要著作。如是民國以來的著作，希望大家指出，我好趕緊去補課。
《通鑒胡注表微》（1945）陳垣
此為近世名著，雖其中多有陳垣先生寄寓時事感慨的話，並非純粹的學術著作，但畢竟作者功力深厚，讀此書對理解胡注幫助巨大，徹底解決了怎麼讀胡注的問題。此書同時對通鑒正文的書法也頗有闡發。
《通鑒學》（1946）張煦侯
為近人早期的「通鑒學」著作。此書有整理排比之功，少獨斷創獲之見，其第五章和第三章相對較有參考價值。作者讀書不少，但似乎范圍頗有限制，且見識較舊，眼界不高。其整理工作雖平常，但可謂扎實而全面。今人通鑒學的格局幾乎全依此書，不過稍加增補而已。多半內容不過將此書翻譯為白話。如此，此書於今日學者拼湊論文著作功勞甚大。
《資治通鑒疑年錄》（1994）吳玉貴；尚未讀
此次重讀擬將此書過錄於正文間。
《通鑒嚴補輯要》馮惠民輯；尚未讀
嚴衍《資治通鑒補》不易得，以此代之。其校正部分多通過章校間接收入今標點本。但補正為章校所棄去，此次讀時將嚴補過錄，同時核對一下嚴補的出處，也是很好玩的。
《資治通鑒目錄》司馬光
家有商務舊印本，可惜不在身邊。胡注曾指出過目錄所記偶有與正文不同之處。
《稽古錄》司馬光，
可以借來讀，溫公的這兩種作品偶與《通鑒》有異同，應該參讀。
近人還有崔萬秋的《通鑒研究》（1934年）沒能找到。
至於今人的「通鑒學」作品，相對較多。似乎都未能超出前人著作，故而沒讀。

最後還有一部名著，
《讀通鑒論》王夫之（此書昔日看過一部分，未能通讀。）
此書寫得非常好看，讀之令人忘倦。但正因其過於好看，讓我總感覺心裡不踏實。能獨斷而無考索，此為空疏之論。沒有考索的獨斷之論，往往都類似書生談兵，貌似有理，實是妄說。但此書作者見識卓異，不可以通常的空疏史論視之。作者能將自己置身於歷史之中，代入當時情狀以體味歷史中的人事，往往對隱昧之處頗有發明。此書初學者不宜讀，非對通鑒讀數過，深思精辨之後方可讀此書，其時必有裨益。初學者讀此書，無益反損，所以我打算等幾年再說。
著者本意我無從揣測。對於博通之士，自然不必用這么笨的讀法；但陳垣先生的讀法對初學者還是很合適的。
初學者隨便翻看，固然開卷有益，但讀書的收獲和付出往往是成正比的。
查到一套書:《通鑒史料別裁》
輯錄宋元以來有關《資治通鑒》及通鑒類史書的注釋、辨誤、考訂、校補等著述為一編。包括：《資治通鑒補》、《資治通鑒外紀》、《資治通鑒地理今釋》、《看鑒偶評》、《陸狀元增節音注釋義資治通鑒》、《校刊資治通鑒全書》（錄考異、釋例、問疑、釋文辨誤部分）、《通鑒要刪》、《通鑒韻書》、《通鑒纂要》、《通鑒綱目引義》、《綱鑒總紀》、《綱鑒釋語》、《鑒撮》、《兩朝御批合璧》、《鑒史輯要圖說》、《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通鑒答問》、《通鑒可法錄》等數十種，為一部匯編歷代通鑒學著述的集大成之作。《資治通鑒》原書及《通鑒綱目》等常見書，則不予收錄。
精裝，16開，20冊，學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定價：4980元。
太貴了。
另，散見於各書的校正，如《困學紀聞》、《日知錄》等，查起來麻煩。要是有人輯錄出來做個「《資治通鑒》研究資料匯編」就好了。（「通鑒學」數十年，這種基本工作還沒做。）
當小說讀，越讀越有味。第一遍往往摸不清頭緒，某個重要人物剛剛出場時只是和龍套一略提一筆，後來發現此人重要了，再想找他的來歷已經不知在前幾卷了。讀第二遍時,就會預先有所警覺，情況好得多。

至於說報著一堆資料讀通鑒，赫赫，還不如直接讀十七史呢。砸缸先生寫書本就是要讓人快速通覽的。
歡迎和我一樣的初學者來探討，或是讀過數次的過來人指教。

至於那些淹通古今的高人就不必賜教了，因為我不能象諸位那樣能將歷代地名官職瞭然於胸。水平差距太大，想受教也無從設法，故而不敢煩勞諸位。

近來又讀了些書：
1-發覺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非常重要，乃是必讀書。對此書的貶低似乎是陳垣一門學者的偏見。
但這書只在《續修四庫》里見到影印本，沒有單行。

