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多年致力於教學方法創新

A. 茅以升的簡介

茅以升

（1896—1989）

茅以升，土木工程學家、橋梁專家、工程教育家。本世紀30年代，他主持設計並組織修建了錢塘江公路鐵路兩用大橋，成為中國鐵路橋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我國橋梁建設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主持我國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30餘年，為鐵道科學技術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積極倡導土力學學科在工程中應用的開拓者。在工程教育中，始創啟發式教育法，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致力教育改革，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科學技術人才。長期擔任學會領導工作，是我國工程學術團體的創建人之一。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於江蘇省丹徒縣（今鎮江市）。先世經商，祖父茅謙為舉人，思想進步，傾向革命，曾創辦《南洋官報》，是鎮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遷居南京。6歲讀私塾，7歲就讀於1903年在南京創辦的國內第一所新型小學——思益學堂，1905年入江南商業學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礦學堂講演時，指出開礦山、修鐵路的重要性，堅定了茅以升走「科學救國」、「工程建國」的道路，他從此更加奮發讀書，把建設祖國視為己任。每次考試，成績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總平均92．5分，為該學堂歷史上所罕見。1916年茅以升通過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入學考試，其成績之優秀，使該校教授們大為驚訝和贊嘆。一年後的畢業典禮上校長當場宣布：今後凡是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原唐山路礦學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試注冊，茅以升為母校在國外爭得極大聲譽。1917年，獲碩士學位。經導師賈柯貝（H·S·Jacoby）介紹，在匹茲堡橋梁公司實習，同時又利用業余時間到卡利基理工學院夜校攻讀工學博士學位。1919年成為該校首名工學博士。博士論文《橋梁桁架次應力》的創見被稱為「茅式定律」，並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1979年應邀訪問卡利基—梅隆大學母校時，校長授予他「卓越校友」獎章，以表彰他對世界工程技術方面作出的貢獻。
1920年，茅以升應邀回母校任教授，時年24歲，是國內最年輕的工科教授。從此，開始了前後30餘年的工科教育事業。次年，任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副主任（副院長）。1922年7月，他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1923年，該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東南大學工科與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合並，成立河海工科大學，茅以升任首屆校長。1926年，任北洋大學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即北洋工學院）院長。1930年，任江蘇省水利局長，主持規劃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學任教。他在任校長期間，對校務管理、教學體制，課程設施、教學設備等，都作過重大改進，使學校出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深受師生的擁護與愛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學校長，始終關心母校興衰，為母校贏得了榮譽和功績。1991年，西南交通大學（文化大革命以後唐山鐵道學院遷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學）樹茅以升銅像永志紀念。
茅以升開創了「學生考先生」的啟發式教學方法，終身致力於教育改革，發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餘篇論著，倡導「先習後學，邊習邊學」，理論結合實際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從選擇橋梁專業時起，就把培養橋梁建設人才和在祖國江河上修建橋梁視為自己的終身目標。1933年，他辭去舒適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請，擔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職務。茅以升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於1937年11月，在極其復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建成了錢塘江大橋，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近代化大橋設計和建造的局面，這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橋梁史上一個里程碑。因建橋功績，194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茅以升榮譽獎章。
1942年，他赴貴陽任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籌備中國橋梁公司。著眼未來，他將錢塘江橋工處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術人員，吸收到橋梁公司，培養他們成為橋梁建設的技術骨幹。
茅以升深知科學技術進步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後為院長）的職務。這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仍以過人的精力，不辭辛勞，開始了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創業。經32年的辛勤耕耘，該院已發展成專業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研究機構，為鐵路科技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是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鐵道科研事業的開拓者，在科研領導工作中一貫主張理論結合實際，強調繼續教育，倡導專題經濟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奮學習、不斷研究創新。結合錢塘江橋的設計與施工，他與工程師們共同研究「流沙與沖刷的關系」、「如何將木樁頭深深埋入江底」、「傾斜岩層上的沉箱如何穩定」、「合金、鉻鋼桿件的性質」等，研究力學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橋梁等問題。在武漢長江大橋建設中和人民大會堂的結構設計和審定中，他的技術、經驗和智慧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工作均無法正常進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學習和研究。這期間，他應大橋局總工程師之請，研究橋梁振動問題，解除了人們對武漢長江大橋在大量群眾步行過橋，橋身晃動所產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從事科普事業的科學家之一。1950年，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成立，他當選為副主席。他是最勤奮的科普作家，在他發表的200多篇論著中，有關科普工作的論著和科普文章約佔1／3。他的《沒有不能造的橋》一文，在1981年榮獲全國新長征科普創作一等獎。
為加強國際科技交流，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他曾先後率團訪問捷克、蘇聯、義大利、瑞士、法國、葡萄牙、英國、瑞典、日本、美國，並作學術報告。他在華僑知識分子中從事大統一、大團結工作，號召兩岸科技工作者為祖國統一「大橋」各修一座「引橋」，使海外華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參考資料：http://www.cpst.net.cn/kxj/zgkxjszj/CX/gxb/pe/tm18003001.htm

B. 茅以升發明了什麼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於江蘇省丹徒縣（今鎮江市）。先世經商，祖父茅謙為舉人，思想進步，傾向革命，曾創辦《南洋官報》，是鎮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遷居南京。

茅以升6歲讀私塾，7歲就讀於1903年在南京創辦的國內第一所新型小學——思益學堂，1905年入江南商業學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礦學堂講演時，指出開礦山、修鐵路的重要性，堅定了茅以升走「科學救國」、「工程建國」的道路，他從此更加奮發讀書，把建設祖國視為己任。每次考試，成績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總平均92.5分，為該學堂歷史上所罕見。1916年茅以升通過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入學考試，其成績之優秀，使該校教授們大為驚訝和贊嘆。一年後的畢業典禮上校長當場宣布：今後凡是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原唐山路礦學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試注冊，茅以升為母校在國外爭得極大聲譽。1917年，獲碩士學位。經導師賈柯貝（H·S·Jacoby）介紹，在匹茲堡橋梁公司實習，同時又利用業余時間到卡利基理工學院夜校攻讀工學博士學位。1919年成為該校首名工學博士。博士論文《橋梁桁架次應力》的創見被稱為「茅式定律」，並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1979年應邀訪問卡利基—梅隆大學母校時，校長授予他「卓越校友」獎章，以表彰他對世界工程技術方面作出的貢獻。

1920年，茅以升應邀回母校任教授，時年24歲，是國內最年輕的工科教授。從此，開始了前後30餘年的工科教育事業。次年，任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副主任（副院長）。1922年7月，他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1923年，該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東南大學工科與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合並，成立河海工科大學，茅以升任首屆校長。1926年，任北洋大學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即北洋工學院）院長。1930年，任江蘇省水利局長，主持規劃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學任教。他在任校長期間，對校務管理、教學體制，課程設施、教學設備等，都作過重大改進，使學校出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深受師生的擁護與愛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學校長，始終關心母校興衰，為母校贏得了榮譽和功績。1991年，西南交通大學（文化大革命以後唐山鐵道學院遷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學）樹茅以升銅像永志紀念。

茅以升開創了「學生考先生」的啟發式教學方法，終身致力於教育改革，發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餘篇論著，倡導「先習後學，邊習邊學」，理論結合實際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從選擇橋梁專業時起，就把培養橋梁建設人才和在祖國江河上修建橋梁視為自己的終身目標。1933年，他辭去舒適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請，擔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職務。茅以升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於1937年11月，在極其復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建成了錢塘江大橋，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近代化大橋設計和建造的局面，這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橋梁史上一個里程碑。因建橋功績，194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茅以升榮譽獎章。

1942年，他赴貴陽任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籌備中國橋梁公司。著眼未來，他將錢塘江橋工處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術人員，吸收到橋梁公司，培養他們成為橋梁建設的技術骨幹。

