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的方法體系總的說來包括三個層面,即哲學方法的層面,科學方法的層面,專業方法的層面。
1、哲學方法的層面。哲學方法是在總體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具體學科都具有指導的意義,因此哲學方法是文學理論方法體系的最高層次,也是這一體系的理論基礎,它包括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邏輯的與歷史的相統一的方法,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等等。
2、科學方法的層面。這是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逐漸形成的方法,以其橫斷性和交叉性而為文學理論所吸收和借鑒,它處於中間層次而對文學理論准確地把握研究對象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突變論、耗散結構理論、模糊數學理論等方法。
3、專業方法的層面。這是適用於文藝學自身專業特點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從自身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傳統方法,如賞析方法、考證方法、評點方法等,也有從其他學科中移植過來,後來逐步固定下來的方法,這些方法比較具體,也最接近文藝學的研究對象,如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
總之,上述幾種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論背景和操作原則,在把握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時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徑,顯示出自己的優長之處,同時它們又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的建設方面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因此都值得重視,值得借鑒和吸取,而在具體操作中最佳的選擇是對其加以融會貫通和綜合利用。
首先,要堅持整體的、綜合的研究視野。其次,要正確處理好文學的審美規律與其他規律之間的關系。再次,要堅持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相結合。然後,要堅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統一。
(1)國外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擴展閱讀:
文學理論的現代發展
文學理論的自主性,在於理論自身的學理建設。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是中國文學理論比較全面地建立自身學理的時期,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時期。
在文學理論學理的探索、建構中,無疑,西方文學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中的西化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審美研究、作品形式、結構等因素的內在研究,和那時中國美學問題的大討論,都對中國文學理論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時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對現代文論傳統進行了有批判的吸收,並且力圖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景象,新說屢起,佳作迭現。文學理論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構舊說的基礎上出現的,同時又是新的建構。
因此,這十多年的文學理論,不是一味的解構,不是一味地聽從外國人說話,不是把外國人的文學理論進行簡單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鑒的基礎上,對文學理論既有改造,又力圖有所創新,並且卓有成效地創立了一些新的文學理論范疇。
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文學理論在不斷地走向邊緣化,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應當承認,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真正的理論創新,自會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構與建構,正是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體現。
⑵ 3、 比較文學有哪些基本類型,它們在理論和方法上各有什麼特徵 4、 如何理解和掌握可比性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
概述
比較文學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學者諾埃爾和拉普拉斯合編的《比較文學教程》(1816)中,但該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與理論。使這一術語得以流行的 ,是法國文學批評家、巴黎大學教授維爾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講授中世紀和18世紀法國文學課時,曾幾次使用「比較文學」和「比較分析」等術語,兩年以後他將題名為《18世紀法國文學綜覽》的講稿出版。1865年後,「比較文學」作為專門術語而被普遍接受。
編輯本段發展
19 世紀70年代後,比較文學在歐美各國有了很大發展,其中心在法國。1931年法國保羅·梵·第根的著作《比較文學論》,第一次全面總結了近百年來比較文學發展的理論和歷史,主張把文學研究劃分為國別文學、比較文學、總體文學三大范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鑒》在美國創刊,按年總結比較文學發展的成績與問題。
編輯本段側重