2-《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中華標點本說已經收入其重要部分，這話是靠不住的。
3-岑仲勉的《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很值得參讀，比他的《隋唐史》嚴謹得多。聯想到周紹良的《唐紀勘誤》內容不但不成，其實看書名就可知其妄誕。
另，前面說：要是有人輯錄出來做個「《資治通鑒》研究資料匯編」就好了。
這個工作已經有人做了，據說陳國本的《通鑒大辭典》中共收集了九百餘條各家對胡注指出的錯誤或補充。只是書還沒見到，不知是否出版了？
今天去圖書館，讀了崔萬秋的《通鑒研究》。（七十年來沒再版，只得去圖書館看。）
還借出初印的《通鑒胡注表微》，卻很有點意思。
封面題「一山老先生正陳垣謹呈」，應是援庵先生手澤。這位「一山老先生」可能是章一山先生吧？
書中夾著一張拉丁文處方，為咳嗽葯水。看葯房地址讓我感到很親切「興亞二區26號路」，雖無地名，可以肯定是天津，原英租界在戰後接收，改名「興亞二區」。原來都是英文路名，後來則用各地城市名稱來命名街道。這時正在兩者之間，用編號作路名，這是我所不知道的，史料中也少有記載。
其時為47年3月，章一山先生可能剛得到這冊贈書，帶著它去了葯房，這時他已經快九十歲了。
不知這冊書是怎樣從天津輾轉來到杭州的。
《二十史朔閏表》從漢高祖元年開始，你大約真的沒見過此書吧：）
此表存在一些錯誤，分兩類：漢太初前－由於推算方法的錯誤全錯了；太初後－存在個別的局部錯誤。
太初前的錯誤已經被史學界大致公認，可能你不太熟悉情況，八十年代以來出的幾種歷日表都改正了這個錯誤。
非常的全了 尋找很不容易 望採納

E. 汝企和簡介

生平簡介

汝企和（1949——），江蘇蘇州人。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歷史文獻教研室主任。為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員。在歷史文獻學、歷史教學研究殲蠢、周易研究領域，均有突出貢獻。

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就讀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學習，畢業後獲學士學位。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讀研，畢業後獲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4年，擔任文獻室主任。2001年，評為教授。2003年，評為博士生導師。

汝企和長期從事歷史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在宋代文獻學領域發表論文20餘篇，其中《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論》（《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且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0年第二期作為該期首篇轉載。）他整理的南宋史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20餘萬字）於1995年在中華書局出版，於1998年獲北師大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並獲得宋史學界的一致好評。

教學研究。自1994年擔任歷褲敗史文獻室主任以來，不斷探索與改革，於1997年獲北京市級教學成果二等獎，2001年獲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其為獲獎之帶頭人）。1996年獲原國家教委「高等人文社會科學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第一批立項項目及經費，他為項目的實際負責人。他主編的84萬字的教材《中國歷史文選》已成為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材》，1999年於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從而提前結項，受到教育部通報嘉獎。該教材以其嶄新的思路、獨特的選篇等在學術界獲得好評，並於2002年獲國家級教材一等獎。發表教學研究論文10餘篇，其中《推動「歷史文選」教學改革不斷深化的探索》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一期上發表後，引起社會的很大關注，《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研究文集》、《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參考文庫》與《中國教育家論文經典》均已全文轉載；並被《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參考文庫》編纂委員會和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分別評為論文一等獎。另一篇教學論文於2005年獲北京市高等教育學會第六次優秀高等教育科研成果獎。由於在教學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所以他於2006年獲北師大（第二屆）錢瑗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2008年4月被評為北京師范大學名師；2008年5月獲北師大第五屆教師本科教學優秀獎特等獎；2008年6月獲寶鋼教育獎。

此外，他獨力翻譯的《外國雇傭兵與清朝官員》（23萬字）已於200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還曾多次為外國學術團體用英語講授中國歷史。

近年來他又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數術文化研究，並已撰寫四篇論文。他潛心研究《周易》多年，近幾年為歷史學院開設的「《周易》與傳統文化」課，深受廣大學生歡迎。

論著目錄

一、著作

1、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20餘萬字），中華書局1995年7月版。

2、整理《癸辛雜識》（16萬字），團結出版社1998年2月版。

3、主編《中國歷史文選》（上中下三冊，84萬余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6月版。

4、翻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23.6字），氏純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2月版。

5、於2002年5月教育部頒布專文委託北京師范大學召開的全國「中國歷史文選」教學研討會的開幕式上發表主題報告；在閉幕式上發表總結報告；會後主編大會論文集《中國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四集（23萬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於2003年6月出版。

6、專著《中華傳統文化探幽》（22萬字），2008年6月版。

7、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經高水平修訂後再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成為北京市精品教材。

8、於2009年5月教育部頒布專文委託北京師范大學召開的全國「中國歷史文選」教學研討會的閉幕式上發表總結報告；會後主編大會論文集《解字說文——中國歷史文選研究》第五輯（18萬字），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二、論文

1、翻譯：《美使麥蓮致國務卿馬賽函及其天京蕪湖之行》，《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

