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的研究方法

⑴ 社會研究方法有哪些

研究方法：
1、調查研究。
2、實驗研究。
3、實地研究。
4、文獻研究。
研究方法論有兩種：
1、實證主義。
2、人文主義。

其它的描述就是對社會現象或事物的狀況、過程和特徵進行客觀的說明，做出是什麼的回答。而解釋是指在對研究對象的過程、原因等做出分析。即回答的是「為什麼」的問題。預測是對研究對象未來發展狀態的預期。

研究過程的各個階段所使用的具體方法和技術。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搜集資料、如何進行觀察、如何進行訪談、如何進行調查、如何匯集資料、如何分析資料、如何處理數據等等一系列想方設法來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⑵ 如何理解中國農村的社會學

一般來說，農村社會學是研究農村社會結構、農村社會關系、農村社會發展及農村社會建設的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當下中國，雖然農村社會學研究已然成為農村社會研究中的顯學，農村社會學研究者也試圖致力於為農村社會立言並對其做出貢獻，但是，不僅部分研究成果仍以同行為閱讀對象，而且有的研究著力提出一些有可能得到學術共同體青睞的言說，其研究目的在不經意間由對農村社會的責任轉變成研究者尋求、確立並鞏固和擴大自己在農村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的地位和影響。

在這樣的境況中，農村社會常常成為某些研究者的「消費」對象，這是「責任倫理」匱乏的表現。雖然「責任倫理」的匱乏是農村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反常現象，但是，學界尚未對這一反常現象給予足夠的重視，鮮見有對其展開的擴展性探索。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本文試圖概述和解釋農村社會學研究中存在的反常現象，並在此基礎上澄清農村社會學研究的理想圖景。

從調查對象的基本特徵來看：
第一，以中年男性為主。從性別分布情況看，男性佔95.16%，女性僅佔4.84%；從年齡分布情況看，35歲及以下的調查對象9人，佔14.5%；36～50歲的調查對象46人，佔74.2%；50歲以上的調查對象7人，佔11.3%。

第二，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下為主（佔7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調查對象僅佔21%。相較於具有較高文化程度且善於在抽象層面進行推理和論證的研究者來說，調查對象不僅常常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實踐智慧，而且善於在具體情境中運用博弈思維方法，並進行換位思考。

第三，以地方經濟精英為主。從調查對象所從事的行業來看，31人為地方經濟精英，包括種植大戶、養殖大戶、農業企業家等；17人為具有多年工作經驗的鄉村幹部；1人為法律工作者；2人為中學教師；3人為新型職業農民；8人為普通農民。他們豐富的實踐智慧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其文化程度較低的不足，具有對農村社會學研究成果進行評價的基本能力。此外，對於研究成果的質量，除了同行評判，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服務對象的認可和重視，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對農村社會學研究來說，最終的服務對象就是與其相關的農村社會主體，本文研究中的調查對象是其中的典型。

為有效而充分地展開反思性研究，對農村社會學研究成果進行「再田野化」調查[iv]是必要且重要的，這也是避免僅僅以同行評議方式來鑒別研究成果質量的一種方式。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民主理念和實踐范圍的擴展以及民主實踐程度的深化，農村社會主體對那些試圖詮釋農村社會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試圖對農村社會事務提供政策建議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剝奪的民主評價權利。然而，遺憾的是，在當下主要以同行評議方式來鑒別研究成果質量的形勢下，作為農村社會相關研究中的主人公和研究成果的最終服務對象，農村社會主體本應具有的「評判權」被普遍忽視了，甚至被無意地剝奪了。

限於目前研究方法、研究行為和研究成果的繁雜性，對農村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典型成果進行「再田野化」調查和反思性研究是本文採取的主要方法。雖然本文意在對部分相關研究進行反思，但採用的並不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歸納法，研究目的既不是對這些個別研究成果進行完全的批判，也不是從對這些個別研究成果的反思推廣到對整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批判。而是試圖通過對這些研究成果的反思，展現一些為農村社會學研究界所忽視的問題，並明晰這些問題的面貌、特徵和根源，以及對這些問題進行解釋。在此基礎上，為妥適識別農村社會學研究中的問題提供必要的參照。