茅以升深知科學技術進步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後為院長）的職務。這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仍以過人的精力，不辭辛勞，開始了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創業。經32年的辛勤耕耘，該院已發展成專業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研究機構，為鐵路科技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是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鐵道科研事業的開拓者，在科研領導工作中一貫主張理論結合實際，強調繼續教育，倡導專題經濟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奮學習、不斷研究創新。結合錢塘江橋的設計與施工，他與工程師們共同研究「流沙與沖刷的關系」、「如何將木樁頭深深埋入江底」、「傾斜岩層上的沉箱如何穩定」、「合金、鉻鋼桿件的性質」等，研究力學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橋梁等問題。在武漢長江大橋建設中和人民大會堂的結構設計和審定中，他的技術、經驗和智慧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工作均無法正常進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學習和研究。這期間，他應大橋局總工程師之請，研究橋梁振動問題，解除了人們對武漢長江大橋在大量群眾步行過橋，橋身晃動所產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從事科普事業的科學家之一。1950年，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成立，他當選為副主席。他是最勤奮的科普作家，在他發表的200多篇論著中，有關科普工作的論著和科普文章約佔1/3。他的《沒有不能造的橋》一文，在1981年榮獲全國新長征科普創作一等獎。
為加強國際科技交流，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他曾先後率團訪問捷克、蘇聯、義大利、瑞士、法國、葡萄牙、英國、瑞典、日本、美國，並作學術報告。他在華僑知識分子中從事大統一、大團結工作，號召兩岸科技工作者為祖國統一「大橋」各修一座「引橋」，使海外華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積極參加人民政權的建設，先後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歷任國務院科技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科普協會副主席、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北京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市科協主任委員、中國科技報研究會理事長。他是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的主要創建者，任第一、二、三屆理事會理事長和第四、五屆理事會名譽理事長。主持成立了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任主任委員，該會經茅以升與太沙基教授聯系，被國際土協接受為團體會員，為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

茅以升積極致力於黨的愛國統一戰線事業，1952年，他參加九三學社，後任中央副主席。為密切黨和科技工作者的聯系和九三學社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茅以升早就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由於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黨組織才接受他的申請，批准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92歲高齡的茅以升終於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他終身奮斗、追求，正如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所說，人生征途「崎嶇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斗。」他終身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治學嚴謹，善於獨立思考，勇於開拓創新；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數十年如一日，艱苦奮斗，嘔心瀝血，把畢業精力、知識和智慧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科技和橋梁建設事業，贏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敬佩和愛戴。他的崇高形象永遠是中國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驅

1933年3月，浙江省決定在錢塘江上興建大橋，以貫通浙江省鐵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設廳長曾養甫、浙贛鐵路局長杜鎮遠和浙江公路局長陳體誠一致推舉茅以升擔此重任。消息傳來，他非常興奮。盡管面臨籌款能否成功，面臨能否打破當時大一些的橋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擊敗「洋人」的競爭，以及在險惡大江上造橋能否勝任等尖銳復雜的問題，他還是鼓起勇氣，知難而上，開始了對錢塘江大橋從籌辦、設計、建造、炸毀、直到修復的領導工作。

茅以升當時在北洋大學任教。他兩下杭州調查研究錢塘江建橋的可行性。錢塘江上水、風、土都不比尋常。上游山洪暴發時，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時，波濤險惡，如果上下同時並發，或遇到台風，江水翻騰激盪，勢不可擋。江底流沙深達40米以上，受水流沖刷，變遷莫測，突然刷深的最大變化可達10米以上。茅以升仔細研究分析了錢塘江的水文、氣象和地質資料，經過調查考慮之後，結論是雖然難度極大，但「在有適當的人力、物力條件下，從科學方面看，錢塘江造橋是可以成功的」。他以無比的勇氣和信心，要在錢塘江上施展抱負，為國爭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開始籌建工作，擬成建橋計劃書。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錢塘江橋工程處」，茅以升任處長，他邀請羅英任總工程師，延聘了4位工程師，吸收了29位剛從大學工科畢業不久的青年，組成了橋工處的技術隊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廳已清鐵道部顧問美國橋梁專家華德爾提出錢塘江橋工程設計方案。經研究認為，華德爾方案全橋長1872米，正橋29孔，公鐵兩線路平列，孔徑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適合江水與河床地質條件，需758萬元（銀元），造價太高。茅以升獨立思考，自行設計出6個方案進行比較。在評選工程設計方案時，茅以升的設計方案以其經濟合理性一舉奪標。

中選方案橋址選在閘口六和塔旁。其優點是地質較好；江面較窄，再經堤岸整治，約束江流，使江面寬度縮為1000米；主流穩定，建橋50多年來，通航孔道不變。大橋全長1453米，正橋長1072米，由16孔跨度為65.84米簡支鋼桁梁組成，鋼梁選用鉻銅合金鋼，強度高，重量輕，抗銹蝕。北岸引橋3孔，南岸引橋1孔，都是用50米的鋼拱梁和鋼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組成。全橋方圓配合，色調稠和，主次分明，渾然一體。全橋設計方案明顯優於華德爾方案的特點有：全橋長度減少；鋼梁自重減輕；採用雙層結構，橋墩長度減去約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減少橋墩數量，水下工程量銳減，從而工期縮短，工程造價大幅度下降；採用等跨度梁，遭破壞時便於修復。全橋造價（決算）僅531.64萬元（法幣）。

在施工上，採取了因地制宜結合實際的措施，如利用錢塘江的水來克服錢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漲落浮運架梁等。在施工組織上，採用了「上下並進，一氣呵成」的新辦法，有效地組織五家承包公司，基礎、橋墩、鋼梁等工程同時進行，只要兩個相鄰墩子完工，即可架梁，從而保證了在困難叢生的情況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難，不斷改進施工技術與創新，例如，沉箱下水浮運問題，在修建船塢、滑道失敗後，成功地採用了水平軌道運輸；沉箱浮運就位後，因洪水猛漲、潮水激盪，多次發生錨走繩斷，沖走沉箱事故，後改用10噸混凝土大錨、並用高壓射水將重錨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為使長30米的木樁樁頂入土10—15米而設計專用送樁；採用獨特的射水打樁法，使原來每24小時打樁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處沉放柴排和石籠，防止沉箱移動和傾斜；此外，還設計製造了不少特殊工具與設備，如特製打樁船、送樁、沉箱起吊設備，鋼梁浮運專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大橋處於關系國家安危的戰略地位，茅以升決定組織趕工，他幾乎每天都下到橋基氣壓沉箱內，與員工研究措施。經全體員工努力奮戰，於9月26日通了火車，宣告大橋建成。從1935年4月6日動工起，歷時不到兩年半。不幸的是，戰局惡化，於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揮淚親自參與將橋炸毀。直至1953年茅以升親臨主持大橋修復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40多年來，這座大橋始終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擔負著繁重的運輸任務，為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貢獻。茅以升始終關心大橋的運營、養護、維修情況，並於1984年視察運行近50年的大橋後，就另建第二座錢塘江橋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議。

中國鐵路橋梁史這樣評價錢塘江橋：「20世紀30年代，在自然條件比較復雜的錢塘江上，以當時尚不發達的施工技術，用不到3年時間，由我國工程師自行設計並監造，建成了一座基礎深達47.8米的雙層公鐵兩用橋，這是舊中國鐵路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鐵路橋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培養造就了一批橋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錢塘江橋時已下決心，要使已組成的橋梁技術班子，在錢塘江橋建設中得到鍛煉，成長壯大，讓他們在祖國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樣的大橋。為此，他把錢塘江大橋工地辦成了訓練培養橋梁技術人才的學校。為了給國家培養更多未來的建橋隊伍，在大橋施工期間，每年暑假前還致函國內各工科院校，請他們選派三年級大學生80人來工地參觀實習兩個月，每天上課12小時，其餘時間分派至各工點實習。橋工處不僅供應食宿，熱情接待，還指定專人講解、輔導。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時間為他們講課。這一創舉，受到各大學的熱烈歡迎。

