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符號學相關
【概論介紹】
符號學（Semiotics 或 Semiology）廣義上是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科學，當中含蓋所有涉文字元、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可是，由於含蓋的范圍過於廣闊，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志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現當今所指的符號學，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現代符號學另一個強大的源頭是世紀初瑞士語言學泰斗索緒爾的教學講稿 －－ 《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兩個互不從屬的部分之後，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羅蘭·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編輯本段]【學科原理】
語言學的歷史悠久，自古希臘就有語法學，難道中國沒有嗎？那當然不是，漢代的訓詁，西方名噪一時之漢學，在國學中列為小學(文學、訓詁學、音韻學)，典型的如我們常言的《爾雅》。至於語法學，中國看來要差一些。中西語言學有很大的不同，胡適之曾膚淺地提過，英語重介詞之用，中國忽視虛詞，常省略。來看看語言學家對符號學的研究，「在索緒爾找到能指和所指這兩個詞之前，符號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為它總是趨於與單一能指相混淆，而這正是索緒爾所極力避免的。經過對詞素與義素、形式與理念、形象與概念等詞的一番考慮和猶豫之後，索緒爾選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結合便構成了符號。」③張遠山先生的《中西思維層次之差異及其影響》一文中說：「索緒爾所忽視的語言的唯物主義基礎：『受指』，因為真正與能指構成應是受指，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學術上熟稔的『名』與『實』。能指與受指的結合生產了語言的所指，兩個來源構成了所指的兩個相關成分，來源與能指的是『客觀所指』即『義指』(固化為詞典釋義)；來源於『受指』的是『主觀所指』即『意指』(體現每一次稍異於詞典釋義的具體作用)，它們的先後關系是『能指→(義指→意指)→受指』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離』卦來表示，初九(陽爻)代表能指，六二(陰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陽爻)代表部分受指。正如中國人把最下的(初九)作為第一爻。那樣，中國人的思維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義指)→能指』。」「中國人對語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與懷疑」。④據我學國學以來，深知佛道對語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國人的思維與西方人的差異極大，對符號辨識差異巨大。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中國用藕來代表。西方典型的朱莉葉，中國的祝英台。正如精神分析學專家霍大同先生所言：「男人都是賈寶玉，女人都是林黛玉」。很多人會說，指示標識更是國際化的，譬如，廁所的標識用男人和女人形象來指示，中國人一看便知，西方人一看也知，它的能指和受指並無思維差別。不全如此，西方人演示「八」的時候，張開八根指頭。可中國人只需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來表示。這時思維差異就出來了，西方人最終用受指(對象)來體現，中國人用的是能指(名稱)來體現，這兩個符號固然不同。當我們能指和受指同西方的能指和受指有差異的時候，我們能怎樣做指示設計呢？首先，應根據不同的地域思維特色，如少數民族用某種圖騰符號來代表自己民族標識。如果我做具有國際性又具有差異性的指示標識設計，往往用民族特色的符號來做。多元文化時代，差異性的符號也是具有國際性的。假如用龍紋做，世界皆知是「中國」，這時龍紋具有指示性和民族性。沒有差異的國際性指示標識，往往採用共識性符號，如螺栓的型號全球通用，若是做指示設計就容易多了。
[編輯本段]【學派之爭】
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法國和義大利為中心重新興盛至歐洲各國，它的源頭不外乎胡塞爾的現象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和皮爾斯的實用主義。如按理論形態也可分為：其一，卡西爾哲學符號學(新康德主義)，以及皮爾斯哲學符號學；其二，索緒爾影響下的羅朗·巴爾特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學；再細分：一曰：以索緒爾說「語言學只是符號學一部分」，二曰：以巴爾特所言「符號學只是廣義語言學的一部分」，這符號學是擴大意義的語言學，更准確地說「元語言學」理論；其三，前蘇聯學者勞特曼的歷史符號學，正好是索緒爾共時研究的反對等等①。李幼蒸認為：「今日最為通行的一般符號學理論體系共有四家：美國皮爾斯理論系統，瑞士索緒爾理論系統，法國格雷馬斯理論系統和義大利艾柯一般符號學。」②符號學作為一個跨越學科研究的方法的學科，當然少不了思想學術的革命性。後現代思潮里，國人更易接受巴爾特之類。可我研習國學多年，跟隨潮流的意識早已淡漠。靜心而論，那些西傳之學，國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厭倦。我們必須明白，在西方學界里的權威，可能在我們的語境里是錯謬之極，符號學就有其特性，故願能尋到一種較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僅是粗劣的嘗試。
以文化為研究范圍的是現代符號學的特質，當中包括了
民謠學 Folklore Analysis
人類學 Anthropology
敍事學 Narratology
言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話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藝術符號學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較為近代的應用有電影符號學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築符號學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號學的研究應分為以下幾期：