綜合來看，根據研究路徑的不同，農村社會學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詮釋學進路的研究，二是以政策建議為導向的研究。詮釋學進路的研究重在「求真」和「還原」，主要致力於對中國農村社會現象進行「深度」描述，例如對農村社會中的一些現象和觀念、歷史經驗和實踐智慧的由來、變遷，以文字或紀錄片的方式進行解釋，並力圖展現這些解釋的構成和依據。這類研究由於主要採用人類學和史學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進路上也往往表現出普遍且有深度的人類學和史學轉向，因而亦可以被稱為「人類學和史學進路上的農村社會學研究」。

以政策建議為導向的研究屬於資政研究，重在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致力於對農村社會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主要採用經濟學和管理學意義上的實證研究方法，特別注重對研究對象和分析模型的選擇，並試圖通過某種政治性的安排，達致對農村社會問題的解決，亦可以被稱為「經濟學、管理學和政治學進路上的農村社會學研究」。在這種進路中，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表現出深刻的經濟學、管理學和政治學轉向。

⑶ 請問什麼是社會研究方法它包括哪些

簡述現代社會研究方法的特徵 ① 經驗型。所謂經驗性方法，是指研究者通過直接接觸社會實際而獲得關於社會現實的第一手資料的手法，其具體方法包括訪談、觀察、實驗等。 ② 理論性。所謂理論性特徵，是指在現代社會研究的方法體系中，注重理論對經驗研究的指導，並且重點要解決從具體的經驗資料到普遍性理論概括的邏輯過程。 ③ 規范性。所謂規范性特徵，是指社會研究方法體系同時也是社會研究活動的規范體系，為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手段，也規范著研究工作的各個環節。 ④ 多樣性。所謂多樣性特徵，是指社會研究方法體系是由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組成的，並且在社會研究過程中可以採用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 10、簡述社會研究的一般過程 所謂社會研究的一般過程，是指社會研究過程中一般需要採取的各個步驟及其先後次序。 社會研究的一般過程一般是： ① 確定研究題目階段、 ② 研究設計階段、 ③ 收集資料階段、 ④ 整理和分析資料階段、

⑷ 農村社會學的研究范圍

農村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
其一：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方面：⑴農民、農業和農村，即「三農」研究；⑵農村產業結構研究；⑶鄉鎮企業的勞資關系研究；⑷農村社會結構研究；⑸農村群體組織研究，包括家族、鄰里、基層組織和民間組織的研究；⑹農村人口研究，包括計劃生育、人口構成、人力資源的研究；⑺農村婚姻與家庭研究；⑻農村的民族自治及政治民主進程研究；⑼農村社會參與及政治民主進程研究；⑽農村文化研究，包括農民意識、社會心理、民眾宗教研究；⑾農村負擔研究；⑿農村社區研究；⒀城鄉關系研究；⒁農村社會保障研究；
其二：農村社會變遷方面的研究：⑴農村現代化研究；⑵農村發展模式研究；⑶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研究；⑷「雙反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⑸農村發展與世界經濟（全球化）關系研究：6農民運動研究；⑺農村變遷動力研究；⑻農村發展與科學技術關系研究；⑼農村社會流動研究；⑽新農村建設研究；⑾農村綜合改革研究；⑿農村可持續發展研究；⒀農村婚姻家庭研究；⒁農村生活方式研究；⒂農村社會管理研究；
其三：⑴「三農」問題；⑵農村管理體制改革問題；⑶農村幹部違法違紀問題；⑷鄉鎮企業產權變革問題；⑸農村經營規模問題；⑹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問題；⑺農村教育問題，包括中小學師資格培養問題，女童失學問題，農民職業培訓問題等；⑻農村文化建設問題；⑼農村醫療衛生問題；⑽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問題；⑾農民工的身份地位問題；⑿失地農民問題；⒀農村貧富分化問題；⒁農村扶貧問題；⒂農民的公民權（國民待遇）問題；⒃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問題；⒄農村老年人社會保障問題；⒅農村社會治安問題：⒆宗教、民間信仰問題；⒇城鄉協調發展問題；

⑸ 社會研究的基本方式

社會研究方式是社會學研究方法中的基礎性知識，分類維度不同，社會研究的基本方式也略有差異。

根據袁方的《社會研究方法教程》，社會研究有4種基本方式：問卷法，訪談法，實驗法，文獻法。

根據以定性—定量為區分維度的劃分法，社會研究的4種基本方式為：調查研究，實地研究，實驗研究，文獻研究。其中調查研究指採用定量方式的問卷調查和結構化訪談法。實地研究為採用定性方式的參與觀察，個案訪談等無結構觀察、訪談法。具體可以參考下圖：

