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書疏證的研究方法和成就

Ⅰ 尚書得古文今文分別講述的什麼

尚書，全文2500餘字，原稱為《書》，是夏、商、周時代一些歷史文獻和傳說資料的匯編，後來成為儒家宣揚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聖典。《尚書》的內容有所謂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書》為西漢初山東伏生所傳，共28篇。西漢中期以後，又多次發現用周秦六國文字書寫的古文《尚書》。古文《尚書》在漢朝未能立於學官，以致西晉以後全部散失，現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稱。

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根據一些散逸的《尚書》文字編撰成所謂古文《尚書》25篇，後人稱之為「偽古文《尚書》」。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書》，將其離析為33篇，兩者拼湊，以符合劉向、鄭玄校注的古文《尚書》58篇之數，向朝廷呈獻。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中，它實際上是由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合並的。因此，現傳《尚書》，只有今文才是真本，古文則是梅氏偽造的。《十三經註疏》中還有梅賾偽造的《尚書孔氏傳》13卷，說是西漢孔安國解釋《尚書》之作。梅氏編選的這些偽書，直到清代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時才被徹底揭穿。古代對《尚書》的研究，除了《十三經註疏》中的註疏外，宋代蔡沈的《書集傳》也是《尚書》研究的重要成果。

Ⅱ 簡述清代思想學術。。。。。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綿延不斷而又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清代的學術思想可以說處於一個輝煌璀燦的重要時期。從明清之際實學思潮的興起，耶穌會士東來傳教，到王、黃、顧等諸多傑出思想家和學者的涌現，拉開了清代學術思想發展進程的序幕，其後的歷史發展，可以稱得上波瀾壯闊、絢爛多彩。由於社會的變化和學術思想自身的邏輯發展，占據思想界統治地位數百年之久的理學逐漸衰頹，實學思潮應運而生，並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變動中發展到高峰。一時間，經世致用成為學者的治學宗旨，崇實黜虛成為學者追求的目標。隨著後來清政權的穩固和封建經濟、政治的發展，統治者對思想領域的控制逐步加強，對學術思想的參與也大大增多，清代學術相應進入了一個對既往成果進行全面清理、總結的時代，以考據為特徵的乾嘉漢學風靡一時，與此相關的文字、音韻、訓詁、輯佚、目錄、版本等各門學科也迅速發展並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嘉、道以後，社會歷史又發生了新的轉折，今文經學興起，乾嘉漢學走向衰落。伴隨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清代的學術思想進入了一個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發展階段。可見，從明清之際迄鴉片戰爭，這二百多年的學術思想，在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傳統思想文化的總結和集大成時期，又是傳統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轉折和啟蒙時期。清代眾多學者、思想家提出的問題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擺在學術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課題。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學術思想，闡述清代學術的發展與演變，分析其有別於其它歷史時期學術思想的特色，無疑是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鑒於學術界對清代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特點，存在著不同的評價和看法，因而，我們這里擬就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做一些簡略論述。

清代的學術思想有什麼特點，一些前哲與時賢，曾做過概略論述，梁啟超將清代學術思想囊括無遺地稱之為考證學，並認為考證學派「發源於順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風余韻雖替未沫，直可謂與前清朝運相終始」1。在他看來，清代學術思想的最大特點是考證。王國維也曾對之概括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2侯外廬則把鴉片戰爭之前的學術思想的主流統稱之為「早期啟蒙思潮」。近年來，隨著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學者們對清代學術思想特點的論述，也更加具體和深人。如有的學者概括說：「第一，富有總結性；第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各個成員共同創造祖國的燦爛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盪；第四，封建統治者極力控制文化事業。」3又有的著作總論明清兩朝的文化特點說：「第一，『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相繼占據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啟蒙思潮應運而起；第三，進入古典文化總結時期；第四，進入『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匯』的初級階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學術思潮的特點「是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變的時期」5。如此等等。

