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方法古文

1. 古文字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有何貢獻

中國的象形文字最大的優點就是：
語言特別是發音會隨著時代變化的，這樣拼音文字就很難保存下來，即使保存下來也很難認讀。而象形文字最大的優點就是容易流傳，既是是上商甲骨文也容易破譯。

補充一點你們老師沒教給你的：
古文字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有貢獻，不過中國的象形文字對歷史發展也起過極大的阻礙作用。
在印刷技術不太發達的17、18世紀，由於西方拼音文字更容易排版印刷（才二十多個子母），而且拼音文字對於母語初學者很容易掌握，造就了西方技術革命、工業革命、民主革命的教育、文化、信息基礎，是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怎樣研究歷史

學習歷史是為了牢記過去，研究歷史是為了珍惜現在和展望未來。
唐太宗李世民說的好，」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中華民族的永續，祖先用丹青墨筆記載下了寶貴的信史資源，這是中華文明的瑰寶。

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深刻體會中華民族是如何從黃河岸邊的一個部落歷經滄桑，飽經磨難，堅韌不拔，風雨兼程一路走來的艱辛和不易。
會增強自己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一份情感。
學習歷史會在心底記錄下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的重要往事，因為歷史會帶我們走進戰爭與和平的交替，體會發展與進步的艱難，感受文明與野蠻的抗爭，回味輝煌與落後的反差，見證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結出的文明碩果。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懂得辨別人的忠與奸，正與邪，善與惡，善政與惡政，輕輕觸摸古人的精神世界，與古人進行對話，遙想遠去的風煙往事。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從沉痛中得到堅強，讓中華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衛自己，在歷史的『鳳凰涅槃』後得到發展，在燦爛的輝煌中增強民族自豪,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翻閱歷史的演進過程會讓目光變得深邃，遠大，思維變得跳躍而豐富，個人的品味和修養得到提升，這都是學習歷史帶給個人的好處。

僅僅學習歷史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通過學習的基礎再去思考和研究歷史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為非歷史專業人士我們該如何研究歷史呢？

簡要談點個人心得；
一；首先必須尊重歷史；
這是研究歷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國歷史是國家聖器，是中華民族的人生歷程，是中國的國家尊嚴，是民族的體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國歷史，像安撫和關心親人一般地愛護她是對喜愛中國歷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網路現實卻很遺憾，總有那麼一些人夾帶著濃厚的偏見，情緒和性格化來』咒罵研究』歷史，並且『振振有『義正詞嚴』，只要他們一開口侮辱，謾罵，抨擊，羞辱，詆毀中國歷史，王朝，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言語就源源不絕而來，比如有人辱罵宋朝是『慫朝』，清朝是『蟎清』，漢族是』綿羊，軟蛋，慫漢『，更甚者辱罵『靖康之恥』時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雞』，聽到這樣殘忍無情的言語，血都要噴出來。在中國古代皇權和皇族就是國家的象徵，就是華夏民族的象徵。我們的祖先都曾經無怨無悔地為王朝，為國家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拋下一顆頭顱，祖先用生命捍衛國家尊嚴，守護民族自尊。這些辱罵中國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國家情感何在?對得起那些流血犧牲的祖先嗎？
中國王朝政權在後人眼裡永遠是一個靜態存在，因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功過是非，大惡大善都融化進了中國歷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成為中華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沒有尊重的心態就不要說研究什麼歷史，最好的選擇是連歷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償失。

二；客觀，公正的立場研究歷史；在用心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最佳利器，因為歷史是過往，曾經的事件，人物，政策，作為等一切都是過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過善惡都成過去，所以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點必須放置在歷史的天平，重點考察對歷史的影響，其次是把研究對象放置在他們對當時的時代影響，以歷史影響高於當時影響為決定標准。
而研究對象往往又具有復雜的兩面性，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一功一過，一善一惡，因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來判定，而是結合歷史行為綜合比較，權衡之後，最後得出結論，是功大於過，或是過大於功。
比如對秦始皇的歷史評價，應該是功在千秋，罪在當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基中國本部版圖，統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權，完善郡縣制，為中國的大一統做出巨大貢獻。
罪在當代；『焚書坑儒』毀滅先秦時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時也是罪在千秋]，嚴刑酷法，耗盡國力民力修建阿房宮和秦始皇陵，不重視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安定民心，給當時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站在後人角度和立場一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秦始皇功大於過。

三；用串聯的思維研究歷史；
研究歷史非常忌諱那種僅以一點，一事，一言，一行確定歷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維』。應該把某人，某事用歷史串聯起來進行比較，區分和判斷。
比如網友攻擊漢武帝的『罷黷百家獨尊儒術』是錯誤的決策，而應該延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國策，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歷史問題，缺乏對歷史的綜合考量。
思考視角要放置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較。
百家爭鳴是春秋戰國大戰亂時代的獨特歷史產物，是百家各展所長，激烈角逐政治統治思想的產物，從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時代已經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爭鳴的狀態依然繼續延續，歷史上就不會出現秦始皇統一了，也不會有漢朝的誕生了，漢族也不會出現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法家成為秦國的絕對主導
政治思想，隨著商鞅變法的成功，秦國率先走上封建社會制度的國家體制，實現富國強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國家大一統後，社會本應由大亂走向大治，與民修養，愛惜民力，恢復生產，增加人口，建立社會秩序，建立人文倫理觀念的最好時機，但法家卻反其道而行，逆社會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動。

法家首開中國歷史文字獄，『焚書坑儒』，毀滅先秦以來大量中華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惡論』和『法，權，術，勢』作為治國理念，而嚴刑酷法，徭役深重給百姓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導致農民起義，秦國經歷30年就滅亡。
法家豈能贏得當時民心？
豈能在當時社會潮流前站穩統治腳跟？
法家自此成為輔助儒家，區居第二的統治理念，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漢初70多年一直執行『黃老之學』的觀念治理國家，道家清靜無為，講究無為而治，重視休養生息，愛惜民離，恢復生產，增加人口，這是道家治國思想的優點。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國境界。
道家之長在哲學，而不在政治觀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超脫境界是和『大一統』理念背道而馳的。漢初政治面臨重大問題，國家統一和行政管理面對破壞，郡縣制面臨嚴峻挑戰，國家面臨再次分裂的危險。
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和武帝時期的淮南國之亂就是明證，劉嚊和劉安就是『黃老之學』的忠實信徒。再次；墨家
後人看來，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確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卻問題多多，兼愛，非攻，選君，選賢。什麼意思？兼愛，就是無條件的愛，非攻，就是不打戰，反對戰爭，這和不拘手段的統一主張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觀』，假如墨家成為治國理念，中國可能就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了，墨家主張『天選君』，即天子通過天選舉確立，這種主張是直接和皇權對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裡最早消亡的。