錢塘江橋工處在完成本身任務之處，為了鍛煉隊伍，還接受一些其他橋的設計任務，如廣州「六二三」橋；福建省峽兜烏龍江橋的測量鑽探、初步設計；1936年，為籌建武漢長江大橋，進行了鑽探和橋址比較工作，並作出了建橋計劃書。抗日戰爭勝利後，又提出「武漢大橋計劃草案」。這些工作，雖因經費無著落而無結果，但鍛煉了人才，為以後的建橋者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復正常教學以後，他又一次虛席讓賢，自己去開拓新的工作領域，就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開始謀劃抗戰勝利後修復鐵路、修建橋梁等工作。抗日戰爭時期，生活艱苦，很多有志造橋的工程技術人員，謀生無路。他籌建了橋梁公司，把這些技術人員和原錢塘江橋工處的部分員工，集中到橋梁公司，當時，雖然沒有橋梁設計施工工程，就組織他們學習，研究橋梁的設計和施工，布置橋梁標准設計系列，並搜集參考資料，為武漢長江大橋、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復遭破壞橋梁等工程准備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員會」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報告》，接著又承擔了部分橋梁修復工程，其中包括承辦錢塘江橋正式修復的設計與施工。盡管這些工作無利可圖，卻培養了掌握新技術的人才，對祖國的建設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

茅以升不顧責難，派人經營商業，以其收入作為這批職員的生活費用。1944年，橋梁公司經濟十分困難瀕於倒閉，茅以升籌劃未來，從培養人才著眼，還毅然送大量人員去美國實習。對出國人員的家屬，照支工資，直到回國。這批留美人員各有專攻，收獲很大，歸國後，大都成為祖國大型橋梁建設的前驅和骨幹，在祖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致力於工科教育，倡導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後約30餘年，茅以升在教育戰線上，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東南大學、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北洋大學、唐山工學院等多座大學校長，立基創業，功績顯著，是知名的教授和傑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職期間，對校務管理、學校體制、課程設置、教學設備、科學研究、學術活動、教學作風、學生工作和校園管理等，都親自過問，並作了重大改進。

他在教學工作中，治學嚴謹，實事求是，素以認真、嚴格、誨人不倦著稱。授課時講求概念清楚，邏輯嚴密，注意深入淺出，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用事例解釋理論概念，力求講清每一理論原則的實踐意義，使學生透徹領悟，融會貫通。課外與學生交流，盡心輔導，並徵求意見，以改進教學。

他不斷研究和改進教學方法。他認為教師的責任不僅是授業，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自力學習、自力研究的習慣和能力。他反對把學生當作「受體」的灌注式教學，實行啟發式教學，使學生成為「主體」。他以自己的治學經驗「博聞強記，多思多問，取法乎上，持之以恆」要求學生。他獨特的教學方法是通過「考先生來考學生」。每次上課的前十分鍾，先指定一名學生，讓他就前次學習課程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從學生所提問題的深淺，可知他對課程是否作過深入的鑽研和探討及領會程度。問題提得好，或教師都不能當堂解答的提問者，給滿分。如提不出問題，則由另一學生提問，前一學生作答。此法推行後，學生由被動學習變主動學習，學習思想極為活躍，學業大進，深受學生歡迎。同時，學生所提問題，能使教師受到啟發，起到教學相長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親自帶領教育科學生來聽茅以升的課，對他的教學方法評價很高，認為「這的確是個嶄新的教學上的革命，是開創了我國教育的一個先例，值得推廣」。

茅以升認為舊教育的弊病是理論與實際脫節，通才與專才脫節，科學與生產脫節，片面追求理論教育的「質」，嚴重忽視培養人才的「量」。他於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紀念刊和《工程》雜志上發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論文，批判理論脫離實際的歐美教育制度，呼籲建立適合我國現狀的教育制度。主張「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論科學，將現行程序完全倒置」。並且從學制、招生、課程、考核、教授、實習、服務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認為為新社會培育人才，更應進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寫專論《教育的解放》、《習而學的工程教育》等，強調按照人的認識規律，由感性知識入手，進而傳授理性知識，先讓學生「知其然」，而後逐漸達到「知其所以然」，從而把理論與實際、科學與生產、讀書與勞動、學校與現場緊密結合起來。1962年，他將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統整理寫成《建設一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教育制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小組會上發言，受到周總理高度評價。

此外，他還強調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業余教育和科技人員的繼續教育。他重視教育、重視培養人才，幾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嘔心瀝血，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

30年代，國際上對土力學的研究還剛剛開始。茅以升在錢塘江大橋施工中遇到樁打不下和沉井下沉發生歪斜等現象，經過對錢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學是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立即開始刻苦鑽研，很快掌握了這門新興學科。他對庫倫土壓力經典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有獨到的見解，經常與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的創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討論研究。1938-1941年間，他在唐山工學院開課講授，是我國第一個講授土力學課的人。同時向全校師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學術報告。1940年，與其兄、弟捐款，請中國工程師學會設「石渠獎金」，專獎研究土力學的優秀會員。1948年，在上海發起「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基本建設工作全面鋪開，面臨許多復雜的地基基礎問題，急需土力學與基礎工程方面的人才與技術，這時，茅以升認為應盡一切努力普及並提高土力學知識，他於1952年在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組織成立了土力學小組，舉辦土力學學術交流和普及講座。在他的倡儀下，這種土力學學術活動逐漸傳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並成為國際土協的團體會員。同年，他代表我國土力學學會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為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上取得了應有的地位。幾十年來，我國土力學與基礎工程科學技術已有顯著的提高與發展，這一切與茅以升的長期領導和關懷是分不開的，他對我國這一科學技術的開拓、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鐵道科技事業的開拓者

茅以升擔任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工作，長達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為鐵道技術研究所（後改為研究院）所長時，全所只有60人，4個研究組，只能從事一些試驗工作。他不計較單位大小，職位高低，他考慮的是，要發展鐵路運輸事業，必須發展鐵道科學技術，鐵道科學是一門內容極其復雜而理論又比較高深的綜合性的「技術科學」，這是一個需要開拓和發展的領域。他一方面親自主持院務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為基地，研究科學管理、科研方針，中國鐵路建設與鐵路科研的關系，進一步發展他的教育、生產、科研相結合的思想。這一期間，他結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問題，先後發表了20多篇論文和文章，如《科學研究的組織和體制問題》、《我國鐵路科學研究的遠景》等，闡述了科學與生產之間的關系，基礎科學、技術科學（應用科學）、生產技術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在基礎科學與生產專業之間，技術科學是橋梁」，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的任務是使技術經驗理論化，學科理論實用化。「生產技術是技術科學的實踐，實驗技術則是基礎科學與技術科學的實踐。對生產而言，實驗技術是生產技術的前導，有時生產技術亦有實驗技術的性質，這就是『中間工廠』中的生產」，指出生產技術需要綜合的技術科學中學科的綜合理論。

首先，他肯定了鐵道科學研究院主要從事技術科學研究，他明確提出：「鐵道科研工作當然應該為鐵道運輸服務，也就是在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要求上，負有解決技術問題的主要責任」。他針對鐵路專業技術綜合性的特點，強調鐵道科學研究院也要辦成鐵路專業齊全的綜合性研究機構。

茅以升的辦院思想，始終貫穿著理論結合實際，科研為生產服務這一條紅線。他參加主持制訂的1956、1963、1977年鐵道科學研究工作遠景規劃，都是「針對運輸生產建設的技術關鍵，選定鐵路發展中的重大、綜合、長遠、理論方面的課題，引進、消化國外先進技術，解決實現鐵路現代化的各種科學技術問題。」

1956年編制鐵道科技發展規劃時，他站在全路科技發展的高度，強調要把鐵道系統中的全部科學力量組成全國性的分門分類大小成套的科學工作網，把鐵道科學研究院作為整個鐵道科研力量，全國科研工作網的一個組成部分和核心來考慮。

