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的研究方法

Ⅰ 武天伐紂滅商的戰役

武王伐紂是牧野戰役，發生在商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役。商朝末年，由於商紂王的暴戾統治，導致國家逐漸衰落，而周氏部落在周武王姬發的統治下逐漸強大。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紂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開始的。是一場解救商朝黎民百姓於水火的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戰役。

當時的周武王親自率戰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步兵數萬人，出兵東征。周軍抵達孟津，與庸、盧、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會合，聯軍總數已達到4.5萬人。據軍事史家推測，當時有三百多輛戰車，三千五百名虎賁為一個「裝甲師」，是第一梯隊。剩下的四萬多人分為五個「師」，在後面組成方陣，為第二梯隊。聯軍冒雨兼程北上，至百泉後折而東行。公元前1046年1月25日到達商的別都朝歌。

周武王伐紂的地點

商朝末年，由於商紂王的暴戾統治，導致國家逐漸衰落，而此時周氏部落逐漸強大，為了討伐商朝暴君商紂王，聯合周邊的國家以及諸侯誓師伐紂，發動了牧野戰爭，歷史上稱之為武王伐紂。

武王伐紂的地點就是牧野之戰的地點，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牧野舉行各諸侯的會盟，並決定討伐暴君。當時這場戰爭的地點是牧野，牧野是河南省新鄉的另一個稱呼，是古代歷史中的另一個地名，這個地方的具體地點在今日的新鄉市北部，包括了新鄉市的鳳泉區、衛輝市、輝縣市、獲嘉縣等地。牧野並非是專有的名詞，是相對於當時商朝首都殷都來說的，從商朝都城殷都由內而外，分別為城、郭、郊、牧、野。

周武王伐紂的地點是牧野，這個牧野在歷史上指的是衛輝市，廣義上的牧野還包括鳳泉區、獲嘉縣中的部分地區。東漢的許慎在著作《說文解字》里將此地點說的最為明白，文中說道：「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武王與紂戰於牧野」。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牧野在距離商朝都城南邊七十里的地方。在古代的70里等於現在的25公里，所以說周武王伐紂的地點正是衛輝市區所在地。

牧野這個地方還是商朝大臣比干、以及周朝大臣姜尚的出生地，在商朝末年，諸侯會盟，進行武王伐紂的戰役也是在此地發生。如今這里有很多古代遺址的存在，其中最為著名的遺址有姜太公祠、比干廟、姜太公故里。

武王伐紂的結果

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發率領以周部落為主的聯盟軍討伐整日沉於美色，不顧國家安危的商王帝辛，即著名的武王伐紂，最終周武王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武王伐紂的結果可謂大快人心。

史料《尚書 牧誓》中，對這次大戰的經過曾作了簡單的描述，是迄今有關武王伐紂的最早文獻。書中敘述說，當天早晨，姬發早早就趕到商別都朝歌郊外的牧野，只見他左手拄著黃鉞，右手握著以白色旄牛尾為飾的旗，舉行誓師。誓師完畢，各部落派兵參加會盟的戰車共有四千餘輛，全都列陣於牧野。討伐開始後，由於周武王討伐商王帝辛得民心所向，雖商王派出七十萬大軍前去抵抗，但帝辛的軍隊無心作戰，都盼著武王前來討伐商王，帝辛的軍隊都掉轉武器攻紂，成了姬發的內應。最終周王幾乎不傷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商國的都城。

武王伐紂的結果使商王帝辛恐慌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台，把他的寶玉都穿戴在身上，自焚而死。姬發用黃鉞砍下帝辛的人頭，掛在大白旗上。用黑鉞砍下商王寵妾的頭，掛在小白旗上。武王勝利之後將所有諸侯重新分封。將牢中所有被商王關押的無罪之人全都釋放。命閎夭為比干之墓培土為冢。命宗祝祭享於軍中。然後撤兵回到西方。姬發巡狩，記錄其政事，作《武成》篇。封諸侯，分賜殷的宗廟祭器，作《分殷之器物》篇。姬發追懷古代的聖王，因而嘉封神農的後代於焦，黃帝的後代於祝，帝堯的後代於薊，帝舜的後代於陳，大禹的後代於杞。

Ⅱ 一個真實的武王伐紂到底是怎樣的

武王伐紂的真相是什麼
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事件，關於這場戰爭無人不知，很多人都認為武王伐紂是一場「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戰爭，將周武王寫的英明神武，再加上一個神仙級別的姜子牙，而把商紂王寫的卻是如此昏庸不堪，事實真如此嗎?

