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恩提出政治學研究方法

①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包括：

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辯證方法。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運用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來分析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變化過程。

從而揭示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本質及其發展運動的本質。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從根本上來修改整個政治經濟學。

二、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

研究政治經濟學，還必須運用科學的抽象法。科學的抽象法是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從抽象到具體的敘述方法的統一，它是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進行的。

三、科學思維邏輯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

科學思維邏輯方法，是在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時，按照經濟范疇的邏輯關系，從比較簡單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范疇，逐步上升到比較復雜的具體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范疇，闡明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邏輯發展進程。歷史方法，則是在研究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時，按照它的歷史發展的真實進程來把握其規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念內容：

一、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

二、創造價值的唯一要素是勞動，其他任何生產要素都不是價值的源泉；

三、形成價值的勞動是抽象勞動，即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具體勞動不是價值的源泉；

四、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活勞動，即正在進行的生產過程中耗費的抽象勞動。物化勞動即死勞動，只是作為過去勞動的凝結物，在新的商品生產過程中只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能創造價值。

② 政治學的含義名詞解釋

政治學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狹義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廣義的政治學研究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1]
現代政治學注重研究政治主體和現實政治問題，如政治制度、國家法律、政治行為、政治決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2]
中文名
政治學
外文名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起源
古希臘
提出人物
亞里士多德
歸屬
社會科學
快速
導航
研究方法

歷史發展

社會地位

主要代表
研究對象
政治學界對政治學研究對象的看法還不盡一致，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
一類主張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政治現象或政治關系。認為政治學是研究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的科學，是研究關於社會政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或者是研究社會各種政治勢力關系發展規律的科學。[3]
另一類主張，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或以國家為中心的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關系。[3]
研究方法
政治學研究方法按層次可劃分為：哲學層面的方法、範式層面的方法和技術層面的方法。哲學層面的方法起到整體性的指導作用。範式層面的方法可分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4]
哲學層面
每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是將具體問題抽象化、系統化的一個過程，這就離不開一定的哲學知識，特別是邏輯學的知識。雖然行為主義政治學一再強調價值「祛除」，但是實踐證明，政治學研究是無法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的。政治學研究離不開學者的主觀意識，這就需要學者具有哲學思辯、邏輯推理的分析能力。古代以及近代的政治學者大部分自身也是哲學家。諸如《理想國》、《政治學》之類的古典政治學名著同時也是哲學名著。當代許多優秀的政治學者也同樣具有深厚哲學功底。因此無論採取何種現代化的先進方法，政治學者都應具有一定的哲學基礎。無論哲學分析是否能產生終極價值，學者們對於哲學的推理和分析功能是予以承認的。[4]
範式層面
「範式」一詞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政治科學中的範式是為了組織相關概念、理論和實踐模型而建構的。理論範式指的是理論邏輯模式，它是由理論的構成要素、要素的結構方式等方面組成的。範式簡單地理解為研究問題、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一套概念、方法及原則的總稱，它是對某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總體綜合或抽象，反映學者整體的研究思路。在範式層面，我們可以將政治學研究方法分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兩種類型。[4] [5]
規范研究
傳統政治學是指行為主義和後行為主義興起之前的政治學。傳統政治學注重對國家機構、權力、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傳統政治學注重政治哲理和政治歷史分析，尚無事實分析要脫離價值分析的觀點，政治學者研究政治現象的目的就是要對現實提出批評或為其辯護。傳統政治學多採用思辯式語言和演繹推理的方法。相對於行為主義政治學，傳統政治學往往是一種靜態研究。主要的研究範式有：歷史—比較研究法、階級分析法、機構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法律研究法等。[4] [6]
實證研究
現代政治學主要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以及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等。它不局限於對正式機構、法律、文獻、制度的研究，而是將政治人的行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等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它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價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得出結論。它注重經驗方法，強調運用技術手段和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成果來解釋政治現象。相對於傳統政治學，它是一種動態研究。主要的研究範式有：心理學分析法（它是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礎）、經濟學分析法（如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學分析法（如精英分析，政治團體分析，政治角色分析，政治文化分析）、系統分析法、結構—功能分析法等。[4] [6]
技術層面
技術層面的方法主要是指對資料的採集分類，對數據的整理加工，以及形成研究成果等工具性、程序化的方法。目的是使研究更加科學化、規范化。工具性方法在二戰後，隨著行為主義的興起日益受到重視。這些方法適應了實證主義的研究，在計算機廣泛應用於政治學研究中，技術層面的方法因其自身的重大作用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根據陳振明先生主編的《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一書，技術層面的方法主要有：課題選擇與研究設計、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理論闡釋。[4]
歷史發展
古典政治學
政治學的前身能追溯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希羅多德、荷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歐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里。後來柏拉圖開始分析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將原本以文學和歷史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來，應用至哲學上。同樣地，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歷史經驗為根據的研究，發展了以比較方式研究政治，萌生了日後的比較政治理論，被譽為政治學之父。[7] 所以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被認為是政治學的創始作。在當時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對歷史的學習、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運作的情況為方向。而西塞羅更是對國家（ResPublica）概念進行了界定，設計出了權力制衡的運作模式，並發展了自然法思想。[1] [7] [8]
神學政治學
中世紀時期，歐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學尚未成為一獨立學科，對於政治問題都傾向由宗教教義來解釋，當時的政治學，隸屬於神學。但教會和朝廷間對政治的研究仍相當廣泛，以希波的奧古斯丁的教父神學和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哲學為當時的政治研究代表。希波的奧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一書綜合了當時基督教的哲學和政治傳統，重新定義了宗教與政治間的領域界線。托馬斯·阿奎那將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進行了有機結合，並且論證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7]
在中東和其他的伊斯蘭地區，歐瑪爾·海亞姆所著的《魯拜詩集》以及菲爾多西所著的《國王的史詩》里都提供了對政治的分析，而其他亞里士多德派的伊斯蘭學者如阿維森納也繼續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經驗主義，寫下許多針對亞里士多德作品的評論。而在古代中國，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禮樂、兵刑、職官等典章制度，與現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當大的差異。[1]
理性主義政治學
文藝復興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轉折點，政治學開始擺脫神學的束縛，人們以理性和經驗的眼光來觀察和解釋政治現象。義大利的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樹立了現代政治學的研究重點，針對政治機構和政治參與者做直接的觀察，其著作《君主論》，教導君主其只顧後果不顧過程的政治手段，內容與基督教教義沖突甚大。《君主論》的完成，被視為政治學由基督教中完全分離的一個里程碑。後來在啟蒙時代里，學術領域的擴張進一步的拓廣政治學的研究范圍，超過了原本只是針對決策基準的研究。法國政治思想家讓·布丹則對主權問題進行了系統地探討。他在《共和六書》中認為主權是國家的基本屬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並且認為為了避免社會動盪，有必要加強君主的絕對權威。他的政治理論仍未擺脫中世紀的影響，但是他的主權理論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義政治學的先驅。[1] [7]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興起，自由競爭的進一步擴大以及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新的時代，以邊沁和約翰·密爾為代表的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成為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政治實踐中，民主政治逐漸成為發展的主流，