【主要學派】
瑞士索緒爾符號學 (190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緒爾是瑞士開創現代語言學先河的語言學家，他本身並沒有作品傳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索緒爾的教學講稿，由兩位學生組合編輯而成。現代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詞語語源也是索緒爾按希臘語的「符號「衍生出來的用語。索緒爾建立的符號學是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使用符號的法則進行研究的科學，有別於傳統語言學（Philology)對語言的歷史演變進行異時性（diachronic）研究，現代語言學集中處理在當下時空之中，語言內部的指涉法則，這種並時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緒爾開創先河的提法，往後影響了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英國哲學家維根斯坦、美國衍生語言學家Noam Chomsky等。
由於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成兩部份來處理，為研究文化符號或者意識型態的學者，提供了有系統的分析方法學，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在歐美文化批評界符號學盛極一時。到目前為止，全球學院訓練的文化批評者仍有不少使用符號學方法進行文化現象的結構分析。
索緒爾符號學的特點是
單一符號（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兩部分。意符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意指是符號的意義概念部份。由兩部份組成的一個整體，稱為符號。
意符和意指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武斷性（arbitrariness），沒有必然關聯。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發聲及串字組合，因約定俗成的習慣被指涉為 "一種以木質枝桿為主體的葉本植物" 的概念。
俄國符號學（Pre 1917)
Vladimir Propp
M.M. Bakhtin
Roman Jacobson
N. S. Trubetzkoy
Russian Formalism
蘇聯符號學 （1960）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 （1960）
Claude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Gerard Genette
Tzvetan Todorov
Julia Kristeva
美國符號學
C. S. Peirce
義大利符號學
Umberto Eco
[編輯本段]【運用詳解】
【在標識設計中的運用】
在皮爾斯看來，更是圖像、標志和象徵的東西。迄今讀圖盛趨，指示設計亦是所指的提煉，也許說標識是代表某種物體或可識對象的(能指)特徵符號。一旦能指不復存在，標識將喪失其符號性，特徵便隨於物體或對象，恰如「符號意義只有在同使用符號的主體相關時才適合於符號——『符號本身並沒有自己的絕對意義，這就是說，主體在它之中並沒有被拋棄』，主體總是直接存在物，符號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聯系時才有它的存在。」⑤ 也同卡西爾所言：「關系的思想依賴於符號的思想」。⑥ 運用符號系統識別於指示者或使記號顯形之物，所以指示標識對所指(概念)的把握尤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們不能離開映像而思維，也不能離開概念(所指)去直觀。『概念無直觀則空，直觀無概念則盲』」⑦的道理。福柯認為：「符號與其所指的關系形式，通過適合、仿效、特別是同感這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又說：「為了讓符號成其為所是，符號在呈現為被自己所指稱的物的同時，還必須呈現為認識的對象」。⑧ 指示標識設計更應做到認識對象，否則，指示標識的符號性將失語。正如巴爾特的看法：符號首先就有傳達信號的能力，同時具備代碼(code)的能力，否則就無法界別語言和非語言記號(sign)、記號系統、意指關系。⑨若是卡西爾則言：在符號思維的功能受到阻礙或遇到障礙的特殊情況下，現實性與可能性之間的區別也就變得不確定，不再被清晰地察覺。⑩ 如若不信，你在大街上胡亂大叫，誰也無法解讀你在表達什麼？另外，還有一種導致設計失語的因素，即就是忽視了符號的任意性，索緒爾認為：「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或者，因為我們所說的符號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聯結所產生的整體。」 所以說符號是任意性的，任意性的符號必定會加大我們設計指示標識的難度。更重要的是提煉、概括所指。故列一個設計到識讀時思維次序表，以供學人參考。
格雷馬斯看來：「能指的視覺類包括面部表情、手勢、文字、實物畫、雕塑、交通信號等」。依據法相唯識學，八識中的前五識(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統，如果眼識里的色分、相分是符號的第一次感知裁決，那麼指示標識里的符號就是再一次裁決。這次裁決將會產生常見的三類共識性符號。
其一，象似符號，指外部形式和內部結構與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號。畫一個上帝在門口，可以代指教堂；畫五顆五角星代表五星級；在畫的香煙頭上打「×」，表示禁止吸煙。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些是約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煙頭。倘若兩者完全一樣，那還是符號嗎？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絕對不是五角的，那煙頭也不是照片。符號傳遞信息一看便知，絕不能模稜兩可，讓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關符號，指與所代替現象有各種相關聯系的符號。如車轉彎前的路標，風向旗表示風向，溫度計的水銀柱表示氣溫等等。有專家，譬如美國的皮爾斯把它稱作索引式符號。所謂索引式符號就是通過相關聯系推測符號的信息，勿須解釋。歐洲人的劇院用假面具來代指就是鮮活的例子，這些必須是約定俗成的。