2、《〈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初探》，《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3、《〈宋史〉校記補遺二十則》，《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二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4、《以教育心理學的原理指導歷史文選教學》（0.7萬字），《中國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二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

5、《〈四庫全書〉某些岐誤之原因》，《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四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6、《宋初官方搜求書籍述論》（0.8萬字），《陰山學刊》1994年第三期。

7、《〈四庫全書〉歧義一瞥》（1.5萬字），《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五期。

8、《宋初官方校勘述論》（1.3萬字），《宋史研究論文集》1996年1月。

9、《對〈中國歷史文選〉教材編寫的思考與探索》（1.3萬字），《中國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三集，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0、《對建國以來〈中國歷史文選〉教材的回顧與思考》（1.4萬字），《史學論衡》1999年7月。

11、《北宋中後期官府校勘述論》（1.9萬字），《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宋史卷）2000年第二期轉載，並將此文列為該期之第一篇。且於2002年5月被「新世紀中國西部叢書編委會」評選為「新世紀、新經濟、新西部學術成果獎」之特等獎；8月被「中國西部發展戰略叢書編委會」評選為優秀論文獎特等獎。

12、《陳垣先生的教育成就與教學方法初探》（0.8萬字），《勵耘學術承習錄》，2000年11月。

13、《推動「歷史文選」教學改革不斷深化的探索》（1.1萬字），《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一期。《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研究文集》、《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參考文庫》與《中國教育家論文經典》均已全文轉載；並被《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參考文庫》編纂委員會和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分別評為論文一等獎；02年11月被「中國教育學會」評選為「全國高校教師文科優秀論文」。

14、《論兩宋館閣之校勘史書》（1.6萬字），《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宋史卷）2001年第三期轉載。

15、《略論南宋時期之官府校勘》（0.8萬字），《歷史文獻研究》第20輯，2001年7月。

16、《深化教學研究，推動歷史文選教學改革持續發展》（0.5萬字），《北師大本科教育教學論文集》，2002年1月。

17、《略論宋代官府對經部書的校勘》(1.3萬字)，《史學論衡（慶祝北師大百年校慶歷史系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8、《父親汝龍的夕陽時光》，《人民政協報》2003年2月27日；3月6日。

19、《弘揚中華文化、光大中華美德》（0.12萬字），《光明日報》2003年3月21日（第3版）。

20、《論宋代館閣之校勘經部書》（1.5萬字），《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一期。並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宋遼金元史）2003年第二期作為首篇全文轉載。

21、《南宋館閣校勘述論》（1.4萬字），《河北大學學報》2003年第三期。

22、《論北宋官府對道教書籍的校勘》(1.1萬字)，《中國道教》2003年第四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宗教卷）2003年第6期轉載。

23、《再論以教育心理學原理指導歷史文選教學改革》（0.8萬字），《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四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4、《讓「歷史文選」教學改革與時俱進，為宏揚中華文化作出更大貢獻》（0.7萬字），《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四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5、《對建國以來〈中國歷史文選〉教材的回顧與思考》（1.4萬字），《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四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6、《第四屆全國歷史文選教學研討會綜述》（0.8萬字），《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四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7、《古漢語過關考試小結》，《歷史文選教學研究》（第四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8、《略論北宋時期之館閣校勘》，《歷史文獻研究》（第22輯），2003年7月。

29、《論北宋官府之綜校四部群書》(0.9萬字)，《圖書館雜志理論學術年刊》（2003年），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年3月。其《後記》明言：只有入選《圖書館雜志》的優秀論文才可刊於《理論學術年刊》！

30、《論「中國歷史文選」教學中的周期性問題》（0.8萬字），《教師教育研究》2004年第三期。（2004年6月）

31、《略論兩宋官府對史書的校勘》（0.6萬字），《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輯），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

32、《北宋官府校勘經部書的輝煌成就》（0.5萬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中心：《新世紀黨政幹部理論學習文集》（先進文化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版。同時獲優秀論文獎。

33、《兩漢時期之相人術與漢代社會》（1.3萬字），《齊魯學刊》2005年第五期。

34、《兩漢時期之相人術與漢代社會》，《新華文摘》2006年第一期。

35、《北宋官府對醫書的校理》，（1萬字），《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二期。

36、《對完善校勘學理論體系的若干思考》，（1.2萬字），上海2005年《圖書館雜志理論學術年刊》，2006年10月出版。

37、《簡論北宋官府之醫書校理》，刊於2006年年底出版的《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黨政幹部理論學習文選》。

38、《簡論北宋官府對四部群書的校理》，中華名人系列叢書編輯部：《中華名人文論大全》（第三卷），《中國語言文化出版社》。06年9月1日收到入選函，稱本文獲特等獎。

39、《以研究推動「歷史文選」教學改革不斷深化》（1.1萬字），《高校歷史教學改革的探索與實踐》，大象出版社2007年3月版。

40、《魏晉時期之相人術與魏晉社會》（1.3萬字），《齊魯學刊》2007年第四期。

41、《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1.1萬字），《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六期（12月）。大學學報》2008年第三期。