武王伐紂劇照
武王伐紂按照歷史上來說，這場戰爭是如此的，於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著伐紂的好時機，也就是商朝大軍在討伐東夷的時候，在牧野的地方和眾諸侯宣讀了商紂王的種種罪行，於是決定替天行道率領約4.5萬的大軍准備攻打商朝。這個時候商朝的奴隸紛紛倒戈，周朝不攻自破，輕而易舉的取得了勝利。
其實武王伐紂的真相並非如此，商紂王並非因昏庸無能才喪失商朝。武王伐紂如此順利其實都是一個叫做膠鬲的人物在從中作祟。膠鬲是當時最大的鹽商，可以用巨富來形容他。古代的戰爭從來都離不開經濟，商紂王在討伐東夷的時候，耗費了很多錢財，國力空虛，於是周文王舉薦了膠鬲，幫助了商紂王擺脫困境。膠鬲是周文王的人，在周文王死後，武王即位，開始了滅商計劃，而膠鬲這個人成為了周武王的卧底，和他商議滅商計劃，並答應了他事成之後，可以為官等條件。
回到商朝之後，膠鬲就開始行動，成功的將能征善戰的大臣都派到了東夷作戰，等到周武王伐紂時，當時的70萬商軍都是他帶領的，紛紛倒戈也就順理成章了。武王伐紂的真相就是這樣的，並非奴隸自己主動倒戈，而是人為的作用。
周武王伐紂的地點在哪裡
商朝末年，由於商紂王的暴戾統治，導致國家逐漸衰落，而此時周氏部落逐漸強大，為了討伐商朝暴君商紂王，聯合周邊的國家以及諸侯誓師伐紂，發動了牧野戰爭，歷史上稱之為武王伐紂。

牧野之戰地圖照片
武王伐紂的地點就是牧野之戰的地點，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牧野舉行各諸侯的會盟，並決定討伐暴君。當時這場戰爭的地點是牧野，牧野是河南省新鄉的另一個稱呼，是古代歷史中的另一個地名，這個地方的具體地點在今日的新鄉市北部，包括了新鄉市的鳳泉區、衛輝市、輝縣市、獲嘉縣等地。牧野並非是專有的名詞，是相對於當時商朝首都殷都來說的，從商朝都城殷都由內而外，分別為城、郭、郊、牧、野。
周武王伐紂的地點是牧野，這個牧野在歷史上指的是衛輝市，廣義上的牧野還包括鳳泉區、獲嘉縣中的部分地區。東漢的許慎在著作《說文解字》里將此地點說的最為明白，文中說道：「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武王與紂戰於牧野」。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牧野在距離商朝都城南邊七十里的地方。在古代的70里等於現在的25公里，所以說周武王伐紂的地點正是衛輝市區所在地。
牧野這個地方還是商朝大臣比干、以及周朝大臣姜尚的出生地，在商朝末年，諸侯會盟，進行武王伐紂的戰役也是在此地發生。如今這里有很多古代遺址的存在，其中最為著名的遺址有姜太公祠、比干廟、姜太公故里。
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是什麼
古代歷史上對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有很多說法，有說是因為周武王討伐商朝時有精密的討伐策略，有說歸功於以周部落為主的強大聯盟軍，也有說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是因為武王伐紂時得到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但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商朝的統治殘暴，民心渙散;商朝的將士無心戀戰。

武王伐紂劇照
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之聯盟軍的兵力和攻打戰略：公元前1046年1月末，周武王親自率三百乘戰車，虎賁三千人，以及步兵數萬人，出兵東征。於2月21日，周抵達孟津，與庸、盧、 微、髳等部族會合，聯軍總數達4.5萬餘人，相當於現在的六個師。聯軍冒雨北上，至百泉折而東行。進攻戰略是：趁商朝主力軍在東南之時，精銳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深入商朝的次都朝歌，擊潰朝歌守軍，一舉攻陷商都，佔領商朝的政治中心，進而瓦解商政權，讓殘余的商人和附屬國群龍無首，然後各個擊破。
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之紂王無心迎戰的大軍：聯盟軍到達朝歌後，第一批緊急軍情剛傳到，聯軍大部隊就跟了過來，朝歌守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商朝的軍隊都在東南，朝歌城內沒有足夠的精兵強將，又沒有戰車，單靠僅有的步兵，很難和沖擊力強大的戰車方陣相抗衡，更何況周軍士氣銳不可當。帝辛驚聞周軍來襲，只好倉促武裝大批奴隸、戰俘，連同守衛國都的軍隊，開赴牧野迎戰。然而商朝的軍士無心作戰，再加上前方周軍的強大沖擊大多都慌不擇路地往回跑，雖有後方忠心禁軍的阻攔，但也敵住人多，在人潮的沖擊下，這些禁軍也亂了陣腳。奴隸們為了逃命，加上被後面人潮推動，於是倒戈相向，亂打一氣。
強大的軍事聯盟，周密的作戰計劃，再加上當時的民心所向，使武王伐紂的勝利成為了必然。
分析武王伐紂的基礎是什麼
周武王是周朝部落周文王之子，周文王生前最大的願望是滅掉商朝，周武王繼位之後，繼承了父親的遺願，大力發展周氏部落，以等待最好的時機來滅掉商朝。

