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義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

Ⅰ 功能主義的貢獻以及局限

貢獻：功能主義就是要在設計中注重產品的功能性與實用性，即任何設計都必須保障產品功能及其用途的充分體現，其次才是產品的審美感覺。簡而言之，功能主義就是功能至上。
弊端：1970年代，西方許多家庭已經購買了各種家用電器。這些家電具有各種功能，按照功能主義思想設計是否能夠滿足人們需要？不能，因為人們對家庭用品的要求很多。有的用具減輕了家務勞動負擔和勞動時間，例如洗衣機。有的用品使人們的願望變為現實，例如，卷發器，電冰箱，電熨斗，電視機。有的用品提高了家務質量，例如各類清潔劑，但是它們也引起新的生態循環問題。然而許多電器和工具，例如吸塵器，只改變了勞動形式，把「手工掃地」變為「操作機器」，既沒有減輕勞動強度，又沒有減少時間。工業設計逐漸從設計理論意識到了許多新問題，首先是減少時間，減輕家務勞動負擔。其次，人們對「單一功能」用品不再感興趣，而要求「系統功能」，例如組合櫃，成套餐具茶具，廚房系統，組合電器，辦公室系統。企業生產要求最大產出最少時間。另一方面，為了減少風險，大多數生產廠家只製造少數銷路好的產品。設計主要被市場銷售所左右，被預現規定好的成本、技術條件、甚至形狀和顏色所限死，這樣又引起滯銷。換句話，功能主義設計思想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工業設計界提出設計目的應當去滿足用戶需要，必須有新的設計思想以創新產品概念，這樣導致了使用行為的研究，從此心理學成為工業設計的思想基礎。1980年代後期，動機心理學被應用到產品設計中，認知心理學被應用到計算機人機界面設計中。

Ⅱ 請高人用具體實例解釋一下功能主義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比如團體，社團等等，謝謝。

新功能主義是當代西方社會學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影響遍及歐美許多國家。
1985年亞歷山大等人明確提出新功能主義
主要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柯羅米、芒奇、艾森斯塔德等
主要的代表作：亞歷山大：《社會學的理論邏輯》《結構與意義》《行動和它的環境》《新功能主義》
亞歷山大和柯羅米合著《分化理論和社會變遷》

1985年在《新功能主義》一書中對「功能主義傳統」的重新解釋。他認為，功能主義傳統是由六個特徵構成的：
（1）功能主義在描述性而非說明性的意義上提供了一種社會各部分間相互關系的途徑，社會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組成的、多元的和開放的系統；
（2）功能主義不僅關注結構而且關注行動，不僅關注行動的實踐性和手段性方面，而且也關注它的表意性與目的方面
（3）功能主義關注社會整合及社會變遷的過程
（4）功能主義假定人格、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區別是社會結構所必需的，他們之間相互滲透的張力是產生社會變遷的根源。
（5）功能主義認為分化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形式
（6）功能主義強調概念化與理論化的獨立性

亞歷山大認為「雖然功能主義上述六個特徵的每一個方面都與社會科學中其他線索相關，但沒有哪一種其他的理論傳統可以認同於功能主義的上述所有特徵」。
因此，功能主義傳統實際上比其他社會學理論傳統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具有成為一種成功的社會學理論所需要的基本素質」，因而是當前對社會學理論進行新綜合的最合適的基礎，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基礎」
另一方面，新功能主義作為一種「新」功能主義，不僅是要簡單的復活老功能主義，「強調繼承性和內部批判雙重要素」，一方面對老功能主義的缺陷進行內部批判，另一方面在吸收60-80年代間許多新理論的基礎上「重建」功能主義。

亞歷山大認為，在對科學的本質及其內部各因素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
（1）實證主義的解釋，其關鍵預設是認為事實（經驗）陳述可以和非事實（非經驗）陳述及關於一本問題的論述相分離。因此，哲學或形而上的一般理論對於經驗研究取向的社會科學不具有重要意義。真正的社會學應具有這種「科學」的自我意識。經過歸納經驗觀察的方法來逐級概括，最終得出一般性的理論陳述。
亞歷山大認為，這種將科學研究視為單向運動的觀點，必然會導致想像力的枯竭
（2）非實證方法，認為科學知識本質上只是一種非經驗性的規則，專注於理論之間的分析與綜合，忙於嘗試將理論觀點還原或合並為種種這樣或那樣的特殊的非經驗規則
這兩種理解對科學本身的發展都是有害的。

