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屈原的詩歌文化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是愛國主義詩人，是人民詩人。他開創了楚辭體，是獨立創作第一人，首開浪漫主義文學之先河。魯迅評價屈原及其作品為「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屈原的精神和創作對後代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藍墨水的上游是汩羅江」。郭沫若先生講：「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統一中國的功名和產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兌換了。……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著的。中國人如果不滅種，中國文如果不消滅，《楚辭》沒有毀滅的一天。楚人的功勞是不朽的，屈原是會永遠存在的。」1953年，屈原以詩人身份，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現實呼喚屈原文化。現今的中國社會，正處於體制轉軌和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變化之劇烈，與屈原所處的時代有相似之處。變化之迅猛，超出屈原所處的時代。經濟成分的多樣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客觀上形成了人們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多元化。加之全球化與信息網路化帶來的外來文化的滲透，無一不對道德建設和社會風氣提出挑戰。傳統文化受到沖擊，思想領域呈現「諸子百家」，新理論、新觀點層出不窮，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美醜觀、善惡觀、榮辱觀呈現多元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精神文明建設創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破除了人們的一些舊觀念。但是，如何盡量減輕商業化浪潮對社會優秀傳統道德風尚的沖擊，卻是個緊迫而嚴峻的課題。和諧社會需要一種內在秩序，一個精神缺失、進退無據、無所依憑的社會是不可能成為和諧社會的。社會從無序走向有序，需要主旋律，需要基本的道德規范。重構主旋律和基本道德規范，既要學習借鑒外來文化，又要繼承揚棄古代文化。屈原文化精華多於糟粕，是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屈原文化擁有的和贊美的許多東西，正是我們今天所缺少的。
2. 如何評價屈原作品的文化精神
屈原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屈原所處的時代，是戰國末年，是從奴隸主所有制轉變到地主所有制、從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的大轉變時代。
屈原作為一個詩人，從同情人民關心人民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的階級矛盾，揭露了統治集團的腐朽和反動，為堅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而斗爭。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體現為熱愛大中國的愛國主義和同情最下層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無畏的批判精神。鮮明的榮辱觀是屈原文化的核心。
3. 屈原對中國古代文化有什麼貢獻
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思想家和偉大的政治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就是創立了「詞賦」這一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離騷》《九章》 《九歌》 《天問》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最長的抒情詩.後世所見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漢劉向輯集的《楚辭》.這部書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九章》九篇（《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天問》一篇等等.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愛國志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與日月爭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顯.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1953年,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和平大會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將屈原列為世界文化名人,號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紀念他,屈原的名字,將永遠保留在世界人民的心中.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為了呼應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爭取國際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決定由郭沫若、游國恩、鄭振鐸、文懷沙等人組成「屈原研究小組」,並將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話文的形式出版發行.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熱愛的詩人.據《續齊諧記》和《隋書·地理志》載,屈原於農歷五月五投江自盡.中國民間五月五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的習俗就源於人們對屈原的紀念.1953年,屈原還被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紀念.」
屈原對後世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人格的影響,一是文學的影響.
屈原的人格,千百年來,對於文人學者已經成為一種典範.歷代的詩人詞人、尤其是遷客騷人,大抵都以屈原的精神為依傍.也可以說,屈原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形成一個修身潔行的傳統.漢代的賈誼,唐代的杜甫,其精神境界都直接繼承了屈原的傳統.從這一點看,屈原影響於傳統的民族性格,是很值得重視的一個方面.
屈原在文學方面的影響,也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在屈原的《離騷》以後,產生了一系列的騷體作品.從漢代開始,賈誼的《吊屈原文》、《鵩鳥賦》固是騷體,嚴忌的《哀時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賦》也都是騷體.到唐代,柳宗元的《瓶賦》、《懲咎賦》等也都是騷體的傳統.其次是在屈原的《卜居》、《漁父》之後,也產生了一些「對問」體的作品.宋玉的《對楚王問》固是開端,而在漢代,東方朔的《答客難》、楊雄的《解嘲》都是此類作品的繼續.到了唐代,韓愈的《進學解》也是這類作品的傳統.
