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㈠ 250分懸賞！談談你對文學理論的理解

文學理論是指研究有關文學的本質、特徵、發展規律和社會作用的原理、原則的一門學科。是文藝學的一個門類。傳統的習慣把文藝學分成三個門類：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它們都以文學為研究對象，都要求把歷史的、現實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史和邏輯的研究結合起來。文學史重在對文學的歷史研究；文學批評重在對文學的現實研究；文學理論則重在對文學作邏輯的研究。從古往今來的文學現象中，找出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揭示文學的不同形態的特點。

一，文學理論-基本詮釋
文學理論研究作為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文學所具有的質的規定性，其中包括它與其他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及一切藝術所共有的普遍性，也包括它區別於其他藝術的特殊性；研究作為社會現象的文學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和所起的社會作用。

文學理論教程

文學理論包括它與其他社會現象共有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區別於其他社會現象所獨具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文學作品的內容、形式及其相互關系;研究文學本身的不同形態（抒情的、敘事的、戲劇的）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滲透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種文學種類、體裁；研究文學的創作過程及其規律,其中包括方法、風格和流派等等。

文學理論不是關於文學的固定不變的法則，而是文學實踐經驗的概括。它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反過來，又推動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前進。文學理論也吸取文學史的研究成果，從而又對文學史研究發生影響。

文學理論本身，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關於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關於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也均如此。

二，文學理論-性質品格
(一)文學理論的性質

蘇俄文學理論

通常把研究文學的諸學科稱為文藝科學或文藝學。它包括五個分支，即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文藝學包括廣義的文藝學和狹義的文藝學，上面所說的是廣義的文藝學，狹義的文藝學主要就是指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是文藝學的三大分支學科(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之一。以文學活動為研究對象，系統闡述文學活動的審美特徵和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反過來，對文學活動具有認識和實踐的雙重意義，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提供系統的價值體系和方法體系。與其它分支學科有著密切聯系。以文學基本原理，概念范疇以及相關的科學方法為研究對象。文學活動的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規定了文學理論四個方面的任務：觀念論，創作論，文本論，接受論。

(二)文學理論的品格

文學理論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和鮮明的價值取向。它的實踐品格在於：它來源於文學實踐，同時又受文學實踐的檢驗，並進而指導文學實踐活動。其價值取向品格在於：它作為文學實踐活動經驗的總結，總是打上階級或階層的烙印，體現出明確的價值取向。

（三）同一客體可以形成多對象，並可運用多視角、多方法加以研究，所以形成了多樣化形態

（四）文學理論的基本形態：文學哲學、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學符號學、文學價值學、文學信息學、文學文化學

三，文學理論-自主性
所謂文學理論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學理論擺脫了政治的束縛，使文學理論回歸自身。幾十年來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中國文學理論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裡的、不斷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為的等價物，文學理論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嚴與價值。現在，文學理論分清了與政治的界限，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開始建立起自身的學理。自然，政治作為一種行政的意識與手段，仍有可能來干預文藝現象，但已不易收到實際的效果，這就是所謂解構了。解構還表現在過去不少被奉為重要的理論原則，如今已退出文學理論，這也是事實，這是一方面。

課件

另一方面，文學理論的自主性，自然還在於理論自身的學理建設。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是中國文學理論比較全面地建立自身學理的時期，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時期。在文學理論學理的探索、建構中，無疑，西方文學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中的西化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審美研究、作品形式、結構等因素的內在研究，和那時中國美學問題的大討論，都對中國文學理論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時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對現代文論傳統進行了有批判的吸收，並且力圖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景象，新說屢起，佳作迭現。文學理論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構舊說的基礎上出現的，同時又是新的建構。因此，這十多年的文學理論，不是一味的解構，不是一味地聽從外國人說話，不是把外國人的文學理論進行簡單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鑒的基礎上，對文學理論既有改造，又力圖有所創新，並且卓有成效地創立了一些新的文學理論范疇。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文學理論在不斷地走向邊緣化，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應當承認，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真正的理論創新，自會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構與建構，正是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體現。

四，文學理論-視點形態
中外文學理論史表明，任何一種理論科學都是對文學活動實踐經驗的理性認識和邏輯概括。而歷史同樣表明，迄今為止任何一種關於文學的理論概括，都還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所有專家認同。迄今為止仍然沒有一種理論形態，得到持有共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立場的所有理論家的一致首肯。

文學理論

這種事實反復出現，說明文學活動實踐本身與人類其他認識對象一樣，在存在上具有無限的廣泛性與豐富性，而人類對文學認識的可能性、優越性和局限性都在於，人們對文學的理論概括必須受制於人類理性思維機能在歷史文化中形成的思維普遍法則，習以為常的理論概括的工作往往是把文學的經驗事實納入一些理性框架，或者說在進行理論概括時，理論家是用一種先在的理性框架去對文學活動的經驗事實「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尋求和建立一種框架內的明確認識。在文學理論的研究和建構中，理性框架的重要性遠遠大於文化、意識形態對文學理論的影響。

因為理性認識的先在框架是人類認識從具體感性經驗上升到理論認識的加工器具，是人類認識具體事物的認識結構。當然這種認識結構是人自身在實踐、歷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先於人類自身的，也不是超越人類本身的。從人類整體而言，是如此。但是從個人具體的存在而言，它則是外在和先在的。個人總是通過接受文化傳統，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認識結構，去理解現實、認識文學。

這就是說，任何一種成型的文學理論都有它在理論上的框架，都有它在理論上的預定性、約定性、假定性。古今中外文學理論豐碩的成果，就體現在它不是一種單一框架的產物，而是從多種框架、視點去觀察、分析、概括文學經驗事實的成果。

五，文學理論-中國當代
西方是中國文化和文論的一個「他者鏡像」，只有在這個鏡像當中，中國文學理論家們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進到哪一步，學術增長到哪一步，而哪些是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的空白。當代文論發展的新趨勢，說明了中國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的「追新逐後」的持續理論熱情，這種理論熱情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尤其是以二十世紀後半葉為重；對這種學術史的清理，在當代成為新的學術思想生長點的關鍵。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

當代文中國學理論問題首先在於：各種文藝理論思想幾乎共時態的湧入，中國的接受語境的復雜化。一般認為，文藝理論包括作家、作品、讀者和社會文化四個要素：作家論如傳記批評、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等；作品論如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讀者論如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社會文化分析新趨勢，如西馬、女權、解構主義，都不能說太新了，像後現代主義作為一思潮，已是明日黃花。而後殖民主義已把後現代主義關於差異性的理論和話語權力理論，應用到國別之間的國際關系文化權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當前，文化研究被認為是比較新的，其實它也僅僅是跨文化、跨學科的互動研究。再有就是少數話語，其實也與第三世界文學、第三世界身份緊密相關。這些內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資料，並且同中國的具體現實結合起來。這里，我想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最近二十年來西方這些新理論一下子湧入中國，中國知識界接受了什麼，已經消化了什麼?什麼樣的東西與我們的肌體產生了一種共振、共鳴，生成了一種新的東西?哪些東西被我們清除了、排斥了、拒絕了?