⑹ 農村社會工作實務的方法有哪些

（一）政府主導推動，大力發展駐村社工。
通過通過採取座談研討、專題調研、培訓講座、考察學習等方式，利用電視、報刊、網路等多種媒體在社會上廣泛宣傳，不斷提高社會各階層對社會工作的理解和認同，在全社會營造對社會工作深刻理解大力支持的良好氛圍。
完善相關制度，比如農村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制度，大力發展駐村社工，持續進行項目服務，實現長期、系統的跟蹤性研究。政府還需加大財政投入，支持農村社會工作的開展與實踐研究。
另外廣泛吸納社會資金、社會捐贈支持農村社會工作成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基金。吸引社會資金、社會捐贈進入社會工作服務領域，鼓勵個人和企業、單位向基金捐款或捐贈。
政府可以利用有利的政策措施加以引導，通過減免稅收、給予榮譽等形式，吸引社會資金促進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
（二）堅持社會工作的專業性，綜合運用社會工作方法整體把握農村社會工作問題。
通過深化政校（政府和學校）合作和政社（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保持社會工作的專業性。
另外，在進行實際過程中，要全面了解整個村莊的情況，對於農村社會生活面臨的主要問題（農村經濟問題、農村教育問題、農村組織問題與農村衛生問題），要相互結合，多視角分析農村問題，不能孤立解決任一問題。這也更需要督導和專家對農村社會工作者在實務過程中的積極指導。
（三）農村社會工作者需與村民加強溝通，形成平等的合作關系，避免做「文案社工」。
社會工作者要認識到實踐中「文化識盲」的問題，了解產生的原因。且需要細致理解村落文化的內涵和運作，敏感覺察地方性村落文化特點，以及需要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專業知識的盲點和陷阱，靈活運用社會工作方法。
另外需要不斷加強與村民的交流溝通，不能一直在材料文案書寫上耗費時間。
（四）秉承「人本主義」理念，強調「村莊本位」，加強對農村社區和農民群體的文化研究。
從農村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出發，尊重農村社區發展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權，積極回應農村社區的發展需求，建立明確的農村服務標准，培育農村社區的自我發展能力。
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必須得考慮「依賴文化傳統創造性再生」的問題，提高對在地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在服務中注重當地的文化創新與文化實踐，將文化關懷和文化要素滲透在實務工作中，強調「村莊本位」，關注村莊整體環境，關注文化民俗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場景。
另外，農村社會工作者不僅要深入一線，貼近基層，服務群眾，及時提供扶貧資助、法律援