③ 東西方政治制度比較

內容提要】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古希臘的聖哲們所奠定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著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學科框架，完成由傳統政治研究向現代政治科學的轉變。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及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西方政治學的主導範式，它的孕育、興盛和衰弱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二戰」以後，西方政治學研究出現了三種範式或元理論（本體―規范的理論、經驗－分析的理論和辯證―批判的理論）共存的局面。在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雜交化、整體化大趨勢下，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出現了政治經濟整合研究、政治學現實性增強、政治哲學復興、由國家焦點向全球視野的轉變等新趨勢。

【關 鍵 詞】西方/政治學/行為主義

【 正 文】

政治學是一個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現象、政治關系或政治實踐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它涉及國家（政府）、政黨、權力、政策、統治、管理和價值分配一類的主題。在當代西方，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一起並稱社會科學的三大學科。如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一樣，西方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形成於19世紀末、 20世紀初。在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與演變的歷程（經過確立獨立的科學框架、學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體化和雜交化趨勢出現三個階段）之後，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學呈現出一種新的知識形態。本文將簡要回顧20世紀西方政治學的發展，著重評析二戰後及世紀之交西方政治學發展的狀況、成就及最新趨勢，以便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鑒。

一、現代西方政治學的形成

現代政治（科）學研究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然而，作為人類古老的知識領域之一，政治（學）研究源遠流長，它的歷史與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因為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就有了階級統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對這一類現象加以研究，並提供政治相關知識。可以說，隨著東西方最初奴隸制國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產生，就出現了政治的研究，開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學的發展史。在各文明古國遺留下來的歷史典籍（如《漢謨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論》）中，可以找到大量關於政治和法律的論述。

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古希臘的聖哲們尤其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謂的研究傳統，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研究組織、理論體系、主題范圍、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構成方式，它決定了該學科的學者們提出課題、分析問題和理論論證的方式。古希臘產生了系統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國家）的興衰為中心，政治學作為一種為管理復雜國家（城邦）事務提供指針的專門學問而出現。古希臘時期涌現了一大批傑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學家及學派。如梭倫、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學派、德謨克利特、詭辯學派、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們認為，他們兩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傳統及其方法傾向的基礎――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思辨方法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實證比較方法；或者說，前一種模式「帶有較多的哲學色彩、懷疑論和理想主義」，後一種模式「較為現實、科學和敏感」。（註：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之所以說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傳統是由古希臘時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臘人創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繪了政治這種東西，把它同個人存在和集體存在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第二，希臘人在活動的意義上創立了政治學，意識到它本身是活動，是致力於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動；第三，希臘人造成對單個政體（國家、城邦）兩重性中固有的問題尤其是公民與政體的關系問題的持久意識；第四，希臘人首先認真地表達了政治學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現的問題，即「既然」和「應然」的關系。他們從此開辟了解決實際的和倫理的東西之間關系問題的道路，即使沒有為以後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條可以被接受的路線，也提供了一個起點。（註：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11～12頁。）

