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歷史研究方法

Ⅰ 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研究方向

1．史學理論
研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歷史理論，同時深入把握當前西方最新的史學理論與方法。重點探討歷史本體論、歷史知識論、歷史方法論問題。
2．中國史學思想史 研究中國史學思想的演變及特點，側重探討中國史學理論研究領域中的前沿問題，包括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歷史客觀性問題，歷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歷史學的自主性問題，歷史學的危機與出路等。
3．中國古代學術文化
研究和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發展狀況和發展規律，特別突出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系統研究，並結合近人的批判與反思著力探求其對現代中國學術的啟示。 4、 20世紀中國學術史 系統和深入研究五四以來史學流派的治史路數、優劣異同，結合20世紀中國的幾種主要的史學思潮，把握現代史學發展的線索和趨勢。

Ⅱ 歷史學科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都有哪些

主要史學理論和史學研究法總結
一.主要史學範式(史觀)
史學範式是史學家研究歷史的范型和模式，是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統一，也是史學觀點、史學范疇和史學方法等有機集合體。高中新課標程式下的史學範式已從單一走向多元，由傳統單一的階級斗爭範式(或稱革命史範式)，發展為階級斗爭範式、文明史範式、整體史範式(亦稱全球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等四種史學範式。這些新的史學範式，提高了歷史研究的框架性認識.
1.文明史範式(通史順序)
文明史範式認為:人類歷史從本質上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及其人類自身的文明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人類創造、積累文明的過程及其所獲得的成果是歷史的基本內容。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交替促進、共同發展。
例:請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歷史事實來分析「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共同發展。」?
2.全球史範式(經濟一體化全球化)
全球史觀，又稱整體史觀。他們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從分散發展到整體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重視交往、強調交往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條主線，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分散走向整體發展的決定因素。
例:請分析16世紀到19世紀的歐洲是如何加強與世界各地區交往的?並以此分析其對歐洲及世界發展的影響。
3.近(現)代化範式
現代化是以商品經濟為特徵的工業文明取代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農業文明的結果，它主要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領域的理性化和科學化。
例:請從現代化範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的歷史，以此說明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化的發展。
4.革命史範式(階級斗爭)
革命史範式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理論範式。其理論基礎源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在階級社會里，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該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階級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便能把握住歷史發展中最本質的內涵，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
例:請從革命史範式出發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歷史(提示:分析社會主要矛盾)

Ⅲ 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基本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幾種：

1、考據法，即搜集和考證材料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2、計量史學，通常通過一些統計的數據進行計量，然後得出一些結論

3、口述史學方法，也稱口碑史學、口頭史學等，是運用現代化的手段收集人們口述的歷史資料，用來研究歷史的新學科。口述歷史學是歷史學與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實地調查的學科相結合的產物。

4、比較史學，是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的比較來加深、擴大和驗證對歷史的認識的一種方法。

5、心理史學方法，又稱「心理歷史學」，西方「新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汲取心理學的某些理論、原則和方法，探究世界歷史進程中人類的各種活動，從「心理」的視角豐富和完善歷史認識的能力，提高歷史研究的科學認識水平。由精神分析學大師弗洛伊德所開創。

6、跨學科史學方法，跨學科學是以學科間有關的共同問題為研究對象，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促進學科技術全面協調發展的新學科。現代科學發展的突出特點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一方面，學科劃分越來越細，分支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解決日益復雜的許多重大問題又需要多學科的配合和綜合，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相互結合，不斷涌現與傳統學科分類迥異的新學科。

(3)中國傳統歷史研究方法擴展閱讀：

歷史研究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研究方法。這一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具備的優勢。譬如，人們通常對過去的事情感到有興趣，而興趣對於研究者來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歷史研究有彈性，也就是說，它無需固定的時間，也不受人事因素的限制。

它能充分結合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因而有利於研究的開展。但是，歷史研究也有局限性。因為歷史具有不可復驗性。因而無法確定在新的情況下是否會有同樣的結果發生，是否會得出與舊情況下相同的結論。此外，歷史資料往往難以搜集完整，其本身的有效性難以判斷。這些局限性恐怕是與人自身的局限性相關的。

參考資料：歷史研究法-網路

Ⅳ 如何評價錢穆

錢穆老師是一個完全自修成才的舊學學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內容，單憑《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諸子系年》等幾本歷史研究者不可不讀的著作，錢穆之於中國史學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一、史學思想

