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物研究的歷史與方法異同

『壹』 中國考古和外國考古的區別，側重點有什麼不同

中國考古和外國考古的區別：

一、外國考古發現歷史，中國考古印證歷史

近代以來，歐洲列強在向世界擴張的過程中，在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背後，一般都有國家力量支持的考古隊伍的跟進和配合。中東亞的日本亦然，日本考古隊在世界各地的身影至今無處不在。他們大量譯介世界各地區考古的最新成果。

這些國家在國外開展的早期考古工作因其動機不純而對遺產所在國產生非常負面的後果，但在客觀上極大地提升了世人對全球歷史的認識，其發現和研究成果成為全人類進步的階梯。

中華文明是唯一的延續數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後人不斷地記錄著前人的事跡，這樣就留下了信史，讓後人了解到之前發生過的事，以作前車之鑒。在古代中國的政府部門，有專門紀錄史實的官員，他們都是一樣的倔脾氣，認死理，不畏強權，秉筆直書。

二、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

由於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中國考古學和歐美考古學在理論和工作方法上有著一些差異。近代考古學發祥於歐洲，以後普及到世界各國。但是事實上，考古這一項工作並不是我們國家最先出現的，而是在美國。

中國作為世界上文明發達較早的國家之一，很早就有學者注意進行古代遺跡的考察和古代遺物的研究，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才在中國出現。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國逐步建立起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方法論的中國考古學體系，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學科。

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有一套完整、嚴密的方法論。它包含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和田野考古學等分支，並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學科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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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表示古代遺存中(尤其是原始社會）所觀察到的共同體。

「考古」這一名詞，在漢語中出現很早，如北宋時期的學者呂大臨就曾著《考古圖》（1092年）一書，但當時所謂「考古」，僅限於對一些傳世的青銅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與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含義有很大的區別。

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在17和18世紀，一般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跡的研究，到了19世紀，才泛指對一切古物的研究。

『貳』 比較歷史研究法和文獻研究法的異同

比較研究法就是對物與物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或相異程度的研究與判斷的方法。比較研究法可以理解為是根據一定的標准，對兩個或兩個以上有聯系的事物進行考察，尋找其異同，探求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方法。
根據不同的標准，我們可以把比較研究法分成如下幾類。
1.按屬性的數量，可分為單向比較和綜合比較。
單項比較是按事物的一種屬性所作的比較。綜合比較是按事物的所有(或多種)屬性進行的比較，單項比較是綜合比較的基礎。但只有綜合比較才能達到真正把握事物本質的目的。因為在科學研究中，需要對事物的多種屬性加以考察，只有通過這樣的比較，尤其是將外部屬性與內部屬性一起比較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2.按時空的區別，可分為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
橫向比較就是對空間上同時並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態進行比較。如教育實驗中的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同一時間各國教育制度的比較等都屬於橫比。縱向比較即時間上的比較，就是比較同一事物在不同時期的形態，從而認識事物的發展變化過程，揭示事物的發展規律。在教育科學研究中，對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往往既要進行縱比，也要進行橫比，這樣才能比較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及發展規律。
3.按目標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較和求異比較。
求同比較是尋求不同事物的共同點以尋求事物發展的共同規律。求異比較是比較兩個事物的不同屬性，從而說明兩個事物的不同，以發現事物發生發展的特殊性。通過對事物的「求同」、「求異」分析比較，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事物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
4.按比較的性質，可分成定性比較與定量比較。
任何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所以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既要把握事物的質，也要把握事物的量。這里所指的定性比較就是通過事物間的本質屬性的比較來確定事物的性質。定量比較是對事物屬性進行量的分析以准確地制定事物的變化。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各有長處，在教育科學研究中應追求兩者的統一，而不能盲目追求量化，教育畢竟是一個不同於工人製造產品的活動，很多東西並非能夠量化。但也不能一點數量觀念都沒有，而應做到心中有「數」，並讓數字來講話。
5.按比較的范圍，可分為宏觀比較和微觀比較。
認識一個事物，既可以從宏觀上認識，也可以從微觀上認識。從宏觀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對事物的異同點或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則是宏觀比較。從微觀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對事物的異同點或基本規律進步比較，則是微觀比較。