他認為，科學是由多維層次構成的連續整體—從最一般的、形而上學的假設到較具體的理論假設和模型，再到更為經驗性的假設和方法原則，最後過渡到與經驗相關的假設和「事實」。
可以分成兩類：一般性話語和研究項目
一般性話語包括一般性預設、意識形態取向、模式，研究項目則包括右邊的部分。

亞歷山大認為，科學連續體中每一層次之間在研究規則上都具有相對獨立性，雖然同時彼此間還有高度密切的聯系。社會學理論邏輯的任務就是要揭示這些科學規則的作用及其內部相互作用。
亞歷山大稱這種關於科學實質的觀點為「後實證主義」的觀點：將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同等看待。
但由於後實證主義是作為實證主義的對立立場提出來的，它實際上更為強調的是理論研究的作用。與非實證主義不同的是，對理論的強調並不導向對經驗研究的忽視。
在亞歷山大的觀點中，每一種科學活動的模式都既獨立又相互依賴，因此，理論就不能被簡化為事實，因為事實被收集和解釋的方式同一般性話語、一般性預設、意識形態和模型相關，上述這些指導了概念的定義、命題及法則的陳述、方法論的創建和數據的收集。理論不僅要通過事實來評價，還要通過一般性預設、意識形態立場和系統的概念來評價。

後實證主義的四個基本原則：
（1）所有的科學資料數據都是由理論內在構成的；
（2）經驗的承諾並非單獨以實驗證據為基礎；
（3）一般理論在常態上是獨斷論的和水平向的，而非獨斷論的和垂直向的；
（4）科學概念的根本轉變只有當出現了其他理論框架從而是以應付新經驗時才會發生，因為理論爭論是科學變化的動力之一。

在韋伯的基礎上，帕森斯將行動研究引進實證主義的功能主義理論中，帕森斯試圖通過這一做法將理解社會學對微觀個人行動的強調與實證功能主義對宏觀社會結構的強調結合起來，以克服傳統功能主義只重宏觀不重微觀，只重社會不重個人的缺陷。
帕森斯的行動理論強調行動受規范制約的一面
亞歷山大汲取了符號互動論、本土方法論等微觀社會學理論的觀點，提出了更綜合性的微觀行動理論模式。

亞歷山大提出行動總是沿著兩個基本的維度進行：解釋和謀劃
行動不是高度規范化或機械化的過程，如符號互動論/現象學所說首先是理解性的；但行動並非只是理解性的，同時也是實踐性的和功利性的。
解釋和謀劃是任何行動過程在任何時間點上都包含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不能把它們設想為兩類不同的行動或者同一行動過程的兩個不同的階段。
解釋又包括兩種不同的過程：類型化和發明。
（1）類型化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解釋事物的基本方式。
（2）類型化並不是人們理解現實的唯一模式，盡管我們總是力圖將遇到的每一事物都概括到我們已有的分類框架中，當真實的事物總是每每不同，我們總會遇到一些用現有的分類系統無法涵蓋的新現象、新性質，這時就需要創造一些新的范疇或類型來標識它們，這個過程就叫「發明」/創新（invention）。

行動過程中根據最小費用原則來配置時間和能量---謀劃或策略計劃
謀劃須以解釋作為基礎，而我們的策略計劃過程也影響了我們對世界的解釋或理解過程
行動不再是一種木偶式的「規范性行動」，而是一種積極的、能動的理性行動。它不再是簡單地遵循文化與社會環境的壓力，而是積極地去尋求改變它所遭遇的環境。

Ⅲ 心理學機能主義的貢獻和局限是什麼

貢獻;它改變了構造心理學把心理機能的的學研究局限在意識內容研究之內的情況，把心理學引向對意識機能的開放研究，其次，機能心理學對心理活動的適應價值的研究，大大促進了應用心理學的發展，最後，機能心理學把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定為意識和行為兩個方面，為心理學走向客觀化奠定了基礎。局限性：強調心理現象對客觀環境的適應和功用，不以研究意識經驗為限

Ⅳ 功能主義設計思想的局限性是什麼

片面,狹隘,缺乏整體觀.