古羅馬時代盡管沒有出現偉大的政治理論家，沒有形成在後來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哲學，但是羅馬人把古希臘的政治理論加以應用，其實際成就也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西方的政治思想。這不僅表現在羅馬人擴展了實際的政治范圍――從城邦國家擴張為地域遼闊的帝國，並創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現在羅馬人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古希臘的政治研究傳統帶進中世紀，進而流傳到現代世界；他們還為現代政治研究貢獻了個性意識、個人尊嚴、「自然狀態」與自然法、人生平等觀念。古希臘羅馬時代是西方政治研究傳統的形成階段。這一傳統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政治思想與道德哲學或倫理學密切相關，人們研究政治問題是為了實現某種「正義」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倫理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中世紀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緩慢演化的時期。基督教的興起以及神學世界觀的支配地位，對這一時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有如政治思想家薩拜因（g.h.sabine）所說，基督教會的興起及其對精神領域所擁有的控制權是「西歐歷史上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兩方面最富於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紀的政治研究主要採取了神學政治論的形式，政治學實際上是隸屬於神學體系的一個科目；《聖經》是政治研究的出發點、信仰的絕對權威，是判斷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標准。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題是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的關系，而中世紀神學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臘羅馬時代所繼承並發展了的個人與社會、國家權力、理性與信仰等成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轉型時期。近代伊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運動使政治學研究逐步擺脫基督教神學的束縛，轉入對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馬基雅維利、布丹等人開始從歷史事實、個人經驗出發來研究國家主權、國際法等現實政治問題，使政治學研究世俗化，並具有經驗研究的某些特徵。在17、18世紀，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以及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確立與工業化的發展，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榮，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這一時期，國家、政府、主權、自然法、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分權與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進入19世紀，適應於資產階級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與矛盾、維護現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探討國家「應當」怎樣轉變為說明國家實際上怎樣，出現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密爾的自由觀和代議制理論、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同時，受19世紀自然科學進步的影響，這一時期以觀察、實驗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繹推理為基礎的規范研究的方法而成為政治研究的主導方法。總之，近代政治研究為現代政治學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發展之後，伴隨著近現代社會科學分化的一般趨勢，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學轉變，即政治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框架，並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區別開來。

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政治學院，這被人們當作政治科學興起的象徵性標志。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圍、方法與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近代政治學的經驗、實證的研究為現代政治科學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到了19世紀末期，人們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個政治制度中決定著權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獲得了有關政治機構如何運轉的准確的理解；學者們設想，在憲法與法律所規定的各種政治機構官員的權利及特權與他們在崗位上的實際行動方式有著緊密的聯系。因而，描述的、經驗的研究取代了規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現代政治學形成時期，學者們一般都注重於描述當時的政治制度與過程，把重點放在依法構成的政府上，並以法律文件及憲法規定作為主要的資料基礎，注重對這些情報資料的收集和描述。他們將制度、結構和法律看作政治領域的最重要的獨立變數，而將人性視為常量，認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而非人類行為影響政治制度。正是這個原因，這一時期往往被人們稱為現代西方政治學發展的形式主義、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階段。

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首先出現在美國。如果說，19世紀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歐的話，那麼從19世紀末開始，這種重心已經轉移到北美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無疑是繼承了從古希臘開始的歐洲研究傳統的。可以說，美國政治學的早期發展受到了歐洲的極大影響，政治科學的奠基者們正是從歐洲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成果出發，來建構政治學的研究框架以及為政治學劃界的。德國的國家學以「國家」概念為中心，注重主權以及體現國家意志和最高權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國家、主權、法和歷史處於西歐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國19世紀的政治研究具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或傾向。這些對美國政治科學家界定政治學的范圍和方法有著重要影響。伴隨著西方社會科學分化的浪潮，政治學在美國確立了它的研究對象、范圍及方法。政治學逐步將自己限定於國家、政府、權力一類問題的研究上，而與定位於市場研究的經濟學和定位於市民社會研究的社會學相對照。而在方法論上，經驗、實證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繹方法而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導性方法。

現代政治學與近代政治研究的區別首先表現在方法論上。19世紀中後期工業化和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實驗自然科學的成熟，成為近現代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科學主義的日益盛行，使得人們普遍相信經驗自然科學的方法同樣適應於社會領域的研究，人文社會知識同樣可以科學化。19世紀末期，美國政治學界的傑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學的經驗、實證方法可以用於政治領域的研究。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及其運行有其規律性，一套精細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這種規律性。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歷史―比較方法，它強調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評論。柏吉斯等人用這種實證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繹方法。不久之後，這種注重歷史文獻、囿於文件和紀錄而忽視政治現實的歷史―比較方法便受到人們的懷疑和批評。進入20世紀，美國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弗蘭克?j?古德諾（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張用「現實主義」取代歷史―比較方法，主張政治學必須研究現實政治生活。威爾遜號召政治研究走向社會，深入民眾，去大街、辦公室和議會大廈；古德諾強調政治學應研究「整個現實國家有關的領域」；本特利則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集團及其活動。現實主義研究方式的出現標志著西方傳統的政治研究向現代政治學研究的轉變。

現代政治學與傳統政治研究的另一個區別在於學科的制度化方面。學科的制度化（或學科的社會建制）是指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在學術團體、專業雜志、書籍出版、基金資助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以及圖書館新的收藏目錄的確定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大學相關專業教育的發展（專業、系科設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等）。與政治學從人文社會知識或道德哲學的分離相一致，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學逐步在美國大學及研究所紮根， 成為大學專業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導下，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政治學院；1886年，該校創辦了《政治學導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的研究與教學起步也很早，亞當斯在這所大學首先提出歷史學和政治學方面先進的教學和研究計劃，並於1877年成立「歷史和政治學會」。密西根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也屬於第一批興起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的大學之列。這些學校都培養研究生，開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治學成為各大學廣泛講授的科目；政治學作為一項培養研究生層次的事業，也在20多個的主要大學中紮根。到1920年，全美大學興辦的政治學系已近50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權威性學術組織「美國政治學會」成立；1906年，學會出版著名雜志《美國政治學評論》，這是政治學成熟的另一個重要標志。總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一樣，已經制度化而成為美國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體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衰