42、《以「小學」為重點內容?——加強歷史文選實習訓練》，《現代教育報?教材周刊》，2008年11月21日第四版。

43、《思念父親汝龍先生》，1.7萬字，《炎黃文化研究》第九輯，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44、《關於建立古漢語過關考試題庫的探索與思考》，載於《解字說文——中國歷史文選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版。

45、《論陳垣先生對中國歷史文選課的貢獻》，載於《解字說文——中國歷史文選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版。

F. 校勘常識

1.從事校勘應具備哪些基礎知識
校勘

中國古籍整理的一種方法。校是查校古書中文字的異同，勘是勘正古書流傳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中國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難免產生文字上的訛誤、缺漏 、增添、顛倒等情況。校勘有4種方式：① 對校。用同一種書較早的本子與其他本子對讀，遇有不同處，即注出來，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②本校。以同一部書前後互證，指明其後文字或記載的異同，並進一步判斷其正誤。③他校 。以其他有關的書籍對照本書。④理校。凡無其他本子可以依據，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就憑校者的學識，據理判明其正誤。

校勘，指利用同一書籍的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通過比較核對和分析推理，發現並糾正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的錯誤。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說文》雲："校，木囚也。"如《易經·噬嗑》："何（荷）校滅耳。"即奴隸肩負刑枷遮掩兩耳。刑枷有約束犯人之義，從而引申為考核。如《漢書·食貨志上》："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稱為校。如駱賓王《帝京篇》："校文天祿閣。"

勘，有復核審定的意思。《說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見，勘與校是近義詞。也有人認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古人寫字於竹簡，如有錯誤，則用刀削除改正，然後成為定本，故"刊"有削除復定之義。應劭《風俗通義》雲："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竹書，為易刊定。"後世習於"刊"為刊削之義，故將"刊"與"勘"分開，刊指刻書言，勘指定書言。

校勘一詞合用，首見於齊梁（南北朝）時期，如《沈休文集》雲："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民郎、左民尚書，專典校勘。"此指廣義校勘，包括今之目錄、版本、校勘等內容。至唐宋時期，校勘一詞應用漸多，詞義則多轉為狹義，如宋·歐陽修《文忠集·春秋繁露》雲？quot；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稱校讎或讎校。讎（chóu 仇），《說文》："猶〓（yīng英）也。""〓，以言對也。"《正字通》："言相讎對也。"《韻會》："猶校也。謂兩本相復校，如仇讎也。"由此可知，讎，本義為以言對答，以後逐漸引申，遂與校字義近，而用於校核文字。
2.什麼是校備爛勘
校勘就是用同一部書的 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加以比 較，考訂文字的異同，目的 在於確定原文的真相。

校勘 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春秋時 期。《國語•魯語》載魯大 夫閔馬父對景伯說：「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以《那》為首。

」前 人一般認為正考父是孔子的 六世祖，西周末年為宋國的 大夫。孔子整理六經，將《詩》、《書》去其重，寫版定本，必然經過校勘。

西漢劉 向大規模整理古籍，編制目錄，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為一道重要的工序，並給 「校讎」二字下定義，將其提到理論髙度，於是產生了校勘學。 校勘學有廣、狹二 義。

廣義的校勘學，前人稱為校讎學，包括了版本、校勘、目錄、考證、辨偽、輯 佚等內容，現在稱為文獻學。因廣義校勘界定不明，今已不用，遂成為歷史名詞。

現代所謂的校勘仿滾漏學，即狹義的校勘學，指專門研究古籍整理、文字比勘的科學方法 和理論的學問。 校勘學始於漢，成於宋，大盛於清。

近人陳垣在總結前人成就的基 礎上，提出了校勘古籍的一系列理論、方法、原則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學體系。
3.「校勘四法」都包括什麼
1931年，陳備轎垣在其所著《校勘學釋例》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對校法，也稱為「版本校」，它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是在廣泛搜集同一書籍的不同版本的基礎上，從中選擇一個錯誤較少的版本作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進行校勘的方法。

本校法，是一種用本書校本書的校勘方法，通過前後文字的對照，比較分析其異同，從而找出其中的錯誤。他校法，用與本書相關的其他書籍進行校勘的方法。

理校法，運用推理的方法進行校勘，是校勘的補充方法。運用分析、類比、綜合等手段，據理推斷文獻中的錯誤。

陳垣的「校勘四法」不僅方法縝密，而且內涵豐富，它實際已包含著對校勘內容、校勘工作性質，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學規定，一經提出，即廣為學界所接受，時至今日，仍有其廣泛影響。
4.從事校勘需要具備哪些基礎知識
校勘 中國古籍整理的一種方法。

校是查校古書中文字的異同，勘是勘正古書流傳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中國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難免產生文字上的訛誤、缺漏 、增添、顛倒等情況。

校勘有4種方式：① 對校。用同一種書較早的本子與其他本子對讀，遇有不同處，即注出來，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