當然,屈原的文學影響是非常廣泛的,不僅上述兩端.劉勰《辯騷》說：「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影響之深遠,遍及歷朝歷代,而且深入到各類文人學子.這不是任何作家詩人所能企及的.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國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就是創立了「詞賦」這一文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4. 屈原及楚辭文化的研究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是中國愛國士大夫的典範。他的巨大影響，已經超越了時代與國界，播撒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屈原是值得紀念的。不僅因為他具有與國人的中庸性格迥異的執著人格；不肯與奸黨權貴同流合污的高尚節操；更因為他的作品對於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中這樣評價屈原和他的作品：「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意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濁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污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1]
詩仙李白對屈原有這樣的評價：「屈平詞賦懸日月」，蘇東坡也自嘆道：「吾生平所學而不能企及萬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當代美學大家李澤厚也稱屈原的作品的藝術價值2000年來只有《紅樓夢》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貴，是皇親國戚，所謂「帝高陽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內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風度。所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5]從〈史記〉的這一段文字敘述來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平步青雲，成為懷王身邊的柱國之臣。擔當了重要的使命。但後來屈原卻遭到了貶黜，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復雜的，有懷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讒害。綜合起來看，首先是由於「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為了小人進讒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各勢力的黨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因為屈原的敵對勢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這幾個人，而是一股強大的集團勢力。當然，放逐屈原的是懷王，楚王的昏庸和時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的分野。這以後，楚懷王「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7]。首先是中張儀連衡之計，與齊國交惡；隨後又在丹、淅之地為秦軍所擊敗；接著又聽信鄭袖之言，放走了張儀。終於客死秦國，蒙受了巨大的恥辱。而此時的屈原，雖然被放逐，遠離了政治權利中心，但仍然「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懷王，也救不了楚國。君主昏聵，為之奈何。終於，屈原徹底地絕望了。「王之不明，豈足福哉！」[9]遂投汨羅江自盡，結束了他的悲劇人生。
終於，屈原離開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國和家園，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懷抱。但他以及他那些偉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騷精神卻流在了人們的意識當中，成為一種永恆。
二、屈騷精神的內涵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都在稱道屈騷精神。但屈騷精神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卻眾說紛紜。我這里簡單地闡述一下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屈騷精神是一種愛國主義的情懷，也許有人要說當時的「國」與現在的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會認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愛國」。潘嘯龍〈屈原評價的歷史審視〉提出[10]（刊《文學評論》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著兩種看似矛盾而又統一的精神，即「抗爭精神」與「忠貞精神」。在漢代到明清期間，屈原精神被改塑為「忠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戰時期，又閃耀者「愛國詩人」的光芒。我認為這是屈原愛國精神在各個不同時代的具體表現與詮釋。我們不能以今人的國家民族意識來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時代，忠君與愛國本來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個統一體。中國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國家的觀念，才認識到了愛國與忠君的區別。愛國主義不可能脫離時代，它具有豐富的表現形式。它作為一種精神層面上的內容，是不需要作出復雜的界定的。我們應該看到，屈原的愛國精神在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關頭發揮了十分關鍵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屈原的愛國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評價屈原，並為他創作了大型歷史劇《屈原》，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一個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人物，能夠引起全國億萬同胞的共鳴。除了愛國主義力量的感召，還有什麼能夠激盪起這億萬顆跳動的心臟。
其次，屈騷精神反映了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現了一種與中原內斂的文化大相徑庭的一種對於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於狂熱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華，自比於堯舜禹湯。認為自己治理國家將會「上能安君，下能養民」[11]；崇拜自己的偉大人格，認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12]總之，在他看來他具有一種光照日月，如幽蘭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無與倫比的高尚情操與高貴品質。