『叄』 文物與博物館學 考古學有什麼區別

文物與博物館學和考古學在專業內涵和課程設置有區別。

一、專業內涵：

1、考古學是一門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主要通過發掘、鑒定、分類等復雜的工作，將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系統、完整地收集起來，即以田野實踐為基礎，以古代遺物為研究依據，來探討古人的生產生活狀態。

2、文物與博物館學是一門研究文物保護和文物陳列的學科，是考古學下設的一個二級學科。與考古學通過遺跡、遺物來了解歷史不同，文物與博物館學是通過對文物的收藏、管理、保護、陳列、宣教等方法來展現歷史，側重鑒定、管理和研究。

1、考古學課程設置：考古學導論、田野考古學、考古測量、考古繪圖、舊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魏晉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動物考古學、體質人類學。

2、文物與博物館學課程設置：博物館學概論、博物館陳列設計、博物館藏品管理、博物館經營管理、物質文化史、文化人類學、文物學概論、文物管理與法規、中國歷史地理、古代工藝美術、民俗學、藝術史、考古學通論、文物與考古技術、文物保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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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即考究古代的學科，屬於人文科學。考古學旨在根據古代人類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物質資料，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它們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

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培養具備文物學、博物館學的系統知識，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機構、各類博物館和陳列展覽單位、考古部門、文物與藝術品經營單位、海關、新聞出版、教育等單位從事文物與博物館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館學高級專門人才。

『肆』 歷史學與文物學的聯系與區別

文物學與歷史學的聯系

①過去研究歷史，主要是根據文獻資料。現在，文物考古事業有了很大發展，文物考古新發現不斷提供鮮為人知的資料，擴大了歷史學研究的空間范圍，豐富了歷史學研究的內容，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

②現在，要研究、撰寫一部歷史著作，特別是古代史，沒有文物考古工作提供的資料，其內容的豐富多彩程度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尤其是西周以前的歷史，基本上得依據文物考古資料去研究、撰寫。漢唐以後的古代文物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不同層次為研究古代歷史提供著各種信息。

文物學與歷史學的區別

文物學研究文物，目的是究明文物自身所具有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與作用；要研究文物分類、鑒定；研究古器物、古書畫、古文獻、文化史跡、文物保護技術、文物管理等。而在歷史學研究中，對文物本身，一般不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往往直接應用文物研究的成果。

文物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

文物學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文物的內容豐富，其研究必須得到有關學科的支持和協助，或者聯合攻關，才能完成研究的各項任務。對於文物學的綜合研究，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進一步闡述歷史問題，揭示其本質和規律性。因此，文物學研究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有些則呈現出相互交叉的關系。

文物學研究的范圍極其寬廣，內容極為豐富。要做好文物研究，特別是綜合研究，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識，不但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相當深厚的史料基礎，而且還要具有一定的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法學、文學、地理學、方誌學、宗教學、民族學、民俗學。

『伍』 文物學與歷史學的區別

文物作為古代人民傳承下來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與歷史學研究有很大的關系，另外在中學的歷史教學中，很多的老師都在運用多方資料對學生進行指導，所以文物知識與歷史學專業有著很大的關系，甚至可以說二者難舍難分。
人們提到文物一般都會想到歷史，文物之所以有價值也是因為它與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認清文物知識與歷史學的關系有助於歷史學的學生們更加用心的學習文物知識，以便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另外，現在的中學歷史教學中，很多的教學內容都要引入一些歷史文物資料以激起學生對歷史學的興趣，所以說文物知識與歷史教學的關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兩者的關系也正是本文所要講述的內容，只有真正認識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在今後的學習和工作中，歷史學專業的同學才能較好的學習和利用文物知識。