②本校。以同一部書前後互證，指明其後文字或記載的異同，並進一步判斷其正誤。

③他校 。以其他有關的書籍對照本書。

④理校。凡無其他本子可以依據，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就憑校者的學識，據理判明其正誤。

校勘，指利用同一書籍的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通過比較核對和分析推理，發現並糾正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的錯誤。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

《說文》雲："校，木囚也。"如《易經·噬嗑》："何（荷）校滅耳。

"即奴隸肩負刑枷遮掩兩耳。刑枷有約束犯人之義，從而引申為考核。

如《漢書·食貨志上》："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稱為校。

如駱賓王《帝京篇》："校文天祿閣。" 勘，有復核審定的意思。

《說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見，勘與校是近義詞。

也有人認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

"古人寫字於竹簡，如有錯誤，則用刀削除改正，然後成為定本，故"刊"有削除復定之義。應劭《風俗通義》雲："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竹書，為易刊定。

"後世習於"刊"為刊削之義，故將"刊"與"勘"分開，刊指刻書言，勘指定書言。 校勘一詞合用，首見於齊梁（南北朝）時期，如《沈休文集》雲："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民郎、左民尚書，專典校勘。

"此指廣義校勘，包括今之目錄、版本、校勘等內容。至唐宋時期，校勘一詞應用漸多，詞義則多轉為狹義，如宋·歐陽修《文忠集·春秋繁露》雲？quot；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

"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稱校讎或讎校。

讎（chóu 仇），《說文》："猶〓（yīng英）也。""〓，以言對也。

"《正字通》："言相讎對也。"《韻會》："猶校也。

謂兩本相復校，如仇讎也。"由此可知，讎，本義為以言對答，以後逐漸引申，遂與校字義近，而用於校核文字。
5.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四種：（1）對校法。

就是用同書的祖本或別本對讀，只校異同，不定是非。即使祖本或別本有誤，也照錄下來，然後用其他方法校正。

（2）本校法。就是把同一部書的有關文句進行比較、選擇，前後互證，訂正錯誤。

如《戰國策•楚策》：「（黃雀）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若按照原文解釋，那麼黃雀已經被「調乎酸醎」之後才「墜於公子之手」，顯然不對。

下文是「折清風而壇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兩句比較，能判定「倏忽」一句是錯簡，應在「晝游」句之前。

（3）他校法。就是用其他書校本書。

如《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 」王引之《經義述聞》以《孔子家語•正論》的引文為證，說明「曰」字是「由」字缺筆而誤。

（4）理校法。就是根據文字、音韻或文理、語氣等判定正誤。

如《禮記•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先」字費解。

俞樾以「近」字古文作「岸」，與「先」形近為根據，又考下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先」「遠」對文，因此確定「先」為「近」字之誤。
6.孔子校勘古籍有哪些基本原則
開拓文獻資料整理工作的先河，是孔子除哲學、思想、教育之外對人類的又一大貢獻。

他編輯、整理了《周易》、《春秋》等《六經》（《六藝》），並持有科學嚴謹、「述而不作」、「微言大義」的態度，對後世幾千年以至當今影響極深。他的最大貢獻是整理和校勘了大量重要古籍。

校，就是考核、校對。勘，就是刪取。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核心工作。中國歷代對目錄與校勘這兩門學問都非常重視，同時對於二者的爭議也比較大。

孔子是中國第一位為校勘工作創立了優良傳統的人。他總結出校勘的三大原則：第一，言必有據，無征不信；第二，崇尚平實，排斥虛妄；第三，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7.音韻學常識
漢語音韻學是研究漢語語音系統的科學。

它包括古音學、今音學、等韻學等學科。音韻學和語音學不同：語音學是對語音的客觀描寫，有時還利用各種實驗方法，來征明語音的生理現象和物理現象；音韻學則是把語音作為一個系統來觀察，它研究各種語音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

語音學既然把語音當作生理現象或物理現象來研究，因此有所謂普通語音學，講述發音器官的作用、各種語音的構成，那是適用於全人類的，只是每一個民族的具體語言還有自己的一些語音特點罷了。至於音韻學，則不可能有「普通音韻學」，因為音韻總是屬於一種具體語言的，它具有很顯著的民族特點，甲語言的語音系統決不可能跟乙語言的語音系統相同。

但是，音韻學又是跟語音學有密切關系的。不能想像，一個人不懂發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韻學研究好。

因此，我們又可以說，語音學是音韻學的基礎。漢語音韻學已經有了一千多年的傳統，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術語。

我們應該用現代的語音學的理論和術語去說明它。我們不能拋開古代的理論和術語不管，因為我們必須把音韻學這份文化遺產繼承下來。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漢語音韻學呢？我們研究現代漢語音韻學，是為了了解現代漢語語音的嚴密的系統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現代漢語的語音，有利於語言實踐。我們研究古代漢語音韻學，因為它是與漢語史有密切關系的一個語言學部門。

必須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漢語音韻學，然後有可能研究漢語語音發展的歷史。音韻學也跟文字學有密切關系。

