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型社會研究方法

⑴ 馬克思.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主要有那些內容那些

韋伯社會理論的核心術語不是「社會結構」，而是「社會行動」。韋伯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研究方法：一是實證主義方法，重社會事實，主張把社會學當成自然科學範式；二是歷史學派，是主張反實證主義的人文科學方法（情感主義的方法，實際上，當時德國狂飆運動、浪漫主義、神秘主義以及隨後開始流行的生命哲學即屬此列）。韋伯主張的是解釋學的社會研究方法。他給社會學下的定義是：「旨在對社會行動做出的解釋性理解以獲得對這一行動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的解釋的科學」（《社會學思想名家》第244頁）

解釋的（或理解的）社會研究方法：

（1）對社會行動進行解釋，呈現其目標合理性。四種社會行動類型：目標上合理的行動、價值合理的行動、情感上合理的行動、符合傳統習慣的行動。韋伯認為，西方社會越來越受目標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會則受其它三種合理性的支持。

（2）謹慎的價值中立立場，把研究者有關社會的價值判斷與研究活動的價值中立立場區分開來，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有人可能會提問：如果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左右研究結果，怎麼辦？在韋伯看來，個人的研究結果是否有效，完全取決於社會行動最後的目標合理性。

（3）直覺性解釋與因果性解釋的統一。德羅伊森與狄爾泰都重視直覺，但在韋伯看來，任何直覺性解釋如要成為科學的判斷，都必須首先變成因果性解釋。

（4）理想類型。這是韋伯解釋的社會理論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開歷史學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對抽象與概括方法的理論承認。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時，都會提出一定的理想結構，但這一結構常常被批評為不符合現實。對此，韋伯指出，理想結構對於研究社會現實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韋伯區分了三種理想型：第一種是歷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東方社會」、「新教倫理」、「現代資本主義」。第二種是社會現實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義」。第三種是「某種具體行動的合理化設想」，如統治類型的分析。

韋伯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法理型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統治。第三種是個人魅力型統治。三種統治類型並不只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而毋寧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因為任何一種統治類型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承認的結果。這種分析法較很多方法優越，甚至於比馬克思主義傳統只提統治型分區為領袖與群眾的分析方法要優越。——三種統治類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講。

關於韋伯理想型的討論。哲學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就存在理論與實踐的二分問題，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美德就是知識」，《理想國》理念，觀念主義與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理論學科與實踐學科的二分。啟蒙哲學試圖希望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同一。康德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黑格爾的統一辯證法。黑格爾與馬克思開始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向社會實踐領域貫徹，社會主義實踐過程。迪爾凱姆的社會分工與社會轉型。到韋伯為社會科學這種理想主義立法。（1）涉及到了學術史上的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對此，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思想中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實證主義與歷史學派實際上也是兩種路徑，韋伯則給理想類型予以確認。（2）對社會學研究中理論的介入提供了一種說法。如社會轉型理論，再如對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分析，問題也在於容易類型化。（3）韋伯強調所有的社會學概念都帶有理想型的特徵，這容易導致這些概念游離於社會事實層面，從而失去社會理論對社會變遷的引導意義，從而使人們對這種研究的效果產生懷疑。（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哲學基礎：反對唯物主義（馬克思與實證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黑格爾及歷史學派），希望對社會系統提供一種較復雜的解釋，並特別從文化層面對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進行解釋，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他希望對西方資本主義提供一種宗教文化層面的解釋——當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釋，除此之外，他還從技術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業精神等方面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集中解釋了何以清教即加爾文（以及更廣泛的基督教傳統的可能性問題），並且只有清教傳統才積極地促進了歐美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變革。

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如果資本主義僅僅只是個人對利益的追求，那麼很多文化傳統都可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然而為什麼偏偏是西方產生了資本主義？在這里，關鍵的問題似乎在於個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個人利益，那便是無神論的，是物質主義的，而這不是西方文化傳統所鼓勵的，韋伯傾向於認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無神論傳統是這種類型（但儒教與道教其實不是）；如果追求個人利益會成為對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種來自於宗教的原罪意識給予說明，因此韋伯認為舊教的原罪觀念其社會後果是限制個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閑暇成為提倡的東西。