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並重。 在中國,魯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廣泛比較研究過各國文學的發展,如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茅盾的《俄國近代文學雜談》等。20世紀30年代中國開始介紹外國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理論 。陳銓的《中德文化研究》 、錢鍾書的《 談藝錄》、朱光潛的《詩論》等,在某個方面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奉獻。7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在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成績斐然。 產生於19世紀的比較文學,是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即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文學與文學,或者文學與其他的藝術形式、意識形態的關系的新型邊緣學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著眼,充分揭示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民族文學所持有的發生、發展的過程,探索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乃至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比較文學的任務。 歌德是比較文學的先驅。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兩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國文化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後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較,找出異同及緣由,以找出共同的規律。
平行研究
這種對各民族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由於其研究的對象是彼此之間並無直接影響交流的各民族文學,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因此,被稱為比較文學中的另一大類——「平行研究」。又由於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倡與實施的,故又被稱為「美國學派」。20世紀60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雷馬克教授,其給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最被學界稱道:「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一定義,除了強調對並無相互影響或聯系的各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較文學外,它還提出了比較文學還應包括對文學與其他學科或信仰等「表現領域」的關系研究,即被學界稱之為「跨學科」研究,也屬比較文學。
說法提出
「比較文學」這個說法是法國的學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在當時的歐洲,由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各國學者都致力於各自民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從社會背景,作家生平來詮釋作品,也就是所謂「知人論世」的套路。後來,法國的學者卻認為僅僅對國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夠的,文學的研究應當跨越國族的界限。德國的大詩人歌德(J.W.Goethe)支持這種超國界的視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國學者的「比較文學」還是歌德的「世界文學」,著眼點都在歐洲,這是需要說明的。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從事的是一種「影響的研究「,關心的是一個國族的文學怎樣被另一個國族的文學家接受,模仿和創造性地轉化,追溯和清理文學跨越國族疆界旅行的軌跡。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西洋歸國的作家學者如梁宗岱、錢鍾書、陳銓等人都曾努力推動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遺憾的是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停滯,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虧台灣和香港的學者不曾因政治的負面影響而使研究有所中斷。二戰以後,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了所謂「平行的研究」,即國別文學之間即使沒有發生過關系,照樣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所以莎氏比亞可以和湯顯祖比較,《紅樓夢》可以和《源氏物語》比較。比較文學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學科,比如文學與音樂、與哲學、與宗教、與心理學甚至數學,都可以進行比較。中國的古詩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麗意象,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據說無非是在用文字圖解幾何學中的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騷人遙駐木蘭舟」和「萬戶搗衣聲」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動,所以可以給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又開始朝比較文化研究轉向,比如所謂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性別批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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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比較文學都有哪些著名理論
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比較文學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學者諾埃爾和拉普拉斯合編的《比較文學教程》(1816)中,但該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與理論。使這一術語得以流行的 ,是法國文學批評家、巴黎大學教授維爾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講授中世紀和18世紀法國文學課時,曾幾次使用「比較文學」和「比較分析」等術語,兩年以後他將題名為《18世紀法國文學綜覽》的講稿出版。1865年後,「比較文學」作為專門術語而被普遍接受。
19 世紀70年代後,比較文學在歐美各國有了很大發展,其中心在法國。1931年法國保羅·梵·第根的著作《比較文學論》,第一次全面總結了近百年來比較文學發展的理論和歷史,主張把文學研究劃分為國別文學、比較文學、總體文學三大范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鑒》在美國創刊,按年總結比較文學發展的成績與問題。