有狹義的文字學，有廣義的文字學。前者專門研究文字的形體；後者則研究字形、字音和字義。

從廣義看，音韻學又包括在文字學之中。文字學的舊名是「小學」，原來是一種識字的功課。

古代的學者認為讀書必先識字，因為有些古書的時代距離現代很遠了，書中的文字，無論從字形方面看，從字音方面看，從字義方面看，都有許多是我們所不認識的了。而且漢字的形、音、又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則古代的字形和字義也會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徹。

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韻（字音）、訓詁（字義）看成是繼承祖國文化遺產所必備的基礎知識，那是很有道理的。中國傳統音韻學一向被認為是艱深的學問，甚至稱為是「絕學」。

其實古代的一套音韻學理論和術語，如果拿現代語音學的理論和術語來對比，加以說明，也就變為比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東西了。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在傳統音韻學中，也有一些含胡的、甚至是錯誤的理論，和一些玄虛的，缺乏科學根據的術語，我們在這一本小書中，或者是提出來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

我們力求把漢語音韻學講得淺顯一些，同時也不能因為要求淺顯而損害它的科學性。希望這一本小書能夠溝通古今，使讀者對漢語音韻學能夠得到比較個面的基礎知識。

音韻學的功用 漢語音韻學和漢語史、漢語方言學、訓詁學、考古學、校勘學、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歷史、古代文獻學以及古籍整理等學科都有密切的聯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們主要從四個方面談談漢語音韻學的功用。

一、漢語音韻學是建立漢語史的前提要研究漢語語音，指出漢語語音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指導漢語的學習和使用，以保證漢語朝著健康正確的方向發展，就不能不建立漢語語音史。要建立漢語語音史，首先必須研究出漢語各個歷史時期的聲、韻、調系統，例如先秦時期漢語的聲、韻、調系統如何，隋唐時期漢語的聲、韻、調系統如何，元明清時期漢語的聲、韻、調系統如何等等。

只有把這些不同歷史時期聲、韻、調系統的面貌弄清楚，並探尋出其間的聯系和發展規律，才談得上漢語語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漢語各個時期聲、韻、調的狀況，就得依靠音韻學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漢語語音史》就是在漢語音韻學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寫成的，其突出的特點是比較詳細地展示出了漢語各個歷史階段的聲、韻系統及擬音，指出了漢語語音發展的某些規律。

二、音韻學是進行方言研究的必備知識漢語方言學是研究漢語各地方性口語的一門科學。要對方言進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不牽涉到方言的歷史，只有從歷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點的根據，才能弄清方音的來龍去脈，才能對方音的特點及其演變規律作出合乎科學的解釋；因此，要從事方音研究，就必須具備一定的音韻知識。

例如「幕」字，北京話讀作〔muج〕，而廣東梅縣話則讀作〔mkح〕，北京人和梅縣人對「幕」字的讀音為什麼會產生這么大的差異？只要有點音韻學知識就會知道，原來北京話和梅縣話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時，「幕」屬於入聲「鐸」韻，帶有塞音韻尾〔k〕，擬音為〔mɑk〕。

北京人所以會把「幕」讀成〔muج〕，這是因為到元代時大部分北方話的入聲韻尾發生了脫落，隨著韻尾的脫落，其韻腹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梅縣人所以會把「幕」讀成〔mkح〕，是因為入聲韻尾脫落的這一現象在梅縣話中至今也沒有發生，由於塞音韻尾的穩定作用，其韻腹的變化很小。

要進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進行方言調查，搞方言調查，需要親自到方言區去口問、耳聽、手記，做靜態的分析描寫工作，這同樣需要具備音韻學知識。凡是有關方言調查的書籍，都免不了要。

G. 陳垣的人物評價

走過北京師范大學東門，有一座大廈，叫勵耘學苑。「勵耘」二字取自北師大原校長陳垣先生的「勵耘書屋」。
陳垣沒有受過正規的史學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奮，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國際地位還很低的時期，他就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世界級學者之一，與王國維齊名。上世紀30年代以後，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從事教學74年，教過私塾、小學、中學、大學。他任大學校長46年，為祖國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才，桃李滿天下。他對教學極端負責，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創立了不少新課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與時俱進的人物，青年時代就投身反清斗爭，一生與時俱進，1959年，以79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元西域人華化考》公開發表之後，在中外學術界引空沖仔起巨大的轟動。蔡元培稱此書為「石破天驚」之作。
1922年胡適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1933年4月15日，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見故判兄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據梁宗岱說，他在一次聚集了舊都名流學者和歐美人士的歡迎伯希和宴會上擔任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
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說：「陳垣氏為現在支那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支那雖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
陳寅恪在序文中評論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又說：「蓋先生之精思博識斗汪，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
傅斯年說：「幸中國遺訓不絕，經典猶在，靜庵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陳垣）鷹揚河朔於後。」
黃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談及當世史學鉅子，近百年來橫絕一世者，實為門下一人（指陳垣），聞者無異辭。」
黃現璠回憶說：「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對於陳垣先生推崇備至。」
孫楷第和余嘉錫、王重民等人議論時賢，「以為今之享大名者名雖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徑庭，多為名浮於實的一時之俊」，「而鮮實浮於名的百代之英，後者惟陳垣足以當之。」
《陳垣先生遺墨》（陳智超、曾慶瑛編）：陳垣先生的《通鑒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隱藏在《通鑒》注釋背後的愛國情懷，感到史學研究如開礦，深入地表後，才能有創獲；讀《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知道了禪林深處的政治風雲，那些披著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跡，經陳垣先生鉤沉抉微，再現人世，令我輩感奮者再。

