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弗萊堡學派的價值意義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不足和特點急急急!!!
弗萊堡學派的價值意義:
第一,弗萊堡學派是從經濟和法律相結合的角度來論述自由主義的問題。對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社會秩序的重視,是該學派不同於其他新自由主義流派的一個特徵。
第二,弗萊堡學派的困空理論特徵主要體現在歐根的研究方法上。歐根的「顯著特徵抽象法」在理論研究上有一定普遍適用性,而且他重視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思路是符合理論研究的一般規律的,這應該予以肯定。
第三,弗萊堡學派在經濟學理論上的中心學說是經濟秩序論,這是對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也是對經濟學發展的重要貢獻。
第四,弗萊堡學派的基本觀點是「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其中提出了如何處理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之間關系的重要問題,對國家干預的范圍、程度、方法和手段進行了闡述。弗萊堡學派這種關於國家通過立法等手段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思想,在各個自由主義流派中是獨具一格的,對於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均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和借鑒意義。
第五,從「理念類型」學說可以看出德國新自由主義較早地注意到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或運行機制的重要性。他們對「中央管理經濟」(實質是統制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沒有國家干預的純粹商品經濟)這兩種經濟運行機制所作的比較分析也是十分有道理的。這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是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和參考意義的。
第六,德國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保持幣值和物價穩定的措施,對我國的經濟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七,關大碰於發揮創業精神的問題。艾哈德自己在總結聯邦德國經濟復興的經驗時指出:「發揮個人創業的精神和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點。這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設與完善也有一定啟迪。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中,國家的首要職責是消除一切阻礙人的積極作用得以發揮的不利因素,讓每個公民自行實現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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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不足
1、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往往停留在經濟「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由於現象與本質的差異和矛盾, 如果只停於經濟現象的分析或描述顯然不能認為是科學的經濟學分析。
2、西方經濟學只研究資源配置中人與物之間的關系, 不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雖然有時也涉及人們相互之間的利害關系, 但卻迴避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這一資本主義最本質的關系, 避而不談階級關系。
3、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由亞當·斯密奠定基礎的。他的理論觀點既有科學成分, 又有庸俗成分, 這就為後來庸俗經濟學的產生敞開了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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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的可取之處
第一, 新古典經濟學對建立與完善市場機制和加強微觀經濟管理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二, 新古典綜合理論的某些方法汪仿瞎對於我們認識、處理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有借鑒意義, 從而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框架有一定參考價值; 同時也可為我們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提供有益的經驗。
第三, 西方經濟學中提出的種種宏觀經濟政策目標, 如新古典綜合派提出的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 新劍橋學派提出的收入「均等化」目標; 新凱恩斯主義提出的「宜緩不宜急」的國家干預經濟政策, 加強對供給調節與增收節支的政策, 以及貨幣主義以穩定幣值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等, 對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從而對完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⑵ 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的把微分學應用於經濟研究的第一人
二、把微分學應用於經濟研究的第一人
在《孤立國》中,杜能的經濟研究方法不同於以羅雪爾為首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派否認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否認經濟研究中科學抽象法的作用,宣揚所謂的 「歷史的方法」,企圖用經濟現象和零碎的歷史事實的簡單羅列和描述來取代理論分析。在當時的德國經濟學家中,杜能反對歷史學派的方法,獨樹一幟地堅持用科學的抽象法研究經濟。盡管他在具體應用此方法時有不當地方,但他畢竟比其他經濟學家更進一步。
杜能在當時用抽象法研究經濟是值得我們敬仰的,而他把數學方法引入經濟研究領域則開創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道路,這點更值得我們敬佩。杜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試圖把實驗科學的觀察方法、經營農業的會計核算和高等數學結合起來。杜能認為數學方法有助於准確地認識規律性的東西,如果反對在經濟學中應用數學就很難改變這門學科的落後狀態。他說:「在非數學不能求得真理的地方,使用數學是允許的。如果人們在其他知識門類象農業和國民經濟一樣厭惡數學的傾向,那麼我們現在仍處於對天文規律完全無知的境地。」(第459頁)。杜能是第一個把微分學應用於經濟研究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在不少場合,特別是考察生產費用和運輸費用的變化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時,運用了微分學。
杜能運用數學方法進行經濟研究,引起了國外學者的贊揚或批評,他們都是從不同的立場出發進行評論的。但應該說杜能在《孤立國》轎虧檔中運用數學方法及他對數學方法的認識是正確的。他盡管在其著作中廣泛使用數學方法,然而他恰當地估計了數空李學方法在經濟研究中的作用,正確指出這一方法只「為我們提供了輔助手段」。杜能首次用微分學研究經濟而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這對以後的經濟學家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啟示,並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閉亂了重大影響。現在,杜能使用的邊際分析法被廣泛應用,在經濟理論分析中解決了許多難題,推動了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在現在的微觀經濟學中,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都用邊際分析法進行理論分析。同樣在宏觀經濟學中的經濟增長理論也用到此方法。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趨勢更深入廣泛地運用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正集中體現了這一點。現在的高級微分學、宏觀經濟理論,沒有深厚的數學知識是無法理解的。回顧一下早在100多年前杜能的開創性工作,我們就不得不說他是一位作出偉大貢獻的經濟學家了。
⑶ 如何客觀地評價奧地利經濟學派(摘錄)
首先,來說說奧地利經濟學的起源。18世紀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英國引起學術界的震動,人們也開始意識到經濟學的重要性。長話短說,在亞當斯密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英國的經濟學界秉承這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以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並提倡自由貿易。代表人物有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Stuart·Mill)。然而,在19世紀的德國,誕生了一個新的經濟學派:德國歷史學派。它主張以物理科學(Physical Science)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並且主張以經驗來指導經濟學研究。在德國歷史學派正盛之際,奧地利學派出現。德國學者將主張奧地利學派思想的學者稱為奧地利人,奧地利學派因此得名。
那麼,我再這里想要闡述一下奧地利經濟學和德國歷史學派的不同點。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觀上,奧地利經濟學派主張的是經濟是一門先驗哲學(Priori),即所謂知識是獨立於歷史經驗而存在的。研究方法上,奧地利經濟學使用的是邏輯分析(Logical Economics)。而德國歷史學派的主張是經濟是一門後驗哲學(Posteriori),即知識是由歷史經驗總結而得出的。研究方法上,德國歷史學派使用的是經驗分析(Empirical Economics)。
以上部分具體參見 Mises 的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由於各種原因,新古典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一直非常風靡,並且在高等教育里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奧地利學派的諸多論文都是針對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反駁。本文也將著重介紹奧地利經濟學理論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的異同,希望讀者能夠對奧地利經濟學派升螞的觀點有一個更好的理解。
那麼,從歷史淵源展開來講,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奧地利經濟學到底在研究什麼?