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並重。
在中國,魯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廣泛比較研究過各國文學的發展,如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茅盾的《俄國近代文學雜談》等。20世紀30年代中國開始介紹外國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理論 。陳銓的《中德文化研究》 、錢鍾書的《 談藝錄》、朱光潛的《詩論》等,在某個方面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奉獻。7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在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成績斐然。
產生於19世紀的比較文學,是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即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文學與文學,或者文學與其他的藝術形式、意識形態的關系的新型邊緣學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著眼,充分揭示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民族文學所持有的發生、發展的過程,探索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乃至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比較文學的任務。
歌德是比較文學的先驅。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兩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國文化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後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較,找出異同及緣由,以找出共同的規律。
什麼是比較文學呢?讓我們先從發生在中國文學史上並持續達千年之久的一樁「公案」談起,並循此步步走近並認識比較文學。
遠在唐代,就有人對南朝時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所寫的「許彥鵝籠」故事的來源作過研究。「許彥鵝籠」故事說的是,陽羨(即今江蘇宜興)地方一個名叫許彥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歲的書生,這位倒在路邊的書生聲稱腳痛,要求坐進許彥的鵝籠里。許彥以為是說著玩的,誰知書生真的入籠與雙鵝並坐,而許彥提起鵝籠竟不覺得重。等走到樹下休息時,書生出了鵝籠,說要設宴答謝許彥,說完就從口中吐出美酒佳餚來款待許彥。過了一會,又從口中吐出一位芳齡十六的美女來陪伴宴飲。又過一會,書生酒醉睡著後,此女子竟從她口中也吐出一個二十三、四歲的男子來作伴。許彥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際,書生卻象要醒的樣子,美女忙又吐出絲綿屏風來遮住,並同書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卻從他口中也吐出年約二十的女子一道飲酒嬉戲。過了許久之後,聽到書生響動聲時,此男子忙將二十歲的女子吞入口內;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後,也忙吞入那男子,並獨對許彥而坐。書生起來後,就次第吞下美女與各種餐具,然後留下一個大銅盤給許彥留作紀念,並告別而去。
晚唐時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的詩文家段成式,在他於九世紀中期寫成的《酉陽雜俎》一書中,通過與印度佛經《譬喻經》中的「梵志吐壺」比較後就曾說過:「釋氏《譬喻經》雲: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後來,還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魯迅,才對這一「公案」作了透徹明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段成式已謂出於天竺(即古代印度)……當又為梵志吐壺相之淵源矣。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入籠子中事,尚雲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為中國之書生。」魯迅說得極對,這一故事源自印度,隨佛經傳入中國後,開始還說這是外國道人,如晉代荀氏所作的《靈鬼志》中說:「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到了南朝吳均手裡,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純為中國的人、事與地點了。當然,這種「蛻化為國有」的過程,一直綿延到現當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灣作家張曉風的小說《人環》,就進一步將許彥鵝籠的故事,演變為有心理活動、環境襯托與細膩描寫的當代小說了。然而,其題材、基本故事情節與主要人物關系,依然如故。
象魯迅與段成式二人,對中印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作品進行的這種研究,比較其相似,追溯其淵源,探究其聯系與原因,實際上就是一種比較文學的研究。由於各民族的文學之間,在歷史上存在著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聯系,因此就出現了如下文學現象:日本的古典小說《源氏物語》中,就運用了不少中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作;我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能七十二變,就吸收了印度佛經中神猴哈奴曼會三十六變的成分,孫悟空大鬧天宮又發展了印度佛經《賢愚經》中頂生王鬧天帝宮殿的故事;相傳李白首先創作了《菩薩蠻》,但據考證,《菩薩蠻》是古代緬甸的樂調,經雲南而傳入中原;更早的《楚辭·離騷》,開頭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這難以理解的「攝提」、「孟陬」等詞,有的專家研究認為,它們是從國外傳入的星座譯名,極可能是希臘文,也可能是撒馬里亞語等。這類研究,由於主要是尋溯不同民族文學之間交往聯系,研究其淵源、媒介、流傳、翻譯、接受等等的影響事實,所以就叫它為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這一類研究,一百年前興起並盛行於法國、德國,並一度還曾主宰了比較文學的全部領域,因此「影響研究」的成績可謂碩果累累,有關「影響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也較成熟完備。