H. 校對工作的方法

陳垣：「對校者，即以同書之祖本與別本對讀」，「其主基陵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
點校：將原稿放在校樣上方或左方。先看原稿，後看校樣，逐字逐句進行校對。
平行點校：將原稿折疊後，覆在校樣空型需校對的文字或圖表上進行點校。
折校：把校樣放在桌子上，再將一頁原稿夾在兩手的手指間壓在校樣上，並把原稿上的字句對准校樣相應位置的字句逐字逐句進行校對。
讀校：兩人以上合作的校對方法，即一人朗讀原稿，另一人（或兩人）對照校樣並改正校樣上的錯誤。
陳垣：本校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
現代校對的通讀檢查采斗鋒猜用的便是本校法。
校對人員在無原稿（或脫離原稿）的情況下，集中注意力辨別校樣上文字的形態，理解文句的含義，通過比較、前後互證來發現錯誤。
運用本校法進行的通讀檢查，更能體現『校對是編輯工作的延續』這一特性。」
在電子原稿大量涌現的今天，充分發揮本校法的長處，可以在互補的基礎上彌補作者的失誤或者編輯在加工編輯上的不足，保證和提高出版物質量。
陳垣：他校者，以他書校本書。
使用與所校對的稿件內容相關的比較權威的其他圖書（包括工具書），來進行具體的校對工作。
他校法常與本校法交叉運用。
他校法的功能在於釋疑，通常用於解決引文、數據、習語、術語、公式、日期之類的異同問題。
陳垣說：所謂理校者，遇無古本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 理，即推理判斷。
理校，即通過推理分析作出是非判斷。
在本校發現矛盾而又無他書可供參照時，便只能通過推理分析來判斷是非，並提出疑問，由編輯部門解決。
理校也常與本校結合使用。
理校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必須是學有所長，知識面較廣的校對人員才可運用，負責容易出現「以不誤為誤」或「以誤改誤」的差錯。