其三，規約符號，指與所傳遞的信息之間無任何聯系的，僅靠約定俗成的符號。譬如，交通運輸上用紅色和黃色喻指警示之意。數學當中的「+」「—」「=」等。又如通訊電碼、斑馬線之類，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運輸領域。皮爾斯把它命名為象徵符號，有些專家又稱為指號符號。
總而言之，符號越相象或越接近對象就易於識別，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號識別也就越難。譬如說，歐洲人常在杯子上纏繞蛇來代指醫葯，東方人難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對象的共識性符號。如果是文化類型，要根據能指或受指的思維去做。如果二者都無法，就必需使用強制性的規約符號。不過做設計也不需如此嚴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靈感的，了解得越多產生靈感機會就越大，故知識是創造靈感的觸點。
[編輯本段]【相關介紹】
走進「符號學」領域
如今，我國讀者對於「符號學」這個名詞，可以說已經不再陌生。但要說對其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了解，也許還未到此程度。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這套「符號學譯叢」，集中地介紹了法國符號學研究成果，為在我國開展符號學研究和於符號學分析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了原始參照。
一
法國的符號學研究，萌生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但其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展，還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以後的時間。它的發展，得益於多種學科在二十世紀獲得的重大進步。
首先，現代語言學是符號學獲得理論構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據。第一次把對符號的研究當作一門新學科提出的，是瑞士語言學家F·索緒爾（1857－1913）。他在其對現代語言學發生深遠影響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預言將有一門專門研究「符號系統」的學科出現，並為其做了初始的理論准備。他的繼承者丹麥語言學家葉爾姆斯列夫（1899－1956）通過其《語言學理論導論》和《語言論集》兩本著述，為後來的結構語義學的建立奠定了認識論基礎。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1902－1976）有關「陳述活動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使得符號學藉助於敘述主體的陳述來掌握意義成為可能，從而形成了話語符號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號學更靠近了言語活動的實際情況。
其次，文化人類學為符號學提供了部分研究對象。由於文化人類學與符號學都關心話語中影響個體言語的文化習慣（風俗，習慣，沉澱在集體的言語活動實踐中的動因，等），所以它們在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對於主導話語的跨文化形式即敘事文形式的規律性研究，早在符號學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類學家們開始了，當然，這種研究也首先得益於語言學的理論啟發。法國社會學家馬塞·莫斯（1872－1950）曾系統地論述了價值物品與財富在社會的循環中的相互關系，從此，「社會性變成了一種系統，而在這個系統的各個部分之間，我們可以看到銜接、等值和蘊涵關系」（列維－斯特勞斯評語）。列維－斯特勞斯本人也在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實踐。杜梅澤爾（1898－1986）在《神話與史詩》中以相近的術語解釋了印歐宗教中眾神的「三種等級功能的意識形態」。於是，一種總的結構，在不考慮個別的情況下出現了，而在這種結構中，特殊的問題也在其中找到了它們的准確位置。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普洛普（1895－1970）1928年出版的《俄國民間故事形態學》，於六十年代初被翻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極大地推動了符號學的研究。格雷瑪斯（1917－1992）就在其基礎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敘事語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於文學敘事文又可用於社會敘事文的符號學理論。
最後，在哲學方面，符號學從現象學研究理論中吸收了其有關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內容。符號學概念中的「意義顯現」表達方式，就源自現象學的啟發。這種表達方式，在感覺的范圍之內於感覺主體與被感覺對象之間互為基礎的關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確定為可感覺的與可理解的、幻覺與分享的信仰之間的一種關系空間。格雷瑪斯在《結構語義學》中明確地寫到：「我們建議把感知確定為非語言學的場所，而對於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這個場所內」（第8頁）。當然，符號學不能被看作是現象學的一個分支。符號學對於現象學的借鑒，主要得益於德國哲學家胡塞爾（1859－1938）的《現象學的主導觀念》（於1950年譯成法文）和法國哲學家梅爾洛－龐蒂（1908－1961）的《感覺現象學》（1945）。
二
法語中，有兩個術語sémiologie和與sémiotique與漢語中的「符號學」一詞對應。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沒有根本性區別，而且sémiologie早於sémiotique。從七十年代開始，由於使用sémiotique一詞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現了重大突破，隨後，這兩個術語所涵蓋的研究內容便出現了較大的區別。