『陸』 東西方早期博物館異同

研究方向：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人類學與文化遺產、博物館等。
編者：博物館的誕生最初萌發於人們的收藏意識。公元前三世紀，馬其頓留駐埃及的總督托勒密·索托於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之後，也建成了當時最大的學術和藝術中心——亞歷山大博學院，其中專門存放藝術珍品的地方，便是供奉藝術之神的繆斯神廟，這里匯集了托勒密甚至亞歷山大大帝連年征戰中搜集和掠奪到的藝術品。這座「繆斯神廟」，就是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博物館」。而博物館一詞museum就來源於希臘神話中司文藝的女神muse。繆斯神廟於公元5世紀時毀於戰亂。
現代博物館形成於17世紀後期的歐洲。18世紀，英國收藏家漢斯·斯隆向英國王室捐出自己的全部八萬件的藏品，於1753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面對公眾開放的大型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博物館正式邁開了現代步伐。
中國文物網：相比西方博物館注重強調美學和人類學的呈現，中國博物館偏重歷史知識傳輸的這種差異如何評價和解釋？
潘守永：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學術問題，事實上的確如此。但是，並不是說西方的博物館都是很注重美學的，而我們國家博物館重視社會歷史知識。咱們國家很多科技類的博物館基本上就是借鑒西方模式的，如新建的中國科技館二期，完全借鑒北美的經驗，似乎與西方博物館沒有太大差異。這里所指的，我想應該是社會歷史或者美術類的博物館。我們國家目前純粹藝術類的博物館通常是指現代藝術這個領域，而把社會歷史類的和古代藝術類的混為一談了，所以感覺上好像我們確實比較關注歷史知識的傳播而忽視了美學的培育。
西方博物館誕生之初本來是供奉藝術之神的地方，藝術是他們博物館的一個最根本的特徵。從學術研究方面也能看得出來，我大概統計過我們能夠看到的跟博物館相關的博士論文，從1990年到2005年差不多有五千篇，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從藝術教育的角度來談博物館的。
至於人類學，這歷來是西方比較重視建設的一個基礎學科。在歐美地區，人類學是研究歐美以外的文化的，過去稱為「遠方文化之謎」，這自然就與博物館發生了密切的關系。當人類學家到某些地方做研究之後，就會帶回一批反映當地文化的實物，這些實物除了作為人類學者所要研究的對象外，歐洲一般的民眾也會對之發生濃厚的興趣，人類學博物館、考古學博物館於是就出現了。在美國，還有一類與此相關的博物館是自然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其中有人類學分館或展覽，這是因為在當時的認識和分類中，把「遠方的人們」等同於「落後的人群」，是距離自然歷史比較「近」的文化，就被劃分到「自然歷史」的序列之中（被看作是西方社會歷史的初期階段）。如，美國紐約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和華盛頓的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內容包羅萬象，有關人類的部分都是西方關於「人類文明歷史序列」以外的內容，這類博物館也都是博物館中的「龐然大物」。美國的博物館是第一代人類學家上班的地方，如美國人類學之父弗蘭茲·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他的女弟子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一直工作於紐約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米德還曾擔任人類學館的館長。可以說，第一代人類學家參與了美國的博物館運動，博物館在提供了人類學工作者就業場所的同時，也培養了第二代人類學家，從第二代開始，才有了大學的人類學專業教育。英國人類學史學家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就認為，在1895年到1920年的這個期間，就是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由此可見歐美博物館和人類學的淵源之深。