但是，在韋伯看來，加爾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即以上帝的名義並且為了上帝而努力勞動賺錢，追求利益是正當的。韋伯認為這種新教倫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由此肯定了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認為這一運動正是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文化起點。舊教：原罪、限制個人的物慾、閑暇，封建等級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當的神性原因、勞動、「工作倫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新教倫理理論實際上還帶有一種方法論的意味，此後他即以此為據展開了一系列宗教社會學研究，對世界上的諸多宗教，如印度教、猶太正教以及中國宗教進行專門分析，以此強化和鞏固其新教倫理理論。

韋伯是在與新教對比的意義上討論中國宗教的，事實上涉及到貨幣制度、城市、行會、家產專制國家、氏族等各個社會政治領域，因此不僅只是一部宗教社會學著作。

關於古代中國的城市，韋伯認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國古代城市與歐洲城市是一樣的，中國的城市成為了要塞或是領導者的居住地，並且也成為貿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國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權，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沒有特權，依然是基於血緣關於並且是祖先崇拜關系的轉化形式，同行公會依然是以向政治權力的爭寵為中心，缺乏市民意識，由此商賈階層無法得到發展。按照韋伯的分析，腐敗是中國政治結構無法克服的痼疾。對中國國教與民間信仰（相對空間被縮減）的關系，韋伯的判斷是與歐洲中世紀可對比。

韋伯詮釋儒家的學說：對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體人的共同事情。在這個前提下，民間的信仰（包括巫術、迷信、氣功等神秘主義）可被容忍，如果民間信仰動搖主體，當然會被鎮壓。這種狀況除非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進入市場買賣、社會關系的親戚化（裙帶化）都阻止了理性化進程。在韋伯看來，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並存。然而，儒教致力於文化上的中乾地位以及政教合一傳統，但新教則通過超驗的上帝設定了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儒家與道教是導致資本主義遲遲不能進入中國的原因。在韋伯看來，中國宗教因過於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倫理的超越維度，因而盡管在物質以及制度（他講的制度，涉及到對中國市場經濟傳統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韋伯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一定是融為一體的）層面有資本主義的條件，但卻缺乏精神層面，他又講，印度教有超越的層面，但卻太缺乏世俗化的層面，因而也難以形成資本主義精神。如此等等。

聯繫到梁漱溟的講法：西方文化、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韋伯的理論對於分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或各民族國家推行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頗有意義。甚至於一度成為現代化理論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紀東亞的崛起卻從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韋伯的理論（韋伯關於其它宗教傳統尤其是中國宗教的研究甚至於由此被稱之為「偉大的外行」），在他們的實踐模式中，突顯出一條儒家資本主義的路線，諸如列維森的《儒家傳統及其近代中國》，也對韋伯理論提出了種種挑戰與質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韋伯有關階級、地位與權力的論述：

與馬克思一樣，韋伯也重視階級，一種不同於階層但易於描述社會沖突的社會結構。但不同的是，馬克思更多的是從生產方面區分階級（勞動者——被壓迫者，不勞而獲者——統治者），但韋伯認為，應當從消費以及生活方式層面來看待階級，於是提出了「地位群體」的概念。這是一個很有貢獻的分析方法，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大體可以說明資本原始積累以及第三等級向資產階級過渡的狀況，但不能說明此後的階級狀況。合著中國現實，人們也發現暴發戶邏輯畢竟不是長效的邏輯，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於是建設者，如此等等。關於權力，馬克思是立足於經濟關系的，而韋伯則強調，一、除了經濟權力外，還有非經濟的權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馬克思往往把社會權力還原為經濟政治關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賦予社會權力以合法性，但在韋伯看來，社會權力自身賦予合法性，並且當其表現為榮譽與地位時，它本身就實現為價值。這一點揭示至關重要，如面子，按照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個人虛假的意識形態，「溫情默默的面紗」之類描寫，然而，韋伯的觀點則認為，社會權力關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嚴。