錢穆的史學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文化的內在動力」的作用，也就是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在研究一個歷史問題的時候，是不能單純將目光局限在社會變化的層面，仍要注意文化層面的影響。比如我們在研究東漢光武政權的建立時，通過比較，看出當時並立群雄中，最注重文化發展和任用士大夫的就是漢光武帝。除去社會經濟層面，文化發展一樣在左右著歷史進程的進步。這些觀點的發源，都來源於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錢穆老師。而這種思想文化內在動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國大陸這個被唯物史觀統治的地區，最迫切需求的東西。

除此之外，錢穆老師從未接受過現代的大學教育，甚至中學都沒有畢業，所以一直沒有全盤接受西方的史學研究思想。這在民國時期，是一股與五四潮流想逆的巨大力量。胡適、梁啟超主張的全盤西化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學模式，否認中國傳統歷史研究方法，影響了一批後代文人，比如以李慎之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學者。錢穆老師的存在，一直在向後代文人傳達傳統思想的重要性，為「舊學」思想保留了無數璀璨精華。其實，隨著學術的進步，中國東方傳統歷史研究方法與西方模式的矛盾越來越少，完全可以並存。作為五四餘波中的時代逆流，是錢穆老師當年的不懈努力，才保存下來東西文化繼續碰撞融合的希望。這方面看，錢穆老師是一個承前接後的文人。

著作方面，單獨拿出《國史大綱》來說。這本書以教科書體例寫就，但說實在話，作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這並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但不妨礙其成為一本偉大的著作。之所以說它不是一個好的教科書，是因為其中內容講的太簡略，並不適合一門歷史初學者來讀，起不到史料積累的作用。但《國史大綱》之所以流傳於世，在於其中錢穆老師對當時諸多思想者史學觀點的總結提煉，書中諸多地方有對陳寅恪、呂思勉等專門學者觀點的討論，只是他本人並沒有明確指出。這是一本綜合性論集，想看透《國史大綱》，如果沒有一定的積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人無完人。錢穆老師的學問也有其問題，也有許多被探討批判的地方，這是每個學說必然會經歷的事情。對《國史大綱》的批判，可以從史料、邏輯的方面出發，我們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繕」，讓學說逐漸完善，而不是「打倒」，讓其遺臭萬年。而單純地扣帽子，評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為。

一些曾經批評《國史大綱》的人，例如胡繩，在晚年都對自己曾經對《國史大綱》的指摘進行了反思。讀不出精華，應該先從自己身上反思。這種自視甚高的情況很多，有諸多學者評論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言之無物，我只能說，某些人眼中的言之無物，只是有眼無珠罷了。

我們不必討論錢穆老師在史學某一特定領域的貢獻，在知乎也沒有必要說那麼細。就單憑思想史觀、承前啟後、著作傳世這三點，就已經足以支撐錢穆老師的史學思想成就。

二、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創立於1949年，當時環境及其艱難窮困，錢穆老師為了籌集辦學資金四處奔走，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還幾次身陷險境，差點喪命。而新亞書院以宋明書院之講學精神，配以西洋大學的導師制度，所授知識貫通東西，不可不說是當時中國教育之奇葩。

新亞書院的幾位老師，如錢穆、張丕介、唐君毅、饒宗頤、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教出的學生更是有餘英時、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漢學的中心之一，構成歐洲、美國、台灣、香港四個核心的落腳點之一，享譽全球。可惜，本應執世界漢學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學，地位卻一日不如一日。

作為第一任校長的錢穆老師，能教書，亦能辦學。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響，可以說是有功無過。

三、為人處世

文人相輕，而錢穆老師卻從不輕視他人。錢穆老師修習學術的「雅量」，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

辦學、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勢必經受社會的考驗，這考驗可能是質疑、批評、辱罵，可也能是贊揚、追捧、盲從，錢穆老師鼓勵後學懷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種批評質疑，這就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雅量」。這種為人處世的心態，一直是我個人從事學術中秉持之信念，並已經在知乎上有所述說。