正是因為屈原有著這樣一種精英意識，才使得他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懷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他希望能夠成為與伊尹、呂尚、周公比肩的賢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澤被古今的偉大事業。但是屈原生不逢時，期望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戰國末期的楚國。在他的面前，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對立面。他們在楚王面前不斷進讒，離間君臣。於是，一個痛苦的抉擇擺在了屈原面前，要麼「與世推移」，「隨其流而揚其波」[13]，與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麼葬身江魚之腹。但是，屈原對自我實現和自我人格完善的願望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他不能放棄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經成為無法實現的渺渺雲煙。「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這樣一種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終把自己推進了痛苦的深淵。
屈原這種自我意識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發出來的那種明知理想很難實現，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寧願忍受無限的孤獨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偉大情懷，成為一種動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
第三，屈騷精神，還表現為一種悲劇精神。有人說中國缺乏古代希臘那樣的悲劇精神，我以為這是極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為什麼會自沉汨羅江？這當中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劇人格。柏拉圖曾經把人分成兩類：性格隨和的人和脾氣執著的人。屈原明顯屬於後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卻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燈火燃盡，這便成就了一種悲劇的美。在《山海經》中有所謂誇父追日的傳說，誇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陽，於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夠趕得上太陽，留住那光陰。但是，他失敗了，他因為飢渴而最終倒下了。每當看到這個故事，我便深刻地體會到了一種超凡的悲劇的美。誇父是在和命運抗爭，這使他具有了一種英雄悲劇人格。而屈原也具有這樣一種人格，這就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他一生不同凡響的悲劇命運和悲劇歸宿。當他一切的努力成為徒勞，生命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他便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死亡。這是最後的抗爭方式，其結果雖然並未能夠改變他自己和楚國的命運，但是卻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恆。裴多菲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15]在苟全性命與為理想獻身之間，屈原選擇了後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變自己殺父娶母的宿命一樣，屈原的抗爭是徒勞的，但他的悲劇精神與他的不朽詩篇一樣，成為了一種永恆，成為了後人難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
三、楚文化對屈原及其創作的影響
在中國的先秦文學中，有兩座豐碑。一座是《詩經》，另一座便是《楚辭》。《楚辭》的獨特藝術魅力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劉師培稱為「中國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約也講過「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風騷」。對於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質疑的，有人給屈原冠之以「東方荷馬」的美名，我想也是實至名歸。至於楚辭的藝術風格和藝術特點，由於我知識的淺薄，這里不能作深入地闡釋。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學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必須把它放在楚文化這個宏大的背景之下進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較為深刻和全面的結論。
我們探詢楚文化與屈原的關系，必須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歷史上生活在楚國傳統范圍內的民族主要有南蠻、華夏和東夷[16]。楚族屬於南蠻的一支，是遠古三苗族的後代。據《史記》載：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17]高陽氏當生活在今中原一帶地區，可見楚族可能與中原地區有一定的淵源。但楚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復雜的文化因素，成為一種相互雜糅而又獨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無疑問，被楚國所兼並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國家，例如陳、蔡、申、息等，早已進入階級社會，其文化與中原核心地區的文化當無太大差別。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質問題，卻還很模糊。趙輝在其《楚辭文化背景研究》中談到楚由於長期與百越、百濮、東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響，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蠻夷文化的某些特徵，如禮教意識淡薄，鬼神觀念濃厚等。趙輝還通過援引大量的文獻資料得出這樣的結論：楚文化在其發展的歷程中出現了缺環。正是由於這種文化缺環，使楚文化具有了明顯不同於中原地區文化的特殊性，而這種文化的特殊性成為了楚辭不同於中原文學的本質特徵。