二戰後，美國政治學發生了一場所謂的「行為主義革命」，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政治學的主導範式。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學運動，發端於本世紀初的政治學的「現實主義」的研究方式，孕育於20～40年代政治學中的「科學主義」運動，興盛於50～60年代，並持續到70～80年代的「後行為主義」時期。

本世紀20～40年代既是美國政治學學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學科制度化建設進一步發展時期，也是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醞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現實主義的方法取代歷史―比較方法（「現實主義」）而成為「當代各派政治理論的共同發源」（註：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 這可以說是科學主義及行為主義研究方式的開端。緊接著，出現了提倡科學主義的「新政治科學運動」，它主張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排除妨礙政治分析的價值判斷，使政治研究科學化。這場運動的倡導者是當時美國政治學界的頭面人物查爾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發表的《政治學研究的現狀》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學的新方面》一書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學」的概念，主張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將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對象，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關系。他特別強調應用心理學、社會學和統計學的概念和方法，以解決政治學中積累起來且日益增多的事實材料。他認為，政治學的發展在19世紀上半期經歷了一個先驗演繹的階段，下半期又經歷了一個歷史―比較方法的階段。盡管在20世紀初已經出現涉及觀察和測量的歸納科學的發展，但政治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必須對政治和政治行為進行更具理論性和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學運動」為二戰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開辟了道路。這一時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學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後，成為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學術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為首的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爾、凱伊、特魯曼、西蒙、阿爾蒙德以及亨廷頓、伊斯頓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崛起，並在美國政治學研究中居於主導地位。何謂行為主義？按照羅伯特?達爾的說法，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有關，行為主義用觀察到的行為來解釋政治現象。德懷特?沃爾多稱：行為主義運動可以被解釋為重新進行努力和加強努力來對待政治學中的「科學」，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真實的或真正的科學。戴維?伊斯頓認為，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及模式來發展政治學。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書中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基本信念概括為如下幾條：（1）政治學最終可望成為一門科學，它可以進行預測和解釋， 其目標是建立系統的、經驗的理論；（2）社會科學研究應以理論定向， 理論與資料之間必須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須將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區別開來；（4）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從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際合作或跨學科研究對各學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學者對方法論應該更加自覺、熟練和精通；（6）政治分析應以個人、 團體的行為作為焦點，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為焦點。（註： david easton, a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頓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作了題為「美國的政治學：過去和現在」的學術報告，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要點歸結為：第一，行為主義認為在人的行為中存在著可以發現的一致性；第二，這些一致性可以被經驗主義的實驗所證實；第三，行為主義對獲得和進行分析的方法有更嚴格的要求；第四，行為主義運動使自己在理論上比過去更多地注意精細化；第五，行為主義者一般認為，研究者和社會的價值標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過程之外；第六，行為主義意味著把新發現的重點放在基礎或純粹理論上，而不是放在應用研究上。（註：單天倫主編：《當代美國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戰後科技革命的展開以及政治學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二戰後，科學技術革命推動了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某些學科（經濟學、心理學等）更嚴格的資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檢驗的經驗理論的成就，對政治學研究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而傳統政治學的歷史描述和印象主義的分析、常識性的研究似乎走到盡頭。不斷發展的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及其出現的大量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已難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研究及解決；在對政治體制、機構及過程的認識中，大量的現象和問題懸而未決，難以用不精確、不可靠的理論來加以解釋。因此，人們迫切希望將政治學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識變成科學。其次，行為主義的興起與當時美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有關。二戰後，出現美蘇冷戰的局面，並爆發了朝鮮戰爭，當時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掀起了後來稱為麥卡錫主義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義時期，旨在迫害自由和進步的思想，這促使政治學及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學者更傾向於做價值中立、客觀的科學或學術研究；戰後西方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繁榮」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義，導致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流行。這形成了有利於行為主義政治學發展的文化氛圍。

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50年代、60年代美國政治學發展的主導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處，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為主義使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術的探索成為自覺，並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術。在行為主義興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張「現實主義」研究方式的政治學者那裡，並沒有多少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研究資料或進行分析，方法――即需要專門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領域被看作是不成問題的，結果，沒有嚴格的專門的方法可以用來檢驗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所得出結論的可靠性程度。行為主義主張將經驗科學的方法用於政治問題的研究，特別重視經驗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學化；他們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觀察、訪問、實驗、模擬、模型、統計分析、系統分析等成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為主義將政治學研究的重心由法規、制度的靜態研究轉向政治制度的運作或政治過程、政治行為的動態研究，並力求建立起可檢驗的經驗理論。行為主義者相信通過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經驗研究可以使政治學成為一門能夠作出解釋和預言的科學。基於這種認識，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紛紛建構各種理論體系，如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論、多伊奇的政治溝通論、西蒙的行政決策論、亨廷頓的政治發展論。且不論這些理論本身有何缺陷，它們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中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再次，行為主義者強調社會科學各學科本質上的一致性，重視跨學科的研究，順應了當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科學發展的交叉、綜合和整體化的發展趨勢。行為主義政治學自覺地吸取了當代科學技術的成果，特別是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統計學、系統分析等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擴展了政治學的研究視野，豐富了政治學的理論內容。行為主義者深知人與社會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試圖在研究人類的政治行為的基礎上來獲得關於人類行為的一般規律（規律性）的認識。這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政治學研究的狹窄的眼界。