Ⅳ 心理學機能主義的奉獻 和局限是什麼

1、廣義的機能主義心理學包括晚期機能主義思潮、芝加哥機能主義考試界和哥倫比亞機能主義考試界，代表了美國心理學的基本傾向。2、狹義機能主義心理學則專指晚期的芝加哥機能主義考試界。該考試界主張意識是連續的全體，強調心理的順應機能，注重心理學的實踐使用，並且主張把心理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BANNED}}心理學、差別心理學等范疇。940

Ⅵ 請解釋一下 功能主義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社會學理論的一個流派。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可以說是社會學中功能主義的濫觴，借用當時盛行的生物學跟演化論觀點，斯賓塞的社會演化理論強調不同的社會組織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之現象正如不同的人體器官滿足不同的生理機能一般。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干也深受這個19世紀以來頗具影響力的演化論啟發，他所著的社會分工論一書中也指出人類社會組織分化跟功能特殊化之間的關系，組織之間的功能互補成為社會穩定生存的重要條件。近世美國社會學家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整合這些功能主義的觀點，奠定了曾經盛極一時的結構功能論典範。 心理學解釋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興起於1890年，由於馮特的實驗欠缺驗證性，招致反對其主題、方法、理論的質疑聲浪，進而在美國興起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其主要是研究個體於適應環境時所產生的心理功能，以此為基礎理念，適應和實用便成為中心思想。功能學派分別誕生自哈佛、芝加哥、哥倫比亞，受實用主義影響。一般而言功能學派並無主導全學派的導領型人物。然而自此之後，心理學的重心漸漸的從德國轉移至美國。其相關人物有達爾文、斯賓塞、高爾頓、詹姆斯、杜威、安吉爾、霍爾、卡特爾、比奈、戈達德、賈德等。 建築學解釋 功能主義或理性主義建築是1950年由瑞典建築師漢斯·阿斯普隆德（Hans Asplund）命名，主要是指一種建築形式：藉由純幾何體，鋼筋與玻璃，特別是藉由模版顯現粗獷痕跡無覆蓋的「素混凝土」外觀，使建築物的材料樣貌清晰可見，並從他的作品看到設計歷程及建築群組，結構的組成關系。
著名的功能主義建築, 包括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奧林匹克體育館, 和著名的巴黎龐比度中心。
（functionalism）在現代建築中設計中，將實用作為美學主要內容、將功能作為建築追求目標的一種創作思潮。芝加哥建築師沙里文是功能主義的奠基者。提出「形式服從功能」的口號。早期功能主義的重點是解決人的生理需要，其設計方法為「由內向外」逐步完成。在功能主義發展的晚期。人的心理需要被引進建築設計之中，建築形式成為功能的一個組成部分。
結構功能主義 現代西方社會學中的一個理論流派。 它認為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的系統，社會的各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關聯，並對社會整體發揮著必要的功能。社會科學中的功能主義由來已久。孔德和斯賓塞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論述。迪爾克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比較系統地闡述過功能主義。
現代社會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就是在以往的功能主義的思想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20世紀4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了結構功能主義這一名稱，他為結構功能主義的形成作出了很大努力，並成為這一學派的領袖人物。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行動系統的4個子系統（有機體系統、人格系統、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之一。在社會系統中，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結構形成了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社會角色，作為角色系統的集體，以及由價值觀和規范構成的社會制度，是社會的結構單位。社會系統為了保證自身的維持和存在，必須滿足4種功能條件：（1）適應；（2）目標達成；（3）整合；（4）潛在模式維系。在社會系統中，執行這4種功能的子系統分別是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社會共同體系統和文化模式託管系統。這些功能在社會系統中相互聯系。社會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社會系統內的各亞系統之間，在社會互動中具有輸入—輸出的交換關系，而金錢、權力、影響和價值承諾則是一些交換媒介。這樣的交換使社會秩序得以結構化。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趨於均衡的，四種必要功能條件的滿足可以使系統保持穩定性。
R·K·默頓是結構功能主義的另一個主要代表人物。他發展了結構功能方法，提出了外顯功能和潛在功能的概念，區分了正功能和負功能，並引入了功能選擇的概念。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還有K·戴維斯、M·J·利維、N·J·斯梅爾塞等社會學家。在整個50年代，結構功能主義在美國社會學中曾佔主導地位。從60年代中期開始，結構功能主義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其中有的直接針對它的功能邏輯前提，特別是對它採用唯意志論和目的論的解釋方式，也即把系統各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歸之
於對系統整體產生的有益後果或正功能，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有的批評它只強調社會整合，忽視社會沖突，不能合理地解釋社會變遷。 文化人類學解釋 功能主義是近代文化人類學的重要流派，它強烈主張應通過有機整體地把握文化諸要素的功能，把文化作為一個合成體來理解。其創始人是英國的馬林諾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兩位從功能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人類學家。功能主義派對文明社會和社會形態不同的未開化社會給予特別關注，並主張實地調查。1930年以來，這派學者進行了主要以非洲、大洋洲為對象的許多周密的調查研究，對人類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Ⅶ 簡析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在某種程度上，政策分析是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大進步。像政府這樣龐大的實體收集各種各樣的數據，其中許多都應該遵循數學方法。但這種方法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定量方法
數字的確是有用的，並且還能為決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對此強調的有些過多。形式上的數學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責，認為它不切實際地運用於政策和政治的領域，而且政治問題也不必像嚴格的數字所要求的那麼理性。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應用數字，而在於它的抽象程度遠遠超出任何可想像的政策問題。沒有人會試圖將那些政策分析能起到良好效用的領域——例如有關交通問題的研究領域——與那些常常爭論不休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領域——如福利領域——區分開來。作為一套適用於所有領域的技術，若採用推銷或強行推銷的方式，實際上可能會降低該技術在本應有一定意義的領域中的運用效果。數字在最抽象的層次上發生效用的僅僅是某些政府領域。