跟所有經濟學流派一樣,奧地利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如何合理並且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個問題千百年來都沒有人能夠有一個准確的答案。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標准,所謂不同的流派,只是給了我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那麼奧地利經濟學派主張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是怎樣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態察我們先要搞清楚人是什麼,或者具體一點來說,人類行為是什麼。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可笑,甚至是荒唐。研究經濟學為什麼要研究人類行為?答案很簡單,經濟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要吵閉埋弄清楚經濟的本質,就要弄清楚人類行為的本質。
在經濟學的定義中,人類行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行為,就是因為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這句話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聽過了無數遍,然而我在這里還是想要再說一遍。所謂的理性的人類行為,並不是說社會中的所有人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這里所說的理性,是指的,每個社會中的個體,在選擇進行某項行為時,他的決定對於當時的情況來說是理性的。人類行為並不只是簡單的勞力投入,在進行這項行為之時,人們會放棄做另一件事情的可能。具體的論述,在 Misese 的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中有具體論述,這里不再贅述。這里本人想舉個例子,當年日本核泄漏的時候,許多人在超市瘋狂買鹽,導致鹽價飆升。這個例子後來成為許多網民茶餘飯後的談資。那些買鹽的人,他們是理性的嗎?是理性的。在他們心中,他們認為不買鹽的機會成本相當高,以至於每天飯後散步的時候都要去超市買兩包鹽。他們有錯嗎?沒有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行為尺度,他們認為這些鹽有可能受到輻射,所以應該多儲備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的行為也是理性的,任何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因為我們內心想要去做,我們自己有自己做這件事情的理由,這就是理性。所以本人想在這里指出一些網路經濟學家的誤區:所謂的理性,並不是去做你認為對的事情。你認為理性的事情,在別人眼裡可能也是不理性的。
在人類行為理性的大前提下,我們應該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呢?通過價格機制。千百年以來,自從人類開始專門化生產開始,價格就已經出現。人們通過不同商品的不同價格來決定對不同商品的取捨。這種價格機制使得專門化生產變成可能,交易規模也逐漸擴大。在這個商品市場里,一個復雜的商品的不同部件,可能會由幾百個甚至上千個不同的供應商生產。這也就是奧地利經濟學的第二個假定:市場存在。
奧地利經濟學的最後一個假定,是不完全信息。不同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將市場經濟過分理想化的模型,奧地利經濟學假定,存在於市場中的信息是非常多的,比如一輛二手車的使用程度,一瓶橙汁的味道好壞。而掌握這些信息的人也是不同的,同時每個人掌握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橙汁銷售商對於橙汁口感,顏色,甚至是品質這些信息的掌握程度都比購買者所掌握的程度高。同樣的道理,一個二手車經銷商對於這輛二手車的損耗程度,舒適程度也比買家要了解得多。按照這個思路,可以擴展開來。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市場,每個人掌握的信息又完全不同,那麼獲取信息的成本便會變得極其高昂,以至於你無法想像。這部分內容詳見 North 的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在這一點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模型假定市場中的信息是充分並且完全地被市場中的所有參與者所掌握的)
基於以上三個假定,奧地利經濟學能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關於市場機制。
不同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認為市場均衡是一個動態過程。什麼意思呢?我們先來說說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於市場均衡的理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通過分析市場中的供求關系,畫出供求關系曲線,然後得出一個市場均衡點。也就是說,在新古典主義的完美市場假定下,市場應該在這一點達到均衡並且維持均衡。那麼,奧地利經濟學的觀點是什麼呢?它會認為,你分析得沒錯。但是事實上現實中的市場並不是完美的。在新古典主義模型中所畫出的均衡點,在現實社會中永遠無法達到。現實社會中的經濟情況,往往是朝著均衡點前進的一個動態過程,但永遠也無法達到。同時,市場中的信息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今天的股票價格與明天的股票價格會完全不同,今天的某款商品的需求量跟明天的需求量也會完全不同,所以說,市場均衡點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與其說是市場均衡,奧地利經濟學派更願意說是市場過程(Market Process)。
關於市場均衡這個問題,再擴展一點。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市場完全均衡的條件是信息的完全性,即意味著市場中的所有參與者同時並且及時地掌握著所有與之相關的生產所必須的信息,這一點,顯然只有可能在假設中才能做到。並且,這里所說的市場信息,並不是外行人在一旁研究論文就能夠獲得的,所有的市場信息,只有你參與市場活動才能獲得。那麼,順水推舟,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論文中曾經提到過,如果市場信息完全被參與者所掌握,那麼會發生什麼呢(當然,提出這個問題對於現實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所有生產者只會生產同一個商品,並且該商品的價格在不同生產者之間是完全相同的。當然,所有的這些都是後話了。
關於市場機制,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市場中的競爭,是通過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不斷探索,信息獲取以及談判而產生的一個最佳選擇。這一點十分抽象,但是對比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觀點,我們就可以看到,新古典主義把市場競爭看作是一個機械的過程:給定市場價格,或者給定商品需求量,商品供應量就自動形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市場參與者在其中的作用,就好像市場只是一個機器一樣。
第二,關於企業。奧地利經濟學認為,企業家,是產生經濟變化的主要原因。企業家掌控著分配企業內部生產資源的權利,同時企業家也是企業內部的利益宣稱者(Resial Claimant)。在進行生產的過程中,企業家不斷探索,獲取相關信息。正是這種探索過程,推動了市場不斷前進,並且向均衡前進。在企業家的生產活動中,他們與其他企業不斷競爭,產品價格也在不斷變化。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關於企業的理論解釋。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模型中,企業活動是可以被人所預測的。在一個給定的(外生)價格下,企業應該怎樣生產,生產多少,這些經濟活動都可以通過圖形來求解。也就是說,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模型下,如果價格是這么多,那麼市場中的企業必然會生產那麼多的商品。
對於這一點,奧地利經濟學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看得市場過分機械化了。我們在著眼於企業的經濟活動的同時,應當注重企業家的個人活動,包括企業家對於市場信息的探索,企業家的創新。這些因素都是市場的推動力,他們把市場不斷地向均衡方向推進。
同樣,承接第一點的市場機制,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市場中的企業家的探索過程也很值得思考。1. 該學派認為,市場中既有贏家也有輸家。一個企業家可能因為一個決策的失誤而導致其企業虧損甚至破產。同樣地,一個有先見之明的決策也有可能讓該企業盈利。這些觀點,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並沒有著重強調。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模型中,市場中的企業家就像一台台機器一樣,事先商量好誰是贏家誰是輸家,誰應該在競爭中存活,誰應該退出市場。總的來說,新古典主義學派的模型中並沒有獲利的空間。2.競爭只是一個手段。企業家通過競爭,找到對自己合適,對市場合適的價格,並且,通過競爭,企業家能夠對於自己之前做出的決策進行修正。與之相反,新古典主義理論強調競爭只是一個目的,而非過程。具體論述過程參見參考資料。
第三,關於社會主義。沒錯,因為奧地利經濟學派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誕生時間差不多,並且在二戰前後著名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曾經發表過許多關於討論社會主義可行性的論文,奧地利學派也因此在蘇聯崩潰之後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人們逐漸開始思考奧地利學派在幾十年前曾經思考過的問題:社會主義到底是否可行?
