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善於運用什麼辯論方法

A. 孟子的論辯有什麼特點

《孟子》一書中有許多可以作為座右銘的「名言」，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等等。但寫本文，專門探討孟子的論辯，也就是論辯方法或技術。

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頭，大老遠的來見我，有什麼高招使我的國家擺脫困境嗎？

【原文：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意：梁惠王問的是，有利於國家的策略。

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談利益呢，國王說什麼可以有利於國家，大臣說怎麼做可以有利於自己的家，公務員說如何做才能對自己有好處。上上下下都為了利益而奮斗，那麼公務員就要琢磨大臣，大臣就要琢磨篡黨奪權了。

注意：孟子是把原文中的「利」變成了私利。這是孟子論辯中的一招：偷換概念。

(1)孟子善於運用什麼辯論方法擴展閱讀：

孟子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決條件。因此，天命在於民心而不在於君主，若君主無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應謹守崗位。

孟子主張行仁政，必須效法先王(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統治政治，這樣便能把仁政施行於天下。

孟子也十分重視學習環境，置學子於優良環境中，施以自發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學說對後世的影響啟發宋明理學。 孟子提出「內聖之學」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擴充善性，壓抑物慾之性，自身反省。這種內省的修養方法，成為後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顥、程頤、陸九淵、王陽明等宋明理學家，都是繼承孟子這方面的學說。

B.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在辯論方法的特點

以羊易牛」主要說孟子善於因勢利導、循循善誘的論辯技巧：第一段開門見山地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張後，即通過「以羊易牛」一事的分析，說明齊宣王有推行仁政之心。在整個論辯過程中，孟子善於根據對方心理因勢利導，始終掌握對話的主動權，時而旁敲側擊，時而單刀直入，時而欲擒故縱，時而咄咄逼人，表現了高超的論辯的技巧

C. 《孟子》的論辯藝術技巧

孟子是戰國時代首屈一指、技壓群雄的論辯大師，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善於論辯是《孟子》最突出的藝術特點，其論辯藝術技巧主要有迴避術、轉換術，求同求、擒縱術，圈套術、包抄術，比附術、詭辯術，追問術、反詰術，鋪陳術、排比術等，可謂集先秦論辯藝術之大成。下面我整理了《孟子》的論辯藝術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在游說國君和與人論辯時，難免遇到對方提出一些自己不願回答或難以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孟子便採用迴避術和轉換術。

如著名的“齊桓晉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記錄的是孟子和齊宣王的一場談話和論辯。一開始是齊宣王發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是要孟子給他講講齊桓公、晉文公這兩大春秋霸主稱霸的事理。我們知道，孟子是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的，並且認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對齊宣王的這一問題，孟子顯然是不願談的，他豈能將“罪人”的罪過當功勞宣揚並讓齊宣王效尤!那麼，孟子此刻該怎麼辦呢?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他很乾脆地迴避了對方的問題，又迅速轉換了話題，這就是所謂迴避術和轉換術。在這里，孟子是以假裝不知進行迴避的，所說並非實話。據《論語》所載，孔子與其弟子曾多次談到齊桓、晉文，一則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二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則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於今而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以答子貢(均見《憲問》);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麼能說仲尼之徒無道其事是以無傳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與人談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公孫丑上》);“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公孫丑下》);“晉之《乘》，楚之《木壽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作為學者，孟子對桓、文之事豈能不知，怎麼能說臣未聞之呢?這顯然是假話。但是面對齊宣王出的難題，試想，倘若不說這假話，要麼違心告之，要麼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裝不知，避而不談，委婉拒絕，仍不失為明智之舉，聰明人也會聽出其不願談此話題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說這一迴避術還不值得特別稱道的話，那麼他一下子將話題由“霸道”轉到“王道”，來了180度的急轉彎，而且轉得那麼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則無疑令人頷首稱道了。這一手很厲害，因這一轉，使他擺脫了不利處境，變被動為主動，迅速掌握了主動權。

又如《梁惠王下》中這樣一章：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予以迴避，又轉而談了自己的一項建議，即鑿池築城，與民共守雲雲。朱熹注曰：“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見孟子是要對方在加強守備[2](P323)的同時，大力推行仁政，“守義而愛民”。這也是很快就將話題轉入其政治主張的軌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晉天下莫強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齊、楚報仇雪恥，問“如之何則可”?孟子卻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諸如此類，都是成功運用迴避、轉換之術的範例。