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具有其內在的理論及方法論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過分推崇經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的分離（政治研究的價值中立性）；注重學術研究而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偏重於微觀、中層理論的建構而忽視宏觀理論研究的傾向；等等。這使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強烈批評。首先來自傳統政治理論家（包括規范理論家和批判理論家）的批評。這些傳統主義者堅持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的研究傳統，反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他們認為，就科學一詞的嚴格意義而言，政治學不可能像行為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成為一門科學，因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涉及人類行為；與自然現象及過程不同，人類行為十分復雜，沒有規律性，缺乏穩定性，牽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變數；人類行為以及政治行為是獨一無二且不能重復的，不能做實驗，科學方法不能處理無窮的偶然性，因而尋找行為的規律性是徒勞無功的。傳統主義者進而認為，量化和嚴格的分析更不適用於政治學，因為它既缺乏精確的概念，也沒有合適的計量方法。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及政治學不能把價值、情感和意識形態一類的東西與經驗事實分開，社會科學家以行動定向，他們應扮演人道主義者、批評家和改革者的角色，並應致力於宏觀社會政治理論的探索。其次是來自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挑戰，特別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著名論著中對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沉重打擊。庫恩提出一種歷史主義的新科學發展觀，認為科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科學的發展並不是一種漸進的、量的積累過程，而是表現為一種漸進中斷或科學革命即新的「範式」取代舊的「範式」的過程，科學的歷史表現為從一種決定研究的範式向另一種範式的隨機性轉變；他強調科學的發現、理論的建立、檢驗、發展及接受為歷史、社會、文化因素所制約，擺脫價值、意識形態、個人偏好的所謂純客觀的研究是不存在的。這就動搖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哲學及方法論基礎――實證主義方法及其價值中立性的基礎。最後是來自行為主義政治學內部尤其是達爾、尤勞、伊斯頓等人的批評。例如，達爾在《政治學中的行為方法》（1961）一文中尖銳地批評行為主義的事實與價值分離的觀點，指出行為主義難以運用歷史知識，難以用想像力去做預測。

60年代的美國社會狀況則提供了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隨之興起的後行為主義「新革命」的有利條件。當時的種族沖突及民權運動、城市騷亂、反文化運動、環境的惡化、政治領袖的相繼遇刺、貧困和社會不平等、越南戰爭等等，引起了政治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對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的反省，對價值中立、純客觀研究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及後行為主義的出現正是以這種社會背景作為基礎的。正如伊斯頓所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後行為主義代表了現代世界對迅速失去控制的工業化、種族和性別的歧視、世界性的貧困和核戰爭危險的覺醒。

伊斯頓是這場所謂的後行為主義「新革命」的發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就職演說《新的革命》中說：「美國政治學正在發生一場新的革命。……它的口號是關聯與行動，它的批評對象是學科、專業和大學」。（註：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說， 前一場革命――行為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被政治時代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危機所拋棄了；行為主義注重方法而忽視內容、注重事實而忽視價值等缺陷引發了政治學研究的危機。他呼籲政治學者關注當前重大而迫切社會問題的研究，關注人類價值，謀求社會福利，用知識促進社會改革，以科學方法為手段建設理想社會。這篇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稱為後行為主義「新革命」的一份遲到的宣言。

後行為主義的核心信條是「關聯與行動」（relevance & action）。根據伊斯頓在《政治系統》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後行為主義的基本主張是：（1）實質重於技術， 即與當代迫切社會問題發生關聯並加以研究，重於成熟的分析技術本身；（2 ）行為主義蘊涵著經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局限於事實的描述與分析，妨礙它自身從最廣泛的脈絡上去了解這些事實；（3）行為研究與現實脫節，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後行為主義關注在危機時刻滿足人類的真正需要；（4 ）研究並加以建設性的發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5 ）政治學者作為全體知識分子的組成部分，必須履行保護人文價值的義務或責任；（6）擁有知識等於負有行動的責任，而行動也就是去改造社會；（7）知識分子不能對各種政治斗爭置之不理，政治學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註：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後行為主義的「新革命」實際上是美國政治學中的一場改革運動，它的興起標志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因為它拋棄了行為主義的基本信條，由強

④ 庫恩的範式概念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中國原創文學網(http://www.55ss.net)