要討論社會主義的可行性,我們先得定義社會主義。米塞斯(Mises)和哈耶克(Hayek)對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下,國家(政府)掌控所有生產資料。也就是說,政府可以決定生產資料的用途以及使用方法。在這里要注意的一點是,根據奧地利學派的定義,社會主義並沒有規定普通商品必須由政府支配,這一點待會會討論。
那麼簡而言之,奧地利學派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是,社會主義經濟並不能解決資源合理分配的問題。市場中的信息是如此復雜,以至於世界上甚至沒有一台足夠強大的計算機能夠完全獲取市場中的所有信息並且將產品合理分配。對於一個公有制的經濟體制亦是如此。當某一個政府部門/政治首腦完全掌握了某種生產資料的分配權利,他並不能夠知道應該如何有效地分配。對此,奧地利學派提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需要收集的市場信息有如下三種:1.市場偏好 2. 可替代品的提供情況 3. 可用資源情況。 對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政治首腦來說,獲取這些信息並且能夠完全計算出來,都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奧地利經濟學派中所說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可能。舉個例子,某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掌握了所有生產資料,貨幣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計劃。什麼意思呢?比如說某個拖拉機廠今年應該生產多少台拖拉機呢?在自由市場下,生產多少拖拉機由價格來決定。今年價格高,多生產一些,明年價格低,少生產一些。那麼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呢?沒有價格作為指導,我們應該生產多少台呢?靠行政命令來指導?如果我們要靠行政命令來指導生產,我們怎麼算呢?各位可能會說:這很簡單啊!每個農村合作社需要多少台拖拉機,全部報告給政府,然後我們生產這么多不久得了!真的是這樣嗎?那麼政府有沒有考慮過在某些地方其實不用拖拉機也可以?有些地方用耕牛也能湊合用?還有萬一生產拖拉機用的鋼材不夠怎麼辦?誰來調配?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只是拖拉機這一個部門的問題,要知道,社會上的生產部門成千上萬,要分別計算出這些需求量和供給量,不靠價格是難於登天的。當然,在奧地利學派內部也有分歧,以上說的這些觀點只是學派內部所普遍認同的觀點。比如Caplan 就曾經在Is socialism really impossible?中提出過他的觀點。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集體所有制)並非不可行,我們可以在很多現實中的例子中看到集體所有制的影子,比如說在一個家庭中,夫妻雙方集體控制家庭所有財產,並且能夠將他們很好地分配給各個家庭成員。
對於集體所有制,弗里德曼(Friedman)曾經提出過他的觀點。他認為,公權力介入(Public Intervention)有三個「滯後」:1. 市場需求的出現和發現的滯後(Lag between need and recognition) 2. 發現與設計並實行之間的滯後(Lag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 實行與生效之間的滯後(Lag betwee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根據他的理論,這三種滯後會導致公權力介入對市場產生的麻煩。
第四,經濟周期。(Business Cycle)
說實話,這一部分其實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分。奧地利經濟學派用數學方法解釋問題嗎?他們用圖表解釋問題嗎?答案是肯定的。雖然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分析是以邏輯分析為主,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拒絕使用數學。
言歸正傳,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奧地利學派該怎麼解釋經濟危機?這個學派又該怎麼解釋經濟增長和經濟衰落?首先我們來解釋經濟增長:
這個圖想必各位應該很熟悉:可貸資金供需圖。來自奧地利經濟學派的Garrison從這張圖出發,向我們解釋了經濟周期是如何形成的。
現在我們設想一下,當一種新的技術出現在市場上時,比如說3D列印,那麼這個新技術是如何推動經濟進步的呢?當一個新技術產生時,市場中的企業對於投資的需求就會增加,因此需求曲線右移。資金需求曲線右移,投資增加,保持社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產邊界(Pro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將向外擴張, 需求增加。廢話不多說,上圖:
黑點是市場的最終狀態。為什麼利率上升之後又會下降呢?因為市場適應了新的科技之後,會自動調節至原有的利率水平。
那麼,這個科技變動是如何影響生產過程的呢?這里就要提到哈耶克提出的生產階段圖(我稱之為生產三角形):
簡而言之,就是用三角形來代替生產,三角形裡面的各個部分代表生產的不同階段。
那麼綜上
科技進步對生產帶來的影響應該是這樣的。
這一段內容,其實我自覺解釋乏力,畢竟沒有名家們那樣的歸納分析能力,所以貼出原圖以供參考:
題外話:其實從上面的各個方面,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奧地利學派是主張減少對於市場的干預的,也就是說,該學派是支持自由市場的。從經濟方面延伸開來,許多奧地利學派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見解。其中比較有名的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認為,擁有管控市場的權利的政府,會阻礙市場的發展。同時,政府的另一項重要職能,社會保障,也可以通過市場自發組織產生。對於經典的市場失調(Market failure)問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所有的這些觀點都值得我們去了解和探討。如果讀者心中抱有「西方的經濟學都是垃圾」或者「西方的經濟學對中國有偏見」這樣的觀點去學習的話,那麼這門學科或許不太適合你。
那麼,說了這么多,我們回過頭再來看開篇提出來的問題:奧地利經濟學派究竟是什麼?其實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各位心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不過,本人想要強調的是,學派就是學派,是相同觀點的集合,不存在孰優孰劣。如果某個學派的邏輯是自洽的,那麼我們就不應該認為這個學派是錯誤的。我們不能說奧地利經濟學派就比新古典主義學派好。這些不同的學派都有自己的側重點以及研究方法,支持某個學派是你的自由,但是在貶低某個學派前,請先找出它的錯誤。
(中間還有一部分未完待續)
最後,反對 @羅山 答主對於「奧地利經濟學派不做數學計算」的不知道從哪裡得出來的觀點。奧地利經濟學派從來就沒有反對過進行經濟計算和數學計算。等我有時間了把數學計算的某些論文貼出來好了。
還有錯誤請多指正
⑷ 什麼是奧派經濟學.他跟其他經濟學相比有什麼特別之處和共同之處
1、奧派經濟學即奧地利經濟學派,是近代邊際效用學派中最主要的一個學派;
2、它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流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嫌遲因其創始人門格爾和繼承者維塞爾、龐巴維克都是奧地利人,都是維也納大學教授,都用邊際效用的個人消費心理來建立其理論體系,所以也被稱為維也納學派或心理學派。
3、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相同;
4、奧地利經濟學派所採用的亞里斯多德派/邏輯實證主義研究方式與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義所採用的柏拉圖主義/理性主義不同,也與德國的經濟歷史學派所採用的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不同。
(4)德國經濟學派研究方法擴展閱讀
經濟思想史
1、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傑文斯(Jevons)1871年發如啟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
2、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徵;
3、隨後W·賈菲(W.Jaffé,1976年)的論文發表後,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後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4、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國民渣者如經濟學原理》著力於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
⑸ 奧派經濟學的主要觀點
奧派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是只有在邏輯上出自於人類行為原則的經濟理論才是真實的。
奧地利經濟學派是近代邊際效用學派中最主要的一個學派。它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流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其創始人門格爾和繼承者維塞爾、龐巴維克都是奧地利人,都是維也納大學教授,都用邊際效用的個人消費心理來建立其理論體系,所以也被稱為維也納學派或心理學派。
奧派經濟學這種理論的正式名稱是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而奧地利經濟學茄扒派長期以來便提倡一種從這種理論所衍旅桐生的解釋方式。人類行為學的方法使得經濟學家們能以此探索適用於所有人類的經濟規律,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解釋方式則可以用於針對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研究。
產生背景
奧地利學派起源於維也納,而學派的名稱則起源於當時同為德語世界中的奧地利經濟學家與德國的經濟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辯論,在辯論中奧地利人主張古典經濟學著重於邏輯高於觀察。
而德國人則嘲笑他們為「奧地利學派」以顫鎮昌突顯他們遠離了當時德國的主流思想,並且也是嘲笑他們的思想僅屬於地區省份的層次(當時普魯士統一了除了奧地利之外德語地區,成立了德意志帝國,所以視奧地利為一個分離的地區省份)。
⑹ 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研究方法是什麼歷史歸納法
奧地利學派主張,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抽象演繹法,而把歷史學派所強調的歷史歸納法作為輔助手段。
德國歷史學派承襲歷史主義傳統,強調對特殊國度經濟狀況的歷史研究方法,即侍液對歷史資料進行收集、整理、分類、歸納和比較,強調將歷史研老源物究方法與生理解剖方裂歲法、生物進化觀念、比較分析方法結合起來研究經濟學。