最後研究儒家，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罷黷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觀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修身觀，教育人的最高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安定和統治者治國的實際需要，由春秋戰國經秦，漢初延續幾百年大亂的徹底結束，大亂走向大治儒家開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確立給完成文化，疆域，社會，民族等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在大一統理念的指導下漢族誕生了。漢族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從學習歷史到研究歷史的過程可以看出，歷史帶來的最大作用；
一；中國歷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續性，任何歷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靜態的眼光去看待，認為是想當然的結果，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經過漫長的不斷演變，運動，角逐和轉化最後才成為必然的結果。
二；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文，影響一直延續至現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國情』，即使在西方價值觀念不斷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來事物，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首先都必須面臨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的考驗。
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展望未來。

3. 如何研究中國通史

此為讀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筆記。買錢穆的這本書，主要是看看倒底怎麼樣去研究歷史。比如我如果要為很喜歡的某歷史人物寫傳記，我應該怎麼去搜集資料。以前讀歷史總是隨興所至，從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幾乎不讀原版的古文史書。所以對歷史只能說徒有興趣，而缺乏自己的見解和具體的框架。

錢穆的這本書是演講集，講了很多他對歷史的見解和研究歷史的方法，但是過於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從操作層面上來具體學習，恐怕是痴心妄想。也許應該略有感悟之後，老老實實讀一些史書之後，再來讀他的這本演講集，才能有更深的體悟。

錢穆講歷史有三個特徵:變異性，特殊性，傳統性。變異性很重要，正因為有變異，才有不同之處，才值得書寫，才成為歷史。正如人若無變，每日都是碌碌而過，波瀾不驚，這樣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為歷史呢?我喜歡的歷史也恰是大分裂時代。如春秋戰國和三國時代。這些歷史都是風雲劇變，英雄輩出。其間，謀略，軍事，個人成敗，國家興衰，都精彩無比。但這樣的偏好是如何產生的呢?可能只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所處時代相對平庸的緣故。但這種偏好可能會隨著我對現實社會和歷史理解得更深入時會有所改變。其二，特殊性。正因為有特殊，所以每段歷史會吸引不同的人去關注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歡漢唐氣象，有人喜歡魏晉風度，有人喜歡晚明風雲疊起。但關注變異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傳統性，忘了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和大動向。錢穆認為中國史的趨勢，是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所謂分久必合。但這個結論的含意不多，僅僅只是一個簡單事實陳述而已。中國史內在變遷的路徑是什麼，還沒有看到有人能給出答案。

錢穆講到研究歷史的三個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興趣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在這三種方法中，我感興趣的是第三種。錢穆說: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但難點在於搜集史料和閱讀史料。

錢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研究某一斷代史，然後回過來再治通史，接著再研究一部新的斷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則終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大全。思路不錯，但操作難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這樣去做，窮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這個宏偉目標，達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認為可將目標降低。每一斷代史都研究到，幾乎絕無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環兩三次足矣。最後達到的境界是對通史粗略了解，對某一部或幾部斷代史則了如指掌。也就成為斷代史專家而不是通史專家。

最後，錢穆也主張新人寫舊史，以實現歷史古為今用的作用。並舉出資治通鑒作為例子。在各斷代史都有的情況下，仍產生了這樣的編年體歷史巨著。而錢穆自己本人也曾寫有《國史大綱》一書。我所知道的還有台灣的柏楊也是重寫了資治通鑒。錢穆所提出的新人寫舊史的主張，有其現實意義。但在今天這種快節奏的時代，來完成這種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適的人，也沒有讀者。沒有人接受，就不能傳世，也沒什麼價值。因此個人認為這種做法也沒有必要。理想的著作就是結合現實寫的歷史學術性著作。比如萬曆十五年。有這樣的作品出現，就夠了。