武王伐紂圖片
武王伐紂的基礎是什麼呢?首先周武王伐紂的基礎就是國家的穩定和強大，讓周氏部落發展迅速，周武王也採取了措施，在政治上他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這些都是得力大臣，將周氏部落治理的井井有條。於公元前1048年間，願意同周朝合作的國家和諸侯有800多個，可見當時周朝的是多麼強大。
武王伐紂的基礎是什麼呢?主要體現在對待奴隸主的態度上，周武王雖然沒從根本上撼動奴隸制度，但是對待奴隸是溫和的態度，引導奴隸進行農業生產，或者是加入到軍隊中進行鍛煉，適應作戰方式，這些舉措為武王伐紂提供了足夠的兵力和糧草。
除了外界的種種因素外，武王伐紂的基礎最主要是順應民心，順應天意，只有順應歷史的戰爭才會取得勝利。周武王作戰有名，以討伐暴君為口號，這種大意之舉，拉攏了人心，在牧野之戰前，召集了周邊的各個鄰國以及諸侯，人心所向，所以武王伐紂能夠勢如破竹，節節勝利。除了這些之外，武王伐紂的基礎還有周武王對待奴隸的態度，當時商朝就是因為奴隸的矛盾所激化，周武王在這一方面做的很好，在武王伐紂的過程中，奴隸紛紛投降倒戈到周武王這邊，加速了戰爭的勝利。
商湯滅夏與武王伐紂的關系
夏朝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由商湯滅掉，歷史上稱之為「商湯滅夏」;商朝到了紂王時期，逐漸衰落，由周氏部落滅掉，史稱「武王伐紂」。在中國的歷史中，雖然朝代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每次朝代的滅亡都是有原因的。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都是因為君王的暴戾統治，才使國家走向滅亡的。

武王伐紂畫
商湯滅夏這個歷史事件指的是公元前1600年，商湯帶領著商部落滅掉夏朝的事件。商湯能夠滅掉夏朝的根本原因是，夏朝的暴戾統治。當時夏朝的最後一代君王是夏桀，夏桀的統治非常的殘暴，在政治上賦斂無度，萬民甚苦，在生活上荒淫無度，百姓怨聲載道，忠臣關龍逢極力進諫，夏桀不僅沒有聽從，反而將其殺害。而當時商朝發展速度很快，德政於民，引來百姓的投靠，於是在1600年，不費吹灰之力就滅掉了夏朝。
武王伐紂是指公元前1046年，以周武王為首的周部部落討伐商紂王的事件。商朝的紂王比起夏桀來說，還算是顧及國事，在初期還是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國家也日益強盛。但是由於紂王的殘酷統治，使人敢怒不敢言。他不僅荒淫無度，還造酒池肉林，任用奸佞小人，還發明「炮烙之刑」殘害人民，最終激起民憤，被日漸強大的周朝部落給滅掉。
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是兩個很像的歷史事件，相似之處就是夏朝和商朝的滅亡都是因為君王統治不善造成的。
武王伐紂路過的關口是什麼地方
武王伐紂這是一個成語，也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周武王姬發帶領軍隊征討殷商的商紂王，這是一個以有道討伐無道的故事，最終正義戰勝了邪惡，暴虐的商紂王被打敗，西周獲得了勝利。