I. 陳垣的主要成就

陳垣在元史、歷史文獻學、宗教史等領域皆有精深研究，給我們留下了十幾種專著、百餘篇論文的豐富高虧遺產。特別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對已消亡的外來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賜樂業教做過專門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的興起和流傳寫過不少論著；對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撰有專書。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宗教史研究
人們都稱陳垣先生是宗教史專家，這是事實，他幾乎是沒有一門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外，他還有《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著作。
「古教四考」使陳垣登上史壇，走向世界，也為民國學術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光彩一筆。
《元也里可溫教考》，1917年5月寫成，曾經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總稱。過去以為此教資料多在海外，而本國典籍無征。該文則專以漢文史碼森料進行研究，除《元史》外，還利用了地方誌、金石錄、書畫譜等60多種材料，論證了隱晦七八百年，無人能道的也里可溫教。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1919年11月寫成。開封一賜樂業教即猶太教。該教在明清時所立的三篇碑文，對其何時傳至中國，說法不同。陳垣用種種方法證明開封猶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漢文典籍對猶太教的記載始見於《元史》，元以前無征。文中還詳細考證了該教與回教之異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經文的內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國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傳入中國，頗見優禮。唐時外來宗教，除火祆教外，還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種。回教在唐代未盛，記載尚少；其餘三教，因都來自波斯，唐宋學者分辨不清，記載每有錯誤。清代學者如錢大昕等也常把它們混為一談。此文除敘火祆教的起源、興衰外，還將典籍上三教混同記載的錯誤一一指出，予以辯證。
《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年寫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創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雜而成。陳垣取敦煌摩尼教經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於唐武周長壽戚模神二載（694年）傳入中國及其歷唐、宋、元、明數朝在中國流行的情況。
「古教四考」陸續出版後，好評鵲起。加上稍後問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基督教入華史略》等論著，這些以宗教史研究來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是陳垣對民國學術的重大貢獻，也是使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推陳出新，與國際漢學界接軌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校勘學研究
陳垣在研究歷史文獻的時候，非常注重於研究目錄校勘和工具書的使用。
目錄學是搞學問的門徑，是掌握書目、書的內容、版本以及相關書目的一門學問。一個人要搞學問，必須掌握目錄學。
陳先生在年輕的時候，就熟讀了《四庫全書提要》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四庫提要》對清朝搞學問的人來說，確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對每本書都作了介紹，對初學者幫助很大，今天也還要好好利用。張之洞《書目答問》寫於光緒元年（1875年），陳先生把這兩本書讀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學生好好去讀。
陳先生辛亥革命後到了北京，曾花很長時間研究《四庫全書》。他寫過兩本書。一是《四庫書名錄》，一是《四庫撰人錄》。他研究《四庫》與別人不同，別人只是要看什麼書到《四庫》中去找，他卻是研究《四庫全書》收編的書是如何寫成的，它有哪些版本。
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由於資料特別豐富，頭緒也特別多，單靠腦子記不行，必須依靠工具書，學會利用工具書。陳先生對這方面很重視，作出不少成績。
陳先生發表的重要工具書是《中西回史日歷》和《二十史朔閏表》。陳先生這兩本工具書解決了中國史上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所不可缺少的。
陳先生編寫這本書，花費很多精力，他後來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飯，就是因為當時一天到晚坐在那裡廢寢忘食地算歷法搞成了胃病。
陳先生還著有《史諱舉例》。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的特點，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諱。陳先生精心研究，總結出幾種方法，弄清了在什麼情況下是如何避諱的。在該書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國歷代的避諱表，每一朝避什麼，如何避。這是每一個中國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知識。因為中國古書上避諱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學，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也就弄不清。
此外，他為了研究元史，還編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錄。這書稿沒有印，北京圖書館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冊府元龜》時，一開始就先作有關《冊府元龜》的工具書，然後再動手研究。
文獻學研究
文獻學在陳垣的學術生涯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為現代歷史文獻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在版本、目錄、校勘等領域的著作，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重要參考書目。
清朝校勘學家很多，《書目答間》後面就列有校勘學家類目。但清代的校勘學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對一對，只有像王念孫、段玉裁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較高明的校勘學家。
校勘學到陳垣先生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把校勘學總結出一些經驗和規律，寫了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1959年中華書局重印，改名為《校勘學釋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歷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話寫的，很難懂，《四庫全書》沒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書，由於它錯誤很多，而且錯得離奇，陳先生就以故宮中發現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據其他書籍，來校對流行的沈刻《元典章》，發現錯誤一萬二千多條。他將其中的一千多條加以歸納、整理，找出錯誤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他使學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見哪些情況，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簡單羅列若干條，而是附有說明，最後總結出四種方法，加以綜合運用。
第一種是對校法。陳先生說，對校法一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放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祛，然後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種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搞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吳縝《新唐書糾謬》、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都是用這種方法。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第三種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第四種是理校選。「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祛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較高，用理校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後來發見的原本相同。
陳先生總結前人與自己工作的經驗，提出這四種方祛，綜合運用，基本上解決了校勘學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寫有《四庫提要中的周亮工》、《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等書。
元史研究
清朝學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間，邵遠平著《元史類編》，要把元史重新改編。乾隆間，錢大昕編撰《元史氏族表》與《元史藝文志》，對元史很有研究。鴉片戰爭前後，魏源編了《元史新編》，以後，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編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後繼續的，到後來更發展到對西北史地的研究。
陳垣先生研究元史與前人不同，他著重搜集有關元朝民族的歷史與元朝宗教的歷史的資料，進行研究，參考了二百多種書，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
元朝把人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陳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這些人在元朝進入中國後，如何被漢族同化了的。
陳先生撰《元西域人華化考》用力很大，他採用新的方法，集中問題，深入研究，作為舊史學家進行考證工作，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陳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認為它保存了原來的材料，沒有擅自改動，所以把它作為史料來看還是有用的。當然，研究元史，不能僅靠它，還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們研究歷史，不能只用史部的書，經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應加以利用。
陳先生著作目錄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溫教考》，雖然這是研究宗教的，但實際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
日本研究元史的學者，對陳先生很欽佩，他們承認《元西域人華化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這兩本書日本人是搞不出的。 《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一集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補》八卷
《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第二集
《史諱舉例》八卷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清初僧諍記》三卷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吳漁山生平、湯若望與木陳忞等論著共79篇，包括一些專著的摘錄。）
《陳垣史源學雜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垣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1995年）
《陳垣來往書信集》（陳智超編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單行本
《校勘學釋例》（即收入《叢刻》中的《元典章校補釋例》，中華書局1959年）
《釋氏疑年錄》（中華書局1964年）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2000年）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中華書局1962年，198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史諱舉例》（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學出版社1959年，中華書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紀史學名著叢書」2000年）
《通鑒胡注表微》（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1997年）
《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1999年）

J. 教育學獨立形態階段代表人物

1、陳垣：現代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文化名人，他的教育思想以實用性為核心，提倡腔漏畝以「身心統一」的觀念來發展人的全面素質。
2、李約瑟：中國著名教育家、科學史學家，他強調教育應當注重啟發思維和培養創新能力，反對機械化的死記硬背教育。
3、呂志和：中國著名的搜念教育學家、民俗學家，他關注農民教育和少數民族教育，主張教育要符合特定地區、特定人群的文化和生活實際。
4、張之洞：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他重視教育的實效性和現代化，提倡以科學、民主、自由為教育目伍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