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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岱孫教學方法

發布時間:2022-12-18 22:05:10

1. 中國近代科學家

1、華羅庚

華羅庚(1910.11.12—1985.6.12),漢族,籍貫江蘇金壇,祖籍江蘇省丹陽。世界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他是中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守函數論與多元復變函數論等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和開拓者,也是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被列為芝加哥科學技術博物館中當今世界88位數學偉人之一。國際上以華氏命名的數學科研成果有「華氏定理」、「華氏不等式」、「華—王方法」等。

2、陳省身

1911年10月28日生於浙江嘉興秀水縣,美籍華人,20世紀世界級的幾何學家,他開創並領導著整體微分幾何、纖維叢微分幾何、「陳示性類」等領域的研究,在國際上享有「微分幾何之父」的美譽,曾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沃爾夫獎」和「邵逸夫獎」等多項極高科學殊。

3、鄧昌黎

1926年生於北京,祖籍福建福州,1946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1951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博士,曾任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加速器理論組組長、加速器部主任,美國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加速器理論組組長、加速器部副主任、加速器部高級計劃系主任、物理系主任、特別計劃室主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物理系兼任教授。

4、余青松

中國現代天文學家,1897年9月4日出生於福建廈門,1978年10月30日病逝於美國馬里蘭州。曾經獲得土木建築學士學位、天文學碩士學位、天文學博士學位。曾經擔任廈門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長、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美國馬里蘭州胡德學院教授兼該院威廉斯天文台台長等職務。

5、王綬琯

我國天文學家。福建福州人。1943年在重慶畢業於馬尾海軍學校,1945年赴英國留學,1950年改攻天文,入倫敦大學天文台進行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名譽台長。

開創中國的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並進行了頗有成效的推進。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對提高中國時號精度、推動天體測量學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負責成功地研製出多種射電天文設備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2. 陳岱孫的人物軼事