武王伐紂路線圖
這個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因為這源自一部小說《封神演義》，作者是許仲琳。這是一部神話小說，在這里西周被賦予正義，殷商被認為邪惡，所以參與雙方最終的結局是被確定的，這也是我國最成功的歷史神話小說。
關於武王伐紂路過的關口，很多人都在研究，在小說中也有交代。西周軍隊首先是五關，這五關分別是青龍關、汜水關、穿雲關、臨潼關和遊魂關。在小說中這些關口都是非常難打的，因為這里的每一個了關口都有一個神仙在守護。
而在實際上也是存在這些關口的，武王伐紂也必須通過這些關口，但是這里並沒有什麼神仙的守護，而是殷商的將領和兵力在這里守護，所以西周進行戰爭是非常艱難的，但是也成功了。
在過了這幾個關口以後，武王伐紂還路過的關口還有一個關口就是澠池，在這里也進行了會戰，然後到了黃河渡口，最後到達朝歌，在這里他們想進去還不行，於是和殷商的最後軍隊進行了一場規模巨大的牧野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戰役之一，也就是在這場戰役西周最終成功消滅商，建立了周朝。

Ⅲ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是哪些

在我們工程進行之中，有這么一個機會，就是1997年3月9日在中國境內發生了20世紀最後一次日全食。這一天，中央電視台曾經做了轉播。我們請天文學家和有關的學者到新疆的塔城地區進行觀測，發動當地的群眾來觀看，看看他們是怎麼樣的感受。結果真是天再旦，確實是天亮了，亮了之後又再黑下來，黑紅黑紅的，非常恐怖，然後天又亮了。天再旦完全被證實了，我們又用現在最好的軟體進行計算，排除了公元前925這個年數，所以公元前899年是周懿王元年。

下面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武王克商年。大家知道，在歷史上常有一些關鍵的年代。我們的年代學也有一個關鍵點，就是武王伐紂年。要知道武王伐紂如果定不好，西周年就沒法推定，而且商代以前也沒法推算了。西周有專門課題，商代有專門課題，武王伐紂也要設一個專門課題。我們在研究武王伐紂這個課題時，首先就是了解過去對武王伐紂年有多少種學

說。經過統計，有44種說法，而這44種說法之間大不相同。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差距是112年。112年，可以說將近半個西周了，因此對這個問題就需要特別謹慎。

我們怎麼做呢？首先，在考古學上要確定武王伐商可能的范圍。怎麼確定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歷史，周人是從西部興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化，稱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響後就稱為「早周文化」，與「先周文化」差別很大，而差別的產生關鍵就在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我們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後測定其年代。這個道理其實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兩方面：第一是找不到這樣的遺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測定不了，因為那時候我們碳14的測定水準不可能達到那麼精密。幸運的是，我們找到了這樣一個標准遺存，就在豐邑遺址的灰坑裡有大量可以測定的標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國遺址裡面，也找到了它最早的遺存，是燕國建立之後最早的。這樣，我們測定的結果就是武王伐紂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間，把原來的112年縮小到30年。我們就在這30年裡面，根據金文和文獻中有關武王伐紂時的天象記錄進行推算。結果得出三個方案，分別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這三個方案裡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記錄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後，只有公元前1046這一年各方面都比較符合，所以最後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伐紂年。

夏商周年表的情況是這樣，夏代的開始年估計為公元前2070年，夏代和商代之間的界線估計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估計為公元前1300年，這些都是框架，然後武王伐紂是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年表在很多地方發表過了，如果大家找，很容易找到。

我們所做的成果就是如此，那麼怎樣看待我們的成果？我想，盡管領導和社會各方面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比如在1999年底中科院和工程院兩院院士就曾經推選夏商周斷代工程為中國1999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之一，在2000年又被評為中國2000年的十大基礎研究之一。可是我們只能說，這個夏商周年表是我們目前所能做的，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些。這個成果今後一定會得到補充和精確化。特別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個年表一定會得到更多的糾正和發展。按道理說，所有科技項目的報告都叫結題報告，可是我們的報告叫階段性成果報告。這就是說，我們所做的工作只是階段性的成果。我們非常希望社會各個方面，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對我們的工作進行批評和指教。

最後我談談夏商周斷代工程有什麼樣的意義，其實，我在談第一點的時候，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從科學研究方面來說，這個工作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發展給予了一個時間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較好的有科學依據的基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是整個人類文明起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古代文明不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貴財富，也是全世界的寶貴財富，所以在科學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還要進行更廣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關的中原地區的文明，然後再擴大到周圍地區。在年代上，我們也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視線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我個人來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就是為在21世紀里開展大規模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積累了一些經驗。大家知道，現在新學科的開辟，常常是在不同學科的夾縫里、不同學科的結合中產生的。