事實上，西方文化理論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方法論平台，這個平台足以使中國學者在分析文本時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後、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話語的邊緣化，但是否他們抓住了這些最新話語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現得十分靈動呢？完全追新可能是一個本體論的誤區，它將使中國永遠追不上西方，使中國在新世紀還要重復二十世紀的一系列錯誤。所以，中國的文藝理論不可能完全從西方借鑒，但是不可能不對西方加以觀照。只能把西方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參照，要在本體論上發掘中國的本土資源。畢竟面前的現實是，中國的文化方法研究與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在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時還顯得很新，但今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在國外剛剛出現一、二年，中國這里已經廣泛應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變得毫無意義，這時學術競爭不以量勝，不以萬花筒的不斷轉動取勝，相反，是一種本質力量的學術較量。中國必須走出趕超心理，深層次地總結自身經驗並尋求差異。這種差異性的東西有可能成為中國新世紀經過拿來主義走向輸出主義的主角。

六，文學理論-文學性滲透
文學理論學者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是文學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學性的無處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後隱含著文學性對社會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滲透。盡管學界大都認為以電視媒體為主導的直觀圖像文化的瘋狂擴張，直接導致了文學的衰落或文學邊緣化，但學者們也注意到，電視這種主導的、綜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學性」才得以向意識形態各領域強力滲透。流行文化的「走紅」、「轟動」往往都少不了文學性，種種風行時尚的品位和水準也常靠文學性來提升，模擬景象常因文學性的敘述和解說增加其韻致與情趣，體現出藝術真實甚至是生活真實。

《中古文學理論范疇》

文學性對理論的滲透顯得特別突出。眾多社會科學理論本身因其理論諦視與文學性表達的完美結合而倍增魅力，而且這種文學性表達不僅成為一種外在的裝飾，尤其是深入到理論思維與思想內涵之中，成為顯示理論水準、理論生命力的重要標志。我們知道，現代理論的生命力在於簡練、准確、直陳，即概括性強。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論給現代社會高節奏生活的現代人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和壓力，因此，文學性就成為理論的調味品和滋補品，成為壓抑彌深的理論的調節性因素。西方學界已注意到文學性對理論的這種滲透，卡勒揭示了文學性對20世紀的理論運動顯著參與和文學性統治的事實：修辭裝飾了理論話語。他說：「事實上文學勝利了：文學統治了學術領域，盡管這種統治偽裝成別的樣子。」眾所周知，經濟學堪稱「最硬的」社會科學，但有西方學者在列舉了經濟科學中大量的文學性事實之後說：「經濟學家是不證自明的語言表演者，而對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學批評家肯尼思•伯克的戲劇概念來予以討論，或哲學家奧斯丁和約翰•西爾尼的語言哲學概念來討論」，「經濟科學家用了許多裝備進行說服，就象一個大庭廣眾之上的演講者」，「科學的最終產品——科學論文——是一種表演」。由是觀之，經濟科學中的文學性實則是一種煽情性，這也正好求證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於它的激情」，「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潛在的作用就在於誘發情感」的論斷。

文學性對理論的滲透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體現，中國具有詩性文化、詩性學術的悠久歷史。中國古代文論、史論、哲學之中的詩性智慧堪稱文學性滲入學術理論的典範。當時的文學性與文論、史論、哲學水乳交融的關系成就了極其詩化、頗具特色、含蓄蘊藉、言近旨遠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諸多理論。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理論的評價習慣於以西方標准為參照，對中國傳統學術理論因文學性而顯露的詩性智慧不屑一顧，將西方學術理論的思辨性奉為圭皋，這種用觀念的明晰性來框范「沒有觀念的智慧」無異於隔靴搔癢。中國學術理論之所以隱藏著極大的靈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學性的滲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語，不顯山不露水，實則內蘊豐厚，機智委婉，美妙文雅，它並不明確地說出想說的話，總是通過隱喻、暗示、打比方，話中有話，言不盡意，鋒芒不顯。無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標准來衡量說這是優點還是以西方為參照說這是缺陷，這種特有的迴避概念的思維方式形成了中國文化、中國學術的傳統，構成了中國學術理論的文學性表徵。

耐人尋味的是，文學性對學術理論、思想的滲透成為當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現代化學術理論的生成時尚。雖然有的西方學者出於對所有形式的革命運動的反感，面對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的鼓噪，翹首盼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意識形態的終結」，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在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對中國古老的「沒有觀念的智慧」的不經意之中，曾被他們誓言要啟蒙一番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又使他們趨之若鶩。歷史就是充滿了如此的諷刺意味：高度發達的文明或文化必須經過漫長的迂迴之後，還是要靠最原始、最質朴、最本真的養料來滋補!盡管當代學術理論靠文學性滋潤的事實從某種程度上是當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結果，但滲透了文學性的當代學術理論應該比靠概念來思維、充滿思辨性、靠西方話語表述的現代理論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蘊，更充滿覺悟和智慧。

㈡ 文學史學和文學史的區別

文學史學
===研究對象是文學史理論，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學史基礎理論，討論文學史觀；二是文學史一般理論，討論文學史存在形態、演變方式等；三是文學史操作理論，討論文學史研究方法、治史模式等。

文學史
是文學作品的實現史，它不僅涉及過去，更涉及未來。文學史只有向史家的個體理解開放，才能真正成為審美意識史。我們不僅需要對以往的文學史研究經驗進行整體反思，更需要建構一種系統的文學史學說，確立一門新興學科——文學史學——的基本框架。