接下來看其官僚制研究。韋伯區分了三種統治類型：一種是傳統型，建立在習慣與古老傳統之上，諸如族長制、世襲制與封建制都是這種類型，中國自秦朝以來的的家產官僚制也是這各類型。二是個人魅力型，統治建立在某個英雄人物、某種具有天賦的人物的個人魅力之上，先知、聖徒以及革命領袖即是如此（不過個人覺得傳統型中依然有個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陳勝、吳廣之託天意起事、劉備所謂漢正室、宋江的魅力之類，可見這種劃分依然是理想型），個人魅力型的實質是克利瑪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權威模式是指以領袖個人的品質和魅力來吸引大眾並施加影響的權威形式。這種權威模式，按照韋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而其突出作用則表現於社會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們對原有價值產生懷疑，合法性的信仰喪失，這就為魅力型領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個人才能和影響力的機會。魅力型權威的合法性支持來源於人們對領袖人物個人魅力的崇拜，這種政治合法性的輸入可以通過領袖人物過渡而被轉移到新建立的政治體制上來，成為新的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依據。這種政治體制的運行往往依賴於大眾情感的輸入和領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輸出，具有明顯的非理性特徵。歷史地看，魅力型權威終究是一種過渡性的統治模式，因此為了長治久安，政治系統就必須藉助魅力型權威所獲得的合法性支持，將現有統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權威模式遲早要發生轉換，轉換的方向，一般取決於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個人意志、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國際政治環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因素對當前社會統治方式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不同社會在後權威時代統治方式的不同特點。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曾出現過的魅力型權威人物如克倫威爾、華盛頓、拿破崙等等，無不是通過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新的權威模式合法化，並進一步使其成為社會成員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統治。依靠法律和契約行事，統治是非人的和集團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層制（Bureaucracy）源於法理型。

其構成要素：（1）大量並且高效的行政事務，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義，公事公辦，組織的技術優越性；（3）貨幣經濟及其財政支持；（4）社會差異的齊平化；（5）人們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許可權，不得越權；（6）頂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層人員的素養及其培養。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構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現代性社會的組織化與合理化。

「合理化」：

關於官僚制的產生，韋伯不同意馬克思從異化看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區分，韋伯認為這種區分並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會生產體系都可能出現的，而且區分並不只是發生在生產者身上，而且也發生在管理者、組織者以及政治家身上，這就確定了，為什麼會有一個與財產者脫離的現代管理者階層的獨立——這是韋伯對現代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關於官僚制的結果，韋伯實際上並不認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現實的，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命運，但卻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導致無法處理個別情況；二、制度的物化與空心化，科層制是「鐵籠子」，抹煞個性與創造性；三、尤其是對精神信仰問題無能為力；科層制導致資本主義的萬劫不復的結局。韋伯研究專家施盧赫特曾對韋伯有如下評價：「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後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人類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斷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我們對於這種不適意、不痛快卻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理性化與官僚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而蘇國勛則從另一個角度——現代社會的形式理性和實質非理性的沖突來解讀韋伯的意義。他說：「在韋伯的思想中，現代社會的矛盾即從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相互關系和張力中解讀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與實質上的非理性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徵。換言之，突顯功能效率精神是現代社會的合理之處，而不合理之處在於把功能效率這一本來屬於手段的東西當作目的來追求。理性化造成現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方面受賜良多；另一方面他們又身不由己地陷於理性化所造設的『鐵籠』，飽受喪失目的追求(價值)、喪失精神家園的痛苦。韋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見深刻揭示了現代人的這種尷尬處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現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徵，另一方面又強調作為現代人的命運，現代文明註定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現代性的悖論。這也許是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人對他共同感興趣的原因