孟子不只在論辯的開端運用迴避轉換之術，在論辯過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中王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問所謂後必有災“可得聞與”?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開話頭，由他另起話題，反問對方，再轉彎摸角地引入原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善於迴避和轉移話題，是孟子在論辯中慣用的戰術，也是聰敏善辯之人為控制局面、駕馭對方、避其鋒芒 、出其不意、反客為主、轉守為攻而擅長運用的一個重要招數。

如前所說，論辯跟打仗一樣，用兵之道講究有張有馳，有擒有縱，欲擒故縱，論辯亦然。孟子深諳此理，在論辯中很善於運用求同術和擒縱術。所謂“求同”，就是尋求與對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點，適當地給予肯定，以靠攏對方，取得對方的信任和好感，為下面的辯異、反駁作準備。求同只是手段，駁異才是目的。所謂“擒縱”就是有縱有擒，先縱後擒，欲擒故縱，從而將對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為進、以屈為伸、以伏為起的特點，有著較密切的聯系。

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將話題引入“王道”後，隨之向齊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並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齊宣王不知何由，於是孟子便講述了從胡齒乞那裡聽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 故事 ，說明“是心足以王矣”。從“臣聞之胡齒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調查了解的，這很有必要。對對方的情況有所了解，心中有數，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講完故事後“不識有諸”一問，是明知故問，既是為了讓對方證實，更是為了抓住對方，牽著其鼻子走。這就像我們平常所見到的某些能言善辯者說話總是能拿住人一樣。接著孟子便就“牛羊”之事進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縱之術：“是心足以王也”——一縱;“百姓皆以王為愛(吝惜、小氣)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縱;在齊宣王作了“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的認同和辯解後，孟子又一擒——“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這下把齊宣王搞得暈頭轉向，無法回答，不無尷尬地笑曰：“是誠何心哉?”並無可奈何地承認“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在此情況下，孟子又來了一縱——主動解圍，替其辯解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這一精彩辯說，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顯示了孟子的聰明，更說到了齊宣王的心上，難怪宣王非常高興和激動地說：“《詩》雲：‘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論辯，孟子一拉一送，有縱有擒，但總體上還是為了求同靠攏，以縱為主。經過一這回合的談辯，孟子用自己的聰明智慧贏得了對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悅誠服，甚至感激含戚，從而達到了預期目的。然而當讀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時，我們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攏，完全是欲擒故縱!原來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劃、成功實施且親自導演了這一幕求同、擒縱之戲。其戰術之高超，令人不禁為之叫絕!

這樣的戰術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運用。如《滕文公下》“陳仲子章”，針對匡章所謂“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之說，孟子先退後進，對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這也是採用了求同立異、先縱後擒之辯術。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的“求同術”，完全是為駁斥異說、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服務的，與後世某些人為謀取私利討好巴結權貴不可同日而語。其“擒縱術”也是正大而不詭譎，高明而不卑瑣。這都值得我們悉心領會，認真學習。

D. 孟子如何運用破立相結合的方法確立觀點

霸道，以武力征服的手段統一天下。王道，以禮義教化的方式統一天下。在本篇文章中，孟子有破有立，破立結合，竭力勸阻統治者不要實行霸道，闡述了王道這一政治主張。

這篇文章形式上是一篇記敘文，實際上是一篇政論文。它沒有採用一般政論文邏輯論證方法，而是通過人物對話闡明論旨。由於通過問答形式表現論說過程，有一定的情節和戲劇性，人物性格與神情也躍然紙上，因而本篇比一般政論文更富有文學性。

孟子散文的藝術特色

一、善於論辯

在《齊桓晉文之事》中，孟子善於掌握對方的心理特徵及其變化，縱擒開合，靈活自如，始終將辯論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表現出了善辯的卓越才能。

二、善於因事設喻

在《齊桓晉文之事》中，使用了五個比喻。這五個比喻的共同特點是：淺顯明白而設想新穎，能夠針對具體情況進行類比，由遠及近，由表及裡，切中要害，具有一種不容辯駁的力量。