㈢ 3、 比較文學有哪些基本類型，它們在理論和方法上各有什麼特徵 4、 如何理解和掌握可比性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

概述
比較文學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學者諾埃爾和拉普拉斯合編的《比較文學教程》（1816）中，但該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與理論。使這一術語得以流行的 ，是法國文學批評家、巴黎大學教授維爾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講授中世紀和18世紀法國文學課時，曾幾次使用「比較文學」和「比較分析」等術語，兩年以後他將題名為《18世紀法國文學綜覽》的講稿出版。1865年後，「比較文學」作為專門術語而被普遍接受。
編輯本段發展
19 世紀70年代後，比較文學在歐美各國有了很大發展，其中心在法國。1931年法國保羅·梵·第根的著作《比較文學論》，第一次全面總結了近百年來比較文學發展的理論和歷史，主張把文學研究劃分為國別文學、比較文學、總體文學三大范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鑒》在美國創刊，按年總結比較文學發展的成績與問題。
編輯本段側重
比較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並重。 在中國，魯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廣泛比較研究過各國文學的發展，如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茅盾的《俄國近代文學雜談》等。20世紀30年代中國開始介紹外國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理論 。陳銓的《中德文化研究》 、錢鍾書的《 談藝錄》、朱光潛的《詩論》等，在某個方面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奉獻。7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在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成績斐然。 產生於19世紀的比較文學，是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即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文學與文學，或者文學與其他的藝術形式、意識形態的關系的新型邊緣學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著眼，充分揭示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民族文學所持有的發生、發展的過程，探索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乃至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比較文學的任務。 歌德是比較文學的先驅。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兩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國文化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後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較，找出異同及緣由，以找出共同的規律。

平行研究
這種對各民族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由於其研究的對象是彼此之間並無直接影響交流的各民族文學，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因此，被稱為比較文學中的另一大類——「平行研究」。又由於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倡與實施的，故又被稱為「美國學派」。20世紀60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雷馬克教授，其給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最被學界稱道：「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一定義，除了強調對並無相互影響或聯系的各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較文學外，它還提出了比較文學還應包括對文學與其他學科或信仰等「表現領域」的關系研究，即被學界稱之為「跨學科」研究，也屬比較文學。

說法提出
「比較文學」這個說法是法國的學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在當時的歐洲，由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各國學者都致力於各自民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從社會背景，作家生平來詮釋作品，也就是所謂「知人論世」的套路。後來，法國的學者卻認為僅僅對國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夠的，文學的研究應當跨越國族的界限。德國的大詩人歌德（J．W．Goethe）支持這種超國界的視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國學者的「比較文學」還是歌德的「世界文學」，著眼點都在歐洲，這是需要說明的。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從事的是一種「影響的研究「，關心的是一個國族的文學怎樣被另一個國族的文學家接受，模仿和創造性地轉化，追溯和清理文學跨越國族疆界旅行的軌跡。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西洋歸國的作家學者如梁宗岱、錢鍾書、陳銓等人都曾努力推動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遺憾的是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停滯，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虧台灣和香港的學者不曾因政治的負面影響而使研究有所中斷。二戰以後，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了所謂「平行的研究」，即國別文學之間即使沒有發生過關系，照樣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所以莎氏比亞可以和湯顯祖比較，《紅樓夢》可以和《源氏物語》比較。比較文學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學科，比如文學與音樂、與哲學、與宗教、與心理學甚至數學，都可以進行比較。中國的古詩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麗意象，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據說無非是在用文字圖解幾何學中的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騷人遙駐木蘭舟」和「萬戶搗衣聲」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動，所以可以給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又開始朝比較文化研究轉向，比如所謂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性別批評等等。

請採納，謝謝。

㈣ 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學理論的方法體系總的說來包括三個層面，即哲學方法的層面，科學方法的層面，專業方法的層面。

1、哲學方法的層面。哲學方法是在總體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具體學科都具有指導的意義，因此哲學方法是文學理論方法體系的最高層次，也是這一體系的理論基礎，它包括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邏輯的與歷史的相統一的方法，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方法，等等。

2、科學方法的層面。這是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逐漸形成的方法，以其橫斷性和交叉性而為文學理論所吸收和借鑒，它處於中間層次而對文學理論准確地把握研究對象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突變論、耗散結構理論、模糊數學理論等方法。

3、專業方法的層面。這是適用於文藝學自身專業特點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從自身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傳統方法，如賞析方法、考證方法、評點方法等，也有從其他學科中移植過來，後來逐步固定下來的方法，這些方法比較具體，也最接近文藝學的研究對象，如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

總之，上述幾種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論背景和操作原則，在把握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時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徑，顯示出自己的優長之處，同時它們又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的建設方面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因此都值得重視，值得借鑒和吸取，而在具體操作中最佳的選擇是對其加以融會貫通和綜合利用。

首先，要堅持整體的、綜合的研究視野。其次，要正確處理好文學的審美規律與其他規律之間的關系。再次，要堅持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相結合。然後，要堅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統一。

(4)文學史的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擴展閱讀：

文學理論的現代發展

文學理論的自主性，在於理論自身的學理建設。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是中國文學理論比較全面地建立自身學理的時期，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時期。

在文學理論學理的探索、建構中，無疑，西方文學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中的西化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審美研究、作品形式、結構等因素的內在研究，和那時中國美學問題的大討論，都對中國文學理論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時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對現代文論傳統進行了有批判的吸收，並且力圖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景象，新說屢起，佳作迭現。文學理論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構舊說的基礎上出現的，同時又是新的建構。

因此，這十多年的文學理論，不是一味的解構，不是一味地聽從外國人說話，不是把外國人的文學理論進行簡單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鑒的基礎上，對文學理論既有改造，又力圖有所創新，並且卓有成效地創立了一些新的文學理論范疇。

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文學理論在不斷地走向邊緣化，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應當承認，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真正的理論創新，自會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構與建構，正是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體現。

㈤ 漢語言文學專業論文研究方法有哪些

1、文獻法

文獻法是一種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學研究方法。無論哪一種社會活動想要留下永久的痕跡都離不開各種文獻。人類活動與認識的無限性和個體生命與認識的有限性的矛盾，決定了我們在研究逝去的事實時必須藉助於文獻。

2、比較研究法

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比較研究貫穿於教育研究的全過程。無論在科學實驗的過程中，或是在理論研究中，比較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該方法。