在經濟學界,關於方法論的第一次大論戰,就發生在19世紀末奧國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之間。
⑺ 指出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的不同
哈耶克:奧地利經濟學派
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經濟學派
由於題設只說到凱恩斯主義,於哈耶克那麼就不繼續分析第二代、和新凱恩斯主義以及新奧國學派等。
最簡單說明:哈耶克倡導經濟自由,最低限度ZF介入;凱恩斯則非之
學派簡單注釋:
奧地利學派——自由!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相同。也因此,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研究方纖殲法可以視為是延續了15世紀以來的經濟思想,包含了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只有在邏輯上做坦出自於人類行為原則的經濟理論才是真實的。這種理論的正式名稱是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而奧地利經濟學派長期以來便提倡一種從這種理論所衍生的解釋方式。人類行為學的方法使得經濟學家們能以此探索適用於所有人類的經濟規律,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解釋方式則可以用於針對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研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與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認為奧地制學派在研究方法上堅持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是他們的特點。
奧地利經濟學派所採用的亞里斯多德派/邏輯實證主義研究方式,與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義所採用的柏拉圖主義/理性主義不同,也與德國的毀胡沖經濟歷史學派所採用的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不同。[2][3],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往往極具爭議性,而且也與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不同,同時奧地利經濟學派也徹底反對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影響力相當廣泛,他們強調經濟的生產階段,並且質疑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行為理論基礎。
由於許多奧地利經濟學派所主張的政策都要求政府減少管制、保護私人財產、並捍衛個人自由。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體制的經濟學(幾乎大部分的宏觀經濟學教材都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也許我們都是凱恩斯的學生吧)
凱恩斯經濟學(英語:Keynesian economics),或凱恩斯主義(英語:Keynesianism),凱恩斯理論(英語:Keynesian theory),是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與以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自動機制。
⑻ 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基本理論框架
歷史進入19世紀以後,在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政權業已鞏固,因此形成於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政策和體現過多國家干預的法律制度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突破口是率先舉起「經濟自由」旗幟的「反穀物法同盟」,而18世紀下半葉產生於法國的重農主義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為,反對重商主義奉行國家干預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經濟自由」是實現「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這一時代思想之大成者當屬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一書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詳的 「經濟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個基本范疇,並指出抽象為「經濟人」的個體在自私追求個人利益時,他或她好象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實現公眾的最佳福利,這是所有可能出現結果中最好的;政府對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預都幾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賦稅外不存在任何經濟職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亞當·斯密的學說得到廣泛認同,他也因此成為自由主義的鼻祖,但同時代西歐乃至英國仍在公用事業、金融貨幣、對外貿易、價格、關稅等經濟領域頒布相當數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如英國工廠法、關稅法、法國的糧食降價法,其中「工廠法的制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5)
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對落後的德國急於趕超經濟發達西歐諸強,德國歷史學派從尋求本國本民族發展的特殊歷史道路出發首先對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提出挑戰,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要求相對落後的德國同較發達英國通過自由貿易進行競爭,無異於讓一個小孩同一個成人去用力,德國要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加強國家對經濟干預。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開始廣泛的經濟統制,制定鼓勵、促進、扶持卡特爾的《卡特爾規章法》;戰後更突破「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約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則,頒布大量的國家權力介入經濟生活的法令,諸如1919年《煤炭經濟法》。
二、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理論分析
「市場經濟是一部復雜而精密的機器,它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它也是一部傳遞信息的機器,能將成千上萬的各不相同的知識和活動匯集在一起,在沒有集中的智慧或計算的情況下,它解決了一個連當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無所為力的涉及億萬個未知變數或相關關系的生產和分配問題。(10)然而經過近兩上世紀的實踐和思考,我們逐漸認識到市場也並不總是最有效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是客觀存在,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壟斷(monopoly)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人類社會生產經濟活動,經歷著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社會化的大生產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但當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可能出現不完全競爭或壟斷。壟斷有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與經濟壟斷之分。自然壟斷簡單表達是在具規模經濟行業中單個企業能比兩家或兩家以上企業更有效率地向市場提供同樣數量的產品。(11)自然壟斷者相對競爭對手而言,享有較大成本優勢,並且面對無價格彈性的需求,通過壟斷定價,獲得巨大壟斷利潤。較合理辦法就是由社會利益的代表——國家直接投資經營,以政府定價的形式,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經濟壟斷則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競爭的自我否定,表現為某一企業或若干大企業達成聯合對某一種或若干物品的生產銷售實行獨占或操縱。其結果由於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嚴重扭曲,導致消費者福利減損,乃至社會福利總量減損的靜態效益損失和市場主體喪失提高技術水平,加強科學管理的動機的動態效益損失,對此通常由國家制定反壟斷法和不正當競爭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國1890年謝爾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為典型,但80年代以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對反壟斷立法進行反思,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壟斷權力來自於政府的干預。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業(如英特爾公司、微軟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場中,出現了創新和生產率增長現象,提出了熊彼特壟斷理論,即高技術壟斷企業雖然得到了壟斷利潤,但捍衛技術優勢的壓力下,其壟斷利潤處置權是極其有限的,必須高額投資研製開發,於是這些大企業形成技術變革源泉,反壟斷法的適用實際是殺掉一個會下金蛋的鵝。(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稱溢出效應,即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強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經濟),有些是負的(外部不經濟)。環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負效應,其產生社會成本不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因而市場機制無法調解,而國家可以通過制定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礦產資源法等強製法律手段對空氣、水、噪音等污染、礦藏資源的過渡開采、瀕危動植物獵捕等外部負效應行為予以管理控制,但實踐也證明,僅僅適用國家的法律規制不一定最有效率,於是諸如稅收補貼等經濟性手段也被廣泛地適用。1990年美國政府依據《空氣潔凈修正案》,以發行一定數量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的方法,實現了比傳統的合令——管制型更顯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學羅納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產權清晰的情況下,相互協商談判,也能實現有效率的結果。