範式概念是庫恩範式理論的核心，而範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庫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範式就是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我採用這個術語是想說明，在科學實際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範例——包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儀器設備統統在內的範例——為某種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了模型。」在庫恩看來，範式是一種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准則和方法的總和，這些東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學家的共同信念。範式的特點是：（1）範式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2）範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一個整體，它的存在給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3）範式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在庫恩的範式論里，範式歸根到底是一種理論體系，範式的突破導致科學革命，從而使科學獲得一個全新的面貌。庫恩對範式的強調對促進心理學中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範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範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徵,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對庫恩的範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 （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範式, 並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範式或元範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範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範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 它是人工範式或構造範式。
雖然範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範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於範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並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於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像」、「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範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像」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通常討論和運用的是範式的後面兩種含義。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拉卡托斯提出了比科恩的範式論更為完善的科學哲學理論——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拉卡托斯看來，科學研究綱領是一組具有嚴密的內在結構的科學理論系統。科學理論系統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它構成一個連續性的綱領。科學研究綱領由兩部分組成：中心是「硬核」，周圍是「保護帶」。所謂硬核，就是這個科學研究綱領的核心部分或本質特徵，它決定著研究綱領發展的方向。科學研究綱領之間的不同，就在於硬核的不同。硬核是堅韌的、不容反駁的和不許改變的。如在科學史上，地心說就是托勒密天文學理論系統的硬核，牛頓動力學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是牛頓力學理論系統的硬核。硬核的周圍是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性假設組成，為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彈性地帶。當反常出現時，科學家就把否定的矛頭指向這些輔助性假設。通過修改、更換輔助性假設來保護研究綱領的硬核，使研究綱領免遭反駁或證偽。例如，托勒密時期的天文學家就是通過修改本輪和均輪等輔助性假設，以保護地心說。同時，拉卡托斯指出，研究綱領還有兩種方法論上的規定：反面啟示法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規定，它本質上是一種禁令，禁止科學家把反駁的矛頭指向硬核，而要科學家竭盡全力把它們從硬核轉向保護帶並以修改、調整保護帶的辦法，保護硬核，免使它遭到經驗的反駁。正面啟示法是一種積極的鼓勵性規則，它提供並鼓勵科學家通過增加、精簡、修改或完善輔助性假設，以發展整個研究綱領。如果說研究綱領的硬核是基礎理論，那麼保護帶的輔助性假設則是它的具體理論。科學研究綱領的輔助性假設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或理論鏈條，每個後繼的具體理論都更充分地表達硬核，更好地保護硬核。反過來，研究綱領又可以促進更復雜、更完善的具體理論的發展。
��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理論是對科恩範式論的改造和發展。範式雖然反映了科學的整體性，並提出了科學理論系統的內在結構的思想。但是對這種結構的具體內容，並沒有作任何具體的探索。科恩從來沒有說清楚範式與具體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理論則探討了科學理論的具體內容，特別是說明科學理論系統中的基礎理論或大理論與具體理論或小理論之間的關系。同時，科學研究綱領理論糾正了科恩的範式理論的心理主義的錯誤，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綱領不是純粹的心理的信念，而是認識論領域中理性的產物。
��拉卡托斯在上述科學研究綱領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不同於科恩的新的科學發展動態模式。他認為，科學研究綱領表現為進化和退化兩種形式。權衡一個理論的進化和退化的客觀標准在於它的經驗內容。一個科學研究綱領如果經過調整輔助性假設後，它的經驗內容增加了，或者說它能對經驗事實作出更多的預言和解釋了，那麼它就是一個進步或進化的研究綱領，否則就是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科學研究綱領的進步可以分為理論上的進步與經驗上或事實上的進步兩個方面。所謂理論上的進步，就是經過保護帶的調整，它在理論上比調整前作出更多的預言；而所謂經驗上的進步，就是這種理論的預言，經受了觀察和實驗的檢驗。只有一個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經驗上進步的科學研究綱領，才是一個成功的研究綱領。拉卡托斯不同意科恩關於常規科學時期（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的進化時期）只有一個範式壟斷整個科學領域而不會有其他競爭者的觀點。他認為，科恩的這種觀點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科學史表明：一個研究綱領就是在進化時期也總常常有一個或多個其他研究綱領與它競爭。如地質學領域中有火成說與水成說的長期之爭，光學領域中有微粒子說與波動說的長期之爭，心理學領域中有行為說與認知說的長期爭論。科學史永遠是一個研究綱領的相互競爭史，競爭開始得越早，它們進步得越快。科恩認為不同的或競爭的範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或不可比較的，而拉卡托斯則認為競爭的研究綱領之間則是可以彼此貢獻一定成分的。
��拉卡托斯認為，一個研究綱領不可能永遠是進步的。它進化到一定時期，就必須要轉入退化階段，再到另一個時期又可以恢復到進步階段。因而，歷史上的任何成功的科學研究綱領都只能是暫時的成功，它們都有一個從進化到退化的發展或演變過程。否定或證偽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的決不是觀察和實驗中的反常，而是一個比它更進步的研究綱領。一個進步的研究綱領代替另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就是科恩的科學革命。整個科學的發展模式是：科學研究綱領的進化階段→科學研究綱領的退化階段→新的研究綱領證偽並取代退化的研究綱領→新的研究綱領的進化階段……。拉卡托斯的這個科學發展模式不同於科恩的科學發展模式。因為科恩把科學的發展歸結為非理性的信念的變換，從根本上否認了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及其發展的繼承性和進步性。而拉卡托斯則反對這種心理主義，承認科學發展的連續性和進步性。正如他自己寫道：「我所說的『科學革命』決不是科恩所理解的宗教式的『範式』的變換，而是理性的進步。」

⑤ 會議政治研究的研究策略是什麼

政治學研究方法按層次可劃分為：哲學層面的方法、範式層面的方法和技術層面的方法。哲學層面的方法起到整體性的指導作用。範式層面的方法可分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

1、哲學層面

每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是將具體問題抽象化、系統化的一個過程，這就離不開一定的哲學知識，特別是邏輯學的知識。雖然行為主義政治學一再強調價值「祛除」，但是實踐證明，政治學研究是無法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的。

政治學研究離不開學者的主觀意識，這就需要學者具有哲學思辯、邏輯推理的分析能力。古代以及近代的政治學者大部分自身也是哲學家。諸如《理想國》、《政治學》之類的古典政治學名著同時也是哲學名著。當代許多優秀的政治學者也同樣具有深厚哲學功底。

因此無論採取何種現代化的先進方法，政治學者都應具有一定的哲學基礎。無論哲學分析是否能產生終極價值，學者們對於哲學的推理和分析功能是予以承認的。

2、範式層面

「範式」一詞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政治科學中的範式是為了組織相關概念、理論和實踐模型而建構的。理論範式指的是理論邏輯模式，它是由理論的構成要素、要素的結構方式等方面組成的。