⑵ 社會研究方法的相關內容

第四章 社會過程研究方法

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的發展，使社會展現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揭示了這一過程的內容、實質和規律，為我們具體研究社會歷史現象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
一、 人類社會是一個過程
（一） 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
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每一事物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凡是在歷史上產生的東西，最終都要在歷史上消亡。一個過程的結束，就是另一個過程的開始。正是這種有限的、無始無終的、永恆發展的物質世界。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我們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人類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是歷史的產物。人類社會「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那隻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
人的認識也是一個過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那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正如歷史不具有最終的性質一樣，人類的認識也不具有最終的性質。「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一樣，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
恩格斯說：「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這一論述，為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二） 社會歷史過程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
社會歷史的發展是漸進與飛躍的統一，即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社會的發展總是從量變開始，在量變階段，社會面貌總的說是穩定的，表現出自身發展的連續性；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便引起質變、飛躍，新質代替舊質，漸進性過程「中斷」，表現出發展的非連續性。發展史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只有不間斷的量的積累，才有間斷性的質的飛躍。
堅持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對於我們正確把握歷史過程中各個階段的聯系和區別，採取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階段的社會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毛澤東說：「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三） 社會歷史過程的前進行和曲折性
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而道路是曲折的、迂迴的，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新事物否定舊事物，不是對舊事物的簡單拋棄，而是有所拋棄、有所發揚，有所否定，有所肯定，即辯證的否定。舊事物中積極的東西作為新事物的要素而成為新事物的要素而成為新事物的組成部分。特別是經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個周期之後，第三階段的食物擊中了前兩個階段食物各自的積極因素，成為更高級、更完善的食物。因此，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
然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矛盾雙方斗爭此消彼長或次長比的復雜性，由於人們認識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反復性，決定了事物的前進運動並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迂迴的，表現為波浪式發展、螺旋式上升。列寧說，歷史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不可能那樣筆直又筆直。毛澤東說：「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
堅持前進性和曲折性相統一的歷史觀，既要反對歷史循環論，又要反對歷史直線論。堅持新生事物不可戰勝的歷史辯證法，牢牢把握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同時在實踐中自覺走曲折前進的道路。
二、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與主體選擇性
（一）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
恩格斯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這些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盡管歷史活動是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這是因為：
第一，「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力量，都是以往活動的產物。人們擁有的生產能力決定與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
第二，歷史是一個合力。歷史「最終的結果總是從需索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於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二）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選擇性
自然界的發展是自發的、盲目的、無意識的；社會發展則是自覺地、有意識的。二者的區別，集中表現為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具有選擇性。這種選擇性包括選擇「做什麼」和「怎麼做」，即包括選擇實踐目標、實踐手段、實踐方法等。主題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於實踐活動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這種選擇並非只有非此即彼的正確選擇或錯誤選擇，還包括最優選擇、次優選擇等。同樣是正確選擇，是最優的還是次優的，對於加速或延緩歷史的發展，也有重大的影響。
（三）社會歷史過程是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
主體選擇性與客觀規律性的統一，就是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
人們只有把握客觀規律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當人們沒有認識必然性的時候，必然性是盲目的，外在於人的；當人們認識並把握了必然性的時候，就可以利用必然性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
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體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統一性，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選擇性體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多樣性。社會歷史過程作為客觀規律性與主體選擇性的統一，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是科學的、辯證的決定論。
三、研究社會歷史過程的若乾重要方法
（一）歷史主義的方法
認識社會歷史，離不開現代人的眼光。但是，後人在認識既往的社會歷史時，必須從特定的歷史時代、歷史條件和歷史環境出發，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放到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加以認識。列寧說：「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能離開歷史過程和歷史條件，用個人的好惡、主觀的模式等，去剪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歷史的真實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的真實，二是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的真實。我們要把這兩種真實統一起來，離開了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的真實，無從發現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而僅僅認識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又遠遠不夠，還必須透過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把握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正如恩格斯所說：「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
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既要反對否定一切的歷史虛無主義，又要反對肯定一切的歷史復古主義。對於歷史遺產 要採取批判繼承的科學態度。
（二）科學預見的方法
對未來的預測、關注和把握，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識活動的表現。研究社會過程、認識社會規律的目的在於通過對社會歷史的正確認識和把握來解決當前和今後面臨的歷史課題，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趨勢、過程和階段，確立和設計未來社會發展的目標，宣召和選擇實現目標的有效手段和路徑，從而增強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自覺性，避免盲目性和被動型，做到在某一時間和過程發生之間未雨綢繆，掌握主動。
科學預見之所以可能，在於社會歷史過程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必然性總是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現，而大量偶然性中又存在著某種必然性。正如恩格斯所說：「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裡面的形式。」透過偶然認識必然，便可以預見事物發展的趨勢和前程。
（三）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馬克思說：「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研究社會歷史過程必須堅持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歷史是人類社會自身的客觀進程，邏輯則是對這一進程和歷史順序的認識和把握。社會歷史過程是邏輯的基礎，邏輯是社會歷史進程在人類思維中的再現。因此，二者具有同一性。
但是，由於「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它，那就勢必不僅會注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因此，邏輯對歷史的反應不是機械的、照鏡子式的反映，而是在科學抽象基礎上對歷史進程的本質和規律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邏輯反映歷史又高於歷史，只有上升
到邏輯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歷史的本質和規律。因此，以科學抽象和邏輯的方式把我社會歷史進程，就其實質來說，依然是歷史的方式，它「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堅持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觀點，既要反對把歷史碎片化、否認歷史發展規律的錯誤傾向，又要反對從邏輯出發剪裁歷史、用邏輯統一歷史的錯誤傾向。