他主張「生產中來，生產中去，科學為生產服務」，科研立題要結合運輸生產需要，而且強調要盡快把科研成果應用到生產上去，要求「加強發展研究，安排好中間試驗，及時組織科研成果的審查、鑒定和推廣、形成運輸生產力」。他主張對課題進行經濟核算，認為只有通過經濟核算，才能體現出科研工作投入少、產出高的特點，進一步明確科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對科技迅速發展這個現實情況，強調職工繼續教育和研究生培養的重要性。組織各種專業訓練班，建立大學生進院摸底考試制度和導師制度，對他們進行有針對性的補課和培養。先後在院內成立了紅專大學、科技學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鐵道科學研究院是國務院批準的首批具有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茅以升80歲高齡還親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歷任鐵道科學研究院歷屆學術委員會主任，離職後，還兼任院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學術爭鳴。

鐵道科學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領導下，經過全院職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職工已達3532人，其中科技人員1827人；全院設有10個研究所，1個實驗工廠，1個環形鐵道試驗段；30多年來共取得1800多項研究成果，其中約60%在鐵路運輸生產建設中發揮了作用。鐵道科學研究院現已建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鐵道科技研究試驗中心

C. 茅以升簡介是什麼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蘇鎮江人。土木工程學家、橋梁專家、工程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茅以升1916年畢業於西南交通大學（時稱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英文名稱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191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學位，1919年獲美國卡耐基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教授、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教授、工科主任、國立河海工科大學校長、交通部唐山大學校長（今西南交通大學）、北洋工學院院長、江蘇省水利廳廳長、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代院長、院長、中國橋梁公司總經理、北洋大學校長、中國/北方交通大學（時含今西南交通大學和今北京交通大學）校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等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茅以升主持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30餘年，為鐵道科學技術進步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積極倡導土力學學科在工程中應用的開拓者。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國人自己設計並建造的第一座現代化大型橋梁——錢塘江大橋，成為中國鐵路橋梁史上的一塊里程碑；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參與設計了武漢長江大橋。晚年，他編寫了《中國橋梁史》、《中國的古橋和新橋》等。1989年11月12日病逝於北京，享年93歲。

D. 譚千秋的英雄事跡

譚千秋的英雄救人事跡：

2008年5月14日當晚，有新華網四川頻道刊發了《那一刻，他張開雙臂護住四個學生》的報道，文章描述了譚千秋在危難時刻張開雙臂趴在課桌上，身下保護的四個學生都活了。

下午2點多鍾，譚千秋在教室上課，他正講得起勁時，房子突然劇烈地抖動起來。地震！譚千秋意識到情況不妙，立即喊道：「大家快跑，什麼也不要拿！快……」同學們迅速沖出教室，往操場上跑。

房子搖晃得越來越厲害了，並伴隨著刺耳的吱吱聲，外面陣陣塵埃騰空而起……還有四位同學已沒辦法沖出去了，譚千秋立即將他們拉到課桌底下，自己弓著背，雙手撐在課桌上，用自己的身體蓋著四個學生。轟轟轟──磚塊、水泥板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房子塌陷了。

13日22時12分，譚千秋終於被找到。「我們發現他的時候，他雙臂張開著趴在課桌上，後腦被樓板砸得深凹下去，血肉模糊，身下死死地護著四個學生，四個學生都還活著！」

(4)華人多年致力於教學方法創新擴展閱讀：

譚千秋的英雄事跡：

5月12日，一個令所有中國人無比震撼和悲痛的日子！

清晨，天空陰沉沉的。

6點，譚千秋和往常一樣，早早地爬了起來。他習慣地幫小女兒穿好衣服，漱口洗臉，然後便帶著她出去散步了。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父女倆嘻嘻哈哈地回來了，妻子張關蓉已做好早餐在家裡等他們。譚千秋吃完早餐，親了親女兒，便風風火火地上班去了。哪知這一去竟成了永訣！

下午2點多鍾，譚千秋在教室上課，他正講得起勁時，房子突然抖動起來。地震！譚千秋一下子意識到情況不妙，立即喊道：「大家快跑，什麼也不要拿！快……」同學們迅速沖出教室，往操場上跑。房子搖晃得越來越厲害了，並伴隨著刺耳的吱吱聲，外面陣陣塵埃騰空而起……

還有四位同學已沒辦法沖出去了，譚千秋立即將他們拉到課桌低下，自己弓著背，雙手撐在課桌上，用自己的身體蓋著四個學生。轟轟轟——磚塊、水泥板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房子塌陷了……

弓著身子，雙臂張開趴在課桌上……5月13日晚上10點12分，當搜救人員搬開壓在譚千秋身上最後一塊水泥板時，這種永恆的姿勢讓所有搶險人員震撼：他的身下，蜷伏著四個學生，晚上11點50分，他們全部獲救……

為了4個學生的生命，譚千秋義無反顧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壯舉，詮釋了什麼是為人之師；他那在突發災難來臨時的瞬間造型，塑造了一尊在人們心中永不倒塌的豐碑。

E. 華羅庚的事跡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民主同盟卓越領導人、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主席團委員及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華羅庚同志，因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在日本東京不幸逝世，終年七十四歲。華羅庚同志的逝世是我們黨和人民在科學技術事業上的一個重大損失。全國人民為失去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而萬分悲痛。

華羅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於江蘇省金壇縣一個城市貧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從金壇縣立中學初中畢業，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學習，因家庭貧困，一年後離開了學校，在父親經營的小雜貨鋪當學徒。在此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自學數學。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壇中學任庶務會計，開始在上海《科學》雜志發表論文。他的論文《蘇家駒之代數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教授的重視。經熊教授推薦，他一九三一年到清華大學工作。他只用了八年的時間，從管理員、助教、講師進而到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在極為艱苦的生活條件下，他白天教學，晚上在菜油燈下孜孜不倦地從事研究工作，寫下了名著《堆壘素論》。但在國民黨統治下，這一名著無法出版，只好送到國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後才以中文版在我國正式發行。一九四六年秋，迫於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國，先後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伊利諾大學終身教授。195O年，華羅庚同志響應祖國召喚，毅然從美國回到北京，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學部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系主任、副校長，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優選法統籌法與經濟數學研究會會長等職。他把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特別是數學研究事業之中。

華羅庚同志是當代自學成才的科學巨匠，是螢聲中外的數學家。他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復變函數論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與開拓者。他的著名學術論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復變數函數論》，由於應用了前人沒有用過的方法，在數學領域內做了開拓性的工作，於一九五七年榮獲我國科學一等獎。他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命名為「華氏定理」、「布勞威爾--加當--華定理」、「華--王(元)方法」。華羅庚同志一生為我們留下了二百篇學術論文，十部專著，其中八部為國外翻譯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紀數學經典著作之列。他還寫了十餘部科普作品。由於他在科學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後被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法國南錫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載人國際著名科學家的史冊。華羅庚同志是中國科學界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十億中國人民的驕傲。

華羅庚同志也是我國最早把數學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緊密結合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從五十年代末期開始，他就走出書齋和課堂，來到廣闊的工農業生產實踐之中。他把數學方法創造性地應用於國民經濟領域，篩選出了以改進生產工藝和提高質量為內容的「優選法」和處理生產組織與管理問題為內容的「統籌法」(簡稱「雙法」)，並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寫出了《優選法乎話及其補充》和《統籌法平話及補充》兩本科普讀物。二十多年來，華羅庚同志為推廣「雙法」，足跡遍及全國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他組織和領導了廣大工人、農民、戰士和工程技術人員參加推廣「雙法」，使「雙法」得到大面積普及和推廣，以至運用到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研究，不僅為節約能源，增加產量，降低消耗，縮短工期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而且培養了一支為國民經濟服務的科技隊伍。毛澤東同志對華羅庚同志在科學上的這一創新曾給予高度評價，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兩次寫信給華羅庚同志，」祝賀和勉勵他「壯志凌雲，可喜可賀」，「奮發有為，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十年動亂期間，當華羅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時，周恩來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護華羅庚同志，支持他繼續從事「雙法」的研究和推廣工作。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給華羅庚同志寫信，充分肯定他把數學理論應用於生產實踐，號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術、新工藝攻關的行列中去，從而把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推向前進」，共同建造中國的「通天塔」。