範式簡單地理解為研究問題、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一套概念、方法及原則的總稱，它是對某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總體綜合或抽象，反映學者整體的研究思路。在範式層面，我們可以將政治學研究方法分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兩種類型。

3、規范研究

傳統政治學是指行為主義和後行為主義興起之前的政治學。傳統政治學注重對國家機構、權力、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傳統政治學注重政治哲理和政治歷史分析，尚無事實分析要脫離價值分析的觀點，政治學者研究政治現象的目的就是要對現實提出批評或為其辯護。

傳統政治學多採用思辯式語言和演繹推理的方法。相對於行為主義政治學，傳統政治學往往是一種靜態研究。主要的研究範式有：歷史—比較研究法、階級分析法、機構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法律研究法等。

4、實證研究

現代政治學主要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以及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等。它不局限於對正式機構、法律、文獻、制度的研究，而是將政治人的行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等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它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價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得出結論。

它注重經驗方法，強調運用技術手段和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成果來解釋政治現象。相對於傳統政治學，它是一種動態研究。

主要的研究範式有：心理學分析法（它是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礎）、經濟學分析法（如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學分析法（如精英分析，政治團體分析，政治角色分析，政治文化分析）、系統分析法、結構—功能分析法等。

5、技術層面

技術層面的方法主要是指對資料的採集分類，對數據的整理加工，以及形成研究成果等工具性、程序化的方法。目的是使研究更加科學化、規范化。工具性方法在二戰後，隨著行為主義的興起日益受到重視。

這些方法適應了實證主義的研究，在計算機廣泛應用於政治學研究中，技術層面的方法因其自身的重大作用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根據陳振明先生主編的《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一書，技術層面的方法主要有：課題選擇與研究設計、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理論闡釋。

(5)庫恩提出政治學研究方法擴展閱讀

研究對象

政治學界對政治學研究對象的看法還不盡一致，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

一類主張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政治現象或政治關系。認為政治學是研究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的科學，是研究關於社會政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或者是研究社會各種政治勢力關系發展規律的科學。

另一類主張，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或以國家為中心的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關系。

⑥ 政治學學什麼

政治學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狹義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廣義的政治學研究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

現代政治學注重研究政治主體和現實政治問題，如政治制度、國家法律、政治行為、政治決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 19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志，就在於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即創立了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結構。19世紀創造了個制度結構……盡管社會科學內部分化的基礎早在19世紀上半葉就已經明確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到1914年間，從社會科學學科結構中反映出來的思想多樣化,才以我們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學里得到承認。」

不僅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還有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都是19世紀產物。它打掉了人們心目中對這門學科專業化和分化的神聖性的看法。人類有理性地思考自然和社會幾千年，到了19世紀開始，實證的、追求普遍價值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形成了五個領域，即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也有三個始終未能成為社會科學主要組成部分的學科,就是地理學，心理學和法學。

到了20世紀，歷史學和人類學和地理學，最終將殘存於它們內部的早期普遍化傳統徹底邊緣化了，也就是歷史學、人類學和地理學放棄了追求普遍化的一種努力，或者是追求普遍化的努力在這些學科內部稍微地邊緣化了。因此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的三個核心學科，一個是社會學，一個是經濟學，一個政治學。這三個核心學科是以國家為中軸的三位一體，從而鞏固它作為核心社會科學，也就是以研究普遍規律為主旨的地位。

社會科學的三個核心學科,政治學是研究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為的內容和規律，經濟學是研究市場、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等,社會學是研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等方面的問題為主。

1880年10月，在美國成立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開始培養政治學博士，和進行具有學科意義的政治學研究，大多數學者都以此作為現代政治學學科獨立的標准。1886年美國創立了一個《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政治學季刊)。1903 年政治學學會創立。不久，非常重要的《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國政治學評論)創刊，至此現代意義的政治學大體形成。

⑦ 什麼是政治學上的負載理論

政治學上的負載理論應譯為理論滲透(theory-loaded)，它是一個哲學術語。
1、美國科學哲學家N.R，漢森在其《發觀的模式》(1958)一書中提出的范疇，後來為歷史主義學派普遍接受並加以發揮。邏輯實證主義把科學語言區分為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認為觀察語言不依賴於理論語言，理論語言則通過對應規則從觀察語言獲得意義。
2、「理論滲透」便是針對這種「中性觀察語言說」而提出的。漢森指出，人們的視覺經驗要取決於文化等復雜因素。由於原有的經驗、知識和理論背景不同，人們對於同一圖形可以產生不同的知覺，在同一事實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東西和意義。科學觀察中摻透著理論，沒有先行知識和語言符號就沒有能被認作對象的東西。因果說明中同樣滲透著理論。我們也不能把理論詞彙和感覺材料詞彙絕對區分開來。藉助這·范疇，漢森提出科學發現是一個逆推過程。這種觀點後來為歷史主義學派接受並加以發揮。
3、庫恩進一步提出，持不同範式的科學家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從一種範式到另一種範式的轉變是科學革命。費耶阿本德則強調理論對已確證的事實的檢驗和批判功能。他進一步取消理論、觀察和實驗結果的界線，認為一個理論可以和證據不一致，這不是由於理論不正確，而是因為證據受到污染;科學家只能靠引進並細心完成同已被接受的理論或事實不相容的新假說來揭露這種污染和發現新的事實。此外，批判理性主義者波普爾也提出了「理論先於觀察」的命題。

⑧ 下列選項中不屬於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的是( )