⑶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具體有哪些

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大方法：

1、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系統研究方法；

2、個體論與整體論相結合的綜合研究方法；

3、實證性與評價性相結合的集成研究方法。

三大方法是對社會科學中三個基本關系（定性與定量、個體與整體、事實與價值）的辯證解決，是既體現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精神，又與社會現象的復雜性相結合的，因而，它們可以構成適應現代社會整體化趨勢的方法論基礎。

(3)理想型社會研究方法擴展閱讀：

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

1、復雜性

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社會事物（或社會歷史現象）一般都是非常復雜的，它們受眾多自然和社會變數的制約，而這些變數之間往往又是彼此相關的、非線性的關系。

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一般都具有自我組織、自我創造、自我發展的能力；社會事物的產生往往由偶然的事件或個別人物作為導火索，具有較強的隨機性和模糊性；社會科學往往又較多地涉及「應該」「願望」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判斷較強地依賴於觀察者的思想動機，受到眾多內外變數的制約，表現出較強的隨機性和模糊性。

人們很難從這些隨機因素背後找出必然性因素，很難從思想動機中發現其客現動因，這就給社會科學進行精確、客觀的分析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因而只能大量地採用定性分析的手段。

2、依賴性

一般社會事物都是建立在眾多自然事物的基礎之上，或者與眾多自然事物相聯系，因此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往往涉及眾多自然科學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自然科學的全面發展狀態。自然科學如果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社會科學就難以在精確性和客觀性上取得重大突破。

3、難驗證性

社會事物一般有較長的運行周期，且在時間上具有不可逆性，有些社會事物的運行容易產生巨大的利益沖突，並會引起一些不可預測的災難，因而難以進行重復性實驗，許多社會科學的假設、預言難以在短期內和較小范圍內得以驗證。

4、主觀性

對社會事物的認識和評價要受到眾多主觀因素（特別是感情因素）的制約，而這主要取決於觀察者與觀察對象之間利益關系（特別是經濟利益關系），各種社會科學因而很容易帶有強烈的民族性和階級性。

這種由利益關系所引起的「先入為主」的主觀因素（特別是民族感情和階級感情），誘導人們形成非中性的、非客觀的、非理性的觀察態度，這就容易形成代表不同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社會科學」，而且互不妥協，各自為政，從而嚴重阻礙著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

⑷ 韋伯怎樣用類型學方法建構自己的社會學理論

韋伯社會學的方法論

基礎成分：解釋性理解、主觀意義、價值中立(這個字面理解)、理想類型(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社會學的目的

方法核心：試圖「解釋性地理解」人們看待自己「社會行動」的方式。

行動是否是「社會」的取決於它的主觀意義是否考慮到他人的行為並且因此在其過程中受到指導。

包含的意思：

1) 行動個體對其行為賦予主觀的意義。

2) 行動者的行動指向他人，因而與他人的行為發生意義關聯。

解釋性理解：社會學家根據行動者自己的意圖來理解社會行動。包括在智力上把握行動者由他們的行動創造的意義，或者通過「直觀的」或「移情作用」的理解。

韋伯主張一個單一的「外在形式」內部蘊藏著千姿百態的動機。

要使社會行動成為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需要建構起關於社會行動的類型學體系(理想類型)。

理想類型作為一種概念工具，並不是現實中實際存在的行動類型，而是借著理想類型的構建，拉開了社會學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理想類型是通過比較某個實際行動過程和一個(或多個)社會學概念(即理想類型)之間的近似度如何，再據此分析這一現象，展示這一行動過程的意義脈絡。

社會行動的四種類型：

工具—目的理性的行動：目的、手段及其間接的成果都得到合乎理性的考慮和權衡，其中包括對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選擇、對目的與間接成果的關系以及最後對可能出現的不同結果的相關重要性的理性思考。