4. 朱希祖的史學研究

民國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朱希祖任史學系主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是國內成立最早的史學專業。它為史學的發展、史學成為近代化意義的科學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沈兼士在《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之趨勢》中說：「民初蔡元培長北大，初設史學系，大家都不大重視，凡學生考不上文學系的才入史學系，但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學獨立的基礎」（註：《經世日報·讀書周刊》1946年8月14日）。顧頡剛也盛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成績，說：「國立北京大學的歷史學系比較辦得理想……北京大學一向就保持著文、史、哲三門學科特別有成績的優良傳統」（註：《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文化先鋒》第6卷16期，1947年）。
朱希祖任系主任時，十分自覺地推進史學的科學化，注重將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引入史學研究。羅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說：「北京大學史學系，首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歷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而於史實考證，則首重原始資料與實物證據」（註：《文史雜志》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為了貫徹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學系把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人種學、政治學、憲法、經濟學之類視為史學的基本學科，並規定為史學系的必修課。史學史及史學原理等課也被定為必修課。這類課程有：中國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歐美史學史等。由於對原始史料的重視，他支持北京大學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建立考古學研究室，積極參與保護和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於他在北京大學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紀初在建立科學的新史學方面，還是有相當的影響的。 該著對中國史學史的貢獻，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國史學史方面最早的講義。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在大學講堂里系統講授這類內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時寫出這個講義，與那時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改革有很大關系，是建設新史學的需要，上文已談到，此不贅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響很大，民族主義情感熾烈，國學根基雄厚，對弘揚民族文化極有熱情。所以講本國史學概論自然是他樂而為之的事情。這部講義，比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過去之中國史學界」還早二三年。可見，朱氏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總結的意識在史學界是比較早的。這點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其次，該著雖是講義之作，卻是作者潛心研究的心得，與陳陳相因之作有別。作者在自序中對一些不良學風提出批評，說：「近世治史學有不免鈔胥陋習者，或從中國名著顛倒抄襲，或從外國人著作中片段抄譯，干沒其名，據為己有」，而對自己的講義則頗為自信，認為講義之作，雖「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習」（註：《中國史學通論·序》）。
第三，這部著作在內容上確有許多精到的見解。 他認為，歷史之法，必為治歷明時者所創。他引《漢書·百官志》，說太史令的職掌是負責「天時星歷」，制定和頒布歷法。西周以前，沒有編年之史，西周以後，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因為太史有時間觀念，能夠發現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寫作歷史，不過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專職。漢之太史，到後漢時還專掌星歷，奏時節禁，記瑞歷災異。著作歷史，反而在蘭台東觀。蘭台東觀，本是藏書之所，所以到東漢時，並沒有歷史官專職。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晉元康初，改隸秘書，專掌史任。南朝梁、陳時，又設置史學士，至此，才出現專職的歷史官。由此，他斷言：「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至於《史通·史官篇》說的「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朱氏認為，這是把書記官誤以為歷史官了。《漢書·藝文志》雲：「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朱氏辨之雲：「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為柱下史，或雲為守藏室史。柱下為藏書之地，老子實猶今圖書館長或圖書館書記耳，未嘗作歷史官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0頁）。總之，他斤斤致辨於書記官與歷史官之區別，破除了千餘年來歷史官起於黃帝之舊說，不失為一種新見解。
在論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記載時，他說，此等記載，不出追記，便出偽托，且偽托之書，多為神話，不足以當信史。
關於中國史學的起源，朱希祖以德國人郎伯雷希脫（Lamprecht）的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典籍給予揭示。郎伯雷希脫說：「歷史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皆由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為關切。兩元者何？即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譜學，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英雄詩」（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8頁）。朱氏贊同這一理論，認為中國史學的產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繫世辨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頌美祖先之詩，皆我國歷史之萌芽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9頁）。談及史學的發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論：「譜學進而為年代紀（吾國稱為編年史），英雄詩進而為紀傳」（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1頁）。從原則上講，朱氏認為這一理論是正確的，但具體到中國史學上，又不完全是這樣。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是「詩最先，紀傳次之，譜系又次之，年代紀最後」（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1頁）。對此，他進行了詳細的考辨，頗有古文家的治學風格。關於這幾種史體出現的時間及其相互關系，還可以進一步考辨，但朱氏這種試圖發現中國史學產生的規律性的研究旨趣，還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還對史學和史料進行了自覺的區分，如他說：「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譜牒政令之屬，可稱史材，未成歷史，斷非魯春秋等所可比擬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8頁）。「春秋以前，年代不明。雖歷人亦多爭執異同，此譜系之所以不能稱為歷史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0頁）。史學要有明確的時間、空間要素，沒有這些要素，史學不足以成立。如《尚書·堯典》篇，所載史實前後延續一百五十年，「實為本紀之權輿」，但與司馬遷的本紀相比較，《堯典》的不足在於年代不明。《尚書·皋陶謨》，純為記敘之體，「實為列傳之權輿」，但與《史記》中的列傳相比，《皋陶謨》不書皋陶為何地人，這是史學上空間的觀念尚未發達的緣故。《堯典》、《皋陶謨》繼英雄詩而起，是史學還處於幼稚時期的作品，而司馬遷的《史記》，則是在年代記（即編年體）發生之後，史學已達進步之時的作品。朱氏通過史學要素的有無顯晦，說明史學的萌芽、產生，較為清晰地展示了史學進步的脈絡。
《中國史學通論》的第二部分是「中國史學之派別」。朱氏認為，史學有兩大派別，一是記述主義，一是推理主義。上文提到史學的發端，有兩元傾向，即自然主義和理想主義。這兩主義都包含於記述主義史學當中，但隨著理想主義的漸次進步，即產生推理主義，於是出現記述主義與推理主義兩派史學的並立。孔子修《春秋》後，出現《春秋》三傳。記述主義表現為《左氏春秋傳》，推理主義則為《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記述與推理兩主義，其發展之難易，各不相同。中國記述主義，得以長足發展，而推理主義，自漢以後，漸次衰微。推理主義的發展，除憑借記述主義的發展外，還必須有哲學、社會學為基礎，「於物心兩界及宇宙全體，透澈悖悟」。而我國既無系統之哲學，又無求實證之社會學，所以推理主義不能發達。
朱氏所論的記述主義和推理主義，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講的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哲學。也就是說，中國史學，在歷史編纂學方面發達，而在歷史哲學方面發展不足。這正與歐洲人對中國史學的評價相似。事實上，中國的史學思想、歷史哲學也是相當豐富、相當發達的，不過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點，精湛深邃的史學思想往往被更為發達的歷史編纂學所掩蓋。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沒有進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結論，與歐洲人一樣，都是較為膚淺的。
由於他認為中國推理主義史學不發達，故他於推理主義史學，略去不談，只論述了記述主義史學。他把中國史書分為七類：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等，並對各類史書的源流、得失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中國史書類別繁多，各代目錄學分類標准不同，所分類別也有很大差異。如《隋書·經籍志》將史書分為十三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分為十五類，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類雖不很嚴謹，各類之間不少可以相容，但也畢竟把多數史書作了歸類，並對它們的特點予以比較正確的分析。他還糾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觀點。如劉知幾對司馬遷立《秦本紀》、《項羽本紀》提出批評：「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朱氏評論說：「子玄以成敗論人，實非公論」（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4頁）。劉知幾批評司馬遷列傳雜亂，說：「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著，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朱氏說：「子玄以為傳以記人，志以記事，自是唐代俗見，昧於傳記之原。不悟子長列傳，原有以人為綱以事為統兩類，以事為統，後世謂之叢傳，又稱匯傳，蓋書志之記事，重在政治，匯傳之記事，重在社會，例如平準書與貨殖傳，皆記財貨之事，而其注意實有不同者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5頁）。對劉知幾輕視史表、重正統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評。朱希祖對《史通》的評論，得到以後許多史學史研究者的認同，羅香林評論說：「此書駁正《史通》數十條，均為精深之論」（註：《中國史學通論·序》）。這個評論並非溢美之詞，是能夠成立的。
關於中國史書體裁的變化，朱氏這樣論述道：「此六類之史，皆由簡單而趨於復雜，又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時間分）、國語（以地方分）、紀傳（如禹本紀、伯夷叔齊傳，皆先《史記》，以人分）、書（如《洪範》、《呂刑》亦開《史記》八書之體，以事分），而後有《史記》、《漢書》，此由簡單而趨於復雜者也。先有《史記》《漢書》之書志匯傳，而後有各種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趨於分析者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35-36頁）。這個認識符合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也揭示了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史學由簡單而復雜，標志著史學的進步：「《史記》以前，史之各體，固已有之。司馬遷特混合各體以為一書耳。此史學進步之徵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1頁）。由混合而趨於分析，這看似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但卻是更高層次的回歸，是螺旋式的發展。此外，他還論述了現當代史的重要性，說：「史學要義，以最近者宜最詳，良以當代各事，皆由最近歷史遞嬗而來，其關系尤為密切，吾國史家，頗明斯義」（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7頁）。他以《史記》、《漢書》及歷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風尚為例，進一步說明重視現當代史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綜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從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國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概貌。雖然還很簡略，但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
《中國史學通論》就內容看，屬於史學史的范疇，主要從史官、史書體裁的變化兩個方面闡述了史學的成立和發展。但朱氏是把它當作史學概論來看的，「史學史」的概念在他那裡（至少在這本書里）並不像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當中那麼自覺和明確。1940年代，在討論大學史學系教學大綱時，他主張設立中國史學史，同時又認為「史學史、史籍舉要，亦當用其一種，不必重設」（註：羅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雜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說明中國史學史在他心目中，與史籍舉要還沒有本質的區別。可見，對於如何建設這門學科，他的認識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對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們也要認識到。

