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通志的文獻研究方法

⑴ 《通志》是誰的著作

《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鄭樵編著的。

鄭樵(1104～1162)，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號溪西遺民，人們稱他為夾漈(jì)先生。他家境貧寒，在家鄉夾漈山建築房屋，謝絕親友，專心苦讀。學成之後，他開始游覽名山大川，增長見識，碰到藏書豐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計地請求人家把書借給他讀。他的興趣十分廣泛，對經史之學、禮樂、文學、天文、地理、蟲魚、草木等各門各類的學問都有研究。

由於得到侍講王綸、賀允中的推薦，鄭樵得到高宗的召見。後來他監潭州南嶽廟，高宗下令給筆札資助他抄寫《通志》。紹興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鄭樵進獻《通志》，三月鄭樵病逝，終年五十九歲。

鄭樵編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國現存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體例分為本紀、列傳、年譜(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載記，上起三皇，大部分內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華主要在二十略上，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chóu)、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視為一部廣義的文化史，受到了後人的重視。

⑵ 讀鄭樵《通志，總序》，分析評論通史和斷代史的得與失。

斷代史
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始創於中國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二十五史中除《史記》外均屬此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以朝代為斷限的，也屬斷代史。
通史
通史：連貫地記敘各個時代的史實的史書稱為通史，與斷代體史正好相反.如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也可稱為通史。因為他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歷時三千多年的史實;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著名的通史.「通史」可以理解為貫通的歷史，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或世界的從最早文明到現在的歷史。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敘述的內容廣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課題（軍事、文化、藝術）涉及內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其次要求在敘述中體現歷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所以做不到第一點至少不配稱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點是比較困難的，需要著者的才華、積淀和理論素養。同樣涉及一個內容的兩本通史，在這第二點上，平庸和經典的差別是顯著的。市面上很多《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雖然羅列了各個事件和課題，但對人的啟發是沒有多少的。

⑶ 通志二十略的理論貢獻

鄭樵提出了「類例」的概念。他在《校讎略》中指出： 「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例，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患多之無術耳。」深刻闡明了區別類例對保存圖書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類例」攝念的提出，對於編修書目、整理資料具商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鄭憔對古代文獻學的一個重要貢獻．
鄭樵創立了三級類目的新分類體系。我國古代著名的《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所採用的都是兩級類目的分類體系。鄭樵鑒於當時圖書事業的空前發展，獨創新的分類體系，包括12類、100家、432種。這種三級分類體系，在我國目錄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鄭樵又提出了「通錄圖書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的見解。這是他「會通」的史學思想在目錄學方面的表現。
他認真總結了歷代文獻散亡的原因，指出按訪圖書的必要性，並系統地提出了「求書八法」，即：「一曰即類以求，二日旁類以求，三日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日求之私，七日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他的「求書八法」被後代藏書家牽為圭桌。
鄭樵還具體分析了亡書的各種情況，提出了輯佚的理論原則，開輯佚工作的先河。他的輯佚原則、理論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鄭樵還擴大了歷史文獻資料的范圍。他極為重視圖譜、金石的史料價值，把它們提到與圖書同等的地位。由於他的倡導，圖譜、金石之學在宋以後得到很大發展。
鄭樵這些文獻學理論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對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⑷ 鄭樵編著《通志》

鄭樵編著《通志》

鄭樵是南宋初年的著名史學家。他所撰述的《通志》，是繼司馬遷之後紀傳體通史的續作，對封建史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鄭樵出身於世代仕宦家庭，自幼資質和常人不同，而且勤奮好學，記憶力強。自少年時代起就立下志向，「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表現出宏大氣識和志量。