獨立的公共政策學
公共政策學自創立後出現了從其淵源的公共行政學分離出來的趨勢，對於熱心的研究者而言，這是很自然的。現在它已有獨立的專業刊物和獨立的學術會議，雖然它和公共行政有共同的淵源，卻明顯缺乏共同之處。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旦這種不切實際的分離觀被放棄，那麼，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之間就無法劃定一個明顯的界限；同樣，在政策和行政之間也沒有一個明顯的界限。但學科的獨立產生了其他一些影響，它在官僚制組織中創立了與其他工作幾乎沒有共性的職業群體。在有些機構中，受過公共政策訓練的人可能會出人頭地，而在另外一些機構中，受過公共行政訓練的人則會脫穎而出。若沒有這種明顯的分化，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可能會有更大的影響。

過度強調決策
實際上，管理者根據分析過程進行決策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少，這也意味著對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訓練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較為深奧的技術訓練方面。成功的管理者與其說是一個分析家，不如說是一個組織者；與其說是一個技術專家，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官員。政策分析並非像假定的那樣通過分析可以獲得唯一的最佳結果，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方案，每一種方案根據可接受程度有其自身的成本與收益。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缺乏個性。從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於政治的和人際關系的因素。

沒有運用或運用欠缺
盡管存在大量關於政策分析和各種方法的著作，但也並沒有證據表明上面提出的那些正式的方法確實已得到採用。或者說，即使它們曾被遵循，但現在沒有被遵循。事實是，「許多關於公共決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並遠離政府的實際運作」(Lynn，1987，p．13)。除了決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動還包括其他因素，並且公共管理者所從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適用技術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適用」(E1more，1986)。實踐中並不存在「正確無誤」的決策方案，而試圖發現唯一的方案則等於接受了公共行政的過時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
在官僚制組織中，與大學中的公共政策教學大綱相反，政策分析似乎並沒有通過相關的驗證。當然，也有些職位是為公共政策分析人員設計的，任職者可能是受過正式政策訓練的人，但也可能不是。上級不斷地要求他們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並且要求快速組織和撰寫報告。從事正式分析的人員數目不僅較少，而且正在下降，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績效明顯地得到了提高。

理性模式
在帕特和斯普林格所說的政策研究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明顯地遵循了理性模式；但此後在政策研究的第三階段就發生了改變。林德布羅姆對這一理性模式做了較為充分的描述(Undblom，1968，p．13)：
．面對一個既定的問題；
．理性人首先在其頭腦中確定他的目的、價值或目標，繼而進行分級排列或對它們加以組織；．然後列出實現其目標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並又調查各種備選政策所產生的所有重要的結果；．在這一階段，他能夠將每一項政策的結果與目標進行比較；．這樣可以選擇結果與目標最相匹配的政策。
這清楚地表明了政策的目標之所在。西蒙的著作中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Simon，1957)，一個完全理性的決策過程需要進行大量的決策。個體不是做出一個完美的決策，而是將復雜的問題分解為許多小的、比較容易理解的部分，選擇最令人滿意的備選方案，避免出現不必要的不確定性，按照適當和有效的行為標准採取行動。這意味著「盡管個體是趨向理性的，但他們的理性受到有限的認知和情感能力的制約」(Lynn，1987，p．84)。
在「第三階段」，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們不要過分依賴理性模式。例如，巴頓和薩維基(Patton and SawicU，1986，p．25)指出：
如果理性模式能夠得以遵從，則許多理性決策必須進行修正，因為它們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一個理性的、邏輯的和技術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為政治體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採用。數據本身通常並不會講話，好的思想並不總會被採納。分析人員和決策者不斷地面臨著技術優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間的沖突。
此處有兩個問題。首先，巴頓和薩維基模式顯然類似於林德布羅姆的理性模式，盡管他們反對這樣的說法。其過程中的步驟是完全理性的：根據價值利益做出決定；提出備選方案並選擇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他們確實考慮到價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是其所遵循的各種步驟的邏輯性決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決定了理性。其次，由於被更為嚴密的經濟學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經退化成一個空架子。公共管理方法的關鍵的理論基礎乃是私營部門管理和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或公共選擇理論。它主張與經濟效益有關的利益最大化，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政策，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經濟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於公共政策制定，這是正式政策分析的一部分還是屬於某些獨立的領域，對這一點仍有爭議。假設公共政策人員來自於政治科學，它是較為獨立的，並且屬於一個十分不同的知識背景。