5. 古文英譯的歷史、難處、與技巧研究，知道的答，謝謝幫忙！！！

古文言簡意賅 ,許多名言佳句成為膾炙人口的座右銘。1997年我國領導人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中就引了「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 ,萬本論文由無憂論文網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世不竭」 (Cut away half of a rod and keep onhalving what is left ,and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that process ) 、「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 (Lov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rs kindlyare most valuable in a country)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Heaven operates vigorously , and gentlemen exert to strengthenthemselves unceasingly)等詞句。
1999 年 3 月在訪問瑞士時 ,他引用了「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 ( Is it not delightful to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 )同年6月視察黃河沿線時引用了「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If a man is not far -sighted he is bound to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the near future.)不僅如此 ,為了表達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以及對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尊重 ,許多外國元首在與我國的交往中 ,也常引用古代名言。
例如 1998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本論文由無憂論文網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西安南城門歡迎儀式上的演說 ,就是以《禮記》中的「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When the great way is followed ,all under heaven will beequal)結束的。由此可見 ,無論是從中西文化交流還是從中西外事交往的需要來看 ,對古文英譯中的問題進行探討是很有價值的。

一、 古文英譯的歷史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影響最深的先秦古籍首推四書(The Four Books)五經(The Five Classics) 。隨後出現的著名詩歌有楚辭(The VerseΠ Elegies of Chu或 The SongsΠ Poetry ofthe South) ,散文有《左傳》( Zuo』 s Commentary) 、《戰國策》(StrategiesΠ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 ,等等。四書的英譯通名為: The Great Learning ( 《大學》 ) , TheDoctrine of the Mean ( 《中庸》 ) , The Confucian Analects ( 《論語》 ) , (The Works of) Mencius ( 《孟子》 ) 。
「四書」又有「四子(之)書」的說法 ,即 abbreviation for「The Books of the Four Phi2losophers」。五經的英譯通名為「The Book本論文由無憂論文網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 of SongsΠ OdesΠ Poetry ,or TheClassic of Poetry ( 《詩經》 ) , The Book of HistoryΠ Documents ,orThe Classic of History( 《書經》或《尚書》 ) ,The Book of Rites orThe Record of Rites( 《禮記》 ) ,The Book of Change(s) ( 《易經》 ) ,The Spring and Autumn(Annals) ( 《春秋》 ) 。諸子散文除《孟子》外 ,還有《墨子》(Mozi ) 、《莊子》(Zhuangzi) 、《列子》 (Liezi) 、《荀子》 (Xunzi) 、《韓非子》 (Hanfei2zi) ,等等。其中以《老子》的英譯本最多。我國先秦文獻雖然成書很早 ,但這些古籍稱得上系統英譯西傳的最早時期卻是 19 世紀。

英譯中國古籍最早且最具權威的譯者是英國漢學家詹姆斯�6�1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 - 1897) 。他從1858年開始翻譯中國典籍直至去世 ,歷本論文由無憂論文網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時近40載。他的多卷集《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左傳》。此外 ,他還英譯了其他典籍。理雅各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現以四書為例。

6. 歷史學研究中有沒有一個研究方法叫「史料實證法」

有的。畢竟有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一說。
史學研究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史學家是根據歷史遺留下來的材料、痕跡進行研究的。史料及史料處理於是便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關鍵。史學家對史料的認識及史料處理的選擇反映了史學本身的演進。傳統史學是一種以政治、人物活動為重點的史學，其材料來源便也主要是各類敘述性的文字材料。19世紀的實證史學流派表明這種傳統史學達到了頂峰：在史料組成上，實證史學家搜集了政府、私人各類檔案、文件、公文信函、財政紀錄、文契、外交文件、司法紀錄等各類與政治事件、人物活動有直接、間接關系的史料;在史料處理中，實證史學家與文獻考據學派結合而對史料進行內證、外證兩方面的考證。
外證即是依靠碑銘學、古文字學、語言學等輔助學科來消除史料的錯誤，辨別其真偽，同時確定其年代、日期。內證分析史料內容的完整性、統一性並將其與同時代的其他史料比較、對照以確定其可靠性和價值。在這一考證步驟結束之後，史學家便將這些史料根據日期及揭示的事件信息順序加以聯貫，編寫成書。

7. 什麼是甲骨文說一下甲骨文的發現過程

一片甲骨驚天下

甲即龜甲，骨指曾骨。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紀），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畢將所問之事或所得結果刻（或寫）在其上，稱甲骨文。因商代甲骨文不見於古代史書記載，所以學者命名不一，有龜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字、殷墟文字、貞卜文、殷墟卜辭等各種名稱。商朝滅亡，「失國霾卜」，商代甲骨即不為世人所知。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生病，從宣武門外菜市口達仁堂中葯店買回一劑中葯，其中有「龍骨」，王懿榮見其上刻有字，倍感驚奇，於是立即命人到葯店把有字的「龍骨」全部買回。後來，有個化名為「汐翁」的將這一事實寫了《龜甲文》，在1931年北平出版的《華北日報·華北畫刊》上發表。此後，人們便以為這是甲骨文發現的文字依據，其實甲骨文發現也有個認識過程。