上述種種對清代學術思想特點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點，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給人以啟迪。不過，我們也覺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從學術思想的表現形式看問題，如把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總體上概括為「考證學」，便很難把握清代學術思想的本質特徵；也有些論述未能突出清代學術思想獨有的特點，譬如說「封建統治者極力控制文化事業」。其實，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者，都何嘗不是「極力控制文化事業」呢?這並非是清代學術思想獨具的特色。我們認為所謂特點，就是事物有別於其它事物的、自身獨具的，能反映本質屬性的特徵。同時，要討論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首先應解決從何處入手的問題。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要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不能脫離清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特點，也不能就思想論思想。因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而且，「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些論述，對我們研究學術思想都給予了方法論上的重要啟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的特點，那麼，首先就應把握清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特點，而史學界多數學者公認的清代社會政治經濟最主要的特點是：清代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已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它既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終結，又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起點，處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上；第二，清朝的統治以滿族貴族為主體．它既發揚了滿族英勇驍健、銳意進取的民族風貌，又充分吸收了漢族文化，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此時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也使自明末以來腐朽的中國封建社會重新迴光返照，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又有新發展，此時封建社會生產關系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仍居主導的支配地位，但在社會經濟中也存在一定的資本主義萌芽；第三，與清代建國的時間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歐各國已陸續由中世紀封建社會步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和對外進行殖民擴張時期。在這樣的世界歷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統治者想要始終如一的閉關自守，以「天朝上國」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沖擊，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過渡和轉變。這些都是清代社會歷史不同於其它朝代的獨有的特點。與清代這些社會歷史特點相適應，並結合清代學術思想自身的發展和演變，我們認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早期啟蒙思潮的興起與發展。

前已述及，侯外廬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啟蒙思潮」，而且這也是侯氏整個中國思想史學說中的一個重要論斷。這一觀點，在1949年以後較長一段時間內，曾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但近年來也有些論者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包括17世紀的經世致用思潮「理論上沒有擺脫儒家『修齊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會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會理想」。並說清代學術思想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從『四書』回到『五經』或『十三經』，從性理之學回到訓詁考據，從宋學回到漢學」。因而「不同意把這一思潮說成是中國啟蒙文化」6。這種論點還得到一些學者的支持和補充。但我們對這種觀點則表示異議。持上述觀點的人也肯定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自明代中葉出現有稀疏的資本主義萌芽，並肯定在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內也出現了反對封建禮教的活動，主張「人各有私」，提倡「個性解放」的市民意識。但他們卻認為明清之際涌現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對明中葉以後產生的進步思潮的反動。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未免過於武斷和偏頗。事實上，王、黃、顧等進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學說，乃是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變革中，通過對明朝滅亡的總結與反思提出的更為深刻的思想。他們進一步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弊端進行激烈的抨擊，倡導民主，反對獨治。批判封建專制幾乎成為當時的思想潮流，這在許多學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諸如，對封建社會後期居統治地位的宋明理學，從哲學高度作出的總結和批判，使得理學一蹶不振，走向終結；在政治思想方面，黃宗羲淋漓盡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極為尖銳地指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盜賊並提，「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8。在社會經濟方面，思想家們提出「均田說」和「工商皆本論」。與時代發展相聯系，應該看到這些思想觀點正是明中葉以來社會經濟中出現的新的經濟因素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認這些思想觀點的「反封建性質」，僅將其視為「是中國古代儒學的一個構成部分」。尤其不能籠統地認為這些思想家和學者是對明中葉以來進步思想的反動和倒退。當然，就其思想表現形式說，的確仍是披著儒家經學的衣衫，他們的一些閃光的思想，往往是通過註疏經書的形式出現的，似乎是從「四書」回到「五經」或「十三經」。問題在於不能只看這種表現形式，而應看其思想內容。同時，也不能因為提出這些思想的學者有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而且他們從總體上說仍然是傳統的儒家，便據此認為他們的思想不具備新的進步性質。應該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純而又純，在他們的思想中新舊思想雜陳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為他們有傳統的舊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認他們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為他們有新的思想，便否認他們舊思想的存在。對明清之際的思想家來說，特別要注意「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平心而論，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題，與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顯然有新的色彩並達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說，18世紀的學術思想的確發生了逆轉，未能堅持和發展17世紀的進步的社會批判思潮，而出現了「漢學」的復興，考據學在學術思想界占據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據此得出結論說，17世紀進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備啟蒙性質。應該看到，18世紀出現的漢學復興，既是清盛世的產物，又有著學術思想由理學(宋學)演變到考據學(漢學)的內在邏輯，同時也是清廷強化思想專制的結果。漢學的復興，考據學的盛行，對思想的活躍與發展有消極的影響，但卻不能不進行具體分析，簡單地將罪責強加在17世紀進步思想家頭上，並否認他們所具有的早期啟蒙性質。而且，即使是18世紀在乾嘉考據學占據支配地位，思想領域相對比較沉寂的狀況下，仍涌現了戴震、曹雪芹這樣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他們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學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繼承和發展了17世紀的早期啟蒙思想成果。這也說明17世紀興起的早期啟蒙思潮在18世紀並未完全中斷。甚至於直到近代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思潮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後，當時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紀王、黃、顧等人的進步思想視為自己的思想先驅。梁啟超曾肯定《明夷待訪錄》對他的啟迪，認為「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9。譚嗣同也高度贊揚王夫之和黃宗羲；辛亥革命時期的宣傳家們又一再贊揚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從政治思想到學術思想，都深受顧炎武的影響。如果說17世紀的進步思潮不具備早期啟蒙性質，便不可能在資產階級改良思潮和資產階級革命思潮興起時，發生那麼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同時，也應注意到清代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又處在世界歷史向近代資本主義邁進時期，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的歷史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中，在學術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紀興起的早期啟蒙思想，在18世紀並未完全中斷，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又得到進一步繼承和發展，正是歷史的轉變在學術思想方面的反映。我們肯定清代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轉變時期，而這種轉變在學術思想領域的一個重要標志，則是早期啟蒙思想的興起和發展。