任繼愈:《我欽敬的陳岱孫先生》
抗日戰爭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學(其他高等學校,如工學院、醫學院、女子文理學院、法商學院等等都屬於專科學院,不稱大學),即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北京師大。其中,北大、清華兩校地位相當,性質相近,都是國立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清華比北大多了一個工學院,歷史較短;北大歷史較長,文科師生人數較多,兩校師資多為國內一流學者。這兩校的關系較親密。我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清華大學金岳霖、聞一多、張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課。哲學系與經濟系少交往,陳岱孫先生沒有在北大兼過課。
抗戰開始,北平淪陷,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半年後,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臨時大學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學院在雲南蒙自縣,借用蒙自海關舊址上課。租用歇業的一家法國洋行作為單身教師及學生的宿舍。我們有較多的機會看到久已聞名、未得謀面的老師們的生活斷面。
在學校網球場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經常出現。這四位是金岳霖、陳岱孫、趙乃博、浦薛鳳。陳先生風度翩翩,趙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褲褂。他們的球藝很嫻熟,特別是陳先生打網球,頻頻上網攔擊制勝,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學院同在新校區域上課。
我未讀經濟系,聽到經濟系老同學傳來的一些陳先生的軼聞,引起人們的興趣。
一、講課條理清晰,時間掌握准確,為全校第一。上課前一兩分鍾陳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聯大新校舍沒有講台),上課鈴響,他開始講課。這一點,別的老師認真去做不難辦到,難得的是陳先生講完最後一句話,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課鈴也響起來。同學們對他的講課藝術既驚嘆又欣賞。這一點是任何老師無法比得上的。陳先生講課並不念講稿,聽課者只要手頭勤快,記下筆記,這一節課就是完整的一章一節教科書的一部分。這種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聯大教授中只有兩位,一位是陳先生,另一位是馮友蘭先生。
陳先生講課認真,以身作則,給同學作出榜樣,同學們聽課從未敢遲到。個別同學去遲了,不好意思進教室門,就站在教室窗外聽講。好在西南聯大的新建校舍有門窗而無玻璃。昆明氣候溫和,無狂風暴雨,有似熱帶雨林氣候,陣雨過後,雨過天晴。也無需玻璃擋風遮雨。站在靠近講台的一端聽講,比坐在後排還聽得清楚,只是沒有扶手椅,記筆記不方便。
二、陳先生還兼任經濟系主任,經濟系是大系,每個年級有一百多人。學年開始,選課同學擁擠在他辦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處理每位同學所選的課,有重修的,有復學的,有需補修課的。陳先生都毫無差錯地處理得妥妥當當,幾乎不到一分鍾就在一張選課單上簽了名,從未發現差錯。(選課單系主任當面看過,簽字後,才能交教務處正式登記。)在規定時限內,可以加選,也可以退選某門課程。陳先生執行起來十分認真。有一位同學,過了學校規定選課時限,來要求加選課程,抱著僥幸心理,企圖碰碰運氣,寫了一個申請,說了一些延誤的理由。陳先生看過他的申請,一言未發,把信推在旁邊,接過下面另一同學的選課單。這位同學看到碰運氣沒有指望,也一言未發,悄然退出。陳先生辦事一絲不苟的精神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陳先生在經濟系開過《財政學》課程,有一次學年考試,考題是假如我是財政部長。這個題目等於對《財政學》的全面測試,不光考記誦,還要考聯系實際的措施。可以想見陳先生教學的學風,很注意理論聯系實際。(聞自西南聯大經濟系)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原清華的文法學院大部分師生並入北大。陳先生調到北大經濟系。全國上下一面倒地學習蘇聯,全盤接受蘇聯的大學教材。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一無是處,對西方學者的經濟學,避之唯恐不及,對西方的學說故意置之不理。中國自我封閉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斷層。「四人幫」清除後,撥亂反正,西方資本主義各種流派大量涌來。學術界有一批趨時者颳起不講馬克思主義,唯西是從的風。
陳先生不愧為一代宗師。他通曉西方,對蘇聯的經濟學也有長期深入的理解。在極左思潮時期,陳先生沒有公開發表評論蘇聯經濟學的機會,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的了解。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也有過系統研究。以他畢生的精力,輔以深邃的學識,加上他多年學術積累,雖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內,發表了著作《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主編了《政治經濟學史》,還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學術活動。《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他的學術活動、學術著作,絕非十年之內從頭起步可以完成的,這是他多年蘊藏的能量一旦爆發出來的碩果。
在極左思潮時期,學術問題不能講透,政治棍子動輒到處飛舞。一些學者仗義執言,如馬寅初、孫冶方,遭到意外橫禍;有些「識時務者」,隨風篷轉,不顧事實,昧著科學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謀個人的富貴。陳先生屹立不搖,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陳先生寫文章、發表著作和他不寫文章、不發表著作,都顯出愛國知識份子的人格風范。
陳先生一絲不苟的認真精神,表現在治學方面,也表現在為人處世方面。他的門生弟子遍及海內外,有聲名顯赫的,有學術卓越的,有在職的,有退休的,也有出於各種機遇默默無聞的。凡是來請教、送文章請提意見的,都受到春風般平等的接待,虛而往,實而歸。學識淵博如陳先生,比一般專家更懂得科學的嚴肅性和治學的艱難。他常對來訪者說:「這個問題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我不懂」。其實,即使是他自稱「不懂」的某些領域,也比自以為「懂了」的人懂得還多。真正實事求是的學者都能從中受益。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活躍,市場上出現一些假冒偽劣產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現了某些偽劣的專家教授。再加上「文革」之後,文化教育這個重災區元氣大傷。大學里能正確無誤地傳授知識的教師已經算上乘。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外的大師已十分難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響深遠,為同行欽仰,陳先生是我所認識的少數前輩學者之一。
從陳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災多難的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民族雍容寬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3. Could you write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s

學外語的重要性 ~

一隻母老鼠帶著幾只小老鼠在草地
里漫步, 突然來了一隻貓,小老
鼠嚇得全都躲了起來, 只有母老
鼠沉著冷靜,沒有躲開。

遠看貓越走越近,小老鼠們非常
害怕, 就在這時,母老鼠學了
一聲狗叫, 貓不知其中有詐,
調頭跑了。

等貓跑遠了,小老鼠一個個膽顫
心驚地走出來,望著它們的媽媽。
等所有的小老鼠都到齊了,母老
鼠才語重心長地說:
================
李嵐清談外語教學