談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風。楚國是一個巫風盛行的國度。濃烈的巫風培養了楚人對於神靈頂禮膜拜的虔誠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懷。這種具有某種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風與中原的理性主義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在中原地區進入「子不語怪、力、亂、神」[18]的時代時，生活在楚地的人們還在對著他們篤信的自然神祗虔誠地祈禱。當孔子將「黃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極為巧妙的解釋時，中原地區的神話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經被消解殆盡了，而楚地的這種宗教傳統和神話傳統卻繼續存在了幾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邊遠地區，仍然可以看到巫風所留下的文化痕跡，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響力就可見一斑了。
接下來，我們便可以進一步探討楚地的神話傳統對於屈原的藝術創作產生的巨大影響。楚國由於巫風濃厚，使得神話避免了歷史化的災難，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話。這些神話和原始宗教融為一體，滲透入楚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通過多種途徑給楚國的文學以巨大影響。[19]在楚地的神話系統中，神話人物經歷了一個神的人化的過程，在最開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於人的獸性，其形態與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戰國時代，神便開始走下神壇，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話人物。但她們無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20]這與望君歸的思婦又有怎樣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這與懷春的少婦又有著怎樣的差別。但她們畢竟是神而不是人，她們可以「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這種似人似神的境界，為我們展現了一種非同於中原地區禮教匡縛的浪漫情懷，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片沃土，我們很難想像屈原能夠寫出如此奇絕的詩篇。
這里還需要特別強調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話中表現出來的那種英雄們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劇意識。蚩尤戰死以後，神靈依然戰斗不息；共工與顓頊爭奪帝位失敗，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刑天與帝爭神，被帝砍掉腦袋，「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23]；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埋於東海。」[24]「他們都是悲劇性的英雄，功業未成而身首異處。但他們面對強大的敵人和無限的痛苦，既沒有妥協，也沒有後悔。」[25]
到此，我們對於楚文化精神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個簡單的認識。它具有較強的追求意識、英雄意識與悲劇意識；有著一種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更有著一種甘願為了自己追求的事業而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氣。這里，我還要談及一個人——譚嗣同，他是維新變法運動的倡導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與屈原雖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著的是一樣的愛國情懷與為理想獻身的精神。當他面對劊子手的屠刀，發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吶喊的時候，我感到了什麼才是屈騷精神，什麼才是楚文化的精髓。這種精神綿延千年，一直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楚人，並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5. 屈原的有關知識
屈平（約前340－約前278）字原，通常稱為屈原；羋姓屈氏。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漢族，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但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
屈原是戰國時代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崇高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忘我的斗爭精神是他的性格特點。他熱愛祖國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國能強盛起來，實現統一中國的大業。 「然其主昏庸，竟至齎恨滅性（性命）。」（見《載敬堂集》） 二千三百多年後的詩人陳志歲，對此無比感嘆，其《屈原》詩曰：「浩氣干霄漢，沉湘忠侫分。才堪佐明主，無計事昏君。」（摘自《載敬堂集·江南靖士詩稿》） 歷史劇《屈原》
屈原是偉大的愛國主義的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義的化身，是中華民族的靈魂。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壯懷激烈的氣節和風骨，融注著我們民族偉大而悠久的歷史精神，顯示了民族的無窮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強烈的愛憎和戰斗的革命風格。
相關事件
成就榮譽
《愛國詩人屈原》王建峰 繪制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 屈原卜居圖（局部）
[5]、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6] 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名言名句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離騷》） 路曼曼（不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離騷》）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離騷》） 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離騷》）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離騷》）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也。 （《離騷》）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離騷》）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離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離騷》）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離騷》）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歌·湘夫人》） 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九歌·湘夫人》） 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 （《九歌·大司命》）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九歌·大司命》）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九歌·東君》）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九歌·山鬼》）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九歌·山鬼》）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九歌·禮魂》）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 （《九章·抽思》） 心鬱郁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 （《九章·抽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九章·抽思》）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九章·懷沙》）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故將愁苦而終窮。 （《九章·涉江》）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九章·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九章·涉江》） 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九章·涉江》）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漁父》）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 薄暮雷電，歸何憂？（《天問》） 魂兮歸來！（《招魂》） 目極千里兮，傷心悲。（《招魂》）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卜居 》）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招魂》）
世界文化名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7個國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聯合發起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1953年，在莫斯科舉行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將屈原列為「世界文化名人」，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他。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為了呼應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爭取國際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決定由郭沫若、游國恩、鄭振鐸、文懷沙等人組成「屈原研究小組」，並將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話文的形式出版發行。
編輯本段史籍記載
《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 屈原半身畫像
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去：離開。）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丐，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反：通，返；意：返回），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屈原相關圖片集(15張)。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音披，散發於身後裝）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編輯本段社會評價
（一）前人評價
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廣泛推崇的偉大作家。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屈原無端受到讒邪小人的中傷和昏庸的楚懷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過程中，又目睹了楚國的危難和「民生之多艱」，因而，帶著滿腔的憤懣投汨羅江自殺。 劉向所編的《楚辭》中收入的《九辯》，王逸認為是屈原弟子宋玉「憫其師忠而放逐」之作。他還認為，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滿山澤，魂魄放失，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宋玉甚至幻想懷王看到《招魂》之後，會覺悟起來召回屈原。請看這個宋玉豈不是古今少見的尊師典範？真不理解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話劇《屈原》劇本中把宋玉醜化為屈原的叛徒。至於《卜居》和《漁父》，我認為也是屈原的後學悼念屈原之作。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 屈原半身像
[7]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范，可「與日月爭光」。其後，司馬遷為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並論。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可見，司馬遷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後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卻不盡以司馬遷對屈原之評贊為然。他對屈原及《離騷》的思想傾向是有褒有貶的，甚至是以貶為主的。班固批評時，有意避開了司馬遷，而徑直把矛頭指向劉安。他指出，稱屈原和《離騷》可「與日月爭光」雲雲，「斯論似過其真」。班固的人生觀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為屈原應像《詩·大雅》所謂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他批評屈原不應「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傳說融入作品中，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在。