華羅庚同志是一位經歷過新舊兩個不同時代，從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戰士的我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早年，他曾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愛國運動，是李公朴、聞一多烈士的摯友。一九四六年春，他應邀赴蘇聯訪問，寫下了《訪蘇三月記》，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新中國的誕生，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他看到「祖國已黎明」，放棄在美國終身教授的優厚待遇，沖破重重封鎖，回到祖國的懷抱。在橫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學：「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斗!」他愛國不怕險，純真赤子心，受到廣大人民群眾和一切愛國知識分子的稱頌。華羅庚同志在長期的科學研究工作中，特別是在把科學研究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強烈要求加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十年動亂期間，他雖然身處逆境，但也未動搖對黨的信念。撥亂反正以來，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心情舒暢，精神振奮。一九七九年，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宿願。他在答鄧穎超同志的祝賀中興奮地寫道：「滄海不捐一滴水，洪爐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橫刀哪顧頭顱白，躍馬緊傍青壯人，不負黨員名」；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堅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把入黨作為自己前進道路的新起點，更加嚴格要求自己，不顧年老體弱多病，以驚人的毅力，經過三年的拼搏，終於把十年浩劫中被盜走的手稿重新追憶出來，寫成了《計劃經濟大范圍最優化的數學理論》不僅完整地記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發展。

華羅庚同志還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是一至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他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為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獻計獻策。他積極參加民盟的活動，為民盟工作的開展，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和實現祖國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近年來，他多次出國訪問，廣交朋友，在華裔知識分子中從事大統一、大團結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鄰」的詩句，來激勵海外華人為祖國四化建設和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出力，並為加強我國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學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華羅庚同志是推動我國科學事業前進的偉大數學家，是中華民族一代人自學成才的典範。華羅庚同志的一生是光榮的、戰斗的、為人民服務的一生。為了振興中華和人類進步，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人民的科學事業。他走過的道路，一是本世紀我國知識分子前進的光明大道。華羅庚同志給我國和世界科學文化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他是我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一代學習的榜樣。華羅庚同志自學成才，勤奮求實，勇於開拓，永遠向前。他一共上過九年學，只有一張初中畢業文憑，最後能成為蠻聲中外的傑出科學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學取得成功的。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地位已經很高，仍然手不釋卷，頑強地讀和寫。他從不迷信天才，認為：「天才由於積累，聰明在於勤奮」。他提出「樹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願一輩子從實而終」的名言，作為對自己的告誡。直到他逝世前不久，還這樣寫道：「發白才知智叟呆，埋頭苦幹向未來，勤能補拙是良劑，一分辛苦一分才。」這就是華羅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訣。

華羅庚同志熱愛祖國，熱愛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常說：「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自己的祖國的。」他企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和對黨的熱愛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只要是黨的需要他願赴湯圖火。他把「一心為人民」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謬的尺度。他把自己的思想、行為、追求、理想，溶於祖國、黨、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產黨人。華羅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輕一代茁壯成長。他十分注意發現和推薦脫穎而出的拔尖人才。他是新中國在中學生中開展數學競賽的創始人和組織者，引導青少年從小熱愛科學，進人數學研究領域，扶持他們成為我國新一代的數學家。華羅庚同志頑強拼搏，為四化奮斗到最後一息。十年前，華羅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後曾留下這樣的詩句：「壯士臨陣決死，哪管些許傷痕。向千年老魔攻戰，為百代新風斗爭，慷慨擲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寫作，勞累過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進了醫院。他在病床上諄諄要求助手們堅持為國民經濟服務的方向，在解決實際問題中推動應用數學的發展。今年六月三日，他帶領一批中年業務骨幹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數學界作學術報告的講壇上，當他講金最後一句話時，心臟病突發，不幸逝世。我們敬愛的華羅庚同志，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加強中日兩國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實現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壯麗誓言。華羅庚同志與我們永別了，華羅庚精神將永存。

F. 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觸過事跡吧，根據范圍的不同，事跡可分為集體事跡和個人事跡。那麼什麼樣的事跡才是規范的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 篇1

黃大年教授走了!

帶著他對祖國的無限眷戀，帶著他對事業的無限留戀，帶著他對學生的無限惦念……

2017年1月8日，黃大年教授因病不幸逝世。1月13日上午9時，長春市殯儀館西辰廳內庄嚴肅穆。來自社會各界的近800人在這里送別黃大年教授。偌大的告別廳裝不下太多的悼念，省領導來了，國家有關部委領導來了，國內外專家學者來了，同事們來了，學生們來了……人們默默垂淚，幾十名學生跪倒一片，痛哭失聲……

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能讓人們如此惋惜，能讓人們如此不舍?

「我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從來沒覺得我和祖國分開過，我的歸宿在中國」——黃大年

他是一個至誠無私的愛國者，時刻惦記著養育他成長的這片土地，他的脈搏時刻和祖國一起跳動，祖國是他最大的眷戀!

2009年12月24日，黃大年教授走下飛機，邁出了回歸祖國的第一步。雖然以前他也多次回國，但這一次，意義不同。他辭去了在英國公司的重要職務，揮別了共事多年的科研夥伴，說服妻子賣掉了經營多年的兩個診所，留下了還在讀書的女兒……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全職教授，開始為我國的航空地球物理事業耕耘、播種。

「為什麼回國?」經常有人問他這個問題。

是啊，他為什麼回國?在英國奮鬥了18年，他已擁有了優越的科研條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團隊。他在英國劍橋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級研究員12年，擔任過研發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培訓官。他帶領由牛津和劍橋優秀畢業生組成的團隊長期從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動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場探測技術工作，致力將該項高效率探測技術應用於海陸大面積油氣和礦產資源勘探民用領域。由他主持研發的許多成果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多數產品已應用於中西方多家石油公司，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領域享譽世界的科學家，成為該領域研究的被追趕者。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無憂的水平線。位於劍橋大學旁邊的花園別墅，寬闊的草坪，豪華的汽車，學醫的妻子還開了兩家診所，他已成為少數躋身英國精英階層的華人之一。這是多少人羨慕的生活，也是多少人奮斗的目標。舍棄這些回國，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這句歌詞或許是最好的答案!

無論身在何處，《我愛你，中國》都是他最喜愛的歌，歌里有他對祖國的深深眷戀:「回國的根源就是情結問題，我惦記著養育我成長的這片土地。」這是一個朴實而簡潔的答案。

追溯他的成長歷程，會發現對祖國的愛一直都是他最深的情結。

「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1982年1月，他在大學同學畢業紀念冊上的留言就已表明了愛國報國的心志。

黃大年1958年8月出生在廣西省南寧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就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讀小學時隨父母下放到桂東南六萬大山裡的一個小山村，高中畢業後，17歲的黃大年考到地質隊工作，作為物探操作員，他首次接觸到了航空地球物理，並深深地愛上了這個職業。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黃大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長春地質學院(現吉林大學朝陽校區)，從此與地球物理結下了一生的緣分。他先後完成了本科與碩士研究生的學業，並留校任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黃大年得到了全國僅有的30個公派出國名額中的一個，在「中英友好獎學金項目」全額資助下，被選送至英國攻讀博士學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績獲得英國利茲大學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黃大年回國報到後不久，又被派往英國繼續從事針對水下隱伏目標和深水油氣的高精度探測技術研究工作，成為當時從事該行業高科技敏感技術研究的少數華人之一。

一些老教師還記得當年送別黃大年時，他曾經深情地說:「我一定會回來的。」黃大年沒有對師長食言，他更沒有辜負父母的教誨。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處與美國某公司開展技術攻關研究，卻接到輾轉而來的父親離世前最後一通電話:「兒子，估計我們見不到最後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處境。你要記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國的人!」兩年後，母親離世前給他留下的依然是這句話。父母的教誨給出了黃大年一生中幾乎所有抉擇的答案——祖國高於一切!