三、孟子的文章氣勢充沛，感情強烈，很富有鼓動性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與「義」和「道」相生發。有了這種內在的「義」 和「道」的修養，孟子的文章充滿了道義和感情，形成了一種理直氣壯、義正辭嚴的氣勢。在這篇文章中，孟子高揚以「仁義」為本的「王道」理想，反對充滿血腥的「霸道」行徑，這樣一種高遠境界自使文章生發出一種浩然正氣。而文中又多使用排比反問的句式，也強化了文章的氣勢。

總之，孟子文章氣勢充沛，辭鋒犀利，論辯激烈，明顯反映出在百家爭鳴影響下的文章特色。在《孟子》中所表現的孟子形象，既是一個傲岸不屈的儒者，也是一個口若懸河的雄辯家。

E. 《孟子 梁惠王下》中孟子用了怎樣的論辯技巧

（一）孟子的論辯邏輯孟子論辯之所以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嚴密的邏輯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譚家健認為孟子雖然不像墨子那樣有比較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但是「卻能普遍而熟練地使用著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和思維形式，其文章都有著嚴格的邏輯」，在論辯過程中，孟子成功地運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從而「無論和誰辯論，孟子都從沒有輸過」[2]。孟子論辯中所運用的邏輯方法有：（1）逐層推論法，又稱「台階術」 。在具體的論辯中，穿插運用演繹法和歸納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縱，開合自如，引人入勝。如《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從交友之道說起，獲得齊宣王認同，登上第一級台階；次及部門長官的政務，引齊宣王躋上第二級台階；最後提出議論中心，使齊宣王不得不在內心贊同，雖然他口頭上不願表態，從而達到規諫國王的政治目的；（2）破斥兩端法，針對論敵用假言推理與選言推理的綜合方法進行的責難，孟子從容應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3）提出新論點法，即當論敵用假言和選言推理進行論辯時，採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論點，以擊破對方隱含的錯誤觀點；（4）例證法，即把例證作為一個前提，使邏輯推理更加嚴密。儒家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求人們的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禮節。但孟子認為不能只拘泥於禮節，而應視實際情況靈活變通。例如拿飲食、婚姻的重要方面與禮節的輕微細節作比較，那麼飲食、婚姻重於禮節。「男女授受不親」雖是一條儒訓，但孟子認為「嫂溺不援，是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有一個任國人對孟子的學生屋廬子說：「如果按照禮節去找吃的，便會餓死；不按照禮節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禮節去行事嗎？如果按照迎親禮，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親禮，便會得著妻子，那一定要行迎親禮嗎？」屋廬子茫然不知所對，轉而求助於孟子。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舍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與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軫兄之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軫，則不得食，則將只能之乎？逾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孟子·告子下》)孟子並不直接回答任國人的詰難，而是舉出兩個例子讓任國人判斷，間接表述自己的觀點，即應當根據禮節來待人處事，決不能違反禮節，任意胡作非為，干出傷天害理之事。（二）孟子的論辯語言語言是論辯的物質手段，論辯是語言的直接交鋒。孟子很重視論辯的語言，他的語言是論理式邏輯語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學語言。這既有利於加強論辯的說服力，又有利於增強論辯的感染力。