羅振常在《洹洛訪古游記》「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條」中說：

此地埋藏龜骨，前三十餘年已發現，不自今日始也。謂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數骨片隨土翻起，視之，上有刻畫，且有作殷色者，不知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見稍奇之物，隨即其處掘之，往往得銅器、古泉、古鏡等，得善價。是人得骨，以為異，乃更深掘，又得多數，姑取藏之，然無過問者。其極大胛骨，近代無此獸類，土人因目之為龍骨，攜以視葯鋪。葯物中固有龍骨、龍齒，今世無龍，每以古骨充之，不論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創，故葯鋪購之，一斤才得數錢。骨之堅者，或又購以刻物。鄉人農暇，隨地發掘，所得甚夥，檢大者售之。購者或不取刻文，則以鏟削之而售。其小塊及字多不易去者，愁以填枯井。

可見，在1899年前數十年間，小屯村民就在附近的耕地里見到骨甲。加拿大長老會駐安陽牧師明義士在其著《甲骨研究》中說：

起初有人收藏甲骨，可不知道出處。在1899年以前，小屯人用甲骨當葯材，名為龍骨。最初發現的甲骨，都經過濰縣范氏的手。范氏知道最詳。先時范氏不肯告人正處，如告劉鐵雲湯陰牖里。余既找到正處，又屢向范氏和小屯人打聽，得知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以前，小屯有剃頭商名李成，常用龍骨粉作刀尖葯。此地久出龍骨，小屯居民不以為奇。乃以骨片、甲版、鹿角等物，或有字或無字，都為主骨。當時小屯人認為字不是刻上的，是天然長成的。並說有字的不好賣，颳去字葯店才要。李成收集龍骨，賣與葯店，每斤制錢六文。

小屯村民在1899年前就發現了甲骨文，當然這種發現是一般的發現，不是科學意識上的發現。古董商雲集小屯收購甲骨後，轉售於北京等地。1899年王懿榮親自鑒定甲骨實物，有目的的進行搜索和研究。從此，殷墟甲骨文才為世人所知和重視。



早期甲骨文的搜集和流散

自1899年王懿榮發現殷墟甲骨文以後，國內一些學者開始購藏。王懿榮不僅是甲骨文的發現者，而且也是第一個購藏甲骨的學者。1899年秋，他從古董商范維卿手中購得12片。1900年春，又從范維卿處購得800多片。同年，古董商趙執齋也將甲骨數百片售與王氏。至王殉難時，先後3批共購藏甲骨1500片。王懿榮所藏甲骨，大部分由其子王翰甫轉賣給劉鶚，一部分贈天津新學書院。

1899年秋，王懿榮將甲骨「名之曰龜版」後，范維卿攜帶甲骨到天津出售。

殷墟遺址及墓葬分布示意圖

王襄（1876～1965），字綸閣，號簠室，與孟定生最初購約五六百片。後來王襄又在京津兩地相繼購得甲骨4000餘片。王襄購藏甲骨歷經曲折，在保存祖國文化珍品方面，表現了愛國主義的高尚品質和民族氣節。

據董作賓、胡厚宣編著的《甲骨年表》載：當時收買甲骨的還有端方。端方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官至總督。1899年，古董商范維卿為端方購買古物到安陽，見刻有字的甲骨，於是購買若乾片回京交給端方，端方十分高興，按每字銀2兩5錢付酬。因此，范維卿竭力為其收購。

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晚年曾著小說《老殘游記》。他從王懿榮之子王翰甫處買千餘片。從定海方葯雨處得300多片；古董商趙執齋在魯、冀、豫一帶為其收購3000餘片；劉鶚又派其三子大紳親往河南購買千餘片。劉鶚購藏甲骨在5000片以上。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一字叔蘊，號雪堂，晚年又號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淮安。羅振玉曾在劉鶚處當過家庭教師。1901年，羅振玉在上海劉鶚處始見甲骨文墨本，驚嘆這是「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敞）、杜（林）、楊（雄）、許（慎）諸儒所不見」的文字，勸劉氏編《鐵雲藏龜》出版，並親為作序協助刊行。這是羅振玉與殷墟甲骨文發生密切關系的開端。當時，羅振玉認為盡量搜集出土的甲骨是當務之急，他在《殷墟書契·序》中說：「寶物之倖存者有盡，又骨甲古脆，文字易滅……不汲汲搜求，則出土之日，即澌滅之期，矧所見未傳，考釋亦詎可自信，由此觀之，則搜求之視考釋不尤急歟！」

從1906年開始，羅振玉個人著手搜集甲骨。先是通過古董商購買甲骨。在確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點在安陽的小屯後，遂於1910年派人前往小屯「瘁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1911年又「復命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恆齋兆昌至洹陽採掘之，所得又再倍焉。」1915年他又親赴安陽小屯實地考察。羅振玉廣泛搜集，至1928年已收藏甲骨3萬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僅數量超過了別人，而且還有很多精品。另外，羅振玉搜集甲骨，「與從來古董家的習尚稍有區別，他不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還注意搜集與骨片同時出土的各種器物。」

據學者統計，從1899～1928年的30年間，各家收藏甲骨的數字是：

王懿榮約1500片

王襄、孟定生約4500片

劉鶚約5000片

羅振玉約30000片

其他各家約4000片

在國內學者們致力於搜集殷墟甲骨文的同時，歐美一些國家和日本的有關人士，利用中國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也染指中華民族的文化珍品－－殷墟甲骨文。他們使用各種手段，私自收購、非法轉售或運往國外，使許多有字甲骨流散到外國。

最早搜集殷墟甲骨文的外國人，是美國長老會駐山東濰縣的傳教士方法斂（1862～1914）和英國浸禮會駐山東青州的傳教士庫壽齡（1859～1922）。1903年兩人合夥從古董商手中購買很多甲骨，將其中400片轉賣給英國人在上海主辦的亞洲文會博物館，從中牟取暴利。1904年又從古董商手中購得大批甲骨。1906年後陸續將大批甲骨倒賣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國卡內基博物院、蘇格蘭皇家博物院、大英博物院、美國斐文爾德博物院等單位。