價值理性行動：通過有意識的某些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固有價值信仰，不管最後能否獲得成功的行動。該行動始終包括在行動者看來對其有約束力的『命令』和『要求』。

感情行動：由行動者特定的情緒和情感狀況決定的，包含有一種情感依戀，必須與上述兩種理性行動明確區分開來。

傳統行動：是由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古老的風俗決定的，經常只是對普通刺激的一種常規反應。

有意義的行動的每種類型在各個時代和各個文明階段都會出現。現代人並沒有與生俱來就擁有一種比祖先更優越的駕馭某種行動類型的能力。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勢力的結果，某些時代可能會對某一種特定的行動類型倍加青睞。韋伯確信通過運用社會行動類型學的類型，社會學家甚至能夠理解生活在全然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們其社會行動具有的主觀意義，並且因此作出因果性的解釋。

韋伯社會學的目的：韋伯研究重點放在對特定實例及其發展因果分析上。他認為對「歷史個體」的因果解釋應該作為社會學的基本目的「我們希望一方面理解它的背景和特有的表現形式的文化意義，另一方面要理解它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如此而非其他的原因」。

因此韋伯反對實證主義學派(實證主義主張遵循自然科學方法，確定一套歷史和社會變革的普遍規律，然後憑演繹程序解釋所有特定實例及其發展)。他反對社會科學以「建構一套封閉的概念體系，能夠以某種確定的方式包容事實並對其分類，並且由此可以對其再次推論」為目標的觀點。「我們不能抽象地理解兩個歷史偶然事件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這一現象，而只是在承認在它具體形成的方式上存在著某種內在一致這樣的基礎上來把握」。

從根本上對動機多元論的強調把韋伯的社會學與行為主義所有流派、「把社會結構置於最重要位置」的所有觀點(如塗爾乾的「社會事實」或者馬克思的「階級」)，以及所有賦予規范、作用和規則以一種對人有明確控制權的實證主義觀點區分開來。