比如說，生物化學、物理化學，還有化學物理、地球化學，諸如此類，都是介於多種學科之間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很多交叉點，會產生一些新的學科。這些新學科的研究結果，不但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所以，不能理解為這種結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儀器和結論。千萬不能這么理解。夏商周斷代工程究竟是一個文科的項目，還是一個理科的項目，很難說。年代學在學科分類表裡是分在天文學裡面，可是它又有這么多的文科內容。以後還會開辟許多類似的學科，因此，我們如果能在這方面積累經驗教訓，對將來科學的發展會有一些益處。

Ⅳ 我國歷史上的「武王伐紂」是怎麼一回事結果怎樣

商朝後期，周武王十一年（前1027年或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此時紂王正派大軍遠征東夷之際，周武王見機不可失，在呂望等人輔佐下，以兵車三百乘，虎賁（精銳武士）三千人，東進突襲商，總兵力史稱有士甲四萬五千人，此說誇大。臨行前，魚辛諫阻，《屍子》載：「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同月二十一日，周軍抵達孟津，與庸、盧、彭、濮、蜀、羌、微、髳等「方國」（商為王畿，臣屬為方國）部落部隊會合。二十八日周軍由孟津冒雨東進，從汜地（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渡過黃河，至百泉（今河南輝縣西北）而東行，每天近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軍，直搗商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二月二十六日抵達牧野（今河南省淇縣南、衛河以北）。紂王得知消息，只得倉促部署軍隊，但此時主力遠在東南地區，無法即時征調。只好武裝大量奴隸迎戰周師，《詩經》上稱「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史稱有七十萬之眾，較誇張，但兵力肯定較周武王軍隊多許多。二十七日清晨，周軍庄嚴誓師，歷數商紂王種種暴行，即為尚書所記載之「牧誓」。誓師結束，武王下令發起總攻擊，先遣太公呂尚以數百名精銳部隊出擊，武王親率主力跟進沖殺，商軍中的奴隸和戰俘全無鬥志，掉轉戈矛，周軍在牧野（今淇縣以南、衛河以北）大破商軍，商朝大軍頃刻瓦解。紂王見大勢已去，倉惶逃回朝歌，登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稱「牧野之戰」。據《逸周書·世俘》記載，此戰「血流漂櫓」，極為血腥殘酷。孟子觀此書之後感嘆：「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櫓也！」然而客觀看當時情況，《世俘》所記載的情況可能比較接近事實。《逸周書·世俘》記載牧野之戰武王大獲全勝，擊斃十八萬人，生俘三十三萬人，並大肆捕獵犀牛、虎、熊、鹿等動物，掠奪了大量的珠寶財物，勝利後，武王用「輕呂」擊刺紂王的屍體，接下來周武王四處征伐商朝各地諸侯，驅逐商朝大將蜚廉（黃飛虎）於海濱，逐一肅清殷商殘余勢力。但是此時仍沒有完全消滅商朝，如：武庚的封地仍獲得保留，而當初商人南征的軍隊也沒有完全消滅，一部分武力仍然保留在東夷，直到周成王、周公東征的時代才完全消滅。 關於武王伐紂的年代在過去在研究上有44種說法（從前1130年—前1018年都有）。根據《國語》記載伶州鳩說：「昔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可推定為公元前1046年。歷史學家何炳棣認為鶉火是東周的洛陽。《竹書紀年》記載公元前1027年。《屍子》卷下記載：「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木星）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荀子《儒效篇》說：「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淮南子�6�4兵略訓》也載：「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根據計算得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的日期。《利簋》銘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歲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明代黃道周的戊子歲（紀元前1053年）之說。黃宗羲的《歷代甲子考》與《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以武王克商為己卯歲（前1122年），並多次與朱朝瑛辯之。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1998年12月20日斷代工程會議上江曉原結論，武王克商是前1044年1月9日。

Ⅳ 何為夏商周斷代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該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劃」中的一項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該工程正式啟動於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過國家驗收。

立項過程

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並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

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結論與意義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約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公元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工作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

Ⅵ 武王伐紂時間的多重說法都怎麼來的

武王伐紂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是商衰周興的轉折點。在《尚書 牧誓》中，對這次大戰的經過曾作了簡略的記載，是我們了解這次大戰的最早文獻。武王伐紂發生在什麼時候?《牧誓》開篇曰：「時甲子昧爽」，僅有紀日，而無明確的年代。因此，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千古懸案。