1908年，英國駐天津總領事金璋（1854～1952）在山東等地收購甲骨。1909年，德國人威爾茨在山東青島私自收購甲骨711片，這批甲骨流散到德國柏林民俗博物院。衛禮賢（1873～1930）購買72片，倒賣給瑞士巴騷民俗陳列館等單位。



加拿大長老會駐安陽牧師明義士（1885～1957），從1914年開始考察殷墟收購甲骨。在外國人中，明義士私自收購甲骨最多。1917年他自稱收藏甲骨5萬片。後來又將小屯村出土的一坑甲骨全部購買，實際上他所購藏的甲骨超過5萬片。其中一部分非法運往國外，一部分埋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的一個教師住宅的地下室。1952年開展「三反」運動時，當事者英國林森（字仰山）交待此事。遂挖出140多箱古物，內有甲骨8080片，其中有字的共3668片。另外，未運走留在國內的還有南京博物院2369片，北京故宮博物院20364片。據說，明義士購藏的甲骨，在軍閥混戰時期被毀掉一部分，具體數字不詳。

日本人林泰鋪從1905年開始搜集甲骨，1918年還親臨安陽殷墟了解甲骨及其它古器物的出土情況，並私自收買甲骨和古器物。三井源右衛門、河井荃廬、堂野前種松等人也通過各種渠道收購一批甲骨。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流散到國外的情況，據著名的甲骨學家胡厚宣統計：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國3355片，美國1882片，聯邦德國715片，蘇聯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國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時7片，南朝鮮6片。12個國家和地區共收藏2.67萬片。殷墟出土甲骨的其餘部分分藏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及港澳地區。

甲骨文的發掘與研究

殷墟甲骨文從1899年被王懿榮發現，至今共出土甲骨15萬片以上，著錄甲骨文資料的專著已達百種。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互為促進。其間，經歷了非科學發掘時期、科學發掘時期和進一步發展時期3個階段。



非科學發掘時期

這個時期，小屯村民私挖甲骨售與古董商，再轉賣給私人，同時大批甲骨流散國外。主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出土地的考定和文字的釋讀。

小屯村民的私人挖掘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後，國內一些學者多方購買收藏，尤其是外國人的染指，使甲骨售價日益增漲。古董商便雲集小屯村收購轉賣，促使村民大肆挖掘。

據《甲骨年表》和《甲骨學六十年》記載，1899年至1928年春，小屯村民有9次較大規模的挖掘。

第一次，約在1899年至1900年。王懿榮從古董商范維卿和趙執齋手中購買的一批甲骨，范維卿為端方收購的，可能均為小屯村民所挖掘。

第二次，1904年冬，地主朱坤率佃農在小屯村北洹河南岸朱氏土地中，搭席棚，壘爐灶，挖掘甚久，獲甲骨數車。霍文元、劉金聲等與朱坤因挖掘之地發生爭執，雙方械鬥不可開交，只得到縣衙解決，縣署遂下令禁止挖掘。這次挖掘出的甲骨為羅振玉、黃浚、徐枋，美國的方法斂，英國的庫壽齡、金璋所收藏。

第三次，1909年春，小屯村前張學獻地內，因挖山葯溝發現甲骨。村人聞訊後相約到此地挖掘，獲「馬蹄兒」及「骨條」甚多。特別是「骨條」，是胛骨刻辭較多者。這次村人挖掘，未經張學獻允許，其母大罵，雙方毆打致頭破血流，後經人調停，雙方才罷休。

第四次，1920年北方5省遭旱災，小屯村民為生活所迫，不約而同到村北洹河岸挖掘甲骨出售，藉以度日。附近的不少村民也參加挖掘。

第五次，1923年春，張學獻在村中的菜園內挖掘，雇何國棟為幫工，出土2塊有字的大骨版。何國棟暗記下挖掘地點。

第六次，1924年，小屯村民在築牆時發現一坑甲骨，其中有不少大塊，全部由明義士私自收買。第七次，1925年，小屯村民在村前大路旁挖掘，獲甲骨數筐，其中胛骨有長至尺余者，多售與上海古董商。

第八次，1926年3月，張學獻被土匪綁票，需用巨款才能將人贖回。小屯村民乘機與張家協商，在其菜園內挖甲骨對半分，張家應允。參加者有數十人，忽然塌方，將4人埋於土中，經搶救才免於死亡。這次挖掘因此而結束，所挖掘的甲骨都被明義士收買。

第九次，1928年春，安陽駐軍馮玉祥部與退守河北復來反攻的奉軍交戰，使小屯等村農民不能按時播種。4月戰事結束，村民無以為生，相約在小屯村南路旁及麥場中大舉挖掘，所得甲骨多數售與上海、開封商人。

以上這9次是小屯村民自發的結伙挖掘。此外，個人也以挖掘甲骨出售來謀生。還有個別人以挖掘甲骨出售為終生職業，如李成專業理發，業余就挖掘甲骨出售。

小屯村民挖掘的甲骨賣給古董商或明義士，其中有一部分被運往國外，使中華民族的文化珍品受到嚴重損失。為使世人認識甲骨，一些學者在積極搜集的同時，開始著錄成書，刊行問世。

殷墟甲骨文的第一部著錄書是《鐵雲藏龜》，著者劉鶚。他從自己購藏的5000餘片中，挑選1058片，編成《鐵雲藏龜》6冊，1903年由抱殘守缺齋石印出版。書中雖未對甲骨文作深入研究，且又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但它是甲骨文發現以後的第一部著錄書，在甲骨學發展史上具有開創之功。



羅振玉的甲骨文著錄書主要有：

《殷墟書契》，亦稱《殷墟書契前編》，8卷，1913年以珂羅版精印出版，收錄甲骨2229片。

《殷墟書契菁華》，1914年出版，收錄甲骨68片，其中4片大的牛骨，正反兩面都有字，為武丁時期。其上刻的字筆鋒雄勁，大字塗朱，內容豐富，記事詳細，不僅是重要的史料，而且也是罕見的藝術珍品。