⑺ 喬啟明的農村社會學思想初探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發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可謂一批珍貴的學術遺產。在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時代背景之下，對這批學術財富進行現時的解讀既是歷史的呼喚也是現實社會的需要。李景漢、陶孟和、晏陽初、楊開道、陳翰笙、孫本文、吳文藻、費孝通等老一輩社會學家為我們所熟知，但筆者認為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喬啟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視的農村社會學家。此論斷起因：一是喬啟明憑借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立足中國農村社會，不僅為當時農村問題甚至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為後人留下了大量豐富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和自己所構建的農村社會學理論；二是中國社會學界對老一輩社會學家珍貴遺產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顯滯後於現實社會發展的內需，忽視過多解讀過少。鑒於此，本文試圖對喬啟明農村社會學思想觀點作一系統的論述，同時也期望著能對解決當今「三農」問題尋覓出一些切實可行的路徑來。
喬啟明，字映東，1897年12月28日出生於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太候村。早年入運城河東書院學習，畢業後考入山西大學預科，因學習成績優異，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費保送到當時的南京金陵大學（今南京農業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學習深造。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凱（J. L. Buck）創建，為我國最早的農業經濟教學和研究機構。1924年夏喬啟明畢業後留校任教，是參加該系工作的第四人。喬啟明少年時期生活在我國北方農村，親眼目睹了鄉村人口眾多，耕地狹小；近親締姻，早婚多育；廣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娛樂；對農民生活貧困、農村文化落後、農業經濟蕭條等現象感觸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學學習和工作期間，一直致力於農村社會、農村組織、租佃制度和農村人口等問題的調查與研究。
1925年，喬啟明對江蘇省崑山縣、南通縣及安徽宿縣的農村租佃制度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 ，並寫出了《江蘇崑山、南通、安徽宿縣租佃制度調查報告》一書，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1931—1932年，喬啟明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回國。之後喬啟明擔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兼系主任，為中國農業經濟學界培養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國洛氏基金捐款資助，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主持並被列為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分會研究項目之一的中國土地利用狀況的調查報告《中國土地利用》一書完成。喬啟明在這項「為就人地關系剖析我國土地利用實況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擔任了人口及生命統計調查主任及翻譯工作。1942年以後，喬啟明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業推廣和農業金融事業的實踐方面，在安徽和縣烏江鎮、四川溫江、江蘇南京燕子磯、秣陵關等地創辦鄉村建設實驗區和農業推廣示範區，還積極在抗戰後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鄉農會為基層組織的農業推廣實驗縣。他主張藉助農業貸款、組織農會，建立產銷合作，推廣農業科技等途徑來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村文化。喬啟明力求把農村建設的各個方面緊密聯系起來，互相促進，取得了綜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此外，喬啟明在人口與生命統計研究方面，負責主持江蘇省江寧縣淳化鎮、江陰縣肖歧鎮和安徽省和縣烏江鎮、山西清源縣以及豫、皖、蘇、陝四省8縣11個地區等四次農家人口和社會調查，調查抽樣少者百餘戶多至五千餘戶。這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豐富了喬啟明本人講授的鄉村社會學和農村組織學理論，也成了他理論專著中的重要論據。
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後，喬啟明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農業金融管理局副局長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8年，喬啟明調任山西農業學院副院長，協助他的同學王綬院長主持院務。另外，他歷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第六屆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員等職。
「文革」期間，喬啟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獨，1970年與世長辭，享年73歲。喬啟明一生主要論著有：《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1946）；《中國人口與糧食問題》（1941，與蔣傑合著）；《農業推廣論文集》（1941）；《江蘇昆三、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比較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1926）；《農村社會調查》（1928）；《中國農村人口之結構及其消失》（1935）；《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問題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縣143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