一、推動外語教學改革
記者:我國外語教學長期以來是費時多、成效少,您認為問題在哪裡
李嵐清:從接觸教育工作開始,一種日益強烈的感覺使我不得不對外語教學予以特別的關注。是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人學外語耗時很長,有些地方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一直學到大學畢業,達14年之久;有些地方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學,也有10年,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呢?當時給我的總體印象是,大學畢業生除外語專業的以外,聽、說、寫的能力很差。讀可能稍好一些,但與學習的時間相比,也是事倍功半。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我認為,主要問題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學外語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夠,甚至還存在一些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障礙。這種文化排斥思想有其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一是客觀方面,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多年來我們備受列強欺侮,對它們的文化就有一種天然的反感。我們這一輩人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處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時期,當時被強迫學日語,我們從心眼裡就不願學。我上第一堂日語課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記得當日語教師走進課堂時,他教我們的第一句日語就是「我是先生,你是學生」,我們一聽就十分反感。當他教我們用日語朗讀時,我們這些孩子竟不約而同地大聲重復他的話:「我是先生,你是學生」,弄得他十惱火,又無可奈何。其他功課我們都用功努力地學,就是不願學日語,成績也很差。改革開放以後,與日本的交往又多了起來,我雖然學了八年日語,但學無所成,倒真還有點後悔了。二是主觀方面,故步自封,妄自尊大。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多年,我們為什麼從一個強盛的國家一落千丈,備受列強侵略、欺侮、宰割?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實現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經濟、文化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日本效法歐美,實行明治維新,也由一個弱國變成了強國。而中國呢?仍陶醉在康乾盛世的歷史陳跡的睡夢之中,對世界的進步和發展視而不見,根本不願在繼承發揚我國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學習、借鑒、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到鄧小平同志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以後,仍時有反映。我認為提高我國全民族的外語水平,首先要解決文化至尊主義的認識問題。如果一聽人家講外語就反感,那就根本沒有普及外語的環境嘛!
第二,不要把語言文字與文化完全等同。語言文字有很強的文化屬性,但它還同時具有人際交流工具的屬性。除少數專業研究人員外,我們大多數人學外語,應把它作為人際交流的工具來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不是都同時掌握了幾門外語嗎?我們老一輩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學習和懂得外語的不也大有人在嗎?毛澤東同志雖然沒有在國外學習過,不是也曾學習過英語嗎?難道他們不尊重民族文化嗎?或許有人會說,通用語言是必要的,為什麼不學習推廣世界語呢?全世界講漢語的人最多,為什麼不推廣漢語呢?對此,我大膽發表一個可能會遭到世界語專家反對的意見,我認為要在全世界推廣一種大家都不認識的語言文字,恐怕只能是一種理想主義的願望,而無實現的可能。近些年世界語的使用情況,就能說明一二。至於說到漢語,首先,盡管現在學漢語的外國人越來越多,然而我們的經濟實力還沒有發展到各國認為非學漢語不可的時候。也許在將來會有這么一天,但不是現在。其次,說實話,中國的語言文字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雖不難,但對外國人來說還是很不易學的呀!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語言文字是最容易的,其實並非如此。記得上個世紀50年代在蘇聯實習時,有一次我去參觀兒童夏令營,孩子們問我,中文難嗎?我說不難。他們又問我,俄語難嗎?我說難。接著孩子們異口同聲地說:「不,你不對!俄語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語言。」為了讓外國人學習漢語更容易,我們要總結出供外國人學漢語的規律和方法。北京語言大學等高校在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今後還應當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總之,我們要掃除各種思想障礙,大力提倡和推進學習外語,當前主要是學習英語,也要鼓勵學習其他語種。這是科學技術進步的需要,更是民族復興的需要。