(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公共產品是正外部性的極端,指的是這樣一類產品,當增加一個人對它的分享,並不導致成本增長,即邊際成本為零(非競爭性);而排除任何人對它的分享則花費巨大(非排他性)。(14)市場機制運轉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夠抵償成本或者成本能夠追蹤單個消費者,但是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與供求無法通過市場來定。一般來說,由國家代表整體社會利益,來承擔供給者的責任,再以稅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現實生活中,公共產品的供給往往不如人意,那麼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給者呢?新制度經濟學派進行有益的探討,羅納德·科斯從燈塔問題入手。「燈塔是經濟學上一個里程碑,一提起這個詩意盎然的例子,經濟學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費困難,這種困難令燈塔成為一種非政府親力親為不可的服務。」(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發表《經濟學的燈塔》中指出1820年英國全境46個燈塔中有34個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設計發明一整套裝置和制度使消費者之間以較低交易費用達成共同付款協議,交公共產品「私有化」。(16)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設計了「俱樂部產品」模型,將公共產品消費者由無限約束到一定范圍內,產品在俱樂部成員間非競爭、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組織外部則具有排他性,成員在俱樂部內部達成支付產品的付款協議,並可採用「以腳投票」的方式表達對俱樂部產品的取捨。上述開拓性的研究啟示我們,在公共產品領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給者,現實社會中存在多樣化的選擇。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稱信息不對稱在古典經濟學假設中市場主體是具有全面知識和理性,並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價格能夠反映全部市場信息,其實不然,市場主體是有限理性的,市場價格的滯後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雙方的不對稱的信息分布,引發主體的投機主義、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商品市場的「劣幣驅逐良幣」。因此需要國家的公權力延伸入市場強制打破一方的信息優勢,使市場交易在平等、自願、公平的基礎上完成。例如:國家針對一般商品市場的《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法》、《廣告法》;針對資本市場的《證券法》的強制披露,但在一些領域,諸如醫療過程中,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國家干預是無效的。因此有學者設計了職業產權結構,即通過嚴格市場准入,使醫生集體成為社會獨立組織,這樣外部輿論壓力、內部職業道德將有效約束醫生的行為。轉貼現代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的現實作用以上介紹了現代經濟學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筆者試圖用盡可能簡單的語言,並結合現實討論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盡管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來似乎簡單,但實際上如果要真正領悟並融會貫通於自己的生活、學習、研究中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會讓你一生受益無窮。因為它會使你聰明、睿智、深刻、思維科學;它會幫助你學習、研究那些「陽春白雪」 的純經濟理論;它也有助於指導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首先,從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方面來看,一旦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會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數學所迷惑,不會被弄得昏頭漲腦。無論一個經濟理論用到多深的數學、多少的公式,多麼復雜的經濟模型,它基本上都是採用了以上所介紹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只要你緊緊抓住了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將它作為一條核心主線印在你的腦海中,你就不會迷失方向,失去重點,基本上知道它在講什麼。你可以暫時將那些技術性的、一時無法理解的具體細節擱置一旁,先弄請理論框架和具體結論,再弄懂那些具體細節。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線、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麼,得到什麼論斷,然後再抓具體細節。另外,一旦掌握了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會讓你對現代經濟學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誤導,從而不會影響自己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經常有人對現代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進行批判,其實這些人的大多數議論都沒有建立在科學的分析問題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憑自己的主觀臆斷。沒有弄清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這些言論就有可能會誤導你,使你迷失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正確方向,甚至可能使你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採用忽視,甚至是抵觸的態度。其次,從研究現代經濟學的方面來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將會有助於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許多想做經濟學研究的人,盡管他們對現代經濟學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讀了許多經濟學的論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來很難,不知道怎麼做研究,或做不出讓別人認可和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其實只要你掌握了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時具有一定的數理基礎,和邏輯分析能力,那麼做起經濟學研究就不是那麼難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做研究就是對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個組成部分進行邏輯式的填空寫作。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會有助於提高你的研究和創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個經濟問題或現象,或希望給出一個新的理論,讓它具有較強的解釋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能力,能夠指導現實經濟問題,那麼你就要比較合理、准確的描述、刻畫經濟環境和經濟人的行為方式,採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發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個盡可能簡單的模型,然後進行推導論證。第三,了解現代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問題的框架也會幫助你如何思考問題、如何更好的處理日常事務,更好的學會待人接物,會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見識、工作更加有能力。筆者經常聽到對現代經濟學這樣的議論:經濟學看起來就是一些「陽春白雪」 、形而上的東西,用到這么多數學,學起來這么難,離現實感覺有十萬八千里,學了對今後有什麼用呀?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經濟學分析問題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准備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與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應了解當地情況、周圍環境及國情 (對應著框架中的「界定經濟環境」) ;然後,也要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盡可能弄清與之打交道人的行為處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對應「設定行為假設」) ;根據這些信息,決定自己與人打交道的規則及自己對人處事的方式 (即對應「給出制度安排」) ;然後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選擇的方案中,通過權衡取捨中選定一個最佳方案 (即選擇均衡結果) ;最後,對自己所作的決定、所作的事情及所採用的處事方式進行總結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達到了最好的結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讓人們作出激勵反應,達到了你想要達到的目標,即所謂的激勵相容等等 (即對應「進行評估比較」)。