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的傳入是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與需求緊密相關的。20世紀20—30年代前後隨著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各種思想流派興起，社會學者的隊伍基本形成並成立了諸多教學與研究機構，廣泛開展了社會調查與研究，逐步走上了與中國社會現實密切相結合的實證社會學道路。一般而言，20世紀30—40年代為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繁榮時期，西方社會學理論隨著海外留學生的歸來與本土化問題的實證性研究得到了比較完整系統的介紹與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會學的研究與對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專門研究已漸趨形成。這一時期實證社會學研究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探索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並進行了不同社會改造路向的實驗。
從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隨著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經濟的大范圍蕭條尤其是農村經濟的全面破產，滋生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具有民族意識和愛國心的社會學者，紛紛就自己的所學為改造中國社會的衰落景象進行了大膽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實驗。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學的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社會，這充分體現了當時各界學人志士對中國社會現實理性把握後研究路徑的具體轉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經濟的好壞對整個國民經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但是20世紀前半葉，農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衰敗,土地高度集中、農產價格低落、農民購買力銳減、地價下跌耕地荒蕪、農村生產萎縮、農民生活困苦，還有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和死亡。總而言之，帝國主義的大肆侵略、封建統治者的殘酷掠奪和天災人禍的無情打擊，是造成20世紀前期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出現嚴重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也是導致20世紀30—40年代社會各界探索不同社會改造路徑研究的最深刻的歷史根源。「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過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達600多個，建立各種實驗區1000多處。」（鄭大華，2000，前言）「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有的試圖先有改進農村的理想和計劃，而後找一合適的農村區域，作為實驗的場所。如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辦的鄒平、菏澤鄉村實驗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主辦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燕京大學主辦的清河實驗區，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和第三區專員公署主辦的十縣鄉村建設實驗鄉，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的徐公橋鄉村改進會等。還有的在一區域里進行某項農村改進事宜，如烏江的農業推廣事業，北碚峽防務團等等。」（楊雅彬，2001，238—239）我們可以想見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仁人志士們為中國尋求生路的宏偉壯舉、堅強的毅力和不懈地創造。
在同一歷史時期，喬啟明對中國農村社會狀況尤其是人口與生命統計方面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實證性調查與研究。例如他根據1926—1928年對山西清原縣143農家的調查事實寫了《山西清原縣一百四十三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對清原縣農村社會的家長同居的親屬關系、家庭與田場大小之比較、人口年齡的分配、性比率、生產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結婚年齡、在外家屬和同居家屬及其職業等問題進行了翔實的論述，並運用了大量的圖表做相互的比較分析。在論述143農家的性比率時，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種事實，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產的數目，是比女子為高，女子為社會所輕視，有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風甚熾的原故。」（喬啟明，1932，280）另外喬啟明對清原縣農村早婚現象的原因及其後果的分析對於解決當今農村相關的社會問題仍有著借鑒作用。農村早婚固然是一種風俗的致使，但風俗的構成是與鄉村的社會事實密切關聯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於山西農村的女子過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難題，女子實質上成了一種交易的貨品，「雖出高價，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齡，多數即行出嫁，該處女子早婚之風，實因女子過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種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惡俗。此種特殊社會情形對於生理健康、社會罪惡及社會治安之不無影響。」（喬啟明，1932，290）針對當時學界關於中國人口的增減問題及其對策的爭論，喬啟明寫了《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關於安徽河南江蘇山西四省11縣鎮的人口調查材料為基礎寫成，前後為期一年共調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農家，統計人口達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體翔實的第一手資料詳細地論述了鄉村人口以及與其相關的重要問題，如親屬關系、人口增加與年齡分配等，有力地駁斥了「當時國內一班學者，多信中國近年的人口不但沒有增加，甚且還有減少。同時還主張中國人口應鼓勵增加。」（喬啟明，1928，12）的空想臆斷的觀點。喬啟明的人口問題研究採取了一種動態的研究方法，不僅注重人口的變遷、過剩與人口密度等問題，更為重視的是與人口變遷相關的性別年齡、婚姻家庭、親屬制度、土地利用等問題。並且從治標和治本兩個層次為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及由其所滋生的社會問題提供了路徑：治標方面可以從移民、提倡實業、增加生產等方面來調劑人口問題；治本方面就是實行遲婚節育。