3、歸納綜合法

歸納綜合法的基本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實例法，藉助於給出的一組輸入/輸出實例逐步導出適於一類問題的程序；另一種是「軌跡」法，通過所給實例的執行軌跡，逐步導出程序。

4、實證研究法

其依據現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利用科學儀器和設備，在自然條件下，通過有目的有步驟地操縱，根據觀察、記錄、測定與此相伴隨的現象的變化來確定條件與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

5、定量分析法

通過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以便更加科學地揭示規律，把握本質，理清關系，預測事物的發展趨勢。

㈥ 怎樣學習美國文學史和英國文學史

美國文學史和英國文學史即外國文學史。
在學習外國文學時，還應該注意到學好這門課程的綜合性要求，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掌握外國文學的基本知識；
第二，提高對文學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鑒賞能力；
第三，提高理論水平。
對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能忽視。
針對以上情況，對學者提兩點建議：
第一，一定要多讀作品。
有些同學學習外國文學，只看教材不讀作品，那是肯定學不好的。我們知道，文學作品是文學史的基本材料，一個作家，一個流派，一個時代，它的文學成就和貢獻，主要體現在作品上。所以，不接觸作品，不對作品進行分析，就無法獲得感性材料，無法深刻體會教材的內容，更無法進行獨立思考，只能人雲亦雲地背教材，死記現成的概念和結論。對於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內容、藝術手法，乃至作品的歷史意義，要能全面的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分析。如果不在閱讀作品上多下功夫，就學不好外國文學。過去有些同學不習慣某些外國文學作品的思想方式和表現形式，因而不愛看，有些同學又懼怕外國文學作品多，本子厚，望而生畏便索性不看。我們認為，不習慣可以變為習慣，看多了自然就會習慣，老不看就永遠不會習慣。作品多，只要堅持看，積少可以成多。
第二，要注意學習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對外國文學的論述。
我們學習外國文學，應該以馬列主義思想作指導，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對於外國文學的論述，正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典範，他們的意見往往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具有極大的科學價值。學習這些論述既能幫助我們掌握要領，又能從中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水平。把學習外國文學和學習馬列主義文藝論著結合起來，取得較好的效果。

㈦ 什麼叫文學史

文學史
研究文學發展歷史的科學。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同屬文藝學的范疇。它們都以文學為研究對象，但研究的著眼點和側重點有所不同，文學理論著重研究和探討文學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規律，文學批評著重研究和評價具體的文學現象(主要是同時代的作家作品)，文學史則著重研究文學發展的過程，總結文學發展的規律，其中包括闡述各種文學內容、文學形式、文學思潮、文學流派產生、發展和演化的歷史。尋求它們前後相承相傳、沿革嬗變的規律，揭示文學的發展與各種時代因素、社會因素(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等)的關系以及本民族文學的發展與各民族文學相互交流、影響的關系，對各個時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評述等等。研究文學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學理論觀點作為指導，也需要吸收歷代的文學批評成果；同時，文學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又可以豐富文學理論，並為文學批評提供借鑒，可見，文學史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它們是相互交叉關聯而又相對獨立的三門學科。

由於不同地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學以及不同時代、不同類別的文學各自有著不同的發展歷史，所以文學史的研究和撰寫通常都有一定的范圍。根據這種范圍 ，大致可將文學史著作分為以下四類：①是按地域、國家、民族編寫的文學通史，如《歐洲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漢文學史綱要》；②是在一國(或一個民族)文學史中又分歷史時期的斷代文學史，如《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③是在一國(或一個民族)文學史中又分不同類別的分類文學史，如《中國詩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④是既斷代又分類的文學史，如《晚清小說史》。

中國的文學史著作，肇始於清代末年，最早的兩部是黃人(1857～1914)的《中國文學史》(國學扶輪社印行，無出版年月，當在1900年至1914年著者於蘇州東吳大學執教期間)和林傳甲(1877～1921)的《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出版，日本宏文堂印刷，1910年初版)。其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影響較大的文學史著作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1915年初版，原名《宋元戲曲考》)，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1918年初版)，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1920年初版，書名亦作《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23年上卷初版，1924年下卷初版)，胡適的《白話文學史》(1928年初版)，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初版)，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1941年上卷初版，1949年下卷初版)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新編、至今仍較通行的文學史著作，有王瑤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1年初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1962年初版)、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64年初版)等。

㈧ 談談你如何理解中國當代文學史

首先別說你是漓院的，接下來是我寫的：
我認為是指建國以來至當下的文學，它包括作家作品、文學思潮、重要文學現象、文學論爭等等。「『當代文學』的提法最早出現在50年代後期」，[1]應該說，發展了只有短短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還遠不成熟，它仍有太多的問題與疑點，比如：當代文學這一名稱究竟恰不恰當？我們如何研究仍處於創作期且風格有可能發生轉變的作家？………也許正是由於當代文學的這種不確定性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學研究者將目光放在這一領域。自五十年代以來，對當代文學的研究就沒有風平浪靜過。各種各樣的教材、刊物紛紛出現。早期的文學史教材大多是高等學校自己編訂的，如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寫於是1958年，196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山東大學中文系編的《1949—1959中國當代文學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再往後又出現了郭志剛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董健、丁帆、王彬彬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等，20世紀末出現了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等。這些文學史教材的出現，使當代文學這一學科呈現出勃勃生機，嚴格說來，這些教材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這也是任何一門學科發展成熟所要經過的必經階段。依筆者看來，這些文學史著作不外乎三種類型：側重大的文學史問題，或將文學史與作家作品結合，或側重作家作品，即從宏觀，適中，微觀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為了論述的方便，筆者暫將他們稱作大，中，小三種類型，分別以洪子誠、朱棟霖、陳思和的文學史教材為代表。1、由淺及深，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文學史意識作用下的文學史寫作；2、文學史教材的寫作由簡單到繁雜再到精化；3、文學史研究和書寫由集體寫作到個人寫作；4、文學史研究逐漸走向成熟、走向科學。這固然是我們所取得的進步，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關於其能指和所指的問題，如何對待當代文學史這一概念問題，如何對待學術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發展及其對當代文學史的影響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一代甚至數代學人的的努力，也許在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更成熟、更優秀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的出現。