並且,當環境、情況發生變化,工作的對象變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戲規則當然也應相應發生變化。我想大家會認同,只要按照這五個方面去做,並根據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游戲規則,就一定會把事情做得更好。筆者認為這可能是解決和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務的最佳方式之一。並且,經濟理論的許多結果也有助你如何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總之,要理解和正確應用現代經濟學,就需要了解現代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討論了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的五個基本組成部分:(1) 界定經濟環境;(2) 設定行為假設,(3) 給出制度安排;(4) 選擇均衡結果;及(5)進行評估比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參照系、給出度量標尺,及提供分析工具。這種規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現代經濟學在過去六十年來發展迅速,應用廣泛,影響巨大,已成為一門規模龐大、分支眾多、體系嚴謹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專門研究經濟學的學者,也只能了解為數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份內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難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經濟理論的精髓。實際上,筆者發現對一門學問鑽進去越深,感覺自己懂得越少,寫東西的時候越發謹慎,很難下筆,海闊天空發議論就更難。現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沒有就喜歡胡亂議論,提出一些看似標新立異、聳人聽聞,以至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廣識、博學和多才」, 當然也許是為了引人矚目、出名,而誇大自己的結果,這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好像是一種時髦。但不幸的是,這些人即使是學有專長,在沒有弄清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會說出一些出格的話,更何況是嚴重地誤導了眾多的學子。在經濟問題的討論中,要區分價值判斷分析與實證性分析、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的差別,理解經濟理論的作用,一般性與相對性,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學習經濟學,不僅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學習它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從事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甚至幫助人們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五)市場最嚴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配置問題,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可能產生社會不可接受的收入與消費上的差距。亞當·斯密聲稱,在一支「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各個人在私利追逐無形中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擴大,但如果社會利益中還包括財富公平分配的內容,那麼僅僅有無形的手是不夠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個體的生產要素持有量,即可繼承的財富和才智等初始稟賦,還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種族、性別、努力性、健康以及運氣等;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貨幣選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費的差別來自於市場的內在因而不能由市場自我調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國家強制力對社會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國家徵收所得稅以及遺產稅、贈與稅等稅賦,用向高收入者徵收高於低收入者的稅款的方法來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國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老、弱、病、殘及其他需要社會幫助的弱勢群體用轉移支付形式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費等,但也有學者懷疑國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對市場主體的激勵弱化影響,實質上是存在著不可迴避的公平與效率的平衡與選擇的問題。
市場失靈是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與市場失靈相同,同樣存在政府失靈,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國家行為有時不反映公共利益。傳統觀念認為,市場與公眾利益是根本對立,唯有政府一心為公,然而當公共選擇學派學者布坎南將經濟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經濟學的邏輯假設和分析方法運用於對國家決策研究,發現國家並不總是值得信賴的:首先由於個體目標多元化與選舉投票制度規則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選擇難以達成,同時普通公民無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麼對政治權力的漠視成為一種理性抉擇;其次政府官員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經濟人,他們像在經濟市場中一樣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並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員的利益內在化為政府利益;最後有影響的特殊經濟利益集團可能擄獲相關政府成員,使國家成為個別集團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的實踐者。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但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言現有制度還不能排除少數官員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脹。
(二)國家行為的無效率。在市場組織中每一個經濟行為都必須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結果,但是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存在特殊標准與要求,由於產品與服務本身的社會性以及國家供給的壟斷性,使市場產品難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國家收入來自於稅收、國有企業的利潤或者其他非價格化收入。因為缺乏硬預算約束和硬市場約束,易滋生資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義。並且收入與成本在價格基點上的分離也意味著資源配置錯誤程度增加,即公共資源供過於求或供不應求的不均衡。
(三)國家行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經濟學派著名的諾思悖論指出:一方面沒有國家權力及代理的介入,財產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實施,國家為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的交易費用,社會產生最大化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具有壟斷特徵和擴張性質,往往是個體權利最大最危險侵害者。 (18)國家權力的擴張性被描繪為「帕金森定律」,即當一個職能部門設立後,其行為目標之一預算最大化,進而支配權力和控制領域擴展,再進而機構與人員編制自動以一定比例擴大,公共領域拓展勢必侵蝕私人空間。誠然,並非所有的國家介入都是可非難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發展之傾向,而且會如同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越滾越快。此際或因超出官僚體系所可負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規范設計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國家介入也對民間造成負擔,甚而不少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產生劣幣驅遂良幣之虞。國家介入對我們市場經濟社會自主、自律性的發展形成一股陰霾,是一種經常性威脅。(19)
(四)國家行為中「尋租(rent-seeking)」現象普遍存在。「租」這一概念是從地租引申而來的,指由於某種稀缺資源缺乏供給彈性,而給資源所有者帶來的報酬與轉移使用權之間的級差。公共選擇理論研究中「尋租」是指尋求人為短缺資源的租金。從某種意義上進市場中壟斷是一種經濟租的現象,比較難處理的是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如價格管制、許可證、關稅和出口配額、政府采購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斷市場上稀缺資源自然趨向最優化配置過程,嚴重扭曲經濟資源的配置,造成社會生產增加非生產的額外成本,包括尋租者的尋租機會成本以及防止尋租行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員基於私利,積極運用權利設租、創租、引致腐敗盛行,構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正如交易費用理論解釋一定范圍內企業與市場並存的原因,企業是一種比市場更節約的交易費用的組織形式,那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國家是一種比市場更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經歷公權無限擴充年代以後,我們更應記住:只有在一切辦法都證明確實不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才有必要採取國家干預這種永遠次佳的辦法。(20)綜上所述,國家介入市場經濟領域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市場失靈,國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場缺陷和不足;且國家介入經濟成本低於市場失靈所造成資源損失,而經濟法調整對象就應是在滿足上述條件下,國家介入市場過程中形成社會關系。盡管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辭簡煉的心理障礙,那麼對於如此龐大的經濟法律關系體系,則又是相當真實的表述。