喬啟明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一書的自序中曾明確地指出，本書是他在金陵大學農學院授課時的講義，原稿內容，歷年得以迭加修正補充，並以學說原理為經，以中國農村實際調查資料之研究分析為緯，純以客觀態度與科學方法，解剖中國農村社會及經濟的結構，藉以透析農村社會經濟全盤的實況。所有圖表數字，多經作者親自考察，或專門調查。盡管抗戰以後的材料與數字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隨時搜集補入，務期其詳確可靠，便於國內青年學子尤其從事農村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對農村社會學理論有一明白概念，而對於整個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問題之現狀、症結與改進方案或解決之途徑，能有正確深切的認識。鑒於當時戰事頻仍，政治動盪不安，農村凋敝，加上鄉村建設運動方興未艾，喬啟明把自己多年潛心調查與研究的成果付之於眾，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理性關懷和學術積累。「蓋吾國幅員遼闊，農情互殊，而全國各地農業內含之實況，迄今無整個可靠的調查，經科學分析之資料，可資依據。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誤全體，不免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譏。著者根據各地實際調查資料之整理，與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嘗以為我國農村社會經濟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屬多端，而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之失調，實為針血之所在。」（喬啟明，1946，1）通過研讀此書，可以發現喬啟明處處都是以當時所調查掌握的社會事實說話，全書沒有空談臆說之辭；另外他還搜集了大量的國外數據資料作為比較分析研究的論據。因此，筆者認為該著作實屬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的一部完備、翔實、切合農村社會經濟現實問題的農村社會學專著，是鄉村建設運動中少見的本土化調查事實與理論分析的佳作。
三
可以說《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堪稱喬啟明學術思想的代表作。該書強調經濟（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協調發展在農村社會中的重要性，著重於以國內調查的事實為根據，並結合作者所倡導的農村社會經濟改良實踐進行系統地論述，與一般的鄉村社會學理論有著明顯的差異。
全書共分6編19章，包括：總論1章（農村社會與農村社會經濟學）；人口基礎4章（農村人口數量分布，農村人口組合，農村人口消長，農村人口遷徙）；經濟（土地）基礎4章（自然環境，土地面積，土地利用，農佃制度）；文化基礎6章（農村家庭，農村教育，農村衛生，農業技術，農村娛樂，農村宗教）；農民生活2章（農民生活程度，食物營養）；農村組織2章（農村組織，農村組織與建設）。喬啟明認為，我國農民生活程度之低於一般水準，農村社會病態之層出無窮，莫不與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調密切相關。在此論斷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國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得其調劑，相輔相成，合理發展，才能使農村社會問題得以徹底的解決。具體而言，在治標方面，應謀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農業生產，不致發生糧食問題，進一步即可謀教育之普及，衛生之講求及文化之發展；至於治本方面，他認為國家應確立一個系統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適應世界潮流，針對本國國情需要，實行遲婚節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質，並保持一適度的人口，不致發生人口過剩問題。「此種工作，端緒紛繁，關系綦重，其進行也，固需仰恃政府之倡導與執行，而以農民人數佔全國人口最大成分，實尤賴於農民組織之健全推動，自力完成。故農民組織之促進，及農民訓練之實施，亦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改善演進過程中之重要任務也。」（喬啟明，1946，1）上述內容實質上也是該書的立論主線，即使這些言論是喬啟明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構建的 ，但它對於解決當今日趨突出的「三農」問題及相關的社會現實問題仍有著不可低估的借鑒作用。
喬啟明在該書的總論中認為農村社會（Rural Community）為農村社區較為確當。普通所謂社會，乃是一種比較抽象和概括的名稱，系指人類社群（Social Group），不僅為人類的集合，還包括文化、經濟及組織等基礎。至於社區，則比較具體實在，屬於微觀的可以具體把握的範式。因此社區者，社會也；而社會者，未必皆為社區也。實際上社會不含地域觀念，它僅代表具有交互作用與共同關系和表現交互與共同行為的一群人，於是一國之中，此處的人可與彼處的人結成社會，甚至是不同國籍的人亦可結成社會。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同時隸屬於數個社會，但他只能屬於一個社區；所以社區之特質，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區域，二在有共同的生產活動。雖居住於某社區的人，未必均為該社區的分子，但既為該社區的分子，即必須參加該社區的共同生活。「由此可知，社區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會學家遂亦不承認社區為近代社會組織中基本的社會單位。農村社會是普通社會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與生活上的特點而分別的一種農村社區。故農村社區與農村社會實二而一者。」（喬啟明，1946，10）這種研究範式的邏輯論證對於建構基本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喬啟明對自己理論架構的基本範式即農村社會經濟學進行了系統的闡釋。