我國有記載的確實紀年始於公元前841 年。在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過推算得到。由於上古史料的缺乏，人們推算的武王伐紂年代簡直令人無所適從。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中列舉了前人的十二說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樑啟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蘭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設》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證》)，章鴻釗提出的前1055年(《中國古歷析疑》)，凡16種，使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變得撲朔迷離。這些說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說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說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據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劍錄》在《東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後來，範文瀾的《中國通史》、齊思和的《中外歷史年表》等也採用了此說。前1122年說源於劉歆的《世經》和《三統歷》，此說曾影響了後世的很多學者，也有人批評劉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後漢書。律歷志》)，肆意縮短夏、商年數而妄增周朝年數，主觀因素太多。前1027年說自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後，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陳夢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張此說。

特別是郭沫若的《中國史稿》採取此說後，在國內外史學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認。此說原本於《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從周幽王最後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些年來，人們又對武王伐紂年代進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說法。黃寶權等對前1027年說「稍事推進」後，提出了前1029年說。他們依據《國語。周語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和《史記。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等記載，認定武王伐紂在「酉年」，但用於支推算，從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結果卻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麼是否可斷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紂之年呢?不能。原來史書上所用的歲星紀年法並不準確，每隔86年要誤差一年，257 年間正好誤差3 年，「減去誤差數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絕對年代。」再進一步推算後得出結論，武王伐紂之戰是在這年的「周歷二月五日黎明前打響的」(黃寶權、陳華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載《華南師院學報》1979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學家張鈺哲先生利用電子計算機及大行星攝動而求得的這三千多年中的運動軌道，將我國歷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記錄加以分析考證後指出：如果武王伐紂時出現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話，「那麼武王伐紂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軌道演變的趨勢和它的古代歷史》，載《天文學報》第十九卷一期)。因為《淮南子。兵略訓》中曾寫道：「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顯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現在東方的天空上，同時還有彗星出現，頭向著東方。根據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現逆推40次回歸過近日點，發現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這年的頭3 個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與《淮南子》記載相同。那時，木星運行在張宿中，正當鶉火之次，與《國語。周語下》所說的「武王伐殷，歲在鶉火」相合。趙光賢據此認為，天象是客觀存在而又有規律可尋的，用電子計算機來算四千年前的天象，並與史料相結合，「推算出來的年代就是可信的。」從史料的考證上，趙光賢進一步充實......。但盧仙文1998年7月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彗星記錄研究》(導師：江曉原)否掉了張鈺哲的結論。

和支持了前1057年說，並指出「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記。周本紀》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兩字應顛倒過來，這樣推算出來的武王伐紂年代才是正確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數)再加275 ，共為1057年(《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載《歷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何幼琦根據天文歷法的知識和方法，通過推算文物、文獻中有關的紀時，也考證了武王伐紂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為起點，推算尺度用現代天文常數，回歸年(歲實)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過《小盂鼎》、《庚嬴鼎》的銘文間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後依據《史記。周本紀》「既克殷後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後崩。……周公乃行政當國，……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的記載，逆算斷定：「克殷之年，當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年，並算出大戰就發生在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由此說，武王伐紂是一次利用節日，出敵不意，遠途奔襲的成功戰例(《周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載《中山大學學報》1981年第1 期)。

一個歷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們的廣泛注目，並提出了19種考證結果，這在史學研究中是非常罕見的現象。雖然上述諸說結論迥異，但各有所據，難道武王伐紂的年代真是紛紛然而不可定一嗎?正確的年代只能是一個，可究竟是哪一年，還有待於努力探討。

(黃顯功)

按照天文歷史年代學的原理，根據《國語·周語下》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述武王伐殷時天象，江曉原等採用國際天文學界最權威的行星星歷表資料庫及計算、演示軟體，對這一文獻中的每一項天象都進行了全面計算、檢驗和演示，並結合《尚書·武成》、《逸周書·世俘》、利簋銘文、《淮南子·兵略訓》、《荀子·儒效》等有關記載表明：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紂天象，實際上是武王伐紂過程中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天象實錄，它們可以與武王伐紂之役的日程逐一對應吻合。並確定牧野之戰的日期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見《自然科學史研究》18卷4期(1999)。江曉原關於牧野之戰是在1044年的說法，很有可能比前人前進了一步，他綜合理解使用了多種文字記載、使用的軟體也更好。