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語言藝術的顯著特色，譚家健認為，孟子的比喻「淺近平易而生動有有趣，輕快靈便而又深刻貼切」，「堪稱比喻聖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設譬，運用靈活，精闢允當，一語中的，從而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為開風氣者，這類「敘述則時特精妙」的長喻「曲折多姿，生動有趣」，「有很高的藝術價值」[3]短喻則既平易又精練，正喻生動有趣，反喻誇張幽默。實際上無論是單純的比喻，還是故事性的長喻，為先秦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為人所稱道，是因為有其獨特的「個性」，從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風格，管文提供的思路當有某種方法論意義。孟子主張性善說，把「義」看作是性善論的主要內容之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是人所共見的，人們都能切切實實體會到它的存在和價值，能唱能跳，善行會跑。但是，「義」是個抽象的概念，無聲無嗅，無形無狀，普通人難於把握。為了使「義」的價值能夠直觀現實在人們眼前，孟子採用了譬喻說理技巧，用魚比喻「生」，用熊掌比喻「義」，具體形象地區別出「生」和「義」價值高下不同。因此，「捨生取義」的結論就易於為人們接受和實踐。（三）孟子的論辯方法方法是通達勝辯的橋梁。孟子的論辯方法是他的論辯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能針對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情況，採取因勢利導、比較異同、利實相參、執中有權等方法，特別是「執中有權」論，可以說是孟子分析情況、處理問題的基本方法。孟子認為「執中無權，亦猶執也」。孟子認為「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極端自私的，而「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用博愛代替自私，不利於宗法制度。所以孟子反對執著，「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賦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他運用「執中有權」法，擺脫了辯論中的兩難的困境。其次，孟子經常採用因勢利導的方法，藉以激發對方的善端，減少論辯的對抗，宣傳、實現自己的主張。孟子一向主張「仁政」，他在勸告君王要實行仁政時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然後又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使君主聽了心悅誠服。孟子還認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力，或勞心；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此外，孟子主張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較；主張正義之戰，就要和不義之戰比較；主張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較。比較才能分清是非、好壞、輕重、大小，這是論辯最直接的任務。（四）孟子的論辯風格 風格是孟子論辯藝術的總體特點。如果孟子的論辯藝術沒有獨特的風格，就不成其為孟子的論辯藝術了。旗幟鮮明、感情強烈、文采斐然、說理痛切，這都是孟子論辯藝術的總體特點。孟子在論辯中主張什麼，反對什麼，立場、觀點鮮明，而且感情色彩強烈。他反對不義之戰，歌頌正義之戰；反對暴政，贊揚仁政；反對楊墨，推崇孔子；反對窮奢極欲的權貴，同情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孟子在論辯中長於說理，顯示出他雄辯的才華。他往往能針對對方的言論，不急不迫、一步緊似一步地論說開來，最後用精闢的語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方的謬誤，確有說理痛切、發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孟子常用排比、對偶等手法進行勸說。他在勸君主端正對大臣的態度時，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孟子還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