我國近代從嚴復先生翻譯介紹這門學科開始，到大學開設相關專業培養人才的確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里不便展開來談。1958年以後甚至把人類學當作資產階級學科給取消了。現在中國能夠稱得上人類學博物館的不過四五家，皆與人類學學科發展遲緩以及博物館的人類學理念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等密切相關。中國目前的學術體系，當然比較符合中國自身的特點，在我國，考古學被定義為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而在美國考古學則是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站在整個人類文明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有缺失的部分。
所以，這些區別表面上看去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實際上也是由內在的理論意識在作用著。基於人類學學科在中西方的不同發展位置，體現在中西方的博物館建設中的差異也可以由此得到其中的一個合適的解釋，其它的淵源亦有其繼續探究之處。
中國文物網：怎樣看待文物回歸與文化遺產的世界共享？
潘守永：文物回歸不僅僅是一個情緒問題，它同時也涉及到技術層面的問題，比如相關的國際法是怎樣的，在什麼樣的一個法律框架下來做，等等。實際上，中國文物的流失，不管是從數量上還是重要程度上來看，近代以來也不止最近被廣泛熱議的這幾件了。為什麼今天的圓明園獸首拍賣會會表現得這么突出？在譴責圓明園獸首交易的過程中，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參與到了事件的具體交涉之中，包括外交途徑的交涉，和法院的交涉等等，但我想單有這些是不夠的。
2002年，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巴黎盧浮宮、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等18家歐美博物館館長簽署聲明，表示反對將藝術品，特別是古代文物歸還給原有國家，並聲明這些藏品的收藏都是符合當地法律的。類似於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優先問題這類社會或法律政策的認知，我們的國民就和流失文物收藏機構所在國似乎處在兩個斷層上，這應該也是為什麼國內要求文物回歸的呼聲一直很高，而很多文物還在海外被靜靜展藏的原因之一。所以情緒不能代替「技術」，情緒也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一個指南，我們理應理性地來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否則二者之間都將無法對話。
至於文化遺產的世界共享問題，我覺得和國寶回歸是兩個層面上的問題。假如我們可以明確地知道這件文物是以非法的渠道流出的，我們當然應該追討回來。據我所知，世界上國寶回歸的成功案例還是很多的。比如說，上世紀60年代，北美就有這樣一個歸還文物的運動，就是印第安人要求北美人類學博物館歸還原來屬於他們祖先的「紀念品/神聖物」運動，這個運動是和印第安人歸還土地的要求結合在一起的。那是一支居住在今加拿大境內的印第安人從美國紐約的一個博物館裡面，拿回了屬於他們的一條具有象徵意義的腰帶。這個「腰帶歸還事件」便成為了印第安人追索博物館里歸還他們文物的一個導火索，並獲得相當的成功。此外，他們還就博物館的工作倫理提出了要求，即博物館在展覽印第安人祖先的頭骨或肢體的某些部分時，要採取一種尊重的、符合印第安文化要求的方式和態度，也取得了成功。這個追討文物的事件不但對於文物回歸有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們的博物館也敲響了警鍾——你的博物館倫理在哪裡？！
中國文物網：中國博物館會不會嘗試去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精華？
潘守永：我覺得已經有人這么做了，像杭州的世界錢幣博物館，這個博物館雖然是私立的，已經非常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視野了。
通常大家會覺得我們和西方相比，通過博物館來了解世界的窗口過於狹窄，我們的博物館無法滿足一般人了解世界的需求。深圳的世界之窗，就是以世界建築為核心的一個縮微展示，後來發現前來參觀的觀眾很多，甚至成為了一個旅遊的熱點。這就說明我們國人確實有迫切的願望去通過國內游覽的方式來了解世界。
但就古代藝術品而言，那它的總量就是那麼多，而且西方博物館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整體性收藏工作。二戰期間，大批的收藏家紛紛逃往美國，美國也花了一些錢從歐洲和其它國家搜集了很多早期的藝術品。這個格局在二戰之後不久就已經固定下來了。最近乃至很長的一個時期之內，我們幾乎不會有太多的機會能收藏到西方的古代藝術。