他對宦途並不熱心，父親亡故後，便和弟弟到城北郊的夾漈山，因陋就簡，修築三間草堂，一起切磋學問，過著怡然自得的山林生活。常常是「寒月一窗，殘燈一席」。

他白天整理簡冊，晚來觀察星象，愛惜每一寸光陰，不敢虛度歲月。他帶著批判的眼光去讀書，隨著知識的積累，他發現前人的著述有許多錯舛和疏漏。

尤其重要的是，他對唐代儒學大師的煩瑣注經辦法和宋儒的主觀臆斷有了新的認識，他認為唐儒煩瑣失義，宋儒只尚空談，他要集天下之書為一書，寫出一部有益於後世貫通古今的通史。由於家道敗落，生活越來越困窘，但是，無論是風晨雪夜，還是廚無煙火，他都記誦不休，執筆不絕。為了實現理想，他奮鬥了30年左右，歷盡艱辛，以頑強的毅力，有計劃地堅持實踐。這期間，有人三次舉薦他為「孝廉」，兩次推舉他為「遺逸」，他都不動心。

他把整個身心全投入到著述中。就是這樣，他終於著成了長達二百卷的《通志》。《通志》是繼司馬遷《史記》以後又一部貫通古今的紀傳體通史。在體例上，除紀、傳和以前紀傳體史書相同外，「譜」即相當於各史的「表」，「略」相當於各史的「志」，「世家」仿《史記》，「載記」仿《晉書》，文字大多襲用舊史。

其中的「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向為史家看重。這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族、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和昆蟲草木，以此把歷代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分門別類地加以記載，逐一闡述其源流演變，且提出了一些新見解。真可謂「網羅宏富，體大思情」。若是沒有廣博的知識和獨到的學識，何以至此？

鄭樵為了廣泛地佔有材料，四處求訪藏書，遇到有藏書的人家，便留下來仔細閱讀，直到讀完才離去。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尋訪，獲得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盡覽典籍，卻不迷信前人成說，他研究《書經》是從校對今古文《尚書》入手；研究《詩經》，則認真辨別魯、齊、韓三家詩的差別；研究《春秋》也是從三家所傳的異同入手，從文字歧異發現問題，經過考訂，擇善而從。

他還主張寫「通史」，因為只有通古今變化，才能資鑒現今。鄭樵除了關注書本外，還注重實地考察。他在夾漈山研讀時，便時常「與田夫野老往來，同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性情。」正是他有如此嚴謹的治學方法，正因他有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強毅力，才造就了他的博大學識，在歷史學和文獻學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⑸ ④為什麼說《通志》「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所在

《四庫全書總目》說，鄭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視二十略。是其自鳴得意之作，認為是「總天下之學術」，「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總序和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除禮、器服、選舉、刑等略外，其餘各略都有新意。這二十略有些是鄭樵獨創的，像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昆蟲等略。鄭樵自己也說過："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通志·總序》）通志》為紀傳體，但把年表改稱年譜，把志改稱略，保存了《晉書》的載記部分。二十略對文獻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校讎略》，《藝文略》，《金石略》和《圖譜略》上。《金石略》和《圖譜略》擴大了歷史文獻資料的范圍。《藝文略》通錄了古今存佚的文獻，創立了心的圖書分類方法。《校讎略》是《藝文略》，《金石略》和《圖譜略》的說明書，集中又系統地反應了鄭樵的文獻學思想。《校讎略》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創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內容豐富，對文獻資料的搜訪，典藏，整理，使用等問題的看法都包括在內。在我國學術史上，將校讎之學寫成專著，是從《校讎略》開始的，鄭樵的發軔之功，不可抹煞。

⑹ 鄭樵在《通志》中對修史提出了怎樣的思想主張

鄭樵在《通志》中提出「會通」思想，主張修通史，強調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聯系；主張史書應「極古今之變」。他反對割斷史事聯系寫斷代史。他把陰陽五行的災祥理論斥為「妖學」，把歪曲歷史任情褒貶的修史主張斥為「妄學」，他認為史家應重視實際和學習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識，並用實際的觀察來核實史書的記載。他主張用治軍那樣嚴整的「類例」方法來治學，認為史家修史要有獨到的見識。《通志》雖在校讎學、音韻學、文字學等方面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達到這樣的水平。

⑺ 《鄭樵通志》記載了哪些奇聞

《通志》，宋朝鄭樵撰，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成書。體例仿《史記》，記錄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政書，「十通」之一。