三、影響國家與市場經濟的兩個新因素
(一)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在現代經濟中除了市場和國家以外,還存在其他市場中介組織。在我國主要有以下三類:第一類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和資信評級機構、公證和仲裁機構等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審查和評價市場主體行為,監督其是否公正、公開原則進行競爭,反對欺詐、調整規范市場;第二類質量檢測和計量檢驗機構、商品檢驗中心、消費者協會等監督市場活動的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反對虛偽欺詐消費者,保證市場公正交易、公平競爭,穩定經濟運作效率;第三類商會、行業協會等自主性市場中價組織,其主要職責依據市場規則制定會規、行規或公約約束成員行為,實行集體自律,反對不公平競爭。(21)中介組織存在發展深刻影響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一方面彌補市場自我運行可能產生不應後果,抑制了企業組織的非市場化行為和不良市場行為,成為市場經濟「潤滑劑」;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職能,抑制公權的無限擴張趨勢,保證了市場機機械製作用空間,形成市場「看不見的手」與國家「看得見的手」外的「第三隻手」,與之相適應經濟法調整對象也發生波動,即擴大了對所立中介組織的法律規制內容,如《證券法》、《公司法》關於會計師、律師、資產評估人員的責任規定;又削減一部分由國家法律調控的空間,以業內規則取代法律約束。
(二)經濟的國際化。本世紀70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迅速擴大和發展的良好狀勢。英美等英語國家稱之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國等法語國家稱之為「世界化(Mondialisation)。盡管幾乎每一國家都存在對這種趨勢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爭論,但現實中他已經改變我們思想觀念與生活。市場突破國界成為世界大市場,尤其是計算機、網際網路、無線通信等信息技術的應用,時空觀發生變化,區域經濟、世界經濟一體化近在咫尺,國內經濟秩序必然要與國際經濟秩序全面接軌,例如我國政府為與WTO 全面銜接,將大量修改、廢止國內經濟法律法規;而面對日益擴大市場領域,國家統領力逐漸不足,區域性經濟組織、超國家經濟調節機構、內容廣泛的國際條約、公約和協定紛紛登場,亞洲金融危機已將這一切展示無疑,「阿根延的一隻蝴蝶的翅膀扇動真可能引發夏威夷的台風」。涉外經濟法必然將在經濟法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甚至於同一,那麼經濟法調整對象也將發生適應性的調整。
以上是從國家與市場經濟角度對經濟法調控對象進行應然性的思考,但不可迴避的是經濟法發展存在路徑依賴(22),即經濟法依託於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歷史文化、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經濟法是經濟體制轉軌中經濟法、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必然遷就於現實(23),例如鑒於國有企業改革已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國家在國企改制以及戰略性調整中不能單純地依賴於市場機制,而必須採取超經濟的手段進行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重要職能;由於我國市場經濟的本土資源貧乏以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是把各不同發展階段壓縮在二、三十年內完成政府推進型,國家承擔培育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機能的重要職能;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肩負著趕超發達國家的歷史任務,需要保護民族工業,甚至扶持國內壟斷性質企業集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重要職能;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穩定壓倒一切,因此,國家的調控經濟的行為中必須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當經濟法被適用於調整上述社會關系,這也就決定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中國特色。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理想與現實的正確認識是發揮經濟法功能、延續經濟法發展的理論基礎。
⑼ 財政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關鍵詞]財富源泉;福利;市場機制;非市場機制;牛頓方法
在1950年以前,財政學科通常被命名為「財政學(PublicFinance)」;之後,學者們更喜歡用「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稱;也有學者採用「政府經濟學」(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的名稱。從學科發展的情況來看,「公共部門經濟學」的名稱更恰當些。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本質上是歷史的和發展變化的。因此,研究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似乎是「學說史」的任務。要把「對象和方法」截然區分開來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別敘述的方法卻是適當的。本文討論這個問題,目的是想搞清財政學研究對象和方法演變的原因、現狀和趨勢。
一、財政學的研究對象
財政學的發展和經濟學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從經濟學的源流發展來看,把經濟學轉為「科學」的第一人是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同樣被認為是財政學的開山之作。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學說稱為「古典經濟學」。從斯密的《國富論》來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是財富」和「怎樣國富」的問題。斯密在創立科學經濟學的時候,可以說是屬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也即「工業化」的開始時期。這里的「工業化」是指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從它來到世間就是以「交換」為前提的,但從起源來看,最初的交換並不是「資本主義方式」的,什麼方式最有利於「工業化」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工業化」還包括農業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但從農業經營方式的起源來看,最初卻不需要交換。如何把農業納入交換經濟,進而納入「工業化」的軌道,同樣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上述的說明已經隱含了斯密的社會發展觀:資本主義方式最有利於「工業化」。因此,在這里,「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是可以作為等同的概念來使用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最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農業人口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斯密時期,全球人口只有8億(1750),農業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例高達95%[1](第180頁),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業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並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話來說,解決「溫飽」問題是社會的當務之急,物質產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當時在「制度」安排上卻是不利於「工業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於「貿易自由」的制度障礙很多;在不成文的社會意識形態中,貴金屬就是「財富」的重商主義觀點占統治地位,嚴重影響「貿易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財富」就是「價值」的著名論點;並指出「市場經濟」是「國富」的原因。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但斯密的「價值」只限於物質生產領域,並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是「生產性」的。他認為政府公共部門、教育、文藝等部門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是「非生產性」的。因此,他的市場經濟只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生產方式。他倡導「廉價政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上述表明,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是比較狹窄的,他的財政學是作為他理解的「市場經濟」的外生變數來看待的。他把「國家」擬人化,即把國家行為看作自然人一樣地理性行為,重點分析稅收對「市場經濟」的影響,主張政府對「市場經濟」「不作為」。這可以稱之為斯密傳統。