A、觀察 B、統計分析 C、模型 D、制度分析7、在20世紀最後25年，政治學的發展除了繼承行為主義革命和後行為主義革命的遺產外，還出現許多新的特點，其中特別重要的是（ ） A、力求建立可檢驗的經驗理論 B、狂熱追求科學主義 C、提倡研究緊迫的社會問題 D、國家理論的復興8、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在實證主義方法和價值中立性的基礎上理解科學概念。但歷史哲學家庫恩指出，科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其發展也時常表現為一種漸進的中斷或科學革命的過程，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是（ ） A、範式 B、硬核 C、保護帶 D、市民社會9、以下關於政治學學科科學性的說法中，正確的是（ ） A、由於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和對象的復雜性，所以它不是科學 B、政治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政治宣傳，必須犧牲科學性 C、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不具有客觀性 D、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具有客觀性、預見性，政治學是一門科學10、雖然近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概念源自於洛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對國家與社會之間做出嚴格區分的是（ ） A、黑格爾 B、孟德斯鳩 C、馬克思 D、康德11、洛克發展出了一種社會理論來討論有限政府和人民主權。下列對洛克市民社會理論認識正確的說法是（ ） A、社會先於或外在於國家 B、國家在邏輯上高於市民社會 C、市民社會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D、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三分法12、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憲法是社會權利的來源，社會從國家那裡獲得規定性。持這一觀點的思想家是（ ） A、黑格爾 B、孟德斯鳩 C、馬克思 D、洛克13、學者約翰·格雷將市場經濟看作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具有兩大本質特徵，即（ ） A、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 B、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 C、非政治的政治和反叛的政治 D、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14、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用以指稱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這一概念是（ ） A、政治文化 B、道德規范 C、社會資本 D、市場經濟15、將社會資本看作市民社會黏合劑的美國學者是（ ） A、哈馬貝斯 B、阿拉托 C、彼得·埃文斯 D、羅伯特·普特南16、下列有關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說法中，明顯不正確的是（ ） A、俄羅斯的經驗表明，國家力量的衰減並不必然導致或幫助市民社會的健康發展 B、「全面專政的國家」即國家無所不包地控制一切社會領域 C、構建中國市民社會，可以在「反對國家」的路子中達成 D、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都無法獨立主導社會的變遷17、《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網路全書》這樣定義政府：就其作為秩序化統治的一種條件而言，政府是（ ） A、國家的權威表現形式 B、主權的擁有者 C、社會生活的治理者 D、統治階級的工具18、20世紀70年代，福利國家階段開始向新自由主義階段轉變。引起人們對福利國家進行廣泛批判的導火線事件是 ( ) A、政府失靈 B、水門事件 C、石油危機 D、財政赤字19、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理論流派基於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有著相似性的假設，用經濟學方法論證了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靈問題，該學派是( ) A、新自由主義 B、貨幣主義 C、新古典宏觀經濟學 D、公共選擇理論20、當代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是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改變了政府的生存環境，最明顯的是，使 ( ) A、政府活動自由度增加 B、不同國家政府之間的合作加強 C、政府活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D、政府不再干預經濟領域

⑨ 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發展簡況

政治學研究方法從古至今不斷發展、演化，基本存在兩種取向：一種是思辨的方法，從對基本價值的思辨性分析中演繹出政治學說，並以此解釋政治現象；另一種是經驗的方法，從大量實際材料的經驗分析中歸納出政治學說，並以此解釋政治現象。中國古代的政治研究也兼有這兩種方法。如論證「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對政治的作用具有思辨的特性，而對具體的仁、禮、法、道、勢、義與利、君與臣、君與民等領域的研究，對世事、布政、倫理、綱常的研究卻更多帶有經驗的特性。總體上說，中國古代的政治研究更注重實用理性。中國古代的政治研究沒有發展成獨立的學科，傳統的方法兩千年來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西方的政治學研究方法在歷史演變中變化頗多，思辨和經驗兩種取向貫穿著整個發展過程。 在古希臘、 柏拉圖的《理想國》從「善」的理念演繹出理想的城邦制度，體現著思辨的方法；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則是在對 100多個城邦政制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理想的城邦制度，體現了經驗的方法。隨著西方政治學的發展，這兩種取向各自萌生了眾多不同層次的研究方法。尤其是進入現代後,社會各種矛盾和社會條件的變化,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的迅速發展，為豐富政治學研究手段創造了條件。20世紀，政治學研究方法發生了兩次重要的變革。第一次變革發生在20、30年代。當時的政治學者深感政治學研究未能、也無力解釋日新月異的實際政治，於是對傳統的歷史研究法提出批評。他們認為歷史研究法雖然是反思辨的，但它過於注重分析原始的歷史文獻，注重法律文件和正式的政治體制的比較，因而有明顯的局限性，難以解釋復雜、生動的政治現象。在這一時期，現實主義的方法得到提倡，它主張走出圖書館和檔案室，到實際政治生活中去。同時，科學主義思潮也開始興盛，它採用更嚴格的方法和手段來促進政治學研究。當時政治學者的這些主張，促進了學科之間的滲透和新的研究方法的產生。第二次變革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產生，並迅速成為政治學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思潮。它強調純科學、規則性、驗證、技術、數量確定、價值中立、系統化和一體化，試圖使政治學成為一門不僅能解釋而且能預測政治現象的學科。這些主張導致當代政治學日益突出研究方法的地位，使當代政治學研究方法推陳出新，種類繁多，不斷尋求新的理論模式和方法。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變化反映了當代政治學發展的狀況，它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成為當代政治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