全書200卷，附考證3卷，包括《本紀》、《年譜》、《世家》、《列傳》、《載記》和「二十略」，其中以「二十略」價值最大。「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等二十門類，凡五十二卷，幾乎含藝天地萬物、無所不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平生之精力，全書之菁華，惟在二十略而已。」

「二十略」部份是鄭樵獨創的，「采抵既已浩博，議論亦多替辟」，像《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昆蟲》等略，為舊史所無，至於《禮》、《樂》、《職官》、《選舉》、《食貨》諸略與唐代杜佑《通典》相同。鄭樵說：「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涉及諸多知識領域，堪稱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網路全書。「二十略」後來獨立成冊，稱《通志二十略》，簡稱為《通志略》。

除「二十略」外，《通志》的其餘部分價值不大，「本紀」和「列傳」系抄錄漢代至隋朝諸史舊文，略加刪改而成。鄭樵本人對《漢書》的偏見，也影響了鄭樵史學批評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鄭樵（1104年－1162年），字漁仲，南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稱夾漈先生。

父鄭國器是太學生，宣和元年（1119年）卒於姑蘇（今江蘇蘇州）。鄭樵一生熱衷於科舉，刻苦力學三十年，立志讀遍古今書，他與從兄鄭厚到處借書求讀，「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諷誦不絕」，立志「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在經學、禮樂之學、語言學、自然科學、文獻學、史學、天文、地理、蟲魚、草木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自負不下劉向、揚雄，並結識當時的抗金名將如李綱、韓世忠。

紹興十九年（1149年），赴京獻《詔藏秘府》一百四十卷，授右迪功郎，未接受。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見鄭樵，鄭樵僅用「豆腐、白鹽、白姜、蕎頭」相待，兩人談詩論文三天三夜；下山時，朱熹的書童對此頗有微詞，朱熹卻說：「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齊全也」。

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其中《通志》的「二十略」涉及諸多知識領域，堪稱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網路全書。紹興二十七年，王綸薦鄭樵，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應高宗召對，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文字，後改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三十一年，鄭樵步行三千里至臨安，獻《通志》一書，此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無緣得見，詔升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次年春天，高宗回臨安，三月，命鄭樵呈獻《通志》，詔旨下達之日，鄭樵病卒。

鄭樵著述等身，「十年為經旨之學」，有《書考》、《詩辨妄》、《春秋考》等；「三年為禮樂之學」，有《謚法》、《系聲樂府》等；「三年為文字之學」，有《象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天文書》、《春秋地名》、《爾雅注》、《詩名物志》、《本草成書》等；「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有《求書闕記》、《校讎備略》、《書目正訛》、《圖書志》、《集古系地錄》等，但流傳於世者不多，僅《通志》、《爾雅注》、《詩辨妄》、《六經奧論》、《系聲樂譜》二十四卷與《夾漈遺稿》等。其中，記載典章制度的《通志》一書最為重要，是一本由三皇五帝，記載到隋唐時代的政書。

⑻ 通志略 和 文獻通考

南宋鄭樵的《通志》列入「三通」之一,則是通過另一途徑。就鄭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並不在作典章制度史,他的抱負在著一部從秦漢以前至當代貫通古今的通史。《通志》是一部紀、傳、表、志俱全的大型紀傳體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實就是「通史」之意。《通志·總序》有一解釋:「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今謂之志,本其舊也。」[4]在史學理論上,鄭樵以提倡恢復「通史」家風而著稱。他力主編寫通史,反對斷代為史,從「會通之義」來說,確實頗有見地,也反映了其睥睨前人的魄力。但是,鄭樵在這問題上也有片面性。斷代史固然有其缺陷,但也有其自身的優點。通史規模宏大,其好處是能從歷史的長河中看出歷史發展的變化大勢。在封建社會,王朝的興廢更替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由此構成了封建社會內部周期性的矛盾運動,斷代史記事詳贍,則能為這種周期性的矛盾運動提供很好的例證。而且,班固之後,各家斷代為史,也是度德量力,未可厚非。從鄭樵的史學實踐來看,其紀傳部分如他自己所說,僅是「即其舊文,從而損益」[4],大抵只是刪錄襲用諸史舊文,並無多大價值。其創新的部分,主要就在《二十略》。
鄭樵曾很自負地說:「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又說:「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4]鄭樵的話未免誇大其辭。其實《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藝文、禮、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災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屬禮的內容,基本上本於前史書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唐代劉知己在《史通》中首先主張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鄭樵由此受到啟發,其內容則為新增。致於六書、七音、謚、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七略,以往舊史很少涉及,確是鄭樵的首創。但不管如何,《二十略》有因有創,確實別有心識,用力很深。後人評論《通志》,一致公認全書精華唯在《二十略》。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其平生之精力,全書之菁華,惟在二十略而已。」稱道它「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馬端臨書並稱三通,亦有以焉」。