一種有缺陷的科學模式
對於政策分析所賴以立足的科學基礎，人們可能存有更大的爭議。當然，任何科學實踐，一定要有所要遵循的科學概念。我們有理由認為，公共政策分析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或至少是老式的科學模式基礎之上的。如上所述，經驗主義方法——它從政治科學中派生出來——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在於收集數據的技術被廣泛認同，大多數數據是通過抽樣調查獲得的。利用計算機軟體處理數據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並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義的所作所為使政治科學方法在政策領域中取得了一定進展。然而，這也意味著政策分析依賴的科學理論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學所運用的科學理論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帕特和斯普林格在其著作中曾提出第三種科學技能的概念，從中可以得到產生這一問題的線索(Putt and Springer，1989，p．24)。這就是「信息分析技能指導分析人員從經驗證據中得出結論」，這個問題無論是在政策分析中，還是在作為其理論來源的行為主義政治科學中都是很關鍵的。20世紀後半葉，大部分科學哲學一直都對各種數據無法得出結論的現象十分關注，這就是歸納科學固有的缺陷(Po叩er，1965)。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從一開始收集數據或抽樣調查就使用歸納法，即它是基於大量收集信息就能進行推理的理念。波伯和其他人認為，這種做法在自然科學領域是不行的，並由此推斷，建立在歸納過程基礎之上的社會科學也存在嚴重的缺陷。
盡管存在批評(例如，Deleon，1997)，近年來經濟性公共政策的絕大多數成功明顯使用的是演繹法，即它是基於預測理論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能夠發現那些支持預測的證據，就可支持該理論。即使理論沒有得到證明，它也能繼續有效，因為它不能被證偽。作為歸納和演繹方法存在差異的例證，我們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交通問題來考察二者的不同。在交通擁擠的問題上，歸納方法會涉及：收集有關交通條件的數據，弄清這些數據所代表的意思並且從中得出結論。演繹法或公共選擇方法則會假定，存在某種人們想最大限度實現的利益；在交通問題中，這種利益可能是時間，因此就可能會作出預測：當人們試圖將用於交通的時間降低到最低限度時，會產生什麼樣的行為。這種預測並不試圖得出關於行為的解釋，而只是作為假定。

非民主化
在遵循理性模式對事實進行分析並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結果時，這種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決方案正好與目標對象和更廣泛的政治體系的需求相一致。而這種情況只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才能發生。登哈特認為，政策分析人員典型地將技術方案運用到突發事件的解決中去，並且「在此情況下，作為公共決策制定的基礎，對技術的關注將取代對政治和道德的關注，從而標准化問題將轉化為技術性問題」(Denhardt，198l，p．631)。因為有不願接受技術解決方案的人參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問題都很少會由技術方案決定。如果不是將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術方案強加給人們，則應該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預。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樣： 「政策分析的傳播者很少會因為對政府，進而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喪氣，因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過具體的計劃，也是通過程序來實現個人偏好的。」

Ⅷ 如何用社會學功能主義評析（1）「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政策主張（2）現存的分配製度是否合理公正