㈨ 古代文學史論文參考範文

在最近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中,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與其他人文科學的學科一樣,學術上的發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古代文學史論文參考範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古代文學史論文參考範文篇1
淺析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理解

文學史一詞的復雜性，是近年來學界每有討論的問題。就這個詞的全部含義來講是指文學自身的純客觀的生成與發展的歷史，一些學者稱為文學史的“本體”，還有一些學者稱為文學史的“原生態”。在我們對文學史進行直覺性的想像時，我們意識到這種文學史的“本體”或“原生態”是存在的，並且它有一種純客觀的性質。科學的文學史研究，把向文學的真實的歷史逼近作為研究的一個終極目標，並且也將此作為判斷某一文學史研究成果的價值高下的一個標准。但是，“原生態”和“本體”事實上只存在於直覺的想像與邏輯的思辨中，實際存在於人們的認識與闡述中的文學史，最直觀的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種種以“文學史”為題的著作，它們事實上是通過一種認識體系構建出來的。

文學史的這種性質甚至在它處於史料狀態時就已經體現出來了，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學作品和一些文學史的文獻，都是經過自然與人為的選擇的結果，都是經過敘述的。另外就產生文學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看，我們所依賴的也多是歷史學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原生態，早已成為歷史的東西，無法復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把握住的文學史，無淪是零星的還是系統的，無不是進入我們的自身的認識領域的東西，即構建出來的東西。文學史越系統、越宏觀，它的構建的性質也就越突出。

中國古代文學史理論的敘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寫的史書，司馬遷認為《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史舊文“約其辭文，去其煩重”整理而成，主要記載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動。《春秋》對文學史論的貢獻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時、月、日記載史實，後世編年史基本上沿襲此法，這對後人撰寫編年體文學史、作家年譜、文學大事記等類型的文學史著影響久遠。二是《春秋》於客觀記事之中“寄其微言大義”，故有“春秋”筆法之說，對後代學者撰寫文學史影響極大。

有當代學者認為：“新文學史既然是史，又與現代政治有那麼密切的關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備，在史德遇到考驗時，能夠站穩腳跟。古時所以創造了‘春秋筆法’，就因為在不讓講真話的時候，可以隱蔽地講真話’，川。孔子的《論語》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來、以見知隱的歷史觀，“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印的進化論思想，“不以人廢言”即的治史准則，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理論的重要內容。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明，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已成為歷代文學史研究的原則與方法。

魏晉南北朝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相對於其他學術或學問獨立出來，確立自身的價值和范圍，初次形成清晰獨立的文學概念，出現了較為完整、自成體系的文學思想和觀念。魏晉南北朝也是文學史研究自覺的時代，主要標志有三個。

一是史書中立《文學(文苑)傳》。范嘩的《後漢書》在《儒林傳》外別立《文苑傳》區分出儒學與文章之學的不同。蕭子顯在《南齊書》中立《文學傳》，並在傳後撰寫一篇長論，敘述屬文之道及文章體變。此後《文學(文苑)傳》便成為多數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現研究文學史的專論。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對文學體裁專門考察其源流，分別其特徵，概略而全面、條理化地勾劃出文體發生發展的歷史線索，是一篇文體史研究專論。鍾嶸的《詩品》探討五言詩體的源流變化，把品詩與辨流結合起乘，在對作家品評時都把每位詩人放人這種詩體、題材和表達方式的繼承源流關系之中。《詩品序》史論結合，既系統闡發他的詩歌理論，也概述了五言詩的發展歷史。鍾嶸品評作家作品的優劣雖然也有不少涉及社會因素，但大多是以審美因素為標准，他提出並推祟詩歌創作的“滋味”，以為“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顯示出鍾嶸的文學史觀的審美傾向。

三是出現了專門的文學史論。《文心雕龍》中的《通變》、《時序》是論述文學發展的文學史論專篇。《通變》被作者歸之於“剖情析采”的創作論，實際上是從文學自身演變的歷史來探討文學發展規律，作者概述歷代文風的衰變之後，從文學創作自身尋找原因：“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爭相模仿現代的而忽略借鑒古代的，是造成文風黯淡文氣衰落的原因，如何解決文學發展中出現的這類令人優慮現象，劉娜認為：“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文學的生命力在於革新，“通變則久”，但革新之時必須注意繼承，一方面要“變”，一方面要“通”，這樣，文學的發展才能充滿活力，‘舊新其業”。《時序》論述文學發展與時代社會的關系，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文學史論。劉敘述了“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文學發展歷史，考察了文學演變與歷史社會狀況的關系。如文學受政治教化的影響：“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又如，文學受包括學術風氣與文化氛圍的世情的影響。屈原、宋玉等人的瑰異文思與艷麗文辭“出乎縱橫之詭俗”;建安文學由於當時“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的;東晉由於清談風氣的影響，時勢雖極艱難，文辭卻寫得平靜寬緩，“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劉聰在《時序》中還涉及到影響文學發展的其它因素，見解應該說是相當深刻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科建設既要確立它自己的獨立地位，還要確定它本身的系統的內容。作為一門學科，中國古代文學史應該有更深的層次。它應包括斷代文學史、各體文學史、文藝批評史和文藝思潮史等。此外，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應當有自己的輔助性學科。初步想來，至少應有如下幾項：

(1)文學史文獻學。它是為文學史研究提供資料的，是整個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傳記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獻，二是對有關古代文學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學史研究成果進行摘編和分類，以備索引和參考。

(2)文學史方法論。它屬於文學史研究的基礎理論，從理論上總結以往的文學史研究的經驗與教訓，注意文學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點，並評介不同學派的研究方法，引進國外文學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斷探索既體現人類思維和現代科學理論的新成就，又適合於中國國情和古代文學史實際的研究方法。對文學史學科特點的探討，也屬於方法論的范圍。

(3)文學史編纂學。它專門研究文學史著作的敘述方法與編纂體例。諸凡記傳體、編年史體或“分體合編”式、“時代為綱作家為序”式等不同體例，都要分析其優劣、比較其高下，然後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適合的敘述方法。

綜上所述，文學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說，而許多原始記錄已經不復存在，文學史是人寫的，而且是被不同時代不同的作者所創作。人無論希望自己立場多麼公正只要是人都會有自己的主觀思想，並且會受到當時的社會文化所影響因而無論是再好的史學家，其所記錄的歷史都會帶有其主觀意向，都會與真實的歷史有偏差，而且在歷代傳抄學習中，因所讀之人與成書時的時代不同，知識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誤讀現象，可以說“文學史”即為“人學史”。