但這種開放的態度，不同於接受一切的意見。當有些概念相左之時，錢穆老師依舊會堅持自己認為更可靠的觀點，並與對方理智探討。

他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寫下的幾句話，更是顯出其才氣磅礴、文筆勁悍的英姿。振聾發聵，乃一切史學研究者必熟記之訓誡。
四、總結
所學尚淺，無法對錢穆老師做出什麼一句話的評論，就借引其得意門生余英時先生的話，來為本文之總結：
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Ⅳ 研究中國傳統史學的基本方法的代表是

d,文獻是一切歷史學的基礎

Ⅵ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歷史地理學作為真正科學意義上的學科在中國存在的時間只有一個世紀左右，傳統的沿革地理還不是真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因此，當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還有繼續探討的空間。歷史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時間尺度、人地關系的空間尺度，決定了其所涵蓋的領域涉及了人類文明史的全部方面，因此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極其廣泛，除了歷史學與地理學的綜合與交叉外，不同的地理要素還會涉及其他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手段。主要研究方法有如下幾種：
1.歷史文獻研究法。
2.田野考察法。
3.識讀各種現代技術繪制的地圖或拍攝的圖片。
4.田野考古與環境考古方法。
5.孢粉分析與古植被和古地理環境研究法。
其它還有統計計量法，數理模型法，碳14測定法，熱釋光法，古地磁法，樹林年輪判讀法，重花分析法，物候分析法，GIS技術等輔助方法。

Ⅶ 中國傳統史學對現代史學是否有貢獻

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的範式轉換發軔於20世紀初，突顯於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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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動了這一轉型，促生了現代史學。顧頡剛雖是在五四時期介入這一轉型過程，但他藉助時代潮流，運用新的觀念，為現代史學範式的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與胡適等人一道努力從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縛下的舊學術觀念，為現代史學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礙。他提倡懷疑精神，鼓勵獨立思考，反對盲信盲從古代聖賢，宣傳科學的研究方法，促進了現代史學觀念和方法的廣泛傳播。他身體力行地在古史研究領域實踐現代史學觀念和方法，為中國現代史學範式的確立進行了艱苦的探索。
首先，從整體上看，顧頡剛的古史研究突破了傳統史學，表現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他運用「歷史演進的方法」對古史傳說經歷的考察和研究，使中國的古史研究走出了以「記述」為主要特徵的傳統史學範式，為正在建立的以「解釋」歷史為特點的現代史學範式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盡管他一再強調是在為史料和史書的考辨做一些具體的工作，但對現代史學的理解和認識使他的研究沒有囿於史料、史書的考辨，沒有停留在單純的「疑古辨偽」上。他的研究繼承了傳統史學的考證和經學的辨偽傳統，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探索和解釋古史傳說演變的原因。顧頡剛雖沒有寫出完整的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通史性著作，也沒有系統論述其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論著，但他從1920年代初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到1930年代對中國古史進行總體思考，以及對中國古史的重新深入研究，都體現了一種不同於以往傳統研究範式的新思路。他的《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以及《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等一系列關於古史的論著，為人們拓展了從思想觀念、傳說演變的角度深入考察和研究古史的新視角、新領域，開了中國現代史學史上思想觀念、學術發展演變史研究的先河。
其次，「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顧頡剛運用進化史觀考察記載中的中國古史得出的結論，是現代史學的產物，也是其一生研究古史的核心觀點。「層累觀」所包含的歷史認識論的意義在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別了記載的歷史與客觀的歷史，使他敢於對古書記載的古史進行質疑。他認識到文獻記載的古史受時代和人為的影響和限制，很容易摻雜記載者本人的感情、習俗文化和道德評判標准等主觀因素。所以，他指出：「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跡來」不是「穩妥的辦法」；「相信經書是信史，拿經書上的話做標准，合的為真，否則為偽」，更不足取。這類認識在今天已成常識，在當時卻難能可貴。二是在此基礎上把研究的重心從探討客觀的古史究竟如何轉到研究文獻記載中古史的傳說、演變的經歷之上，即進一步去考察客觀的古史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的觀念中是如何演進變化的。他認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雖是求真，但「求真」條件不充分時，不能「強立一尊」或「強求一真」，主張「不立一真，惟窮流變」。這種歷史認識論上的洞見至今仍有價值。
再次，顧頡剛的研究態度和方法體現了現代史學重科學重證據的特點。他對舊古史系統的大膽質疑適應了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需要，因而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但從他的研究實踐來看，這種轟動的社會效應並非他刻意所求。他質疑舊的古史系統是因為它缺乏充分的史料證據。當一些人提出請他建立一套新的古史系統，他不敢應承，理由同樣是由於感到史料和證據缺乏。可見，他的古史研究是嚴謹的，不是迎合形勢需要的應景之作。在研究中他力求保持沒有證據和史料寧可闕疑也不隨意下結論的態度，這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研究方法上，顧頡剛還率先運用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拓寬古史研究的思路。這充分體現了現代史學利用多種學科輔助歷史研究的特點。他把民俗學、地理學、地質學，以及傳說、故事、戲劇等研究引入古史研究，從而得到許多新的見解和認識。他說，他注意對「古史傳說經歷」的研究就是受民俗學研究故事方法的啟發。
在20世紀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顧頡剛是現代史學建設陣營中觀念更新、研究實踐創新的一位學者。盡管他的古史研究有這樣那樣的局限，但其指導思想、整體思路、研究態度和方法都明顯地區別於傳統史學，在中國史學現代化進程中具有現代史學「典範」的意義，其開新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Ⅷ 如何研究歷史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只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只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歷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歷史、舊傳統，只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歷。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只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標題為編者所加。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由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匯集而成，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及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6個分題言簡意賅地論述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大意與方法。為作者此後30年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視為錢穆先生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的簡要敘述。）