F. 在寡人之於國也中,孟子是如何運用比喻手法進行論證的

孟子是以「好辯」著稱的，他善於運用各種方式進行辯論，或投其所好，或因勢利導。他的文章氣勢磅礴，邏輯嚴謹，筆帶鋒芒，又富於鼓動性，有極大的說服力，對後世散文有很大的影響。 一、避其鋒芒，「投其所好」 孟子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治國主張的兩個關鍵詞：王道、仁政。 從五六兩個自然段看，孟子提出的王道包括了兩個方面。首先講到了順應自然，而順應自然的目的是基於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為了生產，為了養生喪死無害。這是從物質生產方面說的。但是在第六段中他又提出來，物質富足了還不夠，還應該在精神上，即教化方面進一步加強。於是，他提出了王道思想。 這些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對話，那麼孟子為什麼在這里提出了王道思想呢？他在什麼前提下提出這個思想的呢？在文章的2-4段中，孟子並沒有在梁惠王提出自己的疑惑以後就直接擺出自己的觀點，而是通過設喻的方法分析疑問。孟子這樣做的原因有二：其一，信奉的治國主張不一樣。孟子主張仁政之道，而梁惠王喜歡打仗。這是與仁政相對的，愛發動戰爭我們稱之為霸道。正所謂，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再者，從「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及「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兩句便可看出，梁惠王是個非常自負的人。孟子如果直接提出意見來，梁惠王定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只有通過設喻分析疑_，等分析時機成熟以後，再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 二、因勢利導，引君入瓮 孟子又是怎樣論述，投其所好的？在文章的第二段孟子舉了個例子——打仗。之所以提打仗，是因為梁惠王喜歡打仗。具體說到的是戰場上的逃兵。在戰場上我們都是厭惡、討厭逃兵的，梁惠王很容易就得出相同的情感態度來了。所以舉這個例子可以輕易地讓梁惠王「上當」。實際上孟子舉這樣一個例子是在設一個圈套。文中提到，「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梁惠王不假思索地就說出自己的判斷，「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說到這以後孟子應該非常高興了，因為他是有所指的。當他說到這以後就證明他的目的就要達到了。所以下一句他說「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他是非常委婉說的，但是包含的內容很豐富。實際上他想說梁惠王什麼？你的百姓不會比他多，說明你的做法不夠好，跟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是相同的。他做的「移其民」「移其粟」只是在事情發生之後再進行一些修修補補。不會有本質的變化。也就是說梁惠王治國的策略就是錯誤的。 當然，孟子去勸的時候語氣是委婉的，循循善誘的。把梁惠王一步步引入自己設的圈套之中。 三、層層深入，氣勢磅礴 到了這，孟子分析出的原因就已經非常明確了，梁惠王啞口無言。這時候，孟子就能夠更好地、明確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王道。 在第五段中，他是怎麼提出王道的觀點？王道應該做什麼？首先，他陳述了關及民生的事——不違農時，即按時令。 這里用排比的句式？「不可勝食也」「不可勝食也」「不可勝用也」，說明東西越來越多了。那麼採取什麼措施能讓東西越來越多啊？不違農時。只要你不去影響老百姓，你停止戰爭，別再影響老闆姓，讓老闆姓安定地去生產，這樣老闆姓就能得到養生喪死的東西，這樣就是王道的開始。孟子在這說的王道的開始，對梁惠王來說非常容易。你只要不去違背規律，就做到王道了。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問題。 那麼文章下一段是說怎麼繼續努力才能做到王道之成的呢？依舊運用了排比句。這兩個排比句所說的都是物質生產方面的東西，但是第二個物質生產，在做法上比第一個卻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個只是不去違背，第二個做的比第一個更多，更主動。因此可以做到「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這樣就達到了使百姓生活富足，安居樂業。 這只是指物質生產，要進一步實現王道還要進行教化——精神層面。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也就是說，百姓生活富足了，又有教化方面的引導，這就達到了一種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的局面。即天下太平，天下大治。 所以最終達到的，用孟子的話說就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就是他提出的王道。5、6兩段中作者提出王道，描繪了一種非常讓人神往的，由王道帶來的繁榮景象。這就說中了梁惠王的心。 到了第七段孟子談到了「奢侈」。王道可使百姓富足了，但這百姓富足嗎？不但不富足而且「途有餓殍」。這段說的就是與王道相對而言的暴政！是暴政所帶來的惡果！所以，如果說56兩段是從正面來論證的話，那麼這一段就是從反面來對比論證。 通過567三段我們看到，作者是從王道之始入手，然後談到再積極主動做一些事，一直到實行精神教化，逐步地達到王道的繁盛局面。可以說是層層深入，氣勢磅礴。這一思路很好地體現了孟子雄辯的魅力。 結束語：通過這篇文章，我們了解到了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感受到了他卓越的論辯能力。孟子的思想是偉大的，在今後的學習生活中，我們應該堅持著去讀《孟子》，更深入地去讀《孟子》，從那裡我們可以得到無盡的精神給養，可以讓我們的內心變得更澄清，更豐富。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精彩而厚重。 來源：高考·下

G. 善於採用「欲擒故縱」論辯手法的作家是

善於採用「欲擒故縱」論辯手法的作家是是孟子。孟子的《孟子》中的論辯文，也巧妙靈活地運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

孟子得心應手地運用類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縱，反復詰難，迂迴曲折地把對方引入自己預設的結論中。

(7)孟子善於運用什麼辯論方法擴展閱讀

孟子的哲學思想：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范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像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

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范疇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復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

H. 孟子在論辯時有何特點

孟子在論辯時，一方面善於採取層層追問、步步進逼的方法，使對方無法躲避，理屈詞窮；同時也善於運用形象的比喻和充滿愛憎的感情，從而富於強烈的文學色彩。

《孟子》中還有一類單純發表議論的較長的篇章，雖然沒有標題，但它足圍繞著一個中心的問題作較詳論述的，實際上已接近於較完整的議論文。如《告子上》的《魚，我所欲也》章，就是著名的代表。