但班固也並不否認屈原的作品「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因此，他對屈原的評價是：「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後漢的王逸則不滿於班固這樣的庸俗之見。他盛贊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至於梁代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又概括王逸的觀點，寫了《辨騷》一章，除證明屈原作品有異於《風》、《雅》的四點以外，也有同乎經典的四事。 宋洪興祖是繼王逸之後整理、注釋《楚辭》的又一著名學者。他曾得諸家善本，參校異同，成《楚辭補注》一書。洪氏對北齊顏之推所謂的「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之說，甚為不滿。他從儒家倫理觀念出發駁之雲：「屈原，楚同姓也。同姓無可去之義。」而孔子是提倡士「見危授命」的。因此，洪氏為屈原的自沉辯護說：「同姓兼恩與義，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麼，屈原又為什麼不離開楚國呢？洪氏以為，這是由於當時「楚無人焉，屈原如去國，則楚必從而亡」。因此他說：「屈原雖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爭強諫，死猶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見，屈原「雖死猶不死也」。 朱熹是我國哲學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對《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均有重要貢獻。他為《楚辭》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詩集傳》。朱熹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政治家，他注《離騷》中「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雲，此乃是屈原「托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至盡也」。如此體會屈原眷戀楚國的思想情感，可謂深入了一層。
（二）今人評價
屈原的一生是一個悲劇，一個愛國者的悲劇，一個改革家的悲劇，一個正義毀於邪惡的悲劇。縱觀他的一生，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敗了。他的理想和事業永遠為後人所惋惜。但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成功了。他憂國憂民、行廉志潔的人品被譽為後世楷模，他氣魄宏偉、辭章瑰麗的作品堪稱世界文學殿堂的精品，他創造的「楚辭」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與「詩經」並稱「風騷」二體，對後世詩歌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近代學者梁啟超首推屈原為「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評價屈原是「偉大的愛國詩人」，一顆閃耀在「群星麗天的時代」，「尤其是有異彩的一等明星」。聞一多評價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中國文學史》評價屈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大網路全書·文學》評價屈原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斗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寧戚的歷史事跡為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及其勢力的尖銳對立，表達了他革除弊政的進步要求，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國危亡，使楚國走上富強的道路，讓楚國成為最強大的國家。與此相關，屈原的作品還深刻揭露了楚國政治的黑暗、楚國貴族集團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和大臣們的叛國，表現了他堅持「美政」理想、堅持節操，「雖九死而猶未悔」的斗爭精神；同時也表體了他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矢志獻身於祖國的決心。 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像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離騷》寫他向重華陳辭之後御風而行，他先叩天宮，帝閽閉門不納；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裡；他去向宓妃求愛，宓妃卻對他無禮；他欲求簡狄和二姚，又苦於沒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這種上天入地的幻想與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問》等還採用大量神話和歷史傳說為素材，其想像之大膽、豐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徵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參差錯落、靈活多變；語言上採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極富於鄉土氣息；其方言土語大都經過提煉，辭藻華美，傳神狀貌，極富於表現力。
6. 求！！從《離騷》看屈原精神品質的開題報告
從《離騷》看屈原的人格和藝術精神分類： 論文作業：（ | 標簽： try 從《離騷》看屈原的人格和藝術精神
屈原，一個大家都熟知的名字。還有《離騷》，一部出自屈原之手的不朽的著作。汨羅吞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那裡成了屈原最後的歸宿，但汨羅沒有吞噬屈原的《離騷》，以及通過《離騷》所傳達出來的屈原人格和藝術精神等等許多東西，這也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不同價值之所在。
《離騷》是屈原所有著作中最突出的一本，一直是作為屈原的代表作而存在著、被傳送著，但細細思考一下，為什麼偏偏是《離騷》享此地位，而不是《天問》或者《九章》？其實說到底就是因為《離騷》的內容，其關於屈原一切人格、精神等的更豐富、更全面的闡釋，這豐富與全面的特徵是其他幾部著作所不可及的。
談到屈原的人格，談他的藝術精神，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什麼是人格？什麼是藝術精神？
先看人格，人格（也可稱個性）在心理學中指包括人的品德、能力、性格、價值觀、需要、興趣等在內的使一個人區別於其他人的穩定的心理特徵。這是心理學上的闡釋，在社會生活中，人格是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統一，是個人的尊嚴、名譽、價值的總和。在社會主義國家，每個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嚴受到法律保護。與此同時，我們經常用人格來指稱道德品質，比如說「人格低下」、「人格崇高」等等。這些都是人格在現代社會被人加以的定義，那麼在屈原那個時代，雖然心理學沒有被提升到一個學科的地位，人們對它的認識可以用「知之甚少」來形容，但關於心理描述的詞語是一直就有的，因此我們這里說屈原的人格及其所包含的內容，是可以參照現代心理學對人格的理解的。從屈原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來看，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難以統一的，因此其社會生活中的人格是說不通的。但是，心理學畢竟只是個參照，而道德品質的解讀是由來已久的，所以，我們這里談屈原的人格，主要還是從道德品質的角度，當然從學科交叉的角度來解釋，也應該是包括現代心理學意義上關於人格的理解的。