二、學外語要注意的六個要點
記者:您認為外語教學要怎樣改革?
李嵐清:關於外語教學的改革,首先我主張統一學習年限,可以先從一個城市做起。為什麼呢?若干年前,我就發現在一個城市裡,有的學校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外語,有的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有的則是初中才開始。這樣做的結果是,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實際上每次都要從頭開始學,嚴重浪費時間。我還發現過竟然有每學年都從頭開始學的現象,就像毛驢拉磨盤一樣,來回轉。1996年10月我在青海西寧市考察工作時,西寧市的同志告訴我,全市已經統一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英語。我聽到後,感到很欣慰。西寧市作為一個西部城市能做到,中部、東部的許多城市也能做得到。當然,各地的條件不一樣,但不管怎樣,至少我認為在一個城市裡,學校開設外語課的起始年級要統一。有條件的城市可統一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沒有條件的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再沒有條件的從初中一年級開始。總之,要統一,要正規,不能各自為政。當然,這種參差不齊的現象所反映的,主要是師資力量的問題。這在過去確實是個大問題,而現在高校培養的外語人才越來越多,應當有所緩解。特別是當今由於音像、信息網路技術越來越發達,價格越來越便宜,完全可以用技術手段把最好的課件、最標準的發音用於英語教學,這樣有助於解決外語師資數量不足特別是水平不夠的矛盾。有一次我去西部貧困地區一個小學考察,聽了一堂英語課。應當說老師的工作態度是認真負責的,但發音問題不少。當時我就覺得,這樣教出來的外語,恐怕外國人聽不懂,中國人也聽不懂。據說,這位教師還是從外省請來的。我算了一下,用2000元左右的錢就足夠裝備一套數字化視頻光碟(DVD)放映設備了,利用優質外語課件光碟教學,效果會好得多。
在外語教學方法上,我以為主要是要加強聽和說這兩個薄弱環節,而最不贊成花大量時間用中文來講授外語語法。無論哪國的語言,其認知規律,一般都是先聽、說、認字,然後再學讀、寫,並結合學習語法。同時,對多數的人來說,學外語是把語言作為一種工作和交流工具來學的,重在實用。陳岱孫教授講他學德文的經歷,開始時就是老師扔給他一本書讓他翻譯,他是通過譯書來學習的。我也有這樣的經歷。我是學英語的。小學和初中時代雖然學校不教英語,但我在課外補習英語。抗戰勝利後,從初三、高中一直到大學都學英語。解放後,英、美等國對我國進行封鎖,英語已無用「武」之地,我們只有學習蘇聯,尋求幫助。我們這些大學生正趕上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開始大規律的經濟建設。我被分配到長春,參加第一汽車製造廠的籌建工作。由於該廠是蘇聯援建的,大量的技術資料、組織設計都需要俄文翻譯,許多企業管理方面的書籍也是俄文的,也需要向國內翻譯介紹。由於專職翻譯人手不夠,工廠領導就給我們這些大學生一個任務:學習俄語,參加翻譯工作。我們花了很短時間讀了清華大學編的《速成俄語》,就投入了翻譯工作。開始階段,翻譯速度很慢,滿篇是生詞,語法也不太懂,就查字典。每查一個生詞,就用小紙條記下,我們口袋裡裝了不少一疊一疊的單詞條,隨時背記。隨著掌握的單詞量越來越多,翻譯速度也越來越快,翻譯的書和文章也隨之陸續出版和發表了。在那個年代,除了熱火朝天地工作外,業余時間我們差不多都在伏案學習、翻譯、寫作。後來,工廠選派我去蘇聯實習,工廠領導覺得我不再需要脫產去專門學俄語,再加上工作緊張也沒有專門時間去學,於是就直接去蘇聯了。到了蘇聯以後也沒有感到在口語方面有什麼特別的困難。1956年我國國慶節時,經使館推薦,我還被莫斯科電台邀請去代表中國留學生、實習生用俄語發表了廣播講話。1957年莫斯科舉行世界青年聯歡節時,我們這些留學生、實習生還被請去給中國代表團當翻譯。現在的學習手段,如隨身聽、錄音帶、光碟、數字化視頻光碟、計算機、網路等,比起我們那時的一本書、一本字典,實在強多了。教和學的方法也各式各樣,其中不乏良策,可以自由選用。演講比賽是促進外語學習比較好的一種方法。1997年6月,國家教委舉辦了京、滬、粵、港大學生迎香港回歸英語演講比賽,既表達了大學生熱愛祖國、企盼香港回歸的情感,對推動大學生英語學習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就我個人體會,不論採用什麼好的學習方式,學外語都要注意以下六個要點:一是興趣(interest),不論出於何種動機,沒有興趣,只是被迫去學,是絕對學不好外語的。二是勤奮(diligence),不論採用哪種好的方法,都要你自己勤奮地去學。外語是不會自動跑到你的腦子里去的。三是實踐(praclice),學以致用,熟能生巧。四是勇氣(courage),用時不要怕錯,如果講外語時總是怕錯,那怎麼能進步呢?