凡著重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張研究各民族文學現象之間確實存在的影響事實聯系,因此對持有這一觀點的學者及其方法,大家習慣稱之為「影響研究」學派。又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爭論中,其爭論的一方多是法國學者,故又被稱為「法國學派」。這一學派對比較文學的認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亞對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較文學論》一書中說:「真正的『比較文學』的特質,正如一切歷史科學的特質一樣,是把盡可能多來源不同的事實採納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是擴大認識的基礎,以便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而基亞於20年後出版的《比較文學》中說得更明白:「比較文學就是國際文學的關系史。比較文學工作者站在語言或民族的邊緣,注視著兩種或多種文學之間在題材、思想、書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滲透。」
然而,無論在中外文學還是各國文學之間,也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還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或是文藝思潮、流派和運動之間,都還存在著眾多的並無影響事實聯系卻又十分相似的情況。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過無聲之美:「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無獨有偶,英國詩人濟慈在他的《希臘古瓮頌》中也寫道:「聽得見的聲音固然美,聽不見的聲音則加倍幽美。」同為抒寫對意中人的傾慕之愛,明代《樂府吳調》中有一曲寫道:「變一隻綉鞋兒,在你金蓮上套;變一領汗衫兒,與你貼肉相交;變一個竹夫人,在你懷兒里抱;變一個主腰兒,拘束著你;變一管玉蕭兒,在你指上調;再變上一塊香茶,也不離你櫻桃小。」而歐洲的詩歌、小說也常有這類描寫,古希臘的詩人寫過:「願變為心上人的口邊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紀劇作家羅哈斯民劇中也寫過:「願變為意中人腰間之帶。」甚至在德國文學中還寫過:「願變為心上人身邊的跳蚤與虱子。」還有一些作品,不僅人物性格相似,連反映性格的細節也幾乎一樣。法國古典主義戲劇家莫里哀的名作《慳吝人》中的阿爾巴貢,同中國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都同樣愛錢「勝」命,慳吝而無情,如阿爾巴貢要掐掉兩支蠟燭中的一支,才稱心如意;而嚴監生要滅剩油燈芯中的一根,才咽氣罷休。
在白居易與濟慈、明代《樂府吳調》與歐洲古代戲劇、《慳吝人》中的阿爾巴貢與《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等之間的異同,並非彼此有過「影響聯系」,而是作家們在各自民族的現實生活中觀察、體驗與加工塑造的結果。要說受到「影響」,倒是在東西方各自文化體系與文學傳統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頭。如嚴監生之前的元雜劇《看錢奴》中的賈生,就同嚴監生臨死前的吝嗇勁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賈生要兒子舔盡沾了油漬的手指方肯咽氣;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儉吝老人」,甚至戰國時《商君書》中的「東郭敞」,都是以愛物勝過愛人的吝嗇與貪欲而影響後世。同樣,莫里哀塑造的阿爾巴貢,可上溯到古羅馬劇作家普拉圖斯的喜劇《一罐金子》中的守財奴,和更早的古希臘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論文《性格論》,因為論文里勾勒出了吝嗇人的性格類型。崇尚古典主義並又熱衷於從古希臘羅馬文學中汲取創作題材的新古典主義作家莫里哀,受其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連他本人也直言不諱。因此,在研究這二者相似的問題上,就要撇開影響研究而從經濟、政治和社會歷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規律。通過對阿爾巴貢與嚴監生這組中外文學形象的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發現:貪欲與吝嗇盡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資本降世之時,由於金錢漸漸成為取代封建社會等級與特權的一尊「至聖」,於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現的那批商人資產者身上,吝嗇就是他們積累財富與貨幣的一種手段,又同他們拚命獵取剩餘價值的貪婪與世俱存,從而構成了他們性格習慣與心理狀態的一大特徵:吝嗇到將一錢一物都視為一本萬利的萬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為中外文學史上的不朽藝術形象。
這種對各民族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由於其研究的對象是彼此之間並無直接影響交流的各民族文學,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因此,被稱為比較文學中的另一大類——「平行研究」。又由於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倡與實施的,故又被稱為「美國學派」。20世紀60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雷馬克教授,其給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最被學界稱道:「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一定義,除了強調對並無相互影響或聯系的各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較文學外,它還提出了比較文學還應包括對文學與其他學科或信仰等「表現領域」的關系研究,即被學界稱之為「跨學科」研究,也屬比較文學。
如將心理學、生理學的「通感」說來研究文學創作中的修辭手法,就可視為一種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了。對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寫?無聲的景物又如何描繪?夜空的星星夠多也夠亮晶晶的了,詩人們又作過什麼出色的抒寫?而一般的批評家又作何評說?宋代詩人宋祁寫的《玉樓春》中有「綠陽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用一「鬧」字形容無聲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漁卻批評道:「此語殊難著解。爭斗有聲謂之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余實未之見也。鬧字可用,則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詩人蘇軾則更進一層,他在《夜行觀星》中寫無聲的星星也說「小星鬧若沸」。同樣,清代的大學士、總纂了《四庫全書》的紀曉嵐也說此句不好,還批註為「似流星」。