然而，因為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寫的文學史終究是給後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觀意識在後人身上同樣能找到，前人所做過經歷過的事情後人未必就不會去做去經歷。相反，許多後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記錄。正如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國可追溯的近三千年歷史中，中國文壇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發生文藝復古運動，每次復古運動之後又會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發。因而文學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畢竟前人還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紙黑字還是有根可尋的。

如果可能，在編撰中國古代文學時，應該同時關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學運動或者相似的文學改革(如觀察不同朝代但同樣都發生過的“復古”運動)，以此作為對比，相互對校，從中發現它的規律或者謬誤，這樣大概更有利於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構建。

參考文獻：

《試論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科建設》 張弘 社會科學輯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國古代文學史理論述論》 佴榮本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5期

《中國古代的文學史構建及其特點》 錢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ASPT來源刊 CJFD收錄刊 文學遺產-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學史論文參考範文篇2
試論古代文學史課中的師生互動

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史課要改變傳統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提倡課堂中的師生互動。在知識與能力方面教學相長、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觀念上相互碰撞，從而提高教學效果，達到培養理論和知識扎實、具有較高鑒賞、分析和創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關鍵詞：古代文學史課程師生互動

近年來，課堂中的師生互動在高校的教學改革中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視，甚至成為教學效果評價的一個重要指標。中國古代文學史課是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幹課程，課程內容涵蓋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的文學遺產，歷來採用傳統的教學方式，即教師講授，學生聽與記的方式進行。教學內容上，採用文學史知識與作家作品介紹相結合的方法。但在實際教學中這種“填鴨式”教學方式越來越不能被學生接受，教學效果受到極大影響。筆者在在教學中，借鑒同行的教學經驗，嘗試引進師生互動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筆者認為古代文學史課的師生互動主要體現在教師與學生在知識與能力方面的教學相長、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觀念的相互碰撞三個方面。

一、知識與能力的教學相長：傳授正確的知識這是古代文學史課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礎上培養學生開闊的文化視野，尤其是培養學生對經典作品的審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強人文素質，是古代文學史課的一個較高目標。實現以上的目標首先要學生有學習的興趣，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這就需要突破傳統授課方式。

改變“滿堂灌”、“填鴨式”的進課堂教學模式，採用讓學生參與到講課環節中的課堂結構方式，即提前將要講授的課堂內容提煉出幾個典型問題布置給學生，學生圍繞相關問題查閱資料，撰寫出發言或講授提綱。課堂教學中，教師根據所設計的問題採取不同的課堂教學形式。如討論(或辯論)式、教師(或學生)答辯式、案例分析式及學生主講教師總結式等多種方式開展教學。這樣不僅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還促進學生對所學內容做進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時促進教師自身的業務進步，因為教師要花比傳統授課方式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備課，以准備問題的設計和課堂中學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的解答。

如在講《史記》文選時，學生對《項羽本紀》和《李將軍列傳》做了大量的查閱文獻的准備，分小組做了幻燈片，對作者及其思想和藝術成就，傳主的生平事跡及歷史評價、作者藝術特色等都有獨特的分析、講解和討論。學生也對一些不清楚的問題提出來請老師解答。對師生來說，都是一個促進和提高的機會。教學相長，收獲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學史課的師生互動，應是在情感層次的互動。文學是人的文學，歷代的經典作品中往往蘊含著深厚的人生情感與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學史也是一個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發展的歷史。通過對文學史的學習、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領悟凝結於其中的個人與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對於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與人文素養，有著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會文化背景和氛圍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結構、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維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與古人有較大差異，學生不可避免地對古代文學感到隔膜，他們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對古代人的生活、對古代文學普遍缺乏興趣。作為教師有責任和義務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高尚的人格。

無論是一個作家的生平創作、一種文學現象的出現、一種創作方法的產生和更新等都離不開特定時代的人。這就要求教師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爛熟於心，在向學生講解之前要預先轉化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體驗，用帶有情感色彩的語言進行描述與講解，使學生產生身臨其境般的現場感。在對作家作品進行講解時，採用一種領悟式的體驗閱讀與理解方式，盡量避免理性的拆解與分析或直接的結論宣導有可能帶來負面效應，避免損害作品情境的渾融和圓滿或對作品及作家真實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實踐一種獲得結論的過程，從而使學生在富有情感的環境感召下，激發學生自身對作品情感體驗的認同。

如在講魏晉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風范產生的時代背景時，學生對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覺得可笑、不可理解。講授中引用大量數據和事例分析，並調動教師和學生的生活經驗和事例做類比，用富有情感的語言論述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使學生從理性和情感上認同當時文人的特異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學中有許多思鄉思親的名篇，講授時調動學生的人生經歷，聯系作品產生的具體背景，使學生對作品能從內心深處產生共鳴。

情感互動應貫穿於古代文學史教學的始終，可以是對祖國燦爛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對某一文學現象的慷慨敘述，還可以是對某個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擬或是對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讀，等等不一而足。教師在教學中的情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激發學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使教學效果成倍提高。

三、觀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學史教學對於人文精神的發掘的意義在於傳統生命精神對現代生存的啟迪。古代文學史教學既要引領學生走入過去，重新體驗文學作品本身所達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來立足當下，讓學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傳達的人文意義境界。而在教學過程中以當下意識闡釋經典文本新的價值內涵與精神意義時.既是對於古代文學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傳承。

由於古代文學的含蓄蘊藉的特質，歷代文論的繁復和時代的遠離.今人的價值觀與古人之間存在分歧、斷裂甚至背離，使得當下教學環境中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意義與精神的理解趨於復雜。在教學中會出現師生間觀念上的矛盾，作為教師不要害怕和迴避這種矛盾，在寬松的氣氛中，耐心平等的與學生進行對話，在這種觀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學生的某些偏激、膚淺、片面甚至錯誤的觀念，也可使教師更接近當代學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種程度上也為教師修正某些落後於時代的觀念提供了契機。

這樣的觀念碰撞在古代文學史課的教學中甚為多見，如對屈原之死的評價、對杜甫“忠”的看法、對古代文人仕與隱的分析、對文以載道的論點的評論等等，教師可適度引導，但不必急於將所有問題均在課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論界尚爭議的問題，或在課堂上不能一下解決的問題，可留下存疑，讓學生帶著疑問進一步深入學習和研究。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吳小如.關於怎樣學和教中國文學史的問題[J].文學遺產,1991,(3).