這是中國人講外語的最大顧慮,怕丟面子,怕人家笑話。其實不然,當外國人同我們講中國話時,盡管他用詞不得當,發音不準,我們只會覺得親切,哪裡會去瞧不起他們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錯了一次,給了自己的記憶神經一個強烈的糾錯信息,我想下一次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五是堅持(persistence),不僅是學外語,不論學什麼,做什麼,都要有堅持不懈、鍥而不舍的精神。「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難有所成。六是信心(confidence),中國人不笨,在語言學習方面也是一樣,只要下功夫,就能學好。英語相對於其他外語來說,比較容易學,特別是文法和漢語有相似之處,要有信心。當然,教學方法對於提高外語學習的效率是重要的。現在的學習方法很多,需要加以認真篩選,不斷改進和推廣。最重要的是要給學生多創造聽、說、讀、寫的應用環境,特別是聽和說的環節。我認為,我們各行各業的許多專家、學者,在學術水平和實踐方面的造詣比起外國同行並不遜色,但由於受外語表達能力的限制,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吃了不少虧,很可惜。現在情況已有很大改變,學校師生的外語水平已有了明顯提高。希望通過進一步努力,在不遠的將來,使我國能成為講外語水平最高、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三、不能丟掉漢字這個國寶
記者:您經常強調和提倡學生要學寫字、寫好字,這在信息化時代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李嵐清: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大突破,也是人類文化得以繼承發展的重要載體。中華文明能夠綿延至今,並鍵也得益於我國的文字。我以為中國象形文字,不僅僅是傳遞信息的一個很好載體,而且由於其形象性和結構的邏輯性,使人們易於學習、記憶和閱讀。例如,幾乎絕大部分漢字的偏旁是表意的,都和所指事物的屬性有關,像鳥、魚、馬、人、心等等,而另一半往往是表音的,或表示相同、相近的發音,如鵝、鴨、鴿等等。所以我國就有「秀才不識字,只要認半邊」之說。根據國家語委有關專門機構從數億字的語言文字材料用字頻率的統計,掌握1500個漢字,就能基本上閱讀一般報刊。掌握2500個漢字,就能閱讀一般書報的98%,掌握3500個漢字就能達到99%。《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總共有66萬多字,使用的漢字為2900多個。又如,每個漢字絕大多數有其獨立的含義,兩個以上的漢字又可以組合成新的含義。我在一本書中讀到這樣一個例子。如漢字的「火」,英語是「fire」,「山」是「mountain」,「口」是「mouth」。這兩三個眾人皆知的簡單漢字,我們在漢語中就可以將之組合為「火山」和「火山口」。而英語則不能稱「fire mountain」和「fire mountain mouth」,而有另外的新詞,即「volcano」(火山)和「crater」(火山口)。幾乎每發現或出現一個新生事物,英語就要創造一個新詞來表示。漢語則可用現有的字生成新詞,而不用造新字。所以說,通常我們一般人學了4000~500個漢字,實際上可以認識的詞比這個數字多得多。
由於漢字是象形文字,從理論上說,我們看書可以是形、義、音同時進入腦海,一目瞭然,可以一目十行地快速掃描,而不需要像拉丁文那樣的識字步驟,從字母、音節、詞到讀音,再到認知其含義。所以我們叫「讀書」,也叫「看書」,看書的效率要比讀書高得多。當然,拉丁文字熟練了,也可以掃描快讀,但從文字結構和邏輯次序講,它並不具備漢字一步到位、一目瞭然、可以一目十行地快速掃描閱讀的特點。另一個特點是我們先祖創造的漢字在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代就已基本規范。秦代統一規范全國文字的小篆體,雖然現在沒有專門學過的人不一定都能認識,但也能認出不少,若注意一下其規律,則會認識更多。而隸書較之於現代漢字就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了。漢字對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過去說漢字很難輸入計算機處理,而現在不但能非常容易地輸入處理,甚至比拉丁文字的輸入處理速度還要快。所以說,漢字確實是我們中華民族先祖的偉大而神奇的創造,我們要引以為自豪,要萬分珍惜。
漢字還有一些鮮明的特性,就是它的文化性、藝術性、欣賞性。漢字從古到今有甲骨文、商周金文、戰國簡牘帛書、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幾大類,各種字體流派百花齊放,爭奇斗艷,韻味無窮,傳承發展綿延不斷,形成了一個極為豐富的藝術寶庫。因此,中國人寫好中國字,是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應盡之歷史責任,同時也有助於陶冶情操、提高修養和發展形象思維能力,這對於不論學哪一門類的、做何種工作的,都有幫助。尤其在今天迅猛發展的信息時代,我們更不能丟掉漢字這個國寶。現在,許多學校都已將書法列入課余活動的內容。許多孩子喜愛書法,並出現了不少小書法家,這是很可喜的現象。我曾建議,把書法作為美術課的內容,每周至少能有半節課教習書法。我想,這對促進孩子的全面發展不僅無礙,反而大有裨益。