Ⅶ 武王伐紂的具體時間

武王伐紂的具體時間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未解之謎，武王伐紂的具體時間是一個交點，若不能解決，所有相關事件的具體時間將不能解決，若此問題一解，其它問題將迎刃而解。所以確定這個年代是所有問題的關鍵。基於以上原因，中國史學界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天文學家、古文字學家和學者200餘人與1996年-2000年正式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經歷多方考證，包括鍾鼎銘文、史書記載、當時天文觀測的記載、墓葬考察，最終確定武王伐紂的具體時間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是在這一天的天亮之前對朝歌城發動總攻的，當時有武王的史官猛回頭看了一眼南邊天空中的天文景象，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當時天空中出現了一顆哈雷彗星。

Ⅷ 夏商周斷代史工程師專門回事

巫山縣出土的商尊1996年啟動，是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該工程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結合，設置9個課題39個專題，組織來自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為研究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創造條件。已有《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出版，把我國的歷史紀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彌補了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編輯本段]背景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此前的歷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馬遷在《史記》里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比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歷史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年表。
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學作系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後被收錄於《漢書·律歷志》。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推算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進入20世紀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積累了大量的材料。 [編輯本段]立項過程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並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
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編輯本段]工程目標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准確的年代。
2.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准確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編輯本段]研究課題1.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
3.夏代年代學研究；
4.商代前期年代學研究；
5.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
6.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
7.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
8.碳14測年技術的改進與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與總結。 [編輯本段]研究方法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編輯本段]結論與意義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如果該工程順利的話，那麼將有可能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但目前看來，由於該工程的最終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這個意義能否達到存在較大疑點。 [編輯本段]批評與質疑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後，其中結論已被不少主流的詞典和教材採用，開始產生影響。
在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標准後，國外學者開始加以批評。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才剛剛開始，中國的考古技術和理論水平還有待更大的提高。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不絕於耳。某些國外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在2000～2003年進行了三次辯論。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倪德衛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便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一貫漠視中國本土研究成果，對中國歷史沒有發言權。
中國政府並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封鎖，網路上隨處可以見到關於此問題的介紹與討論，中國政府也為此展開大規模論爭，提出支持自己觀點的各種理據，支持工程學者深入研究。有些國外學者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努力，認為只要是中國政府支持的此類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說，這些學者連最近發表的文字都說不清楚，他怎麼可能對三代的年代行判別。而大陸不同意工程報告的學者也被這些國外學者加上「正義凜然」的標簽，說成是「無力對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現在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例如張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內部卻是存在爭論。有些中國學者認為，此類工程的成果沒有必要非得通過世界上各種具有「復雜背景」的學者的檢驗，只要在中國學術界取得共識就行，中國學者對歷史的研究無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種目的的勢力阻撓。 [編輯本段]關於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質疑在「東亞歷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發表文章質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對於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錯誤提出了具體質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計劃，包括被中國國務院接受的研究計劃（指夏商周斷代工程），依據的是一個在西元前一千紀早期的「天再旦」的記載。這些研究把這個奇特的記載解讀成日出時的日偏食。這樣的解讀看起來似乎合理（黎明要開始之際，天色因為日食而暗下來，然後再日出），但卻是不確定的。日出時把太陽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讓天色大幅變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確是有一次日出時日食，而這些研究計劃把這個日食對應到該奇特的記載（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計算顯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觀亮度（人類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減低的程度小於25%。為了證明這樣的亮度減少可以給觀察者有「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一些研究者對觀察了1997年日出時日偏食的觀察者進行了調查。然而，所有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不到10%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觀察者沒有「天再旦」的感覺），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超過80%的地方（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覺））。從這些數據，研究者作出結論，「主觀亮度減少超過10%會造成「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這個結論根本毫無根據。實際上，飄過的雲常常可以造成主觀亮度減少25%……
另外，該文也質疑了對於該次日食的計算的正確性。
另外，有人依據《日食路線圖》作了調查，發現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帶西端在山東省，陝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鄭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編輯本段]蔣祖棣對工程方法論的批評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斷代工程進行了一次學術會議，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演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這樣低的置信度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標尺很不科學。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該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劃」中的一項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該工程正式啟動於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過國家驗收。

立項過程

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並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

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結論與意義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約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公元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工作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

Ⅸ 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

工程介紹

[編輯] 背景
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此前的歷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馬遷在《史記》里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比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歷史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年表。