第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結和整理。

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雖然有迂迴和曲折，但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人類的認識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與歷史發展的趨勢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縝密，經過不斷地總結與反思得到發展和提高。清代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具備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最高、最完備的形態。封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進一步發展，為總結和整理傳統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證和物質基礎。兩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積累，也為清代進行總結提供了可能。因此，總結和整理傳統文化就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突出特點。

清代對傳統思想文化的總結和整理表現在各個方面。如大型類書和叢書的編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間編纂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共1萬卷，分6編，32典，6109部，集中國古代經、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時期調動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編纂的叢書《四庫全書》，收書3500多種，79000多卷，總量達9.9億多字，分經、史、子、集四部，幾乎囊括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文獻典籍，成為「震古鑠今」，迄今為止世界上數量最大的叢書，從而使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典籍得以流傳和保存，其歷史功績實不可沒。清代對傳統學術文化的總結和整理，還表現在對古籍的訓詁、註疏和考訂方面。清代的學術思想從明清之際起，就呈現了由宋返漢，通經服古的趨勢，到了康乾盛世，考據學風達到鼎盛階段。考據學派對中國歷史上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經、史、子、集等各類古籍，從文字、聲韻、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訂，將許多艱澀難解的古書，通過訓詁註疏，達到通曉解讀；又將一些章簡錯亂、訛誤甚多的古書，通過校勘，進行糾錯舛正；還使一些年久失傳、真偽難辨的古籍，通過輯佚和辨偽，得以流傳和辨明。正是通過清代學者對古代典籍所做的這些基礎性整理，為後人的閱讀和使用提供了方便，為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積累了大量寶貴的資料，也為進一步總結和清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礎。

由於在康雍乾時期對中國古代的典籍大規模地進行訓詁、註疏、校勘、輯佚、辨偽、考訂，才在這些工作過程中，形成了以考證為特長的乾嘉考據學派，也使考據成為清代有別於其它朝代的學術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據只是清代學術思想的特色之一，卻不能僅以它來概括整個清代的學術思想。何況考據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總結反映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則是內容和實質。所以，我們說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資料進行總結和整理，構成了清代學術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進一步交融與沖突。