『孩子們,現在知道學外語的重要性了嗎?』

4. 陳岱孫上課為什麼如此受學生歡迎

一、講課條理清晰,時間掌握准確,為全校第一。上課前一兩分鍾陳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聯大新校舍沒有講台),上課鈴響,他開始講課。這一點,別的老師認真去做不難辦到,難得的是陳先生講完最後一句話,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課鈴也響起來。同學們對他的講課藝術既驚嘆又欣賞。這一點是任何老師無法比得上的。陳先生講課並不念講稿,聽課者只要手頭勤快,記下筆記,這一節課就是完整的一章一節教科書的一部分。這種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聯大教授中只有兩位,一位是陳先生,另一位是馮友蘭先生。
陳先生講課認真,以身作則,給同學作出榜樣,同學們聽課從未敢遲到。個別同學去遲了,不好意思進教室門,就站在教室窗外聽講。好在西南聯大的新建校舍有門窗而無玻璃。昆明氣候溫和,無狂風暴雨,有似熱帶雨林氣候,陣雨過後,雨過天晴。也無需玻璃擋風遮雨。站在靠近講台的一端聽講,比坐在後排還聽得清楚,只是沒有扶手椅,記筆記不方便。
二、陳先生還兼任經濟系主任,經濟系是大系,每個年級有一百多人。學年開始,選課同學擁擠在他辦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處理每位同學所選的課,有重修的,有復學的,有需補修課的。陳先生都毫無差錯地處理得妥妥當當,幾乎不到一分鍾就在一張選課單上簽了名,從未發現差錯。(選課單系主任當面看過,簽字後,才能交教務處正式登記。)在規定時限內,可以加選,也可以退選某門課程。陳先生執行起來十分認真。有一位同學,過了學校規定選課時限,來要求加選課程,抱著僥幸心理,企圖碰碰運氣,寫了一個申請,說了一些延誤的理由。陳先生看過他的申請,一言未發,把信推在旁邊,接過下面另一同學的選課單。這位同學看到碰運氣沒有指望,也一言未發,悄然退出。陳先生辦事一絲不苟的精神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陳先生在經濟系開過《財政學》課程,有一次學年考試,考題是"假如我是財政部長"。這個題目等於對《財政學》的全面測試,不光考記誦,還要考聯系實際的措施。可以想見陳先生教學的學風,很注意理論聯系實際。(聞自西南聯大經濟系

5. 陳岱孫的人物成就

他的主要著作有散見於各報刊中的學本論文和1981年出版的《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一書。在該書中系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古典經濟學派的歷史聯系,以及馬克思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說的科學成果,創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他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於如何認識和把握我國經濟生活的現狀和規律,確定改革和發展的總體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見。他主張對於經濟現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批評忽視數量分析的傾向。
在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經濟表不僅涉及簡單再生產,而且對擴大再生產也作了說明。他對於「亞當·斯密矛盾」也有縝密深入的研究。陳岱孫撰寫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1981)等論文,全面地論述了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他著重研究了西方經濟學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作用問題,認為既要認識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不能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方面,也確有值得參考、借鑒之處。此外,二十世紀50年代,陳先生自編《經濟學說史講義》,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科學評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建立起自己的學說史體系。1960年代初參加《經濟學說史》教科書編寫,1970年代末編寫《經濟學說史專題提綱》,後又主持編寫《政治經濟學史》教科書》(上、下冊,1981)。
雖然陳岱孫先生的名氣很大,著作卻極少。究其原因,與陳寅恪、金岳霖、錢端升等那一輩學者一樣,陳岱孫在學術上特別自律,講義一遍又一遍地給學生講,邊講邊改,即使講了好多年都還不甚滿意,就是不同意拿出來出版。陳老最著名的作品當屬《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從思想上打通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學生手裡流傳的講義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學生的畢業典禮上致詞,送給畢業生兩句話——「學無止境、自強不息」,「學以致用、用在奉獻」。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當不過了。
陳岱孫長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工作,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陳岱孫學術上極端嚴格,上課沒有一句廢話,做事也是雷厲風行,不打半點折扣。當時北大最出名的兩個教授,一個是哲學系的馮友蘭,不管什麼事情都能從東西方哲學出發講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就是陳岱孫,不管遇到什麼難題也總能不聲不響地圓滿解決。行勝於言,這在陳岱孫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陳先生從事經濟學教育七十年,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教育理論,他認為應將專才和通才教育結合起來,主張實行基礎理論和應用科學的恰當結合,堅持培養經濟科學人才要加強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訓練。
陳岱孫教書治學皆以正直為先,始終強調對西方經濟學不能「述而不批」,認為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是危險的,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最忌簡單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關注焦點凝聚在教書治學上,排除各種誘惑,學術思想很新,能及時了解各種動態,對經濟形勢和未來都有很正確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給社會和決策部門參考。 陳岱孫教授學識之淵博,教學藝術之高超,素享盛譽,是一位傑出的道德、文章堪稱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經濟學界宗師。
陳岱老曾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陳岱老的這句話足以讓世人景仰百年。