二十四門:即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象緯、帝系、封建、物異、輿地、四裔。

⑼ 文獻分類學的發展歷史

對文獻分類的研究在東西方都有悠久的歷史，至20世紀逐步形成較完整的學科體系。
中國古代學者在收集、整理文獻或編制書目時，大多從分類的角度「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漢代劉向、劉歆在《七略》中就體現了他們的文獻分類思想。南宋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從理論上概括和總結了文獻分類的意義、作用和方法，認為文獻分類必須有條理，應以學術分類為基礎。清代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主張分類要重視文獻的內容，不應拘泥於文獻的形式，要求類目清楚，類次有序。
在西方，公元前250年左右，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卡利馬科斯曾按著者的類別對文獻進行分類。1548年瑞士C.格斯納編制《世界書目》第2 卷時對所收文獻採取按內容分類的方法。1870年美國W.T.哈里斯認為培根的知識分類體系和分類原則對於文獻分類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並將培根分類體系的次序改為哲學－詩歌－歷史，用於編制《聖路易斯公共學校圖書館目錄》。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獻資料的大量積累，以及人們對文獻的需求和利用方式的改變，舊的文獻分類法受到猛烈沖擊，一些學者開始探索新的文獻分類理論和方法。1876年M.杜威針對美國文獻分類的情況，提出要尋找一種按文獻主題內容排列文獻和檢索文獻的方法。他根據培根的知識分類體系和哈里斯的文獻分類方法，編制了《杜威十進分類法》，並撰寫了長達12頁的說明，成為文獻分類學的重要文獻。1896年比利時P.-M.-G.奧特萊在《國際目錄學研究所通訊》上發表題為《論數字分類法的結構》的論文，提出按觀點分類的原則和用幾個簡單主題的分類號進行組配表示復雜主題的方法。這是最早提出的分面分類理論。與此同時，美國C.A.卡特提出，文獻分類應以關於知識分類的理論為基礎，類目體系必須符合自然界的進化次序，應當以研究對象為排列次序。1906年英國J.D.布朗提出：分類法的基本思想，就是把關於一個論題的一切文獻放在一個經常不變的、不會使人弄錯的地方。他運用主題分析法和組合原則編制了《主題分類法》。他的主題和范疇思想也是早期的分面分類理論。1924年印度S.R.阮岡納贊在倫敦大學學習《杜威十進分類法》時發現，等級列舉式分類法不能適應科學的發展，難以羅列過去和現在一切可能有的主題，也難以解決復雜主題的分類。1938年他提出分面標記的理論，即通過把主題領域分析成若干個單元或分面，給每個分面以一個號碼，然後根據合成方法組成分類號。他按分面分類理論編制了《冒號分類法》。他還寫有幾十種有關文獻分類的專著和論文，包括《圖書分類法導論》（1937）、《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原理與方法》（1944）、《圖書分類法要旨》（1945）等。他的分面分類理論對文獻分類法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29年美國H.E.布利斯出版《知識組織和科學體系》一書，研究一般分類問題以及歐洲思想史上著名的知識分類體系。1933年他又發表《圖書館內的知識組織和圖書的主題檢索》一書，詳細研究了圖書館的圖書分類問題，討論分類表的編制原則，標記制度和分類規則，知識分類與圖書分類的關系，提出圖書分類法的基本原則，還批評了當時流行的幾種主要分類法。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致力於研究文獻分類的基本理論、各種文獻分類法的體系和文獻分類方法，出 版了 一批專著，如W.C.B.塞耶斯的《圖書分類法的理論》（1929）、G.O.凱利的《圖書分類法》（1937）等等。