可是，雖說我們錯過了當時收集世界文物的機會，但今天我們收集我們周邊國家的物品包括藝術品還是有機會的。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我們其實不太關注我們周邊的文化，比如說日本。日本收藏了大量的中國藝術品，但是中國收藏了多少日本的藝術品？這方面我們非常不好意思。韓國、越南這些國家，都是受到中國文化很大的影響，可我們的博物館中與他們的歷史文化相關的東西幾乎不成系統。我們國家博物館在收藏上的局限性，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歷史條件的問題，而主要是收藏意識的問題。我們所謂的「世界文化」，通常只有希臘、羅馬、埃及、英法美德，哪裡有越南、朝鮮、菲律賓、新加坡等周邊兄弟國家。我所知道越南有一個很不錯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它收藏的民族文物工藝藏品，有22個民族單位的東西與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東西一致，他們曾在紐約舉辦一個關於「苗族」服飾文化的展覽，引起轟動。可是，咱們博物館幾乎沒有太大興趣和他們合作。
中國文物網：中國博物館的文物是以人為本還是被高高供起？緣由是什麼？
潘守永：這個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博物館條件不夠，像故宮有一百多萬件文物，但是能夠常年展的就是那麼一萬多件。每年展覽一萬件的話，要把一百萬件都拿出來展覽，需要100年！好，故宮克服克服苦難，每年拿出來5萬件來展覽，可是往哪裡去展呢？就是說我們博物館的硬體條件、設施、設備確實有待於進一步提高。但是大多數的問題，我覺得還是一個認識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博物館就「保」和「用」的關系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有人主張保護優先，有人主張使用優先，有人說保護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我認為這種爭論意義不大。世界博物館協會有專門的博物館職業倫理和工作章程，我國作為該協會的國家成員單位，有義務履行自身職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必須首先做到「本分職責」，要不然就不要注冊為博物館。一般人也都反映某個博物館把好多文物「藏」起來不給大家看（只是反映反映，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我是特別同情，對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很是認同。很多時候，這些文物被束之高閣，博物館裡面的展覽冷冰冰的，不準摸，不準動，也是與博物館本身的理念有關的。
現在強調文化共享，納稅人的意識、責任等等不斷增強，我覺得公眾有權利也有義務去質詢博物館：「既然你花了納稅人的錢，那麼你應該滿足我們的需求。」首先，納稅人首先應當把自己的聲音表達出來，讓博物館知道自己的看法、需求和期待。
中國文物網：國內博物館建設的首要困難是什麼？
潘守永：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一般的館長會回答「資金短缺」，也肯定有人選擇「人才匱乏」。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或泛泛而論。首先說生存，這個生存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使博物館這個單位/機構比較好地存在下去，第二個就是博物館里工作的這些人怎麼生存下去。在這方面有的博物館其實不存在困難，有的博物館生存得非常好，像上海博物館、故宮等基本上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存在這類問題的都是中小博物館，他們確實面臨著一個比較嚴峻的、怎麼生存下去的問題。我主張一些特別小的博物館不妨聯合起來，形成類似「聯合體」的形式，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發揮一個群體的優勢。我們博物館的自身目標和國際上也不太一樣，我們是把博物館當作一個宣傳系統下的事業單位，而國際上的博物館則是一個文化教育的機構，甚至被看作是娛樂性質的機構。
從大的方面來講，還是要國家重視，國家能不能從政策上給予一定的優惠，比方說博物館經營商店，目前獲得免稅政策還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做一個當代藝術展，需要不斷地去報批，要到公安局去備案，增加了博物館的工作成本。假如我們要引進一些國外的展覽，涉及到政府擔保問題，沒有哪一級政府願意為博物館的這類展覽做政府擔保。因此，發展、建設和管理博物館的國家、地方以及行業層面的「軟環境」欠缺和不到位，是當前博物館發展的首要困難。