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1929年生於杜塞多夫，曾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1961年獲大學教授資格，任教於海德堡大學。1964～1971年在法蘭克福大學講授哲學、社會學，並協助T.W.阿多諾指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領導人。後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教授。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產生根源於人類的三種旨趣(利益)，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者稱，「哈貝馬斯與霍克海默之間圍繞著對「經驗與規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開的沖突，只是社會研究所內部諸多矛盾中的一個，僅僅是由於他們二人分別作為法蘭克福學派兩代人的代表才顯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們之間的代際沖突之外，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同輩人之間也是摩擦不斷，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與弗洛姆之間圍繞著精神分析理論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直至最終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諾曼（Franz Neumann）等人關於「權威國家」的法哲學理論，在霍克海默為社會研究所擬訂的總體研究計劃中一直被排擠在邊緣地位（據說被排擠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興趣有所抵牾），默默無聞，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馬爾庫塞的激進主義哲學則完全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原初的「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的理論前提等。」
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豐富，迄今有數十部著作問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領域的結構變化》、《理論和實踐》、《知識和人類旨趣》、《技術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社會科學的邏輯》、《合法性危機》、《文化與批判》、《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溝通與社會進化》、《溝通行動理論》、《真理與論證》、《包容他者》、《事實與價值》、《認識與興趣》、《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交往行為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後形而上學思想》等。
哈貝馬斯的思想大體經歷了如下發展階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題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分析以及認識論的歷史重建。哈貝馬斯通過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一種批判科學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貝馬斯從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的建立。
3、後交往期（1982-1989）
這期間，哈貝馬斯主要致力於對現代性范疇的歷史清理和形而上學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後現代主義和闡述一種建立在語言學轉向基礎上的「後形而上學思想」，從縱向（思想史）和橫向（形而上學批判）的角度，對交往行為理論進行元論證。
4、反思期（1990-2000）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開始有意識地把交往行為理論向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領域推進，通過對自由主義政治要領以及社群主義政治要領的批判，主張建立一種新型的話語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義來重建民主制度。
由於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譽為「當代的黑格爾」，在西方學術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哈貝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首先是論戰性。哈貝馬斯進入學術領域後，便不斷向各種不同的思想路線提出挑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論爭。值得重視的有：與波普爾、伽達默爾等的方法論之爭；與福科的現代性之爭；與亨利希的形而上學之爭；與諾爾特等的歷史學之爭；與魯曼的社會理論之爭、與羅爾斯的規范民主之爭、與斯洛特迪傑克的基因技術之爭等。
2，其次是綜合性。哈貝馬斯是一位傑出的綜合大師，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線、理論范疇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對於馬克思主義與精神路線、理論范疇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對於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的綜合、對於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統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傳統的綜合、對於哲學先驗主義與哲學經驗主義的綜合等。
3，再者是體系性。哈貝馬斯十分重視自身理論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他逐步從方法論、認識論、語言哲學、社會學、美學、政治學、法學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試圖從規范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加以系統重建。
4，最後還有實踐性。哈貝馬斯雖然是一位學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從1968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開始，哈貝馬斯在德國的政治實踐領域一直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比如，在1998年德國大選中，哈貝馬斯在關鍵時刻曾為社會民主黨大造輿信紙，提供理論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曾率領自己的弟子，與以時任黑森州環境部長的菲舍爾（現任德國外長）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組成政治俱樂部，定期舉行政治沙龍，從政治哲學的高度討論重大內政與外交問題，為菲舍爾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學理基礎，比如最近菲舍爾關於歐盟改革的一攬子建議與哈貝馬斯的話語政治模式之間就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哈貝馬斯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在我國學術界有著不小的影響。迄今，我國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哈貝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貝馬斯文集》（六卷本）、三聯書店的《交往行為理論》以及《事實與價值》、譯林出版社的《後形而上學思想》、學林出版社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認識與興趣》等。
不容否認，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作為一種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確存在著普遍主義、折中主義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貝馬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嘗試，特別是他把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的嘗試，值得我們予以認真關注，比如，他對於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的透徹分析、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對於民族國家范疇的歷史梳理，以及對於全球化語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資格的確認等的嚴肅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啟發意義的。
1929年6月18日生於杜塞爾多夫。
哈貝馬斯成長於納粹德國時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變得激進進來。他當過阿多爾諾的助手，在阿多爾諾（還有其他人）的影響下，認識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學說對於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極端重要性。在海德爾堡從事哲學教學以後（1961—1964年），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1972年，他轉入西德施塔恩貝格的麥克斯?普朗克協會。盡管他所從事的業務跟法蘭克福學派是重復的，但他的思想卻在一種跟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所採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發展起來。例如，阿多爾諾認為認識和價值是沒有最終的基礎的，而哈貝馬斯則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標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並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干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並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對於哈貝馬斯來說，重新制訂批判理論的必要性是由於20世紀歷史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俄國革命蛻化為斯大林主義，群眾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敗，無產階級群眾沒有革命的階級覺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常性的瓦解——不是變成決定論的、客觀主義的科學就是淪為一種悲觀主義的文化批判，這一切，都被哈貝馬斯看作是現時代的重要特徵。此外，他還斷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發生許多根本的變化。國家干預在加強，市場得到維護並復原，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有組織，工具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僅僅是指採取適當的手段來達到預定的目的）和官僚機構威脅著「公共領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開進行討論這一領域），以及新型的危機傾向正威脅著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為了對付這些問題，哈貝馬斯發展了一種理論方針，一種可以跟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形形色色的學科進行聯系的方針。截至目前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見「參考書目」①），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見「參考書目」④），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見「參考書目」②，③），對行動理論的發展（見「參考書目」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見「參考書目」⑤），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見「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
①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
②同上作者：《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交往和社會的演變》，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
⑦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
⑧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⑨托馬斯?麥卡錫：《尤爾根?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⑩約翰?湯普森和大衛?赫爾德編：《哈貝馬斯——批判性的辯論》，1982年英文版。