再看藝術精神。藝術是形式的，但不是空殼子似的那樣的形式，而是有意義的形式，也就是說形式里蘊含了意義，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藝術是抽象的，那麼藝術的形式就必然要以形象來填充。它來自人的心靈，人為萬物之靈，就因為人有心靈，就因為人類的心靈能創造出形式，創造形式就是「人的心靈為自然立法」。那麼藝術精神，也就來源於人們對待藝術形式的態度和看法了。中國人傾向於實用，因此在中國聖人看來：「藝術」則是一種治術。但藝術精神的內涵是相同的，都是對藝術形式的態度和看法，只是這個藝術形式的內容構成有所差異而已。
了解了人格和藝術精神的基本內涵，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看一看屈原的人格和藝術精神了。
按照心理學和道德的理解，我們對人格的理解應該從品德、能力、性格、價值觀、需要、興趣這么幾個基本方面開始。
談到屈原，我們首先看到對他的評價是「愛國主義偉大詩人」，確實，屈原是愛國的。在《離騷》的字里行間，都流露出屈原的「美政」思想，「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才是美政，這是與腐朽的貴族統治觀念格格不入的，所以遭遇很多挫折是必然的，所以也有人將《離騷》說成是屈原發泄不滿，發泄滿腹牢騷的一個媒介。其實，這些憤怒或者是抱怨之詞，都不過是不足掛齒之詞，真正的含義，應該像魯迅對於舊社會中國民眾的評價那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遺憾。而遺憾和抱怨是絕對不同的兩種態度和看法，屈原的愛國情懷決定了他不可能對什麼抱有怨恨的，「雖九死其猶未悔」，雖屢次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始終不肯離開楚國一步而最後將自己饋贈給汨羅江。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這一切，就像是信仰，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動搖的。
我們對於屈原的評價不僅僅是個詩人，還是個政治家。的確，屈原最為一個政治家，我們絕對是有充足的理由說明其政治上的遠見卓識的：認識到楚國既有爭雄天下的潛力、又存在被秦國吞滅的危險。這樣的遠見是那些奸佞小人所不曾預見到的，我們之所以肯定說那些小人沒有預見到，是因為如果他們預見到，肯定也會直承諫言的，在屈原預見到這一歷史性的結局時，局勢還是光明的，並非後來不可逆轉情況下那些小人選擇賣國。而我們稱之為小人的原因也並不是說他一定賣國，誰都不天生是個賣國賊，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小肚雞腸，沒有容人之度，以及屍位素餐的行為。然而，擁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不一定就是一個有政治才能的人。為什麼紀曉嵐可以在有和紳這樣的大貪官而且擁有一派人脈的奸佞里長存，而且發揮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安百姓，治天下呢？一個真正有政治才能的政治家應該是遠見卓識與手段兼備的人，或許這樣失去了個性，失去了原則性，但無疑，歷史證明，沒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能長久，不能長久就意味著他政治抱負的不完全實施，以及奸佞之人的猖獗橫行。而有手段的政治家呢？在野之時，既壓制了奸佞，又施展了自己的遠見卓識，或許這遠見卓識實施的比較慢，但是細水長流，日積月累，亦可「積跬步至千里」。這是中庸的方法，但絕對是權衡利弊下最好的辦法。由此可見，屈原的人生結束於汨羅一定意義上也就說明了其政治能力的不足。
屈原是個有性格的人，他明確自己的目標，明明白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在「愛國主義」的價值觀指引下，他堅持自己的個性，堅持做一棵「香草」，放棄一切也不會和姦佞小人同流合污，所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雖九死其猶未變兮」。這種高潔的品質是難求的，這種堅持的精神亦是十分難得的。但是，縱觀屈原的《離騷》，對於屈原的性格，還有個不是特別深刻的感覺，那就是自戀，貫穿前後的無數香草，是屈原引以自比的媒介。屈原的時代已經消逝很多年，我們也無法親歷去考證。但是香草的美譽傳承至今，香草般的性格是完美的性格，屈原一再的將自己比作香草，是否有自戀的嫌疑呢？不過是也不要緊，人無完人，這樣的小缺陷，怎麼也抹殺不了屈子幾千年來在中華兒女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關於屈原的藝術精神，我們先看看莊子的藝術精神，莊子理想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實性，它實際上是種安寧、恬靜的心理環境。在莊子思想中，構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時命之圍、哀樂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觀存在，擺脫由此產生的精神紛擾，形成一種寧靜的心理環境，應該說是對這一人生情境的真實的反映和理智的態度。我們說中國人是實用主義，在莊子那裡是一個理想的生存環境，但是我們知道，莊子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同樣是紛紛擾擾，太平盛世是難以企及的。那麼，莊子為什麼在理想的生存環境無法滿足的情況下，依舊快樂的生存呢？那時因為這里的生存環境已經擴大了，不僅僅指我們周圍的涉及我們生存的環境，還有我們的心理環境。類似於在現實無法滿足的條件下，我們選擇心靈上的自我安慰與滿足，但又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自我安慰與滿足，而是一種內心的安寧，無欲無求，是一種得道的境界。屈原沒有向莊子那樣選擇亂世中快樂的生存，是因為他有欲有求，他希望國家安寧，百姓安居樂業。當然，這「欲求」不是私人的，而且是我們所提倡的，甚至可以說是我們所期盼的。但是卻正是這個「欲求」，屈原喪生於汨羅，而莊子逍遙長壽。我們每個人都渴望莊子那樣無欲無求而帶來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之所以說它是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因為它確實太難實現了。除非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變成「莊子」，否則，這個社會就永遠會被「理想」修飾。而且，進一步說，我們都是社會人，我們的生命也好，人生也罷，都牽扯著社會，因此，如果讓我在屈原的藝術精神和莊子的藝術精神中選擇，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屈原的藝術精神：一種為了公共的社會事業而奮斗的欲求，並且甘願為此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對於屈原的評價，有完美論者，貶低論者以及異化論者，總之是五花八門，都有所欠缺，正確的應該是折中論者，中庸不偏激，然而卻也的確是最完善的理解和解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