無獨有偶的是,這種把無聲的事物寫成有聲的佳句,在西方文學中也有:19世紀義大利詩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寫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嘖嘖喳喳象小雞兒似的走動。」18世紀的聖·馬丁(Saint Martin)也說:「聽見發聲的花朵,看見發光的音調。」
以李漁、紀曉嵐之見,這些寫法都違背了常識,因為無聲的繁星怎麼可能有聲呢?是寫錯了。但是,心理學與生理學告訴我們,人的感覺會有「感覺挪移」的現象,叫「通感」。即視覺、聽覺、嗅覺、觸覺與味覺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顏色似有形象,冷暖會有重量,氣味變有鋒芒。如:臭氣刺鼻,高音區響亮,顏色有冷色熱色之別等。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類特徵的擴大與縮小,而且不發生「感覺挪移」。同樣,星星太多,此閃彼閃,影鬧如沸水;紅杏盛開在枝頭,你紅我更紅,似乎在爭鬧一樣。從通感來說,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類感知通感規律的記錄,因此才成為千古流傳並魅力不減的修辭佳句。
無論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學科研究,它們都是不同於通常的文學史、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的一種文學研究。這種被稱作為比較文學的文學研究新興學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對象,即都是以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文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一種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間與學科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這種研究不是為了比優劣、賽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學與總體知識的視野,來參照比較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學和他者的外國文學,以構建更為科學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體系。因此,比較文學為文學研究開辟了一個順應當今全球化進程的認識新天地。我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季羨林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曾在《人民日報》上著文,對什麼是比較文學作過准確而又精當的回答:
「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來加以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在內。」
而到了20世紀末,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較文學批評導論》一書的開頭也說:「對什麼是比較文學的簡明回答是,比較文學是關於跨越兩個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學科研究,也是對跨越了時空的兩個以上文學相關模式的關系研究。」
可見,跨國族界、跨語言界和跨學科界的比較文學,是一門順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新興人文學科,它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體系,自己的任務,自己的特點與要求。它是產生於各國文學文化交往的基礎上,隨之發展而成熟,並與當今全球化時代認識同步的文學研究綜合性學科。
「比較文學」這個說法是法國的學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在當時的歐洲,由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各國學者都致力於各自民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從社會背景,作家生平來詮釋作品,也就是所謂「知人論世」的套路。後來,法國的學者卻認為僅僅對國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夠的,文學的研究應當跨越國族的界限。德國的大詩人歌德(J.W.Goethe)支持這種超國界的視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國學者的「比較文學」還是歌德的「世界文學」,著眼點都在歐洲,這是需要說明的。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從事的是一種「影響的研究「,關心的是一個國族的文學怎樣被另一個國族的文學家接受,模仿和創造性地轉化,追溯和清理文學跨越國族疆界旅行的軌跡。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西洋歸國的作家學者如梁宗岱、錢鍾書、陳銓等人都曾努力推動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遺憾的是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停滯,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虧台灣和香港的學者不曾因政治的負面影響而使研究有所中斷。二戰以後,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了所謂「平行的研究」,即國別文學之間即使沒有發生過關系,照樣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所以莎氏比亞可以和湯顯祖比較,《紅樓夢》可以和《源氏物語》比較。比較文學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學科,比如文學與音樂、與哲學、與宗教、與心理學甚至數學,都可以進行比較。中國的古詩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麗意象,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據說無非是在用文字圖解幾何學中的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騷人遙駐木蘭舟」和「萬戶搗衣聲」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動,所以可以給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又開始朝比較文化研究轉向,比如所謂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性別批評等等。