[3]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歡：
1. 古代文學論文範文精選

2. 古代文學史論文

3. 淺談古代文學研究論文範文

4. 古典文學論文精選範文

5. 淺談古代文學論文

㈩ 論述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及基本情況

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然而，同時又受到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因素的有形與 無形的制約。50年代，陸侃如、馮沅君在《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學史分期的「文學標准」與「歷史標准」：「沒有人否認文學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與 發展規律，所以文學史的分期首先應該以文學本身演變情況為標准，這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指出「認為文學史的現象僅僅受制於文學發展本身的規律，企圖把文學的發展看 成為孤立的東西，那是反科學的。」[1]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比如「抗戰文學」、「 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這些名稱明顯地帶著政治的痕跡；然而，這種抱怨也並不 僅僅來自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烏·韋斯坦因同樣抱怨：「近百年來大多數重要 的文學運動的名稱極少是從文學本身來的。」[2]不僅如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往 往潛伏著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規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曾經奠定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解釋結構。「新時期」伊始，既成的文學史的解釋結構受到了明顯的 挑戰。由「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最終形成了「重寫文學史」的激流 。
洪子誠說：「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我們首先會遇到『新文學』、『現代文學 』、『當代文學』等概念。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許多的質疑和 批評。另一些以『整體地』把握這個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或視角)，如『20世紀中國文 學』，『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中國文學』等，被陸續提出，並好像被越來 越多的人所接受。許多以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學史、作品選、研究叢書，已經或將 要問世。這似乎在表明一種信息：『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概念， 以及其標示的分期方法，將會很快成為歷史的陳跡……為著『展開更大的歷史段的文學 史研究』，從一種新的文學史理念出發，建構新的體系，更換概念，改變分期方法，這 些都很必要。但是，對於原來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審察，分析它們出現和被使用的 狀況和方式，從中揭示這一切所蘊含的文學史理念和『意識形態』背景，也是一項並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從「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探討出發，說明了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 不斷轉變而發生的文學史嘩變以及概念內涵的轉換。「『當代文學』概念的內涵，在它 產生的過程中，就一直有著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學『一體化』時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獲得合法的地位。不過，在『文革』中，文學的激進力量顯然並不強調1949年作為重要 的文學分期的界線。在他們看來，『十七年』是『文藝黑線專政』，無產階級文藝的『 新紀元』，是從『京劇革命』才開始的。江青他們還來不及布置『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 史』(或『新紀元文學史』)的編寫，但在有關的文章中，已明確提出了他們的文學史( 文藝史)觀。他們很可能把『京劇革命』發生的1965年，作為文學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後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換一個名稱)……『文革』 後，人們的用以判斷社會和文學的標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盡管『現代文學』、『當代 文學』的概念還在使用，使用者賦予的含義，相互距離卻越來越遠。這種變化也有一些 共同點，這就是在文學史理念和評價體系的更新的情況下，重新構造文學史的『序列』 ，特別是顯露過去被壓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後期那些在『當代文學』生成過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張愛玲、錢鍾書、路翎、師陀的小說，馮至 、穆旦的詩，胡風等的理論……)被挖掘出來，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現代文學』 與『當代文學』的等級也顛倒了過來；『現代文學』不再是『當代文學』的學科規范、 評價標准，成為統領20世紀文學的線索(這為20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的命題 所包含)。『現代文學』概念的涵義，也發生了『顛倒』性的變化。在寫於60年代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唐tāo@①主編)中，『現代文學』是對文學現象作階級性的『多 層等級』劃分、排除後所建立的文學秩序。而在80年代，『現代文學』在一些人那裡， 成了單純的『時間概念』，或者，成為包羅萬象的口袋：除新文學之外，『尚有以鴛鴦 蝴蝶派為主要特徵的舊派文學，有言情、偵探、武俠之類的舊通俗文學，有新舊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詩詞，還有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口頭文學，台灣香港地區的文學以及海外華 人創作的文學』，還應該裝入作為『五四新文學逆流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文學、淪陷 時期的漢奸文學，「四人幫」橫行時期的陰謀文學等等』。」[3]
徐源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孕育、誕生、轉化的初步探討》是較早對現代文學的起訖 和分期提出疑問的：「中國現代文學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端的，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 題。其實不然。」他指出，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等九所院校編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闡述現代文學的開端時說：「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又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開端。」「文學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面，是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開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現代文學的開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個時間。邢鐵華在《中國現代 文學史研究述評》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它的起始的時間到它的分期都存在著問題 ，作為一門學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根據社會形態的演進把文 學發展的階段區別為近代和現代，還是把文學自身形態的演進作為區別近代和現代的標 准，抑或是二者兼顧；由於標准不一，因之就產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現代文學歷史分期之我見》中指出：「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需要確立一個 什麼原則為劃分標准，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巡視以往的文學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劃分(即文學史的分期完全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標准為依 據、兼顧文學標准這兩類。顯然，如何理解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牽涉到文學觀念問題。 」「作為文學史，其發展和演變無疑與社會革命的推進有密切的聯系，但並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規律。因此，不能將文學視為圖解民族史或社會史的文獻。」[6]由於 新的文學史視角的確立，因此對於現代文學史的發端和分期產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們中國，所謂現代文學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會召開，這三十年間的文學。這種提法是根據中國革命歷史階段劃分而來的。」他提 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端年代應在一九一七年。」[7]
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在他們所合著的《文學理論》中指出：「大多數文學史是依據 政治變化進行分期的。這樣文學就被認為是完全由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所決定。 如何分期的問題也交給了政治和社會史學家去做，他們的分期方法通常總是毫無疑問地 被採用。」[8]他們說：「不應該把文學視為僅僅是人類政治、社會或甚至是理智發展 史的消極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准來制定。」「如果這樣 劃分的結果和政治、社會以及理智的歷史學家們的劃分結果正好一致的話，是不會有人 反對的。但是，我們的出發點必須是作為文學的文學史發展。這樣，分期就只是一個文 學一般發展中的細分的小段而已。它的歷史只能參照一個不斷變化的價值系統而寫成， 而這一個價值系統必須從歷史本身中抽象出來。因此，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 、標准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截面，這些規范、標准和慣例的被採用、傳播、 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9]韋勒克和沃倫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在中 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初對新文學加以歷史的評價的是文學革命的發動者胡適，他在1922年3月寫的《五十 年來之中國文學》的第十節「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使用了樸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把文學史視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 」的對立與循環。陳獨秀也許是最早明確地用外部的因素來解釋文學革命，並且是針對 胡適的文學史解釋而提出針鋒相對的質疑：「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陳獨秀 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 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 也強調了文學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這個運動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幾個人憑 空捏造起來的，自有其歷史的時代的意義。」[11]