『柒』 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保護歷史文物的方式是什麼

其實考古學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科，有很多考古專業的知識要學，與別的專業有很大的區別，我是學歷史的，應該說在一般人看來，歷史和考古是很相近的，我以前也是這么覺得的，但這學期我們學了考古學通論，真是有一種隔行如隔山的感覺，有好多東西區別很大，也有好多東西都聽不懂看不懂。 如果你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話，可以去旁聽一些考古學專業的課，但最好是不要選修這些課，除非你真的是對這個特別特別感興趣，你去聽一些課可能就會感覺到考古學與你原來想像的可能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北京大學 這學校的考古專業最好了，而且是你說的一本 考古學開設院校主要有 : 北京大學 吉林大學 西北大學 中山大學 四川大學 南京大學 山東大學 武漢大學 廈門大學 南開大學 復旦大學 山西大學 南京師范大學 職業名稱;考古工作者 建議你不念到博士不好找工作的。 考古學是一門研究古代人類的物質文化遺存,復原人類歷史進而揭示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一門科學. 它與歷史學最大的不同在於,歷史學注重文獻資料的研究,考古學注重實物資料的研究.考古學與文物學的不同在於,文物學注重文物本身的價值,即注重文物自身的鑒賞,考古學注重通過文物來研究歷史,即從文物中提取歷史信息以研究歷史.考古學不等於鑒賞學. 考古學的基本課程有,考古學概論、通論、舊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秦漢考古、魏晉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和宋元明考古。除此之外，還有田野考古、文物學概論、古文字學、古代漢語、中國古代史、世界史、外國考古、文化地理學、科技考古學概論、文物保護概論，有些學校根據實際情況開一些具有地區特色的課程，如西北大學的西部民族考古，西北史前考古；山東大學的東方考古；吉林大學的邊疆考古等等，考古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就學吧，一輩子都學不完，總有新的發現讓人傷透腦筋。 普通高考可以報考古專業，按高考文化分錄取。 考古學專業 業務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考古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事業單位及國家機關從事研究、教學、管理等實際工作的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 業務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與技能，了解考古學的多學科交叉發展趨勢和世界考古學發展概況，熟悉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史、研究現狀；在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博物館學、文物學理論、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古代漢語、史料學、地理學、第四紀環境學、古人類學等方面受到基本訓練。 畢業生應獲得以下幾方面的知識和能力： 1．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考古學的基本理論、知識、方法與技能； 2．能夠從事田野考古發掘、整理及編寫考古報告； 3．掌握博物館管理技能； 4．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5．了解國內外考古學界最重要的理論前沿和發展動向； 6．具有從事考古學及歷史學研究的初步能力。 主幹學科：歷史學 主幹課程： 主幹學科：歷史學 主要課程：中國通史、世界上古史、中國考古學、考古學導論、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等。 主要實踐性教學環節：教學實習安排3--5個月。 修業年限：四年 授予學位：歷史學學士 相近專業：歷史學 世界歷史 考古學 博物館學 民族學 文物保護技術 。