中國20世紀20年代前後，很多學者學習西方圖書分類理論與方法，並根據中國圖書館實際，提出一些文獻分類理論。1917年沈祖榮、胡慶生提出把中文新圖舊書統一分類。1925年杜定友提出中西文書籍分類應以內容為標准，而不應以語言文字為標准。1926年他在《圖書館學的內容和方法》一文中提出應把圖書分類學列入圖書館學校的課程中，並指明其內容範圍。同年劉國鈞在《四庫分類法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國圖書分類法導源於劉向、劉歆，並指出關於類例的研究，在理論方面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分類系統的理論根據，一是類目設置是否與其所採用的原理一致；在實際方面亦有兩個問題，一是使用是否便利，二是歸類是否適當。1934年皮高品認為《杜威十進分類法》類目陳舊錯列，繁省失均，主張根據中國實際編制適用中外圖書的分類法。此外中國學者還發表了一批專門研究文獻分類理論和方法的論文和專著。如金步瀛的《圖書之分類》（1936）、蔣元卿的《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1937）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獻數量迅猛增加，文獻類型不斷增多，各種文獻分類法不斷進行修訂，並出現一批新的文獻分類法。同時隨著對文獻分類學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和引進一些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各國出版了大量文獻分類學方面的論文和專著。如英國有B.C.維克里的《分面分類法──專業分類表編制和使用指南》（1960）等；美國有J.H.謝拉等的《分類目錄基本原則和實踐》（1956）等；印度有阮岡納贊的《分類法的哲學》（1951）等；蘇聯有Е.И.沙穆林的《圖書分類法史略》（1959）；中國有劉國鈞的《現代西方主要圖書分類法評述》（1980），杜定友的《分類原理與分類問題》（1957）、白國應的《圖書分類學》（1981）、張琪玉的《情報檢索語言》（1983）等。
隨著文獻分類理論和方法研究的深入，一些專門從事分類研究的組織紛紛成立。1950年由阮岡納贊創議在印度班加羅爾成立了國際文獻聯合會分類法研究委員會（FID/CR）。1952年英國分類法研究組在倫敦成立。德國、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家也成立了分類法學會或專門研究文獻分類的學術團體。國際文獻聯合會主持召開了4 次關於分類法理論問題的國際會議，其中心議題分別是：討論英國分類法研究小組提交的《需要以分面分類法作為一切情報檢索方法的基礎》的備忘錄（1957）；討論「一般的通用分類表轉換為計算機化的分類表」1964）；討論「全球情報網路排序系統」（1975）；討論 「通用分類法、主題分析和排序系統」（1982）。此外，1974年聯邦德國I.達爾伯格夫人創辦了 《國際分類》 雜志。對文獻分類理論、方法和歷史發展的研究已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文獻分類學。

⑽ 《通志》是如何體現鄭樵的實學精神

《通志》全書200卷，有帝紀18卷、世家3卷、後妃傳2卷、年譜4卷、略52卷、列傳106卷、載記8卷、四夷傳7卷，500多萬字。《通志》為紀傳體，在體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把「年表」改稱「年譜」，把「志」改稱「略」，保存了《晉書》的「載記」部分。《通志》卷帙浩繁，規模宏大。其記事斷限，大抵本紀從「三皇」到隋，列傳從周到隋，「二十略」從遠古到唐。他注重選擇史料，融會貫通，也能自成體系。其基本方法是盡可能全面地匯總各種史料，按照年代先後予以整理、編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種事物從古到今的發展過程。《通志》中只有《年譜》，在《六書略》和《七音略》中保留了表圖形式，其他部分並未見圖譜，但鄭樵提出的以實為證，以圖為輔的著書思想，是他的實學精神的具體體現，為他所獨創。其中「總序」和「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特別是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五略，前史所無，實屬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