1935年出版的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述評》從社會背景入手來敘述文學變動，把社會 政治事件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突出地標示了「五四運動與 文學革命」、「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他在導言中明確地把文學變遷視為政治變 遷的結果。他說：「文學的變遷，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系的。因此，我們 要研究五四以來新文學，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學的演變，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濟 的變遷中，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來中國文藝思潮論》，把1917年-1937年文藝思潮的變遷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這三個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為界劃分為三個段落。
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周揚及時地把它應用到新文學史的研究上， 而且實際上已經開創了後來新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說：「新文學運動作為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經濟新政治的基礎上，且應新經濟新政治的要求 而產生，是反映新經濟新政治，而又為它們服務的。」周揚將五四以來的文學按照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有關論述分為四個時期：1、1919年-1921年，「五四」運動到 共產黨成立，新文學運動形成的時期；2、1921年-1927年，從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 是新文學內部分化和革命文學興起的時期；3、1927年-1936年，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時期，革命文學成為主流的時期；4、抗戰時期，新文學運動力量的重新結合 。本來把文學附屬於政治是周揚30年代以來對於文學的一貫的理解：「在廣泛的意義上 講，文學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關於政治和文學的二元論的看法是不能夠存在的 ……所以，作為理論斗爭之一部分的文學斗爭，就非從屬於政治斗爭的目的，服務於政 治斗爭的任務之解決不可。」[13]
李何林、王瑤、老舍和蔡儀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關於 「學習新文學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強調「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直接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學史的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是從『五四』的文學革命開始的。它是中 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來在文學領域上的斗爭和表現，用藝術的武器來展開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爭，教育了廣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爭密切結合著的。新文學的提倡雖然在五四前一兩年，但實際上是通過了『五四 』，它的社會影響才擴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陳思和在《一本文學史的構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學運動分作前後兩期，以五卅為界，開了以政治事件為文學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階段，文學史著作有多種分期，大多數是以歷 史政治事件來劃分。王瑤的著作最為典型，其分別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戰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來劃分，其他文 學史著作基本沿用這一分期標准。」[15]新文學史研究興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學社會學 和階級論流行的時候，西方和蘇聯的文學社會學理論著作和文學史著作大量翻譯出版， 而新文學界又得風氣之先。因此，這種文學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響和滲透到新文學史的 研究中。由於把文學視為社會生活的反映，認為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把社會的 發展變化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麼，文學史分期與政治史分期的重疊與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堅《從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最早明確地否定了文學與政治標準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學史與革命史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長期以來，我們的現代文學史 研究工作，花費了許多精力來說明新文學在三十年裡，怎樣不停地追隨著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步伐前進，文藝思潮和文學運動因此不斷出現新特點，作品因此不斷獲得新思 想、新題材……但這里有一個矛盾，就是有些現在大家已經公認為優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並非出自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品。這就使得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出現了『破綻』… …這種情況無可辯駁地表明，我們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指導思想存在著缺陷。問題究竟在 哪裡?看來，是在於一種比較狹隘的文學觀念限制了我們的眼光，以致我們不能從應有 的思想高度，對現代文學史進行研究。」[16]
80年代以來文學史分期的變化無疑是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相聯系的， 反映在文學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學從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來，要求把文學史的分期從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來，「把文學史還給文學」，建立純粹的獨立的文學史的秩序 。80年代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尤其是其「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分，文學史的研究者要求擺脫文學史的外部 的纏繞，還原為「內部研究」，也就是說還原為「文學研究」。1985年，劉再復在《文 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中歸納「近年來文學研究方法表現出來的趨向」時就把「由外 到內」的趨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內，即由著重考察文學的外部規律向深入研究 文學的內在規律轉移。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主要側重於外部規律，即文學與經濟基礎 以及上層建築中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例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生活的 關系，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系等，近年來研究的重心已轉移到內部規律，即研究文學 本身的審美特點，文學內部各要素的相互聯系，文學各種門類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 律等等，總之，是回復到自身。」[17]羅宗義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的反思》中說：「 現代文學研究，在新時期發生了一場裂變。」[18]
王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中強調：「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 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從理論上說，作為意 識形態的文學，當然要為社會存在所影響所決定，每一時代的文學，都不能脫離當時經 濟和政治。因此，文學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慮與之相應的歷史分期的。但文學也有它自 己的特點，經濟和政治對文學的影響究竟何時以及如何在文學上反映出來，要受到文學 內部以及其他意識形態諸因素的制約，因此，它的發展過程並不永遠是與歷史環境同步 的……經濟基礎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響到文學的歷史進程，使之與歷史環境發生 或前或後的非同步關系。總之，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 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況》中提出：「許多人指出，有些現代文學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爭史……其實，文學應當首先是文學，文學史應當首先是文學史。」[20]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編寫問題》中說：「文學史就應該是文學史，而不是什麼文藝運動史，政治斗爭 史，也不是什麼思想斗爭史。」「簡單地講，文學史就是要講文學現象的發展變化。」 陳思和說：「文學創作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它既來源於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有其自身的歷史繼承性與發展邏輯。根據社會發展史或者 政治史來劃分文學的時期，無法准確地體現文學發展規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與現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學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應該是作家、作品、讀者三個 方面進行綜合考察的結果。」[21]
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他們指出：「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 ，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從『內部』來把 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不容忽視的一項工作就是闡明藝術形式(文體)在整 個文學進程中的辯證發展。」同時，他們指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 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 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 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 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22]他們一方面 強調要從文學內部來把握文學史的進程；然而，另一方面實際上「文學現代化」和「匯 入世界文學」等概念卻又是一種非文學的歷史價值標準的預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