『捌』 請問在考古學中,對於中外神話、文獻、星象記錄與文化遺址、文物之間的異同點對應關系,是如何處理、考證、

雖然有著看似共同的目標,但實際上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學科性質相差很遠。歷史學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獻,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發明之前的歷史和未被文字記錄的歷史,自然是歷史學研究的短板。考古學研究的是實物,是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有形的、能觀測到的東西,包括遺跡、人工遺物和自然遺物。它的特點也很明顯,就是絕大多數遺存本身沒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說話,只能被人代言;而且並非所有的人類活動都能產生有形的遺存,歷史上的語言、哲學概念和信仰體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證據。站在實證史學的立場,史料的主要問題是真實性,或者說是史料的形成過程問題;而考古材料的真實性可以由嚴格的發掘程序來保證,更多時面臨的是如何解釋的問題。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了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方法差異極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領域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狀態,很少有人能兼通兩者。如果根據文獻材料在復原歷史中的作用,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歷史(History)三個時代,那麼:史前考古沒有當時的文獻材料,後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度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並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歷史學取向的學術課題,其中考古材料是為預設的年代框架服務的,雖然不排除很多遺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東風有了極大進展,但最根本的目的僅僅是使年表精細化。具體來說,三皇五帝僅有「史影」的價值,如果文獻中沒有這些符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歷史的理解。任何為三皇五帝建立具體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謬的(原因詳後),於考古研究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傳說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國內學術界視為史前和歷史的分界點,對這之後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的整合,這其中的問題相當多。如有學者( 許宏、劉莉:《關於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已指出的:中國上古時代考古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途徑,是將見諸後世文獻的王朝編年作為考古學研究和解釋的藍本。這些研究盡管重視的文獻版本不同,但作者顯然都相信其中一種編年應當是正確的。這一方法有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其對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質的某些基本問題缺乏嚴格的審驗,而這些世系來源於口傳歷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編年史。……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總體取向存在的一個明顯的缺陷,是混淆了編年史和口傳世系間的差異。前者旨在確切記錄真實歷史事件的時間序列,而後者則無法得出絕對的時間框架,因為它「有意顯示和傳達那些被認為是重要的事件,而絕對年代則從不,也不可能是其記錄中之一項」。這兩類信息往往作為完整的信仰系統出現於古代文獻,因為古人並不把它們看作是分隔的實體。然而, 對於現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神話、傳說和歷史是需要區別對待的。如前所述,盡管甲骨文是中國包含一個王朝的時間序列在內的最早的文字記錄,但它們沒有提供一個關於各王在位時間跨度的年譜。由於甲骨文用於記錄祭祀儀禮的過程,貞人沒有必要有意留下確切的各王在位的時間長度,或者這類信息被認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記錄。吉德煒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關於王年的確切記錄才出現於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這時商人自己對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長度也沒有明確的觀念。因此,商是否記錄下了一個確切的商王世系且將其傳給其後的王朝,還是值得懷疑的,更不必說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 最早見於戰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 ,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後演變過程中被創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盡管在公元前兩千紀的後半商和其他同時期人群中可能有關於夏人的口頭傳說,夏也很可能是早於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體,但在沒有夏當時的文字材料發現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古代中國不是惟一為遠古王系所困擾的社會。 蘇美爾、埃及、瑪雅和許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記載來證明他們深遠而感人的歷史,這些歷史記載源自口頭傳說。據Henige對許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統研究,一系列紀年上的扭曲變形可以出現在對口頭傳說社會的王系、宗譜和其他關於歷史時間跨度推測的處理上。宗譜可以通過壓縮被縮短,在這種情況下,被記住的只有最早的開國的幾代和最近立為嫡嗣的四至六代。與此形成對比且更為普遍的是,宗譜也會被人為地延長。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對既往時間長度的誇大的描述。有充足的例證可以說明王系在時間上被扭曲的情況。例如,蘇美爾的王系成文於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後相繼的約115個統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於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而非先後關系。由於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餘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治期。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儀式內容的日歷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這比最早的農業群落出現於這一地區早了1000年。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贊揚統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印加和阿茲特克的國君也重寫了他們的歷史和信仰系統,強調他們與太陽神的神聖聯系,以證明他們政治、經濟、軍事擴張的正當性。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是政治宣傳,但統治者確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去製造和操縱王系和宗譜。 任何對歷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 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在創作王室宗譜時對於這樣的政治動機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實上,Henige所討論的口傳歷史中許多類型的扭曲變形也見於夏商年譜,它們似乎是傳說與史實、口傳歷史和歷史記載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後代文獻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確是經若干世代口口相傳的真實人物。但這些王系並非王朝歷史完整的記述或確切的序列,被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後的歷史學家安排給夏商王朝的各種時間跨度,不應被當作等同於編年史的時間框架。 利用這些文獻材料進行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它們為何又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 ……(注釋略)
採納哦