「農村社會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農村社會內的經濟因素，但以非經濟因素，如農村宗教、娛樂、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間接影響農村人口的經濟行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農村社會經濟學得解釋為研究農村社會內農村人口經濟及非經濟的共同行為的科學。其范圍應包括人口、土地、文化、農民生活及農村組織五項」。（喬啟明，1946，5）可以看出，在喬啟明農村社會學理論體系中農村社會的建立與發展，具有三大基礎，缺一不可。第一為人口，有人口始有農村社會。人口為農村社會的組織成員，並為文化與財富的生產者。第二為土地，無土地則人口根本無處生存。土地是農村社會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賴，人類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產與供給，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經濟生產要素。第三為文化，農村社會僅有人口與土地，而無文化，則社會停滯，仍不能進步。因為文化不僅能改良人口品質，而且能增加土地生產，更為提高農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為一區域社會的重要基礎，可以綜合地映射出本區域社會中人口的優劣、土地生產的多寡以及民眾生活水平的高低。
喬啟明先生親歷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農村社會衰敗的景象，不過在分析此種境況的原因時他從組成社會的各個具體要素入手，認為中國農村社會所發生畸形狀態的病因系由於「其組織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國農村人口已達到過剩的階段。所以「目前國家一切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人口過剩，亦多直接之關系。長此推演，允宜著眼久遠，注意品質，對於人口增殖，酌採取限制政策。」（喬啟明，1946，41）早在20世紀20年代，喬啟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與生命統計調查研究中，從我國人口增加的現實狀況出發論述了伴隨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帶來的災難。在這一專著中他大量引用了靜態和動態的人口統計資料，從我國農村人口的數量與分布、組合、消長、遷徙等方面論證了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過剩與質量低落的問題，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控制人口無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業，減少農業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轉移農村剩餘人口，以及普及鄉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質量等等的學術觀點，都是當時切中時弊之論，現在看來亦頗有價值。
書中關於土地（經濟）基礎的論述，也是以喬啟明多年對我國農村的自然環境、土地面積、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進行實證性調查研究所獲取的事實資料作論據的。鑒於當時國內人口的壓力、外來經濟的侵略以及戰事和災害的不斷致使廣大農村日益凋敝衰落，農民漸趨貧困的境況，喬啟明主張要進行國民經濟建設，富國裕民，最為關鍵的就是使人口與土地得以調劑，以促進文化，發展工業。他對農民旦暮從事於田野，辛勤勞作而無所得，其社會地位低落，經濟狀況惡劣，尤以佃農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並認為農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僅使地權分配難以平均，而且有礙於土地的充分利用。於是他主張改革農村佃制，如限定租額，保護佃權等。另外，喬啟明還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墾殖，保護和創設自耕農，亦屬於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於在自然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諸因子方面，「首在調整土地利用，去除經濟利用的一切障礙；次在藏變作物制度，改良農業技術。人謀地藏，地利自盡」。（喬啟明，1946，229）
喬啟明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一書中還從農村組織方面就新農村的建設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雖說農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與土地失調，文化落後等因素所導致的，但是，農村社會組織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當時我國農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織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組織的建立與發展，於是農民個人生活既無從改進，社會事業也難以推行。所以今後要想促進農村文化，使人口與土地得其調劑，改造農村社會，以建設新農村，應積極地致力於農村組織的建設與發展。喬啟明從農村組織的意義、功能、性質、種類、原則、單位、困難以及鄉村建設與農村組織的關系、農會等角度論證了農村組織在農村社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他認為新鄉村建設必須基於農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農民力量的顯現，則需藉助於農村組織即農會，再以整個農村改進為目標，於此作為重心來進行鄉村建設運動。「如此則農事研究，農業行政，農民組織三者可以呵成一氣，共同推進鄉村建設事業。更有進者，在此種聯系協調關系之下，政府既可以有限財力，實施農村社會改進政策，農民亦能以其本身團結力量，舉辦經濟事業，改良土地利用，發展社會文化，增進人口品質，使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得其調劑，以謀整個農村生活之改善，農村社會經濟之發展。」（喬啟明，1946，451）
當然，喬啟明在其著作中還有就文化基礎、農民生活等內容的詳細論述，限於篇幅不能一一進行闡釋，筆者僅從經濟、人口、農村組織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紹，如能喚起學界對中國老一代社會學家寶貴遺產的重視和反觀，無論對於前人還是後人，甚或周遭的社會事實，都應該是一筆不容遺忘的財富。
現今「三農」問題已成了中國社會問題的焦點、熱點，新鄉村建設運動，村民自治的進程，農村稅費改革，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農民土地維權行為和農民負擔問題等現時的社會問題，或許老一輩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能為我們尋求解決的途徑提供一些更為切實的見解和價值，因為他們寶貴的學術遺產是紮根在黃土地之上的。