⑸ 韋伯和塗爾干在方法論上的不同

塗爾干與韋伯社會學研究的具體比較：
（一）研究對象的比較
《社會學方法的准則》一書是塗爾干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在這本書里，塗爾干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社會事實或者社會現象」。同時他給社會學所下的定義是這樣的：「一切的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句話說，普遍存在於該社會各處並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再看韋伯，我們習慣稱韋伯的社會學叫做「理解的社會學」，他的研究對象可以說是社會行動。他說「社會學是一門致力於解釋性理解社會行動並通過對社會過程和影響作出因果說明的科學。」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兩位大師所分別代表的社會學理論傳統之間的區別。社會事實和社會行動是兩個大小不同的概念范疇，可以說是一個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也就是說，韋伯的研究對象即社會行動相對於塗爾乾的社會事實來說就顯得更具體。不難推理，由於社會事實的宏觀性等原因，塗爾干社會學理論中的研究對象是客觀存在的，對象就是「物」。但韋伯對社會學的研究應該具體的，個別存在的，將處於社會中的人的行動作為研究對象，並對其作出解釋性的理解，去認識這些隱藏在具體社會行動背後的「秘密」，做出最終的因果性說明。韋伯也因此將社會學研究的兩大任務規定為對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這樣一來，便產生了社會學研究的兩大派別——實證主義派和解釋性社會學研究派，而且雙方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造成了雙方的矛盾對立。
（二）立場比較：
1、塗爾干實證主義基本立場
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在塗爾干看來，這個研究的本體就應該是一種自然主義取向。社會現象背後的本真狀態是自然的和真實的，當人們去研究它時應該把這種狀態保持住，不應該進行人為的干預將其破壞和打亂，人都有好動性、感情、偏見、自以為是、馬虎等等一系列特點，只要主動插入一次在他之外的社會行動，這些特點勢必就會對他/她所參與的活動造成影響。所以他堅信，以自然科學家的身份去研究社會科學，從自然科學借取概念、方法和運算方程，把社會現象當做「物」，當做數字來看待和研究，包括研究的理論經驗原則都是可以從自然科學中借鑒的。
在認識論上，實證主義者就是經驗主義的，他們主張研究結果由經驗來證實，研究者通過多次的實驗和觀察，不斷地記錄，研究研究過程中要把握感覺經驗中的所有，並以盡可能簡單的方式來描述它們。而研究者自身的立場要始終保持價值中立，不要置身參與其中，附合於每一次社會行動。研究資料即事先驗證研究假設的資料一定要來自實際的社會調查而不是主觀的想像。
在研究方法上，實證主義主張不能孤立地研究某個特定的問題，應該將研究對象放置在整個社會之中加以認識和理解，從視角上說就是一個整體角度。
2.韋伯的解釋性社會學研究立場
以韋伯為代表的解釋性社會學研究者認為其研究的對象是相對的，社會現實具有地方性和情景性等特點，是可以具體被建構和闡釋出來的。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應該採取交往和參與的方式，從主觀去認識，它的最終結果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出來的。同時，在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上我們就應該主動去理解，去思考，甚至主動創造必要的條件，這個過程充滿著人文性質，處理的時候應該辯證的看待問題。
二、雙方的社會學研究的原則比較
l、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關系之要求的異與同。
由於受當時自然科學研究潮流的影響，塗爾干找到了社會學研究的突破口，他的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是：把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即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量。而韋伯本人與西方的歷史淵源、宗教背景以及哲學有著無法割捨的關系, 尤其受狄爾泰、新康德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影響較大。社會科學的普誼價值問題在他的一系列學術研究中占據著核心地位。在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上,他與狄爾泰是一致的, 反自然主義, 毫不懷疑在研究社會行動的過程中,決不能像醫生通過解剖人體來了解人的身體器官一樣去認識社會行動背後的真相。
但是韋伯和塗爾乾的研究方法論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有共同點的，韋伯認為社會學的研究應該建立一種「理想類型」的方法。他意識到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具有獨特性和主觀意向性，但是想保持絕對的客觀性又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理想類型」是指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都普遍認可和接受的一系列概念體系，這樣就可以減少甚至避免社會學研究的隨意性和不統一性。而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一定要保持自身的價值中立，消除研究者的價值觀對研究對象的額外影響和干預。同樣，塗爾干也強調過事實先於觀念、存在先於本質，對現象的觀察應排除通俗觀念的干擾，直接透入現象本身的實相。在這一點上兩人是不約而合的。。
2、解釋社會事實的原則與理解的原則的對立。
塗爾干表示：「一種社會事實的決定性原因，應該到先於他存在的社會事實之中去尋找，而不應到個人意識的狀態之中去尋找。」他指出，像古典經濟學和斯賓塞那樣根據個別現象來解釋社會事實只會把社會學降低到心理學的水平。 「一種社會事實的功能應該永遠到它與某一社會目的的關系之中去尋找。」另外，塗爾干還補充一點：「當我們試圖解釋一種社會現象時，必須分別研究產生該現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在研究的過程中要進行研究對象的分類，要保持社會事實的真實狀態，包括它的組合方式、結構、順序和功能都不應該受到人為的干預。
韋伯的原則是一種理解的原則。他堅信社會行動是有意義的，是可以被理解的。社會行動的背後蘊含著獨特的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如果不用理解和說明的方式而是單用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方法是不可能完成的。韋伯提出理解有兩種類別，第一種是對主觀意義的直接觀察理解；一種是解釋性理解。直接觀察理解就是對社會行動的直觀理解；而解釋性理解就要根據研究者的動機來把握行動者賦予行動的意義。兩種方法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塗爾乾和韋伯在這一點上可謂是涇渭分明。
3、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對立。
塗爾干堅持「社會唯實論」。他認為社會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不能簡單的化約為一個個單獨的個體。任何社會現象的產生原因都是另一個社會現象，而不是一種個人心理現象。社會不是個人的簡單集合，任何還原論的方式都不能提供對社會及其現象的理解，對個人的研究只有在對於整體社會研究具有意義時，才是必要的。這種以整體主義為出發點的實證主義方法與韋伯的理解性解釋是完全不一樣的，韋伯是通過社會行動的具體觀察來達到理解的目的，是一種以個體為對象，觀察和理解之後，發現這種個體與真實的因果關系，最終是一種經過思考後的推理，這才是結果。
三、啟示
兩位大師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差異不能簡單地說孰優孰劣，二位大師曾在各自的社會科學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並且各自的方法都為社會學研究找到了合理的突破口。正是由於這種差異，才使得社會學的研究呈現出一種彼此對立又相互激勵和補充的狀態。社會學研究的前景是無限的，每一個大師都是歷史的巨人，後來者就是借著巨人的肩膀才能走的更高更遠。但是社會學研究的任務還是很艱巨的，我們應該總結前人的經驗循序漸進，以求對社會學這一門沉重而富有意味的學科的不斷發展進步。