⑷ 比較文學方法分析作品
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文學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因此強調研究主體的定位,同時比較文學把學科的研究客體定位於國族文學之間與文學及其他學科之間的三種關系:事實材料關系、美學價值關系、學科交叉關系。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學者諾埃爾和拉普拉斯合編的《比較文學教程》(1816)中,但該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與理論。使這一術語得以流行的 ,是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維爾曼 (1790~1870)。他於1827年在巴黎大學開設了「18世紀法國作家對外國文學和歐洲思想的影響」的講座,並於兩年後將講稿整理,以《18世紀法國文學綜覽》的書名出版。在講課和著述中,維爾曼多次使用「比較文學」、「比較歷史」等詞語,並從理論和實踐上為比較文學提供了範例。1838年,他在出版其講稿的第三卷序言中正式使用了「比較文學」這個專門術語,後人因此尊他為「比較文學之父」。
然而,無論在中外文學還是各國文學之間,也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還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或是文藝思潮、流派和運動之間,都還存在著眾多的並無影響事實聯系卻又十分相似的情況。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過無聲之美:「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無獨有偶,英國詩人濟慈在他的《希臘古瓮頌》中也寫道:「聽得見的聲音固然美,聽不見的聲音則加倍幽美。」同為抒寫對意中人的傾慕之愛,明代《樂府吳調》中有一曲寫道:「變一隻綉鞋兒,在你金蓮上套;變一領汗衫兒,與你貼肉相交;變一個竹夫人,在你懷兒里抱;變一個主腰兒,拘束著你;變一管玉蕭兒,在你指上調;再變上一塊香茶,也不離你櫻桃小。」而歐洲的詩歌、小說也常有這類描寫,古希臘的詩人寫過:「願變為心上人的口邊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紀劇作家羅哈斯民劇中也寫過:「願變為意中人腰間之帶。」甚至在德國文學中還寫過:「願變為心上人身邊的跳蚤與虱子。」還有一些作品,不僅人物性格相似,連反映性格的細節也幾乎一樣。法國古典主義戲劇家莫里哀的名作《慳吝人》中的阿爾巴貢,同中國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都同樣愛錢「勝」命,慳吝而無情,如阿爾巴貢要掐掉兩支蠟燭中的一支,才稱心如意;而嚴監生要滅剩油燈芯中的一根,才咽氣罷休。
在白居易與濟慈、明代《樂府吳調》與歐洲古代戲劇、《慳吝人》中的阿爾巴貢與《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等之間的異同,並非彼此有過「影響聯系」,而是作家們在各自民族的現實生活中觀察、體驗與加工塑造的結果。要說受到「影響」,倒是在東西方各自文化體系與文學傳統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頭。如嚴監生之前的元雜劇《看錢奴》中的賈生,就同嚴監生臨死前的吝嗇勁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賈生要兒子舔盡沾了油漬的手指方肯咽氣;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儉吝老人」,甚至戰國時《商君書》中的「東郭敞」,都是以愛物勝過愛人的吝嗇與貪欲而影響後世。同樣,莫里哀塑造的阿爾巴貢,可上溯到古羅馬劇作家普拉圖斯的喜劇《一罐金子》中的守財奴,和更早的古希臘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論文《性格論》,因為論文里勾勒出了吝嗇人的性格類型。崇尚古典主義並又熱衷於從古希臘羅馬文學中汲取創作題材的新古典主義作家莫里哀,受其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連他本人也直言不諱。因此,在研究這二者相似的問題上,就要撇開影響研究而從經濟、政治和社會歷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規律。通過對阿爾巴貢與嚴監生這組中外文學形象的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發現:貪欲與吝嗇盡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資本降世之時,由於金錢漸漸成為取代封建社會等級與特權的一尊「至聖」,於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現的那批商人資產者身上,吝嗇就是他們積累財富與貨幣的一種手段,又同他們拚命獵取剩餘價值的貪婪與世俱存,從而構成了他們性格習慣與心理狀態的一大特徵:吝嗇到將一錢一物都視為一本萬利的萬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為中外文學史上的不朽藝術形象。
⑸ 比較文學有幾種研究方法,分析每一種方法的特點
我們將影響的過程分為三步:作品力量——閱讀經驗——創作因素,那麼,接受還停留在閱讀經驗這個層面上,只有進入創作過程才算發揮了影響。因此,影響不是單向的發射,而是相互作用,它必須在作品中體現出某種可見性。
影響與模仿 模仿是「作家盡可能地將自己的創作個性服從於另一個作家」②,或者說完全失去創作個性;而影響則是某種文學現象的創造性變形,被影響的作家所產生的作品本質上是屬於他自己的。魯迅的《傷逝》可以說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如果魯迅沒有看過《玩偶之家》,就不可能創造出子君這樣的人物。但魯迅又不是對娜拉這個人物形象的亦步亦趨,而是融人了對婦女解放的思考。魯迅尖銳地看到,娜拉式出走的結局不是墮
落就是回來,婦女的解放既需要獨立的意志,也需要相應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順便提及的是,比較文學並不完全排斥模仿,模仿往往是藝術家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學習手段。普希金甚至認為,模仿可能標志著一種「對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心,希望能沿著一位天才的足跡去發現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種在謙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緒,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範本,並賦予它新的生命」①。在比較文學看來,創造不可能憑空而生,關鍵是選擇一個好的範本。作家的創作實踐證明,模仿好的範本就是成功的開始。