海漂的18年，黃大年的心和祖國一直連在一起，他關注關心祖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惦念著母校，無論是參加學術會議還是講學，他招之即來。「對我而言，我從未和祖國分開過，只要祖國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從英國回來，他失去了太多太多，但回到祖國母親身邊，他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站在大地上一般，擁有無窮的力量和豪情。「從海漂到海歸一晃18年，得益於國家的強大，在各國才子強強碰撞的群雄逐鹿中，幾乎從未敗過!有理由相信，回歸到具備雄厚實力的母校，一定能實現壯校情、強國夢。」這是黃大年在微信朋友圈有感而發的一段話。

「作為中國人，無論你在國外取得多大成績，而你所研究的領域在自己的祖國卻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剛剛起步，那你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黃大年

他是一個目光高遠的科學家，在科研上他始終是一個被追趕者，他的夢想是把地球變成透明的。

作為享譽海內外的卓越科學家，黃大年關注的不僅僅是當下的科研，而是祖國未來30年、50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領域要達到的目標——巡天探地潛海，向深地深海深空進軍。

地球深部隱藏著多少秘密，是人類一直以來不斷探索研究的重大課題，這不僅是科研人員的夢想，也是一個國家的戰略需求，而地球深部探測計劃就是找到開啟「地球之門」的鑰匙。國家實施這一計劃，給黃大年提供了無限寬廣的舞台。

作為計劃的重要部分，探測技術裝備從軍事工程、國防安全到能源資源探測開發，都是必需的利器。曾在國外生活多年的黃大年深知這一裝備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也深知國外是如何嚴控這一裝備對華出口的。

「這是國家發展無法迴避與繞開的話題，必須突破發達國家的裝備與技術封鎖。」一回國，黃大年就被國家選為「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項目」的負責人，該項目是國家「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專項」下設的第9項目。黃大年一方面協助國土資源部完善戰略部署，另一方面又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擔任項目直接負責人，從一名尖端科技研發科學家變身為一個大國的戰略科學家。

這個項目以吉林大學為中心，匯集了400多名來自高校和中科院的優秀科技人員。經過5年的時間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地面電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製取得了顯著成果，為產業化和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基礎;固定翼無人機航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製成功，填補了國內無人機大面積探測的技術空白;無纜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統工程樣機研製突破關鍵技術，為開展大面積地震勘探提供了技術支持和堅實基礎;成功研製出萬米大陸科學鑽探工程樣機「地殼一號」，為實施我國超深井大陸科學鑽探工程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裝備支持;自主研製出了綜合地球物理數據處理與集成軟體系統，為深探計劃實施提供強有力技術支持;建成首個國家「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野外實驗與示範基地」，為規范管理儀器裝備研發和引進程序提供了驗證基地……這些成果，為實施國家地球探測計劃奠定了技術經驗和人才儲備，全面提高了我國在地球深部探測重型裝備方面的自主研發能力，加速了我國地球深部探測進程。

在2011年度中國科技十大進展的盤點中，評選專家認為「深部探測專項開啟了地學新時代」;2014年，該專項被25位院士推選為「中國地質學會2013年度十大地質科技進展」;2013年，黃大年教授的團隊入選第一批「國土資源科技創新團隊培育計劃」;2014年，團隊獲得第五屆中國僑屆創新團隊獎。2016年6月28日，「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項目」通過評審驗收，專家組最終結論是:項目成果處於國際領先水平。

這是國內大型項目評審中的最高評價。2011年，作為國家「863計劃」資源環境技術領域主題專家，他負責策劃、協調和組織中科院、高校等高科技資源形成高科技聯合攻關團隊，承接科技部「863計劃」航空探測裝備主題項目，開展軍民兩用技術研究。

「他與探測儀器專家合作研發深地探測儀器裝備，與機械領域專家合作研發重載荷物探專用無人機，與計算機專家合作研發地球物理大數據處理與解釋，涉獵地學、信息、軍民融合等多個領域。」黃大年的大學同學、吉林大學儀電學院教授林君對他的研究了解得更深一些。

在黃大年及其團隊的努力下，超高精密機械和電子技術、納米和微電機技術、高溫和低溫超導原理技術、冷原子干涉原理技術、光纖技術和慣性技術等多項關鍵技術進步顯著，快速移動平台探測技術裝備研發也首次攻克瓶頸，突破國外封鎖。

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劉財告訴記者，在黃大年回國前，我國對於航空重力測量的研究，尤其是重力梯度儀的研製，僅停留在理論和實驗室樣機研究階段，在他的帶領下，團隊已經進入了工程樣機研究階段。在數據獲取的能力和精度上，我國與國際的研發速度相比至少縮短了10年，而在演算法上，則達到了與國際持平的水平。

「航空移動平台探測技術裝備項目作為精確探測的高端技術裝備，我們用5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20多年走過的艱難路程，取得的進展和成果填補了我國空白，將意味著中國又成功搶佔了一個國際前沿科技制高點，對推動國防安全建設和深地資源勘探具有支撐作用和重要意義。」這是戰略科學家黃大年對這一項目進展的定位與評價。

在英國學習和工作期間，黃大年致力於開展高精度重磁場探測裝備及數據處理解釋方法技術研究工作。回國後，他首推我國的實物車載、艦載、機載和星載「快速移動平台探測技術」研發工作，這是世界科技強國竭力追求的核心技術，也是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標志。

2010年10月，吉林大學成立了「吉林大學移動平台探測技術研發中心」，黃大年為帶頭人。團隊集中研究了能夠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環境下，高效率獲取空間分布的重力場、磁場、電磁場、放射性能譜和光電等數據的地球物理探測方法和技術，構建服務於陸地、海域、復雜地理環境和地質條件下的精確移動測量技術體系。

在帶領團隊沖上一個又一個國際前沿科技制高點的過程中，黃大年一直在推動科研團隊與國際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國外多年積攢下的人脈和聲望，多次帶團出國考察，並促成合作事宜。

一次，黃大年帶隊考察，國外的研究機構為了專門接待中國考察團停止工作半個月，不惜成本將處於零下200攝氏度的產品進行解凍，並拆開讓中國考察團仔細觀察。此情此景，讓隨團考察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羅俊大為感慨:「我從事這項工作這么多年，這是第一次受到西方發達國家如此隆重的接待。」

愛迪生曾說過，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樂趣。在這個層面上，黃大年始終都在用自我成就與國家需求的'緊密結合，塑造著一種超越個人快樂的偉大志趣。

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 篇2

黃大年教授的逝世，引起全省人民的追思，這本身就是一種震撼性感染。我們看到，2月27日、28日，《吉林日報》連續兩天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長篇通訊《把一切獻給你我的祖國》，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愛國報國、為祖國奉獻一切的感人故事，至誠無私的愛國情懷、矢志不渝的報國理想、培養和凝聚人才的高尚風范、為實現中國夢忘我拼搏鞠躬盡瘁的崇高精神和先進事跡，廣大讀者、網友都映入眼簾，感動在心。

前不久，省委、省政府作出決定，追授黃大年同志為「吉林省特等勞動模範」，並在全省開展學習活動。黃大年同志是新時期歸國留學人員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傑出代表，2009年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科研條件和安逸生活回到祖國，帶領科研團隊短期內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填補多項國內技術空白，部分成果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為深地資源探測和國防安全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黃大年教授在國內外學術領域和海外歸國人才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受到科研人員和學生們的愛戴，得到各級組織的充分肯定，曾榮獲中國僑界貢獻獎、吉林省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省委、省政府關於開展向黃大年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指出，黃大年同志始終堅守愛國主義精神，矢志不渝實踐科技報國的理想。無論是在讀書求學、國外工作還是歸國任教期間，都始終把祖國富強和民族振興作為最高追求。