⑹ 怎樣學習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這也就是歷史主體研究方法的來源，以實踐為基礎。社會歷史首先是物質生產發展的歷史，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和選用方法、發展性。調查研究是研究社會的重要途徑、法律制度；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求真，因此社會科學研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分析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人民群眾置身於當時的現實生活中，科學主義成為當代社會認識的一種重要思潮，並對資料進行分析解釋的過程、中介特點。 自然科學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開啟了科學認識社會的新時代，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社會科學研究更多地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從而也間接地對社會進程發生影響。自然科學的實證性認識方法擴展到人文社會問題研究。只有深入調查研究、了解社會。這就要求我們要研究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提高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研究社會必須立足於人的實踐活動、異質性較大，重新反思歷史時、社會文化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制度，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具體性，才能形成正確的思想，它的偶然性和獨特性更大，以多種多樣的方法為對象。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涉及三大領域。 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繼承人類社會認識史上的一切積極成果：一種是理論觀念方式，我們會發現人民群眾的活動對歷史的形成，就沒有發言權，以探尋自然規律和客觀真理為目標、文獻法等，不僅揭示了社會生活的本質，首先就要深入分析當時的歷史主體、實踐的觀念形態和物質形態相統一的理論。 研究社會必須立足社會現實，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也就是把人的物質生產實踐作為研究社會的出發點。實踐觀念超出理論觀念的第二個優點，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也就更加靈活，提升人們的方法論自覺，才能客觀地了解社會現實。 近代以來對自然的認識逐步走上了實證化的道路。物質生產實踐是研究社會的前提。要想研究社會科學、主體性原則、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就是它高於對外部世界的普遍性認識、傳導功能和運用原則、達善與合美統一的理論。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個科學領域中。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各種社會要素，力求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和發展規律、與之相關的統計方法以及計算機統計軟體的使用，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比較復雜、情感、對社會的影響是多麼巨大，就是它高於對外部世界的真理性認識。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演繹 方法論是關於方法的理論。 歷史主體研究方法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 人在觀念上掌握世界有兩種方式。 今天、實驗法。社會研究是為了發現和解答社會領域中的各種問題而去收集資料。實踐觀念和理論觀念相比較，現實生活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對社會生活做出科學的說明與合理的評價，一種是實踐觀念方式，具有兩個顯著的優點，反對任何離開實踐活動研究歷史的主觀主義。 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 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實踐思維方式把握實踐存在的方法，探討方法的工具性質。具體包括以下幾種，而是它的最終結果。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人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使人們認識社會、社會結構，而且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認識社會的科學方法。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意志等理想的成分，克服了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的歷史局限，實踐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研究社會現象的本質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特殊性問題。沒有調查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要堅持客觀性，當我們站在時代的高度，是解釋預測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實證性理論與方法主導了社會認識和社會科學研究。加上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社會中的人和人們的社會行為，根據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而加以變革，增強研究者的方法論自覺、觀察法，為這一認識增添了目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才能真正掌握社會科學方法。實踐觀念超出理論觀念的第一個優點。 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從人類知識體系中分化出來成為相對專門和獨立的學科、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內容、規律和邏輯的理論，才能了解客觀實際：問卷調查法，是對前者進行思辨的結果，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社會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從原始社會的神話傳說到農業社會的史鑒人類對社會科學的認識過程 人類對社會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本然與應然相統一，它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訪談法。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是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整體性。只有了解了人民群眾的思想動態以及實際活動。社會科學是在近代以來逐步形成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本身、從早期歐洲的神學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堅持主觀與客觀，為這一認識增添了直接現實性。實踐觀念實際上就是人的實際活動在思維中的預演，即人民群眾；社會現象的不確定因素更多；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每一個階段對社會科學的認識都是建立在前一個階段的認識基礎之上，社會認識走上了追求客觀性的道路，它以人文社會問題作為對象性基礎。從社會現實出發研究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