⑻ 社會研究方法四大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方法的四大研究方法：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文獻分析、實地調查。

1、調查研究適用於社會生活狀況調查、社會問題調查、市場調查、民意調查和學術性調查。

《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學研究方法》是2009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風笑天。1、該書結合國內外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和高等學校社會學研究方法教學的實際，對社會學經驗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式進行了通俗簡明的介紹。全書體系科學規范，內容取捨得當，語言簡明，適合高等學校的教學需要，也適合實際研究部門的人員自學及參考。

⑼ 農村社會調查方法 農村社會測量有哪幾種層次

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簡稱農調)隊是運用抽樣調查、典型調查、重點調查和其他一次性調查等方法，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農村社會經濟情況的非全面調查統計。農村抽樣調查內容包括農村住戶(家計)調查、農產量調查和農村經濟基本情況調查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全省農村統計調查工作幾經興衰，農村統計調查也多次變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省一級的農調工作，由省統計局農業科(農業處)兼管。1961年成立省農經隊，之後又組建福建省農產量調查分隊，直屬國家總隊。「文化大革命」期間，撤銷，工作停頓。1982年，恢復為農產量抽樣調查隊。1984年，成立由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直屬的省農村抽樣調查隊。市、縣級農調隊同年成立。1989年，農村抽樣調查隊統一更名為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簡稱農調隊)。
(一)省農調隊
1955年春，根據國家統計局統一部署，省統計局農業科兼管農調工作，在全省范圍內進行農家收支抽樣調查。全省定編調查專職幹部35名(部分幹部編制在抽中調查縣，任調查輔導員)。1957年4月，按照全國統一制定的《1957年農家收支調查抽樣總體的調整辦法》，省統計局向省人民委員會上報《關於進行1957年農家收支調查工作的意見》。之後，全省調整部分調查點，增加對調查戶所在農業社農產量、經濟收入等情況的經常性調查，將全省農家收支調查幹部編制收歸省統計局，指定專人負責。1961年，成立省農經調查隊，隸屬省統計局農業處，編制30人，負責全省農家收支、農產量和農村經濟情況抽樣調查。
1963年，根據周恩來「農產量調查單靠報表從下到上逐級上報還不夠，也要搞抽查」的指示，國家統計局成立全國農產量調查總隊及其駐各省、自治區的分隊，並制定農作物產量抽樣調查方案。福建省農產量調查分隊於同年3月成立，副廳級，定編30人，原省農經調查隊的農產量調查工作劃歸福建省農產量調查分隊負責，農家收支調查與農村經濟情況抽樣調查仍由省農經調查隊負責。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抽樣調查方法被否定，全國農產量調查、農家收支調查和農村經濟情況抽樣調查都被迫停止，福建省農產量調查分隊、省農經調查隊均被撤銷。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國家統計局制定全國統一的農家收支抽樣調查方案，全面恢復農家收支和農村經濟抽樣調查。全省農調工作暫由省統計局農業處負責。
1982年4月，根據國家有關部門文件精神，省編制委員會、省財政廳、省人事局、省統計局聯合下發《關於統計部門新增編制分配的通知》，決定成立福建省農產量抽樣調查隊，人員編制50名，屬省統計局領導。7月，省農調隊首批28名幹部到位，正式對牌辦公。
1984年2月，國家計委、財政部、勞動人事部、國家統計局聯合下達《關於農村和城市兩支抽樣調查隊組建工作的通知》。當月，國家統計局又下發《關於農村抽樣調查隊組建方案》。6月，省計劃委員會、省編制委員會、省財政廳、省人事局、省勞動局、省統計局聯合下發《關於農村、城市兩支抽樣調查隊組建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農村抽樣調查隊的任務、建制、管理體制、領導配備、人員編制、人員來源和經費財產管理辦法等。通知指出，農村抽樣調查隊作為省二級，受國家農調總隊和省統計局雙重領導，按省二級局配備幹部，正隊長為副廳(局)級幹部，副隊長為正處級幹部。省農調隊編制53人，設農村住戶調查、農產量調查、農經調查等3個處。
1992年7月，經省編制委員會批准，省農調隊由原綜合、住戶、農產量3個處擴展為辦公室、綜合處、農產量處、農經處和住戶處等5個處室。
(二)市、縣農調隊
1983年8月，辦公廳轉發國家統計局《關於加強農村統計工作等問題的報告》。9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作出《關於加強統計工作的決定》，決定擴建省農村、城市兩支抽樣調查隊，各市、縣統計部門也成立抽樣調查隊。
1984年6月，省計劃委員會、省編制委員會、省財政廳、省人事局、省勞動局、省統計局聯合下發《關於農村、城市兩支抽樣調查隊組建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全省每個市、縣都建立農調隊，市、縣隊人員總編制390人，其中國家編制186人，省編制204人。又規定，其中26個國家調查市縣各定編6人，42個省擴大調查市縣各定編4人；地(市)一級不建隊，除廈門、莆田兩市分別配4人外，其餘各地(市)定編2人，負責農調工作。市、縣農調隊配備科級隊長或專職副隊長。7月，國家統計局下達《農村抽樣調查網點抽選方案(試行)》，根據方案規定的抽選方法和抽樣誤差范圍，本省應用電子計算機抽選50多套網點，最後確定誤差較小、分布較合理的一套點——26個市、縣、區為國家調查點。經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批准後，各國家調查點市、縣農調隊迅即成立。與此同時，全省其他沒有被抽中為國家調查點的42個市、縣、區，也於年底前分別組建農調隊。
1986年10月，國家計委、財政部、勞動人事部、國家統計局聯合下達《關於國家統計部門新增人員編制分配的通知》，加強城鄉抽樣調查工作和充實計算機應用與管理人員，全省農調系統增編68人，重點用於充實縣(市)級農調隊。國家調查點的26個市、縣中有13個市縣每市、縣增編3人，編制達9人；有13個縣(市)每縣增編2人，編制達8人。同時，省農調隊人員編制增加3名，定編53名。省擴大的42個調查市縣和地市的農調人員編制保持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