——他時刻把祖國的需要放在首位，2009年毅然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母校吉林大學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作為國家「863計劃」、「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和國土資源部「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項目」的負責人，在短期內突破國外嚴格禁運和技術封鎖瓶頸，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填補多項國內技術空白，為深地資源探測和國防安全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他心繫祖國發展和吉林振興，以戰略視野和高尚人格凝聚培養人才，多次受邀赴全國多地指導地方科技建設和經濟轉型，深入吉林省部分地區推動和協助產業轉型，牽頭籌劃在吉林省建立「無人機產學用基地」和「吉林大學留學生報國基地」。他因材施教，鼓勵和引導學生將個人價值與國家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悉心指導的44名研究生(其中18名為博士生)，獲得省部級以上獎項14人次，主動擔任本科層次「李四光試驗班」的班主任，所帶班級被評為長春市「十佳班級」。他關心學生，默默資助生活困難的學生，熱心幫助患重病的學生家長解決治療問題。

——他目光高遠，為學生和團隊成員創造接觸世界最前沿科技和最先進設備的條件，提供與院士等國內外頂級專家交流的機會，支持和資助26人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培養了一批「出得去、回得來」的人才。他無私忘我工作到生命最後一息，為實現強國夢想奉獻全部，經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鍾，幾乎沒有休過寒暑假和節假日。平均每年出差130餘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餘天，3次累倒在工作崗位上。

不計個人名利，只想把自己掌握的國際最前沿科技成果和經驗全部奉獻給祖國的黃大年同志，無疑是新時期歸國留學人員愛國報國的先進楷模，是高校教育工作者教書育人的傑出榜樣，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代表。他用畢生努力實現了愛國之情、強國之志、報國之行的統一，把個人夢想融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壯闊篇章之中，充分展現了一名新時期歸國留學人員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奉獻精神和崇高品格。

我們重溫省委、省政府關於追授黃大年同志為「吉林省特等勞動模範」的決定，關於開展向黃大年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其目的在於用心靈追思黃大年教授，用心靈感知黃大年教授，用心靈讀懂黃大年教授。學習黃大年教授，愛國報國是主題。當下，一些專家學者，一些官員、商人，一些學生，盲目迷戀於國外生活和安逸，甚至「舍我而去」，愛國報國成為空話。同黃大年教授比起來，真可謂渺校

中華民族振興，吉林振興，都需要愛國報國之為。我們不反對出國留學，出國交流，出國做生意，但我們反對不愛國不報國。作為中國人，愛國報國志不可丟。丟了人生就會暗淡，就會沒有色彩。我們學習黃大年教授，就是要唱響愛國報國主題曲。此為良知，此為貢獻。

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 篇3

7日，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報告團走進復旦大學。報告團成員分別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深情講述了黃大年同志的感人事跡，真實再現了黃大年同志崇高的精神品格。黃大年同志報國的決心、科研的激情、育人的熱情，感染並激勵著現場每一個人。

報告會在復旦大學設主會場，在同濟大學設視頻分會場。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安排了網路直播。滬上高校師生代表1000餘人聆聽了報告會。

5位報告團成員接連上台演講，復旦大學光華樓報告廳內，鴉雀無聲。面對一幅幅黃大年同志生產科研、生活照片，聽著一個個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不少人淚流不止。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石磊說：「知識分子應從黃大年的事跡中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知識分子的生命用什麼來衡量?」在他看來，黃大年同志58歲的一生寫就了一個知識分子最精彩的華章。

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焦揚表示：「我們要將學習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同落實全國高校思政會議精神結合起來，牢記立德樹人的根本使命，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引導廣大教師弘揚高尚師德，做『四有』好老師;要將學習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實踐結合起來，加快推進科技創新，緊盯學術前沿，為建設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助力奉獻。」

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 篇4

2017年1月8日，科學的星空中，一顆璀璨的明星悄然隕落。

黃大年是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25年前，他帶著科技強國的心願，出國留學、工作，成為國際著名的航空地球物理學家。

當得知國家的召喚，他放棄國外的優厚條件，回國帶領科研團隊尋求技術突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2017年1月8日，58歲的黃大年因病逝世。眾多師生帶著傷痛和懷念，默默垂淚，悼念送別。

斯人已逝，追思猶存——

黃大年選擇回國並為此而獻身，是為了什麼?是冥冥中一種歷史的輪回?還是中華民族魂魄中綿延不息的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在無限思念與崇敬中，往下看，一起走進他短暫卻精彩的人生。

科學是他夢中的「情人」

吉林大學地質宮，507室。

「跟我們談談黃老師吧。」我們一開口，黃大年生前的秘書王郁涵眼圈立刻紅了。

黃老師似乎沒有離開，上次隨老師在北京開會的場景彷彿就在昨天：

投影幕布前，黃大年正如醉如痴地為在場的專家演示其「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項目的PPT。靠近他的人嗅到他身上一絲絲冰片的清涼味道——黃教授吃了速效救心丸。2016年6月底，在赴京參加這個會的前一天，黃大年突然暈倒在辦公室。

「不許跟別人說。」這是黃大年醒來後對秘書說的第一句話。王郁涵黑著眼圈，瞥了一眼老師帶領他們熬了三個晚上整出來的小山一樣的材料，沒敢吭氣兒。

准備項目驗收會的時間很緊，黃大年作為項目負責人，連著熬了三個晚上，查遺補漏。直至開會前，胸口仍很憋悶。他習慣性地打開隨身帶的黑書包，拿出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子往手裡一倒，一仰頭扔在嘴裡使勁嚼著，走進會場……

「項目成果已處在國際領先水平。」黃大年和他的團隊欣喜不已。

可誰又能想到，他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

想起這件事，王郁涵恨自己：「早知如此，說什麼都要勸阻他。」

可誰又能勸阻得了呢?

翻看他生前的微信朋友圈，2016年2月14日情人節，他有這樣一段內心獨白：

「……真正從事科學的人，往往看重與事業發展攸關的情誼群體，面對『知音』常有相見恨晚的遺憾，發展的是與眾不同的情……」

在他心裡，科學是他夢中的「情人」。

「科研瘋子」黃大年

科技部有關負責人對此印象深刻：「當時我們有一項地球勘探項目，想在『十二五』時期取得突破，缺一個領軍人物。正在著急，有人推薦了剛回國不久的黃大年。」

「我去長春找了他，第二次見才敢開口求他。因為這個上億元的項目黃大年分不到一分錢……」

「沒問題。」黃大年如此痛快的回答讓對方愣住了……

大家並不知道，黃大年看中的是這個項目瞄準的尖端技術——就像在飛機、艦船、衛星等移動平台上安裝「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個角落。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英等國已使用這項技術進行軍事防禦和資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幾年前，黃大年的父母相繼離世時，他在國外忍痛未歸，攻關的正是這個技術。

一天都沒有等。他把自己關進辦公室，沒日沒夜地設計科研思路。他提出「從移動平台、探測設備兩條路線加速推進」;他向吉林大學打報告，創設移動平台探測技術中心，啟動「重載荷智能化物探專用無人直升機研製」課題。

黃大年先進事跡材料 篇5

黃大年同志是有濃厚家國情懷、強烈社會責任感和重道義、勇擔當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也是堅持教書和育人相統一，言傳和身教相統一，潛心問道和關注社會相統一，學術自由和學術規范相統一的教師職業典範。作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領域享譽世界的科學家，黃大年同志歸國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全面提高了我國在地球深部探測重型裝備方面的自主研發能力。

我校是以地質、資源、環境、地學工程技術為主要特色的行業性大學。在深地探測相關研究方面，黃大年同志與我校師生有著深遠的淵源和緊密的聯系，他所取得的成就為我校相關研究取得突破奠定了堅實基礎，他治學為師的風范值得我們所有地球科學教育科研工作者認真學習。