I. 孟子為什麼好辯

孟子在先秦諸子之中素以「善辯」著稱，其門人公都子曾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回答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好辯善辯，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的個性特點，反映在文章里，就不僅僅是從邏輯上說明道理，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學性和感染力了。筆者就其論辯的主要特色，現援例以抒管見。
如果說把孔子比作一位老者，他用溫和的語言教導我們該如何做人，如何處世。那麼孟子便是一位血氣方剛的小夥子，他用有力度的語言教導國君如何成為明主。孔子重在成仁，孟子中在取義。
但孟子的取義卻並非一味地說教。伴君如伴虎。如何馴虎，讓兇猛的老虎聽話？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技巧的差事。孟子的善辯流傳很久了 ，為何世人會稱道？
孟子善辯中在善於用譬喻。孟子的譬喻取材於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所喜歡的具體的是事物。如用禾苗與雨露來說明百姓與君子的恩惠之間的關系，形象易懂。在說明人們做事經常以「不能」為借口代替「不為」。正如用「月攘雞」取代「日攘雞」而已。
孟子善辯重在對比。既有雙向的對比，如《王何必曰利》中由懷利------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懷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做對比。還有單邊對比的 。如得民心----得民—得天下與失民心---失民---失天下。
孟子的善辯中在善於偷換概念。孟子在《民為貴》中從行為角度吧桀和紂定位為獨夫，像這樣的殘暴的獨夫任何人都可以除之而後快。這樣就解了齊王給下的弒君的套了。在一般人眼中對桀和紂的定位是從身份上定位暴君的，而湯和武王是他們的臣子，在儒家傳統思想中，臣是不能殺君的，無論此君是殘暴還是仁慈。但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孟子的偷換之下卻變成了正義之舉了.
孟子的善辯還非常善於邏輯推理。孟子文章的核心是王道，但王道的核心是以民為本，而以民為本的核心又是民以食為天，而食的核心又是制恆產。所以王要對得天下，即要得民，要得民就要得民心，要得民心的具體手段可以包括助民生產，與民同樂等等手段。
孟子善辯的這些技巧再配上他強烈的感情，充沛的氣勢，靈活的論證手法。使得它的論證散文或如疾風驟雨般快捷或如清湯白水般流暢，韻味綿長，非常有意思。
一、論辯機智靈活
孟子論辯中的機智靈活，主要體現在他善於巧設機關，誘敵上鉤，善於欲擒故縱，借題發揮上。
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梁惠王章句上·齊桓晉文之事》。
⑵孟子謂齊宣王：「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謂齊宣王》）
⑶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梁惠王章句下·庄暴見孟子》）
例（1），一心效法齊桓公、晉文公的齊宣王，一開口就向宣揚「仁政」的孟子討「霸天下之術」，可見話不投機。孟子此時若順王意，必曲己意，如違王意，必廢此行。但孟子不急不躁，閑暇從容，他巧轉話鋒，避異求同，以「孔子的學生沒有說過齊桓晉文之事，我也沒聽說過」斬斷齊王問霸之念，繼以「如果你要我說的話，我講講用『王道』統一天下」為誘餌，釣齊王上鉤。而齊王旨在統一天下，當然除「霸天下」之道外，其他能「王天下」之計，也是不妨一聽的，於是，就讓孟子執耳牽鼻，大談起「仁政」來。此例足顯孟子善誘之智，從全章看也並非孟子「仁政」主張的勝利，而實在是因他善辯的智慧才使宣王心悅誠服的。
例⑵，顯現了孟子論辯中善設埋伏欲擒故縱之智，孟子這次見齊王，意在責其「不行仁政，喪失民心。」試想，客居之臣，若直接詰問萬乘之主，他能接受得了？機敏的孟子卻從「對失信的朋友，對失職的官吏」怎麼處置問起，讓齊王說出「與他斷交」，「撤掉他」的話之後，猛然提出了「假若一個國家治理不好應怎麼辦」的問題，齊王就是清楚了孟子的目的，然欲辯無辭了，所以直窘得左右張望岔開話題了，這真是問者有心巧設伏，答者無意自結網，這結果是齊宣王始科不及的。
例⑶，孟子為游說齊王，勸其「行仁政」，「與民同樂」，採用了「借題發揮暗渡陳倉」之計。其始齊王聽孟子問「樂」，真是「聞樂色變」，十分擔心出醜。孟子把握了齊王這一心理，用「如果大王喜歡音樂，那麼齊國就差不多治理好了，其實當今的音樂也就好似古代的音樂」來解除齊王疑慮，甚至還使齊王產生了點僥幸和得意，在此基礎上，孟子偷梁換柱，一步步把純音樂之「樂」與治國之「禮樂」混為一談，並誘出了齊王獨樂「不若與眾」之語，從而達到了向齊王宣揚「與民同樂」的目的。這一回合齊王更是輸得莫名其妙了。
例⑶，孟子為游說齊王，勸其「行仁政」，「與民同樂」，採用了「借題發揮暗渡陳倉」之計。其始齊王聽孟子問「樂」，真是「聞樂色變」，十分擔心出醜。孟子把握了齊王這一心理，用「如果大王喜歡音樂，那麼齊國就差不多治理好了，其實當今的音樂也就好似古代的音樂」來解除齊王疑慮，甚至還使齊王產生了點僥幸和得意，在此基礎上，孟子偷梁換柱，一步步把純音樂之「樂」與治國之「禮樂」混為一談，並誘出了齊王獨樂「不若與眾」之語，從而達到了向齊王宣揚「與民同樂」的目的。這一回合齊王更是輸得莫名其妙了。