《殷墟書契後編》上下2卷，1916年3月影印本。收錄甲骨1104片。

另外，還有明義士的《殷墟卜辭》（1917年），收錄甲骨2369片；姬佛陀的《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1917年），收錄甲骨655片；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12卷（1925年），收錄甲骨1125片,按內容分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征伐、游田、雜事和文字。日本的林泰輔編《龜甲獸骨文字》（1921年），收錄甲骨1023片。

甲骨出土地點的考定甲骨文發現後，由於學者的購藏和外國人的收買，使甲骨的售價日增。古董商為了壟斷甲骨的轉售，以便從中牟取暴利，有意把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點隱瞞起來，訛言出土於某地某地，使人們一時信以為真。如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認為甲骨文出土於河南湯陰。劉鶚也相信甲骨文出土「在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的傳言。羅振玉也說：「光緒己亥，予聞河南湯陰發現古龜甲獸骨。」他還講了關於甲骨文出土於湯陰之說的由來，「龜甲獸甲，濰縣估人始得之，亡友劉君鐵雲問所自出，則詭言得之湯陰。」羅振玉受「估人諱言出衛輝」說的影響，一度認為甲骨文出土於河南衛輝。某些外國人，如日本的林泰輔在其《清國河南湯陰發現之龜甲獸骨》（1909年）和富岡謙藏在《古羑里城出土龜甲之說明》（1910年）中，都將湯陰視為甲骨文的出土地。美國方法斂輕信古董商趙執齋之言，把衛輝府附近的古朝歌城當作甲骨文等古物的出土地。

羅振玉經過多年的探尋，直至1908年才訪知甲骨文真正出土地為「洹濱之小屯」。此後，羅振玉不僅派古董商到小屯村為其收購甲骨，而且還「命家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恆齋兆昌，至洹陽採掘之」。1915年又親赴安陽小屯作實地考察。對甲骨文真正出土地點的考定，是羅振玉研究甲骨的成就之一，也是這個階段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甲骨文是什麼時代的遺物，學者們對此也有個逐步探索認識的過程。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認為甲骨文字在「篆籀之前」。劉鶚在1903年考證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為商代遺物。羅振玉在1903年把甲骨文稱之為「夏殷之龜」。孫詒讓也說甲骨文是周朝以前的文字。學者的看法雖有差異，但大體都認為是公元前21世紀至前11世紀的夏商兩代的遺物。

1910年，羅振玉把甲骨文出土地點考證為「武乙之墟」，又論證了「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悟此卜辭者，實為殷王朝之遺物」。1915年他在《殷墟書契考釋》中說：今安陽小屯即「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這時他已將小屯確定為武乙、文丁、帝乙3世之都城。王國維《說殷》中指出：「今龜甲獸骨出土，皆在此地（指小屯村），蓋即盤庚以來之舊都……帝乙之世，尚宅殷墟。」他把甲骨文的時代具體定為盤庚遷殷到帝乙。繼而又經過不少學者的深入研究和考證，認為殷墟非因水患而遷都，實由亡國而廢棄，許多晚期卜辭的時代不是止於帝乙之世，小屯村一帶即是《竹書紀年》所記載的「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後經考證為254年）的都城所在地。而在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是盤庚遷殷至紂滅國8代12王的遺物。



甲骨文出土地點的考定和具體時代的確定，為後來科學發掘殷墟和對甲骨文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甲骨文的研究與考釋殷墟甲骨文字釋讀的第一部著作是《契文舉例》2卷。撰者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號籀庼，浙江瑞安人，清光緒十二年（1866年）任刑部主事，不久去職，一意著述。他是晚清著名的經學家和金石學家。孫詒讓看到《鐵雲藏龜》後，驚嘆地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跡。」於是用兩個月的時間細為校讀，依據《鐵雲藏龜》著錄的甲骨文材料寫成《契文舉例》，全書分十章：日月第一、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國第七、典禮第八、文字第九、雜例第十。這也是對甲骨文內容進行分類研究的嘗試。該書考釋的文字雖有不少欠妥之處，但在甲骨學史上「篳路椎輪」之功還是應該肯定的。該書雖於1904年寫成，但10年後即1913年才與世人見面。1905年，孫詒讓又寫了《名原》2卷，從甲骨文的字形來探討中國古文字的沿革變化，開了以甲骨文考證古文字的先例。

羅振玉不僅在甲骨文的收藏方面有很大貢獻，而且在對甲骨文進行研究和文字考釋方面也成績顯著。其代表作是1915年1月王國維手寫石印的《殷墟書契考釋》，全書分為：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辭第六、禮制第七、卜法第八。12年後即1927年又出增訂本。所釋文字，1915年初印本為485個，增訂本為571個。他在該書中提出了「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研究方法，並主張考釋文字應注意卜辭辭句的通讀和分類，這在甲骨學研究初期是一大進步。王國維說自殷墟甲骨文發現後，「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郭沫若高度贊揚說：「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成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對《殷墟書契考釋》一書推崇備至。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禮堂，後改稱觀堂，浙江海寧人。1927年5月3日自沉於頤和園中的昆明湖。王國維一生對考古學、古文字學和古史研究方面有很大貢獻。

王國維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釋的范圍，將其作為原始史料，用以探討商代的歷史、地理和禮制。1914年手抄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脫稿後，為之作《後序》。1915年撰《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1916年寫《殷禮徵文》。上海英籍猶太人哈同的妻子羅迦陵購得劉鶚舊藏甲骨千餘片，從中選其優者605片，編成《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署名為姬佛陀，實為王國維編次和考釋。1917年，王氏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這兩篇名作中考證了卜辭中商代先公先王名字，進而論證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不見於卡辭的很少。

王國維是從稱謂判斷卜辭年代和進行甲骨綴合的第一人。他首先發現《戩》1·10與《殷墟書契後編》中8·14為一骨之折，予以拼合。並發現報乙、報丙、報丁的世次與《史記·殷本紀》和《三代世表》不同，考證報以後的世次當為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而《史記·殷本紀》誤寫為報丁、報乙、報丙，第一次糾正了《史記·殷本紀》中個別世次的錯誤，同時也證實了《史記·殷本紀》和《世表》所載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

1925年，王國維所著《古史新證》出版。該書指出由於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以實錄」，強調要將地下的新材料與文獻材料並重。

王國維繼羅振玉之後，在甲骨文字的考釋方面，特別是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辭與文獻資料相印證，並與商史研究結合起來，取得了很大成績，進一步提高了甲骨文的學術價值。由於羅、王等人的潛心研究，使甲骨文可讀可識的字數與日俱增。