1、semiologie：該術語本來是指醫學科學中對於「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第一次將其用來稱謂對於「符號系統」的總體研究。在認識領域，該術語先是指20世紀60年代在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和美國語言學家雅格布遜（1896－1982）影響之下圍繞著法國結構主義（列維－斯特勞斯、杜梅澤爾、羅蘭·巴特、拉康等）而進行的工作。隨後，一些人狹隘地理解了索緒爾為sémiologie所確定的定義（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對符號本身的探討，從而擺脫不了對於「語言符號」模式的機械性的運用。他們排除與其他人文科學的認識論的一切聯系。這種研究為傳播學理論所包括，最終成為語言學的附屬學科。從研究內容上講，sémiolo gie不關心語義問題，它把對於能指的描述當作一種通常的釋義活動來對待，而在這種釋義活動中，自然語言是其工具。在與語言學的關繫上，它不承認語言學的優先地位，因為它只強調符號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讀一些非語言的符號（圖片，繪畫，建築等）時，它卻經常借用自然語言這種中介，例如羅蘭·巴特（1915－1980）在《服飾系統》一書中，就採用了對時裝的描述性文字進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對時裝本身進行分析。在分析繪畫作品時，它也是只限於分析繪畫的描述性語言。
2、sémiotique：該術語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國符號學鼻祖皮爾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對符號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它與索緒爾使用的sémiologie沒有區別。現代的法國的sémiotique研究者們並不看重語言符號，認為符號是一種已經建構的對象，而不是可供觀察的對象。他們更看重語義研究，努力探討意指方式，認為符號學應該成為一種有關意指系統的理論，他們研究的領域是作為意指實踐結果的各種文本。在這方面，形成了以結構研究為主的格雷瑪斯等人的學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認識論符號學研究（參照語言學模式和精神分析學理論而建立的「語義分析」符號學）。前者由於研究陣容大，成果頗豐，而成為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這一學派以「法語研究學會」的成員為主，其通常的稱謂便是「巴黎符號學學派」。可以說，巴黎符號學學派的有關意指理論的基礎概念，已經在格雷瑪斯的《結構語義學》中得到了闡述。按照格雷瑪斯的主張，符號學（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統的一種等級分析學說。他把一個意指整體分為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和表現結構，對這些不同層次的確立和相互關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號學學派的工作內容和成績所在。
深層結構即意指整體的「形態」結構。形態是由「義子」組成的內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組織形式則是意指活動的基本結構。在對於深層「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瑪斯等人的成功之處在於引入了「符號學矩陣」概念。這種矩陣被認為是位於深層、並且具有邏輯——語義特徵的意指結構的組織形式。符號學矩陣的確立使得分析對象的語義聚合關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這一層次上，符號學以語言學的語義研究為基礎，但又增加了與社會和文化相聯系的內容和分析方法。表層結構，指的是在義素層上的行動模式。行動模式是格雷瑪斯在總結了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普洛普為俄國民間故事總結出的31種「功能」的基礎上，概括出的敘事文行動者之間的關系模式。它包括六個行動者：發送者、接收者、主體、對象、助手，對手，它們之間的各種結合方式便構成了「敘述」句法。在這當中，行為者的行動模態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瑪斯首先把行動模態劃分為想要、能夠和懂得三個方面，進而根據符號學矩陣的原理確定了「實際狀態的模態」，從而建立了敘述圖式。這樣一來，巴黎符號學學派的符號學理論，就不僅可以適用於文學的敘事文，而且也可以用於多類意指整體。正是在這一層次上，符號學包容了傳播學，並具有了更廣闊的研究范圍。在巴黎符號學學派看來，由能指組成的表現平面即語言符號層不是他們的研究內容，而是語言學在語義研究之外的語音和語法研究內容。上面說過，sémiologie的研究僅限於能指符號的特徵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現層上依賴於語言符號模式。
實際上，sémiologie的研究者們從羅蘭·巴特開始也已經意識到「任何sémiologie系統均與言語活動混合在一起」。他們進而認為sémiologie是話語的意指單位的科學。所以，近年來的sémiolog ie研究，也出現了一定的向sémiotique方面的變化，這樣，兩個術語的內涵就開始有所接近了。
法國的符號學研究，從起步到今天已經形成了基本的理論框架，為符號學的「自立性」做出了貢獻，成了世界范圍內這一領域研究的佼佼者。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較深入的了解。
我國的符號學研究，從總的情況來講，長時間處於「引進」階段。當然，符號學的一些相關理論在我國某些領域的應用已經開始，語言學、邏輯學、翻譯理論和文學研究都對符號學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鑒。這套叢書的出版無疑會對我們的研究和應用有所促進。叢書中的書目，都是法國符號學研究不同時期有影響的著述，包括在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名下進行的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後者居多），並且主要是格雷瑪斯、克里斯特娃、托多羅夫的著述，而托多羅夫（Zve tan TODOROV）先生本人又同意做叢書的名譽主編，就更增加了這套叢書的權威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