二、氣勢咄咄逼人
孟子論辯除了機智之外，字里行間總洋溢著一種倔傲不貳，勢不可遏的逼人之氣。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言：「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塞於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這話雖說得過於抽象，但卻說明了孟子行文氣勢凌人，尖銳犀利，如長河大浪，磅礴而來，咄咄逼人，恣行無阻的特點。
例⑷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公孫丑章句下·孟子將朝》）
例⑷所記是孟子本打算朝見齊王，當聽說齊王准備拜見他卻推有小病而未至，後又讓使臣召孟子朝見，孟子就推病，迴避使臣和太醫，朋友責怪孟子失禮，孟子和朋友的一段對話。當景子指責孟子「聞王命而遂不果」「與禮若不象似然」時，孟子聞言，似乎就上了火氣，引經據典，理直氣壯陳辭：「他有財富，我有仁，他有爵位，我有義，我為什麼覺得比他少了什麼呢？」「輔助君主治理百姓自然是德為上，他哪能僅憑爵位來輕視我的年齡和道德呢？」這些話錚錚有聲，字字珠璣，不僅表現了一個「不召之臣」的凜凜氣節，顯示出一個傲然儒者的尊嚴，而且論議的氣勢也給對方欲辯不容之感。
孟子文章的氣勢逼人還顯示在行文利落通俗流暢上，文中多用短句，偶有長句，段落分明，節奏鏗鏘，頓挫跌宕。如例⑷中「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再如膾炙人口的《魚我所欲也章》《天時不如地利章》，讀來無不給人一種酣暢淋漓，如水決堤，浩浩盪盪，所向披靡的雄肆之美，難怪後人提到孟子散文總要說它以氣取勝。
三、說理善用譬喻
漢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全書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總共使用譬喻一百五十九種。有時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再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也一連用好幾個比喻，既有生動的直觀性，又能夠揭露事物的本質。用「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來突出齊宣王的「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同樣是力能做到而不去做，「不為也，非不能也。」「挾泰山以超北海」與「為長者折枝」也是形象的對比出前者是絕對做不到的，而後者不過是舉手之勞。這樣，「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就異常鮮明突出了。「天下可運於掌」這個比喻也是具體而形象的。「緣木求魚」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許多比喻一樣,已成為成語，孟子用它來告誡宣王以區區之齊，要戰勝力量八倍於齊的各諸侯國，和「緣木求魚」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是多麼異想天開荒唐可笑的事，所以要安國定本統一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民」，推行「仁政」。
孟子取譬除了運用文辭簡約的比喻之外，還選用完整的小故事和經典的寓言來塑造形象點題明理。前者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再作馮婦」等等，後者最精彩的當數《離婁》中的一段：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間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人與立談者，卒之東郭番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人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一則完整的寓言故事，它最後點明所諷刺是當時「求富貴利達者」，但它不抽象說理，而是將所闡發之理通過故事具體化。文字雖短，但情節有變化，人物有性格，達到寓理於形，形理並盛的境界。故事中的齊人勢利卑鄙，虛偽造作，外表的庄嚴自足與內心的委瑣骯臟形成強烈反差，達到美學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銳的諷刺目的。特別到最後，把批判的鋒芒直指那些不擇手段，謀求富貴的「齊人」型的士大夫，使文章蘊意更加深刻，更具普遍意義。
孟子散文對後世影響深遠，它重感性和理性的結合，既主張以文載道又重視文學美感，因而《孟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是先秦諸子中傑出的散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