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最後一位批判理論家，正如胡老師所說哈貝馬斯是當今世界僅存的一位傳播學大師，雖然這本書不在胡老師開出的閱讀書目中，懷著崇敬的心情拜讀了大師的力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讀後受益頗多，把自己的見解與大家分享：（1）怎樣理解公共領域（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研究對象（3）公共領域與傳媒的關系（4）《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研究對象
何謂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指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市民們假定可以在這個空間自由言論，不受國家干涉，傳媒運作的空間之一，這就是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在文化研究中屬於文化政策的研究范圍，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概念起源與奴隸制時期雅典廣場的政治集會，是時自由民有權參與民主討論，可見公共領域是建立在自由發表意見與自由對話之上，與私人領域涇渭分明。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研究對象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研究對象是自由主義模式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指的是當時的咖啡館,報紙,圖書館,大學及博物館等. 「他們的閱讀興趣主要集中在當時的最近出版物上.隨著這樣的一個閱讀公眾的產生,一個相對密切的公共交往網路從私人領域形成了. [1]」 在這些場所人們平等交往,自由討論,決策也依照多數原則.哈貝馬斯從社會學和歷史學為切入點，探討了自由主義模式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生產,發展,瓦解的歷史及其社會結構，政治的功能，觀念與意識形態。如在公與私的問題上，哈貝馬斯認為，在私人領域人們的角色是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和朋友；在公共領域，人們的角色是公民，按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行事。哈貝馬斯堅持公眾是關於市民的廣泛互動，「公眾」只存在與公民之間的積極意見，觀點和信息的交流和交往之間。
哈貝馬斯認為，資產階級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獲得獨立後，國家和社會就開始分離。在國家與公共領域的關系方面，國家後退成為政治社會，只負責政治事務，將社會和文化生活交給了社會。霍爾也成談到，18世紀的國家沒有專職警察，沒有常設軍隊。19世紀的國家不是企業的擁有者，對大學教育也沒有指導權，也不負責全國的經濟政策。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國家在法律制約下只能承擔公共領域的擔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權利機關。國家只能擔保和提供公共領域的運作條件，但是不能幹預。比如，它可以為傳媒，為大學提供資金，卻不能插手干預傳媒和大學的事務。哈貝馬斯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公共領域模式，它體現的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建立一個民主的，平等參與的，自由討論的整合社會。
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這一公共領域。《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後半部分，哈貝馬斯著重分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轉型，紀19世紀末，資本主義經濟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平衡，進而導致進入和控制公共領域的不平等。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趨向融合，從公私分明轉到國家社會一體化。由於國家的干預，國家和社會的分離消失了。
公共領域與傳媒
哈貝馬斯指出，國家和經濟的相互融合剝奪了資產階級私法和自由主義憲法關系的基礎，而國家和私人開始對傳媒進行控制，而導致了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隨著商業化和交往網路的密集，隨著資本的不斷投入和宣傳機構組織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強了，進入公共場合交往的機會則面臨著日趨加強的選擇壓力。這樣，一種新的影響范疇產生了，即傳媒力量。具有了操縱力量的傳媒搶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特徵。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於是，公共領域發展成為一個失去了權利的競技場……【2】
很顯然，在哈貝馬斯看來，傳媒的民主功能自18世紀以來是在不斷下降。18世紀中，新聞業的角色是將個人意見轉為公共輿論。如報紙就是一個大眾可以參與自由討論，干預政事。通過公眾在報紙上的討論和爭論，傳媒加快民主政治進程。然壟斷資本主義的崛起，報紙日趨被意識形態操縱，為資產階級利益控制。同國家合謀的傳媒集團，用他們的政治利益代替了大眾話語，公民的民主權利，同樣被損壞。公共輿論不再是話語的討論過程，而成為傳媒操縱的結果。公共領域被廣告的傳媒技術控制。
如果說，在哈貝馬斯的理想公共領域里，社會通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對問題或產生質疑，或達成共識，那麼，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顯而易見加重了當代文化的不平等。市場化後，那些最大規模控制資本的國家如美國，以及集團如CNN，也最大規模控制了全球的公眾輿論。第三世界發展國家發現自己很難有擁有自己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市場社會正以它獨特的方式，在消滅文化的差異，通過市場，從新製造社會不平等。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局限性
(1) 進入哈貝馬斯公共領域里的人都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平民，故在公民代表性方面哈貝馬斯沒有普遍性。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體系由一個政治經濟特權集團組成的，相遇交流在小規模的報紙，沙龍和咖啡館里，人員嚴格控制在資產階級內部。這一點在影片《泰坦尼克號》中有個情節很能說明問題。傑克由於救了羅絲，被請到一等艙與富人們共進晚餐。宴罷男士悉盡去小客廳談政治，獨有身為「平民」的傑克，盡管他是救人英雄，卻無法進入資產階級的空間。哈貝馬斯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資產階級的利益被等同運公共領域的利益。
(2)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的多義性和模糊性，也讓哈貝馬斯無以適應今日公共領域的多元化。如電視作為社會文化經驗，應無疑地增加公眾文化和公眾參與。但是哈貝馬斯強調的是「以閱讀為中介，以交流為核心的公共交往」【3】，其公共領域理論基於一種人與人的討論，親眼目睹而且必須親身進入，這是哈貝馬斯理論分析的基礎所在。然而今日相當一部分公共領域已無須當事人親自進入，互聯網的出現，尤其是電子信件和網上聊天，為「地球村」提供公共討論的場所。互聯網的民主性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同時進入公共領域，同時獲得相同的信息。「這種由人際傳播和小群體傳播構建起來的包圍式的虛擬環境，基本上可以形成同步和平等的信息互動，並為受眾提供了各種參與項目」【4】受眾在自己創造和信息的發布過程中，不斷體驗新鮮與刺激。
【1】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3頁
【2】 莫利：《電視，觀眾與文化》，1996年，第15頁
【3】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4頁
【4】 胡翼青：《傳播學：學科危機與範式革命》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5頁
希望採納