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繼承發揚本民族、本國家的傳統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的基礎上，才得以豐富和發展的。單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有影響的優秀文化，顯示出源遠流長，氣勢恢宏，博大精深，不斷地發展和更新的特點，就在於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納百川，不斷地吸收外來思想文化。自古以來，就曾吸收了印度和東南亞各國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三大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從印度傳人的。從明末清初起，西歐各國陸續進入資本主義，並積極向海外進行殖民擴張，其觸角也進一步伸展到中國，與之伴隨而來的是，大批耶穌會傳教士東來傳教，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馬竇等數百名西方傳教士，從南到北，深人中國各地，從當時宮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學者，乃至社會各階層，無不受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的影響。以傳教士為媒介，使當時的中國人了解到歐洲的數學、天文、歷法、地理、水利、火炮、機械等科技文化知識，逐步樹立了近代世界觀念，不僅擴大了視野，而且也促進了思維方式的變化。同時，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僅僅是西學東漸，而且通過傳教士的介紹和傳播，中國的傳統學術思想——儒家的「四書」、「五經」等典籍，以及文學藝術、中醫、園林建築，也大量傳人西方，給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響，甚至於西方學者也承認「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對歐洲的影響，不僅勝過歐洲對中國的影響，而且比多年來人們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國傳教士馬約瑟曾將元代劇作《趙氏孤兒》譯成法文，傳入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看到譯本後，便予高度肯定說：「《趙氏孤兒》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於了解中國人的心理，超過了所有過去以至於今後關於那個廣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當時的勢頭繼續發展，不僅能促進世界對中國的更多了解，也必將加快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但由於中西方文化之間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沖突的方面。特別是由於當時清朝封建統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間，西方傳教士陸續被逐出國門，乾隆皇帝雖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對外關系方面，卻推行了頑固保守的閉關政策，拒絕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遂將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斷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國封建社會直至鴉片戰爭前，一直在閉關鎖國的愚昧狀態下蹣跚不前。

不過，歷史的客觀進程，決定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必然要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歷史發展的趨勢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勢不可阻。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文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在船堅炮利和鴉片煙毒的伴隨下，進一步輸人中國。一些先進的逐步覺醒的封建士大夫、學者和思想家，為改變中國社會的落後面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了近百年來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從鴉片戰爭時期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咸豐、同治年間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戊戌維新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翻譯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學說，揭開了近代思想文化領域內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的矛盾和斗爭，中西文化的交融與沖突始終沒有間斷。中西文化交融與沖突中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對待西方思想文化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抱什麼態度的問題。就中國社會來說，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則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對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採取「全盤西化」的態度，同樣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與沖突貫穿於有清一代。因此，我們說這也是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學術思想中提出和要解決的一些問題，直到今天還在繼續，只有批判繼承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及吸收借鑒優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新文化，而學習和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從中汲取和借鑒有益的歷史經驗教訓正是我們的出發點。

Ⅲ 明清考據學（朴學）的發展是怎樣

明清考據學的興起與發展：

一批學者反對心學空談，致力於用考據方法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獻，形成了被稱為「漢學」、「朴學」的新學風。始於顧、黃，為清學術的開山。其學術特徵，一是以對文獻材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辨偽、考證為主要工作，二是在研究中廣泛運用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辨偽學、音韻學、訓詁學、金石學等學科知識為輔助手段。

考據對古代文獻學有著重要的意義，文獻工作的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考據。文獻資料的正誤、真偽的考證通常是文獻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終極目的。今文經學的出現嘉慶、道光間，反對考據學，講經書「微言大義」，對其進行發揮，對後來的維新變法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脫離現實，於時無補。為學術而學術，與高壓政策有關。

Ⅳ 尚書古文疏證的尚書簡介

《尚書》，「尚」即「上」，「書」即史官所記之史，《尚書》之名起於漢，《孔安國悄書傳》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經孔於編定，原書有一百篇。西漢初，存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書》，另有相傳漢武帝時在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十六篇，和東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兩種。古文即指先秦時代六國的古文字，與漢朝的隸書(即今文）相對。現在通行的《十二經註疏》本《尚書》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在本書巾被分割成二十三篇)與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並加上假託孔安國名義的自序所組成的。