這個時期，一些甲骨文的字典也相繼問世。如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1920年）收可識甲骨文字873個，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編》（1923年），收可識甲骨文單字789個。甲骨文字典的編寫出版，為學習和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方便。

有些學者還發表了對甲骨文單字進行考釋的論文，如羅振玉於1920年寫的《釋叔》、《釋愛》等等。



科學發掘時期

這個時期主要是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科學發掘。

15次科學發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了15次科學發掘，其中殷代王都即小屯村發掘12次，殷代王陵即西北岡發掘3次。除上述兩地外，還在小屯村附近的12個地方的遺址上進行了發掘。15次發掘得甲骨24918片。這些科學發掘的甲骨，有明確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絕對排除了偽片。

抗日戰爭爆發後，殷墟的科學發掘被迫停止。

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的著錄書

《殷墟文字甲編》董作賓編著，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董作賓作序，李濟作跋。該書收錄甲骨，除少數朱書影印外，全部為拓片。拓片計：甲2513片，骨1425片，還有3件獸頭刻辭及1件鹿角器，共3942片，每片都附有發掘次數及原編號。所收錄的甲骨，是第1～9次發掘所獲。

《殷墟文字乙編》上、中、下3輯上輯1948年10月出版；中輯1949年3月出版；下輯1953年12月出版。董作賓編著，上輯有董作賓序。3輯全部為拓本，是殷墟第13～15次發掘所得甲骨中的9105片。極少數朱書者為影印。每片編號下皆附有坑位登記號。

另外，河南省博物館發掘殷墟獲甲骨計3656片，選其中800片編為《殷墟文字存真》1～8集（1931年），930片由孫海波編為《甲骨文錄》（1938年1月）。

傳世甲骨的著錄書主要有董作賓的《新獲卜辭寫本》（1928年12月），收錄甲骨381片；容庚的《殷契卜辭》（1933年5月），收錄甲骨874片；羅振玉的《殷墟書契續編》（1933年9月），收錄甲骨2016片；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年10月），收錄甲骨1000片；方法斂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年），收甲骨1687片。

甲骨文分期斷代的研究董作賓1931年在《大龜四版考釋》中提出坑層、同出器物、貞卜事類、所祀帝王、貞人、文體、用字、書法8項標准，對甲骨文進行斷代。特別是首創「貞人說」，作為甲骨文斷代的一個重要標准。1933年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將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分為5個不同時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的盤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分期的標准有10項，即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將殷墟出土的10多萬片甲骨文，分為前後5個不同時期，不僅對研究商代後期各階段的歷史，而且對探討文字體、文例的變化發展都有重要意義。《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發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郭沫若對甲骨文的研究郭沫若從1928年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甲骨文，並用甲骨文材料探討商代歷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不僅結出豐碩之果，而且開創了新局面。

1927年以後，郭沫若旅居日本，潛心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同時注意搜集研究殷墟甲骨文，並用甲骨卡辭的資料研究商代歷史。1930年3月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中《卜辭的古代社會》即以甲骨卜辭為資料闡述商代的社會面貌。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共收考釋文章17篇。1952年重印時，刪去9篇，加1篇共9篇，又加重印弁言。在弁言中講，通過考釋文字「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另外，在文字考釋上也有創見。

《卜辭通纂》，1933年5月日本東京文求堂影印出版。郭沫若編撰該書的目的是「選擇傳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並一一加以考釋，以便觀覽。」正文著錄甲骨792片（書中編號為800片，但缺340～347號），按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田游、雜纂編排。別錄之一著錄甲骨42片，別錄之二著錄甲骨87片，均為照片，是日本11家藏品。考釋中有不少新見解，且簡明通俗，是初學甲骨文的一部較好的入門書。

《殷契粹編》，1937年5月日本東京文求堂石印。1965年5月科學出版社出版。1965年新版拓片印刷清晰，又按甲骨原形拓出，因而有的拓片字數增加，胡厚宣考釋新增的字列表附書後。全書由於省吾校閱，於氏的一些看法，錄於眉批。該書收錄的甲骨從劉體智所藏選1595片，加以排比和考釋。該書與《卜辭通纂》著錄的甲骨都是1928年前傳世的精品，其中不少是羅振玉諸家所未知或遺誤者，又考釋多有創見。所以，兩書出版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胡厚宣甲骨文著錄抗日戰爭期間出土甲骨的搜集和著錄，胡厚宣作出了重大貢獻。抗戰勝利後，胡厚宣從四川到京、津、滬、寧一帶，努力搜集流散的甲骨並予以整理，50年代先後出版：《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年4月），收錄甲骨1141片；《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年9月），收錄甲骨3276片，大部分為第一次著錄的新材料；《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1954年），收錄甲骨5642片；《甲骨續存》（1955年），上編2冊為拓本，著錄甲骨2755片，下編1冊為摹本，收甲骨998片，全書共著錄甲骨3753片。



胡厚宣在搜集著錄甲骨的同時，還結合甲骨文資料，對商史和甲骨學中許多重要課題進行全面研究。據統計，到1949年10月，他的論著達54種，其中不少名篇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這部被譽為甲骨學史上「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論文集」，在中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8. 如何看待史學研究中的文史互證問題

文史互證」是歷史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主要包含兩層意義：其一，從史學角度
考證詩文，即從歷史的層面對古詩文進行周密的考訂、辨誤和解說；其二，從文學角度闡釋
歷史，即以詩文為史料，通過發現其中時間、地域、人物等歷史要素，與史籍所載相參證，
從而更全面地把握歷史真相。

9. 如何專業的研究古代史

首先你學習語言~~就拿中國文化來說~你如果要研究中國歷史，你首先要研究古文！當然要學習古文獻，然後就實物~你要去多看~~
語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研究各種文明你首先就要研究各種古代語言~~這些不是你現在能夠學習到的·
建議你看基本小說《盜墓筆記》《鬼吹燈》這些雖然是扯淡，但是作者具有很強的歷史根底，也知道很多關於歷史上的一些小知識~~可以去看看·~~
我一直想報考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的研究生 已經努力了四年~~還是一個蛋~~~
我想你會成功的·~~·
我研究中國古錢幣已經很久了·~~~
你不妨博學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