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學作系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後被收錄於《漢書·律歷志》。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推算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進入20世紀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積累了大量的材料。

[編輯] 立項過程
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並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

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編輯] 工程目標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准確的年代。
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准確的年代。
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編輯] 研究課題
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夏商周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
夏代年代學研究；
商代前期年代學研究；
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
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
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
碳14測年技術的改進與研究；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與總結。

[編輯]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編輯] 結論與意義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如果該工程順利的話，那麼將有可能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但目前看來，由於該工程的最終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這個意義能否達到存在較大疑點。

[編輯] 批評與質疑
此條目的中立性有爭議。內容、語調可能帶有明顯的個人觀點或地方色彩。（2007年8月6日）
加上此模板的編輯者需在討論頁說明此文中立性有爭議的原因，以便讓各編輯者討論和改善。
在編輯之前請務必察看討論頁。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後，其中結論已被不少主流的詞典和教材採用，開始產生影響。

在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標准後，國外學者開始加以批評。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才剛剛開始，中國的考古技術和理論水平還有待更大的提高。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不絕於耳。某些國外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在2000～2003年進行了三次辯論。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倪德衛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便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一貫漠視中國本土研究成果，對中國歷史沒有發言權。

中國政府並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封鎖，網路上隨處可以見到關於此問題的介紹與討論，中國政府也為此展開大規模論爭，提出支持自己觀點的各種理據，支持工程學者深入研究。有些國外學者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努力，認為只要是中國政府支持的此類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說，這些學者連最近發表的文字都說不清楚，他怎麼可能對三代的年代行判別。而大陸不同意工程報告的學者也被這些國外學者加上「正義凜然」的標簽，說成是「無力對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現在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例如張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內部卻是存在爭論。有些中國學者認為，此類工程的成果沒有必要非得通過世界上各種具有「復雜背景」的學者的檢驗，只要在中國學術界取得共識就行，中國學者對歷史的研究無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種目的的勢力阻撓。

[編輯] 關於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質疑
在「東亞歷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發表文章質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對於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錯誤提出了具體質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計劃，包括被中國國務院接受的研究計劃（指夏商周斷代工程），依據的是一個在西元前一千紀早期的「天再旦」的記載。這些研究把這個奇特的記載解讀成日出時的日偏食。這樣的解讀看起來似乎合理（黎明要開始之際，天色因為日食而暗下來，然後再日出），但卻是不確定的。日出時把太陽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讓天色大幅變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確是有一次日出時日食，而這些研究計劃把這個日食對應到該奇特的記載（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計算顯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觀亮度（人類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減低的程度小於25%。為了證明這樣的亮度減少可以給觀察者有「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一些研究者對觀察了1997年日出時日偏食的觀察者進行了調查。然而，所有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不到10%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觀察者沒有「天再旦」的感覺），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超過80%的地方（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覺））。從這些數據，研究者作出結論，「主觀亮度減少超過10%會造成「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這個結論根本毫無根據。實際上，飄過的雲常常可以造成主觀亮度減少25%……

另外，該文也質疑了對於該次日食的計算的正確性。

另外，有人依據《日食路線圖》作了調查，發現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帶西端在山東省，陝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鄭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編輯] 蔣祖棣對工程方法論的批評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斷代工程進行了一次學術會議，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演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這樣低的置信度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標尺很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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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文化工程。該工程作為「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於199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到2000年9月15日通過國家驗收。

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傳世文獻支持的「信史」迄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從此上溯的歷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馬遷的《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沒有具體在位的年代，這種狀況被稱為"有世無年"，成為中華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來，無數學者為改變這一狀況而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規模龐大的工程是無法由一己之力來完成的。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考古成果不斷涌現，改變「有世無史」的時間已經成熟。

「夏商周斷代工程」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是我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在工程實施過程中，來自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學等多種學科的200多位專家學者，在李學勤、李伯謙、席澤宗、仇士華四位首席科學家的帶領下，團結協作，共克難關，取得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先後完成了9個課題、44個專題的研究。

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對歷史文化遺址的發掘，對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鑒定以及對古天文學記錄的整理，於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該年表把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為標識的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並明確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體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為公元前1600年，並明確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對於商代前期的歷史給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也相應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斷代工程」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理清了先秦歷史的起承轉合和發展脈絡，填補了我國古代紀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為止最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代表，為繼續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礎。同時，該工程的順利完成也開啟了二十一世紀交叉學科共同研究的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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