Ⅸ 中國歷史研究法的作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17歲中舉人。會試不第，從康有為學，倡導維新變法，為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變法失敗後，潛居國外，在日本創立《新民叢報》等。辛亥革命後，出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等職。後又與蔡鍔等組織護國軍討袁。後棄政治，治學術，在清華大學任教，並著述不輟，臨終前還為辛棄疾做年譜。梁啟超大力宣傳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對晚清文學有許多方面影響。他的學術貢獻也很大。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傑出的史學家，他不僅致力於具體的歷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視史學理論的探討，寫出了一大批史學理論著作。他於1921年在南開大學講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華研究院講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理論的經典著作。 梁啟超認為歷史是「人類社會之賡續活動」，是發展變化的。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人之生命極短，人類社會之生命極長，社會常為螺旋形的向上發展。」梁啟超是進化論的革命論者，他從歷史的發展中看到了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連續性。他認為，只有這種連續的人類活動才能構成歷史，才是研究對象，而那種在空間上「含孤立性」，在時間上「含偶合性斷滅性」的活動，「皆非史的范圍」。雖然梁啟超的結論絕對了一些，但他把歷史看作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連續過程，比用靜止的觀點看歷史的舊史學家要高明多。
梁啟超還強調對因果關系的探討。他認為研究出的某一歷史活動的那個「總成績」就是「果」，這個「果」必然是另一活動的「因」。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夫成績者，今所現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績以為因；而今之成績又自為因，以孕產將來之果；因果相續，如環無端，必尋出因果關系，然後活動之繼續性可得而懸解也。」梁啟超在同時也看到了歷史現象的復雜性，一因多果，一果數因，除縱向的因果關系外，還有橫向的因果關系，同一時代的某一活動和其他活動有因果關系，這一地區的活動和別的地區的活動也有因果關系。正因梁啟超強調歷史的總體性、連續性和因果關系，所以他在史著中特別推崇通史，在史家中特別推崇「通人」。他在這兩部著作中，用了很大篇幅來敘述能貫通古今的各種專史的寫法。他認為舊史體中只有能反映出事物全貌的紀事本末體為最好，史家則必須成為德、學、識、才皆佳的「通人」。
梁啟超很重視歷史研究的目的性，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寫道：「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歷史。」他認為西方史學所鼓吹的為歷史而研究歷史的觀念，在中國從來沒有。中國史家向以歷史為載道的工具，社會在進化，「道」也在變化，因而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可能凝固不變。舊的史學研究只是為了少數統治者提倡「資鑒」，而現代史著則「為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以達到「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的目的。這就把史學服務對象大大擴展了一步。
梁啟超又非常強調史實的客觀性。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論及史家四長時，主張以德為首，而「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真實」。所謂真實，舊史「對於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因而誇大、附會、武斷都是要不得的。史家應提倡實事求是，對舊史不可輕信，「十之七八應取存疑態度」。
梁啟超在論及歷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實的客觀性時，與舊史學家不同的是，他更看到了二者之間存在的矛盾，並試圖從史家的主觀方面去找原因，找解決的辦法。這與傳統的舊史學家相比更要高出一籌。
梁啟超在回答誰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時說： 「若把幾千年來中外歷史上活動力量強的人抽去，歷史到底還是這樣與否，恐怕是問題了。」「試思中國全部歷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面當如何？」然而僅僅看到這一層是不夠的，他提出了「歷史的人格者」這個概念。所謂的「歷史的人格者」，按梁啟超的解釋，是指在歷史中起主動作用而能影響社會的人物。這些「歷史的人格者」，其數量古今不同，在「文化愈低度」的時代，這種人愈少，「愈進化則其數量愈大」，「今後之歷史，殆將以大多數之勞動者或全民為主體」。故「歷史即英雄傳的觀念，愈古代愈適用，愈近代愈不適用也」。換言之，在古代是英雄創造歷史，今後是人民創造歷史。此外，梁啟超在論及英雄人物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時勢與英雄的關系時，也得出了與傳統舊英雄史觀不同的結論。他認為，雖然從現象上看似乎一切史跡皆少數人創作的結果，很少數傑出人物背後卻不能沒有「多數人的意識」在發生作用。「首出的人格者」和「群眾的人格者」是相輔相成的。研究歷史的奧秘在於少數的個性何以能擴充成為一個時代一個集團的共性，以及一個時代一個集團的共性何以體現在少數人的個性之中。為此，梁啟超特別提出要注重研究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因素，認為這是「史的因果之秘藏」地。