我們要積極引導廣大教師自覺學習黃大年同志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是中華民族古已有之的優秀品格，是傳承五千年文明、凝聚十三億人心的根本力量。黃大年同志在名利雙收的事業巔峰期，毅然放棄自己在海外半生奮斗贏得的一切，帶著滿腔熱情回歸祖國，肩負起科研領軍的重任，並為之奮斗到生命的終點，一份拳拳報國之心溢於言表，令人感佩。作為以地質、資源、環境、地學工程技術為主要特色的大學，我校也將愛國情懷作為學校發展的精神指引。從新中國地質事業草創之時做「社會主義建設的開路先鋒」，到遍覽祖國的山河大地;從青藏高原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到積極對接「三深一土」等國家重大戰略，愛國情懷為我校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愛國情懷就是自覺服務於國家建設需要和重大戰略需求。我們要把學習黃大年同志的愛國情懷與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辦學定位緊密聯系在一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不斷增強服務國家重大需求的意識，提高服務國家重大需求的能力，主動與國家重大戰略對接，在積極承擔、努力完成國家重大需求中謀劃學校新發展。

我們要積極引導廣大教師自覺學習黃大年同志教書育人、敢為人先的敬業精神。教書育人、敢為人先的敬業精神，就是要我們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落實好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以身作則，率先垂範。黃大年同志履行教書育人的使命一絲不苟，憑借人格魅力和科研能力的雙重感召力，培養了一批優秀地學人才。他在職業操守和人生信念面前敢為人先，為教師的敬業精神添加了一個生動注腳。地學是一個高度重視實踐教學的領域，與其他教學環節相比，在實踐教學環節中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和錘煉品格具有更加明顯的相輔相成關系。為了確保育人效果，包括我校在內的廣大地學專業教師在野外卧冰躺雪、身先士卒，學生培養在野外，成果產出在大地。我們要把學習黃大年同志的敬業精神與引導廣大教師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結合起來，繼續發揚地質人堅韌不拔的優秀品格，在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和攀登地球科研高峰的使命面前始終敢為人先。

我們要積極引導廣大教師自覺學習黃大年同志淡泊名利、甘於奉獻的高尚情操。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具有崇高的職業屬性，國家和人民對教師寄託著高於其他職業的道德期望。「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黃大年同志在個人修養上不急功近利、不追名逐利、不爭權奪利，但在國家利益面前卻分毫不讓。他掌握著數以億計的項目經費，不僅自己甘於奉獻，而且斷然拒絕「拉關系」「搞請托」，為當今教育科研事業注入了一股清流。這種高尚情操與我校「艱苦樸素、求真務實」的校訓精神高度契合。地學是一個「性價比」較低的專業領域，必須耐得住淡泊名利的清苦，耐得住甘於奉獻的寂寞。我們要把學習黃大年同志的高尚情操與深入開展師德師風教育結合起來，在社會變革的浮華和喧囂中，始終保持地質人敦厚質朴的本色，爭做一名理想純粹的教育工作者。

G. 我國有哪些在國外留學後回國做出貢獻的人

我國有很多在國外留學後回國做出貢獻的人,如華羅庚、李四光、鄧稼先、周培源、錢學森、蘇步青等。
1、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1946年應聘到美國講學，很受學術界器重。當時，美國的伊利諾大學以一萬美元的年薪，與他訂立了終身教授的聘約。華羅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適起來了，不僅有了小洋樓，大學方面還特地給他配備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員。新中國成立後，一些人總以為華羅庚在美國已功成名就，生活優裕，是不會回來的了。然而，物質、金錢、地位並沒有能羈絆住他的愛國之心。1950年2月，華羅庚毅然放棄了在美國「闊教授」的待遇，沖破重重封鎖回到祖國。途經香港時，他寫了一封《告留美同學的公開信》，抒發了他獻身祖國的熱情。他滿腔熱忱地呼籲：「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錦城雖樂，不如回故鄉；梁園雖好，非久留之地。」
主要成就：中國解析數論的創始人和開拓者
名言：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2、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苦讀六年，取得了地質學碩士學位。他的老師鮑爾敦教授勸他留下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再回國。李四光謝絕了老師的好意，他回答說：「不，我想把我學到的知識，盡快貢獻給我的祖國。」1920年回國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後來，一度出國，在國外仍堅持地質學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棄國外優厚條件，在新中國百廢待興之際，毅然從英國繞道回國，作為新中國的地質部長為我國石油事業立下卓越功勛。
主要成就：創立地質力學理論、為中國甩掉「貧油」帽子、為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成功作出貢獻。

3、我國「兩彈」元勛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美國要給他很好的條件和優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長期在美國工作。但是，鄧稼先並未因高官厚祿而動搖他回祖國工作的決心。1950年，他胸懷報國之志，回到了祖國，為「兩彈」的研製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從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和試驗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製試驗，均做出了重大貢獻；作為主要參加者，其成果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鄧稼先被稱為「中國原子彈之父」。

4、中國當代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參加美國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海軍部成立了海軍軍工試驗站，並希望周培源到該站工作，待遇甚優。但海軍部是美國的政府部門，在海軍部所屬單位任職便成為美國政府的公務員，外籍人員須加入美國籍才能參加。周培源當即向美方提出三條件：第一，不加入美國籍；第二，只承擔臨時性的研究任務；第三，可以隨時離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帶著妻兒離開美國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學術成就：為物理學基礎理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即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論和流體力學中的湍流理論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研究並初步證實了廣義相對論引力論中「坐標有關」的重要論點。

5、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創始人錢三強，1937年赴法國留學研究原子理論，被小居里夫婦認為他是最優秀的科研人員。1948年，錢三強和夫人何澤慧提出回國，導師和同事們都再三勸說、挽留。國民黨政府駐法大使惡狠狠地威脅說：「看他能上得了大陸的岸，那才怪呢！」這意思很明白。如果錢三強堅持要回祖國，國民黨特務就會在半路上下毒手。錢三強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不顧，與夫人抱著剛剛半歲的女兒，果斷而機智地回到祖國懷抱，為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中國「核彈之父」。

6、被譽為「中國現代火箭之父」的錢學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氣動力專家。他早年留學美國，在馮•卡門教授的指導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進展，為反法西斯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1947年，剛剛36歲的錢學森被聘請為美國麻省工學院的終身教授。新中國成立的喜訊傳到錢學森那裡，他想：「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可以放棄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棄祖國。我應早日回到祖國去，為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為了報效新生而落後的祖國，錢學森從1950年起在美國向其當局正式提出回國申請。但是，美國當局卻百般阻撓並加以迫害，沒收了錢學森的各種資料和書籍，並誣蔑陷害他為「間諜」，對他進行審訊和監禁，將他關押在一個孤島上，僅半個月，就使他的體重減輕了14公斤。當時美國當局聲稱，只要錢學森放棄了回國念頭，就照常給他提供實驗室和儀器設備。可是，錢學森寧死也要回國，始終沒有屈服。通過五年的艱苦鬥爭，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錢學森於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歸國的路程。回國後，錢學森為新中國的航天事業躍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7、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早年留學日本，1931年獲得博士學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學以高薪聘請他，但他想到出國留學是為了掌握科學、報效祖國，就一一辭謝，毅然回國。回國後，他在浙江大學執教，竟一連四個月領不到工資，窮得連飯都難以吃飽，而當時日本帝國大學還答應保留他半年的工資。貧賤難移愛國心，蘇步青毫無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大學又發來電報，請他前往任教。出於民族大義，他一口回絕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國。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斗，為她服務！」

8、中國核物理學家王淦昌早年為了支持抗日戰爭，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趕出去，他就將自己家中積蓄的白銀、首飾全都獻給了祖國。1961年，當國內出現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錢財十分短缺時，身在蘇聯的王淦昌就將自己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十四萬盧布（約合人民幣2至3萬元）交給中國駐蘇大使館轉贈給祖國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將自己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獎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贈給了小學。
主要成就：中國實驗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線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譽為「中國核武器之父」、「中國原子彈之父」。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奮力攀登，取得了多項令世界矚目的科學成就。1998年12月10日21時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