Ⅸ 社會學功能主義是什麼

是指側重對社會系統的制度性結構進行功能分析的社會學理論。形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要代表為美國的帕森斯、默頓等。由社會有機體論和早期功能主義發展而來，主張用功能分析方法認識和說明整個社會體系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

認為社會生活之所以能維持下去，是因為社會找到了一種手段(結構)去滿足人類的需要(功能)。其最重要的理論是社會均衡論。

功能主義就是要在設計中注重產品的功能性與實用性，即任何設計都必須保障產品功能及其用途的充分體現，其次才是產品的審美感覺。簡而言之，功能主義就是功能至上。

(9)功能主義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擴展閱讀：

社會與生物有機體在許多方面是相似的。這一觀念中包含了三個要點：

第一，社會與生物有機體一樣都具有結構。一個動物由細胞、組織和器官構成；與其類似，一個社會由群體、階級和社會設置構成。

第二，與生物有機體一樣，一個社會要想得以延續就必須滿足自身的基本需要。例如，一個社會必須要有能力從周圍的環境中獲得食物和自然資源，並且將它們分配給社會成員。

第三，與構成生物有機體的各個部分相似，社會系統中的各個部分也需要協調地發揮作用以維持社會的良性運行。受義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的影響，斯賓塞和他的追隨者們都堅持任何系統都會自然地趨向均衡或穩定的觀點。

社會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社會系統內的各亞系統之間，在社會互動中具有輸入—輸出的交換關系，而金錢、權力、影響和價值承諾則是一些交換媒介。這樣的交換使社會秩序得以結構化。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趨於均衡的，4種必要功能條件的滿足可使系統保持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