⑹ 什麼是比較文學的傳播研究法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將法國學派視為「影響研究」學派,將「傳播研究」與「影響研究」等同起來。現在看來,「法國學派」的方法是「傳播研究」而不是「影響研究」,我們有必要將「傳播研究」從「影響研究」中剝離出來,將這兩種不同形態的比較文學研究加以明確的界定和區分。這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傳播研究」的獨特的方法論特徵、它的意義和價值,使「傳播研究」與「影響研究」互有分工而又相互補充,使我們對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和方法的劃分更為科學化,在研究實踐上也更具可操作性。
一 「法國學派」的方法是「傳播研究」而不是「影響研究」
在對傳播研究方法進行闡述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與傳播研究方法有關的「法國學派」及「影響研究」問題。
長期以來,國內外比較文學界將「法國學派」與「影響研究」看成是一回事,認為「法國學派」是「影響研究」,「影響研究」是「法國學派」,又在這個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文學傳播與文學影響等同起來,把「傳播研究」與「影響研究」等同起來。然而,如果我們將法國學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和主張,及法國學派的研究特色做一必要的檢討和辨析,就不難看出,「法國學派」實際上並不贊成「影響研究」。
第一位闡述和總結法國比較文學百餘年研究經驗的理論家是梵 第根,他在《比較文學論》(1931)中認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多國(僅在歐洲范圍內而言——引者注)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他所說的這種「關系」是什麼關系呢?他進一步解釋說:「整個比較文學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刻畫出『經過路線』,刻畫出有什麼文學的東西被移到語言學的界限之外這件事實。」梵 第根把這種「經過路線」分為放送者、接受者和媒介者三項進行研究。從放送者的角度來看,考察一個作家在國外的影響與聲譽,梵 第根稱之為「譽輿學」;從接受者的角度,研究文學作品的主題、題材、人物、情節、風格等的來源,即源流學(今譯「淵源學」);研究文學傳播的途徑、手段,包括翻譯、改編、演出、評介等,即媒介學。由此看來,梵 第根所闡述的實際上是文學的「傳播」關系,那時梵 第根沒有直接使用「傳播」一詞,但他所謂的「經過路線」,其意思和「傳播」完全相同。當然他也使用了「影響」一詞,但他所說的「影響」與「經過路線」實際上是同義詞,並沒有對「影響」加以嚴密。。。。。。
⑺ 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和方法是什麼
比較文學是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門新興學科,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它以世界文學的眼光,運用比較的方法,對各種文學關系進行跨文化的研究,尋求人類文學共通規律和民族特色,它主要的研究領域有文類學、主題學、形象學、媒介學和比較詩學等。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是它的兩個基本方法,前者側重研究各民族文學中存在的事實聯系,後者則對沒有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進行研究。目前有法國學派、美國學派和前蘇聯學派三大學派。中國早在五四時期就引入了比較文學的相關理論,但真正獲得發展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比較文學是一門有著極大發展前景的新興學科,比如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它又把異質文化的溝通與對話等新課題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
⑻ 什麼是影響研究試用此方法對中外文學作品進行分析比較
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傳統研究方法之一。
影響研究在前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那些被接受的「異域」文學的影響,即側重在對域外文學的借鑒、模仿,以及素材源泉等事實聯系的梳理,研究視點集中在作品上
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以法國學派為中心,以影響研究為主要內容,跨出了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第一步。此期以法國學者維耶曼、梵·第根、基亞等為代表。1931年梵·第根出版《比較文學論》,這是一部全面闡述法國學派的著作,被譽為法國學派的集大成之作,多年來被當成是比較文學入門的必讀書。他明確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目的及經過路線,強調「精細和准確考據」的研究方法,而忽視審美批評和賞鑒賞在比較文學中的作用。該書出色地總結了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成績和經驗,建構了比較文學的理論體系,不失為一部重要的比較文學著作。
法國學派將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學史來研究,注重各國作家及作品之間確實存在的事實聯系;以影響研究為主要特徵的法國學派以其豐碩的成果證明了比較文學的科學價值,並為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比較文學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學科,從而也確立了它在學術界的地位。
影響是一種滲透在藝術作品之中,成為藝術作品有機的組成部分、並通過藝術作品再現出來的東西。
朗松(法國著名文學史家): 「真正的影響,是當一國文學中的突變,無法用該國以往的文學傳統和各個作家的獨創性來加以解釋時在該國文學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情狀。」
朗松: 「究其實質,真正的影響,較之於題材選擇而言,更是一種精神存在。而且,這種真正的影響,與其是靠具體的有形之物的借取,不如是憑借某些國家文學精髓的滲透。」
約瑟夫·T·肖(美國學者):
「一位作家和他的藝術作品,如果顯示出某種外來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又是他的本國文學傳統和他本人的發展無法解釋的,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位作家受到了外國作家的影響。」
影響「是一種滲透在藝術作品之中,成為藝術作品有機的組成部分、並通過藝術作品再現出來的東西。」
結論:影響具有外來性和隱含性
影響的外來性——這種影響無法從本民族文學的傳統和作家個人的各種因素作出解釋,因而它是外來的
影響的隱含性——這種影響表現為一種精神滲透,它消融於作家的創作中,因此不著痕跡。
以魯迅《狂人日記》所受果戈理《狂人日記》之影響為例
日記體小說——一種中國傳統文學中所沒有的小說樣式。
魯迅對果戈理現實批判精神的吸收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