西方的「工業化」時期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也是工場手工業全面轉入機器大工業時期(蒸汽機普及時期),也就是斯密「市場經濟」的全面確立時期。這一時期在歐洲大約起於1750年左右,止於1860年左右,但發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國,大約在1830年就結束了,而歐洲大陸則要遲30年左右。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研究中,英國和歐洲大陸呈現出明顯的不同。這與經濟學家的民族感情、社會環境、所關注的經濟問題的側重點不同有關。當時德國相對落後,意識到「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國的經濟學家是反斯密傳統的,比如德國的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應該說,歷史學派在強調國家的經濟作用的時候也沒有把「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內生變數來看待。
「工業化」完成之後,用今天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已由「溫飽」轉入「小康」。社會關注的問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精神需求處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學說史的角度看,1890年馬歇爾發表代表作《經濟學原理》宣告古典經濟學的終結,同時,馬歇爾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但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風氣在1860年前後就形成了。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中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第一卷)、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1)、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原理》(1871)、社會政策協會的成立(1871),「是明顯標志著另一個時期到來的一些事件」。馬歇爾拓寬了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他認為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勞務」也是有價值的,也是「生產性」的。這樣,就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大到非物質生產領域,但他同樣認為政府部門的勞動是「非生產性」的。同時,馬歇爾也注意到「工業組織」的制度變遷,社會分工更為發達,從生產到消費的環節越來越多,經濟研究不應該再從「供給」出發,而應該從「需求」出發。他認為,斯密只強調自由競爭是不夠的,競爭也有缺點,合作也有優點。不僅如此,「國富」光憑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已經遠遠不夠了,需要人們深入認識,自覺「駕馭」。他認為社會發展不像斯密所說的那樣「自然而然」,而有「人為」選擇的作用。因此,他認為斯密理論中關於「自然工資」、「自然利潤」、「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貼切的,應把「自然」改為「正常」。這個「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潤」、「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後發展起來的宏觀理論中對經濟狀況的分析也採用「常態」和「非常態」的概念。他認為「純粹」的經濟學只研究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不可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盡管對經濟有重大影響,比如政治問題,不屬於「純粹」經濟學的范疇。這就是說,「政治問題」、「國家問題」對於「純粹經濟學」來說,只是外生變數。從此古典經濟學喜歡使用的「政治經濟學」的名稱被「經濟學」替代。這一切就是相對於古典經濟學的「新」,並形成「馬歇爾傳統」,但理論的「本體」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時期劃到1936年,即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那一年。我以為不妥,「新古典」時期的終結年代應該以1950年左右為界。凱恩斯在主流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很高,名聲很大。我以為從經濟學說的角度看,凱恩斯的「名聲」大大超過了他的學術貢獻。從學術成就上看,他仍然應該被納入「新古典學派」,但標志著新古典學派的終結。他的名聲之所以那樣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創立的宏觀理論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根據。從1930年代以後,政府幹預經濟的力度日益加強,導致20世紀40年代發展為「混合經濟」。二是二戰以後直至1970年,資本主義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於1930年代的危機給西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於是人們把「政府幹預」以後的經濟增長「歸功」於凱恩斯。三是凱恩斯是英國財政部的高官,參與重大經濟政策,包括國際經濟組織的策劃。而他的老師馬歇爾卻是純粹的學者,凱恩斯可能是開經濟學家直接參與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這是政治決策發生明顯變化的重要標志。凱恩斯以後,英國在經濟學方面「原創性」成果最多且領先的地位也結束了。
馬歇爾有兩個著名學生:一個是庇古(1877—1959),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一個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們不迷信老師劃定的經濟學研究范圍,一個把社會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學的大雅之堂;另一個把宏觀問題請進經濟學的殿堂。但在對市場經濟的「本體」認識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經濟分析方法的「本體」上仍然是「馬歇爾」的。因此,把他們列入「新古典學派」是適當的。
這就是說,新古典學派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大領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質生產領域」的「市場經濟」拓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盈利性部門。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領域成為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三條主線,沒有統一的理論模型,三者之間的關系很有一點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凱恩斯學說確實名噪一時,主流派甚至一度認為微觀問題已經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會的注意力幾乎主要被宏觀問題所吸引。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場機制的事情,即「市場經濟」的事情:「公平」和「穩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場機制」的事情。而對於「市場經濟」來說,政府卻只是作為外生變數來處理,並沒有從微觀上研究「非市場」的「機制」問題。但社會關注的問題不是理論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論家需要以他對社會進步的思考、以他獨特的知識積累、以他特有的熱情和敏銳、以他超群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來「捕捉」和「研究」有關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當時社會所「不關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論家在「耐得住寂寞」狀態下進行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僅比凱恩斯的《通論》遲了一年,可是在很長時期「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40年以後才名聲大噪,被譽為新制度學派的創始人。科斯的論文實際上把「企業組織」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回答了「企業組織」的「性質和原因」。在傳統的「效率」研究中,「企業組織」歷來是作為「價值」的外生變數來看待的,科斯卻把它內生化,並提出「交易費用」的著名觀點,從而確立了「企業組織」在經濟研究
⑽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怎麼樣的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其統一了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例如《資本論》,第一卷採用了「歷史發生學的研究方法」;第二卷採用了「系統發生學的研究方法」;第三卷採用了「現象發生學的研究方法」;第四卷採用了「認識發生學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母子生長路徑的確立,其次是復雜性的系統關系,再次是現象生活,再次是語言生產。這個批判的歷史實踐過程。所以是「歷史實踐的批判方法」。
以上回答來自資料:網路詞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總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臨任務:承擔創造性理解馬克思的作品,促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這個歷史任務所以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的科學內涵,更為重要的是,也需要明確其「保衛的工作內涵」——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化、在繼承和創新意義上的具體發展道路和實現方法手段的選擇以及尋求中國經濟學原創的理論和思想。歷史既然已經將其過程「總體」呈現了出來,那麼,我們應當更多地使用歷史性質的方法來剖析歷史過程。
參考文獻:
《導言》的革命:事的科學和研究對象的確立——兼析"科學抽象法"的反思問題,《江漢論壇》2015年9期
2.《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邏輯解析——文本問題、「科學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當代經濟研究》,2015年7期
3.《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