歷史是一門實證科學，歷史資料的有無和其真實與否是能否得出科學結論的重要因素之一。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梁啟超特別重視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把史料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字記錄的史料，如史部書籍、有關文件、逸書、金石銘文等；另一類是文字記錄以外者，如現存實跡、傳述口碑、古物等。但這么多的史料往往散布各處，必須用精密明敏的方法才能搜集到。他特別推崇歸納法，並以大量篇幅介紹它。梁啟超還十分重視史料的鑒別，他指出「史料之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與傳統史學不同，他對史料的理解十分寬泛，把史料區分成兩種12類，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中，梁啟超還提出了具體的搜集史料和鑒別史料的方法，書中列出辨偽公例12條，證明真書方法6條，偽事由來7條，辨偽應採取的態度6條。雖然梁啟超的史料學理論和方法還有很多不足，但畢竟跳出了傳統舊考據學的框框，使近代史料學得到很大發現。
搜集和鑒別史料固然重要，但「善治史者，不徒致力於各個之事實，而最要著眼於事實與事實之間，此則論次之功也」。所謂「論次之功」，就是撰寫歷史的方法。在梁啟超看來，史事之間相互關聯，息息相通，不獨一國的歷史是整個的，世界的歷史也是整個的，這就要求史學家能夠提綱挈領，用極巧妙的方法反映出歷史事實。要想做到這點，史學家要闡明社會與時代背景，理清事件的眉目，說明事實的因果關系。當然，由於歷史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二者所適用的因果律也有差異，這正是歷史難以把握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史學家發揮作用的方向所在。為了使讀者學會研究歷史的因果關系，他列出程序：先畫一「史跡集團」為研究范圍，即確立研究范圍，然後搜集鑒別史料，注意集團外史事的影響，認取各該史跡集團中的「人格者」，深入研究史跡中的心理因素和物質因素，並估量二者最大的可能性，尋找事件發生的導火線、原因和結果。在論述這些程序時，他並列舉出大量實例，從而加強了說服力。《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之後，風行一時，在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日本史學家桑原騭藏著《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文，雖然糾正了梁的不少錯誤，但對於梁的整本書評價較高，由此可見梁啟超此書的影響之大了。
在其《補編》寫就之前1922年12 月，梁啟超在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的一次講座上，他對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進行「修補」，修補的內容主要有三處：其一，歸納法只適宜整理史料，不適宜研究史學，研究史學要靠直覺；其二，因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而歷史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其三，他認為歷史現象中人類平等觀念和「文化共業」是進化的，其餘則是按照「一治一亂」的方式循環著。由於這三點正是《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精華所在，對它們的「修正」，便意味著對全書基本觀點的「修正」，這反映出其歷史思想的退步。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義及其范圍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說史料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第六章 史跡之論次
附錄一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 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 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
第三 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
附錄二 中國史敘論第一節 史之界說
第二節 中國史之范圍
第三節 中國史之命名
第四節 地勢
第五節 人種
第六節 紀年
第七節 有史以前之時代
第八節 時代之區分附錄三 新史學中國之舊史
史學之界說
歷史與人種之關系
論正統
論書法
論紀年……

Ⅹ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