6. 陳岱孫的人物婚姻:

——柳已青
北大陳岱孫先生80多歲還給本科生上課,90多歲還帶博士生。他回顧自己的一生說:「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有人感嘆,只這一件事,足以讓人景仰百年。陳岱孫有一代宗師風范,他的學生親切地稱他為「岱老」。
自1927年哈佛歸來,岱老先後在清華、西南聯大、北大執教70載,可謂桃李滿天下。岱老學識淵深,才華蓋世,卻又淡泊名利,潔身自愛,操守堅貞,堪稱師表。
許淵沖在《山陰道上》一書中,有一篇文章題為《這一代人的愛情》。文中提到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楊振聲還就此現象寫過一篇文章《釋鰥》,在聯大教授圈子中流傳。教授之間,互相開玩笑,或自嘲,或作詩,玩一些文字游戲,這也是抗戰時期緊張生活的一種調濟。
這里講一講陳岱孫先生終生未娶的逸事。
唐師曾在《一諾千金》一文中說:「岱老一生符合世俗關於偉人的所有定義。既為偉人,世俗的毀譽褒貶便接踵而至,追隨一生。學問之外,同學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諾千金的夕陽武士,在這個千金之諾隨意打破,愛情像政治逢場作戲的世界裡,簡直是個亘古神話。」學生議論老師的人生經歷和婚姻戀愛,是自然事,多半在宿舍的卧談會上進行,有捕風捉影的成分。
據高年級同學講,70多年前,風華正茂的岱老和同學周培源同時愛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婦女」。雙方擊掌盟約,將來誰先得博士誰娶其為妻。於是兩位翩翩少年同時留學歐美。岱老在哈佛苦讀四年終於獲博士學位,他歸心似箭,當即買船票輾轉回國,可功虧一簣,人到北京才發現,「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已被人略施小計捷足先登。據那些篤信愛情至上的學兄講,岱老因此終身未娶,獨善其身,從27歲活到97歲。
唐師曾的這段文章中有不少傳言,有傳奇色彩。事情真相只有一個,那就是「終身未娶,獨善其身」。陳岱孫終生未娶在許淵沖的文章中是另一種版本:陳岱孫和周培源在美國留學期間同時愛上一個女同學,回國後這個女同學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陳岱孫就終身不結婚,但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陳岱孫沒有子女,於是他的好友周培源、馮友蘭等的孩子都叫他「陳爸」。
據許淵沖的回憶,在西南聯合大學教學時,陳岱孫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筆挺,講起課來頭頭是道,娓娓動聽,要言不煩,掌握時間分秒不差,下課鍾聲一響,他也剛好講完。有一次他講完了課還沒敲鍾,後來一查,原來是鍾敲晚了。
陳岱孫40多歲在聯大上課,是一個鑽石級的王老五,讓很多女生怦然心動。可見他的魅力。不少聯大女生談戀愛,沖著陳岱孫這樣的標准,希望能找到像陳先生這樣的男同學。
王曙光這樣評價陳岱孫:「他一生淡泊,孤獨,終身未娶,將全部的精力貫注到教書育人之中,對他而言,教書不僅是安身立命的職業,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詮解方式,這種詮解幾近一種宗教式的虔誠和投入。」讓我們記憶這位孤獨而神秘,高貴又超脫的學者,他的一生,不同凡響,使人忘卻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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