Ⅳ <尚書古文疏證>是本怎樣的書

尚書古文疏證
八卷。清閻若理(1636—1704)撰。若瑰寧百詩，號潛丘，山西
太原人，遷居江蘇誰安。康熙十七年(1678)匝征博學鴻詞科，落第
後曾與胡渭等協助徐乾學修《大清——統志》、《明史》等。長於考據，
著有《四書釋地》六卷、《釋地余論》一卷，校正前人關於古地名附會
的錯誤，其他撰著尚有《浴丘副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孟子生
卒年月考卜『卷等著述，其中以《尚書古文疏證》最為重要，是閻氏
的代表作。
《尚書》，「尚」即「上」，「書」即史官所記之史，《尚書》之名起於
漢，7L安國悄書傳》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也就是上古史
的意思。經孔於編定，原書有一百篇。西漢初，存二十八篇，就是
＜今文尚書》，另有相傳漢武帝時在7L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
書》十六篙，和東晉梅吱所獻的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兩種。現在
通行的《十二經註疏》本《尚書》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書》二十八
篇(在本書巾被分割成二十三篇)與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加上假
托孔安囚名義的自序所組成的。
西漢孔壁發現的《古文尚書》亡於魏晉之間，西漢初年伏生口
授的《今文尚書》也亡於晉朝，只有東晉梅隕所獻所謂《古文尚書》
保存下來，被以後備朝奉為經典，其問頗有學者對它的真偽引起懷
疑，《四庫全書總目》說：「白吳械始右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
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炔其
夠漏，明海運始參考諸書，證其副別，而見聞較狹，苑采未周，至若
原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所列一百二
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
理，則有據之言，先立十不可敗也。」
本書所採用的考辨方法，從書前日錄所列
An：
第一條：言兩《漢書》或古文篇數與今異。——這是根據典籍
中著錄及引用《古文尚書》之篇數作比較，以證其偽；
第三條：言鄭康成注古文篇名與今異。——這是根據鄭注古
文的篇名作比較，以證其偽；
第三十一條『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純Dd苟子》所引《道經》。
第一百六條：言晚出古文與真古文互異處猶見於《釋文》孔疏。
一一以上兩條是從文句等方面作比較，以證其偽，
第八十九條：言濟瀆枯而復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
有。——這是從地理沿革變化，以證其偽；
其偽；
第五十六條：言《爾雅》解鬱陶為喜，今誤認作憂。
第六1四條：言明[征》有「玉石俱焚」語，為出魏晉間
第七十三條：「言五子之歌」不類夏代詩。——以上：
文字訓訪、語言特點的木同，以證其偽。
從上面所舉的例子，已可看出閻若瑰已將古籍辨偽方法，發展
到非常細致精密的階段，他不僅根據偽《古文尚書》的鍾誤來證明
它的偽托，他還追本探源地將偽《古文尚書》文句剽竊的證據找出
來，從而使真贓俱獲，鐵案如山，到此，梅隕所獻偽《古文尚書》之為
偽書，遂成定誠。閻若理在辨偽方面取得的成就，對於清代以後辨
偽學的興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書閻氏生前未及修訂，因而編次比較凌亂，內容亦多枝蔓。
王嗚盛《尚書後案》有所匡正。丁縣作《尚書余論》更進—步認定《古
文尚書》為王肅所偽造。
本書切成四卷，黃宗費為之作序，後又續成四卷．共為八卷。原
來僅有矽本流傳，閻氏逝世後四十年、始由其孫學林刻於淮安，是
為乾隆於年眷西黨刻本。書中所列一百—』十八條，初刻時原缺卷二
第二十八條、：於九條、三L條，卷三全缺，卷七缺第一百零二條、
一百零八條、「百零九條、一百於條，卷八缺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
百二於七條，刊印時一仍其舊。

Ⅵ 清代的解經典籍是如何發展的

清代解經典籍成就輝煌，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許多經學領域的研究超越了漢唐。擇要而言，首先是在對經書的辨偽上意義重大。清代學者萬斯同的《周禮辨非》、《儀禮商》，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惠棟的《古文尚書考》，胡渭的《易圖明辨》，都是當時疑經辨偽的力作。特別是《古文尚書疏證》一書，引經據典，共列128條，一一陳述《古文尚書》的矛盾，徹底揭穿東晉梅頤對《古文尚書》和《尚書孔傳》的偽造，使遺留千年的問題成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經典籍幾乎遍注群經，「十三經」中除《禮記》和《轂梁傳》外，每部經書皆有數種新注新疏，這些著述對經文經義的考證和注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達到全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