『玖』 中西方文化互相滲透 中外收藏家差別在哪裡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一代收藏者，他們眼界開闊，出手不凡，並且開始頻繁涉足國際市場。但是受文化習慣的影響，中國收藏家選擇藏品的標准和國外收藏家必定存在諸多差異，是什麼觀念在主宰著收藏家們的購買取向呢？ 就此問題我們對文物收藏家以及文物代理人馬未都、吳悅石、石建邦進行了訪談，他們一致認為，中國收藏家與外國收藏家的收藏觀念與行為模式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 個方面。 「親自督戰」與「經紀人」制 在拍賣行里有一種很突出的現象，就是中國的收藏家一般親自參與拍賣，而西方收藏家由經紀人代理(也叫「中介」代理)。 這是中國收藏家與西方收藏家的第一點明顯區別。之所以存在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經紀人制度是受鄙視的，而且中國人不太喜歡中介，大家覺得錢花得冤枉，都希望繞過中介。這是收藏中的一個弊端。因為收藏與鑒定是一門很深的學問，需要經過漫長的學習才能達到一定的技術水準。收藏的技術水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美的判斷；二是對價值的判斷。經紀人是對以上兩種判斷相對比較准確的專業人士，特別是在對價值的判斷時要比買家冷靜得多。聘請經紀人的作用就好比打官司時，大家都需要請律師，因為律師一般比較專業。經紀人在收藏中的作用就相當於律師，他的技術水準遠遠高於普通收藏家。 西方的一些大收藏家為了保證藏品的品質往往找經紀人代理，甚至於出現某些大收藏家在收藏某一類藏品的時候，聘請這一類藏品的經紀人評估，從而把損失降到最低。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對經紀人制度有所重視，但在古董收藏中我們還遠遠落後於國際市場，使我們收藏質量總體上大大低於西方。 「表象」與「內在」 西方人對古玩的欣賞強調文化的表現，而中國人更加註重財富的表現力。比如中國收藏家認為黃金藏品比較貴，木質藏品一定要紫檀的才值錢等等。 西方藏品中粗略可以分工藝品和藝術品，純藝術品主要可以分為繪畫和雕塑。西方藝術品中最貴的是雕塑，但西方各國工藝品中最貴的是傢具。我國最貴的工藝品是陶瓷，其次是繪畫，傢具最低，傢具在過去古玩收藏里甚至不算是一個單獨的門類。西方人認為與人類生活最相關的藝術是建築藝術，傢具是建築藝術的延伸。中國人認為傢具在藝術品中價值較低，傳統觀念認為傢具只是一個用具而已。這些年中國傢具收藏事實上是被外國收藏家帶動起來的。上世紀40年代，德國人艾克寫了一本《中國傢具圖考》。70年代有位被譽為中國文物教父的美國人安思遠，在1971年寫過一本《中國古代傢具》。這兩本書大大推動了外國人對中國古代傢具的認識。 中國人更注重表象的美，喜歡明清時期外表美觀、色澤艷麗的瓷器，而對於宋、元或更早至唐的瓷器欣賞不夠。西方人注重更深層次、含蓄的美。對於單一顏色的東西都可以欣賞，比如對唐代的畫、宋代的瓷器等等。 今天這種差異正逐漸減小，因為我們是信息社會，中西方文化之間在不停滲透，藏家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中西方審美日益趨同。 「藏」與「不藏」 與社會環境和歷史沿革的傳統有關，中國人的收藏基本處在一個地下狀態。中國真正的收藏家一般生前不賣藏品，認為賣東西丟人。但中國有句古話叫「收藏不過三代」，這是由於後代對新的時尚熱心追求，不喜歡上輩留下的東西，於是胡亂賣掉。對古玩的愛好是一種天性，天性是不會隨物品流傳下去的。如果許多收藏家看到自己死後，子女將其以畢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揮霍掉這一點，可能會選擇和西方收藏家同樣的處理方法。 西方的一些大收藏家，在事業達到頂峰時，將收藏品展出和捐獻，將此視為事業的成功。例如，歐洲有位收藏家，一生收藏過許多不同領域的藝術品和古玩。在一種古玩處於低潮時，他大量收集，在這件東西走俏時，全賣掉，賺一大筆錢。然後用這筆錢，再投資收藏另一冷門的藝術品。形成規模後，再賣掉，轉向另一冷門。在這種商業活動中，除了造成市場價位波動和利潤之外，還帶動了整個古玩界，乃至社會對古玩的一種新的認識和研究。在這一點上，西方人略高一籌。 鑒賞水平總體不同 中外文化價值取向不同，造成在選擇藏品時中外收藏家擇物標準的不同。外國的收藏歷史悠久，而且沒有斷層，因此外國的收藏家鑒賞水平總體高於中國收藏家。主要表現在：首先，外國收藏家更看重藏品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而中國的收藏家則更看重經濟價值。據曾在佳士得工作過的古玩評論家石建邦介紹，外國收藏家喜歡元、明時期的瓷器，這些瓷器簡單，文化底蘊深厚，通常要很高的藝術修養才能夠欣賞。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外國藏家認為是最好的，而中國人通常更鍾情於清代外表美觀華麗的瓷器，如粉彩。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日本的收藏家對中國宋代的瓷器特別情有獨鍾，而與之相反，前兩年佳士得推出一件宋代的官窯瓷器，估價一千萬，都無人問津。現在仍有一種現象，就是清三代(康、雍、乾)瓷器價格暴漲，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樂、宣德瓷器都要貴。但實際上這也許是一種審美的誤區。 其次，外國收藏家更注重專題性、系列性。外國收藏家往往在對某一系列藏品失去興趣的時候，便將這一系列舊藏品賣出，購進新藏品。 並且，外國收藏家在收藏時會做一個完善的計劃，在出售藏品時會通過包裝手段把價值提升上去。而中國的收藏家還處於剛起步階段，市場不穩定，收藏不成規模。據美中收藏家協會名譽會長吳悅石介紹，海外的收藏家收藏可以代表一個時期的典型藏品，並不十分注重藏品的價格。比如香港著名收藏家葛師科，系統收藏明代經典瓷器，他的「天民樓」藏瓷可以與國家博物館媲美。 盡管中外收藏家之間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同與差距，但是，這幾位被訪者也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正在縮小。相信中國的收藏家日後也會越來越注重藏品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